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戴逸：汉学探析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黄宗羲-戴逸：汉学探析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戴逸：汉学探析

汉学探析戴逸
一、清初“汉宋兼采”之学
——黄宗羲、顾炎武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儒家经典是封建阶级进行思想统治的主要工具，因此，经学研究很盛行，居于凛然不可侵犯的神圣地位。某个时期经学研究的趋向和风气总是权威地影响着整个社会的思想，人们对于制度、政策、法令、文化以至人物、事件的评价，几乎都以当代的经学思想为准绳。经学的研究，包罗万象，其他各类学科，在一定意义上说，都处在派生的、附庸的地位。例如：易经的研究包括了哲学和数学；书经的研究包括了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的研究包括了文学；三礼的研究包括了政治学、教育学、法学、风俗学；春秋的研究包括了历史学。就是文字声韵以及有关草木鸟兽虫鱼的研究，也都依附于《说文》、《尔雅》，离不开经学的范围。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离开了经学，就没有独立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有清一代，经学研究的风气极盛，产生了所谓“汉学”。“汉学”是指研究经学回溯和尊崇汉代的经说，是相对于“宋学”而言的。“汉学”作为一种思潮和学术派别，有其宗旨、特色、成就和影响，它的研究范围与重点、研究方法、指导思想、学术作风不同于其他的思潮和学派。称它为“汉学”是就其学术宗旨而说的。汉学的嫡派传人江藩写了一部《汉学师承记》，是宣扬“汉学”的，而汉学的反对派方东树写了一部《汉学商兑》是抨击“汉学”的，不管宣扬还是抨击，汉学家本人和其反对者都把这一思潮和学派称做“汉学”，可见“汉学”是普遍流行的名称。但也有称它为“朴学”或“考据学”的，这是就其学术风格和研究方法而说的，也有称它为“乾嘉学派”的，这是就其时代而说的，这一思潮和学派在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也就是乾隆、嘉庆统治时期达到全盛阶段。
“汉学”盛行于乾嘉，但也有它的来龙去脉。前于它的是以黄宗羲、顾炎武为代表的清初经世之学，后于它的是晚清的今文经学。清末，着名的今文经学家皮锡瑞曾概括地指出清代二百数十年学术思想的变迁，他说：
“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之萌芽，皆以宋学为根底，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尟，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又由许郑之学，导源而上，易宗虞氏以求孟义；书宗伏生、欧阳、夏侯；诗宗鲁、齐、韩三家；春秋宗公、毂二传。汉十四博士今文说，自魏晋沦亡千余年，至今日而复明。实能述伏、董之遗文，寻武、宣之绝轨，是为西汉今文之学”[1][1]。
这里说的“宋学”是宋明理学的总称。皮锡瑞所说：“国初汉宋兼采之学”是指黄宗羲和顾炎武的学术派别，清代的“汉学”是从这个学术派别发展而来的。黄、顾生活在明末清初，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洗礼，富于抗清的民族意识，提倡经世致用，并有反对专制统治的民主思想的萌芽，形成了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精神的新思潮、新学风。但是，黄和顾都脱胎于宋明理学，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是王阳明学派的传人，而顾炎武则“辨陆王之非，以朱子为宗”[1][2]，所以皮锡瑞说他们“皆以宋学为根底。当然，黄宗羲，顾炎武已经不属于“宋学”，他们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批判了宋学，开拓了清代学术的新风貌。黄宗羲说：“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底，束书而从事于游谈。”[1][3]
他反对这种风气，主张“穷经研史”、“经世致用”。黄宗羲和他的学生们都是学识渊博，着作繁富。顾炎武则用“经学”来代替“理学”，他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较诸括帖之文而尤易也。”[1][4]又说：“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者？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起”。[1][5]黄宗羲、顾炎武的学术宗旨和研究方法是“综名覈实”，提倡读书，强调实用，贵创造，重证据，反对主观臆断和空洞的说教，这是和宋明理学的末流相对立的。黄宗羲、顾炎武的学术思想需要专门论述，在这里，只指明他们的学术宗旨和方法，开启了后来的汉学家与之一脉相承，十分相似。但是，黄和顾还没有像以后的许多流学家那样独尊汉学，走到只搞烦琐考据的狭隘道路上去，他们要“取近代理明义精之学，用汉儒博物考古之功”[1][6]，也就是义理与考据并重。所以，完全站在汉学家立场上的江藩不以黄、顾为然，认为：“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耳！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哉！”[1][7]江藩过分贬抑黄宗羲和顾炎武，他的评论并不公正。但由此可以看出，清初学术的特点之一，确像皮锡瑞所说的“汉宋兼采”。
二、向汉学转变 —— 胡渭、阎若璩
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即康熙中叶以后，学术界正在发生变化。变化的方向，归根结底，决定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一种社会思潮和学术风尚，在其传布的过程中，总是要遵循着统治阶级的利益、意志、爱好进行修正，发生演变的。一些思想、观点与风格，能够与统治阶级的利益、意志、爱好相适应，就会被保存和发扬；另一些思想、观点与风格不能够与统治阶级的利益、意志、爱好相适应，甚至与之相抵触，就会被修正和抛弃。康熙中叶以后，以黄宗羲、顾炎武为代表的具有战斗精神的经世之学，正在向强调通经、重视实证但却拘守、烦琐而复古色彩浓厚的道路上走去。
这时，清朝的统治已趋稳定，经济正在恢复，满汉之间的国内民族矛盾渐渐缓和下来。以明朝孤臣孽子自命的遗老遗少死亡殆尽，抗清斗争已趋消歇。在清朝统治下出生和成长的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走上了舞台，他们对清朝并不像某些遗老遗少那样抱有强烈的仇恨。知识界普遍地承认了清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从反清变为附清。因此，那种激昂慷慨、剑拔弩张、充满着反满意识的文字越来越少，而向清朝献颂献策的越来越多了。知识界的这一政治转向必然会反映为学术内容和学术风尚的转变。同时，清朝政府对汉族知识分子一面压制，一面拉拢，扼杀了清初思想界生动活泼的局面。顺康两朝，迭兴大狱。通海案、科场案、奏销案，以及庄廷鑨《明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株连极广，打击很重，令人胆战心惊。知识分子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议论朝政，不敢研究现实，不敢撰写历史，研究的领域更加狭窄了。而康熙皇帝尊崇孔子，提倡儒学，编纂书籍，对知识分子诱以功名利禄，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引向对古代经典的整理、诠释上去。
继黄宗羲、顾炎武之后，胡渭、阎若璩、毛奇龄、陈启源、万斯同、姚际恒、顾祖禹等人，是清代汉学的先驱，是由清初思想过渡到十八世纪汉学的中间站。他们的思想和学术有如下特点：一、他们与清初的进步思想家不同，反满意识渐趋泯灭。他们虽然不同于做了清朝大官的理学家魏裔介、熊赐履、李光地，张伯行等，而仍保持着“布衣”、“处士”的外观，但实际上已和清朝合作，大多数人是清朝大官僚门下的幕宾、食客。如胡渭、阎若璩、顾祖禹都参加了大学土徐乾学奉旨开设的一统志局，而阎若璩晚年受胤禛(即雍正帝，当时尚未即帝位)的礼聘，入其潜邸，死后胤禛给他办丧事，作祭文，称赞他“读书尊身，一字无假；孔思周情，旨深言大”[1][8]，很受清统治者的恩宠。又如胡渭则得到康熙帝赏识，康熙第四次南巡时，胡渭已七十一岁，赶到江南行宫迎驾献赋，博得康熙的欢心，又是赐馔，又是赐扇，还赏给御书“耆年笃学”的匾额，被视为不世之荣遇。万斯同是黄宗羲的学生，较有民族意识，清廷开博学鸿儒科，万力辞不赴，但清廷以修明史为钓饵，由大学士徐元文出面延聘万斯同参加明史馆工作，万接受聘请，到北京修史。条件是“不署衔，不受俸”[1][9]，仍自称“布衣万某”。他和清朝官僚关系很密切，“在都门十余年，士大夫就问无虚日，每月两三会，听讲者常数十人”[1][10]。还有毛奇龄的政治转向更为突出，他出生较早，明末已是秀才，清兵入浙江，他起而反抗，参加了抗清军，失败后，改换姓名，逃亡藏匿。三十年后却去参加清廷的博学鸿儒科，得翰林院检讨，以后向清帝屡次献书，以邀取新统治者的顾盼为荣，章太炎批评他“晚节不终，媚于旃裘”[1][11]。他们这批知识分子已接受和依附于清朝统治，着作中并没有反抗清朝的痕迹。
二、他们大体上继承了清初思想家强调读书、反对空谈的学风。黄宗羲曾说：“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顾炎武提倡“博学而文”、“多学而识”。因此，胡、阎等后继者读书勤奋，学识广博，考辨精审，着述宏富。阎若璩自题楹联“一物不知，以为深耻；遭人而问，少有宁日”，可以想见其学风。阎“长于考证，辨覈一书，至检数书相证。侍侧者头目皆眩，而精神涌溢，眼烂如电。一义未析，反复穷思，饥不食，渴不饮，寒不衣， 热不解，必得其解而后止”[1][12]。毛奇龄淹贯群书，博学多能， 着作很多，被采入四库全书的就有四十多种。顾祖禹“经史皆能背诵如流水”[1][13]。万斯同“博通诸史，尤熟于明代掌故，自洪武至天启实录，皆能暗诵”。[1][14]总之，勤奋、博学、长于考证，这是他们的优点。但是，经世致用的精神却淡薄了，钻进古书堆里，从事字句和个别事实的考证，对当代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不敢问津。例如，顾炎武研究地理学，作《天下郡国利病书》，论列山川形势、城邑关隘，着眼的是现实。他的后继者也大多精通地理学，顾祖禹作《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堪称巨着，胡渭作《禹贡锥指》，阎君璩作《四书释地》，都被誉为佳作，但都是诠释经史中的山川地望、州郡设置，进行历史地理的考证，离开了经世致用的目的。
三、胡渭、阎若璩等人颇具怀疑精神，治学方法较精密，治学态度较严谨。清初思想家已看出了宋明理学家的毛病，读书粗率，囫囵吞枣，不求甚解。本来，儒家经典流传二千年之久，传写讹误，颠倒错漏，文字古奥，意义不明，甚至有人作伪搀假，如果不下一番考索订正工夫，儒家经典许多篇章的真实意义是难以弄清楚的。魏晋以后的学者，包括宋明理学家在内很少从事这种基本的研究工作。宋代理学家们却根据这些讹误百出，扦格难通，甚至作伪的儒家经典，大加发挥，高谈阔论，奉之以为不得稍稍违反的圣门教义，岂非可笑!阎若璩、胡渭以颠扑不破的证据推翻了伪古文尚书，辨明了《河图洛书》之后出，这就把长期视为神圣的伪书打落到尘埃，使之显出原形，也暴露了宋明理学家们的愚蠢与昏朦。阎若璩自己说：“或谓愚轻议先儒，愚日：‘轻议先儒其罪小，曲循先儒 而使圣贤之旨不明于天下后世，其罪大，愚固居罪之小者也’”。[1][15]与阎若璩同时的姚际恒，写了一本《古今伪书考》，列举伪书数十种，都是古代的着名典籍，开辟了辨伪学的途径。他说：“造伪书者，古今代出其人，故伪书滋多于世。学者于此，真伪莫辨，而尚可谓之读书乎?是必取而明辩之，此读书第一义也。”[1][16]在封建时代，人们把儒家的经籍看做知识的第一来源，现在这些书籍被怀 疑，甚至被证明是伪书，知识界会发生多么大的震动。汉学发轫之初，确有一股敢于怀疑、敢于批判、敢于探索的精神。可惜在封建专制统治下，这种精神不能够发扬光大，例如毛奇龄就曾抨击《河图洛书》，怀疑《周礼》、《仪礼》，还大胆地批判朱熹的《四书集注》，他作四书改错》，说：“四书无一不错。……然且日读四书，日读四书注，而就其注文以作八比，又无一不错，……真所谓聚九州四海之铁，铸不成此错矣”[1][17]。可是，康熙帝尊崇朱熹，把朱熹升为孔门十哲之次，毛奇龄听到这个消息，害怕触怒朝廷，赶紧把《四书改错》一书劈板销毁。
四、这时候的学者，有不少人离开宋学，向汉学靠拢，尊崇汉代的经学研究。毛奇龄说；解释经义，“汉取十三而宋取十一，此非右汉而左宋也。汉儒信经，必以经为义，凡所立说，惟恐其义之稍违乎经，而宋人不然”[1][18]。在他看来，汉人说经较合乎“经”的本来面貌。又如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篇》是颇有代表性的， 宋以前，诗经的研究都尊信诗小序、毛氏传和郑康成笺，并没有人怀疑诗序，至宋苏辙、郑樵等指小序非传自子夏而系卫宏的伪托，朱熹作《诗集传》，采郑樵的意见，全废小序，并反对毛传、郑笺，而以封建理学的观点说诗，宋以后的诗经研究者，大多是宋学一派，以理学诠释诗经，猜度诗人的美刺和作诗动机，甚多曲解，而对训诂名物很疏略。朱熹的书为政府尊崇，而诗序、毛传、郑笺很少人去研究了。陈启源一反朱熹的态度，尊信诗序、毛传和郑笺，着重名物考证，驳斥朱熹派的说诗，背离宋学而归趋汉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陈启源的《毛诗稽古篇》：“训诂一准诸《尔雅》，篇义一准诸《小序》，而诠释经旨则一准诸《毛传》，而《郑笺》佐之。其名物则多以陆玑疏为主。……所辨正者，惟朱子《集传》为多广……所掊击者惟刘瑾《诗集传通释》为甚，辅广《诗童子问》次之(按：辅广、刘瑾都是朱熹学派的传人，他们的书都是阐明《诗集传》的思想，为朱熹作护法)……。其间，坚持汉学，不容一语之出入。虽未免或有所偏，然引据赅博，疏证详明，一一皆有本之谈”[1][19]。 陈启源的着作已经和继起的专门汉学家十分相似，他也因此而遭到宋学家的攻击，后来，唐鉴(曾国藩的老师、理学家)就斥骂陈启源“横生妄议，诬毁圣人，专门之病，其狂悖一至此乎[1][20]！”
在汉学发轫之初，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胡渭和阎若璩。
胡渭(一六三三——一七一四年，明崇祯六年——清康熙五十三年)字朏明，浙江德清人。作《易图明辨》、《禹贡锥指》、《洪范正论》等书，尤以《易图明辨》影响最大。易经本来是古代的占卜书，并没有图象。五代时，道士陈抟造《河图洛书》，传给种放、穆修，再传李之才、刘牧、邵雍、周敦颐，宋代理学家都相信陈抟编造的鬼话，说《河图洛书》是龙马神龟从河中负出，还有所谓太极、无极、先天、后天之说，阳会增益，和易经混在一起，托之于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易经的诠释弄得神秘玄妙、乌烟瘴气，朱熹作《易本义》，采用这些说法，于是道士家的易说流行了几百年。胡渭的《易图明辨》证明了《河图洛书》不过是道士的修炼术，是后代晚出之说。他说：“诗、书、礼、春秋，皆不可无图，惟易无所用图，六十四卦、二体、六爻之画，即其图也。”[1][21]胡渭的考据，对宋明理学是一次很大的打击。梁启超说：“须知所谓无极太极，所谓河图洛书，实组织宋学之主要根核，宋儒言理、言气、言数、言命、言心、言性，无不从此衍出。周敦颐自谓‘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程朱辈祖述之，谓为道统所攸寄，于是占领思想界五、六百年，其权威几与经典相埒。渭之此书，以《易》还之羲文周孔，以图还之陈邵，并不为过情之抨击，而宋学已受致命伤”[1][22]。胡渭以《易》还之羲文周孔，仍是错误的，因为《易经》是古代长期积累的占卜文字，而《易传》则产生于战国秦汉之际，与羲文周孔并无关系。但胡渭以图书还之陈(抟)邵(雍)是很正确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易经研究中附加的神秘色彩．
阎若璩(一六三六——一七O四年，明崇祯九年——清康熙四十三年)字百诗，祖籍太原，生长于淮安。他最有名的着作是《古文尚书疏证》，共八卷。《尚书》自秦火后，西汉初，伏生传述二十八篇，后又得秦誓，共为二十九篇，是为今文，立于学官。汉武帝时，从孔子家的墙壁中得古文《尚书》，孔安国献之，比今文多出十六篇。因正当武帝末的巫蛊之祸，古文未立于学官。东汉，此十六篇又失传。至东晋梅赜献古文《尚书》，变成了二十五篇，还有所谓《孔安国传》。唐代孔颖达作《正义》，将原今文二十九篇与梅赜的古文二十五篇放在一起今古文混杂。以后历代有人对梅赜所献的《尚书》表示怀疑。阎若璩证明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和《孔安国传》都是伪书，从《尚书》的篇数、篇名、字句、书法、文例等提出很多证据，并引用《孟子》、《史记》、《说文》等书作为旁证。经过阎若璩的这番考证，古文《尚书》之伪，铁证如山，不可动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赞他：“引经据古，一一陈其矛盾之故，古文之伪乃大明”，“反复厘剔之，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1][23]。伪古文《尚书》，一千数百年以来，被人讽诵学习，视为神圣的经典，也是宋明理学家的重要依据。例如：被理学家们视作“孔门心传”的十六个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就出自伪古文《尚书》的《大禹谟》。古文《尚书》既是伪书，所谓“孔门心传”那套骗人的鬼话也就被戳穿了，理学家们进退失据，非常狼狈。所以，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和胡渭的《易图明辨》一样，其价值不仅在考证方法和古文献整理方面，更主要的是打击了宋明理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触动了儒家经典的权威，由于胡渭、阎若璩考辨伪经的影响，使有一些人对四书五经提出了怀疑。据李塨说：“塨南游时，客有攻辨中庸，大学、易繁以及三礼、三传者。塨见之大怖，以为苟如是，则经尽亡矣。急求其故，则自攻古文《尚书》为伪书始”[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