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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蒋廷黻外交思想探析

蒋廷黻是着名的外交家和外交史学家，但对他的外交思想，迄今尚无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文章通过初步探究，基本弄清了蒋廷黻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及其在对待“东北问题”、中英关系、中日关系和中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体现。蒋廷黻熟谙欧亚历史，胸罗国际局势，对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独具特识，故其外交思想以知己知彼、互利合作为宗。
蒋廷黻（注：蒋廷黻，湖南邵阳人，1895年生，民国元年自费赴美留学。1923年春，在哥伦比亚大学着名教授海士（ Carlton J.H.Hayes） 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劳工与帝国——关于英国劳工党，特别是劳工党国会议员对于1880年以后英国帝国主义的反应之研究》，获哲学博士学位；因“成志会”的关系，旋即应天津南开张百苓校长之聘，任历史学教授，初仅授西洋史，后改攻中国近代外交史，开始编纂《近代外交史资料辑要》。1929年夏，蒋氏进入清华，任历史系教授和系主任，继续搜集整理中国外交史资料，开展学术研究。1932年与胡适等创刊《独立评论》，研史论政，双箭齐发，名重海内外。1934年夏赴欧考察，留居莫斯科，一面收集中俄关系档案史料，一面奉蒋介石个人之命，摸准苏联对华政策。1935年11月离开清华，赴南京就任行政院政务处长。1936年11月奉派驻苏大使，1938年1月离职归国，正值中日战局转折之期，在汉口，以两个月写成《中国近代史》，之后复任行政院政务处长，与吴景超等创刊《新经济》半月刊，讨论抗战建国的各种问题。1944年11月，出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代表及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1947年底，继郭泰祺为中国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提出震惊国际的“控苏案”。1957年4月，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1961年冬，调任国民党台湾驻美大使，并兼国民党台湾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62年辞去常任代表之职。1965年5月退休，原拟回台湾继续其中国近代史研究，而10月9日病逝于纽约。蒋氏死后，除留下一部尚未撰写完毕的回忆录和部分日记手稿（自1944年至1965年，每年一册，英文手书，保存于哈佛燕京学社图书馆特藏室）外，台湾出版了《蒋廷黻选集》1～6册（以政论为主）和《中国近代史论集》（以史论为主），但尚有甚具价值的论述多篇，两书皆未收入。）这个人物，尽管近些年来关注者逐渐增多，然当今人们对他的了解和研究仍是很不够的。论学术地位，蒋氏是承接魏源知外经世一脉、比肩胡适等论学议政一群的。在五六十年前，他不仅在中国学界和思想界占有十分显要的地位，而且也是政界和外交界的头面人物。五四运动时，他就在大洋彼岸率领留学生为祖国的主权奔走呼号，同时又出入于华盛顿会议那样纷纭复杂的外交场合。他师从美国着名史学家海士，于西洋史、世界近现代史造诣甚深。他以多种语言的能力、多国档案的眼光和多门学科的知识，开创性地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外交史。其严谨客观的态度，大处远处着眼的史识，一针见血、直言不讳的风格，在当时的史学界可谓独树一帜。他是新史学在中国的实践者和推动者，清华大学历史系在学科建立、课程设置、人才培养、学术研究上所取得的经得起岁月浸蚀的成就，其坚实有生命力的基础，可以说主要是由蒋廷黻奠定和拓展的。1929年至1935年蒋氏为清华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校评议会成员，期间还接替冯友兰任过一年文学院院长。在校内，他与叶企孙、张奚若、钱端升、吴景超等着名教授朝夕相处，关注时事；在国内，他与胡适、傅斯年、翁文灏等着名学者论学议政；在国际，他与汤恩比、鲍威尔、托尼等世界一流学者交流商讨，互学共进。他的仅仅五六万字篇幅的《中国近代史》讲课大纲，神气通贯、涵咏卓识，使人数读不厌。蒋氏研究历史，搜罗史料，发奋刻苦，不遗余力，但是他是进得去，出得来的人。他很懂得宣传与学术的联系和区别。他是以学术的态度讨论政治，又能以政治家的眼光反观学术。他视政治与学术为一体，视历史与现实为一体，视中国与世界为一体。他同情列宁领导的革命，肯定斯大林的实际精神，也佩服毛泽东的雄才大略。但是，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认为苏维埃制度在中国缺乏实行的基础。他很信奉孙中山“国际发展中国”的开放思想和“政府万能”的政治观念。他主张先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提高综合国力。他认为在中国现在的条件下，应实行混合经济，应反对官僚资本的膨胀。他赞成要给农民土地，并且重视农村经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但他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他关心政府职能的效率，关心教育要面向中国实际，关心传统文化的新生。他是清华教授进入国民政府决策中心的几人之一，但他与国民党不思进取的官僚们却格格不入，用他自嘲的话说是“局内的局外人”。他博得了蒋介石的赏识或许是利用，但他是独立思考的人。他的根本目标是追求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可谓终其一生矢志不渝。他旗帜鲜明的讲统一、讲独裁，其实他始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或者说是国家社会主义者。
蒋廷黻思想和学术的多层次交叉的复杂性，给人们对他的正确认识无疑增加了困难。但是最大的困难是他在抗战中的“主和”倾向和20世纪50年代的坚决的“反共抗苏”立场。由于这两个方面，他的许多尚具价值的思想和学术成果几乎被淹埋了，即使是被挖掘出来，也很难说已经得到了全面准确的理解。综观20世纪50年代以来有关蒋廷黻研究的基本状况和主要成果（注：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陆研究蒋廷黻的论文，参见吴文灿：《批判蒋廷黻的反动历史观点对于中国近代史的歪曲和诬蔑》，载《河南师院学报》1956年创刊号，第104-113页；金应熙：《批判洋奴买办蒋廷黻的反动史学观点》，载《中山大学学报》1961年第2期，第73-83页；陈宁生，熊尚厚：《蒋廷黻》，载《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记》，第22辑，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0-37页；刘耀：《蒋廷黻的文化史观与中国近代史》，载《人文杂志》1988年第6期，第87-91页；刘耀：《蒋廷黻的“全盘西化”论与中国近代史》，载《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第214-221页；任骏：《蒋廷黻与七七事变前后的中苏关系》，载《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81-200页；杜华：《学者蒋廷黻衔蒋介石命访苏记》，载（台湾）《传记文学》第66卷第3期，1995年3月；林冠群：《评蒋廷黻的鸦片战争史观》，载《海南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第35-44页；张连国：《论理性民族主义——“独立评论”派自由主义者对日观剖析》，载《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第90-96页；陈哲夫等：《蒋廷黻的政治思想》，见陈哲夫、江荣海、谢庆奎、张晔主编：《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流派》（中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查尔斯.R.里利：《蒋廷黻：局内的局外人》（张新译），载《档案与史学》1999年第3期，第12-16页；鲲西：《蒋廷黻宦海沉浮录》，见《清华园感旧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49-52页。台湾地区及海外学者回忆和研究蒋廷黻的成果除《传记文学》所载于1985年天一出版社出版之《蒋廷黻传记资料》外，较系统之论述者有李敖的《蒋廷黻和他走的路》，见《李敖全集》（8）和蒋廷黻之高足梁嘉彬撰写的《蒋廷黻先生传》，载（台港）《湖南文献》第17卷第4期，1989年4月。此外，王宏志：《蒋廷黻传》，载（台湾）《国史馆馆刊》第4期，1988年6月；Lilley, Charles Ronald： Tsiang T' ing-fu： Between Two Worlds, 1895—1935 Univ.of Maryland 1979 492P.Dissertation.），笔者以为，蒋氏思想和学术的主旨、结构及其历史价值仍有待深入细致的探究。此处仅就其外交思想之核心观念的形成与展现做些初步阐述，意在引起学界的思考和研讨的深化。
　　　　一、外交理念的形成
蒋廷黻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有其独特的理解和认识，比如他曾说：他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并不深恨。这里的“并不深恨”，意思是强调要认清人类的自然本性；认清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认清外强我弱的客观现实；认清中国自己的潜在优势和力量；认清改变中国落后被动局面不在一朝一夕，不能四面出击，而应知己知彼、应变折衷、分清轻重缓急；认清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并非绝对是害，如果善于转化利用，亦可化敌为友，化弊为利。蒋廷黻不是一个偏隘的民族主义者，他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来俯视各民族的发展；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来观察中国的遭遇和处境；站在全局、多方至少双方的角度来考虑中国的外交。故蒋氏外交思想之特征在强调通世通情、知己和彼、避免对抗、互利合作。
蒋廷黻上述思想起源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习与研究时期，成熟于回国后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的教学、研究和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之中。在哥伦比亚大学，蒋说有两件令他高兴的事特别值得回味：第一件，听沙费尔德的课和阅读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研究》；第二件，导师海士教授关于“族国主义”的看法在心灵中的浸润和震撼。
海士着的一本书，名为《族国主义论丛》（ Essays on Nationalism） 。（注：Nationalism现在一般译为“民族主义”，凸显“民族”的作用和意义。蒋廷黻将其译为“族国主义”，顾名思义，除“民族”层面外，还有“国家”层面，这涉及蒋氏对民族、国家的认识，本文不拟展开讨论。）这本书曾引起蒋氏的浓厚兴趣，他说：“我一直没有放过那本书，一读再读。它令我感到困惑、茫然，但也感到够刺激。我决心一俟回到中国，尽速将那本书译成中文。”[1]（P79）但是，蒋廷黻自1923年回国后，并没有尽快将海士的书译成中文，他组织他的学生们翻译的《族国主义论丛》，到1930年11月才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蒋氏真正有热情要翻译这部书约起始于1926年底。1927年1月，蒋氏以《介绍与批评》为题，在《清华学报》上发表书评，向国人介绍和评论海士的《族国主义论丛》。蒋氏在评论中指出：
十九世纪是民族国家主义的世纪，此主义不但支配了一世纪的政治，且支配了一世纪的思想。……少数学者倡之于前，中产阶级和之于后，群众则盲从之。此主义已成一个热烈的新宗教，国是他的神，国旗是他的十字架，国庆日、国耻日、领袖的生日和死日是他的礼拜日，独立宣言、宪法、人权宣言、大宪章、门罗宣言、总理遗嘱，是他的圣经，对国旗脱帽鞠躬，唱国歌，读遗嘱是他的礼拜仪式，学堂是他的神学院，领袖是他的牧师。西人号称基督徒，实在他们是国教徒。宗教没有化国家，国家反化了一切的宗教。
宗教热极容易变为狂热，现在全世界都患国狂病。患国狂病者相信自己的国家是有理，外国都不讲理，自己的国家只保守自己的利益，外国均野心勃勃。甚至想自己的文化比外国的文化好，自己的种族比别国的种族好，于是乎自己的国家对于这些弱劣的国家有一个使命，此即白人的负担，……这就是帝国主义。
海士知道，民族国家主义是根深蒂固不能废除的，或者也不应该废除的。他对于此主义虽不太热心，却也不反对。他所反对的、攻击的是此主义之狂化。爱国是好事，但恨外国是恶事；保存国粹是好事，但贬斥外国文化是恶事。现在要救世非先正人心不可。[2]（P45-48）
从蒋廷黻的评论中，既可以看出他对19世纪族国主义思潮具体形象的描述，更可以看出他字里行间对将国家宗教化、狂化的厌恶和担心。他赞同海士所倡导的宽容精神、教育救世和以讽劝而非骂人的风格。
大约就是在写完这个书评之后，蒋廷黻与海士取得了联系，目的是征求海士对中文译本的意见。1928年5月，海士在哥伦比亚大学为蒋氏要翻译《族国主义论丛》特别撰写序言。当时蒋廷黻与萧公权都在南开大学，海士的序文由萧公权译为中文。海士在序文中一方面对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表示同情和理解，但另一方面，也希望中国实行开放的与国际合作的政策。海士写道：
我想中国人无论男女，没有不希望他们的国家在国际上占一相当的及光荣的位置。对于此种合理的希望，我个人与西方多数人士，都极愿祝你们完全成功。据我所见，中国人想达到此希望，须做一反一正两层的工作：反面的工作是打消从前帝国主义的列强在中国所做的一切事情：例如收回租界、关税自主、撤销治外法权等，都是一部当做的工作。中国人民对于此等事情极感愤慨，亦是自然的。我不但承认此等事情的重要，而且承认中国人的要求是合乎正义。然而我尚希望中国人民同时能够认定解决中国问题的正面工作：
第一，中国应当勉力建设一个能与世界各国维持通常国际往来的行政机关。国际往来的本身决不是一件坏事。其实在近世情形之下，国际往来是不可免的，亦是极有益的一件事。然而除非中国有一精干有力的行政机关，国际往来对于中国及其他各国，将失去不少的价值。
第二，假若中国人不但能够研究收回已失国权的方法，并且能注意如何使中国精神的与经济的生活成为与世界各国生活上合作的一个势力，以为建设本书下半部所说的国际合作制度的预备，我想中国可以提早她达到独立自主大国地位的时期。[3]（P2-3）
海士说：
中国的事务此后将与其他各国的事务互相衔接，如犬牙交错，一天比一天密切。中国人民应当设法，使此日趋密切的国际关系有利于全世界。至于独利的思想，自大自尊的倾向，都应当一概摒弃不取。据我所见，如此做去，方是中国同世界兴盛和平正路。[3]（P3-4）
海士诚恳地表示：
知道族国主义是西方时髦品的中国读者，也许驳我，说我拿已被西方人拒绝的忠告来劝中国人。如此驳我，的确是颇有事实的根据。这是一件不幸的事实，也是西方人一件可耻的事实。然而同时我希望中国人民能明白不但现在在西方赞成国际主义的意见已渐渐的发展，并且近世生活中根本的各种事实亦渐趋于国际化。我想无论如何，中国最好能够放弃摹仿西方狂热族国主义之罪恶的权利，而勇往直前地采取一个国际眼光的人生观。中国终久只有受益，决不致受害的。[3]（P4）
海士序文的主旨在劝告中国人民，认清国际趋势，千万不要摹仿西方那种狂热的族国主义。应建立正常的国际往来机关，加强与国际的合作，这样反而能更快地达到独立自主大国的地位。
1928年秋，蒋廷黻在组织学生翻译《族国主义论丛》的同时，撰写了一篇《译者介绍词》，在介绍词中，蒋氏自认与海士在族国主义问题上的看法大同小异。
海士教授对族国主义的态度是冷淡的、批评的、甚至于反对的。但他以为族国主义的势力已经太大，已经深入人类的骨髓，若欲废之而崇大同主义，实等于挽狂澜于既倒，这是不可能的。事已如此，所可能的惟有纠正族国主义的偏激，而谋国际主义的促进。
我个人的态度与海士教授大致相同，然不尽同。我虽明知族国主义的缺点，我却以为中国人的政治精神病惟族国主义的精神药能医治。同时，我愿意承受海士教授的劝告：中国应图主权及土地的完整，却不应行反国际主义的政治、经济或教育政策。中国若欲自强，必须有国际的同情与协助；这是反国际主义的政策所不能谋得的。同时，中国若不速受族国主义的洗礼，不但中国对国际主义的进步不能有所贡献，且中国本身反将变为波耳干半岛之第二，反将成为列强的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之用武地。
我们怎样能收族国主义之利而免其弊，怎样能促进世界和平及国际正义，而免国际主义的虚浮和幻想，这是个科学的问题。值得我们政治家及学者的研究。[6]（P2-3）
蒋廷黻要在族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找到一条中和的道路，既要不使族国主义偏狂，又要不使国际主义流于虚浮。他的方向与海士是相同的。但是海士的侧重点显然是在如何消除族国主义的副作用上；蒋氏作为了解世界历史发展趋势而又密切关注着自己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具有政治头脑的学者，他更希望中国尽快经历族国主义的洗礼，尽快成为一个能够独立自主的、拥有近代化基础的国家。不过，在经受族国主义洗礼和建设近代化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应防止和避免偏狂的、过激的方式和政策，应该以开放的心态和观念，走国际合作的道路。他指出：中国人没有理由认为只有中国是神圣的，也没有理由认为只有中国人才是爱国的、靠他们自己就可以救中国。如果中国人认为自己的爱国主义是公正的，于是就忽略别人的爱国，忽略别人也有理由去爱国，这是不对的。他已意识到：当中国人热衷于救国主义和中国文化时，他们往往犯错误，往往从偏狭的角度去接触问题。他承认中国人的过去，的确有许多伟大的成就，但同时也有许多缺点。所以，只有以开放的心态和走国际合作的道路，才能更快的使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国家。
蒋廷黻在美国留学时，挚友罗家伦就曾向他推荐读黄宗羲、顾炎武等人的着述，继承中国知识分子“为学、明道、救世”的传统。蒋氏学习和研究欧洲近代史，眼光从不局限于欧洲，欧洲近代的发展与远东密切相关，在留学期间他始终关注着祖国的命运。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在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指导和帮助下，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凸现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内容。1925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并成立军事委员会；8月，将所辖军队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1926年7月，国民党中央通过《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宣言指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它们所扶植的军阀的连年混战，是造成中国人民遭受长期苦难的总根源。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进军，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的呼声和怒潮日渐高涨。“革命外交”（注：“革命外交”之涵义，台湾地区学者李恩涵在其《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一书中是这样概括的：“‘革命外交’一辞，顾名思义，就是想以革命的方法与手段来解决中外之间不平等的外交关系，也就是要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换言之，就是要在不完全顾及过去的条约、协定、惯例与既成事实的前提下，在必要时运用大胆而强烈的手段，在革命精神与群众运动的强力支持下，在威迫性或半威迫性的情况下，以达成中国外交谈判的目的——逐项整体地或部分地废除不平等条约中不平等的各项目，以改变外人在华优越地位的状态。1926年6月1日至1927年8月13日担任广州与武汉政府外交部长（先为代理部长）的陈友仁（1878—1944）认为‘革命的外交，应取断然的革命手段，坚持到底，宁为玉碎。’……着名国际法学者周鲠生对‘革命外交’所下的定义，则认为‘革命外交’之第一要义，为‘必须具有革命精神，而能适应国民革命的环境与目的之外交’，它‘必须超脱传统的方式，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对于现存的国际规则、惯例或条约的束缚，都要一概打倒。’周氏认为‘革命外交’的第二要义，是要能利用民众势力，‘必以民众势力为基础’，‘利用民众势力为后盾，同时也不必失掉主动的地位’，并‘知道在什么时候民众势力可以利用，而到什么限度，可以停止’。周氏所论‘革命外交’的第三要义，‘是主动的，攻势的’，换言之，‘凡有可以使我们攻击列强既得的权利地位，暴露帝国主义的罪恶的机会，虽特别‘生事’，亦所不辞，直率地说，‘遇事生风’，‘小题大做’在电国今日外交上倒不是坏事，而是要诀了’。天津《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则诠释‘革命外交’的要义为‘不妥协，不贱卖，悬定标的，不达不止’；又说：‘革命外交之通俗的原则，宁作悬案，不贱卖解决，此一义也；主义牢牢不放，则进退之间，必审时度势以行之，此亦一义也。不鸣则已，鸣必惊人；不言则已，言必有效，使世界知革命后之中国，其坚强如钢铁，无半点虚假，不一毫含混，此又一义也。’”参见李恩涵：《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第6-9页；另参见周鲠生：《革命的外交》，上海：上海太平洋书店印行，1928年10月。）的口号四处播散，无人疑究。由于有沙费尔德、霍布森、海士的思想和理论在蒋廷黻的头脑中不停地转动，他对南方的反帝爱国浪潮，特别是与英国的对立状态，颇有看法。他回想海士在《族国主义论丛》中说过的一些话，这些话好像就是在针对1927年的中国说的。海士说：
提倡族国主义的纠正和国际主义的传播并不是反对爱国，实在是纯洁化的爱国心和崇扬真正的爱国。
族国主义一部分是爱国，大部分不是爱国。族国主义是对于自己的国家抱一种昂慢矜夸的态度，附带着对外国一种鄙视或仇视的态度。
真正的爱国则必包含谦让。如果我们实在爱国，我们对于国家及为国家服务，必叩首自谦。并且虚心下气的，设法使国家能享受人类的幸福，包容人类的希望，使全国同胞都快乐健全。我们会集中精力来图国家的精神、思想及物质的进步，使他能成全体国民的安乐地。我们何敢有余时余力来攻击别的国家或人民。[3]（P352）
这些话，一定会给蒋廷黻一种激动、一种责任。他认为南方革命运动中的“革命外交”政策，带有族国主义的偏狭趋势。他认为真正的爱国，应该站出来批评这种偏狭趋势。这样看来，他在1927年1月在《清华学报》上介绍海士的《族国主义论丛》一书，是与现实政治的激荡相关的。他要将此书翻译出版，显然是抱着要纠正“革命外交”中的不妥当之举的目的而发的。
蒋廷黻对英国和俄国的历史与中英、中俄关系史的了解是有深厚基础的，苏俄背景下的“革命外交”与抗英风潮，不能不引起他的思考和警惕。他果然作出了新的学术研究的选择，决定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他的工作是从认真、严谨地清理档案文献开始的，他试图以科学的学术成果来表达自己的政见，特别是倡导他所崇信的理智的、合作的外交理念。
　　　　二、“东北问题”
蒋廷黻所主张的理智的、互利合作的外交，首先表现在如何对英国和日本的问题上。1927年春，他与何廉博士一同去上海、杭州、南京游历，他“当时对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很有兴趣”。当他获知主持接收胶济铁路谈判的王正廷可能出任外交部部长时，“希望能从他那里获得新政府对外关系的真正意向”。在上海，他与何廉设法见到了王正廷，王对他们说：外交政策“很简单，我们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蒋廷黻对这样的回答并不满意。他认为所有的不平等条约是应废除，“但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不是中国外交部部长最困难的工作。”当时中国最大的外交困难应是“东北问题”。外交部部长所面对的情况是：“一面废除不平等条约；一面要维持某些国际友善关系，以解决东北问题。”[1]（P116-117）这里所说的要维持某些国际友善关系，实际就是指要维持与英国和日本的某种程度的开放、合作关系，否则“东北问题”难以解决。
蒋廷黻与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分歧是明显的，这个分歧不是要不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要不要打倒帝国主义的问题，而是怎样废除不平等条约，怎样打倒帝国主义的问题。也就是说是只顾一时、一地、一事的解决，还是从长远、从全局、从轻重缓急的要求来考虑；是把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打倒帝国主义极端化、绝对化，还是从实际出发，依据双方的情况来处理问题。蒋廷黻认为，如果是从理智的、全局的、双方的角度来观察当时中国的外交关系，“东北问题”将成为更重要的焦点，要妥善地处理“东北问题”，就不能四面树敌，至少要与英国维持适当的友善关系。“东北问题”的难点在日本，以日本当时的强劲，简单地以打倒帝国主义的“革命外交”，也是无济于事的。因此，也需要维持与日本的某种友善关系。概而言之，就是要与英国和日本保持一定程度的柔性与合作的关系。
蒋廷黻对“东北问题”的关注，一方面是源于他的深厚的学识，特别是对国际关系史和中国外交史的了解；另一方面与南开大学的特殊环境分不开。蒋在回忆录中说：“所有上过国际关系课的学生都知道我国东三省是远东的风暴中心。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有许多学生是来自东北各省的。何廉博士和朱xiè＠①（ Chu Hsiao） 都对山东河北农民移居东北以及东北地区的国际贸易问题感到极大兴趣。地质学家曾经估计过东北地区的煤铁资源，指出：中国如果要成为工业化国家，一定要依靠东北的矿藏。因此，南开校长张伯苓于1928年夏发起一次东北研究旅行。”[1]（P112）蒋廷黻参加了这次研究旅行，沿途他与东北的重要官员会见交谈，实地考察，更使他感到东北对于中国整体现代化的意义。他最担心的是东北地方当局能不能处理好与日本的关系，因为当时的日本对于东北已有咄咄逼人之势。
由于蒋廷黻对“东北问题”早已关注，1927年春他去南方考察之后，同年夏天，他赴日本，在东京研究。他会见了离职不久的日本外相币原。币原对华外交方针是：保持和平，不干涉中国内部的统一。早在华盛顿会议期间，蒋廷黻曾与币原见过面。蒋氏相信并且称道币原的对华外交方针。与币原的会见，使蒋廷黻了解到更多更真实的关于日本的情况。本来中国南方革命政府的“革命外交”，实际是联苏、联日以集中打击英国侵略势力，故币原的对华和平外交，既合乎逻辑，也未受到国内军方的过分抵制。然而到1927年3月24日，“南京事件”发生后，形势迅速转变。日本舆论大肆宣扬所谓北伐军“暴行”，说日军没有还击是“耻辱”。在野党政友会利用这一事件进行倒阁活动，攻击币原外交软弱无能，使日本帝国丢脸。政友会总务山东条太郎攻击民政党若内阁“只知道在不干涉内政的美名下袖手旁观，造成了今天这样的连侨民的生命财产都受到威胁的局面。这一事件有一半罪在日本当局。”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在4月16日的政友会临时大会上发表演说，批判币原外交的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夸大苏联对中国的影响，要求出兵干涉中国国民革命。日本陆海军、资本家、舆论界、在野党，均一致要求放弃外交手段，以武力对中国实行干涉。1927年4月20日，田中义一政友会内阁成立，田中身兼首相和外相，币原的和平外交路线搁浅了。6月27日至7月7日，在田中义一的主持下，在日本外务省召开了由外务、陆军、海军、大藏等省及驻海外使领人员参加的“东方会议”。会议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制定了在中国东三省实施侵略扩张的行动纲领。[4]（98-111）
蒋廷黻在东京研究并会见币原，正是田中上台和“东方会议”召开的时候，他比国人更直接的感受到日本将要进攻我国东北的压力和威胁，作为一个对国际关系史有深厚学养的人来说，他对东北的危机的理解和预测，更是常人所不能及的。
对于东北问题的认识，蒋廷黻在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面对整个世界经济不景气，所有国家都设法控制国内市场，排斥日货。日本主战论者利用世界资源分配不公及有资源国家加紧排斥日货的事实为藉口。另一方面‘有’资源的国家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即锐意保持和平，共同努力控制世界市场和原料。日本有见及此，自然要筹谋对策。他们认为：日本如果不能从西方列强控制下的落后地区分一杯羹，就只有牺牲中国，在亚洲北部去建立他们的帝国。日本人认为占领我们东北是公道的。他们认为他们并非从中国人手中攫夺东北，而是从俄国人手中拿到东北的。他们认为：1904年至1905年间的日俄战争如果日本战败的话，东北将成为沙皇帝国的一部分。结果日本战胜了，东北自然应该归他们。他们进一步认为：日俄战后，东北重归中国版图，那实在是因为国际间的嫉忌和中国的外交阴谋有以致之，事后中国非但不与日本合作，反而阻止日本发展，而且更重申中国的主权”。蒋廷黻说：“东三省的重要性是中日双方都承认的。我们都知道东北的农、工业在中国均居最重要的地位。同时，我们对日本人的态度一向也是看不起的。日本人一直未曾受到中国人的尊重。在过去若干世纪，我们一直把日本人当作‘侏儒’，认为日本人少、地小、文化低。1895年日本战败中国，对中国人来说，实在是个大震荡。中国人把那次失败，当作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三十年后，日本在东北非法筑路、驻兵、控制重要港口，实际上就是控制了东北的经济命脉。中国人认为：日本在中国所作所为，对中国都是侮辱和侵略。这就是中国人对中日两国在东北冲突的看法。当时中日双方均缺乏政治手腕，以致无法筹划出有利双方的经济发展计划，解除日本侵略中国的经济因素。中日两国主战的报纸，一致渲染：如果中国富了，日本一定会穷；反之，如果日本富了，中国也一定会穷。双方没有合作的余地。”[1]（P141）蒋廷黻说：当时“中国舆论着重在反对不平等条约上，经过研究和实地观察，我当时认为东北问题不易解决，因此我以为应该格外注意才对。我认为除非中日双方小心、聪明，否则就会发生巨变。”虽然对如何解决好东北问题尚无成熟的意见，但蒋廷黻在思索，“想要找出一个双方均能获益的办法”。[1]（P142）
“双方均能获益的办法”，即是理智的、互利合作的办法。蒋廷黻要寻找这样一条出路，有其多方面的考虑。
第一，从当时实际出发，面对日本迫于国内经济压力的紧张和强势，面对国民政府北伐胜利后统一建设的中心任务，为了获得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不能不万分努力以图避免中日的决裂”。因为“倘若这建设的中国是仇视日本的，必于建设未完成之先，遭日本莫大的打击”。“仇日的领袖或党派，日本人决不让他统一中国。”[5]（P112）而且，在近几年内，欧美和其他国家也不愿以实力帮助一个仇日的领袖或党派来完成中国的统一。
第二，对于熟谙欧洲历史的蒋廷黻来说，普法战争之后的法德关系是一段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蒋氏有这样一段话：“尚情感者必说：甲午以后，或二十一条以后，中国对日就只有报仇的政策。现在姑不讨论这政策的根本是非。我们要记得：普法之战以后，法人仇视德国的情感当不在国人对日仇视之下，然而直等到法国元气恢复了，俄国的联盟成立了，法国在朝的当局无不尽其力之所能以免法、德的决裂。我现在要提出的责任问题是‘9·18’以前的我国外交当局，尽了还是没有尽了他们力之所能以免中日的大决裂。照我所知，他们不但没有尽，简直不知道大祸之将至。甚至在野人士有以日本舆情之激烈相劝告者，当局亦置之不理。”[5]（P112）
第三，从整体和长远的观点看问题，蒋廷黻认为，中国的强盛只是时间问题。他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与日本维持和平互利是值得的。他说：“我一向不怕日本，我认为：就中日两国而言，中国弱，日本强，不过是暂时现象。我晓得日本有装备精良的陆、海、空军，有训练有素的士兵和有效率的官员。军队的后面，他们有最爱国、最勤奋、最俭朴、最守纪律的国民。尽管日本有上述的优点，我却不认为她对我国会构成永久的威胁。我相信时间是对中国有利的。没有强国的基本根据地，任何人都不能建立、保持一个伟大帝国。因此，我对‘9·18事变’的主要想法是争取时间。”[1]（P137）
第四，在蒋廷黻看来，中国之贫穷落后其根源并非全在帝国主义，国人对帝国主义的痛恨，与舆论的宣传鼓动不无关系。其实帝国主义国家既有主张和平者，也有同情中国者。中国的贫穷落后，根本上还是缺乏现代组织和现代知识。蒋廷黻说：“我们平常听惯了这几年的宣传，许多人以为帝国主义者完全靠着榨取我们的财富过日子。其实我们的财富本有限，且被土产的军阀和官吏榨取尽了。倘帝国主义者靠我们过日子，世界上早已没有帝国主义者了。中国的市场不过是一种希望，是待将来发展的，倘若中国市场发展的唯一障碍是日本的侵略，那么美国目前的外交或将集中于远东。美国人知道中国市场发展的大障碍不在日本而在中国本身，……在中国的内乱、中国人的穷和中国人的缺乏现代组织和现代知识。”[6]（P308-310）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停止内乱、发展经济、建立现代组织、普及现代知识，而这些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需要与国际社会适度地合作。国际社会中并不都是主张武力进攻中国的，有希望中国发展进步的，也有希望与中国和平共处的。中国的政府和人民应该尽力去争取有益于中国发展的力量的支持，同时，也尽量避免与外来势力两相伤害的对抗。
　　　　三、《送蓝普森公使归国》之旨意
1927年10月，着名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有一篇题为《中国革新运动与日本、土耳其革新运动之异同》的文章，由李颐翻译发表在《国闻周报》上。蒋廷黻特意为这篇译文写了一段按语：
我们以为全英国的人民都是与我们为仇的，其实并不如此。英国人也有许多是对我们表同情的。这篇文章就代表英国的亲华派。他们不但不仇视我们，且希望我们的革新运动早日成功。这是我国国民应该知道的。
为一篇译文作按语，并不是常见的事，很显然，蒋廷黻是要借题发挥。他要借汤恩比的文章为题，来抒发对大革命中那种刚性的偏急的“革命外交”的不满；他要用事实来证明那种只从己意出发、不知对方全面情况而一味对抗的举动是不理智的；他要告诫那些煽起狭隘民族情绪、挑起民族仇恨的人们，这样做不一定真正有益于中华民族的解放。
1933年11月，蒋廷黻在《独立评论》发表《送蓝普森公使归国》一文，对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的合作外交大加称赞。他说蓝普森在中国作了七年公使，使中英关系发生了重要的转变，成绩伟大。蓝普森是1926年来华接任的，当时中英关系正处危急的时期。“全国人民都为‘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所麻醉，且认英国是帝国主义的罪魁。我们以为不打倒英国，我们绝无翻身的日子。同时通商口岸的英国报纸也在那里尽他们谩骂的能事，把国民党和学生看作新拳匪，惟独炮舰政策足以对付。”1926年冬天和1927年春天，如果“蓝普森公使的判断、勇敢、忍耐稍有欠缺，不但中英的关系必致大决裂，就是全盘远东问题也可演变到一个不堪设想的田地”。由于“英国政府和蓝普森公使屡次的具体的表示中国的富强就是英国的利益，使这富强得实现，英国愿意尽友谊的协助责任。”“现在我们知道英国不但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障碍，且是一种助力。从此以后，中英的友谊及合作只须维持和培养。”（注：载《独立评论》第76号，1933年11月12日，《蒋廷黻选集》（三），台北：文星书店，1965年版，第441-442页。蒋廷黻认为，中英在大革命时期的激烈对抗，其历史原因是英国的工业品破坏了中国的手工业和农业，加剧了中国的社会矛盾，中国人民对英国帝国主义表示仇恨是可以理解的，正是在这个历史的、心理的土壤上，鲍罗廷等人制造反英空气，才能收到极大的效果。蒋廷黻认为：蓝普森公使是有眼光的外交家，他没有恶化中英之间的对抗，而是很快公布新政策，主要包括六点：（一）英国愿意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二）英国绝无强以外人的统治加诸中国的志愿；（三）中国条约的志愿是正当的；（四）旧条约未修改以前，英国愿意关于条约的权利略为通融；（五）在中国未建设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前，英国就愿意与中国维持亲睦的关系；（六）华府会议所通过的海关附税，英国愿意中国即时起始征收。蒋廷黻说：蓝普森公使的秘诀在于：不以中国的国家主义为英国之敌，反引以为友。）
蒋廷黻从中英关系转变的历史事实中更获得一种认识和信心，如果中、日双方都能采取忍耐的合作的政策，东北问题或许不致激发起剧烈的波澜和严重伤害中国的后果。很显然，蒋廷黻一方面对日本币原外相抱存希望；另一方面，他不愿意看到中国国内也像反英一样，掀起强烈的反日怒潮。然而事实完全不是朝着蒋廷黻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的。虽然币原外相试图做过一定的努力（注：蒋廷黻在回忆录中说：1931年冬，有一位朋友告诉他，币原于1927年夏天就曾要求当时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回南京向政府报告：“告诉你们政府，币原说：‘一个大事变就要发生了。除非中日双方政府谨慎处理，双方均将被毁。尽速和我来解决。但，我一定要占一些便宜。如果你的政府不肯让步，我的政府必然会垮台，而后任将较我更甚，会要求无厌。’”蒋廷黻说：“事实上，整个七、八两个月，币相一直都急于寻找谈判的机会，而南京和东北方面都尽量设法避免。明了对方所使用的策略后，我不禁感到我们的政府措置失当。”（见《蒋廷黻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38页）），但没有成功。
1931年冬，外交部部长顾维钧提议将东北南部的锦州附近地区划为中立区，隔开中、日双方的军队。蒋廷黻赞同顾外长的提议，认为此举至少可使冲突的紧张形势不致蔓延。当时燕京大学校务长司徒雷登约蒋廷黻到燕大演讲，蒋在演讲中极力支持顾维钧外长的主张，演讲结束时，燕大名教授陆志韦站起来代表教职员及学生联合会发言，他提议，燕大师生通电全国，反对设立中立区。在场的政治系系主任徐淑希也支持陆的提议。结果，当司徒雷登将提案付诸表决时，台下一片手海。如此场面使蒋廷黻不免尴尬和沮丧。全国学生几乎一致要求抗战。他们到南京向中央政府请愿，铁路为之阻塞。他们认为，日本占领中国领土，中国必须要抵抗，即使是战败、战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耻的，不战而失地更是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1]（P137-138）
蒋廷黻认为，学生和老百姓大部分是真正爱国的，但不能排除有政客在幕后操纵的事实。他说：“活动费送到北平，大部分用在少数学生身上。此种情形更使我要去努力阻止全面战争。”[1]（P138）蒋认为即使是出于纯洁的爱国心，也要分辨是理智的爱国还是盲目的情绪化的爱国。如果是盲目的、情绪化的爱国，那么爱国很可能导致误国。他说：自国民党出师北伐，到“9·18”，全国布满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标语。我们把一切国计民生的困难都归罪于帝国主义者，把外人的一言一动都看为帝国主义的。由于“受环境和时潮的支配，我们近几年来朝野所共造的空气，一句话：就是虚骄自负。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不问自己的能力是否与欲望同时长进；不权衡事件的轻重缓急；好像我们的敌人愈多愈好。自己让自己的口号标语麻醉了，而美其名曰这是‘革命的外交’。等到‘9·18’事件一发生，前日我们口号标语中所要打倒的，我们厚起面皮来求他们同情和帮助。当局所作的就是仰承他们的主公翁——民众——的意旨所作的。有这样的民众，然后有这样的当局。全国都变为开空头支票的。”[7]（P415）
在自己实力明显不足、外部援助也不可靠的情况下，蒋廷黻认为对付强敌的最好办法就是和，就是妥协，就是暂时吃点亏。他认为，如果战，未免要吃更大的亏；实际不能战，而空喊抗战、鼓动对抗，只能是给国家添乱，妨害外交。所以，蒋廷黻完全赞成国联调查团“务须对于两国之根本利益予以调和”的基本态度。国联调查团本着“调和”的精神，要求日本退让两件事：（一）取消“满洲国”，（二）撤回驻东三省的军队；同时也要求中国退让三件事：（一）创立东三省的特殊自治制度，（二）承认日本在东三省的经济权利，（三）缔结中日新商约。为善后计，调查团提议中日两国缔结和解、仲裁、互不侵犯及互助条约。蒋廷黻说：“我们对于调查团的方案是佩服的。远东和平，关系中日两国的前途和全世界的前途太大。调查团不能因为日本已疯狂的走上了死路，就不尽人事之可能而不指出一条活路。在我国方面呢？我主张不问日本接受与否，我们除一点应保留、一点待考虑外，应完全接受调查团所拟的方案。”[5]（P135-136）蒋说：“我这样的主张，并不是因为我不知道这方案含有若干矛盾及其有不利于我国者。调查团向我们指出一条新路。概而言之，这条路就是中日合作。”[5]（P136）蒋廷黻认为，调查团指出的这条中日合作的新路是基于两个理由的：一是中日之间经济的接近，固然对日本有重大的利益，对中国亦有同等的利益，因为中国藉此在经济上和技术上与日本的合作，可以获得建设国家主要工作上的助力；二是既然中国有识之士已承认建设与近代化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就不能不确认建设和近代化的完成，实有赖于与一切国家培植友好的关系，因此，与近邻日本维持良好的关系，更属重要。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都需要与列强的合作，而日本政府的友善态度及她在中国东三省经济方面与中国的合作，更为难得。蒋氏告诫说：“国人不可不再三细读调查团这段良药苦口的忠告，其中所含的意义是极深厚的。我国当前最急要的事业，无疑的，是国家整个的现代化。为完成这事业，无疑的，我们需要‘日本政府之友善态度’。为获得这友善态度——万一尚有方法能获得，——更无疑的，惟有承认日本在东三省的经济利益及中日经济合作这一条路。”[5]（P136-137）
蒋廷黻认为：从世界形势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人民怕战过于怕虎。大战损伤的元气尚未恢复，接踵而来的是三年空前的经济恐慌。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战债、军缩、关税，法意、法德诸问题使得西洋绝难有两国或三国联合对日的可能，而这种联合是制裁日本必须的条件。从日本方面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已有余，所顾虑的是对西洋的防守力尚不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不仅对中国的进攻更有余，而且对西洋任何一国的防守也有余。在这种势力相竞之下，日本因此就肆行无忌，想尽可能多占便宜。但是，日本也不可能毫无止境，如果他把华府会议所造的均势根本推翻，全世界受了这种压迫之后，必定会设法联合应对。有鉴于此，在短期内，东北问题决无解决的希望。如果我们要速求解决，反而要吃大亏。由于对世界局势认识不清，对中日问题的严重程度认识不清，国内有不少人仍在寻找解决的捷径。故蒋氏愤慨地说：“这种野梦，我们现在必须放弃。”[6]（P276）要知道，现今中国与日本相处的态势，决非是你今天打一下，我明天高兴又打一下所能了结的。这种局部的、无充分军事、经济、政治及外交预备的战争，纵得着一时的小胜利，终久徒给敌人蚕食的机会。
　　　　四、包括苏联在内的合作
蒋廷黻提醒国人，中、日的问题，我们不要看错了，是世界历史上第一等严重的问题。日本武力所创造的大陆帝国，非用更大的武力是不能消灭的。要蓄积更大的武力，就需要时间，所以要下决心作长期的准备，要“咬住牙根作长期——五年或十年——抵抗的计划”。[5]（P173）在这长期抵抗的计划中，除无条件停止内战、努力内政的改良和尽力争取与国际联盟的协调外，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与“苏俄的合作，必须占一重要地位”。[5]（P173-174）他进一步解释，也不可因为怕共产革命、怕日本宣传我们要行共产，就不利用复交以后的机会到俄国去考察、去学习所可学习者。究竟惟一防止共产革命的方法就是建设一个比共产主义还好的社会，此外都是治标，惟独这个方法是治本。苏俄的经验可资借鉴者正复不少。计划化的经济是其最大端。不要忘记一个劳工与农民生活较好的国家就是在国际中一个比较强有力的国家。倘若中俄复交以后，我们能从苏俄得些解决农工问题的方法，那这复交便更有意义了。
蒋廷黻的知己知彼、互利合作的外交思想是面对全方位的，也是始终一贯的。他不仅是对英国、日本而言的，也不是仅对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的，事实上他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是如此。从上面的引文，可以清楚的看出，他非常重视与苏联地交往与合作，并且要排除干扰顶住压力。但是，由于蒋廷黻晚年在联合国提出过影响极大的《控苏案》，似乎给人们留下了蒋氏是反苏干将的深刻印象，有的学者在追述蒋氏生平的时候，总是多少带有情绪化地渲染甚至夸大蒋氏的反苏倾向（注：陈之迈《蒋廷黻其人其事》中有这样一段回忆：“民国廿四年夏天，廷黻先生和我从北平乘火车到南京去。……他对我说：中苏接壤三千五百英里，苏共的野心是赤化世界。中日战争发生，苏共必定趁火打劫，为中国的大患。这次政府如果要他加入任职，他的志愿是做外交部苏联科科长，一方面为国家做事，一方面可以看到中苏关系第一手资料，岂不美哉！”（载台湾《传记文学》1965年第6期）依据蒋廷黻自1935年至1945年所留下的、笔者能看到的公开或私下的文献，笔者认为：蒋廷黻在当时所谓“苏共的野心是赤化世界。中日战争发生，苏共必定趁火打劫，为中国的大患”的说法是言过其实的。至少可以说，这不是蒋当时对苏思想的主流。
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中还有一段话：“廷黻所最关心的是苏联对中日冲突所将采的态度。那时国内有一部分人相信在中日冲突之中，苏联势必助我抗日。廷黻从许多角度剀切说明这个信念之全无把握。”（载台湾《传记文学》1966年第3期）应当说，这段话也是不确切的。苏联帮助中国抗日的事实是人所共知的，特别是国民党政府更应心中有数，所以，不存在对这个信念全无把握的问题。事实上，蒋廷黻当时要剀切说明的是，苏联当时不会直接出兵与日本开战。又如梁嘉彬《蒋廷黻先生传》中说：从蒋廷黻“前后的种种着作言论里，我们可以看出蒋氏对苏联和当时所谓第三国际都是厌恶疑惧到极点的。”笔者认为，这也是言过其实的，有意无意夸大了的。当时蒋廷黻确有厌恶疑惧之处，但什么叫到极点？而且也并非处处都是厌恶疑惧的。此外，还有不少议论都是强调蒋廷黻的反苏倾向，至于蒋廷黻的与苏合作思想，则甚少有人提及。），致使蒋的互利合作的外交思想在对苏关系方面似乎成为一个断层。这种历史的偏识是应予以澄清和厘正的。
如果实事求是地考察，蒋廷黻对于当时苏联的认识，不无过人之处，甚至不乏先见之明。从历史的角度和世界全局的眼光来关注一个对象，这是蒋氏最突出的认识方法。用这个方法观察当时的苏联，他以为斯大林不过是地道的民族主义者，他所承继的就是彼得大帝的事业。斯大林的外交政策并不是什么国际主义，而是以资本主义的外交来对付资本主义，他的准则当然是维护苏联本国的利益。从历史来看，苏俄在远东有不可割舍的利益，为了维护其在中国东北地区的特殊地位，俄与日在战和、进退之中，大多总是以牺牲中国的权益为代价。蒋廷黻当时想提醒国人的是：不要把苏俄与日本这两个都想主宰中国东北的强国，一个当成完全的朋友，一个看成绝对的敌人。从这个意义上讲，蒋廷黻的心目中，的确是具有很自觉的防俄意识的。蒋氏深通历史，同时他又密切地关注着世界的大势。他看到，自德国法西斯兴起之后，苏俄的战略重心已开始移向欧洲一边，因为防德比防日对苏更重要。从这个大局看，苏联在远东是以守为主。日本进攻中国，苏能给中国一定援助，但在较长时期内不可能出兵击日，以致引火烧身。所以蒋廷黻一再告诫国人，不要指望苏联出兵与中国并肩作战，不要抱存不切实际的幻想，要体谅、理解苏联尽量避免与日本交战、抓紧国内建设，蓄积国力以对付德国的基本国策。在蒋廷黻看来，一个国家首先考虑她自己的安全和利益是正常的，天经地义的。他在理智上并不会对苏联的这种政策提出指责。如果要说蒋廷黻对苏联的反感，恐怕主要是对苏那种尽量避免与日本作战而同时则鼓动中国对日作战的做法。至于苏联国内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不自由的体制，蒋氏的确有些厌恶，但是，这决不是他对苏的全部感受，更不能说达到了极点。
我们来看看蒋廷黻自己是怎样说的：
我对莫斯科的印象很好。当我看到苏联人民生活很困苦时，我就感到充满了希望和进取的气氛。……在莫斯科我住了三个月，我个人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我可以参观许多机构，随便和很多苏联人谈话。很明显的，苏联最高当局正以伟大方法从事许多伟大工作。实际上，工作是参差不齐的。[1]（P161）
1934年9月，蒋廷黻在游莫斯科的随笔中这样写道：
纽约的摩天大楼虽不见于此地，六七层高的大厦也不少。街道有些是柏油面的，有些是石块砌的。街上的汽车、马车、电车一样的在那里奔驰。马车多年是旧的，汽车载货的多、载人的少。阔人看不见一个，时髦妆饰的妇女也看不见一个。鞋子都是多日没有刷油的，裤子是多日没有烫过的，帽子都是无边的小帽。但是人民都是足衣足食的。这个普罗的世界是朴实、平等的，其空气是十分奋发的。[7]（P569）
1934年12月，蒋廷黻离开苏联赴德国，途中听到一些游俄旅客对苏联共产主义不满的议论后，他的认识是：
旅客们对共产主义的仇视也是他们不满意的一个原故。他们大多数没有读过俄国历史，不知道帝俄时代的退步，他们不知道在帝俄末年俄国工业的幼稚，更不知道彼时俄国农民的愚蠢几是全欧之冠，所以他们不能原谅丝毫。革命时代的破坏、近年建设之注重重工业、革命之难，尤其是培养共产主义的公民道德之费时，这些事情都是一般旅客所顾不到的，就是他们不仇视共产主义，他们也不能了解苏俄，何况他们的仇视之深有非我们中国人所能想像的。我们所受的共产运动的痛苦远在其他国家之上，然而我想在中国没有一个人要破坏苏联的试验，或希望苏联失败。[7]（P595-596）
1936年8月，蒋廷黻赴苏任驻苏大使之前接受记者采访，他是这样回答记者的：
中苏两国均地大物博，在国富财力方面之发展，均无求于人，同时两国目前正努力于国内经济建设，力求国际和平，故本人此次奉派出使苏联，图谋两国友好邦交方面，当不感任何困难。两年前本人曾赴苏考察政治制度及经济建设，对彼邦人士所得一切良好印象，至今不忘。至我驻苏大使馆方面，相识者甚多，余之职责当在敦睦邦交，想莫斯科中苏旧友亦必与予协助。[8]（P354）
1937年，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中国近代化的问题》一文，从近代化的意义上，对苏俄的革命与专制，予以充分理解和肯定。他说：
战后列宁和斯大林的伟业，实在就是大彼得的事业的继进。共产党在俄国的专制、恐怖、横暴，可说到极度了。有许多人至今只知道包尔雪维克的厉害和俄国反革命者末日的惨痛，不知道共产党在俄国的使命是要俄国超近代的近代化。以俄国民众的愚蠢及昔日领袖阶级的自私，非用极大的暴力，苏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7]（P639-640）
上述事实足以表明，蒋廷黻并非是一种极端的仇苏、反苏的心态。如果真是一种极端的仇苏、反苏心态，那当然也谈不上有什么合作的愿望了。蒋氏对苏联，注重的是如何帮助国人有更为全面准确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或是防备、或是合作、或是借鉴、或是学习、或是交往、或是抗拒。然而贯穿其中的基本愿望始终是了解的合作。
就客观地认识苏联而言，蒋廷黻有几段话是相当透辟的。1935年8月，他在《独立评论》上发文认为：俄国人虽讲大同，然苏联政府提倡爱国并不在他国政府之下。苏联努力军备亦不在他国之下。苏联的外交与别国一样，全以苏联的利益为前提。用的方法也是远交近攻。“苏联近年外交最大的转变是把中心从远东移到欧洲。一两年以前，苏联虽已与日本开始谈判中东路的出让，但骨子里苏联政府仍以保存他的远东利益为其根本大政。近年因为德国的恢复及全盘德国外交的趋势，苏俄不得已把远东降为次要。把欧洲疆界升为最要。这是很自然的转变，因为欧洲的俄罗斯究比亚洲的俄罗斯要紧。有此转变，于是苏联加入国联，并恢复帝俄时代的法俄联盟。国联在苏联的眼光里素来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把戏。可是现在苏联拥护国联之力不在英法之下。……苏联是有备无惧的。远东虽已变为次要，就是在远东，苏联亦断不至不战而退。苏联渴望和平，因为和平与他有益，但苏联相信战争之害加于别国者胜过加于苏联者。……在苏俄方面，虽在内政上仍保持他的主义，在外交上则与一般资本主义的国家毫无分别了。他是以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方法来对付资本主义的国家。”[9]（P611-612）
1937年4月，蒋廷黻在致外交部的报告中客观地介绍苏联的情况说：“近年建设确有进步，即反对共产主义者或反对苏联者亦不能不承认。惟人民生活之水平线仍在欧西诸国之下，日用物品购置不易，品质粗劣，价格高昂。倘战事发生，消耗品必更减少，能否持久而不引起人民之反抗，不无疑问。尤以交通不便，运输困难为战时经济之隐忧。就内部经济论，此邦所需者为避免战事，以便继续建设。虽然，他国亦有其困难，如日德两国原料之缺乏，军费之膨胀，生活程度不但不能上进，且有日退之趋势。此邦原料丰富，近年虽努力军备，人民程度尚有进步，所患者经济组织呆滞、人民程度较低，究竟就经济观察苏俄与日、德之战斗力比较如何，不易断定也。此邦军备在质、量双方面皆不可轻视。……苏联之外交政策，完全避战政策也。国人切不可有丝毫之误会。自‘9·18’以来，苏俄对日交涉，无一事不退让。中东铁路、库页油田、北海渔权诸问题之解决，无一不由于苏俄之退让。吾人可说，苏俄对日之政策，乃不抵抗政策也。惟日人所得之便宜，从苏俄整个国家着想，无关宏旨。故以极少之牺牲即能达其和平之目的。至于侵占苏俄土地，有红军在，日人亦不敢轻试。”[10]（P25-26）因蒋廷黻对苏联认识深透，苏方对他自不无防备，故他一面愤慨地抱怨，一面又以理解的心态指出事实：
以往，苏联当局一面极望吾人抗日，其代表与国人私自谈话亦竭力鼓励吾人抗日，然彼辈政府曾未与我国政府说一句负责的实着边际之话，且苏联本身对日尚力求避战。此乃职对苏联最不满意之点。更可恶者，彼在我国制造抗日潮流，使我人民与我政府为难，几至挟我人民以迫我政府。我人民知识幼稚，感情用事，不知世界各国人皆推行本国本位之政策，绝不愿为他国作冯妇。……职到任以来，已两次要求李维诺夫彻底交换意见，彼始终推诿。故在西安事变之前，职心已抱不满。此外，在数星期之内，彼已两次不以诚待我。……在国际联盟中，苏联代表无一次不协助我国代表。……在中日两国争论中，苏联无一次不完全偏袒我方，且苏俄对我国政府中人士之守信与否自亦不无戒备，此国际之常情也。……苏俄自有其困难，彼所须者为和平，盖惟在和平环境之中始能继续其建设事业。彼之国际地位欠佳，夹在东西两强敌之间，而彼无一可靠之与国。彼之不愿在远东多负责任乃彼之自为谋也。彼所愿者为，中国多负责任，盖中日多事则日苏之间可少事矣。其次，彼甚愿英、美两国多负一份抗日之责。彼或者判断中日战，中必败。中败后，英美必援助，中日之战遂转为英美与日之战，而苏联反可坐收渔利。英美两国亦颇怂恿苏联对日强硬。英美对苏联，苏联对英美同一心理也。[10]（P30-31）
认识苏联，才能更好的合作。盲目的合作总是不牢靠的。只有清醒的合作，才会是互利的、长久的。蒋廷黻最重视的是清醒的合作，知己知彼。他深知苏联的外交是灵敏的、实际的，为本国利益打算的。对苏联在对日问题上的推诿、绕圈子，蒋虽表示不满，但他终究能理解、能容忍。他不指望苏联会出兵来无私地帮助中国抗日，但他认为：无论苏联怎样为自己打算，中苏之间保持正常的外交关系是应该的。蒋所重视的合作，其重心自然倾向于英、美，倾向于国际大范围的合作，但他并不忽视争取与苏俄合作的可能和机会。（注：1937年7月在《蒋廷黻向李维诺夫询问苏联对芦沟桥事变态度致何廉电稿》和《蒋廷黻报告苏联对列强调停中日冲突态度致孔祥熙等电稿》，两电稿中，蒋廷黻有这样的话：“弟意吾人绝不可期望苏联之实力助我，目前外交活动应注重英美之合作”。“职意目前如俄参加，诚有如爱登所顾虑之不便，但如事件恶化，则我国及英、美、法均应欢迎俄之合作。我们外交工作应即时起尽力疏通彼四国间之误会。”参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97-198页。）
1937年12月，蒋廷黻在致外交部电稿中，分析苏俄不能积极出兵助我抗日，自有其为难之处，尽管如此，他仍建议“中苏利害关系极深，近数月来，彼助我亦不少，我政府在未接受调停之前，应与苏联切商”。[11]（P209-210）
1938年1月，蒋廷黻回国述职，在长沙，他作过多次演讲，介绍国际情势，客观地描述苏联国内的各种状况，如实地说明苏联不能出兵帮助中国抗日的原因，他甚至把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但他承认苏联是中国的朋友。他说：
苏联对于中国，真可说是一个最好的朋友，她对中国是十分同情的，十分赞助的，至于苏联不能正式出兵帮助我们，这是有原因的。虽然如此，但她给予我们的帮助仍旧很大，苏联确是我们的好友，无论在物质方面，精神方面，她帮助我们的地方比任何一国大。[12]（P7）
从这些话看，我们完全应该相信，蒋廷黻当时对苏联不会是对抗的。应当说他的愿望是要与苏联合作的。
到蒋廷黻的晚年，他的反苏、抗苏态度的确是很强烈的，即便如此，他又是怎样回顾他当年的对俄外交政策的呢？他不愧为一个讲真话的外交家，他明确说：“我曾于1934年冬季因秘密任务前往莫斯科，又在1936年以中国大使资格再去莫斯科。我都想设法开辟合作的途径”。[14]（P870）
1958年，蒋廷黻在《我对控苏案的看法和说明》一文中，再次阐述他的合作的外交思想，并且特意指出，俄国也在开放与合作的范围之内。他说：
我们政府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不过在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后，我们却希望维持和重建与西方各国的友好关系，连俄国也在内。我们一得到平等的关系，我们无论在过去和现在都在准备建立合作的关系。我们决不让我们的反帝国主义立场去培植和发展成为对西方民主国家的怨恨和敌视。[13]（P867-869）
　　　　五、尾语
在蒋廷黻看来，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是必要的，但是民族主义再重要也不能当饭吃、当衣穿、当房住。民族主义最终还是要为民生主义服务。民生问题：一是改进社会福利；二是致力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只能靠本国来解决；经济发展可以根据互利原则仰赖一些比我们发展较好的国家。我们可以运用他们的技术知识来谋双方的利益。蒋廷黻说，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堵住一个较好未来的途径呢？这不等于自杀吗？
由于蒋廷黻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殖民主义有一种不同于列宁、斯大林的理解，所以，他较早就具有了比较自觉的开放意识和合作的外交思想。他非常推崇孙中山的国际发展中国的计划。他认为落后的国家尤其要尽可能避免激烈的对抗，即使废除不平等条约，争取民族独立，也要衡量利弊、分清轻重缓急，是理智的，而不应是狂躁的。他认为应尽可能争取外部条件来发展自己，增强实力，这才是对付帝国主义的根本出路。基于这些思想，他在举国高喊“革命外交”的时候，独自忧虑和思考着应如何与英国的合作；在济南惨案之后，日本咄咄逼人，全国反日情绪普遍高涨之时，他要寻找一条有利双方的合作之路来解决东北问题；在“9·18”事变之后，逐渐失去与日本合作的可能的情况下，他把谋求合作的对象转向苏联和英美。避免对抗、寻求合作，这是蒋廷黻外交思想的基本宗旨。更值得思考的是，他把互利合作置于真正知己知彼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