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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戴逸：汉学探析－2 （三）

六、汉学的衰落—俞樾、孙诒让
十九世纪上半期，也就是鸦片战争前夕，汉学已走过了它的全盛期而趋于衰落。这个学派和思潮，自有其产生和存在的根据。在此之前，理学统治思想界已有五百多年，已明显地暴露了它的腐败、虚伪和空疏。汉学是作为理学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重实证，强调客观的、具体的研究，反对空谈、反对附会说经，方法比较精密，态度比较严谨。清代汉学家们以极大的功力对古代文献进行了细致的整理爬梳，剔除了二千多年来对古代经籍的不少歪曲、误解，弄清了句读训诂，为清理和总结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汉学家们在治学中发展了小学、校勘、目录、辑佚，也都是研究古代历史文化不可缺少的手段。章太炎评论乾嘉学者“审名实，重佐证，戒妄牵，守凡例，断情感，汰华辞，六者不具而能成经师者，天下无有”[1][84]汉学家就是这种抱客观态度，重视材料证据，长于归纳方法反对主观附会，反对华而不实的学问家。
但是，汉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来说，明显地具有严重的弱点，它的研究对象十分狭窄，局限在古代儒家经典的范围内，一天到晚孜孜矻矻，钻在圣经贤传里面，为经典做注释。注经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历来做学问的基本形式，它首先是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这些传说和历史人物神圣化、偶像化，认为宇宙中的真理已被这些圣人们所穷尽，后继的子孙只需舐食他们的唾余。人们需要做的不过是件体察圣人的训示，阐发圣人的教诲，使圣人遗教传至无穷而勿使失坠。因此，学者们不是从生活中提出新问题，解决新矛盾，而是在圣经贤传中反复咀嚼，寻章摘句。即使有头脑的思想家往往也以说经注经的形式来发挥自己的见解。学术思想界的这种情况正是反映了一个长时期以来封闭而停滞社会的特征，复古主义猖獗，烦琐主义盛行，陈腐保守、思想僵化。尽管汉学家中也有一些杰出的思想家，也产生了许多精深的专业研究的成果，但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汉学走上了歧路，成为一个狭隘、偏枯的学派，越到后来，汉学的缺点暴露得越是明显。
最早起来反对汉学的是理学家翁方纲、姚鼐。翁、姚站在卫道者的立场上，对汉学家攻击谩骂，并没有说出多少道理。与此同时的历史学家章学诚却对汉学作了比较合乎实际的批评，章学诚既反对理学，也反对汉学。理学与汉学虽然是对立的学派，但它们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学术，共同尊奉孔孟，把儒家经典看做是知识的源泉，衡量真理的准绳。章学诚指出：“六经皆史”，把儒家经典当做不过是历史书籍、古代文献，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神秘。他反对汉学家泥古守旧，批评他们“昧于知时，动矜博古”，“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1][85]。汉学家主张必先通音韵训诂，才能读经，才能研究经典的思想内容，章学诚却认为：离开经传也可以发挥好的思想见解，“就经传而作训诂，虽伏郑大儒不能无强求失实之弊，……离经传而说大义，虽诸子百家，未尝无精微神妙之解”[1][86]。章学诚生活在汉学鼎盛的时代，是第一个能够指明汉学弱点的人。
到了十九世纪，汉学的流弊越来越严重，不满和批评汉学的人多起来了。连汉学家本人也承认这一点，如段玉裁自称：“喜言训故考核，寻其枝叶，略其本根，老大无成，退悔已晚”[1][87]。最激烈地反对汉学并且作了系统批判的是方东树，道光初，他写成《汉学商兑》，指责汉学的六个缺点：“其一力破理字，首以穷理为厉禁，此最悖道害教；其二考之不实，谓程朱空言穷理，启后学空疏之陋……其三则由于忌程朱理学之名及宋史道学之传；其四则畏程朱检身，动绳以理法，不若汉儒不修小节，不矜细行，得以宽便其私。……其五则奈何不下腹中数卷书，及其新慧小辨。……其六则见世科举俗士，空疏者众，贪于难能可贵之名，欲以加少为多，临深为高也”[1][88]。方东树的批评，大多也是宋学家的门户之见，但也有一些击中汉学的要害。例如，他反对汉学的复古崇汉，说：“言不问是非，人唯论时代，以为去圣未远，自有所受，不知汉儒所说，违误害理者甚众”[1][89]。又方氏驳斥汉学家所说“由训诂以通义理”，“夫谓义理即存乎训诂是也。然训诂多有不得直者，非义理何以审之？……解经一在以其左证之异同而证之；一在以其义理之是非而衷之。两者相须不可缺，庶几得之。今汉学者全舍义理而求之左验，以专门训诂为尽得圣道之传，所以蔽也”[1][90]。方东树的这些话确也抓住了汉学的弊病。
历史进入十九世纪，盛极一时的汉学衰落了，这和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是有密切联系的。乾隆、嘉庆时期，阶级斗争已经激化，北方的白莲教、天理教，南方的天地会以及边远地区的回、苗、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纷纷起来反对清朝统治，战乱绵延，烽火不绝，直至十九世纪中叶爆发了伟大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震撼了中国大地。同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声势咄咄，叩关而入，企图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中国历史的进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封建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知识分子再也不能封闭在古代经籍的小天地里，自我陶醉，不问世事、寻章摘句，皓首穷经了。社会普遍动乱，把他们拉回到现实中来，睁眼面对种种复杂而尖锐的矛盾。很显然，长期禁锢在古代经籍中的汉学并不能教导人们怎样去认识、分析和处理现实生活中的新问题，这个学派和现实严重地脱节，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形势，不能解答生活中提出的问题。就像魏源说的那样：“自乾隆中叶后，海内士大夫兴汉学，而大江南北尤盛，……争治诂训音声，爪剖釽析……锢天下聪明智慧出于无用之一途”[1][91]。的确，这种无“用”之学，在封建的太平盛世可以作为典雅的装饰品而存在，到了动荡的时代就失去了继续发展和繁荣的可能。十九世纪前半期，思想界发生进一步的分化和转变，知识分子纷纷离开汉学，从故纸堆里爬出来，转向现实生活，提倡经世致用。有的从事盐政、漕运、钱币的研究，希望弥补清廷财政的漏？（一个厂，一个邑）；有的关心边疆地理和民族问题，敏锐地觉察到了外国侵略的危机；有的议论朝政，鼓吹变法，揭露黑暗吏治，同情人民的痛苦。这样，一个崭新的学派，应时而生，这就是清代的今文经学。
今文经学不株守古代典籍的章句文字，而要“寻先圣微言大义于言表之外”，它是一个比较活泼而少受拘束的学派。今文经学家提倡“通于天道人事，志于经世区时”，并且本着“张三世”、“通三统”的历史进化观点，主张改革旧制度，以适应新潮流、这就使今文学派壁垒一新，与程朱理学或汉学完全区别开来。这个学派，由庄存与、刘逢禄开其端，继之以龚自珍、魏源，至康有为而发扬光大，学术和政治结合在一起，成为戊戍变法运动的倡导者、推动者。
嘉道以后，今文经学兴起，汉学衰落，李慈铭描述当时学术界的风气说：
“嘉庆以后之为学者，知经之注疏不能徧观也，于是讲《尔雅》，讲《说文》。知史之正杂不能徧观也，于是讲金石，讲目录，志已偷矣！道光以后，其风愈下，《尔雅》、《说文》不能读而讲宋版矣，金石目录不能考而讲古器矣。至于今日，则诋郭璞为不学，许君为蔑古，偶得一模糊之旧椠，亦未尝读也，瞥见一误字，以为足补经注矣。间购一缺折之赝器，亦未尝辨也，随模刻划，以为足傲汉儒矣。金石则欧、赵何所说，王、洪何足道，不暇详也，但取黄小松小蓬莱阁金石文字数册，而恶《金石萃编》之繁重，以为无足观矣！目录则晁、陈何所受，焦、黄何所承，不及问也，但取钱遵王《读书敏求记》一书，而厌《四库提要》之浩博，以为不胜诘矣！若而人者，便足抗衡公卿，傲睨人物，游谈废务，奔竞取名，然已为铁中之铮铮，庸中之佼佼，可不痛乎！”[1][92]
道光以后，汉学的末流，已失去了早期汉学博大精深、方法严密的优点，而成为玩弄古董了。只有少数学者还能保持朴实的学风，继承乾嘉大师的遗绪，在专业领域中做出贡献，最着名的有俞樾和孙诒让。
俞樾（一八二一－一九○七年，道光元年－光绪三十三年）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学识渊博，着述宏富，生平宗尚高邮王氏之学，他仿照王引之《经义述闻》的体裁，撰《群经平议》，仿照王念孙《读书杂志》的体裁，撰《诸子平议》，又根据前人和自己研究古籍的经验，对古书中用字造句以及文字、篇章的错乱、衍缺，举出八十八条公例，使读者举一反三，撰《古书疑义举例》，总结出校勘和音训方面的若干规律。俞樾的学生章太炎把他和王氏父子作比较，说：“治《群经》（《群经平议》）不如《述闻》（《经义述闻》），谛《诸子》（《诸子平议》）乃与《杂志》（《读书杂志》）抗衡，及为《古书疑义举例》。辎察鳃理，疏紾比昔，牙角财见，紬为科条，五寸之榘，极巧以？（四个工），尽天下之方，视《经传释词》，益恢廓矣！”[1][93]
另一着名学者孙诒让（一八四八－一九○八年，道光二十八年－光绪三十四年）字仲容，浙江瑞安人。他的主要作品有《周礼正义》、《墨子闲诂》等。《周礼》是今古文争讼的焦点之一，古文学家相信它是周公的制作，今文学家则称之为“六国阴谋之书”，孙诒让是从古文学家的立场来疏注此书，“博采汉唐以来，迄于乾嘉诸儒旧诂，参互证绎”[1][94]，历时二十年，至一八九九年成书。孙氏注疏此书，已受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以注经的形式，鼓吹向西方学习。他说：“中国开化四千年，而文化之盛，莫尚于周。故《周礼》一经，政治之精详，与今泰东西各国所以致富强者，若合符契。然则华盛顿、拿破仑、卢梭、斯密亚丹之伦所经营而讲贯，今人所指为西政之最新者，吾二千年前旧政已发其端”[1][95]。孙诒让把西方文明说成中国“古已有之”，这当然是不对的。但他同情变法维新，援引古代经典来证明学习西方的合理性，这和同时的今文学家康有为托古改制，实殊途而同归。孙治让的另一名着是《墨子闲诂》，《墨子》一书，二千多年来视为异端邪说，没有人研究和作注。且文义古奥，错乱很多，难于读通。乾嘉时代的卢文弨、汪中、毕沅、孙星衍等做过片段的考释，孙诒让以毕沅的考释为主，采集各家的研究成果，参以自己的见解，对《墨子》作了全面而细致的整理，使此书基本能够读通。俞樾称赞孙氏的成绩“整纷剔蠹，赈摘无遗，旁行之文，尽还旧观，讹夺之处，咸秩无紊，盖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也”[1][96]。章太炎则说“集众说，下已意，神恉洞明，文可讽诵。自《墨子》废二千岁，儒术孤行，至是较着”[1][97]。现代研究《墨子》的人，在句读训诂方面都以此书为根据。
俞樾、孙诒让上接乾嘉汉学的传统，在学术上还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这时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传入中国，影响日益扩大，思想界则今文学派占主导地位，汉学已走完了全部路程而接近终点了。俞、孙的后一辈，如章太炎、王国维、刘师培等和乾嘉学派也存在着密切关系，他们继承了汉学家的研究方法和学术成果，但时代毕竟不同了，章、王、刘等都程度不同地接受西方文化的薰陶，并在维新变法或反满革命中成长，他们已是资产阶级的学术派别和思想潮流，无论在治学宗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及学术成果方面都大大不同于乾嘉汉学。他们的学术思想需另作专门的论述。
[1][1] 洪榜：《初堂遗稿》卷一，《戴先生行状》。
[1][2] 章太炎：《訄书》，《清儒第十二》。
[1][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1][4] 章太炎：《訄书》，《清儒第十二》。
[1][5] 阮元：《揅经室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
[1][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1][7] 段玉裁：《戴东原年谱》。
[1][8] 《戴震集》卷十二，《江慎修先生事略状》。
[1][9]同上
[1][10]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戴先生震传》。
[1][11] 段玉裁：《戴东原年谱》
[1][12] 王昶：《春融堂集》卷五十五，《戴东原墓志铭》。
[1][13]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七。
[1][14] 《戴震集》卷三，《论韵书中字义答秦惠田尚书》
[1][15] 陈奂：《说文段注跋》。
[1][16] 《戴震集》卷九，《与是仲明论学书》。
[1][17] 纪昀：《纪文达公遗集》卷八，《考工记图?序》
[1][18] 《戴震集》卷十，《考工记图?序》
[1][19] 《戴震集》卷三，《与王内翰凤喈书》。
[1][20] 《戴震集》卷六，《水经郦道元注?序》。
[1][21] 段玉裁：《戴东原年谱》
[1][22] 早于戴震的有全祖望，赵一清也整理《水经注》，和戴震取得的结果十分相似，因此学术界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戴震抄袭了赵一清的研究成果，如魏源、杨守敬、王国维持此种主张；另一派认为全、赵、戴各自独立研究，得到了大体相同的结果，并非抄袭，如段玉裁、胡适主张此说。
[1][23] 《戴震集》，《尔雅注疏笺补：序》。
[1][24] 段玉裁：《戴东原集?序》。
[1][25] 《戴震集》卷九，《答郑文用牧书》。
[1][26]段玉载：《戴东原集?序》
[1][27]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中，《天道》。
[1][28]戴震：《原善》卷上。
[1][29]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
[1][31] 同上书，卷中，《天道》。
[1][32]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中，《性》。
[1][33]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才》。
[1][34] 戴震：《原善》卷上。
[1][35] 同上书，卷下。
[1][36] 戴震”《孟子宇义疏证》卷上，《理》。
[1][37] 戴震：《原善》
[1][38]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
[1][39] 同上。
[1][40] 《戴震集》卷九，《与某书》
[1][41] 章太炎：《菿汉微言》
[1][42]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
[1][43] 同上。
[1][44]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七，《理说》。
[1][45] 姚鼐：《惜抱轩尺牍》卷五。
[1][46] 同上书，卷六。
[1][47] 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六。
[1][48] 王力：《汉语音韵学》，第三编，第五章，第二十九节。
[1][49]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二，《周礼汉读考?序》
[1][50] 段玉裁：《周礼汉读考》卷二，《牛人》
[1][51] 阮元：《揅经室一集》卷十一《汉读考周礼六卷?序》
[1][52]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三，《段若膺说文解字注?序》
[1][53] 王念孙：《王石臞先生遗文》卷二，《段若膺说文解字读?序》。
[1][54]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说文今叙篆文合以古籍说》。
[1][55] 阮元：《揅经室续集》卷二之下，《王石臞先生墓志铭》。
[1][56] 肖一山：《清代通史》中册，六四○页。
[1][57] 《清史稿》卷四八一，《儒林》二，王念孙。
[1][58] 阮元：《揅经室续集》卷二，《王石臞先生墓志铭》。
[1][59] 王引之：《王文简公文集》卷三，《经传释词?序》。
[1][60] 阮元：《揅经室一集》卷五，《王伯申经义述闻?序》。
[1][61] 阮元：《揅经室续集》卷二，《王石臞先生墓志铭》
[1][62] 章太炎：《訄书》《订文第二十五》，附《正名杂义》。
[1][63]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中之下。
[1][64] 汪中：《述学?别录》卷一，《与巡抚毕侍郎书》。
[1][65] 汪中：《述学?补遗》卷一，《大学平议》。
[1][66]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三十五《汪容甫墓志铭》。
[1][67]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三十四，《公祭汪容甫文》。
[1][68] 凌廷堪：《校礼堂诗集》卷十四。
[1][69]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四，《复礼》上。
[1][70] 同上书，《复礼》下。
[1][71] 凌廷堪：《礼经释例?自序》。
[1][72] 焦循：《雕菰楼集》卷十六，《论语通释?自序》。
[1][73] 同上书，卷十六，《易图略?自序》
[1][74] 王引子：《王文简公文集》卷四，《与焦理堂先生书》。
[1][75] 焦循：《孟子正义》，《性犹杞柳章》。
[1][76] 焦循：《雕菰楼集》卷十，《说定》下。
[1][77] 焦循：《论语通释》，《释知》。
[1][78] 同上书，《释异端》。
[1][79] 阮元：《揅经室二集》卷七，《西湖诂经精舍记》
[1][80] 阮元：《揅经室一集》卷二，《拟国史儒林传?序》。
[1][81] 阮元：《揅经室一集》卷八，《论语论仁论》。
[1][82] 阮元：《揅经室一集》卷十，《性命古训》。
[1][83] 同上。
[1][84] 章太炎：《太炎文录》初编卷一，第一一七页。
[1][85]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史释》。
[1][86]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十三，《校　通义》外篇，《吴澄野太史历代诗抄商语》。
[1][87] 段玉裁：《经韵楼集》卷八，《朱子小学恭跋》。
[1][88] 方东树：《汉学商兑》卷下。
[1][89] 同上书，卷中之下。
[1][90] 同上。
[1][91] 《魏源集》上册三五八页，《武进李申耆先生传》。
[1][92]李慈铭：《越缦堂劄记》十二，《劄记》一二八三页。
[1][93] 章太炎：《太炎文录》卷二，《俞先生传》。
[1][94] 孙诒让：《周礼正义?序》。
[1][95] 孙诒让：《周礼政要?序》。
[1][96] 愈樾：《墨子闲诂?序》。
[1][97] 章太炎：《太炎文录》卷二，《孙诒让传》。（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