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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赵娜：清末至民国时期北京市民自来水接受文化小史

作者简介：赵娜，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博士后。
原发信息：《民间文化论坛》(京)2016年第5期
内容提要：城市水利问题，长期以来是多学科学者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北京自来水事业自清创立至今已逾百年，其历史既是北京市政基础设施发展与城市近代化的社会变迁史，亦是北京市民对新型生活方式的文化接受史。从现代民俗学与社会学结合的视角，对清末至民国时期政府、企业与民众三者互动下的北京市民自来水接受历程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市民卫生观念的衍进、大众传媒的使用，以及民俗传统的利用，在这一进程中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从以往的研究看，城市水利问题长期以来是多学科学者共同关注的重要话题。如民俗学者研究城市水利传说、市民水神信仰等民俗事象，并尝试指出产生于农业社会的水利文化传统对城市水利社会史和城市未来幸福观的双重介入作用；而历史学者往往从国家和政府层面入手，探讨政治权力、科学知识和公共卫生观念等对城市供水、城市日常生活变迁的影响与塑造，从而产生了一批颇具见地的研究成果①。
北京自来水事业自清末创立至今已逾百年。作为文明城市生活的象征、近代化市政基础建设的重要构成，北京自来水事业起源与发展的历史，既是北京市政基础设施发展与城市近代化的社会变迁史，更是北京市民对全新用水方式的文化接受史。以往研究一般认为，由于社会政治的动荡、家庭经济的落后和水霸井商的把持等因素的多方掣肘，在清末至民国时期自来水产生的最初四十年里，它一直未能真正走进北京广大市民的日常生活，而仅服务于为数有限的富裕阶层和城市精英，故其并非研究北京市民用水方式变迁的理想时段。但是，本文认为，虽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市民无法在这一时期中完成从井水到自来水“使用”上的转变，却完成了从井水到自来水“观念”上的转变，逐步“认识”并“接受”了自来水。因此，本文尝试从现代民俗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视角切入，撷取北京自来水事业推进过程中一些精彩片断，对清末至民国时期，政府、企业与民众三者互动下的北京市民自来水接受历程进行研究，进而指出市民卫生观念的衍进、大众传媒的使用和民俗传统的利用，在这一进程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本文主要使用北京档案馆藏“北京自来水公司专题档案史料”展开研究②。该档案自1908年始，连续记载41年，展现了20世纪上半叶北京社会结构剧烈变迁大背景下所发生的用水系统改造历程，以及城市用水建设所面临的行政、经济、技术和民俗难题，当中既有自来水公司与国家政府部门之间的呈文与批复，又有自来水公司与北京市民之间的广告与书信，还有国家政府部门与北京市民之间的信函往来，集中反映了国家政府部门、自来水公司以及广大民众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协调过程。
一、立身之本：卫生观念的衍进
翻开北京自来水公司形形色色的历史档案资料，映入眼帘最多的字眼就是“卫生”。可以说，“卫生”是北京自来水事业创立的原因、发展的动力和最终的目标。然而，“卫生”一词虽然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出现在道家经典《庄子》之中，但是其所包含的意思和内容随着时间的流转一直在发生微妙的变化，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卫生”更是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现代性意味的词语，开始被人们重新关注和认知，而北京自来水事业的创立也正在此时，这就注定了它们之间先天的关联。在20世纪初的北京，现代卫生观念的衍进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北京自来水事业的创立正是国家卫生观念现代化的结果，而北京自来水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又推动和促进了卫生观念的现代化，将这种现代化的卫生观念以一种极其亲切和具体的方式渗透和推广到北京的广大民众当中。
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在我国，“卫生”一词最早出现在《庄子》的《庚桑楚》一篇中，它借老子之口阐述了“卫生之经”在于与自然之道的和谐共处。美国学者罗芙芸曾经尝试在其研究中展示20世纪之前“卫生”的含义，她指出：20世纪以前，卫生并不构成确定实体性的知识，相反，这个词的外延是松散的、明晰的，可以引起多种联想，而所有这些关联都指向个人为达到健康、保卫生命而使用的技巧，是一种自信的、中国式的“长生之道”，并未同清洁、气味或污垢相联系，与国家、民族、种族或公众也并不关联③。然而，进入20世纪，随着西方卫生科学着作的翻译和西方卫生观念的进入，“卫生”的含义发生了巨大的现代转变，一些新的含义开始与“卫生”发生关联，而北京自来水事业的创立和发展就反映和记载着这一变化的发生。
清光绪三十四年三月(1908年4月)，农工商部溥颋等大臣上奏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请旨创立京师自来水公司，在其《奏请筹办京师自来水调员董理以资提倡折》中，他们就开宗明义地提出“京师自来水一事，于卫生、消防关系最要”的观点，并马上引起了朝廷的注意④。十日之后，奏折即获批准，“官督商办”的京师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由此创立。5月至7月间，自来水公司先后发布招股简章和招股启示，多次指出公司建立的初衷是为“利便京师卫生、消防起见，地居首善，事关公益，须维久远”⑤。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组词语的集合，那就是“自来水”“卫生”“健康”“国家”和“公益”。在这里，“卫生”不再是“保卫个人生命”的“养生之道”，而与“公众和国家的健康”发生了联系，也就是说“卫生”的含义从私密的“个人”领域转向了开放的“公共”领域。因此，北京的自来水事业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有关国家与公众健康的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卫生”含义第二方面的转变来自于与“清洁”概念的结合。我们发现，在京师自来水公司创办初期的各类有关自来水的广告中，诸如“清洁”“干净”此类的词语是高频出现的，“清洁”和“洁净”作为自来水区别于井水的最大特点和优势被予以特别强调。在宣统元年(1910年)的《致〈白话报〉社等函》中，自来水公司就指出了清洁的自来水在时症流行的夏季的重要性，认为“现属夏令，正时症流行之际，若无此清洁之水，岂不于卫生之道大有关系”⑥。在此后的一则白话广告，自来水公司再次重申他们的观点“水这个东西，是人人不可离的，一个不干净，就要闹病，天气暑热，更是要紧”⑦。很显然，自来水公司希望民众在“不洁净的水”与“疾病”之间建立关联，认识使用“洁净”水源的重要性。接着，他们进而指出“自来水”就是“洁净”的水——街上龙头放出的自来水，真正是性质纯良，十分清洁，如将来能够人人信用这个自来水，可就人人同登寿域了⑧。通过这些话语，自来水公司希望民众继续建立另外一组联系，那就是“自来水”“清洁”“卫生”和“健康长寿”之间的联系。我们知道，“健康长寿”是为广大民众所熟悉的传统“卫生”的目的，自来水公司将现代的“清洁”概念与传统的“健康长寿”相连接，完成了全新的现代“卫生”概念的转换，使民众更快更好地接受“自来水”即是“洁净卫生”之水。当然，仅仅接受了“自来水”是“洁净卫生”之水还是远远不够的，要让大家接受自来水而放弃井水，还必须对这二者进行比较，让民众承认井水是不够“净洁”、不够“卫生”的。为此，宣统三年(1911)九月，内外城巡警总厅发表了《劝食自来水白话浅说》，摘录如下：
京城地方，向来是用井水，有甜水井又有苦水井。苦水不能吃是不必说了，就是甜水井的水，也有含着苦碱的滋味的。这是什么缘故呢?就是水的本质不好，又没有人制造他的缘故了。因为都市地方住户是多的，人家的秽水跟街上的脏东西都是渗到地里头去的，又加上旧来的井淘的不得法，或是井口坏了，不知道修理，到了大风大雨的时候，甚么脏水秽土一齐都流到井里去啦!你想这水能够干净吗?吃了这水能够不生病吗?所以上年自来水公司奏办自来水，本厅屡次出告示，告诉大家，让大家都吃自来水，这就是为大家起见了。谁知道现在吃自来水的，还是不多，想是不知道自来水的好处呦!这自来水，是挑选最好的水质，用机器把他滤净了，又从铁管子里流到别处，一点脏东西也渗不进去的。这管子又可以安到家里来，随便取用，而且还可以预先防火灾，有多大好处呢!现在自来水公司已将水价大减，要是相连二十家人家，还可以不要安管子的价钱，无非是大家都吃自来水，都讲卫生的意思。本厅又印了许多凭条，有愿意安专管子的，也可以就近购买自来水票，让他给送到自己家里来，千万不要再吃那不干净的井水，妨碍卫生。是为至要。⑨
在这篇通俗易懂的白话浅说里，我们发现了相互关联又恰恰相反的两组概念，它们是：自来水—洁净—讲卫生—身体健康，井水—肮脏—妨碍卫生—必然生病。通过这两组词语，政府希望向民众传达的意思不言自明。
然而，怎样的东西才是“卫生”的?如何才能向民众证明“卫生”的真实存在呢?西方卫生学着述《化学卫生论》的翻译让中国认识了化学在“保卫生命”中的重要作用，也让定量而易于展现物体内部构成成分的化学法成了测量一个物体是否“卫生”的最为科学的办法。从此，作为“卫生”之水的自来水又多了一种全新且更为有力的证明自我的方式。在宣统元年的一则介绍自来水概况的广告中，自来水公司指出：
水的性质，据东西洋各国有学问、有经验的人说，凡顶好的水，每一百万分中间所含的溶解物，不得过五百分；化合的硫酸，不得过一百分；化合的盐素，不得过四十分；有机物，不得过六十三分。又说水的硬度，至多不得过二十度，并且含有铁质的，是好的；含有阿摩尼亚以及磷、铅、铜、砒等质的，是不好的。现在本公司用化学法，化验街上龙头放出的自来水，真正是性质纯良，十分清洁。每一百万分中间，所含的溶解物，不过二百六十四分；化合的硫酸，不过七分半；化合的盐素，不过十三分半；有机物，不过三十二分半。至于阿摩尼亚以及磷、铅、铜、砒等各样的杂质，却是一点儿也没有的。而且硬度九度，又含有铁质十九分。于人的卫生上极为有益，大家吃着，没有不身体强健的。⑩
有了通过科学测量得到的有力证明，自来水最终确立了其在民众心中的形象。
以上，我们大致梳理了“卫生”一词逐步与“公众”“清洁”和“化学分成”发生关联的过程，了解了其含义的三方面转变。从这三个转变切入，思考北京自来水事业的创立过程，我们发现了这样的一个逻辑：“清洁的水源”加上“科学的技术”再加上“量化可观的化学测量”等于“卫生的自来水”，“卫生的自来水”加上“选择使用它的个人”等于“卫生健康的个人”，很多个“卫生健康的个人”相加等于“卫生健康的民众”，拥有“卫生健康的民众”的国家就是“现代化的国家”。从国家的角度出发，在20世纪初期北京城市的现代化进程中，要拥有具备强健身体的民众，就必须使他们具有现代化的卫生观念，而现代化卫生观念的培养和获得，就要从选择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开始，放弃井水转而使用自来水这一现代化的用水方式，正是北京市民生活方式转变中必然经历的重要一环，也是北京自来水事业创立的根本目的。而从民众的角度出发，在对自来水这一现代化用水方式的接受过程中，北京城市居民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习得了全新的卫生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有的卫生观念，逐渐建立起科学现代的卫生观念，而这种卫生观念的衍进又在某种程度上促进和助推了北京自来水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营销之道：大众传媒的使用
在文章的上一个部分中，我们主要探讨了卫生观念的衍进在北京城市居民接受自来水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这时，明眼人应该已经发现，在上文我们所涉及和引用的材料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当时的报刊广告，这就说明在北京自来水事业创立的初期，他们就已经开始有意识的使用当时的大众传媒作为宣传的手段了。因此，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将引述报刊资料，分析自来水公司的营销之道，看一看大众传媒的使用在北京城市居民接受自来水的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我们知道，仅仅让民众认识到自来水是“卫生”的，并不能代表民众就此接受了“自来水”。对于早已习惯饮用井水的广大北京市民而言，要改变习惯是极其困难的，可以说，他们缺乏机会也从未想象其生活能够与自来水发生遭遇、产生交集。因此，对于刚刚起步的京师自来水公司而言，如果想要在北京市民中销售和推广自来水，他们所要做的一是创造和提供机会使尽可能多的北京市民能够亲身接触、切实体验自来水，二是要打消北京市民心理上对于自来水的疑惑和顾虑，并在他们心中建构起对自来水的合理想象和渴望。要做到这两点，必然要诉诸宣传，而利用当时较为新颖又比较普及的大众传媒——报纸，刊登通俗易懂的广告浅说，无疑是最好的办法。其结果是，通过这种现代的宣传手段，京师自来水公司完成了创办初期的两次成功营销。
宣统元年(1909)十二月，北京城中的三家大型报纸《爱国报》《北京日报》和《帝国日报》连续十天刊发了自来水公司择日送水的醒目广告(11)。在这则广告中，自来水公司宣称，在1910年春正式开始营业之前，内外城所有主要街区的售水龙头将在一个月之内分地区依次免费送水，在规定的送水期限内，无论你是否持有水票，都可以取用自来水。可谓是范围极广、见者有份，而且自来水公司还承诺将派人亲临现场，解答顾客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根据当时的一则新闻报道，广告一经刊登便引起了北京市民的广泛注意，在免费送水期间，每个公用水龙头处每天都有数百人前往参观，效果非常好(12)。通过刊登广告引起北京市民对免费送水事件的关注和参与，再通过免费送水的活动使广大市民亲身体验自来水、形成感性的认识，自然而然对其产生兴趣和进一步了解的渴望，从而真正从心理上接受自来水，这就是自来水公司的营销策略和逻辑。
京师自来水公司的另一个营销策略仍然和大众传媒有关。我们发现，在保存至今的自来水档案资料中，有很多自来水公司与社会改革人士的信函往来。在这些信函中，自来水公司表达了希望他们能够为公司进行大力宣传的意愿。在与报刊主编、地方自治团体领袖和在北京日益增多的公共宣讲所发表演说人士的私人信件中，京师自来水公司总经理周学熙将自来水与中国人民所渴望的其他近代文明方式联系在一起，并指出“贵报指导舆论，贵所提倡自治，贵所开道社会素具热心，倘蒙发为论说，鼓吹文明，是人人知此水之利益，各龙头一律繁盛，但有所增，并无所减，则人民享普及之幸福，非特敝公司之幸也”(13)，希望他们不负其作为公共舆论左右者和公共福利支持者的名誉，鼓励他们利用现有的社会声望和与大众传媒的特殊关系为推广自来水的使用而努力。
然而，向进步人士的呼吁并不能代替向普通城市居民的直接宣传。随着送水期过后每日取水人数的增加，当自来水公司以为“自来水实在为大家信用”之时，来自其主要竞争对手井商行会的恶意谣言席卷了整个北京。他们指出，北京自来水的创立是外国人布下的圈套，自来水龙头中刚流出的水呈现白色表明其中含有肥皂，是自来水管没洗干净的结果或是洋人用过的脏水。诸如此类的谣言损坏了自来水公司的信誉，减少了自来水的销售量，更打破了更多的北京城市居民对自来水合理的想象和了解的渴望，使刚刚起步的自来水事业再次陷入尴尬的僵局。面对少数的造谣中伤者以及更多的持怀疑态度的北京市民，自来水公司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和对策予以回应，它极力避开晦涩难懂的专业词汇，利用一系列深入浅出、绘声绘色的广告，对民众晓以大义，澄清事实。请看其中的一则：
诸位街坊台鉴：
我们公司办这个自来水，是奉皇上旨意办的，全集的是中国股，全用的是中国人，不是净为图利啊。只因水这个东西，是人人不可离的，一个不干净，就要闹病，天气暑热，更是要紧。所以开市以后，凡是明白人，没有不喜欢这个水的。又有一种不明白的人，楞造谣言，说是洋水啦、洋胰子水啦，我们傻同胞，也就有信的，龙头安到门口，也是不要。唉，京城地面，还是这样不开通，那也没有法子。只好令各分局查查情形，卖水多的地方，便多安几个龙头；卖水太少的地方，暂且便将他挪开。诸位街坊莫骂我们不懂事，说都是一样的同胞，为吓[啥]给人家街上好水喝，不给我们喝哩?那实在我们赔钱太多，没有法子，将来俟卖的水多了，顾住龙头水夫的工钱，我们就仍旧安放啦。此白。(14)
虽然这段白话广告仅有三百余字，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其中发现丰富的信息。它首先开门见山地指出“我们公司办这个自来水，是奉皇上旨意办的，全集的是中国股，全用的是中国人，不是净为图利啊”，剑锋直指谣言，对其中的“洋人圈套说”做出了有力的回击。虽然学者们所认同的大众民族主义高涨时期在这则广告之后的很久才出现，但是我们仍旧能从这则广告中看到自来水公司为唤起民众的民族认同和爱国激情所作出的努力。接下来，广告便诉诸身体，指出“水这个东西，是人人不可离的，一个不干净，就要闹病，天气暑热，更是要紧”，用感同身受的话语叙事模式建立起自来水与民众之间的紧密关系，通过联系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而引起特别关注。最后，利用中国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惯有心态，以一种时刻为民众着想的姿态和口吻以及小小的激将法，摆出各地区使用自来水存在差异的事实，以激起民众对使用自来水的渴望。这一广告，既有宣传、又有解释，且通俗易懂、如唠家常，令人在不经意间便接受了公司的辟谣。这种清风吹拂式的宣传，在科学尚不发达、民众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清末，毫无疑问是十分必要、也是十分奏效的。
为了进一步排除广大市民对刚放出来的自来水呈白色的疑虑，京师自来水公司再次发表告白予以解释：
但有一宗须向大家声明的，就是这龙头乍放出来的水，带一点白色儿。这个白色，并不算什么毛病，拿着显微镜细细的瞧，全是极小的白水泡儿。因为这个水，起孙河汲上东直门的水楼子，借着楼子上的压力，然后再送到各街市龙头。水楼子高，压力大，又遇着这个冷天，那水管子里面有些冷气，被水的压力摧的紧，一时散不尽，就跟着水一块儿出来了。所以水里头有些白泡儿，不过一分多钟的时候，那水泡就化得干干净净，这个水就全变清了。有不知道的，以为是管子洗不净，又说跟洋胰子水一样，殊不知道这个道理，一说就明白了，大家就不致误会啦。(15)
通过这样细心善意的解释，再加上自来水公司利用化学法提供的科学数据作为支持，关于自来水的科学知识有史以来第一次以浅显易懂的形式呈现在北京市民的面前并迅速普及开来，针对恶意谣言的“自来水保卫战”大获全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此后的数年时间里，有关自来水之危险的谣言逐渐烟消云散，各种各样的促销广告有助于破除北京城市居民对自来水的神秘感并建立科学的认识，安装自来水专管的家庭明显增多，街市公用龙头的售水量也有所增加，北京市民不再对自来水感到陌生与担忧，而将其视为生活中的日常用品。可以说，自来水至少在心理上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北京城市居民所接受了。
三、倡导之法：民俗传统的利用
然而，在市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的清朝末期，诸如报刊之类的大众传媒手段真的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吗?如果不能识字、不会看报，广大下层的北京市民又能够通过怎样的途径接触到有关自来水的知识并接受自来水呢?研究北京城市居民自来水接受的过程，如果不涉及和回答这一问题，无疑是片面而缺乏说服力的。
通过阅读和分析档案史料，我们发现，当时北京的政府机构和自来水公司已经发现了利用民众熟悉且相对稳定的民俗传统推进和促成用水方式变迁的奥秘和方法，并予以大胆的实践。具体来说，就是在适当的民俗时间和民俗空间中，利用民众喜闻乐见的民俗活动形式和载体，不遗余力地宣传普及有关自来水的科学知识，提倡鼓励自来水的使用。我们看到，在宣统三年(1911)内外城巡警总厅提出的“提倡自来水试行办法”中，有超过一半以上的内容与利用民俗有关。(16)
对于清末的北京市民来说，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空间主要有两个，一是以坊巷胡同为代表的日常生活空间，而另一个则是以道观寺庙为代表的民俗信仰空间。正如李孝聪先生曾经指出的“在专制王权的控制下，中国的城市没有市民广场，庙宇提供了适合于不同民族、不同身份的城市市民在专制压抑下接触、聚会、生存的共享空间。庙宇介入京城民间岁时风俗，沟通了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17)而庙会则因其集宗教、商贸与游艺于一身，更是成为北京市井文化集中展示的重要形式和北京市民最喜爱的民俗活动之一。“提倡自来水试行办法”指出，自来水的宣传应首先抓住这两个重要空间。一方面，自来水公司应“按照卫生行政章程，呈请巡警区，劝导公共处所安设水管，调查内外城居民用水数目，并请自治区极力劝导居民按巷安设水管，以重卫生”(18)，并且“请内外城各学区宣讲所赞襄，于每日宣讲时，加讲自来水利益一堂，讲毕略分送水票于听讲人员”(19)；另一方面，自来水公司更应“在庙会之日，特聘宣讲员，专讲自来水所以然处”，正所谓“欲使一般人民皆晓自来水之利益，非口舌之力不为功”(20)。
岁时节日是民俗文化中最具模式性同时也最有活力的民俗事象，历来被北京市民所重视和喜爱。而北京的城市化、商业化、手工业化特点和大量消费市民的存在，则催生了北京商贸民俗与游艺民俗的快速发展，产生了许多着名的街市和店铺，各项游艺活动也有声有色、十分活跃。根据北京民俗的这些特点，内外城巡警总厅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自来水公司“应在八月节内，开游览会三日，将水场内一切规则及各处详图宣示场内，并请宣讲员讲演自来水之关系，引导游览人员各处参观，指示一切”(21)；第二，自来水公司“欲谋事业之发达，不能不切实开导商民，极宜先以茶馆、酒肆及公共卫生处所办起，拟定章程先使此等处所得利，然后再谋及他处”(22)。我们知道，八月中秋节是北京市民最为重视的传统节日之一，而节日游艺又是北京市民较为喜爱的活动形式之一，在这一特殊的民俗时间举办市民喜爱的游览会必定是能够吸引广大市民参加的明智之举。与诉诸文字的报刊广告相比，邀请民众到水厂游览、参观和聆听宣讲，亲身体验、切实感受自来水的宣传方式，对广大北京市民来说显然更具吸引力，也更符合他们认识事物的方式和逻辑。而以有一定经济基础且较易接受新鲜事物的商民为突破口打开市场，则体现了政府机构对北京商贸民俗特点的准确把握。
另外，出于对北京城市居民普遍文化水平和认知习惯的考虑，除了把握时机进行大力宣讲之外，利用市民熟悉和喜爱的认知形式和载体，生动、直观地普及自来水知识也是十分必要的。对此，巡警总厅认为利用图画是最佳选择，因为中国历来有宣讲宝卷等看图说理的民俗传统，因此他们建议“水场内应将水源及净水场内各水池绘图注解明白，再印临时浅说画报数千张，内中分绘饮用不洁水之结果、井水之恶良不一及自来水之洁净甘美，务使妇孺皆晓饮水卫生之关系”(23)。
总的来说，内外城巡警总厅提出的“提倡自来水试行办法”，是一次利用民俗传统宣传自来水知识的成功尝试，更是一次对民众认知习惯和接受过程的准确把握，它认识到民众的文化是“当面性和当场性”很强的“说话的文化”，它诉诸“话语和行为”而不是“文字”，强调直观和生动，要想真正在北京市民中普及自来水，就必须有效利用他们自身的文化。
注释：
①民俗学的相关研究，如钟敬文：《中国的水灾传说》，收入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41-471页；钟敬文：《中国的地方传说》，收入钟敬文：《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72-499页；黄芝岗：《中国的水神》，据生活书店1934年本影印，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王孝廉：《水与水神》，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年；董晓萍等：《北京民间水治》，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历史学的相关研究，如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王业龙、周卫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杜丽红：《知识、权力与日常生活：近代北京饮水卫生制度与观念嬗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49卷第4期，第58-67页。
②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自来水公司、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文献编纂学教研室编：《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1908-1949)》，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丁进军编选：《清末北京扩充自来水专管史料》，《历史档案》1992年第2期，第67、78页。
③[美]罗芙芸：《卫生的现代性：中国通商口岸卫生与疾病的含义》，向磊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④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自来水公司、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文献编纂学教研室编：《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1908-1949)》，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第1页。
⑤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自来水公司、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文献编纂学教研室编：《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1908-1949)》，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第3页、第15页。
⑥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自来水公司、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文献编纂学教研室编：《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1908-1949)》，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第60页。
⑦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自来水公司、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文献编纂学教研室编：《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1908-1949)》，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第60页。
⑧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自来水公司、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文献编纂学教研室编：《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1908-1949)》，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第61页。
⑨丁进军编选：《清末北京扩充自来水专管史料》，《历史档案》，1992年第2期，第66页。
⑩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自来水公司、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文献编纂学教研室编：《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1908-1949)》，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第61页。
(11)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自来水公司、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文献编纂学教研室编：《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1908-1949)》，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第59-60页。
(12)《北京日报》1910年12月31日，转引自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王业龙、周卫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01页。
(13)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自来水公司、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文献编纂学教研室编：《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1908-1949)》，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第60页。
(14)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自来水公司、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文献编纂学教研室编：《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1908-1949)》，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第60页。
(15)北京市档案馆、北京市自来水公司、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文献编纂学教研室编：《北京自来水公司档案史料(1908-1949)》，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86年，第61页。
(16)详见丁进军编选：《清末北京扩充自来水专管史料》，《历史档案》1992年第2期，第67、78页。
(17)侯仁之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第207页。
(18)详见《附件四：提倡自来水试行办法》第五条“劝导”，丁进军编选：《清末北京扩充自来水专管史料》，《历史档案》1992年第2期，第67页。
(19)详见《附件四：提倡自来水试行办法》第三条“赞襄”，丁进军编选：《清末北京扩充自来水专管史料》，《历史档案》1992年第2期，第67页。
(20)详见《附件四：提倡自来水试行办法》第五条“劝导”，丁进军编选：《清末北京扩充自来水专管史料》，《历史档案》1992年第2期，第67页。
(21)详见《附件四：提倡自来水试行办法》第六条“游览”，丁进军编选：《清末北京扩充自来水专管史料》，《历史档案》1992年第2期，第67页。
(22)详见《附件四：提倡自来水试行办法》第十条“发达”，丁进军编选：《清末北京扩充自来水专管史料》，《历史档案》1992年第2期，第78页。
(23)《附件四：提倡自来水试行办法》第八条“图画”，丁进军编选：《清末北京扩充自来水专管史料》，《历史档案》，1992年第2期，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