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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喻大华：晚清文化保守思潮与“近代文化”的构建

晚清文化保守思潮与“近代文化”的构建喻大华中国的学术文化，大体以20世纪初年为分界，以前的称为“传统文化”，以后的称为“近代文化”，当时，人们一般习惯地称之为“旧学”和“新学”。由于受张之洞《劝学篇》的影响，学术界对新学多有误解，认为新学即是西学，其实，新学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西方文化，它吸收了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因子而形成，是中国民族文化的一种近代形态（注：顾颉刚先生在民国初年就提出了这种观点，参见《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载《中国哲学》第11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此外，现代学者陈其泰、王先明发展了这一观点。参见陈其泰《清代公羊学》，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王先明《近代新学与社会文明转型的几点思考》，载《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中国文化经历了旧学——新学——新文化等新陈代谢的发展过程。应该指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于新学的形成影响最大者莫过于晚清文化保守思潮了。
为深入阐明本文的主题，有必要对晚清文化保守思潮做一界定。笔者认为：晚清文化保守思潮是在中西文化交融过程中，力图维护中国文化主体地位的一种社会思潮，其思想家们主张坚守中国文化的精神传统，适当吸收西方文明的物质成果，以此克服当时面临的政治、文化危机。要之，应把握以下三点：首先，应客观地理解“保守”和“文化保守”，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保守”一词本无贬义，即保卫坚守，坚持不使失去的意思。其次，应持一种中西会通的文化观，不应一看到文化保守者引进了西学，就怀疑其文化保守的真诚。实际上他们引进西学，目的是为了保国保教，况且中西文化也不尽为对立的关系，二者存在着一定的一致性和互融的可能。最后，不可将文化保守派与顽固派混为一谈。文化保守派虽然抑西扬中，但并非绝对否定西学的价值，甚至希望通过适当引进西学来维护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而顽固派完全否定西学的价值，持笼统排外立场。对于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笔者曾有专文论述（注：参见拙文《晚清文化保守思潮述论》，载《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1期。），在此不作过多重复。
一、破坏“传统文化”，客观上为“近代文化”的产生扫清障碍
“近代文化”——新学播种在洋务运动期间，萌发在甲午战后，基本定型于20世纪初年清政府的“新政”之中。在其成长的每一个环节里，晚清文化保守思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首先表现在其对“传统文化”的破坏方面，因为只有打破旧学的垄断地位，才能确立起近代社会的新文化。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的着名人物尽管力图维护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但其活动的结果在客观上对传统文化的打击是突出的。
张之洞对结束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一统局面，客观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在19世纪60～90年代，文化保守思潮的主旨是中体西用，用张之洞是这一理论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中体西用理论在维护儒学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强调引进西方文化的必要性，但在客观上无异于肯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新的时代里，只靠传统文化的修齐之道、治国之方已不足以自立图强，引进西方文化已必不可免。这样一来，传统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实际上便结束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不得不退居较为抽象的“主体”地位。可见，中体西用论的主旨虽然是要维护中国文化，但在提出之初，却起到了突破传统、引进西学的客观作用。
20世纪初年张之洞主持的废除科举制度的改革又给传统文化以致命的一击。儒学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之所以在中国古代享有崇高的社会地位，绝不仅仅因为国家对其尊崇，还在于它一直是中国士大夫入仕的一条重要途径。因此，不管儒学处于怎样的混乱、矛盾之中，由于它能给中国士大夫带来现实的利益而拥有很大市场。早在明末清初，中国士大夫中就有人认识到了八股之害，提出了改革科举的要求，晚清士大夫重提此议。在戊戌变法期间，张之洞上《妥议科举新章折》，这是晚清士大夫提出的最为具体、最有分量的改革科举的建议，其方案如下：分三场考试，第一场考中国史事、国朝政治论五道；第二场考外国政治、军事、经济等五道；第三场考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一篇，取消小楷文艺之类，宗旨是“博之以经济，约之以道德，学堂有登进之路，科目无用之人”（注：《妥议科举新章折》，《张文襄公全集》卷48，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这样一来，儒学在科举中的比例就大大减少了。
20世纪初年，清政府重提“新政”，张之洞与刘坤一上《江楚会奏三折》，其中提出了递减以至停止科举的建议。此后，张之洞又与张百熙等人几次提出递减科举取士员额的建议，均获采纳。1905年，张之洞、袁世凯等会衔上奏，要求朝廷“雷厉风行，立沛纶音，停罢科举”（注：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五分册，总第5391页。），清廷接受建议，宣布自丙午（1906年）科起废止科举，宣布了自隋朝以来实行1300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告终。科举制度的废除消解了儒学的社会基础，对儒学的衰落起了关键的作用，由于儒学是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的没落也就是传统文化的没落。
康有为对儒学的衰落也起了突出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对古文经的否定上。1891年，康有为刻成《新学伪经考》，对中国儒学中的骨干——古文经作了彻底的否定，指古文经为伪经，认为是刘歆出于佐王莽篡汉的目的而伪造的，他还大胆地断定中国两千年王者礼乐制度均是伪经余绪。尽管该书武断之处不少，但该书无疑是对古文经学的宣战书，充分揭露了古文经学的弊病，一些观点不乏深识，如他认为秦代焚书没有也不可能将儒家着作悉数焚毁，已为学界肯定，他断定古文经学为刘歆伪作，也未必尽为妄言。直到20世纪60年代，顾颉刚先生还指出：《新学伪经考》“有一点价值，即是说古文学派的经书，有一部分是伪造的。当然不是全部伪造。刘歆的确有伪造”（注：《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讲史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第51页。）。总之，康有为把古文经的弊端悉数列举，加以夸大，展示于世人面前，并发出全盘铲除古文经的信号，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曾被称为“思想界之一大飓风”（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章太炎对中国儒学的打击也起了突出的作用。与张之洞、康有为不同，张之洞在抽去经学殿堂的一些基础之后，还自欺欺人地要维护这一殿堂，康有为则折散了古文经学的殿堂，又建起了今文经的庙宇，而章太炎从根本上否定儒学的现代价值。
首先，在20世纪初年，出于为民主革命服务和重建中国文化的目的，他曾经直接批判经学，对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等人影响很大，开启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孔的先河。其次，他在学术实践中强调儒家经典不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不应是学者崇拜的对象和权威性的文献，只是反映古代社会的一种史料，既不能指导现实，也不能致用。他主张对经学进行客观的研究，开启了近代学者客观地研究经学的先河。当经学尚处于独尊的晚清末世，章太炎已经在学术界降低了经学的地位，恢复了经学的原始地位——诸子中的一员，百家中的一家。章太炎的这一设想得以实现，从此，即使人们仍使用经学一词，也不带有尊崇的色彩，而仅是对古老称谓的沿袭。
应当看到，传统文化的没落为近代文化的萌发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从甲午战后开始，中国士大夫陆续走出国门，到海外寻求新知，到20世纪初形成了留学热潮，新型知识分子不断成长，旧学“市场”日渐萎缩。1904年，张之洞无可奈何地承认：“近日风气，士人渐喜新学，顿厌旧学，实有经籍道息之忧。”（注：《致瑞安黄仲韬学士》，《张文襄公全集》卷190，“电牍”。）
二、改造“传统文化”，赋予旧学新的发展趋向，构建新学的大致格局
为了使中国文化永葆活力，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的代表人物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改造，其目的如上所述，是为了确立起适合近代社会特点的民族文化。当然，在有些晚清文化保守人物的心目中，后来的“新学”未必就是当初的理想结果。但在其努力的过程中，旧学出现了新趋向，并基本上确立起了未来新学的大致格局。
1.晚清文化保守者们规定了旧学的新趋向，迈出了改造旧学、构建新学的第一步。旧学与新学是性质不同的两种文化，前者属于古代文化，后者属于近代文化，但二者又存在联系。新学是由旧学发展而来的，在旧学转变为新学的关键环节上，晚清文化保守者们起了突出的作用，他们通过架起经世致用的桥梁，迈出了改造旧学、构建新学的第一步。新学之所以为“新”，首先要能反映时代精神，文化保守者们把经世致用精神贯彻到旧学中去，使之贴近社会、贴近生活，比如在文学、史学方面，学者们大多开始选择有时代特点、能服务于社会的题材，在经学方面，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跳出了传统的藩篱，以经术作政论，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总之，在他们的努力下，传统文化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无论在研究领域、研究对象，还是治学宗旨方面，都显示了这一点。由此可见，晚清文化保守思潮思想家们的工作实际上已经迈出了构建“近代文化”——新学的第一步。
2.引进西学，会通中西。新学之所以为“新”，还在于它与西学的结合，而在晚清时代，最早向中国社会引入西学的就是文化保守者。当然，他们引进西学是服务于保国卫道的终极目的的，大有不得已的苦衷，正如张之洞所说：“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注：《劝学篇·循序第七》，第90页。）但是，既然将西学引进中国，便存在一个如何定位和如何与本土文化相处的问题。在定位方面，文化保守者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模式；在两种文化如何相处的问题上，张之洞提出了一个创见——中西会通。《劝学篇》专设“会通”一篇，提出了“圣经之奥义，而可以通西法之要旨”的着名观点，探讨了中西文化会通的可能性。后来的康有为身体力行，在此方面有所突破。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会通结合，必然要产生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新文化。可见，晚清文化保守者引进西学、会通中西的结果，必然是促进近代文化——新学的产生。
3.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的中体西用的文化宗旨实际上规定了新学的大致格局。文化保守者们规定了中西文化的彼此关系——中体西用。新学是中学加西学而成的近代民族之学，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新学的更新，其中西学的比例日益增大。但在20世纪初，新学出现之时，新学是以中学为主的，虽然我们难以用中体西用来概括此时新学中的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但在二者的比例上，至少可以说是中主西次，由此可见中体西用文化模式对新学的影响之大。
由此可见，晚清文化保守思潮对“近代文化”——新学的产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新学是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的必然产物，尽管后来的新学未必为所有的文化保守者们所欢迎，但历史的潮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晚清文化保守人物的学术实践推动了新学的产生
晚清文化保守思潮的代表人物大多是一些学有所长的专家大师，其具体的学术实践活动促进了中国学术文化的新陈代谢，直接推动了新学的产生。
1.康有为是中国儒学从传统走向现代过程中的关键性人物，他否定了古文经学，建立了新的儒学体系，对现代新儒学有所启发。尽管梁漱溟曾指责康有为“数十年来冒孔子之名，而将孔子精神丧失干净”（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全集》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64页。），但仍难以否定现代新儒学与康有为的孔教的联系。因为：(1)现代新儒学之所以为“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吸纳了西学，而将西学引入儒学，是由康有为创导的。(2)在政治立场上，现代新儒家们都是民主主义者，他们渴望实行民主政治，但大多不赞成暴力革命，这一基本的政治立场与康有为完全一致。(3)虽然第一代现代新儒家们大多不赞同儒学的宗教化，但从第二代开始则日益重视儒学的宗教化，目前在海内外倡立孔教的活动已有所抬头。(4)在学术渊源上，现代新儒家们大多对宋明理学体悟较深，兼采西方哲学、佛学，而康有为则是“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注：《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第62页。）。可见二者完全相同。(5)现代新儒家强调儒学的道德教化作用，强调儒学对于全人类的价值，坚信儒学可为西方文化求得健康发展的途径，他们欲以儒学拯救西方文明，这完全与康有为的观点相同。
2.晚清文化保守人物促进了“新史学”的产生。史学是中国文化的大宗，新史学是近代文化的重要部分，在此，章太炎的作用是突出的。他首先批判了封建史学：“中夏之典，贵其记事，而文明史不详，故其实难理。”（注：中国启蒙思想文库《訄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页。）他认为中国史家虽多如过江之鲫，但稍有创作之才者不过五家：司马迁、班固、应劭、陈寿、郑樵，但这五家也不尽如人意：“太史知社会之文明，而于庙堂则疏；孟坚、冲远（笔者按：应为仲远）知庙堂之制度，而于社会则隔；全不具者为承祚，徒知记事；悉具者为渔仲，又多武断。”（注：《致吴君遂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65页。）可见，他对整个中国旧史都不满意。
同时，章太炎还提出了对中国新史学建设的构想。1902年夏，他致信梁启超提到了编写《中国通史》的打算，其中有曰：“窃以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以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贵乎通史者，固有二方面：一方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则于典志见之；一方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则亦必于纪传见之。”（注：《致梁启超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67页。）在此，章太炎提出了新史学的研究目的、指导思想以及基本的史学构想。
在研究目的上，他强调两点：一是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二是鼓舞民气、启导方来。这都显示出与旧史学的本质不同，因此，他强调人民的作用，对历史上斩木揭竿之事，多所称颂。在指导思想方面强调的是进化论。在基本的史学构想上要注意两点：首先是不专为一代，即反对断代史，提倡写通史；其次是不以褒贬人物为贵，这是提倡客观主义的研究方法。为了适应新的史学宗旨，还应有新的表现形式，据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略例》可见，他设计的新史学体裁是纪传体与纪事本末体的结合。在新史学学科体系的构建上，章太炎指出：“今日治史，不专赖域中典籍，……罗马、印度、西膜（笔者按：指今阿拉伯地区）诸史，不得谓无与域中矣，若夫心理、社会、宗教各论，发明天则，烝人所同，于作史尤为要领。”（注：中国启蒙思想文库《訄书》，第279～280页。）这是一个汇通中西古今的体系。此外，他们还讨论了新史学的一些具体问题，如纪年、地理环境决定论等。由此可见晚清文化保守人物对新史学的贡献之大，以往过于强调梁启超对新史学构建的作用，不能不说是偏颇的。
3.晚清文化保守人物为中国哲学架起了从古代向近代跨越的桥梁，促进了近代哲学的产生。1.在本体论方面，章太炎着有《菌说》，建立了早年的唯物主义自然观，他运用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证明物质世界不是精神力量的产物，而是由原子构成的，“盖凡物之初，只有阿屯（即原子，atom的音译）”（注：《章太炎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2页。）。这种学说经后人发挥，成了中国近代哲学的基本信条之一。2.在发展观方面，康有为的贡献是突出的，他强调两点：交易、进化，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3.在人性论和人道主义方面，康有为的作用尤为突出，他根据孟子的性善论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原则，建立了大同学说，形成了以人道博爱为核心的人性论。他反对禁欲主义，以人民享受自由程度的高低作为衡量社会进步的尺度，提出：“人道者，依人以为道。依人之道，苦乐而已。为人谋者，去苦以求乐而已，无他道矣。”（注：中国启蒙思想文库《大同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此外，晚清文化保守思潮还曾影响了近代文学、诸子学等学科，比如早期文化保守者对桐城派的改造就很成功，通过放弃文以载道的旧规及扩大写作题材等使该派重获生机。此后，该派涌现出薛福成、黎庶昌、吴汝纶、严复等着名人物。该思潮还曾启发了古史辨派的产生，启发了在中国近代史上持续数十年的国学研究热潮的出现。
可见，晚清文化保守思潮对近代学术的新陈代谢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也是对新学构建所起的作用。文化保守者们在学术实践中引进西方的学术方法、思想，倡导多学科交融，吸纳社会学、伦理学的理论，并以之分析问题，这对中国学术的更新、新学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在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形成、国家各级学制的制定与科举制度的废除，标志着“近代文化”——新学的出现。
总之，晚清文化保守思潮对“近代文化”——新学的构建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主观方面来说，他们要改造传统文化，确立起适合近代社会特点的新文化，这与新学的发展方向是基本一致的；然而一旦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受历史潮流的挟制，往往身不由己，对于后来出现的“不理想”的情况，又无可奈何，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有一定的客观因素。另外，主客观的问题在每个人的身上也表现不一。这反映出了其文化观中的矛盾，受时代矛盾的影响，晚清文化保守思潮代表人物文化观中充满了矛盾：比如在张之洞看来，要想“卫道”，首先必须“保国”；而保国又必须引进西学，但在事实上引进了西学又难以避免其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在康有为看来，要想“保教”——使儒学在近代社会里保持生命活力，就必须以西方观念重释儒学，而这一工作的结果必然是促进了西学的传播。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其内心中未尝没有失落的伤感，其心路历程中充满了“不得已而为之”的痛苦抉择，张之洞晚年对新学痛恨不已，并忙于筹办存古学堂，但已于事无补。1922年，章太炎也痛切地反省了当年对孔子的批判，认为这些言论“乃十数年前狂妄逆诈之论，……妄疑圣哲，乃至于斯”（注：《致柳翼谋书》，《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册，第763页。）。当然，文化转型是个漫长的过程，文化保守者们也难以预料久远的未来将是个什么结果，中国近代史上“种瓜得豆”的事例屡见不鲜。文化保守者对中国文化的忠诚是无可置疑的，就如同我们不能因为张之洞在湖北的洋务举措为后来的武昌起义提供了物质基础就否定他对清王朝的忠诚一样，也不能因为其文化保守的活动促进了“近代文化”——新学的产生而怀疑他们的文化保守者的身份。
（资料来源：《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喻大华，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