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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杨念群：边界的重设:从清末有关＂采生折割＂的反教话语看中国人空间观念的变化 （五）
四、官府对教会作为陌生空间扩展的应对策略: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间,以天津教案为发端,长江南北岸发生了一系列以育 婴谣言为缘由的打教事件,从官方有关教案的文件中观察,这段时间因为对教会育婴行为的 误解而导致的文书往来密度也明显增大。来往文书主要集中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民众由 于育婴问题对教堂及附属设施的误解而引起的打教风潮。其实,早在1866年3月(同治5年2 月),南京绅士就在一份公禀中,对传教士'授药剜目'等事提出了质疑,并力求把地方社会对 制造这类事情的异端分子的怀疑与传教士的所作所为区分开来,即不以传统社会对外来者 持有的内外之别的原则处理传教问题,公禀中说:'绅等因知我国家包涵无外,以彼入城建堂 行教,未必即有碍于民,无如草行庸愚,罔知大体。……又闻沿海地方,有阴行幻术,蛊惑乡 愚,甚至有授药剜目等事。即非彼国人所为,若匪徒异其会服,冒托其名,民间无从辨认。听 之则害民,攻之则恐误,怀疑相处,其何能安?'(74)这是少有的一份民间绅士为传教士辩护 的文件,而且向通过不同于传统的方式来对待异质空间对社区的渗入,只不过公禀中尚未提 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天津教案之前,大江南北反教揭帖虽到处流传,但多流于纸面话语,天津一案发生后,起 因于育婴堂拐卖儿童剜目制药等审断情节却几乎成了验证揭帖内容的典范证据,原本限于 纯文本形态的恐怖故事,变成了有官律审判作为事实依据的真实事件,这实际上更促动了各 地打教风潮的兴起。面对以育婴为核心而愈演愈烈的打教风波,官方为了消弥民间谣言的 滋长和传播,不得不慎重筹划应对策略。早在1899年,张之洞就针对广东发生的'陈亚发事 件',与法国领事于雅乐商订稽查育婴堂措施,具体办法是:'令教士将所设育婴堂每日收养 及病故婴孩各若干名,按月列单具报。每月由官署派员到堂内查看一次,如育养未得其法, 或乳媪照顾不力,随时商令更改。如有病故,立即填写报单,报由管理育婴堂委员亲往验明 ,加盖验戳,给还该婴堂存据,然后用棺木殓埋,不得仍用物包裹。'(75)
张之洞的建议虽得到了包括恭亲王奕 在内的上层贵族和官员的响应,(76)但显然无 法真正在教区内普遍推广,所以在张之洞之后又有官员以通商条约中并无育婴一项为由奏 请全面禁止教士育婴,理由是'欲靖良民之心,必先杜莠民之口'。(77)以平息日益喧腾难止 的谣言,并指出停止育婴有三便,不停有三不变。'何谓三不便?慕善举而被恶名,一不便也 ;集重资而贾实祸,二不便也;附者一而仇者千百,三不便也。一旦翻然停止,使百姓感知,则 为善之忱可白也,其便一。收养之资可省也,其便二。民教之仇忿可消也,其便三。去三不 便以就三便,彼亦何为而不罢乎?'(78)这位叫高燮的官员彻底废止教士育婴的奏请看上去 有些异想天开,根本没有可能在复杂的外交纠葛中得到真正的回应,或产生什么实际的效果 。因此又有官员想出另外的办法,要求在教堂附近设立本土机构遏制其育婴的规模和发展 有的官员笼统把这种机构称为'官局',称其作用是:'名为保护该夷,自办育婴,以夺其谋'。(79)御史恩溥更是直接指出:'非广劝育婴,亦无以杜教民之籍口'。建议遵照以往官府兴办育婴机构的传统:'拟请旨通饬各省疆臣,恪遵叠次谕旨,通行所属,筹捐集款,广设育婴处 所,收养幼孩。无论在城在乡,人烟凑集之区,一律扩充,通筹添设。'(80)
对抗教区空间的渗透,具体办法是采取包围、竞争和对抗的形式,这个考虑出发点已和清初育婴堂的建置设想有明显的不同。 清初设立育婴堂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减缓和杜绝溺毙女婴的陋俗,康熙四十五年(1706),左副 都御史周清源鉴于溺女严重,奏请各省建立育婴堂,以广皇仁,得到康熙的批准,命地方官留 心承办。(81)另外,雍正二年、嘉庆二十一年、道光十九年和同治五年都曾发布谕旨,督促 各督抚倡建育婴堂,谕旨发出的名目亦多因溺女之风过盛而起。(82)倡设育婴堂的谕旨确 实得到了一些地方绅士的响应,如嘉庆时金华知县刘陆遵就自己捐产创建育婴堂,以恤贫困 。(83)许多州县官员和地方绅士联合,以捐钱、捐田,或拨给部分公田、公费的形式,作为 建设育婴堂的固定资产。
清代育婴堂的建立,较早地出现在扬州、北京、通州、绍兴、杭州、苏州等经济文化 较繁盛之区,有学者称之为'育婴事业圈'。(84)育婴事业圈是以育婴堂(或保婴总局)为中 心,并与留婴堂、接婴所(或保婴堂)共同构成的呈扩散状的育婴体系。这种育婴事业圈在 有清一代大量出现于江南地区,据学者研究不下于26个,并分为育婴堂和保婴会两个系统。 (85)育婴堂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田产收租,或兼有银钱放债取利,但至同治年间,由于太平天 国战争的严重破坏导致财源不足,许多育婴堂费用不敷,均处于衰落的境地,至同治初年才 得以恢复,并得到很大的拓展,至少在江南市镇中形成了城乡一体化的网络。然而无论怎么 说,清初育婴堂的设立初衷是因反溺女风气而建,而恩溥奏折中所揭示的原因则是'为教案 缘育婴而起,请旨通饬各省督抚广设育婴堂,以清乱源,而全国体。'(86)显然育婴的首要目 的已不在于地方社区的建设,而在于有效遏制波及全国的打教风潮引起的社会动荡。后面 的文字就说得更加明确:'故为教士计,非停止育婴,不能释百姓之疑心。而为国家计,非广 劝育婴,亦无以杜教民之籍口。'(87)
值得注意的是,恩溥的这一思想被贯穿到了光绪的正式谕旨中下达到了基层,光绪十三 年九月十三日上谕中特别把筹办育婴堂的缘由与以往的动机作了区分,上谕中先说:'育婴 一事,从前叠奉旨通饬办理',后面又接着说:'现在教案繁兴,半由各国育婴起衅,若使地方 官筹办尽善,自可隐杜乱萌。'(88)育婴的初衷显然已不是缘自溺婴风习,而是为应对由教 区育婴谣言而起的社会不安。总体而言,光绪谕旨下达之后,我们尚很难找到地方官确实按 旨广泛响应兴办育婴堂的证据,目前只发现一条广西巡抚马丕瑶遵旨饬劝广西各属广设育 婴堂的史料,其中说到广西省城原设有育婴堂一所,而省城内较少溺女恶习,贫民一般都是 出于生计困难,养育无资的原因,抱送生女到堂,甚至还有抱送男婴入堂者,每年合计不下数 百口。马丕瑶在光绪十五年开始整顿慈善机构,设立栖流所、医药局,并规定凡有极贫之户 送女婴来堂,每月给其父母八百文钱,作为赡养之资,以十八个月为限,广为收养。又对柳州 、梧州、平乐、浔州、郁林、南宁各府州属的育婴堂进行修复,或筹捐集款,从新创建。虽 然马氏所言育婴堂恢复情况在光绪十五年已经开始,比光绪十七年上谕下达约早两年,所以 似不宜看作是对上谕的回应,但摺子中有段话说:'广西上思州、西村县、西隆州、贵县向 有教堂,地方各教士均未设有育婴堂,民教亦属相安,'又说:'臣尤当凛遵寄谕,再行通饬所 属,通行添设,切实兴办,以期仰副圣主惠及穷黎潜消隐患至意。'(89)则显然是针对教案频发采取的措施,我们当然不能据此判定一纸上谕会使育婴行为的导向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 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的教案与育婴之间的因果关系已经相当大地影响到了政府对社区 空间重构的决策应是没有疑问的。
五、余论: 反教话语·育婴空间·现代性问题:
上文我们探讨了中国传统社会中所发生的折损人体的异端行为,如何通过法律程序以 '采生折割'的术语加以定性的过程,本文的核心论题是探讨'采生折割'作为处于社区内正 常秩序管辖之内的人群对一种非理性的残损肢体行为的认知模式,如何移植到对近代传教 行为的判断之中,从而引发打教运动的过程。本文认为,晚清地方士绅充分利用了民间流传 的猎取人体器官的巫术故事作为建构反教神话的传统资源,同时又以标准的刑律术语'采生 折割'使这种想象结构具有了官方化的历史依据。事实证明,反教谣言的流传之所以达到使 上下层均群起呼应的效果,揭帖中以民间巫术传说作为向普通民众传播恐惧的媒介,而以' 采生折割'的规范性术语博得官方的同情和认可,其结果是,当反教风潮漫卷各地时,一方面 老百姓通过反教揭帖和谣言把传教士和外国人与残损肢体的巫术施行者勾连起来加以联想 ;另一方面,地方官吏又往往以'采生折割'律例的合法性为依托,故意为反教行为网开一面 ,所以,晚清反教话语的制作和传播,常常是基层士绅、民间百姓、地方官府的力量交叉作 用的结果。
与此同时,反教话语的传播拉动了打教活动的升级,还在于普通百姓对陌生空间嵌入传 统社区造成的持续性焦虑,教堂及其附属机构强行进入传统社区后所采取的种种举措,迥异 于原有空间秩序中的生活节奏,使早已习惯了日常生活规律的百姓对这种陌生空间极易发 生猜测和联想。更为关键的是,这种陌生空间往往是长期介入到地方社区控制的范围之内,而不象以往的游方僧或外来人具有很强的流动性。陌生与熟悉两种空间的长时间对峙和 隔离,比较容易引发民众对其功能的持续性想象,但官方和民间对类似空间安排的认识显然更加理性,一般民众关心的是陌生空间的切入对日常生活习惯方式的影响,他们的愿望是通 过打教重新使边界的设置恢复原貌,他们认为,一旦通过打教活动使陌生空间透明度增高, 就可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而官方对'采生折割'的态度基本上是程序化的法律行为,他们 对两种空间边界的处理主要更多考虑国家安全和广义的社会秩序问题,即在国家安全的大 成两种空间的妥协。所以一方面,官僚们虽然并不相信谣传,却有时对反教活动 采取了纵容放任的态度,企图通过民间力量制衡教区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想通过法律程序控制打教的规模,以免酿成广泛的造反运动。各种反教话语尽管源起于十九世纪中叶,但一 直余波未息地延续到了二十世纪初年,并与各种政治文化思潮相互激荡,其总的趋向是,反 教话语越来越脱离地方传统的脉络,而被纳入到一种国家话语的控制之内。比如后期反教 话语表面上仍继承了对陌生空间的描述,在五十年代的一份文史资料中就有这样的描述:' 西安市糖房街天主堂对面,有座黑色大门经常关闭着的房子,那就是天主堂孤儿院。实际主 持人是天主堂总堂的意大利籍葛露膏神父,在该院左隔壁已经居住几十年的卫老汉说:'院 里从来不准外人进去,不知里头干些啥。国民党狗日在的时候,凶狠的匪军,就不让进去,说 是`外国人办的,有独立权''(90)披阅这个阶段的反教话语,已不会出现类似'采生折割'或 剜目挖心这样的谣言,而大多是指控教堂神职人员充当外国间谍,从事文化侵略活动;或者 控诉育婴堂卫生条件恶劣导致婴儿大量死亡,前者显然已属于'控诉帝国主义侵略'这样的 标准现代民族国家政治话语,而后者亦显然是国家出于崇尚科学的角度鼓励西医发展所造 成的结果。(91)由于篇幅的原因,有关这方面的详细研究,将以另文发表。
总之,晚清反教话语的构成和产生更多地是地方传统与国家权力互动妥协的结果,而二 十世纪以后的反教话语则更多地使用了国家权力话语所界定的内涵,这说明国家对地方势 力的控制呈日益加强的趋势。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1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