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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马勇：“递刀者”？以张厚载、林纾为中心的所谓新旧冲突

作者简介：马勇(1956- )，男，安徽濉溪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06
原发信息：《安徽史学》(合肥)2016年第5期
内容提要：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因而失败者的言行往往被有意无意遮蔽、曲解、贬低。五四政治运动前夕发生的所谓新旧冲突，在近一个世纪里一直被描述为旧阵营对新势力的迫害，是旧学者与政治势力的勾结、合谋。其实，依据新旧史料重新解读各派政治势力的立场以及相互间的争执，可以清晰感到不论是新势力，还是旧势力，多少都有点误会，都将对手做了最大限度的恶意猜测。陈独秀之所以退出北大，胡适之之所以受到警告，固然有与旧派文人林纾、张厚载反复辩难的因素，但说到底张厚载、林纾并不像新派人物猜测的那样，成为政治迫害的“递刀者”。
历史是由一系列重大事件支撑起来的，没有重大事件，历史就没有质变，没有突破。讨论重大事件，固然要关注大人物，是大人物创造了历史，不管这个大人物，是天才，还是弱智，只要他做出了决策，一定要比一般人的言行更有力量。但是，正如许多人常说的那样，民众是历史的最终创造者。我的理解，历史中的许多重大突破，最先发难的，让历史进程改变方向的，往往是不惹人注意的小人物。小人物撬动大历史，是历史研究中应该注意的一个视角。我们这里想讨论的张厚载，就是一个被历史记忆渐渐忘却的小人物，但他确实促动，或者说引爆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一场大争论、大分裂，甚至引发了后来的大运动。
一、与新人论旧戏
张厚载，字采人，号豂子，笔名聊止、聊公等。生于1895年，江苏青浦(现属上海)人。
就家庭背景而言，张厚载出身于一个不错的中产阶级，书香门第。时处新旧转换特殊时期，张厚载既有比较深厚的旧学训练，又因其家庭条件优越，比较早地接触了新知识，就读于京城时尚名校五城中学堂。
1902年5月7日，顺天府尹陈璧奏请设立五城中学堂，“并以南邻琉璃废窑拨充校址”。在原来五城学堂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将东西南北及中城学堂合一，聘请同乡福建侯官人、工部主事沈瑜庆为监督，刑部主事、福建侯官人卓孝复，以及户部主事、侯官人李毓芬为提调，保举林纾为国文总教习，曾留学英国海军的天津人王劭廉为西文总教习。陈璧保荐奏折说：“福建省举人、候选教谕林纾，学优品粹，守正不阿，于中外政治学术，皆能贯彻，在福州主讲苍霞精舍，在杭州主讲东文学舍多年，力辟邪说，感化尤多，堪以聘充汉文总教习。”①自此始，林纾主讲五城中学堂前后长达13年，“先后毕业几六百人”②。张厚载就是这“几六百人”中的一员。
张厚载进入五城中学堂的具体时间和情形现在还不太清楚。但许多资料都显示他在五城中学堂受到国文总教习林纾赏识，属于登堂入室弟子。稍后，张厚载进入天津新学书院学习。
天津新学书院为英国人赫立德1902年创办的一所新式学校，其建筑仿牛津大学，其师资中西并重，顾维钧、林语堂、张伯苓等为书院董事。天津新学书院实际为大学，学制4年，设格致、博学、化学等科目。书院得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重视，捐助重资，袁家诸子适龄者及张镇芳之子张伯驹均在这里读书。津门杰出教育家严修为这所书院付出巨大心血。张厚载能到天津新学书院就读，亦可知其家境很不一般。
张厚载在天津新学书院的情形仍不清楚，但知他从这里又考入北大法科政治系就读。读书期间，张厚载热衷于戏剧，与梅兰芳、齐如山等戏剧名家、票友关系密切，并在课余写出不少谈论戏剧的文章在南北报刊发表，享有一时盛名。胡适尽管不太赞成张厚载的一些议论，但却给以很高评价：“豂子君以评戏见称于时，为研究通俗文学之一人。”③
如果泛泛而论，张厚载并不是新文化的反对派，他的思想观念、文学主张，与新文化契合处不少。1918年6月15日，他在《新青年》第4卷第6号发表《新文学及中国旧戏》，开篇即说：“仆自读《新青年》后，思想上获益甚多。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诸先生之文学改良说，翻陈出新，尤有研究之趣味。仆以为文学之有变迁，乃因人类社会而转移，决无社会生活变迁，而文学能墨守迹象，亘古不变者。故三代之文，变而为周秦两汉之文，再变而为六朝之文，乃至唐宋元明之文。虽古代文学家好摹仿古文，不肯自辟蹊径，然一时代之文，与他一时代之文，其变迁之痕迹，究竟非常显着。故文学之变迁，乃自然的现象，即无文学家倡言改革，而文学之自身，终觉不能免多少之改革；但倡言改革乃应时代思潮之要求，而益以促进其变化而已。”④张厚载这个描述，其实就是胡适一直强调的“历史的进化的”文学观念。
由上观之，胡适视张厚载为研究通俗文学的重要人物，张厚载也一再重申自己“对于改良文字，极表赞成”。至于改良上的具体办法，张厚载声明他最赞成胡适、钱玄同等先生“不用典”的主张，以为滥用典故，是造成思想窒碍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新文学一派“趋重白话”主张，张厚载也深表赞同，以为文学改良与其他事物一样，必以渐，不以骤。改革过于偏激，反失社会信仰，所谓欲速则不达，亦即此意。据此，张厚载对《新青年》上刊载的新诗很不以为然，如第4卷第2号登有沈尹默《宰羊》一诗：
羊肉馆，宰羊时，牵羊当门立；羊来芈芈叫不止。我念羊，你何必叫芈芈？有谁可怜你？
世上人待你，本来无恶意。你看古时造字的圣贤，说你“祥”，说你“意”，说你“善”，说你“美”，加你许多好名字，你也该知他意：他要你，甘心为他效一死！
就是那宰割你的人，他也何尝有恶意！不过受了几个金钱的驱使。羊！羊！有谁可怜你？你何必叫芈芈？
你不见邻近屠户杀猪半夜起，猪声凄惨，远闻一二里，大有求救意。那时人人都在睡梦里，哪个来理你？杀猪宰羊同是一个理。羊！羊！你何必叫芈芈？有谁可怜你？有谁来救你？
张厚载对这首诗很不满意，以为“纯粹白话，固可一洗旧诗之陋习，而免窒碍性灵之虞”，但从形式上观之，沈尹默的《宰羊》“竟完全以从西诗翻译而成，至其精神，果能及西诗否，尚属疑问。中国旧诗虽有窒碍性灵之处，然亦可以自由变化于一定范围之中，何必定欲作此西洋式的诗，始得为进化耶？西人翻译中国诗，自应作长短句，以取其便于达意。中国译外国人诗，能译成中国诗体，固是最妙；惟其难恰好译成中国诗体，故始照其原文字句，译成西洋式的长短句。”在张厚载看来，《宰羊》以及胡适《尝试集》中的《人力车夫》、《鸽子》、《老鸦》诸诗，并非译自西诗，为什么一定要用西诗之体裁呢⑤？
新文化运动对旧文学有整体性全面挑战，新旧诗之外，新文化一派也拿出很大精力讨论戏剧改良，钱玄同、胡适、刘半农等都有不少论述。
胡适指出，居今日而言文学改良，必须重视“历史的文学观念”。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注意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的关系，但决不容许完全抄袭；其完全抄袭者，决不成为真文学。胡适相信，文学随时代而变化，古人有古人的文学，今人有今人的文学。基于历史的文学理念，胡适认为中国文学变迁大势，白话文学的种子久已潜伏于唐人小诗短词中。至宋代，语录体盛行，诗词也多用白话。到南宋更进一步，人们不仅用白话作诗作词，甚至有学者使用白话通信。至元代小说戏曲出，白话适用范围更加扩大。
据胡适分析，白话文的趋势在强劲发展，但至明初确曾受到一些不利影响，但就其总体趋势而言，先前的语录体、白话文，在明清两代宋学家中并不乏知音。尤其是戏剧的发展，《牡丹亭》、《桃花扇》已不如元杂剧通俗，“然昆曲卒至废绝，而今之俗剧(吾徽之‘徽调’与今日之‘京调’、‘高腔’皆是也)乃起而代之。”⑥
戏剧是张厚载的强项，胡适论述中疑似问题迅即被张厚载捕捉到。他毫不留情地指出，胡适的这段表述“有一误点”，盖“高腔”即所谓“弋阳腔”，其在北京舞台上的命运，与昆曲相等。至现在，则昆曲且渐兴，而高腔将一蹶不复起，从未闻有高腔起而代昆曲之事。就戏剧演变史而言，张厚载的说法无疑更有依据，胡适的说法稍显大意。
胡适对旧戏表演程式不太满意，以为太虚，太抽象，因而建议“今后之戏剧或将全废唱本而归于说白，亦未可知。此亦由文言趋于白话之一例也。”胡适是看过西洋近代话剧的人，他“全废唱本而归于说白”的建议，大约就是期待中国的戏剧也能经过改造，去掉那些抽象且严重脱离生活实际的唱功，让艺术重回写实本真，改造成西洋话剧那样比较接近生活的舞台剧。胡适的这个建议有其价值，但在张厚载看来，“乃绝对的不可能”⑦。
与胡适讨论《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同时，刘半农也在《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发表了一篇《我之文学改良观》，其中也有一部分讨论旧戏改良问题，并将中国旧戏的问题概括为“一人独唱，二人对唱，二人对打，多人乱打，中国文戏武戏之编制，不外此十六字。”刘半农的概括显然太简单了，因而张厚载明确反对，“仆殊不敢赞同。只有一人独唱，二人对唱，则《二进宫》之三人对唱，非中国戏耶？”至于多人乱打，在张厚载看来，“乱”之一字，尤不敢附和。中国武戏之打把子，其套数至数十种之多，皆有一定的打法；演员自幼入科，日日演习，始能精熟；上台演打，多人过合，尤有一定法则，决非乱来；但吾人在台下看上去，似乎乱打，其实彼等在台上，固从极整齐极规则的功夫中练出来的，并非随心所欲⑧。
这只是一种看法，但其表达方式让刘半农很难接受。刘半农在随后的讨论中表示：“至于多人乱打，鄙人亦来尝不知其有一定打法；然以个人经验言之，平时进了戏场，每见一大伙穿脏衣服的，盘着辫子的，打花脸的，裸上体的跳虫们，挤在台上打个不止，衬着极喧闹的锣鼓，总觉得眼花缭乱，头昏欲晕，虽然各人的见地不同，我看了以为讨厌，决不能武断一切，以为凡看戏者均以此项打工为讨厌。”⑨刘半农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张厚载所说有道理。
张厚载为戏剧研究专家，他的讨论很专业，但对学术界光芒四射的新文化领袖如此直白批评，多少让人感到不适。针对张厚载的讨论，胡适1918年3月27日致信《新青年》编辑部，对张厚载的批评提出反批评。张厚载将西洋诗简单判定为长短句，并以为此类长短句不是中国诗歌传统。胡适指出，这显然错了。“实则西洋诗固亦有长短句，然终以句法有一定长短者为多。亦有格律极严者。然则长短句不必即为西洋式也。中国旧诗中长短句多矣。《三百篇》中往往有之。乐府中尤多此体。《孤儿行》、《蜀道难》皆人所共晓。至于词‘旧皆名长短句’。词中除《生查子》、《玉楼春》等调外，皆长短句也。长短句乃诗中最近语言自然之体，无论中西皆有之。”说有容易说无难，张厚载的绝对化当然经不住胡适如此列举⑩。
接续胡适的有钱玄同。钱玄同为章太炎弟子，对康有为的学问也有很深研究，但他又是新文化运动中最激进的人物，与胡适、陈独秀、刘半农相呼应。1917年春，钱玄同在《新青年》第3卷第1号上发表《反对用典及其他》一文，高度支持与赞美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不用典”的呼吁，以为如果将这个建议贯彻到底，“实足以祛千年来腐臭文学之积弊”(11)。
对于钱玄同“不用典”的分析，张厚载极为认同，以为滥用典故是中国文学趋于堕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思想无法发抒的一个因素(12)。但是，对于钱玄同关于中国旧戏的评估，张厚载则不愿认同。钱玄同的批评是：“至于戏剧一道，南北曲及昆腔，虽鲜高尚之思想，而词句上斐然可观。若今之京调戏，理想既无，文章又极恶劣不通，故不可因其为戏剧之故，遂谓有文学上之价值(假使当时编京调戏本者，能全用白话，当不至滥恶若此)。又中国戏剧，专重唱功，所唱之文句，听者本不求甚解，而戏子打脸之离奇，舞台设备之幼稚，无一足以动人情感。”(13)
针对钱玄同的这段议论，张厚载以为太过：“钱玄同先生谓‘戏子打脸之离奇’，亦似未可一概而论。戏子之打脸，皆有一定之脸谱，昆曲中分别尤精，且隐寓褒贬之意，此事亦未可以离奇二字一笔抹杀之。总之，中国戏曲，其劣点固甚多；然其本来面目，亦确自有其真精神。”(14)
钱玄同的议论获得了《新青年》主持人陈独秀的高度认同：“崇论闳议，钦佩莫名。”(15)反之，对于张厚载的议论，陈独秀给予严厉斥责：“尊论中国剧，根本谬点，乃在纯然囿于方隅，来能旷睹域外也。剧之为物，所以见重于欧洲者，以其为文学、美术、科学之结晶耳。吾国之剧，在文学上、美术上、科学上果有丝毫价值耶？尊谓刘筱珊先生颇知中国戏剧固有之优点，愚诚不识其优点何在也。欲以‘隐寓褒贬’当之耶？夫褒贬作用，新史家尚鄙弃之，更何论于文学美术，且旧剧如《珍珠衫》、《战宛城》、《杀子报》、《战蒲关》、《九更天》等，其助长淫杀心理于稠人广众之中，诚世界所独有，文明国人观之，不知作何感想？至于‘打脸’、‘打把子’二法，尤为完全暴露我国人野蛮暴戾之真相，而与美感的技术立于绝对相反之地位，若谓其打有定法，脸有脸谱，而重视之耶？则作八股文之路闰生等，写馆阁字之黄自元等，又何尝无细密之定法？‘从极整齐极规则的功夫中练出来’，然其果有文学上美术上之价值乎？”(16)
陈独秀的批评相当严厉，但他依然希望胡适能够仔细解释中国戏剧改革终归要“废唱本而归于说白”的理由，也希望张厚载仔细解释中国戏剧为什么终归不能“废唱本而归于说白”的理由。温和的胡适没有就这个议题继续责难张厚载，但他鼓励张厚载“把中国旧戏的好处，跟废唱用白不可能的理由，详细再说一说”。
基于陈独秀、胡适的敦促，张厚载先在《晨钟报》上略略说些，并与胡适商榷。胡适仍敦促张厚载做一篇更厚实的文字为旧戏辩护，并为大家继续讨论这一问题提供更专业的依据。对于胡适的建议，张厚载心存感激，而且他也确实有一些话要说，于是就将自己对于旧戏的看法，挑选出几件重要的写出一篇专论《我的中国旧戏观》，系统阐释自己的戏剧主张。
在这篇文章中，张厚载讲了四层意思。第一，“中国旧戏是假象的”。大意是说，中国旧戏从来就是将一切物件、事情都用抽象的方法表现出来。抽象的，而非具体的。这是理解中国旧戏的关键。中国旧戏一拿马鞭子，一跨腿，就是上马。从一个角度可以说这是中国旧戏的坏处，但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又是中国旧戏的好处，以假象、会意的方法，去表达复杂的、庞大的现实世界，给观众留下想象空间，与写实风格具有不同意义。曹操八十多万人马无论如何写实，即便是后来最具写实风格的电影，也很难表现，但在中国旧戏舞台上，表现千军万马的手法就要简单得多。抽象，是中国旧戏的一个显着特征，与写实的现代话剧分属不同情形，价值无法简单判定高低。
第二，中国旧戏有一定的规律，不论是文戏，还是武戏，演员虽有发挥的空间，但必须先传承，先按照规矩。中国旧戏的创新，是在完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没有继承，就没有创新。这是中国旧戏得以传承的关键。
第三，音乐上的感触和唱功上的感情。中国旧戏，无论昆曲、高腔、皮簧、梆子，全不能没有乐器的组织。因此唱功也是中国旧戏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这是西洋现代戏剧所没有的东西。中国戏剧从一开始就与歌与舞结缘。歌就是唱，没有歌唱，中国戏剧就少了很多兴味，尤其是心理描写上，中国旧戏的唱腔，比较好地展示了演唱者内心深处不易表达的东西。
由此讨论“废唱用白”，张厚载坚定认为“绝对不可能”：“唱功有表示感情的力量，所以可以永久存在，不能废掉。要废掉唱功，那就是把中国旧戏根本的破坏。”(17)
二、文化新与旧
张厚载对旧戏的造诣，论辩的能力，实事求是说应该是新文化运动参与者中很不错的。不过，或许因为不错，因为具有很强的论辩能力，因而在1917-1918年关于旧戏争论中，张厚载以一人敌新文化运动诸位主将，除了胡适比较温和地与张厚载讨论问题外，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周作人几乎全站在张厚载的对立面，假以辞色，毫不客气地斥责这位北大学生。张厚载与新文化主流阵容的冲突，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内容，是这场运动一个很重要的侧面。
假如张厚载仅仅停留在与新文化运动主流争辩中国旧戏的意义与价值，不论胜负，张厚载都是一个重要人物，具有积极意义。毕竟他的讨论，也不是无根之谈，更不是故意强辩。
遗憾的是，进入1919年，张厚载不幸介入政治味渐浓的所谓新旧冲突，且被新派阵容抓住了把柄，因而沦为五四运动时期新旧冲突的牺牲品，是五四时期少有的几位“反面人物”之一。
张厚载的牺牲与其言行有关，也与其恩师林纾与新文化主流严重不合有着直接因果关联。理论上说，林纾并非新文化的对立面，他不仅是新文化的参与者，而且属于前辈。戊戌变法前一年(1897年)，林纾就用白居易讽喻诗写法创作《闽中新乐府》32首，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描写大转折时代社会面相。
林纾的时代，中国不得不接受甲午战争的后果，同意开放更多通商口岸，同意外国资本在通商口岸自由办厂。外国资本的特权引起了统治者恐慌，然而结果却是中国资本主义在外国资本大举进入后获得了空前发展，中国民族资本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破土而出。资本主义的发生，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大量有知识的劳动者，农业文明状态下少数人使用的“雅言”无法满足工业化需求，白话文运动并不是近代知识人生造的一个运动，而是生活变迁对文化变革的呼唤。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林纾那代人为什么尝试用白话作文。
白话文兴起需要一种理论上的解释。1917年初，胡适应约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从理论上阐释白话文的方向、原则。对于胡适的理论，不善言理论的林纾表示认同，惟有一点保留与蔡元培、梅光迪、任鸿隽等相似，即新文化应该推广白话文以造就大量有知识的劳动者以满足工业化需求，但还应给中国古典文明留下继续存在、发展的空间，提倡白话，使用白话，同时不废文言，不让古典文明因语言转换而中断。
从后来的观点看，林纾等人的看法算是先见之明，可惜历史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期待而发展。新文化运动主将陈独秀真理在握不容商量的霸道态度，自信“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18)这自然让许多想讨论的人无法讨论，或不屑于讨论(19)；钱玄同等一批饱学之士尽管骂人不用脏字，但其粗鲁的表达依然让许多有身份的读书人不愿接话(20)。一场原本可以从容讨论、审慎进行的文化革新运动遂因这些原因而加速。
历史的巧合还在于，当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文学革命论》同一天(1917年2月1日)，林纾在天津《大公报》发表《论古文之不宜废》，强调自己虽然赞成使用白话文，但不以废除古文为前提，以为“文无所谓古”，也无所谓今，文有优劣，有高下，优秀的古文，具有恒久的文字魅力。林纾指出，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所举“八事”，并不构成文言必废的足够理由。用文言作文，会有一些作品言之无物、无病呻吟、不讲文法、滥用套语。用白话作文，同样也会出现这些问题，这不是文言、白话的本质区别。文言、白话，只是工具，并不表明这些工具必然言之有物，不作套语，讲究文法。基于这样的认识，林纾主张中国文学改革应当像欧洲文艺复兴那样，一方面推崇世俗文化(活文学)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中国的拉丁文”(“死文学”)留下一点存在的空间：“呜呼，有清往矣，论文者独数方、姚，而攻掊之者麻起，而方、姚卒不之踣。或其文固有其是者存耶？方今新学始昌，即文如方、姚，亦复何济于用？然天下讲艺术者仍留古文一门，凡所谓载道者皆属空言，亦特如欧人之不废腊丁耳。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21)
仅就理论而言，林纾存古不废今的立场是一种温和的保守主义态度，假如新文化的领袖们能适度考虑这层建议，历史或许将是另外一种情形。然而新文化运动领袖们因林纾“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的诚实态度，竟然群起嘲弄，将原本应该讨论的问题置诸脑后。4月9日，胡适致信陈独秀：“顷见林琴南先生新着《论古文之不宜废》一文，喜而读之，以为定足供吾辈攻击古文者之研究，不意乃大失所望。林先生之言曰‘知腊丁之不可废，则马、班、韩、柳亦有其不宜废者。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则嗜古者之痼也。'‘吾识其理，乃不能道其所以然’，此正是古文家之大病。古文家作文，全由熟读他人之文，得其声调口吻。读之烂熟，久之亦能仿效，却实不明其所以然。此如留声机器，何尝不能全像留声之人之口吻声调？然终是一副机器，终不能道其所以然也。”(22)忠厚如胡适亦极端刻薄举出“不合文法”的文言例句。这封信稍后在《新青年》第3卷第3号(5月1日)发表，这对如日中天、久负盛名且已66岁的林纾无疑极为尴尬，他虽然没有对胡适的言辞给予直接反驳，但绝不意味着他对胡适的刻薄毫不介意。
一场原本可以从容讨论的文化变革演变成了新旧冲突、人际纠纷。1918年3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3号，更以《文学革命之反响》为题，发表“王敬轩双簧信”：钱玄同假托“王敬轩”，以旧派文人口吻致信《新青年》，褒扬林纾：“林先生为当代文豪，善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移译外洋小说，所叙者皆西人之事，而用笔措辞全是国文风度，使阅者几忘其为西事，是岂寻常文人所能及。”(23)
“王敬轩”的来信只是为刘半农实名反驳提供了依据，刘半农以《新青年》记者身份答复王敬轩，逐一驳斥王敬轩对林纾的吹捧：“林先生所译的小说，若以看闲书的眼光去看他，亦尚在不必攻击之列；因为他所译的《哈氏丛书》之类，比到《眉语莺花杂志》，总还差胜一筹，我们何必苦苦的凿他背皮。若要用文学的眼光去评论他，那就要说句老实话：便是林先生的着作，由无虑百种进而为无虑千种，还是半点儿文学的意味也没有。……先生如此拥戴林先生，北京的一班‘捧角家’，洵视先生有愧色矣！《香钩情眼》，原书未为记者所见，所以不知道原名是什么；然就情理上推测起来，这‘香钩情眼’本来是刁刘氏的伎俩；外国小说虽然也有淫荡的，恐怕还未必把这等肉麻字样来作书名。果然如此，则刁刘氏在天之灵免不了轻展秋波，微微笑曰：吾道其西。况且外国女人并不缠脚，钩于何有；而钩之香与不香，尤非林先生所能知道。难道林先生之于书中人竟实行了沈佩贞大闹醒春居时候的故事吗？”(24)
钱玄同、刘半农的双簧信以及《新青年》极端激进的言辞，在南北知识界引发激烈反响，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更多。6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6号在“通信栏”发表了一组来信，大致可见舆论反响之一斑。一位大体上赞同钱玄同主张的人，也对其激进、轻浮表示不满：“余所望于钱君者，不赞成则可，谩骂则失之。如‘选学妖孽，桐城谬种’，是不免无涵蓄，非所以训导我青年者。愿先生忠告钱君，青年幸甚。”
另一封具名“崇拜王敬轩先生者”的来信或许是《新青年》记者捉刀代笔，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舆论倾向：“读《新青年》，见奇怪之言论，每欲通信辩驳，而苦于词不达意。今见王敬轩先生所论，不禁浮一大白。王先生之崇论闳议，鄙人极为佩服。贵志记者对于王君议论，肆口侮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又是乎？”(25)
7月15日，《新青年》第5卷第1号又发表一封读者来信，对《新青年》的狂妄给予严厉谴责：“《新青年》诸君鉴：大志以灌输青年智识为前提，无任钦佩。列‘通信’一门，以为辩难学术，发抒意见之用，更属难得。尚有一事，请为诸君言之：通信既以辩论为宗，则非辩论之言，自当一切吐弃。乃诸君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胡言乱语，时见于字里行间，去其宗旨远矣。诸君此种行为，已屡屡矣，而以四卷三号半农君复王敬轩君之书，则尤为狂妄。夫王君所言，发抒意见而已，本为贵志特许，若以其言为谬，记者以学理证明之可也；而大昌厥词，肆意而骂之，何哉？考其事虽出王君之反动，亦足见记者度量之隘矣。窃以为骂与诸君辩驳之人且不可，而况不与诸君辩驳者乎？若曾国藩则沉埋地下不知几年矣，与诸君何忤，而亦以‘顽固’加之？诸君之自视何尊？视人何卑？无乃肆无忌惮乎？是则诸君直狂徒耳，而以‘新青年’自居，颜之厚矣。愿诸君此后稍杀其锋，能不河汉吾言，则幸甚。戴主一上。”(26)
陈独秀并不认为《新青年》不可以骂人，他在《新青年》第4卷第6号答复“崇拜王敬轩先生者”《讨论学理之自由权》中说：“本志自发刊以来，对于反对之言论，非不欢迎；而答词之敬慢，略分三等：立论精到，足以正社会之失者，记者理应虚心受教。其次则是非未定者，苟反对者能言之成理，记者虽未敢苟同，亦必尊重讨论学理之自由，虚心请益。其不屑一辩者，则为世界学者业已公同辨明之常识，妄人尚复闭眼胡说，则唯有痛骂之一法。讨论学理之自由，乃神圣自由也；倘对于毫无学理毫无常识之妄言，而滥用此神圣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隐晦，是曰学愿。学愿者，真理之贼也。”(27)
理论上说，陈独秀的这个辩解固然有理，但其文化独断、真理在握的倾向太过明显。这是革命家的风范，但从后来实践看，文化独断主义与政治上的独裁并没有本质区别。陈独秀的这些看法激励了《新青年》读者的偏激，以致有读者认为刘半农骂得好：“贵记者对于此间的谬论，驳得清楚，骂得爽快；尚且有糊涂的崇拜王敬轩者等出现，实在奇怪得很。愿你们再加努力，使这种人不再做梦。——钱玄同先生，我最佩服，他是说话最有胆子的一个人。”(28)
对于这样的言辞，当事人刘半农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他对骂人缘起的解释是：“先有王敬轩，后有崇拜王敬轩者及戴主一之流，正是中国的‘脸谱’上注定的常事，何尝有什么奇怪？我们把他驳，把他骂，正是一般人心目中视为最奇怪的‘捣乱分子’。至于钱玄同先生，诚然是文学革命军里一个冲锋健将，但是本志各记者对于文学革新的事业，都抱定了各就所能，各尽厥职的宗旨，所以从这一面看上去是《新青年》中少不了一个钱玄同，从那一面看去，却不必要《新青年》的记者，人人都变了钱玄同。”(29)
骂人并不意味着真理就在自己手里，而且极易引起读者恶感、疑惑。有读者投书说：
自从四卷一号到五卷二号……每号中几乎必有几句骂人的话。我读了，心中实在疑惑得很。
《新青年》是提倡新道德(伦理改革)、新文学(文学革命)和新思想(改良国民思想)的。难道骂人是新道德、新文学和新思想中所应有的吗？《新青年》所讨论之四大事项中，最末一项曰改良国民思想。可见先生等已承认，现在国民思想的不良。然而先生等遇见了不良思想的人，每每要痛骂，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恐怕与改良国民思想有些相反吧？
先生不赞成中国戏的乱打，说他是“暴露我国人野蛮暴戾之真相”。我以为“痛骂”与“乱打”，也不过是半斤和八两吧了。若说“凡遇了不可不骂的人，我们不得不骂”，那么人家也可以说：“凡遇了不可不打的人，我们不得不打。”
若有人说：骂人是言论自由。那么人家也可以说：打人是行动自由(30)。
读者的批评并没有让陈独秀、《新青年》的“暴戾之气”、粗俗语言真正收敛，陈独秀编者按表示：“尊函来劝本志不要骂人，感谢之至。骂人本是恶俗，本志同人自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答足下的盛意。但是到了辩论真理的时候，本志同人大半气量狭小，性情直率，就不免声色俱厉；宁肯旁人骂我们是暴徒是流氓，却不愿意装出那绅士的腔调，出言吞吐，致使是非不明于天下。”(31)陈独秀的想法或许有其自洽的逻辑，但在被骂被损的人看来，是可忍孰不可忍？
如果不知道当时的政治结构、政治情形，我们很难理解《新青年》一班人为什么会从倡导新文化变为如此暴戾、粗俗。从后来的叙事看，好像《新青年》、新思想在那时占了知识市场的上风，这是错觉。1919年之前的中国知识界，不论陈独秀这些人如何张扬，但知识市场，他们仍然是弱者，是边缘人。至于他们致力于攻击的严复、林纾等，恰恰是知识市场的主导者。从这个观点去看那时的新旧冲突，不是旧的不满新的，而是新的刻意攻击旧的，以期夺取思想市场上更多份额。北大学生罗家伦也加入了围攻林纾的阵营，他在1919年初发表的《今日中国之小说界》中对林译小说给予严厉批评：“中国人译外国小说的，首推林琴南先生。林先生是我们的前辈，我不便攻击他。而且林先生自己承认他不懂西文，往往上当；并且劝别人学西文，免蹈他的覆辙。所以按照‘恕’字的道理，我也不愿攻击他。但是美国芮恩施博士却抱定‘责备贤者’之义，对于林先生稍有微词。”罗家伦在介绍了芮恩施《远东思想政治潮流》一书中对林纾的“微词”后，更直截了当批评林纾，以为林译外国文学名着错误太多，大都因为自己不通西文，上了那些合作者的当，往往替外国作者改思想，特别是以古文翻译，更让西洋人生活情趣、意蕴丧失殆尽(32)。
新派知识人将林纾视为旧文化的代表、打击对象，固然有知识上的原因，但应该也有那个特殊时代人际上的复杂性。据钱玄同日记，1919年1月5日，“六时顷，(沈)士远与我同到中兴茶楼吃晚饭，同席者上有(沈)尹默及徐森玉。森玉说现在有陈衍、林纾等为大学革新事求徐世昌来干涉。因此徐世昌便和傅增湘商量，要驱逐独秀，并有改换学长，整顿文科之说。哈哈！你们也知道世界上有个北京大学！大学里有了文科学长吗？恐怕是京师大学堂的文科监督大人吧！”(33)这就不再是观念之争，而具有政争的味道了。
又过了两天，1月7日，钱玄同“午后到大学，(刘)半农、(沈)尹默都在那里，听说蔡先生已经回京了。关于所谓‘整顿文科’的事，蔡君之意以为他们如其好好的来说，自然有个商量，或者竟实行去冬新定的大学改革计划，废除学长，请独秀做教授。如其他们竟以无道行之，则等他下上谕革职，到那时候当将两年来办学之情形和革职的理由撰成英法德文，通告世界文明国。这个办法我想很不错。”(34)这个记录隐约透露出所谓新旧两派在北京大学发展方向上存在着很不同的看法，甚至直接威胁到了蔡元培、陈独秀两年来的改革。这可能是新派知识人刻意攻击旧派如林纾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刻意将林纾描述成一个向政府“递刀”的政治小人。
新派知识人如此大张旗鼓攻击林纾，不能不引起林纾的注意、反感，林纾是否如新派学人如钱玄同记录的那样与陈衍等人合谋寻求政府力量，还可以继续讨论，但毫无疑问的是，林纾用自己的笔做了一篇影射小说《荆生》给予反击，据说策动林纾如此做，并为林纾穿针引线，提供发表平台的，就是张厚载，因而在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叙事中，张厚载的形象相当负面，与林纾一起被视为构陷新派的“递刀者”。
张厚载此时正在北大法政系就读，课余时间除了写点剧评，还在上海《神州日报》上主持一个不定期的“半谷通讯”栏目，采集并发布一些北京尤其是北大的消息。
在以《新青年》为平台关于旧戏的论争中，张厚载以一人敌数人，对老师辈的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似乎都不太恭敬。只是旧戏论争毕竟只是学术层面的论争，几位老师不管心里如何不愉快，也不可能就此与张厚载翻脸。最后之所以闹到翻脸，闹到被北大开除，主要因为他介入了这批新派人物与林纾的纷争，并在这些新派人物看来，张厚载的作为具有“递刀者”的意味，不可饶恕。
林纾几乎一直被新派人物调侃、攻击，老先生心中不快为自然，这种不快被老先生演绎成了一篇小说《荆生》。小说以田其美影射陈独秀，以金心异影射钱玄同，以狄莫影射胡适。小说写田、金、狄三人称莫逆，相约为山游，温酒陈肴，坐而笑语。田生叹曰：“中国亡矣，误者均孔氏之学。”狄莫大笑，曰惟文字误国，所以致此。田生以手抵几，曰死文字，安能生活学术，吾非去孔子灭伦常不可。狄莫曰：吾意宜先废文字，以白话行之。金生笑曰：正欲阐扬白话以佐君。于是三人大欢，坚约为兄弟，力掊孔子。正当此时，忽闻有巨声，板壁倾矣。从隔壁出来一个携带十八斤重的铜简名荆生的“伟丈夫”，荆生翘足超过破壁，手指三人大骂：“汝适何言？中国四千余年，以伦纪立国，汝何为坏之？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伟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猥，泥首不已。大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简。”三人在伟丈夫教训后相顾无言，敛具下山，回顾危阑之上，伟丈夫尚拊简而俯视，作狞笑也(35)。
三、递刀者？
这篇小说《荆生》由张厚载“投寄发表”(36)，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不过一报还一报，林纾老先生借小说家言出了一口气而已；张厚载代老师鞍前马后也不过尽点学生的责任，帮个小忙而已。不料，就在《荆生》在上海发表的同时，在北京城里悄然流传着政府将要驱逐甚至逮捕陈独秀、胡适的消息。2月26日，张厚载将这个消息发到上海：“近来北京学界忽盛传一种风说，谓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等人即将卸职，因有人在东海面前报告文科学长、教员等言论思想多有过于激烈浮躁者，于学界前途大有影响，东海即面谕教育总长傅沅叔令其核办，凡此种种风说果系属实，北京学界自不免有一番大变动也。”东海，即大总统徐世昌；傅沅叔，即傅增湘，教育总长。
作为上海《神州日报》不定期栏目“半谷通信”的主持人，张厚载理论上说有权力将自己所获得的消息向公众发布，只是此时中国政治发展略显诡异，学界的冲突伴随着政治冲突，各方似乎都在暗自用力。3月2日，《每周评论》第11号“随感录”栏目发表“独应”即周作人的《旧党的罪恶》，强调“若利用政府权势，来压迫异己的新思潮，这乃是古今中外旧思想家的罪恶，这也就是他们历来失败的根源。至于够不上利用政府来压迫异己，只好造谣吓人，那就更卑劣无耻了。”周作人这里所暗示的，大约就是林纾、张厚载等人利用政府权势对所谓新知识人的“构陷”，尽管我们现在也知道林纾、张厚载等人与政府的关系并不如新知识人猜想的那样密切。
新知识人对林纾这些老辈敌视加恐惧，因而此后一段时间，以《每周评论》为中心的新派人物逐渐加大了对林纾的批评。3月9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12号，几乎办成了批判林纾的专号，不仅破天荒转载“林琴南先生最近作”《荆生》，配发了编者按，而且集中发表了李大钊、周作人等人的文章，痛批林纾，并且不断暗示林纾是借用政府威权打压新文化的“递刀者”。《每周评论》编者为《荆生》加的按语说：“近来有一派学者主张用国语着作文学，本报也赞成这种主张的。但是国内一般古文家、骈文家，和那些古典派的诗人、词人都竭力反对这种国语文学的主张。我们仔细调查，却又寻不出什么有理由有根据的议论。甚至于有人想借武人政治的威权来禁压这种鼓吹。前几天上海《新申报》上登出一篇古文家林纾的梦想小说就是代表这种武力压制政策的，所以我们把他转抄在此，请大家鉴赏鉴赏这位古文家的论调。这一篇所说的人物，大约田其美指陈独秀，金心异指钱玄同，狄莫指胡适，还有那荆生自然是那《技击余闻》的着者自己了。”(37)这里明白指控林纾“想借武人政治的威权”打压新文化，将新文化一派暗示为受到打压的弱者。
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正面回击《荆生》对陈独秀等人的讥讽，同样批评林纾不是使用正当的学术批评，而是采取“鬼鬼祟祟的，想用道理以外的势力，来铲除这刚一萌动的新机”。李大钊词严义正地宣布：“我正告那些顽旧鬼祟，抱着腐败思想的人：你们应该本着你们所信的道理，光明磊落的出来同这新派思想家辩驳、讨论。公众比一个人的聪明质量广，方面多，总可以判断出来谁是谁非。你们若是对于公众失败，那就当真要有个自觉才是。若是公众袒右你们，哪个能够推倒你们？你们若是不知道这个道理，总是隐在人家的背后，想抱着那位伟丈夫的大腿，拿强暴的势力压倒你们所反对的人，替你们出出气，或是作篇鬼话妄想的小说快快口，造段谣言宽宽心，那真是极无聊的举动。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年轻的精神。”(38)
文化的新旧论争已不再重要，随着北京学界各种传言在1919年春天迅速传播，新知识人渐渐发现这些传言的主要发布者竟然是张厚载，而载体就是张厚载兼职的《神州日报》。胡适说：“这两个星期以来，外面发生一种谣言，说文科陈学长及胡适等四人被政府干涉，驱逐出校，并有逮捕的话，并说陈学长已逃至天津。”(39)
这个谣言愈传愈远，并由北京电传到上海各报，惹起了许多人的注意，也给北大带来了极大困扰。在胡适等人看来，这事乃是全无根据的谣言，胡适给张厚载写了一封信查询：“豂子君足下：你这两次给《神州日报》通信所说大学文科学长、教员更动的事，说的很像一件真事。不知这种消息你从何处得来？我们竟不知有这回事。此种全无根据的谣言，在外人或尚可说，你是大学的学生，何以竟不仔细调查一番？”
胡适的信略有责备的意思，张厚载迅即回信作了解释：“适之先生：《神州》通信所说的话，是同学方面一般的传说。同班的陈达才君他也告诉我这话。而且法政专门学校里头，也有许多人这么说。我们无聊的通信，自然又要借口于‘有闻必录’把他写到报上去了。但是我最抱歉的，是当时我为什么不向先生处访问真相，然后再作通信？这实在是我的过失，要切实求先生原谅的。这些传说决非是我杜撰，也决不是《神州》报一家的通信有这话。前天上海老《申报》的电报里头，而且说‘陈独秀、胡适已逐出大学’。这种荒谬绝伦的新闻，那真不知道从何说起了。而《时事新报》的匡僧君看了《申报》这个电报，又作了一篇不鸣，不晓得先生可曾看见没有？张厚载白。七日晚。”(40)
张厚载将谣言传播的责任推给法科学生陈达才，胡适当即又找陈达才核实，陈达才否认了这一指控，胡适将这一消息交给《北京大学日刊》公开发布：“日刊编辑主任鉴：昨日送登之张厚载君来信中曾说此次大学风潮之谣言乃由法科学生陈达才君告彼者。顷陈君来信并无此事，且有张君声明书为证，可否请将此书亦登日刊，以释群疑？胡适。”(41)
既然陈达才如此作证，张厚载不得不公开发布一份声明：“本校教员胡适、陈独秀被政府干涉之谣传，本属无稽之谈。当事同学纷纷言谈此事。同班陈达才君亦以此见询。盖陈君亦不知此事是否确事，想举以质疑，决非陈君将此事报告于弟。深恐外间误会，特将真相宣布，以释群疑。张厚载敬白。”(42)
1919年的春天，北京大学确实遇到了极大困扰，南北各地流传着关于北大的各种各样的传言(43)。陈独秀说：“迷顽可怜的国故党，看见《新青年》杂志里面有几篇大学教习的文章，他们因为反对《新青年》，便对大学造了种种的谣言。其实连影儿也没有。这种种谣言传的很远，大家都信以为真，因此北京、上海各报，也就加了许多批评。”(44)陈独秀在文章中摘录了上海《时事新报》、《中华新报》、《民国日报》，北京《晨报》、《国民公报》等几个重要报刊的言论以为支持，比如上海《时事新报》：“今以出版物之关系，而国立大学教员被驱逐，则思想自由何在？学说自由何在？以堂堂一国学术精华所萃之学府，无端遭此侮辱，吾不遑为陈、胡诸君惜，吾不禁为吾国学术前途危。愿全国学界对于此事速加以确实调查，而谋取以对付之方法，毋使庄严神圣之教育机关，永被此暗无天日之虐待也。”
对于新思想存在的价值，和政府不当干涉言论思想的理由，南北各报的评论都有很好的论述，陈独秀对此颇感欣慰，但他笔锋一转，所要批评的不是政府，而是“国故党”，是旧文化阵营：“这感想是什么呢？就是中国人有依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恶根性。对待反对派，决不拿出自己的知识本领来堂堂正正的争辩，总喜欢用依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武器。民国八年以来的政象，除了这两种恶根性流行以外，还有别样正当的政治活动吗？此次迷顽可怜的国故党，对于大学制造谣言，也就是这两种恶根性的表现。”
据此分析，陈独秀直截了当将责任、罪责推给了林纾、张厚载师徒二人：“这班国故党中，现在我们知道的，只有《新申报》里《荆生》的着者林琴南，和《神州日报》的通信记者张厚载两人。林琴南怀恨《新青年》，就因为他们反对孔教和旧文学。其实林琴南所作的笔记和所译的小说，在真正旧文学家看起来，也就不旧不雅了。他所崇拜所希望的那位伟丈夫荆生，正是孔夫子不愿会见的阳货一流人物。”
至于张厚载，陈独秀认为主要是因为旧戏问题的争论与《新青年》结怨，旧戏问题“尽可从容辩论，不必借传播谣言来中伤异己。若说是无心传播，试问身为大学学生，对于本校的新闻，还要闭着眼睛说梦话，做那‘无聊的通信’(这是张厚载对胡适君谢罪信里的话，见十日《北京大学日刊》)。岂不失了新闻记者的资格吗？若说是有心传播，更要发生人格问题了。”(45)陈独秀强调《新青年》的正义，指责反对者如林纾、张厚载的阴暗，指责他们辩论不过《新青年》，就利用那“依靠权势”、“暗地造谣”两种手段。这个指责有多少根据，还值得讨论，但毫无疑问的是，陈独秀与李大钊、胡适、周作人等人的思路一样，以最大的恶意推测林纾、张厚载。
同期《每周评论》还发表一篇署名“二古”的《评林猬庐最近所撰〈荆生〉短篇小说》，作者以为林纾《荆生》“唯以文论之，故不成其为文也。其结构之平直、文法之舛谬，字句之欠妥，在在可指。林先生号为能文章者，乃竟一至于斯耶。殊非鄙人梦想所料及者也。鄙人一中学教师也，今日适逢校中文科之期。诸生交来文卷，堆置盈案，鄙人研磨濡毫，方事改削。既读此篇小说，兴致未阑，见其有未安处，遂亦不禁信笔注之，以示诸生，俾明乎为文之法。”作者以中学教员身份逐段逐句索隐、点评，以为这篇小说“其文之恶劣，可谓极矣，批不胜批，改不胜改。设吾校诸生作文尽属如此，则吾虽日食补脑汁一瓶，亦不足济吾脑力，以供改文之用。”(46)竭力贬低林纾尤其是这篇《荆生》。
从“新青年”阵营反对声音，以及愤怒程度看，林纾这篇影射小说虽说如钱玄同、刘半农的“双簧戏”一样不可取，但其杀伤力确实不小。正如胡适曾说“反对就是注意的表示”，反对的越激烈，越说明文章可能击中了要害。因而，林纾对这些反对不仅不怒，反而窃喜，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林纾继《荆生》之后第二篇影射小说《妖梦》已经脱稿，并由张厚载经手寄往上海。
《妖梦》继续抨击陈独秀、胡适等人主导的新文化运动，作者开篇即明言作文主旨：“夫吉莫吉于人人皆知伦常，凶莫凶于士大夫甘为禽兽。此《妖梦》之所以作也。”小说讲述一个名叫郑思康的陕西人，梦见一个白胡子老人邀请他巡游阴曹地府，并告诉他在阴曹地府中，“凡不逞之徒，生而为恶，死亦不改，仍聚党徒，张其顽焰。”他们来到一座城市，见到一所白话学堂，门外大书楹联一幅：
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
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
入第二门，有“毙孔堂”。堂前也有一联：
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
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学堂内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元绪”，显然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显然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即胡亥，显然影射胡适之。
元绪、田恒、秦二世三人出来与郑思康相见，大骂孔丘，攻击伦常。郑思康怒不可遏，问白胡老头：世言有阎罗，阎罗安在？白胡老头说：阳间无政府，阴间那得有阎罗？已而，田恒、秦二世诋毁伦常，盛赞白话文，元绪闻言点头称赞不已。
对于“鬼中三杰”，作者痛恨无比，骂得粗俗、刻薄、无聊。诸如“田恒二目如猫头鹰，长喙如狗”；“秦二世似欧西之种，深目而高鼻”。这显然有点人身攻击的味道了。小说结尾处，作者让阴曹地府中的“阿修罗王”出场直扑白话学堂，将白话学堂中那些“无五伦之禽兽”统统吃掉，“攫人而食，食已大下，积粪如邱，臭不可近。”(47)这种拙劣的比附，显然有失一个读书人的体面。
林纾没有想到的是，当他将《妖梦》手稿交给张厚载寄往《新申报》的时候，蔡元培却来了一封信。蔡元培在信中说有一个叫赵体孟的人计划出版明遗老刘应秋的遗着，拜托蔡元培介绍梁启超、章太炎、严复，以及林纾等学术名家作序或题辞。
蔡元培无意中的好意感动了林纾，他们原本就是熟人，只是多年来不曾联系而已。现在自己写作影射蔡元培的小说，似乎有点不好，所以致信张厚载，介绍了蔡元培请其为刘应秋文集作序，“《妖梦》一篇，当可勿登。”无奈，“稿已寄至上海，殊难中止。”(48)
另一方面，林纾公开致信蔡元培：“与公别十余年，壬子始一把晤，匆匆八年，未通音问，至以为歉。属辱赐书，以遗民刘应秋先生遗着嘱为题辞。书未梓行，无从拜读，能否乞赵君作一短简事略见示，当谨撰跋尾归之。呜呼，明室敦气节，故亡国时殉烈者众，而夏峰、梨洲、亭林、杨园、二曲诸老均脱身斧钺，其不死者，幸也。”由此引出林纾对清末民初政治变动的看法：“我公崇尚新学，乃亦垂念逋播之臣，足见名教之孤悬不绝如缕，实望我公为之保全而护惜之，至慰。虽然，尤有望于公者：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近者外间谣诼纷集，我公必有所闻，即弟亦不无疑信，或且有恶乎阘茸之徒，因生过激之论，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补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则毒粥既陈，旁有烂肠之鼠。明燎宵举，下有聚死之虫。何者，趋甘就热，不中其度，则未有不毙者。方今人心丧敝，已在无可救挽之时，更侈奇创之谈，用以哗众，少年多半失学，利其便己，未有不糜沸麕至而附和之者。而中国之命如属丝矣。晚清之末造，慨世之论者恒曰去科举，停资格，废八股，斩豚尾，复天足，逐满人，扑专制，整军备，则中国必强。今凡百皆遂矣，强又安在？于是更进一解，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林纾的意思是，外国虽然不知道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逻辑结论，中国进步与否，并不在观念、不在伦理，更不在倡导“叛亲蔑伦”之论、完全废弃传统。
对于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主题，林纾在这封长信中直抒己见，以为“天下惟有真学术、真道德，始足以独树一帜，使人景从。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如果不是后来矛盾加剧，林纾的这段话，实际上是要与蔡元培套近乎，因为在白话文问题上，蔡元培的主张与林纾相似，一方面承认并促进白话文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了中国文明的保存，力主不要废弃文言，应该给知识人群体中为雅言、文言者保留足够的空间。
至于新文化运动中的伦理革命，林纾也一直反对，他在写给蔡元培的信中提及这个问题，无疑期待引起蔡元培的重视，而且他内心深处似乎以为蔡元培与他的观念比较接近。林纾说：“近来尤有所谓新道德者，斥父母为自感情欲，于己无恩。……不图竟有用为讲学者。”林纾批评的这个说法，既见于古典中国异端思想家，如王充、袁枚等，也见于同时代的鲁迅、胡适。从新伦理的立场看，这些看法对于思想解放似乎有帮助，但在老派知识人看来，无疑属于离经叛道。林纾在这封信中说这些，无非期待蔡元培能够以北大校长的身份，“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方能率由无弊”，方能对得起全国人民之重托：“今全国父老以子弟托公，愿公留意，以守常为是。”(49)
就林纾致蔡元培书信立意看，他将蔡元培视为传统伦理的坚守者，尽管与蔡元培不可能观点完全一致，但总会有不少相同点。然而更为糟糕的是，蔡元培此时正在遭遇来自各方面的攻击，再加上南北媒体传言不断，因而蔡元培将林纾这封信视为挑衅，一反温文尔雅忠厚长者的形象，勃然大怒，公开示复。
就事实而言，蔡元培分三点解释辩白北大并没有林纾所说的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这三项情事，外间传言并无根据。借此机会，蔡元培公开重申他办教育的两大主张：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其在校讲授，以无背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的言论行动，悉听自由，学校从不过问，当然也就不能代其负责。比如帝制复辟的主张，为民国所排斥，但本校教员中照样有拖着长辫子而持复辟论者如辜鸿铭，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所以也就没有人管他；再如筹安会的发起人，被清议所指为罪人，然而在北大教员中就有刘师培，只是他所讲授的课程为中国古代文学，亦与政治无涉，所以也就没有必要由学校过问；至于嫖、赌、娶妾等事，为北大进德会所戒，教员中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引诱学生与之一起堕落，则亦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就没有办法办下去。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即如公亦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桨录》等小说，并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狎妓、奸通，争有妇之夫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也？”(50)
林纾的公开信不仅没有让蔡元培理解，反而引发更多分歧，特别是林纾的影射小说《妖梦》也没有被张厚载追回来，而是在其公开信发表同时，《公言报》还有一篇《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略谓北京大学自蔡元培担任校长之后，气象为之一变，尤以文科为甚，文科学长陈独秀，“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学生闻风兴起，服膺师说，张大其辞者，亦不乏人。其主张，以为文学须应世界思潮之趋势。若吾中国历代相传者，乃为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应根本推翻，代以平民的、抒怀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此其文学革命之主旨也。自胡适氏主讲文科哲学门后，旗鼓大张，新文学之思潮益澎湃而不可遏。既前后抒其议论于《新青年》杂志；而于其所教授之哲学讲义，亦且改用白话文体裁；近又由其同派之学生组织一种杂志曰《新潮》者，以张皇其学说。《新潮》之外，更有《每周评论》之印刷物发行。其思想议论之所及，不仅反对旧派文学，冀收摧残廓清之功。即于社会所传留之思想，亦直接间接发见其不适合之点而加以抨击。”这段评论，素来被新派知识人视为旧派人物不惜构陷向政府递刀，充当了稍后政府刁难北京大学，摧残新文学、新思想、新势力的马前卒。
这篇文章还纠正了一个传言：“日前喧传教育部有训令达大学，令其将陈、钱、胡三氏辞退。但经记者之详细调查，则知尚无其事。惟陈、胡等对于新文学之提倡，不第旧文学一笔抹杀，而且绝对的菲弃旧道德，毁斥伦常，诋排孔孟，并且有主张废国语而以法兰西文字为国语之议。其卤莽灭裂，实亦太过。”(51)这篇文章一方面纠正了先前不实传言，另一方面表明作者反对新文学的立场坚定不移，这使新旧冲突愈发不可调解。
四、替罪羊
综上所述，新知识人最先利用“双簧”对林纾进行人身攻击，林纾忍无可忍奋起反击，发表了影射小说。恰当此时，蔡元培来信邀请林纾为刘应秋遗着题词，林纾借此时机萌发缓和的想法，写给蔡元培的公开信坦然讲出自己的忧虑，但其用意是期待蔡元培利用大学校长的身份，纠正新文化运动的过激部分。为消解误会，林纾通知张厚载将还没有发表的第二篇小说追回来，可惜张厚载没有，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想追回来。张厚载并不隐瞒这层意思，他在写给蔡元培的信中有所流露：“《新申报》所载林琴南先生小说稿，悉由鄙处转寄。近更有一篇攻击陈、胡两先生，并有牵涉先生之处。稿发后而林先生来函，谓先生已乞彼为刘应秋文集作序，《妖梦》一篇当可勿登。但稿已寄至上海，殊难中止，不日即登出。倘有渎犯先生之语，务乞归罪于生。先生大度包容，对于林先生之游戏笔墨，当亦不甚介意也。”张厚载或许无法追回已经寄出的《妖梦》，但从描述看，发信、发电阻止这篇小说发表，特别是长达四天的连载，并不是不可能。张厚载之所以不愿这样做，是因为他有一个媒体人“事情不嫌大，只怕不大”的奇怪心理，他在这封信中的另外一段话可以做注解：“又，林先生致先生一函，先生对之有何感想，曾作复函否？生以为此实研究思想变迁最有趣味之材料。务肯先生对于此事之态度与意见赐示。”(52)张厚载完全是一个新闻人的“专业主义”，是就新闻弄新闻，根本没有顾及相关者的利益。
在张厚载致信蔡元培之前，蔡元培、新知识人并不知道林纾影射小说背后的故事，张厚载的来信揭示出许多细节，因而引起蔡元培的震怒：“得书，知林琴南君攻击本校教员之小说，均由兄转寄《新申报》。在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兄爱护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平生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师之心，安乎，否乎？往者不可追，望此后注意。”(53)温和的蔡元培其内心愤怒从这段文字中不难体察。
同一天(3月19日)，蔡元培致信《神州日报》编辑部，直接交涉并明确否认张厚载散布的几个关于北大的传闻。根据3月4日《神州日报》学海要闻版“半谷通信”栏目：“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近有辞职之说，记者往访蔡校长，询以此事。蔡校长对于陈学长辞职一说并无否认之表示，且谓该校评议会议决，文科自下学期或暑假后与理科合并，设一教授会主任，统辖文理两科教务。学长一席，即当裁去。”
针对《神州日报》这段报道，蔡元培致信否认，指出此段“有数误点”：
一、陈学长并无辞职之事，如有以此事见询者，鄙人必绝对否认之。所谓并无否认之表示者，误也。
二、文理合并，不设学长，而设一教务长以统辖教务。曾由学长及教授会、主任会议定(陈学长亦在座)，经评议会通过，定于暑假后实行。今报告中有下学期之说，一误也。
又，本校现已有教授会十一，各会均推主任一人，共有十一人。而将来之教务长，则由诸主任互推一人任之。今报告中乃云“设一教授主任”，二误也。在陈学长赞成不设学长之议，纯粹为校务进行起见，于其个人之辞职与否，无关系。
三、贵报上月两次登半谷通信，皆谓陈学长及胡适、陶履恭、刘复等四人以思想激烈，受政府干涉。并谓陈学长已在天津，态度颇消极。而陶、胡等三人，则由校长以去就力争，始得不去职云云。全是谣言。此次报告中虚构一陈学长辞职之证据，而即云“记者前函报告信而有征矣”。阅报者试合两次通信及鄙人此函观之，所谓信而有征者安在？
此项谣言流传甚广，上海报纸甚至有专电言此事者。惟各报所载，以贵报为最详细，且通信员又引鄙人之言为证，故不能不一辨之。贵报素主实事求是，敢请照载此函，以当更正(54)。
从后来的情形看，张厚载的“半谷通信”有夸张成分，但其消息也不是空穴来风，毫无根据。这些传言伤害了北大，伤害了陈独秀等人，这是蔡元培辩驳的主旨，既然将这些事情大概说清了，矛盾也就解开了，所以林纾很快再发致蔡元培公开信，检讨自己在上一次公开信中的“孟浪”：“弟辞大学九年矣，然甚盼大学之得人，幸公来主持，甚善。顾比年以来，恶声盈耳，致使人难忍，因于答书中孟浪进言。”对于蔡元培的回复，林纾极表认同：“既得复书，足见我公家圣明伦之宗旨，始终未背也。此外尚有何说？弟所求者，存孔子之道统也，来书言尊孔子矣；所求者伦常关系也，来书言不悖伦常矣；所求者古文之不宜摒弃也，来书言仍用古文矣。厌心遂欲，畅遂无言。至于传闻失实，弟拾以为言，不无过听，幸公恕之。弟近着《蠡叟丛谭》，近亦编白话新乐府，专以抨击人之有禽兽行者，与大学讲师无涉，公不必怀疑。与公交好二十年，公遇难不变其操，弟亦至死必伸其说，彼叛圣逆伦者容之，即足梗治而蠹化。拼我残年，极力卫道，必使反舌无声，瘈狗不吠而后已。弟浅衷狭量，视公之雍容大度并蓄兼收相去远矣。”(55)林纾在这里视蔡元培为同志、同道，并不必怀疑，至少在他的感觉中，蔡元培的复信已化解了他心中久存的疑惑。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林纾答蔡元培信件发表第二天，1919年3月26日，教育总长傅增湘发给蔡元培一封信件：
孑民先生执事：自《新潮》出版，辇下耆宿，对于在事员生，不无微词，比承过从，获谂尊旨，良用释然。
国学靡敝，士之秀且杰者，谋所以改弦而更张之。笃旧之伦，疾首疚心，为匡掖废坠之计，趋涂虽殊，用心则一。异同切劘，互资进行，尊闻行知，无妨殊轨。近顷所虑，乃在因批评而起辨难，因辨难而涉意气。倘稍逾学术范围之外，将益起党派新旧之争，此则不能不引为隐忧耳。
吾国伦理道义，人群纲纪，镌于人心，濡于学说，阅数百千年。其间节目条教，习惯蜕衍，或不适于现代，亦属在所难免。然而改革救正，自有其道。以积渐整理之功，行平实通利之策，斯乃为适。凡事过于锐进，或大反乎恒情之所习，未有不立蹶者。时论纠纷，喜为抨击，设有悠悠之辞，波及全体，尤为演进新机之累。甚冀执事与在校诸君一扬榷之，则学子之幸也。
鄙意多识蓄德，事属一贯。校内员生，类多闳达，周知海内外名物之故与群治之原。诚能朝益暮习，与时偕行，修养既充，信仰渐着，遵循轨道，发为言论，自足以翕服群伦。若其以仓卒之议，翘于群众，义有未安，辄以滋病，殆有未可。至于学说流裔，如长江大河，支派洄洑，无可壅阏，利而导之，疏而瀹之，勿使溃溢横决，是在经世之大君子如我公者矣(56)。
傅增湘的信写得很隐晦，但大致意思很清楚，就是北大所谓新思潮已引起了“辇下耆宿”的反感，北大必须对此有所调整，给教育部以及政府诸公保全北大的理由。读傅增湘的信，蔡元培恍然有悟，当即“以大学事”约“关系诸君”至汤尔和处会商，至晚“十二时客始散”(57)。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要转折点，“此事即是会议辞去陈独秀问题。其日子是三月廿六日。”(58)
汤尔和的日记没有详细记录这次会议的真相，以致十几年后，连汤尔和都不再记得当天晚上的具体情形了。1935年12月28日，汤尔和答复胡适提问时说：“八年(1919年)三月廿六日之会发何议论，全不省记。惟当时所以反对某君之理由，以其与北大诸生同暱一妓，因而吃醋，某君将妓之下体挖伤泄愤，一时争传其事，以为此种行为如何可作大学师表，至如何说法，则完全忘却矣。兄有记载能见示否？”(59)
胡适当时没有记录，但他收到汤尔和的解释后，遂作了一些回忆：“八年的事，我当时全无记载。三月廿六日夜之会上，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意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夏元瑮)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60)浮筠，即夏曾佑的儿子、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瑮。
傅斯年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鉴于他在北大的特殊身份，他对该晚的会议及其因果也有一个说法：“在五四前若干时，北京的空气，已为北大师生的作品动荡得很了。北洋政府很觉得不安，对蔡先生大施压力与恫吓，至于侦探之跟随，是极小的事了。有一天晚上，蔡先生在他当时的一个‘谋客’家中谈起此事，还有一个谋客也在。当时蔡先生有此两谋客，专商量如何对付北洋政府的，其中的那个老谋客说了无穷的话，劝蔡先生解陈独秀先生的聘，并要约制胡适之先生一下，其理由无非是要保存机关，保存北方读书人一类似是而非之谈。蔡先生一直不说一句话。直到他们说了几个钟头以后，蔡先生站起来说：‘这些事我都不怕，我忍辱至此，皆为学校，但忍辱是有止境的。北京大学一切的事，都在我蔡元培一人身上，与这些人毫不相干。’这话在现在听来或不感觉如何，但试想当年的情景，北京城中只是些北洋军匪、安福贼徒、袁氏遗孽，具人形之识字者，寥寥可数，蔡先生一人在那里办北大，为国家种下读书、爱国、革命的种子，是何等大无畏的行事！”(61)
陈独秀由此渐渐脱离北大了，并最终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然而事情到此还不算结束，3月31日，北大发布令张厚载退学的布告：“学生张厚载屡次通信于京沪各报传播无根据之谣言，损坏本校名誉，依《大学规程》第六章第四十六条第一项令其退学。此布。”(62)张厚载“递刀者”的角色由此坐实。
请走陈独秀与张厚载，蔡元培4月1日面见傅增湘，详细解释了事情来龙去脉，北大危机警报大致解除(63)。五四政治运动爆发前的一场新旧冲突大致平息，不过，如果从更长时段看，这场冲突为后世中国政治变迁埋下了一个意味深远的伏笔。
①《遵旨设立中学堂谨将选聘教习开办日期据实具陈折》，《望岩堂奏稿》，转引自张旭、车树昇编：《林纾年谱长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第88页。
②林纾：《赠张生厚载序》，《畏庐三集》，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4页。
③⑤郑振铎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文学论争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第407、406页。
④张厚载：《新文学及中国旧戏》，《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文学论争集》，第404页。
⑥《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胡适文集》卷2，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⑦⑧⑨⑩(12)郑振铎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文学论争集》，第407、407、409、408、405页。
(11)(13)《钱玄同文集》卷1，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14)郑振铎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文学论争集》，第407页。
(15)《陈独秀的信》，《钱玄同文集》卷1，第11页。
(16)陈独秀给《新文学及中国旧戏》写的按语，《新青年》第4卷第6号“通信栏”。
(17)《我的中国旧戏观》，《中国新文学大系》第二集《文学论争集》，第417页。
(18)《答胡适之》，《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19)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就是“文化独断主义”，以为文学革命既然本质上是正确的，就不必再讨论，只要接着做即可，对于一切反对的声音，讨论的言辞，陈独秀都显得很不耐烦，“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将温和的文化讨论转变成了一场准暴力抗争。《新青年》第2卷第6号。
(20)胡适多年后回忆：“钱玄同教授则没有写什么文章，但是他却向独秀和我写了些小批评大捧场的长信，支持我们的观点。这些信也在《新青年》上发表了。钱教授是位顾问大家。他居然也对我们有如此同情的反应，实在使我们声势一振。”《胡适文集》卷1，第321页。
(21)天津《大公报》1917年2月1日。
(22)《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2页。
(23)《文学革命之反响》，《钱玄同文集》卷1，第117页。
(24)刘半农：《复王敬轩书》，《钱玄同文集》卷1，第126、128页。
(25)(27)《新青年》第4卷第6号。
(26)《驳王敬轩君信之反动》，《新青年》第5卷第1号。
(28)《对于〈新青年〉之意见种种》，《新青年》第5卷第3号。
(29)刘半农的按语，《新青年》第5卷第3号。
(30)爱真：《五毒》，《新青年》第5卷第6号“通信栏”。
(31)陈独秀的按语，《新青年》第5卷第6号。
(32)志希(罗家伦)：《今日中国之小说界》，《新潮》第1卷第1期，1919年1月1日。
(33)(34)杨天石主编：《钱玄同日记》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38、339页。
(35)上海《新申报》1919年2月17日。
(36)张旭、车树昇编：《林纾年谱长编》，第313页。
(37)《荆生》按语，《每周评论》第12号，1919年3月9日。
(38)守常(李大钊)：《新旧思潮之激战》，《每周评论》第12号，1919年3月9日。
(39)《胡适教授致本日刊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10日。
(40)《张厚载致胡适》，《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10日。
(41)《胡适教授致本日刊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11日。
(42)《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11日。
(43)前引钱玄同1月5日的日记表明，那时的北大确有教育部或更高层面欲整肃北大、不利于陈独秀的传闻。
(44)(45)只眼(陈独秀)：《关于北京大学的谣言》，《每周评论》第13号，1919年3月16日。
(46)《评林猬庐最近所撰〈荆生〉短篇小说》，《每周评论》第13号，1919年3月16日。
(47)《新申报》1919年3月19—23日。
(48)张厚载致蔡元培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1日。
(49)《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畏庐三集》，第28页。
(50)《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蔡元培全集》卷3，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2页。
(51)《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
(52)《张豂子君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1日。
(53)《蔡校长复张豂子书》，《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1日。
(54)《蔡校长致神州日报记者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19日。
(55)《林琴南再答蔡鹤卿书》，《大公报》1919年3月25日。
(56)《傅增湘致蔡元培函》，《蔡元培全集》卷3，第286页。
(57)《汤尔和日记》1919年3月27日：“昨以大学事，蔡鹤公及关系诸君来会商，十二时客始散，今日甚倦。”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3页。
(58)《胡适手抄汤尔和日记和跋》，《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83页。
(59)《汤尔和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8页。
(60)《胡适致汤尔和》(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90页。
(61)《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傅斯年全集》卷5，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91页。
(62)《本校布告》，《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31日。
(63)《复傅增湘函》，《蔡元培全集》卷3，第2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