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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惠荣：从晚清汉学区域之发展看汉宋调和

汉宋调和是晚清儒学内部重要的学术思潮，对其时学术格局的转化亦发生重要作用。这一思潮由微趋盛，从学术自身的发展过程来看，与汉学新兴区域在晚清的迅速扩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关系。汉学在晚清的发展不再以苏、皖、京师为限，浙江、广东等省成为新的学术重镇。这些汉学新兴发展区域由于特定的学术背景与学术渊源，学者们基本上都提倡汉宋调和，从而对晚清汉宋调和思潮的盛行起了极大推动作用。
晚清；汉学新兴区域；汉宋调和
在晚清学术史上，汉宋调和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汉学是清代学术的主流学派，因其在乾嘉时期发展到鼎盛，又称乾嘉考据学。乾嘉年间，考据学如日中天，程朱理学虽为官方哲学，高居庙堂，却为许多学者所排斥，难以与之争锋抗衡。由此汉宋两派对峙日剧。然而就在汉学发展最炽之时，汉宋调和也暗暗生起。咸丰以降，汉宋调和成为一般学者的共识，汉、宋两派由清中期的对峙攻讦转为彼此融合。在晚清，汉宋调和是一种普遍的学术主张，由于这一主张在当时的重要学者的思想中或多或少都有体现，影响较大，因此，将之称为一种学术思潮亦未尝不可。其对晚清学术格局的影响不容忽视。
关于晚清汉宋调和盛行之原因，学界一般认为，一是由于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两派学者在各自的治学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本派学术的弊端和不足，以及树立门户对学术发展带来的危害，所以提倡汉宋兼采。二是由于外在的社会环境。道光以降，内忧外患频仍。面对千年不遇的变局，无论是宋学还是汉学都难以担当起挽救危亡的重任，处于主流学术地位的汉学更难辞其咎，受到来自学派内外的诘难。这为汉宋由对峙走向调和提供了外部机缘。然而，汉宋调和作为一种学术思潮在晚清大盛，除了上述两种因素外，还有一种重要的但极少为人所注意的因素，即晚清汉学在地域上的极大发展，为汉宋调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学术基础。
一
晚清汉宋调和的兴盛得益于汉学在地域上的扩展。从清中期的汉宋相互诋斥，尤其是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和方东树的《汉学商兑》的相继撰成而引发的汉宋之争来看，这一观点似难成立。但恰恰就是这看似悖论的事实，却成为汉宋调和盛行的重要因素。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说：“古典考证学，总以乾、嘉两朝为全盛时期，以后便渐渐蜕变，而且大部分趋于衰退了。”① 此话用以概括19世纪后半期汉学发展的真实情形，并非无懈可击，实际上，晚清“汉学虽然走向衰落，但依然保持着一定的规模，且有局部性的回升”②。这种“局部性的回升”即是汉学在原来的学术中心以外的区域的重要发展，而这一重要发展极大地推进了本已存在的汉宋调和。可以这样说，汉宋调和的产生无待于汉学的进一步发展，但是汉学区域的极大扩充却是汉宋调和得以盛行的必要条件之一。
欲明此中原委，首先必须确定汉学在晚清的所谓“衰退”，并不完全切合实际。这可以从两方面予以证实。首先，汉学在晚清的衰落，与儒学之主导地位在近代学术体系中的逐渐丧失和汉学不再独占坛坫紧密相关，因此，这种衰落是相对而言，不是绝对的衰落。江淮一带向为汉学家之渊薮，咸同年间，由于战乱等原因，书籍文物荡然无存，陈澧有过这样的记述：“今海内大师，凋谢殆尽，澧前在江南，问陈石甫江南学人，答云无有。在浙江问曹葛民，答亦同。二公语或太过，然大略可知。”③ 可以说，此时的汉学中心几乎不再存在，这对汉学的发展不啻是一个灭顶之灾。但是，汉学发展到晚清，已改变了其在清中期的发展格局，由江淮向四周扩展，学术中心不再局限于苏、皖、京师，而是多个区域同时并存，如浙江、广东、湖南等，且这些新兴区域的发展大有后来者居上的势头。另外，即使是在受到战乱影响而导致汉学一度中衰的江苏、安徽，汉学也不是一蹶不振，仍有一定数量的学者从事经史考证，如陈奂、丁晏、吴大澂、倪文蔚、仪征刘氏祖孙等。
其次，在清朝最后几十年中，以经史考古为主的新型书院的出现，促进了汉学的发展。专事经史考古的新型书院发轫于诂经精舍的建立。阮元④ 先于嘉庆二年在杭州创建诂经精舍，后于嘉庆二十五年在广州设立学海堂，考课不以科举制艺为宗，提倡经史考证，兼及天文推步之学。此举非但于两省学风关系非浅，而且影响及于全国。谢国桢在《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中称：“后钱仪吉讲学大梁，复游粤东，集徒授学，崇尚汉宋；张之洞督学四川，创尊经书院；王先谦督学江苏，创南菁书院；黄彭年于直隶重整莲池书院，于吴中正谊书院内设学古堂。凡此诸事，其宗旨虽有不同，而与兴学施教则同导源于阮氏，清代考据之风所由养成此一时也。”⑤ 除了上述所举书院，还有一些同样性质的未被提到者，如湖南的校经堂、广州的菊坡精舍等。校经堂由阮元弟子吴荣光于道光年间在长沙创办，倡导汉学，专课经史，对于湖南学风由专主理学而兼及汉学有很大影响。光绪间张嘉亨任湖南学政，认为湖南所得士，“出湘水校经堂者为多”，且“章句之儒通经致用，其成效亦略可睹矣”⑥。诚然，谢国桢所言不为确论，清代考据学风之养成亦不在道咸之际，但由此可知，汉学在晚清的发展区域，已逐渐遍及全国。
乾嘉考据学发展到晚清，学术区域已扩展到江淮、京师以外的地区，包括浙江、广东、福建、湖南、贵州、四川等省。如果我们仔细考究一下上述汉学新延伸地区在有清一代的儒学发展脉络，就会发现汉学在这些省份的发生、发展过程有着相似的特征。其一，这些省份的汉学都不是在本土自发兴盛起来的，而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影响或某一位外来的具有汉学倾向的权威官员的提倡而发展起来的，如阮元之于浙江、广东，程恩泽之于贵州等。也就是说，汉学相对于这些地区本已存在的宋明理学来说，是一种处于非主流地位的学术。其二，这些省份在汉学兴起之前，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是宋明理学，考据学不为人注目。由于理学在这些地区根深蒂固、流传久远，新起的汉学家在转变学术涂辙前无一不受其深刻影响，这对他们的学术思想及主张的形成无疑会起重要作用。其三，这些省份在汉学兴起以后，并没有出现排斥宋学的现象，极少发生门户之争，这既与其学术传统为宋明理学有关，还与其汉学的兴起和乾嘉学派中的皖派有重要渊源有关。
晚清汉学在新拓展区域的上述学术特征，对汉宋调和的盛行起了很大推动作用，是晚清汉学的地域扩大成为汉宋调和盛行的重要因素之根本依据。下面将以浙江、广东、福建等重要区域为例进行具体论述。
二
浙江、广东都是汉学后起的区域，而这两地主张汉宋兼采的学者亦最显着。晚清汉学家中提倡会通汉宋最引人注目者分别为浙江的黄式三父子⑦ 和广东的陈澧。这从《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专列一种《浙粤派汉宋兼采经学家列传》对之进行介绍，就可知道浙江、广东两省的汉学家在晚清汉宋调和思潮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民国学者支伟成在《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言：“始桐城方苞以古文鸣，复依附宋儒，自诩‘因文见道’，而与当时所谓汉学家争长；迨姚鼐见拒于东原，两派益同水火。其实东原着《孟子字义疏证》，讨论汉儒心性之学，……精确处迥非桐城空疏所能望其背也。尔后，阮文达亦本其意，辑《性命古训》，然究与宋学无与。独浙中承万氏遗绪，言《礼》多兼杂汉宋，嗣竟成为一派。……于是番禺陈澧、南海朱次琦辈，闻风兴起，终为晚清学术之枢纽焉。”⑧ 支伟成此番言论足以说明两个问题，首先，汉宋调和是晚清重要的学术思潮，它对晚清学术格局之转变具有重要作用。其次，浙江、广东为晚清提倡汉宋兼采的重要地区。浙江在清代治《礼》最着者为定海黄式三、黄以周父子及瑞安孙诒让；番禺陈澧是广东学者，与岭南汉学关系最密。他们都是晚清治汉学的代表人物。
浙江是晚清汉学重镇之一，其在19世纪后半期所产生的重要汉学家和汉学着述都可媲美于同期的江苏、安徽，甚至直追乾嘉时期的皖派。从清初直到嘉庆朝，浙江学术一直保持了浓厚的史学传统，而在儒家内部学派的奉行上则尊崇宋明理学。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中说：“世推顾亭林氏为开国儒宗，然自是浙西之学。不知同时有黄梨洲氏，出于浙东，虽与顾氏并峙，而上宗王、刘，下开二万，较之顾氏，源远而流长矣。顾氏宗朱，而黄氏宗陆。盖非讲学专家，各持门户之见者，故互相推服，而不相非诋。……故浙东、浙西，道并行而不悖也。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各因其习而习也。”⑨ 又在《与阮学使论求遗书》中道：“浙中自元明以来，藏书之家不乏。盖元明两史，其初稿皆辑成于甬东人士。故浙东史学，历有渊源，而乙部储藏，亦甲他处。”⑩ 浙江汉学兴起较晚，阮元于嘉庆初年创建诂经精舍后，“两浙人士，闻风兴起，从事训诂考订的学者，逐渐增多。”(11) 其中着名的学者有黄式三父子、俞樾、孙诒让、沈曾植等。
浙江汉学起步虽晚，但成就卓着，其学者一般持汉宋兼采的态度，反对门户之见。之所以会如此，既同他们深受本地传统学术宋明理学的熏陶有关，又离不开诂经精舍的影响。阮元认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而互诮也。”(12) 在阮氏学术思想的影响下，精舍课士以汉学为主，但不排斥宋学。晚清浙江治汉学者大都与精舍有某种联系，或主持讲学，或肄业其中，其中较有影响者，除黄氏父子外，还有俞樾、许宗彦、金鹗、徐养原等。许宗彦、金鹗、徐养原皆为阮元弟子，许氏治学“务求六经大义，持汉宋学者之平，不屑屑校雠文字辨析偏旁”(13)；金鹗着《四书正义》8卷，“莫不推阐汉宋先儒诸说，辅翼群经，发前人所未发；无墨守门户之见。”至于黄式三父子更是力主汉宋兼采，反对强树门派。在实际治学中他们会通汉宋思想的集中体现是研治三《礼》，主张“礼学即理学”。
黄式三认为治经应实事求是，而不应以门户之见束缚自己在学术上的发展，圣道所在亦不分汉宋：“儒者诚能广求众说，表阐圣经，汉之儒有善发经义者，从其长而取之；宋之儒有善发经义者，从其长而取之，各用所长，以补其短。经学既明，圣道自着。经无汉宋，曷为学分汉宋也乎？”(14) 其子以周亦“为学不拘汉、宋门户，《诗》、《书》、《春秋》皆条贯大义。说《易》综举词变象占，不偏主郑、王。”(15) 因此《清儒学案·儆居学案》称：“儆居博综群经，尤长三《礼》，谨守郑学而兼尊朱子。尝谓读书而不治心，犹百万兵而乱之。以周少承家学，以为三代下之经学，汉郑君宋朱子为最。……东南称经师者，必曰黄氏盛矣。”(16) 钱穆也做如是说：“嘉道以来，学者自汉返宋，遂有郑君、朱子并尊之论，儆居实导成之。……子以周、从子以恭，孙家岱，俱能传业，东南称经师者必首举黄氏焉。”(17) 黄以周与俞樾、孙诒让并称为晚清浙江三大汉学家。在南菁书院时，黄以周秉承诂经精舍之传统，“以博文约礼、实事求是为教。一时东南俊彦，着籍为弟子者，先后达千余人。”(18) 黄氏父子的学术思想在江浙的影响可想而知。
广东汉学兴起的情形与浙江相似。岭南自从明中期以来，由于陈献章、湛若水的缘故，一直崇尚宋明理学，“粤士大夫多以理学兴起，肩摩屣接，彬彬乎有邹鲁之风。”(19) 这种风气一直持续到阮元督粤前夕。曾任广雅书院院长并为陈澧高弟的廖廷相在《劬书室遗集序》中说：“岭南承白沙、甘泉之遗，国初如金竹、潜斋诸儒，类多讲求身心性命之学。迨扬州阮文达公督粤，开学海堂以经术课士，而考据训诂之学大兴。”(20) 阮元于嘉庆二十五年创建学海堂，提倡汉学，为广东学风发生演变提供了契机。阮元建学海堂以前，广东亦不是绝无治汉学者，如陈昌齐、曾钊等，但影响极微。汉学在广东的兴起较浙江还晚，但是从始至终极少有学者坚持汉宋门户之见，这种情况不仅以汉学为然，宋学也是如此。刘师培在其《近儒学案序》中列举清代调和汉宋者共5人，这5人基本上都是晚清学者，其中广东2人，分别为陈澧和朱次琦，恰好是清末广东最负盛名的汉宋两派的代表人物。《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中所列浙粤派汉宋兼采经学家共11人，有4位是广东学者，除朱次琦外，其余3位都是汉学家。
广东成为晚清突出的提倡汉宋调和的地区之一，与近代岭南着名学者陈澧有重要关系。陈澧(21) 是在学海堂风气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学者，且是推动汉学在广东持续发展的关键人物，大约在咸同年间，以他为首，形成了在近代学术史上有名的东塾学派。陈澧先后出任广东着名书院学海堂学长、菊坡精舍山长。其弟子遍布广东，甚至省外乃至京城，时人成称“兰甫先生门人之盛称粤中最”(22)。为广东培养出大量汉学人才。
在陈澧的学术思想中，汉宋调和占有重要地位。他不但批评当时汉学末流坚固门户壁垒、诋斥宋学的不良习气：“盖百年以来，讲经学者训释甚精，考据甚博，而绝不发明义理，以警觉世人，其所训释考据，又皆世人所不能解。故经学之书，汗牛充栋，而世人绝不闻经书义理。此世道所以衰乱也。”(23) 而且给予宋儒极高评价：“宋儒持论好高，是其狂也；立身多介，是其狷也。其过中失正，而或陷于异端者有之矣，未得圣人以裁之耳，固无愧于圣门也。近人诋宋儒者，未之思也。”(24) 陈澧认为德行、文学并列孔门四科，不可偏废，汉儒也讲义理，且宋儒义理来自汉儒，汉儒义理与宋儒义理实为一家。为此专门编着《汉儒通义》以沟通汉宋，并在《序》中陈明自己的编书意图：“汉儒说经释训诂、明义理，无所偏尚，宋儒讥汉儒讲训诂而不及义理，非也。近儒尊崇汉学，发明训诂可谓盛矣。澧以为汉儒义理之说醇实精博，盖圣贤之微言大义往往而在，不可忽也。谨录其说以为一书。汉儒之书十不存一，今之所录又其一隅，引申触类存乎其人也。节录其文，隐者以显，繁者以简，类聚群分，义理自明，不必赞一词也。窃冀后之君子，去门户之偏见，诵先儒之遗言，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是区区之志也。”(25)
陈澧的汉宋凋和主张，不但在广东学界影响巨大，且被后人推为晚清国内坚持这一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对其学术思想或毁或誉也都集中于此。民国年间，钱穆对陈澧所持学术不分门户的治学态度，所提倡之“人通一经之学”(26) 的新学风大加赞赏，对其学术人品推崇备至。然而，刘师培、章炳麟对陈澧却持菲薄态度，认为：“澧学钩通汉宋，以为汉儒不废义理，宋儒兼精考证，惟掇引类似之言，曲加附合，究其意旨，仍与摭拾之学相同，然抉择至精，便于学童。”(27)“晚有番禺陈澧，善治声律、《切韵》，为一家言。当惠、戴学衰，今文家又守章句，不调洽于他书，始鸠合汉、宋，为《通义》及《读书记》，以郑玄、朱熹遗说最多，故弃其大体绝异者，独取小小翕盍，以为比类。”(28) 虽然以上诸位学者对陈澧的汉宋调和主张评论各异，但也说明他的这一思想在当时的影响确非一般。
晚清广东汉学家基本上都反对汉宋对峙，而持会通主张。陈澧仅是其中较突出者，在他前面有学海堂第一任学长林伯桐、吴兰修等，与他同时有金锡龄、李能定、侯康侯度兄弟等，更不要说他的遍及广东大小书院的众多弟子们。广东作为晚清汉学重镇，在汉宋学派关系上所具有的这种通达的学术风气，当为其时的汉宋调和思想的盛行起到极大推动作用。
除浙江、广东外，福建、贵州、湖南等省也是晚清汉学发展的重要地区。
福建是朱熹出生及主要活动地区，故自南宋以来，理学氛围浓厚，清初还出现了李光地等理学名臣。该省汉学的兴起受益于陈寿祺(29) 及其主持下的鳌峰书院，诚如《清儒学案》所言：“闽中诸儒承李文贞、蔡文勤之后，多宗宋儒，服膺程朱。自左海始兼精研汉学，治经重家法。”陈寿祺弃官归里后，先后掌教清源、鳌峰书院20余年，造士无算，于福建学风由专注程朱理学而一变为汉宋兼采，具有创始之功。陈寿祺在中进士以前，深受本省学风影响，潜心理学，以古君子自期。嘉庆四年会试中进士，成为朱珪和阮元的门生，始治许、郑之学。因此，陈寿祺虽然中年以后专为汉学，但不排斥宋学，认为汉学、宋学关系密切，不可偏废：“夫说经以义理为主固也，然未有形声训诂不明，名物象数不究，而谓能尽通义理者也。”(30) 其子陈乔枞，秉承家学，亦为晚清东南经学巨擘。
湖南既是理学开山人物周敦颐的故乡，又是朱熹讲学的主要地区，理学传统源远流长，直到晚清，仍是理学发达地区。嘉庆以降，湖南除了理学外，汉学也有很大发展，出现周寿昌、王先谦、叶德辉、皮锡瑞等学者。他们都是正统的汉学家，站在汉学的立场上提倡汉宋调和。如叶德辉在给皮锡瑞的信中曾说：“公之学问兼通汉宋，鄙人之学问则并汉宋而亦忘之。”(31)
贵州向为中国文化边缘之地，汉学兴起犹晚。但到了晚清，贵州在研治汉学方面着名学者有莫与俦莫友芝父子、郑珍、黄彭年等。莫与俦，嘉庆四年进士，出阮元门，后为遵义府学教授，任职19年。在京为翰林期间，“得汉学之师承，退而教授于遵义，以儒术倡导后进。”(32) 郑珍是莫与俦的学生，其学术渊源不止一途，据《郑子尹（珍）先生年谱》记载：“先生之学，除受之舅氏黎恂外，歙县程恩泽、善化贺长龄、独山莫与俦，皆其渊源之所自。与俦第五子友芝，且与先生齐名，天下交称郑、莫。”(33) 贵州汉学与皖派学者有渊源关系，因此，从兴起之时，就带有平衡汉宋的学术倾向。例如，郑珍“深研许郑，不背程朱”(34)；黄彭年认为：“今之言学者，曰考据曰训诂曰义理。义理者，道也；考据，此道也；训诂，此道也。无考据、训诂，则义理何以出？考据、训诂不衷于义理，则学何以成？。”(35)
咸同之际，在儒学内部，汉宋调和成为主要的学术思潮，汉宋之争已退居次要地位。有学者认为：“晚清时期的汉、宋之争，主要是宗理学者对汉学之争，而汉学家抨击宋学家的言论少见。”(36) 这说明在对待汉宋调和问题上，汉学家较宋学家更为积极。从上述对晚清汉学新扩展区域的具体分析，亦不难看出这些省份的汉学家在儒学内部两大派汉、宋之间，基本上采取调和会通态度，这是晚清汉学的一个重要特色。汉学在晚清的发展格局与其鼎盛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学术中心趋于多元化，在清中期仅有个别学者从事考据学的浙、粤两省，在此时已成为汉学重镇，并且也是主张汉宋融合的学术中心。晚清汉学发展格局的这一显着变化，于其时汉宋调和的盛行具有推波助澜之功。
然而，晚清汉学扩展区域学者提倡汉宋调和，反对门派之争，这种学术主张不是无源之水，而是有着特定的学术背景和渊源。
首先，晚清汉学新兴区域的宋学传统有助于其学者在转治汉学后，兼尊程朱。在浙江、广东、福建等汉学后发展区域，在汉学兴起之前，一直是宋明理学占统治地位，汉学兴起后，就变成汉宋并行的局面。因此，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学者不免要受到理学的影响。尤其是第一代汉学家，他们少时所受教育是理学，父、师所治也是理学，如广东汉学家林伯桐，青年时代跟随广东名儒劳莪野研治理学，中年后受阮元影响始治汉学，在此学术背景下，他们转变学术涂辙后，一般不会轻诋宋学，而是主张汉宋调和。这些学者多为本省大儒，在各大书院长期执教，弟子众多，有的甚至开宗立派，如陈澧之于东塾学派。由此不难推断，其学术主张对当地学风所起的作用必定是举足轻重的，乃至于在全国发生重要影响。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岭南汉学名家陈澧才会被后人目为晚清汉宋调和的中心人物。对此陈氏同乡后学吴道镕曾言：“嘉道而后，号儒者皆沟通汉宋，至陈东塾而旨益大明，其以渐而合也。”(37) 长沙叶德辉也视陈澧为晚清汉宋兼采一派的领袖：“近世所谓汉、宋兼采一派者，至澧而始定其名。”(38)
其次，晚清新兴汉学区域的汉学家持会通汉宋的治学态度，还与考据学鼎盛时期的皖派有渊源关系。皖派被梁启超誉为真正的清学，其治学特点是实事求是。这一治学精神有利于新兴汉学区域之汉学家形成汉宋并尊的治学态度。江永身为清代汉学皖派的开启者，对程朱理学的敬慕超过了惠氏父子。安徽婺源本为朱熹祖籍所在地，理学风气浓厚，学者多守朱子圭臬。江永在汉学领域多有创获，即受益于朱子的格物之教，桐城派学者姚鼐就认为婺源学者自宋代起笃守朱子，近世能守大儒之遗教而出乎流俗者，江永尤为出众(39)。戴震虽然批判宋儒及宋学，但是对汉学并不盲目推崇，他对汉儒欣赏的是其治学方法，因此，钱大昕称颂他的治学态度是“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40)。皖派学者众多，嘉道年间将皖派学术发扬光大的是阮元、程恩泽。阮元与戴震弟子（包括私淑弟子）王念孙、孔广森、任大椿、凌廷堪等交往密切，且治学直接受到戴震的影响，他曾说：“元当弱冠后，即乐与当代经师游，若戴君东原、孔君巽轩、孙君渊如，皆与元为忘年交，与元教学相长，因得窥古经师家法。”(41) 程恩泽曾任贵州、湖南学政，典试四川、广东。《清儒学案》称他：“嘉道间公卿之以经术名者，必称春海，学于凌仲子氏，又出仪征之门。”(42) 凌仲子指凌廷堪，仪征指阮元。因此无论就其地望，还是学术渊源来说，程氏都应属于皖派。
浙粤两省汉学的兴起源于阮元创建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阮元虽然宗尚汉学，但不存门户之见。对此刘师培曾在《扬州前哲画像记》中做过总结：“自汉学风靡天下，大江以北治经者，以十百计。或守一先生之言，累世不能殚其业；或缘词生训，歧惑学者。惟焦、阮二公，力持学术之平，不主门户之见。”(43) 阮氏这种通达的学术思想，也体现在他创办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教学中。阮元为诂经精舍所题楹帖云：“公羊传经，司马着史。白虎德论，雕龙文心。”表明了兼容各个学派的教学宗旨。在学海堂阮元则采取一系列措施克服陈献章的心学影响，以古学课士，选拔精通经史、学识渊博的学者担任学长，大力宣扬陈建的《学蔀通辨》，树立程朱理学在学者中的威望。
福建的汉学开启于陈寿祺，为阮元门生。陈寿祺在主持鳌峰书院之际，进行了改革，培养了一批精通考据，兼修程朱的学者，如陈庆镛、林昌彝、张冕等。以此为契机，福建学风由独尊朱熹转为汉宋并尊。贵州汉学渊源于阮元和程恩泽。贵州第一位治汉学者莫与俦出自阮元门下，而名儒郑珍则受知于学政程恩泽。
小结
汉宋调和由微到显，最终成为晚清儒学内部的一种重要学术思潮，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晚清研治汉学阵容的急剧壮大，汉学流传范围的迅速扩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首先，晚清汉学扩展区域如浙江、广东、福建等省，其学者所持汉宋调和主张在全国备受瞩目。民国年间，关注清代学术史的学者如刘师培、章太炎、钱穆、支伟成等在论及晚清汉宋调和派别时所罗列的学者大多出自浙江、广东，如黄式三父子、陈澧、桂文灿等。其次，汉学扩展区域浙、粤、湘等地在晚清都是学术发达地区，学者众多，影响及于全国。如粤籍阮元弟子吴荣光任湖南巡抚时，于道光年间创办校经堂；湖南王先谦任江苏学政时，创办南菁书院，黄以周曾在此长期执教；贵州黄彭年任江苏布政使时创办学古堂；陈寿祺于道光年间掌教鳌峰书院；陈澧于成同年间掌教菊坡精舍等。他们的学术主张无疑会贯彻到这些书院的教学宗旨中，促使更多的人接受汉宋调和思想。最后，嘉庆以降，儒学内部汉、宋两派都不乏提倡汉宋调和者，正如《清儒学案》所言：“道咸以来，儒者多知义理、考据二者不可偏废，于是兼综汉宋学者，不乏其人。”(44) 但是相比较而言，汉学家易于接受程朱理学，反省自身，而宋学内部仍有不少学者对乾嘉汉学严加诋斥，如徐桐就认为：“今之言汉学者，叩之躬行则未能无愧，叩以求仁则悍然不知。”(45) 因此，在晚清汉宋调和走向兴盛的过程中，汉学家所起作用无疑较宋学家更大，这种更大作用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汉学新扩展区域的学者们不但主张汉宋调和，且积极予以提倡并躬身实践。
注释：
① 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页。
② 史革新：《略论晚清汉学的兴衰与变化》，《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
③ 陈澧：《与徐子远书二十一首》，陈之迈编、陈澧撰：《东塾续集》卷4，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年版，第174页。
④ 阮元（1764－1849），有“汉学护法”之称，江苏扬州人，学识渊博，于经史、小学、天算、舆地、金石、校勘无不探究。做过学政、巡抚、总督，官至体仁阁大学士。
⑤ 谢国桢：《近代书院学校制度变迁考》，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第2页。
⑥ 张嘉亨：《楚南新建校经书院碑记》，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4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691页。
⑦ 黄式三（1789－1862），字薇香，号儆居，浙江定海人。黄以周（1828－1899），字元同，式三第三子，同治九年举人，晚清着名汉学家。于光绪五年执教宁波辨志精舍，后受聘江阴南着书院，掌教达15年之久，成就甚众。
⑧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46页。
⑨ 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23页。
⑩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332页。
(11) 张舜徽：《清儒学记》，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
(12) 阮元：《拟国史儒林传序》，《揅经室集》（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7页。
(13) 《仪征学案》（中），徐世昌：《清儒学案》（3），中国书店1990年版，第302页。
(14) 黄式三：《汉宋学辨》，《儆居集·经说三》，光绪十四年续刻本。
(15) 章炳麟：《黄先生传》，转引自罗检秋：《嘉庆以来汉学传统的衍变与传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
(16) 《儆居学案》（上），徐世昌：《清儒学案》（3），第793页。
(17) 钱穆：《〈清儒学案〉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8，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375页。
(18) 洪焕椿：《浙江文献丛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版，第250页。
(19) 屈大均：《广东新语》（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页。
(20) 廖廷相：《劬书室遗集·序》，光绪二十一年刻本。
(21) 陈澧（1810—1882），字兰甫，广东番禺人，因其读书处曰东塾，学者称东塾先生。陈澧学宗汉学，却无门户之见，主张汉宋调和，一生着述丰富，大部分为考证之作，如《切韵考》、《水经注西南诸水考》、《声律通考》等。
(22) 邬庆时：《听雨楼随笔》卷2，民国十六年刻本。
(23) 杨寿昌整理：《陈兰甫先生（澧）遗稿》，《岭南学报》第2卷第3期，1932年6月，第182－183页。
(24) 陈澧：《东塾读书记》（外一种），钱钟书主编：《中国近代学术名着》，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5页。
(25) 陈澧：《汉儒通义·序》，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影印本。
(26)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83页。
(27) 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刘师培论学杂稿》，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1页。
(28) 章太炎：《检论·清儒》，《章太炎全集》（3），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7页。
(29) 陈寿祺（1771－1834），字恭甫，号左海，晚号隐屏山人，福建闽县人。嘉庆进士，曾任河南、广东学政。
(30) 陈寿祺：《答翁覃谿学士书》，《左海全集》卷4，清道光年间陈氏刻本，第27页。
(31) 叶德辉：《答南学会皮孝廉书》，《郋园论学书札》，《郋园全书》刊本，1935年。
(32)(33) 凌惕安编着：《郑子尹（珍）先生年谱》卷1，台北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3页。
(34) 《巢经学案》，徐世昌：《清儒学案》（4），第130页。
(35) 黄彭年：《息争书杨湘筠叙交书后》，《陶楼文钞·杂着》卷10，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36) 龚书铎主编、张昭军着：《清代理学史》（下），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53页。
(37) 吴道镕：《澹庵文存》，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120页。
(38) 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8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05页。
(39) 姚鼐：《吴石湖家传》，《惜抱轩全集·文后集》卷5，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240页。
(40)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戴先生震传》，《嘉定钱大昕全集》（9），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72页。
(41) 阮元：《阮芸台传经图记》，《国粹学报》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三十一日乙巳第三号。
(42) 《春海学案》，徐世昌：《清儒学案》（3），第689页。
(43) 刘师培：《左盦外集·扬州前哲画像记》卷20，《刘师培全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版，第701页。
(44) 《心巢学案》，徐世昌：《清儒学案》（4），第336页。
(45) 徐桐：《〈汉学商兑〉附识八则》，转引自龚书铎主编、张昭军着：《清代理学史》（下），第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