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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共产党早期反帝目标探析

【内容提要】中共“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纲领，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目标。从党的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阐述来看，在1927年以前，反帝目标的内涵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在每次反帝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也总是将斗争的目标引向废除不平等条约。对于国民革命反帝内涵的界定，也是限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范围。在这个时期，党侧重于反对经济方面，尤其是关税方面的条约特权。中国共产党的废约反帝主张，对孙中山国民党产生了直接影响，使得大革命具有了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基本内容的反帝内涵。
【关 键 词】中国共产党/早期/反帝目标/不平等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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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帝国主义是中国民主革命纲领的基本内容之一，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即确立了反帝纲领。纵观党的历史，其反帝纲领的具体目标，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涵。不少论着对其反帝纲领作了详细的论述，但对这一问题尚缺乏必要的考释，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党早期（1927年前）的反帝目标作进一步的探析。
　　一
党成立以后即在探索党的纲领和革命任务等重大问题，1922年5月，党对中国社会状况和现阶段的革命对象，已有了较为清楚的认识。[1](P478)到“二大”，便制定了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纲领，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目标。这一目标在当时的具体内涵和主要任务是什么？1927年2月，瞿秋白认为，五年以来，对于“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这一口号的内容，至今还没有明确的解释。虽如瞿秋白所言，未见有明确、具体的阐释，但从党的文件和党的领导人的阐述来看，在1927年以前，反帝的内涵是废除不平等条约。
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第一次公开作出反对帝国主义的表示，便是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改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清偿铁路借款，完全收回管理权”[2](P45)。“此乃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口号之嚆矢”[3](P78)，是中共第一次表明废约主张，亦是中国大地上第一次以政党名义发表的废约主张。陈独秀于8月发表《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提出“废止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法权，清偿铁路借款收回管理权，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一切侵略，使中国成为真正独立的国家”[4](P186)。
不过，此时党还没有把反对帝国主义放在首位，在这个时局主张中，仍认为“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2](P35)。在二大宣言中，党提出的奋斗目标，第一项是“打倒军阀”，第二项才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2](P115)。一年以后，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到1923年8月1日发表的第二次时局主张，才把“打倒利用军阀侵略中国的列强”放在“打倒军阀”之前[2](P178)。此后，党始终把反对帝国主义放在第一位，认为“帝国主义的列强（英、美、法、日）是我们的第一仇敌，比军阀更毒的仇敌！”[4](P401)同时，也把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反帝的具体目标。
党的有关文件、声明等，一再提出这一目标。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在“共产党之任务”一章中，提出“目前的要求”，第一项就是“取消帝国主义的列强与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实行保护税则，限制外国国家或个人在中国设立教会，学校，工厂及银行”[2](P141)。
1924年11月19日发表的时局主张，提出目前最低限度的要求，第一项就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2](P306)。1925年7月10日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宣言》，提出“彻底明白中国的独立与统一，必须废除不平等条约方能达到，须有为此奋斗到底的决心”[2](P428-429)。1926年7月12日发表的时局主张，提出各阶级的民众联合战线的“共和政纲”的最低限度为：“一、废除辛丑条约及其不平等条约；二、收回海关，改协定税制为国定税制，收回会审公堂，废除领事裁判权；三、各国撤退驻华海陆军；四、收回租界及租借地（如旅顺、大连湾、威海卫等）”[5](P155)。
中国共产党把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反帝的具体目标，是由于帝国主义正是凭借不平等条约奴役中国的，“所有条约都是帝国主义控制中国人之奴券”[4](P574)。中共二大认为帝国主义已操纵了“中国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中国实际上已“变成他们共同的殖民地”。《向导》周报在创刊号发表宣言，详细分析了不平等的条约特权给中国造成的种种恶果。“北京东交民巷公使团简直是中国之太上政府；中央政府之大部分财政权不操诸财政总长之手，而操诸客卿总税务司之手；领事裁判权及驻屯军横行于首都及各大通商口岸；外币流通于全国；海关、邮政及大部分铁路管理权，都操诸外人之手；银行团及各种企业家，一齐勾串国内的卖国党，尽量吸收中国的经济生命如铁路、矿山和最廉价的工业原料等；利用欺骗中国人的协定关税制度，箝制中国的制造业不能与廉价的外货竞争，使外货独占中国市场，使中国手工业日渐毁灭，使中国永为消费国家，使他们的企业家尽量吸收中国的现金和原料，以满足他们无穷的掠夺欲。”正是通过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政治的和经济的侵略，使中国“在名义上虽然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实质上几乎是列强的公共殖民地”[6]。三大制定的党纲草案也指出：“帝国主义的列强在中国既已取得了治外法权、协定关税等等优越的权利，他们便支配了中国重要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2](P135)。由于“一切帝国主义者是根据一切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全民族加以剥削与凌辱”[7](P62)，因此，“我们现在要反抗帝国主义，就要废除不平等条约”[8](P942)。在告中国民众书中，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我们民族自由运动之初步与关键，即是废除不平等条约。”[2](P400)
在每次反帝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也总是将斗争的目标引向废除不平等条约。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共即于6月6日发表告全国民众书，指出这次事变的性质“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全上海和全中国的反抗运动之目标，“决不止于惩凶、赔偿、道歉等‘了事’的虚文，解决之道不在法律而在政治，所以认定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为其主要目的”。并强调，这一目的一日不达到，“中国民族的生命与自由便一日没有担保，随时随地都有被横暴残酷野蛮无耻的帝国主义蹂躏屠杀之危险”[2](P421)。陈独秀于1925年6月20日发表“此次争斗的性质和我们应取的方法”，提出，“全国性质的根本要求，自然是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7](P77)。
“五卅”一周年之际，瞿秋白着文说，“全国各地这种民众一致反抗卖国军阀的运动，当然要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一致的目标——五卅的惨杀，完全是帝国主义者行使这些条约的结果”[9](P485)。再如，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针对帝国主义列强“用通牒拥护剥削中国主权最甚之辛丑条约”，以及“指使段祺瑞屠杀反对此项最后通牒的学生与市民”的行径，中共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国民众，“一致奋斗”，“取消辛丑条约，以雪最后通牒之耻”[5](P88)。随后又一再提出“废除辛丑条约及其它不平等条约”。
显然，中国共产党把废除不平等条约视为推翻帝国主义的同义语，反帝主要落实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标上。瞿秋白在1925年8月更明确地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换句话说，便是要根本推翻列强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统治地位；具体的说来，便是要求收回一切租界，收回海关管理权，废除协定关税的制度，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军，废止外人在华得自由设立工厂等等的特权”[9](P321)。
对于国民革命，共产党人认为主要是反帝运动。如陈独秀在1924年就认为“国民革命和民族解放是两个意义相类的名词，所以反抗国外帝国主义之压迫是国民革命运动之中心工作”。[10]文恭也明确地说，“我们国民革命中只是反帝国主义运动是我们最初步的而且是根本的办法，其余都是治标的罢了。”[11]瞿秋白后来在1927年亦指出，“国民革命的目标是从帝国主义统治之下将中国解放出来。”[12]这种看法在共产党人中是非常普遍的。
相应地，他们对于国民革命反帝内涵的界定，也是限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范围。邓中夏认为，“‘国民革命’亦叫做‘民族革命’”，就国民革命本身的要求来说，“不过只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关税权，领事权，租界权……等），并不根本没收帝国主义在中国之一切经济机关（工厂、洋行、银行……）”[13](P128)。彭述之也撰文指出，“国民革命的原则是在‘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但是所谓推翻帝国主义，还说不上是根本消灭帝国主义，只是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殊权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14]。他认为，这些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只是中国革命最低限度的要求”[9](P791)。也就是说，这是反对帝国主义最起码的要求，这一要求即是国共两党在国民革命中共同的反帝主张。
　　二
如前所述，党的目标是要废除所有不平等条约，并已多次总体提出。但在这个时期，党侧重于经济方面，尤其是关税方面的条约特权。
中共中央在1924年11月发表的第四次时局主张中，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第一重要是收回海关，改协定关税制为国定关税制；因为这是全民族对外的经济解放之唯一关键”[2](P306)。党的领导人也多次表示这一主张。陈独秀认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犯中国，要算干涉海关收税权、领事裁判权、军舰自由航行内河、纸币直接流通市面、强迫租借领土这五项最厉害，而在这五项之中，“尤其是干涉海关收税权能够制中国人的死命；因为其他四项还是局部的或是一时的，不像干涉海关能够使全中国人永远不能抬头”[4](P387)。针对1925年举行的关税会议，他提出，这一问题是“中国民族之经济的解放第一重要关键”，号召全国人民“奋起力争关税自主”，要求“全国的商会、工会、农会等一切人民团体，都应表示一致的态度：对于在这次关税会议不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国家，加以罢工排货的长期抵制；对于只图加税不争关税自主的中国政府，立即请他下野。”并明确表示，“我们所谓关税自主，具体说来，乃指税则自主与管理自主二事。”“我们所要求的关税自主，不但是无条件的，尤其应该马上实行”，绝对不能以裁厘为条件[7](P100-101)。
为什么党把收回关税主权放在废约反帝斗争的首位？
其一，从当时的背景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加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遭受到严重的摧残，丧失了大战期间“发展的最好机会”。尤其是通过华盛顿会议，帝国主义协调了关系，“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辣斯的奴隶”[2](P106)。这种协同，将使中国在经济上陷入深深的困境。
其二，关税主权的丧失，是中国产业落后，经济崩溃的基本原因，亦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最重要的手段。中央通告指出，“协定关税制，税则用人均不能自由行使主权，这是国际帝国主义制我死命的最毒政策，因为在此关税制度之下……如此产业落后的国家，永远不易发展，永远为销外货之市场”[2](P211-212)。恽代英、邓中夏等共产党人亦撰文详细探讨了协定关税对中国所造成的巨大损害，指出“我们现有的关税制度，正是国际资本主义征服中国最重要的武器。”“中国因为外债的负担，关税的束缚，全国人民喘息苦楚于贫乏扰乱状况之下，国内工业永无发达之望。”所以“我们这种反抗，是为我们的生存，不能不起的抗争”[15](P421-432)。由于物价的上涨，这种协定关税制度不能切实保证值百抽五的低税率，即使以值百抽五计算，“中国税收上的损失，每年亦有千余万两之数”[16]。因此，“考中国所以贫乏的原因，即因产业不发达；产业所以不发达的原因，即因关税主权旁落于外人之手……欲救中国，必先收回关税主权”。[13](P59-60)
《湖南人民收回海关委员会宣言》也尖锐地揭露：“帝国主义宰割中国最残酷的手段，莫过于掌握中国的关税主权。”“这不仅我国每年将近一万万元的税款受制于外人，更使有机会利用收税的权利，限制使用中国货币，以扰乱破坏中国财政经济的现状。我们眼睁睁看见全国一二百个海关税务司、帮办等职位，尽为外人操纵住了，眼看见他们利用这种职位与权力，把中国的经济命脉紧紧操纵着。”“帝国主义的剩余商品便得着这个海关权的保障，可以在中国垄断一切了。”[17](P385-386)
其三，协定关税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关键，也是造成中国贫困、动乱等各种问题的根源。“中国的海关在外人控制之下已经八十余年（一八四二至一九二三）。在此八十余年中，中国与列强协定税则，到雇用外人帮办税务，由雇用外人帮办以至外人代管，在外人是得步进（步）的侵略，在中国是主权逐次的断送”，由此造成中国动乱不已。“外人自把持中国的关税以来操纵（垄）断中国的市场，洋货一泻千里的从欧美流进，中国原料毫无限制的输出，中国为甚么有土匪，内乱，战争？单纯由于军阀和政客的野心吗？军阀断不能强迫有职业有生计的人当兵匪。外人不断的侵略将中国人民的膏血搜括以去，中国人民失业流离，只有做土匪和当兵的一条路。”[18]“中国手工业的破产，人民生计的穷迫，没饭吃，没衣穿，人民日益流于失业的，成千累［万］，他们自然会流于兵匪流氓之一途。中国几十年来的内乱，也就是帝国主义赐给我们的恩惠。”[17](P386)而且，洋人把持海关，不但输入商品，排挤中国的农业和手工业，“还要输入鸦片，吗啡和军火以荼毒中国人民，助长中国内乱。还要以关税担保，大借外债以扰乱中国与延长军阀的寿命”。因此，“中国的乱源是在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侵略之总关键在协定税则与洋人把持海关”[18]。
中国共产党人的看法，揭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艰难处境，反映了社会的共识。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人亦有同样的主张。孙中山也认为，帝国主义“经济力的压迫”，比“政治力的压迫还要厉害”[19](P201)。胡汉民1929年在立法院纪念周发表演说时指出，“在我们所受的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中，第一，是关税不能自主。关税权的丧失，在民生上，在国际事业上，所遭的打击和痛苦，实在难以言尽！……其次当然就轮到领事裁判权了”[20](P178-179)。舆论亦认为，“不平等条约束缚之痛苦之厉害，莫甚于关税之被限制，故常以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当以关税自主为先”[21](P19)。
　　三
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目标的反帝主张，开辟了中国革命运动的新时代，对孙中山和国民党产生了直接影响。
由于国民党是各种势力的混合，他们没有明确一致的反帝意识。“在一大以前，国民党人，甚至最杰出的国民党人在思想上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片混乱。一会儿他们说，先要消灭军阀，然后再考虑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他们很少谈论后者，而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国内局势上，主要是放在同所谓的军阀的斗争上。一会儿他们说应该彻底改造中国社会，彻底改变它的教育等等。他们没有这样的明确概念，既在中国不消灭帝国主义，就不能消灭军阀统治；不先消灭帝国主义，国家就不能统一，任何政府，包括真正的国民革命政府就不能建立。”[22](P99-100)正惟如此，孙中山虽在辛亥革命时期就产生了废约思想，但始终不敢公开提出，直到国民党“一大”宣言，才提出了“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主张。这一主张吸取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和1923年6月中共三大的文件，凝结了共产党人的思想。
从实际来看，宣言是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帮助下制定的。包惠僧回忆说，“中国国民党的宣言和政纲，都经过了孙中山、鲍罗廷及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会商作最后的决定。虽然孙中山和他的亲信干部，如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也有他们的意见，而主要的内容如‘反帝’、‘反封建军阀’、‘联俄’、‘联共’、‘工农政策’等，都是由共产党方面提出，孙中山同意决定的”[23](P143)。中国共产党主要通过鲍罗廷参加了宣言工作，尤其是瞿秋白担当了一个重要角色。在进行宣言的最后润色时，中共代表团成员几乎每天都被请到鲍罗廷的住所进行协商。[24](P126)
当时国民党内的右派极力反对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反帝条款，“他们每天晚上都聚在一起。他们经常从后门跑到孙中山那里，竭力用通过宣言会产生的极危险后果来恐吓他。他们的朋友们从海外给孙中山打来电报，表示担心国民党落入了布尔什维克手中”。“那些在海外的资产阶级化的国民党人现在感到忧心忡忡的是，党会赞成反对帝国主义，这一来他们会被从东南亚撵走。”邓泽如等联名上书孙中山，称宣言中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反帝条款是中共“阴谋”。由于各种压力，孙中山在会议期间产生动摇，打算放弃宣言，用政府纲领代替它，因为“右派对这个纲领没有什么可反对的了，反之，他们会欢迎这个纲领，把它当作是摆脱在国民党宣言草案中提出的那些可恶的问题的最好途径”。鲍罗廷“认为用纲领代替宣言是不能容许的”，并“列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经过长时间说服工作后，孙中山才“决定通过宣言，同时也公布政府纲领”[25](P20-22)。
此前，1923年元旦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仅提出“力图改正不平等条约”[26](P3)，“一大”宣言明确改为“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改正”意味着修约，“取消”则意味着废约，这无疑是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的重大发展。
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坚持彻底的废约方针，促使国民党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改变态度。例如，在1923年的关余之争中，孙中山只争关余，表示“无干涉税关及迫胁收管海关行政之意”[27](P1777)。中共则认为不能仅争关余，并把这一事件上升到废除条约特权的高度。翌日中央发布通告，提出：“吾党此时应一面声援广东政府并督促其根本的收回海关全部主权，勿仅仅争在关余；一面主张收回全国海关主权，废除协定关税制”[2](P212)。而紧接此后的国民党一大即通过了“海关问题案”，提出，“本党尤当更进一步主张收回海关，用种种和平正当之手段与准备方法，以求有济”[28](P40)。
此外，在实际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具体的废约主张，其范围超过了“一大”宣言。“一大”宣言明确具体提出的废约内容，主要是“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和庚子赔款几项[28](P20)。直至1929年，国民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在上海国立暨南大学演讲说，80年以来中国和外国所订的条约中不平等的内容，只有关税协定、领事裁判权、租界及租借地、外兵之驻扎、内河航权五点，“所谓取消不平等条约，乃是取消这些不平等的部分之意”[29](P175)。从上可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具体内容，除这几项之外，还包括限制外国国家或个人在中国设立教会，学校，工厂及银行，改协定税制为国定税制，各国撤退驻华海陆军，收回租界等等。
即使国民党“一大”通过了废约的主张，也并没有成为一个坚决反帝的政党，“国民党政府还算不得有决心的反帝国主义的政府”[9](P178)。周恩来撰文说，“这样的广州政府我们本不应因为中山发表了几篇反抗帝国主义的宣言，而忽略他们怠工和退让的实际情况”。“尽管中山发表那样坚决的宣言，尽管广州反帝国主义声浪那样高，然而事实上广州政府却……向英国帝国主义绝大的让步。”“不革命的右派国民党在其经济地位上说，在其个人利害上说，他们是永不会反对帝国主义的。”孙中山对于海关问题，虽然主张以力取之，但是“见困于妥协派和右派的不革命空气，恐终难见诸实行”[9](P201-202)。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右派更加肆无忌惮。在北伐战争中，他们只想通过帝国主义的承认以取得统一中国的政权，提出，“现在北伐要紧，我们应该停止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或者说，“列强有承认国民党政府的意思了，我们应该停止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免生阻力”[5](P562)。
无疑，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废约反帝主张，以及对国民党的帮助和推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才具有了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主要内容的反帝内涵。

文章出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