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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吴原元：民国学者视野中的美国汉学研究

【原文出处】《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广州)2014年3期第146～156页
【英文标题】An Analysis of the American Sinology Research in the Scope of the Historia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作者简介】吴原元，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科学部，上海 200062
吴原元(1977—)，男，江西东乡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科学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海外中国近现代史与美国中国学史。E-Mail: wuyuanyuan77＠ sina. cn
【内容提要】在民国学者看来，美国汉学显然无法同法德日等国的汉学相提并论，但美国汉学界稍有影响的汉学新着出版后，即有民国学者撰着书评进行引介和评述。考察这些书评，不难发现在民国学者看来，美国汉学存在诸如研究者的中文修养薄弱、解释和译注史料时常存误解误译、材料搜集和材料审别难以博雅以及观点或结论常如隔雾看花，难求其情真理得等局限。美国汉学固然存在不少缺陷，但在民国学者看来仍有可取之处，如公开合作之精神、新颖之视角和方法、重视组织结构与系统性、冷僻领域和材料之注意等。面对海外汉学着述，民国学者坚持一种批判研究的态度，在充分注意其局限之同时，尽可能挖掘有助于中国学术之可取处。民国学者对待美国汉学的这种批判研究的态度及其所撰书评，对当下中国学界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剂清醒剂。
In the eyes of schol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achievements of American Sinology were not comparable with sinology of France and Japan. However, after some academic Sinology books were published in America, schol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ranslated and wrote book reviews on them. From these book reviews,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limitations of American Sinology, such as poor Chinese level, misinterpretation and misunderstanding in annotation of historical data, could not cherish the intelligence and aesthetics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blurred conclusions, etc. Despite these defects, there were merits in the eyes of schol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uch as the spirit of open cooperation, new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system, pay attention to obscure fields. Schol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lways kept an attitude of critical studies towards these overseas Sinology, fully exploring the merits while noting the limitations. The critical attitude of schol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very suggestive for the present Chinese academic circle.
【关 键 词】民国学者/美国汉学/汉学研究/书评historian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the American Sinology/book review/enlightenment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202(2014)03－0146－11
在民国学者看来，肇始于19世纪中期来华传教士的美国汉学显然无法同法德日等国的汉学相提并论。1920年代李思纯言道：“西人之治中国学者，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1]1940年，梁盛志亦如是言道，“美人之治汉学，视欧人为后进。”[2]17虽然如此，美国汉学仍为民国学者所关注。夏德(Fridrich Hirth)、劳费尔(Berthold Laufer)、魏特夫(Karl A. Wittfogel)、德效骞(Homer H. Dubs)、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卫德明(Hellmut Wilhelm)、恒慕义(Arthur W. Hummel)、卜德(Derke Bodde)、顾立雅(H. C. Creel)等人论着即常被译刊①。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汉学界稍有影响的汉学新着出版后，即有学者撰着书评进行引介和评述。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记》还在编纂时，《图书季刊》即刊载刘修业的《清代名人传记样本》一文，介绍编纂体例、进展等相关情况[3]；此书出版后，王重民、黄维廉等撰写书评予以评介。又如，卡特的《中国印刷术源流史》出版后，不仅《史学消息》刊载了有关此书的书讯和简介，而且邓嗣禹和张其昌还撰写长篇书评进行评介；富路特(Luther C. Goodrich)的《乾隆禁书考》甫一出版，洪煨莲、雷海宗、郭佳斌等民国学者撰写书评予以评述。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的《前汉奴隶制度》、卜德的《李斯传》、德效骞的《前汉书译注》、嘉德纳(Charles S. Gardner)的《中国旧史学》、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的《中国史与文化》、梅谷(Franz Michael)的《满族统治中国的起源》等着述出版后，在民国学界皆有学者撰写书评进行评述。基于此，本文拟根据民国学者对美国汉学论着的评述，探讨民国学者如何评价美国汉学？在他们的视野中，美国汉学有何局限及可取之处？他们对美国汉学的评判对于我们今天取法域外汉学有何启示？民国学者所撰学术书评对于今天学术界不正常的学风之启示意义等。
一
如果汉学研究者不能阅读中籍，当然无力做名副其实的汉学研究。故此，欧洲汉学界特别重视汉语言能力，将其视为是汉学研究人员的基本素养之一。1920年移居法国师从伯希和的俄籍汉学家叶理绥(Serge Elisseeff)，在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时明确强调应按照“首先需要精通至少两种欧洲语言，然后学习难对付的古汉语，最后才能进行课题研究”的法国汉学模式培养汉学研究人才[4]；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948年偕同夫人游美国之时，到布鲁克林学院讲演，他告诉学生：要研究中国文化，必须先学中文；而外国人之学习中文，应该先学文字，后学语言，先学文言，后学白话[5]。与之相比较而言，美国汉学研究人员的汉语言能力则显得薄弱。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回忆起其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时的汉语能力自述道，“我的汉语口语即将登上有能力同仆役、零售商人和宾客处理生活上紧要事务而交谈的高原，但还远远没有走近为理解某一专业术语而必须攀登的连绵不断的山峰，更不用说学者之间在旧式交谈中那些文学典故和不计其数的比兴语句了。”[6]44拉铁摩尔也曾自述其在撰着《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的汉语水平，“不过，显然还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首先是学中国文字，我虽然会说中国话，却不能自由阅读。我所读过的，有许多还不能完全理解。尽管我脑子里装满了民间故事和传说，但不知道这些充满历史事件的中国传说究竟有没有正史的根据。”[7]1930年代，富路特也坦承：“近期美国人做了一次有关中国的西方重要着作调查，我发现，145位作者中只有23位美国人，且其中一半不熟悉中文。”[8]在民国学者看来，美国汉学研究者的汉语言水平确实是不敢恭维；即便是在美国颇负盛誉的汉学家，民国学者也颇有微辞。着有在国际汉学界广受好评的《中国印刷术源流史》一书的卡特，在邓嗣禹看来其遗憾之处仍在于未能精通汉文[9]56；被认为美国学者中在中西交通同物质文明的进展这一类杂学上最渊博的富路特[10]，在雷海宗看来“读中文的能力太差”[11]957；让陈受颐难以理解的是，芝加哥大学的麦耐尔(McNair)和斯坦福大学的屈理特(Treat)，虽“不懂半只中国字却号称远东史教授”[12]。
由于美国汉学者的中文修养不够，故其解释和译注史料时常存在误解误译。例如，德效骞翻译《前汉书》时，用the world/the country/the empire三词译“天下”，但常存错译或不妥之处。例如，“天下同苦秦久矣”，“天下”译为“the world”，实际上应译为“the country”；“古之治天下”中的天下译为“the world”，实应译为“the empire”等。故此，王伊同认为该译注“大抵译笔忠实，首尾贯穿，注疏精详，考证明确，贤乎时辈远矣”，然仍“或出入原恉，且译工未细，或伤文气”[13]519。韦慕庭在《前汉奴隶制度》一书中，将“金”译为“gold”，如第100页“2000000catties of gold”以及第267页“Kao－tsu offerd a thousand [catties of] gold as a reward for the capture of [Chi] Pu”。A Catty多于一磅。难以相信汉代竟能富有到拥有2000000磅黄金；更确切的翻译应该是metal或者是yellow metal[14]410。聂崇岐在评价韦慕庭的《前汉奴隶制度》一书时如是评价道，论述部分“条理颇为清晰，论据亦多精到处，允称研究前汉奴制之良好着作。”然而，其后半部分“译文讹误甚多”，“仅就翻阅所及，略举第二编不妥处二十则，以见一斑”。[15]富路特在翻译“此辈在《明史》既不容阑入，若于我朝国史因其略有事迹列名叙传，竟与开国时范文程承平时李光地等之纯一无疵者毫无辨别，亦非所以昭褒贬之义”时，居然将“承平时”当成了清初的名臣之一。雷海宗讥讽道：“关于此点着者似乎颇费心力，因为后面有注解：‘I cannot find this worthy's claim to fame recorded anywhere’也无足怪，因为‘这位老先生’与他的‘声名’都是着者自己的产物！……Goodrich先生读中文的能力太差，以致占本书四分之三篇幅的下部全不可用”[11]957。郭斌佳对于富路特《乾隆禁书考》一书的史料译注部分如是评述道，作者繙译有关本书之各种材料“此当然为非常重要之部分，亦即作者费力最多之部分。吾人依次翻阅，觉作者治学之精神十分谨严，令人折服。惜作者对于利用中文材料，常有模糊影响，不能充分了解之苦”[16]。卡特的《中国印刷术源流史》一书，在张其昌看来“最可惜的是列用中文材料时，由于文字的不甚了解而有几处误译”[17]17。夏鼐在阅读完劳费尔的《汉代的陶器》后不禁感慨道：“氏为西方所崇拜之汉学大师，而此中汉译英之文句多不通句读，不解字义，西方汉学家多如此，又何足怪。”[18]
对于美国汉学家的误译，民国学者多能以理解与宽容之态度视之。王伊同在评述卜德的着作时如是言道，“氏以西人，治汉学，文字转绕，尤异寻常。遗漏疏略，误译错解，属难尽免。”[19]雷海宗就富路特所存翻译错误时指出：“本来中国文字一向不加标点，国内读破万卷书的人也不敢自信对前代文字的句读有十稳的把握。”[11]957在陈受颐看来，“由于缺少标点以及对中文原文进行句读，从而在译者的脑海中有可能偶尔引起困惑、混乱以及英译的不一致”以及“汉代散文风格的晦涩以及汉代习语的独特性”，韦慕庭在英译时出现错误在所难免[20]。杨联陞则在评述韦慕庭的《前汉奴隶制度》时指出：“我们现在大学里的研究生，读古籍多少人能有这种成绩，实在很难说。我以为读古书要有翻译的精神，一字不可放过，在大学史学课程中，遇有重要而难读的史料，教授应当在课堂中与学生共同讲读，不可强不知以为知，囫囵混过。中国人写论文引中国书向来不翻译，实在作者读不懂所引的书，有时候真成问题，西洋人引中国书必须翻译，所以他们的学者读书有时候很细，道是我们应该效法的。”[21]
如果说美国汉学家译注史籍时存在误译尚能理解；因中文能力所限而使其无论是材料搜集还是材料审别都难以博雅，在民国学者看来不能不说是美国汉学的一大缺陷。“西文与汉语，性质悬殊，故彼等之通读汉藉，本非易事。欲其一目十行，渊贯经史，涉猎百家，旁通当代撰着，殊为奢望。”[22]24朱士嘉即如是批评嘉德纳的《中国旧史学》一书，专究史学却不及刘知几章学诚之作，“全书材料大都取自泰西学者之论文，搜罗尚属详尽，惜于中国典籍，征引较少。顾中国典籍，浩如烟海，西洋学者难竭全力以事稽考，然于其最重要之着作，似亦不应忽略。”[23]538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记》，在王重民看来“诚然很清晰，很有用，胜于Giles者不止倍蓰。可惜分纂诸君子未够高明，一则立传之人未有通盘计划，故有有传而不必传与当传而无传者；再则取材稍滥，欲为第一流着作，而采用三四流史料，是其可议处”[24]39。陈受颐就梅谷的《满族统治中国的起源》一书批评道：“假如作者能涉猎诸如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国立北平图书馆等机构已辑出的原始文献及孟森编撰的明元清史通志和朝鲜实录等重要编撰物中哪怕很少的一部分，将极大地保证其着作的科学价值。”[25]韦慕庭的《前汉奴隶制度》里说：“尽管是一项值得称允的研究，但是它并非没有值得讨论的地方，如材料的遗漏。……大量关于汉代奴隶制的论文没有使用，甚至忽略了刊载在北平历史学会于1933年出版的《历史国学》的‘奴隶史特辑’。”[14]408－410卡特的《中国印刷术源流史》：“大体而论，似终不失为一巨着”，但其“材料出处不明细、多用间接材料而不求原料以及材料搜罗诸多不备”等皆是可议之处[9]52－53。赖德烈的《中国史与文化》：“关于中国史料，蓍者虽在中国多年，但限于言语文字，殆不能多看。故所列举者，或不免于错误，或不免于疏陋。”[26]411
1943年尚在美国哈佛大学求学的杨联陞曾在致胡适的信中如是写道，“这个礼拜Wittfogel在这儿讲几点钟，我还没去听，昨天下午碰见他，一块儿在校园里绕了两个湾儿，他说讲中国上古史不可不念王国维、郭沫若的文章，不可不用金文、甲骨文，如司徒即是司土之类不可不知。我说这些知识，对于中人以上的史学系大学生，不过是家常便饭，无甚希罕。他似乎觉得奇怪。我想这我没有吹牛。我又告诉他甲骨、金文可以用，不过妄用是很危险的。”[27]2在美国汉学界被奉为泰斗的魏特夫，其中国史知识尚且如此，其他美国汉学家的中国史知识可想而知。故此，在美国汉学家的着述中，民国学者常找到一些一般史实的知识性错误。例如，嘉德纳将普通尊称的夫子误以为是最高之官衔[23]539；卡特将五代之国都误以为皆在西安，而北宋之国都在长安[9]52；富路特将灭蜀的司马昭与篡位及平吴的司马炎两个人混为一个[10]；赖德烈关于宋代的几个历史家与他们的作品皆没有认清，《资治通鉴》始于公元前五世纪末期而非四世纪初期，《通鉴外纪》的作者为刘恕并非司马光，范围到周为止，并非宋代[28]516。
此外，由于美国汉学家生活于全然别异之环境，仅凭其所具有的汉籍之部分知识或在华之一时见闻而欲论定千古，常如隔雾看花，难求其情真理得。赖德烈在书中怪孔子不懂幽默，不喜爱儿童，除对已死的母亲略有孝思之外并不尊重女性，连自己的妻子也不恭敬。这种说孔子不幽默的论调本身就非常幽默，等于说孔子不是二十世纪的美国人[28]518。魏特夫在《商代卜辞中的气象纪录》一文中，根据其所选定的记有月份的317片卜辞，以统计方法得出“殷代气候稍为和暖”之结论。在董作宾看来，此结论甚不可靠，他认为要研究殷代气象问题，“第一，要深切的认识和了解甲骨文；第二，要能应用断代方法，精密的分析各时期的卜辞；第三，要彻底解决殷代历法的问题，以与现代测候作比较；第四，要从卜辞的字里行间，推寻卜者经验中表现出来的气象情况。”[29]费子智将司马迁之周览天下山川为时代的风气而拟之于英国十八世纪绅士阶级的大陆旅行、以匈奴为与后来入寇欧洲的匈族完全同族，乃至陈桥兵变中宋太祖全不知情，勉强以黄衣加太祖身上，则无疑是这位西洋老先生对中国历史的误解，以至被骗[30]。
二
如上所述，美国汉学固然存在不少缺陷，但在民国学者看来仍有可取之处。傅斯年曾言：“西洋人研究中国或牵连中国的事物，本来没有很多的成绩，因为他们读中国书不能亲切，认中国事实不能严辨，所以关于一切文字审求、文籍考订、史事辨别等等，在他们永远一筹莫展，但他们却有些地方比我们范围来得宽些。我们中国人多是不会解决史籍上的四裔问题的。”[31]陈受颐也指出：“外国人习中国史，自然有许多隔膜，然同时也有占便宜的地方。习见习闻的事件，有时不易吸引注意；‘旁观者清’，不特处世如是，做学问亦然。西洋汉学家不受中国传统学问的牢笼，把中国史看作东亚史的一部，每每有簇新的见解，正是超于象外而得其环中。”[30]邓嗣禹则撰文呼吁：“以前有不少老先生觉得中国学问，精深奥妙，绝非外国人所能窥测。所谓‘桐阳子苦读四十年，始略窥墨学门径’。到现在，中国学术的确已世界化了，汉学中心林立，所发表的研究作品，不能说全没有贡献。”[32]在民国学者看来，美国汉学主要有以下可取之处：
其一，公开合作之精神。中国传统学人治学，多喜欢个人专研而不愿以团队之形式进行合作研究。梁盛志这样批评道：“国人治学多冥往孤索，耻言求助于人，硕学畸士，欲以其着述期知已于后世，而不愿以干当代公卿，忍资料之缺乏，受社会之冷遇，而不以为异。即或求助友生，多为研究方法范围之相近者，奖借之益，多于切磋，精神之交，过于物质。”[2]19－20然而，美国汉学界的风气完全迥异，他们特别注重团队之合作。美国学者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就曾与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掌丁龙讲座的夏德(Fridrich Hirth)合译赵汝适的《诸蕃志》；德效骞译《前汉书》时，不仅得中国学者潘、崔、任三君佐之，而且还得荷兰汉学家戴闻达及Piet van der Loon为之修正；卡特的《中国印刷术源流考》一书，由卡特及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匈牙利汉学家斯坦因(Lorenz von Stein)、德国汉学家勒考(Le Cog)等合而为之；被称之为“美国汉学进步最明显证据”的《清代名人传记》，则是在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之下，由恒慕义召集来自中国、日本及美国的五十位学者耗费8年时间完成；魏特夫主持的中国社会史资料搜译，其辽代部分由其与华裔学者冯家升合作完成、两汉部分由瞿同祖和王毓铨负责、清代部分由房兆楹、杜联喆负责。此外，如学术刊物之合编，资料之展览、学术之集会、论文之宣读，研究报告之发表，皆公开合作精神之表现。
美国汉学界注重这种团队合作之研究，固然是因美国汉学基础薄弱，但这种合作研究方式确是推动了美国的汉学研究。杨联陞在评价德效骞主持的《前汉书译注》时就曾言道：“由于在翻译中，德效骞有潘洛矶作为合作者，又得J. J. L. Duyvendak和Piet van der Loon的仔细核对。其结果是使这本译注成为高度可信赖的中文文献译本。”[33]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记》，亦因得到中国学者房兆楹夫妇的帮助与合作，成为在学界颇受赞誉的着作。正如费正清所说，所有美国学者的贡献都远远逊于恒慕义请来的两位高级助理——房兆楹、杜联喆夫妇。他们“按照恒慕义博士的编辑宗旨编纂出版了独一无二的关于中国的最重要的外文着作”[6]399。正因为如此，民国学界有不少学者呼吁中国也应如美国等西方学界一样倡导公开合作精神。胡适在致王重民的信中曾如是解释他之所以高度称赞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记》：“我若不说几句公道的赞扬的话，将来作书评的人必将吹毛求疵，以抑人为高。如此则八九年苦功将受埋没了。以后谁还敢花十几尤金元，招集四五十学人来做这种学术合作呢？”[24]81杨联陞在致胡适的信中亦言道：“我觉得中国的史学界需要热诚的合作跟公正的批评。到现在为止，多数的史学同志，似乎偏于闭门造车。谁在那儿研究什么，别人简直不清楚。我觉得1、各校的史学系主任，应该常常通讯。至少每校请一位教授专门担任通讯联络；2、应当常常交换教授跟研究人员，至少作短期访问讲演；3、应当分区组织史学会，常常开会讨论学术。研究生均得参加，本科生须成绩优异者始得参加，以为鼓励；4、史学界应该合力整理并发表史料，搜访并保存史迹；5、出版一个像‘史学评论’一类的杂志，特别注重批评介绍；6、史学界应当合力编辑从书，如剑桥、牛津所出的各种历史大系，每册由几个人合写或一个人专写都可以，请几位学界前辈认真主编；7、史学界应当合力编辑工具书，如国史大辞典，中国经济史大辞典之类。”[27]71－72梁盛志更是公开撰言呼吁中国学术界急需合作之精神：“以学问为天下公器，识个人能力之分际，虚心坦怀，为合理之分工合作。求国际之协助，集海内之英俊，分门别目，共争上流。”[2]26
其二，新颖之视角和方法。由于不受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之束缚，加之常与西方相比较或采用新的视角和方法，故美国汉学家在解释中国历史文化之现象时常有迥异于中国学者之处，颇多新颖之观点和见解。陈恭禄在评述赖德烈的《中国史与文化》一书时如是言道：“吾人叙述史蹟，常或易为古人成见与史论所拘，着者身为外，论断往往出于比较研究之所得，结论虽或不同于吾人，常有深切考虑之价值。”其上册末言中国所受地理上之影响中多警切之论：“据着者意见，山川形势不宜于统一，而已往之历史，政治上文化上统一者，多由于人力，其时期长于罗马、西班牙帝国。南北因气候土壤植物之不同，生活迥异，人民多以耕种为业，而人口有增无已可耕之地有限，此为中国穷贫之要因。”[26]413费子智的《中国文化小史》一书，尽量利用西史作比较，比如谈到先秦诸子便比较古希腊的哲人时代，讲五胡乱华便比较西洋上古末叶日耳曼诸族之南徙等。在陈受颐看来，“虽然不得完全吻合，也可以增加不少的趣味和读者的了解力。”[30]富路特的《乾隆禁书考》一书，在雷海宗看来其中不乏“有几点很动人的见解”。例如，乾隆时代的中国已经安定，不似以前对满清的那种反抗，按理不必有严厉的文字检查，但实际上乾隆时代对于文字的摧残较比清初要严重不知多少倍。富路特对此解释认为根本的原因是心理的。大清在此时由外表看来虽然极盛，实际这是衰落时期的开始，满人下意识中感觉到这一点，所以对汉族愈发畏忌，因而更加紧的压迫。雷海宗认为“这虽是难以证明或否证的说法，仍不失为一个很有兴趣并很合情理的解释”[11]954－955。梅谷的《满族统治中国之起源》，致力于从分析和解释社会经济与政治发展中的内在相互作用，揭示满族王朝崛起之动因，冯家升认为“尽管在史料方面有局限性”，但却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使人兴奋的着作，提供了关于满族王朝早期发展史的一幅完整图画”[34]。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以地理环境解释经济状况及社会组织，更以经济社会情形来解释中国与边疆的关系史。在夏鼐看来，“虽其解释有时不免勉强一点，颇值得一读。”[35]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学者在肯定美国汉学的新颖见解之同时，亦对没有史实根据或盲目采用新方法所得出的新颖观点持警惕和批判之态度。陈受颐在评论费子智的《中国文化小史》中富有趣味的见解时指出：“然而见解到底不是空洞的东西，他不能不以史实为根据。”[30]杨联陞对于拉铁摩尔的《现代中国形成之简史》如是评论道：“拉铁摩尔是以一种富有想像性的方式来解释中国史；然而，偶尔掠过会发现缺乏详实的史实。”[36]斯年亦曾以“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林”嘲讽拉铁摩尔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王伊同则在评述德效骞的《前汉书译注》后直言不讳指出：“方今以汉学家自命者，间或学殖荒芜，而抵掌空谈。傥籍氏书，而怀乎学问广大，非侈谈方法者所克奏功；然后追踪前贤，潜心研读；相互砥砺，奋志发扬。则德氏之功不朽矣。”[13]519
其三，重视组织结构与系统性。邓嗣禹曾这样批评中国学者的着述：“尝见国人着述，旧派多獭祭为书，新派多章节连篇，令人读完之后，非感茫无断限，则觉漫无联贯；而考证文章之艰涩枯燥，尤可畏也。”[9]40然而，美国汉学家在组织结构的安排方面极为注意。例如，卡特的《中国印刷术源流考》之长，“首在组织与结构，实为吾人所当学步。”其书“固皆出之于考证，乃其行文，竟若遇之于无形。其结构或组织，彷佛小说。方其首述背景之时，已将结果暗示。……顾其结构之起伏无常，虽似小说，而其行文之谨严不苟，则又异于小说，求之于国人着述，似尚难得。”[9]40赖德烈的《中国史与文化》：“着者对于组织殆费心思，取料亦颇慎重”，故方能“叙述上古史迹，迄于现时，综合政治上学术上艺术上等等之发展，成一有统系之着作”，“就吾国史籍而言，着作家用科学方法编着此类书籍尚可一读者，尚不甚多。”[26]412富路特能够在短短230页篇幅之中完整展现一部真实而富动感的中华民族及其文明发展之历史，在胡适看来其成功之处在于“熟练且技艺高超的总括性概述”，尤其是“坚决而几乎是冷酷无情的去除朝代和政治史以便留出充足的空间突出有关中国人生活的物质、技术、社会、思想、艺术、宗教等方面发展的故事”[37]。韦慕庭的《前汉奴隶制度》就汉代奴隶的来源、买卖、地位、数量及其生产进行论述，在聂崇岐看来“条理颇为清晰”，“带给我们迄今为止关于这一主题最为全面而透彻的研究。”[15]即使是受到陈受颐严厉批评的费子智之《中国文化小史》一书，在雷海宗看来其组织结构及系统性方面亦有可取之处，“在这样一部短小的书中，这种分段分题的方法大致可称洽当。……三四千年间的主要线索都能指出，使前此对中国全不明了的人也可得一个整个的印象。一本小书能作到这种地步，也就算很满人意了。”[38]
其四，冷僻领域和材料之注意。传统中国学者“自昔侧重经史，而忽视杂书。以治史言，喜究朝章国故，而忽视民间生活。至于四夷会同，海外贸易，宗教变迁，奇技淫巧，则鄙不足道焉”[22]19。然而，外人之治汉学者则一反其道，他们注重与其有关的中国边疆四夷、中西文明交通等多为国内研究者所忽视之领域。民国学者对此方面的着述尤为关注，并颇多赞赏。富路特的《中华民族小史》，被民国学者认为是“以任何欧洲语言已出版的中国史着作中最优秀的一本，相信这本着作中的一些特色将使关注这本着作的中国史家从中获益”，因为“整本着作将其重点放在了中华民族与外部更广阔世界之间的历史关系、东西方间的文化思想的交流方面，这些有关中国史的全球性一面经常为中国史家所忽略或者没有足够充分的对待”[37]。卡特的《中国印刷术源流考》中写道：“从许多向来不为前人注意的材料中——如印章，摹写，纸牌，释道的典籍等——寻出个很清晰的系统来。”[17]15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记》，在王重民看来至少有一大优点：“清代是与欧美交通的时代，还有一部分史料是外国人用外国文字记下来的。我国的学者，许多没有治外国文字的机会，便把这部分史料忽视了。如明清之间的天主教士，在台湾与郑成功争雄的荷兰商人，鸦片战争前后的东印度公司人与基督教的传教士，帮助太平天国与帮助扑灭太平天国的西洋人，对于中国人士都有很深的接触，都有详细的记载。这部传记把这些材料尽量使用了。”[39]
三
无论是嘉德纳的《中国旧史学》、富路特的《乾隆禁书考》还是韦慕庭的《前汉奴隶制度》，这些着作在美国学界都受到极高的赞誉。《通报》称：“嘉德纳通过这一本精彩的小书为汉学研究者提供了真正的帮助。……基于广泛且很好消化阅读所获得的大量信息，塞满了这些页面，确实令人震惊。这使得此书尽管小，但却是名副其实的关于历史研究和方法问题的真正介绍。……嘉德纳的书不仅值得强烈向每一位汉学研究者推荐，而且也值得向那些希望自己对中国史家问题有所了解的全体史家推荐。”[40]《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称富路特的《乾隆禁书考》“证据充分完备，具有很强的学术性，展现了作者的声誉。对于全新的中国和相关文明研究来说，它确立了一个高标准”[41]；韦慕庭的《前汉奴隶制度》则被称之为是“对这一主题完美而最富价值的贡献”[42]，“美国学者对于理解中国制度所作贡献中最有价值的论着。”[43]恒慕义的《清代名人传记》、德效骞的《前汉书译注》、赖德烈的《中国史与文化》，亦同样受到美国学界的高度赞誉。《清代名人传记》被认为，“对于我们的中国知识无疑是一个非常显着贡献……它是今天人们所能找到的关于中国最近三百年历史最为详细最佳的着作，这并非夸张”[44]。“它将成为任何以近代中国历史和文化为专业的研究者手中所必不可缺的指南和参考书籍……它所建立的高标准学术将有助于推进西方世界的近代中国史研究。”[45]德效骞的《前汉书译注》，“准确又非常贴近中文原文……体现了译者对其经济资助者的极大负责。”[46]赖德烈的《中国史与文化》，是“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完整，准确而具学术性的研究着作”[47]，“将被所有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发展感兴趣之人置于内心深处。它以一种清晰可读的风格撰述，很好的展示了其准确性，公正性及完美的均衡感。”[48]“无论是作者还是耶鲁大学都将因为这样一部出色的着作而值得称赞。”[49]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卡特的《中国印刷术源流史》不仅在美国学界而且在国际汉学界亦受到赞誉。英国伦敦《泰晤士报》称“其论述之精谨，足资美国作家研究东方问题之楷模”，荷兰汉学家戴闻达(J. J. L. Duyvendak)认为：“卡特氏之落笔着墨，至谨严不苟。每一撇书，悉经慎思……其鉴别旧资料，增加新资料之法，至可称羡。此书更有一特长，即能使普通读者悉了然无遗。”桑原骘藏亦认为：“其书研究范围极广……在中国印刷术之历史中，在量一方面，自不必论；即在质一方面，亦不失为良着。”②
然而，如前所述，面对这些享有盛誉的海外汉学着述，民国学者并未顶礼膜拜，完全丧失批判反思的能力，而是坚持一种批判研究的态度，在充分注意其局限之同时，亦尽可能发挖掘有助于中国学术之可取处。民国学者对待美国汉学的这种批判研究的态度，对当下中国学界而言不能不说是一剂清醒剂。众所周知，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海外汉学再次引起中国学术的重视，大量美国汉学着作被译介引入中国学界③，这些汉学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每一次美国汉学模式的转换，从冲击反应到中国中心观再到市民社会及文化人类学，中国学界都相应的顺势出现与此相应的研究热潮，中国学人在“跟着西方的风向转”[50]。当我们面对大量涌进的汉学着作时，必须清醒的意识到它有特有的文化和学术背景，不能拿来就用，因为在不同学术传统中的概念和方法的转化和使用必须经过严格的学术批判和反思才行。引进域外汉学是为了我们自身学术和文化的变革与发展，不可在介绍西方汉学走马灯似的各类新理论、新方法时，我们自己成了西方的东方主义的一个陪衬，失去了自己的话语和反思的能力。如何立足中国本土的学问，在借鉴汉学的域外成果上，从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中创造出新的理论和方法，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追求所在。民国学者以批判研究的态度对待美国汉学，正是我们今天面对西方汉学时所应有的基本立场之一。
与此同时，民国学者在面对美国汉学时所持的开放心态，亦启示我们应注意中国学术界存在的另一种趋向：似乎谈到中国的历史文化研究，唯有中国学者掌握最丰富的史料宝藏，最了解、最懂得中国历史文化，无论是东洋学者，还是西洋专家，皆是门外之谈，隔阂搔痒，难以深入，这类自我托大的学术爱国主义有抬头和弥漫的趋势[51]。诚然，西方汉学家中不乏形形色色之浅薄者，或缺乏基本的汉学根柢，或出于学术投机。早在民国时期，不少学人即对西洋汉学的缺陷或局限有清醒认识。留美学者梅光迪在一次演讲中指出，西方汉学家多出身传教士或外交官，“久寓我国，娴习华言，涉猎古籍，贸然着述，既非卓绝之天才，又不得老师宿儒为之指导，无以窥见学术之源，更挟其成见，有为而作，无传播文化之精意，不过侈陈闻见，以博雅誉耳。”[52]熟悉西方汉学界的陈受颐说：“有一位美国人还未懂得《尚书》有今古文之分，便肆意讥评中国学者的古史研究；一位欧洲人才从高本汉念过一点中文，认识一千几百个中国字，便高谈中国古代哲学，说中国学术界没有人才。”[12]如前所述，民国学人并没有因此漠视或拒绝包括美国汉学在内的西洋汉学，相反，他们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并非西方汉学全部。时代发展到今天，中国本土学者必须面对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从日本、欧洲到北美，每一天都有关于中国古今各方面的研究成果问世。当我们面对这些汉学着作时，我们应像民国学人那样持开放心态而不是视而不见。当然，对中国本土学者来说要求每个学者对本专业在世界范围内的进展了如指掌，有点不切实际；但将海外汉学家的贡献纳入视野，以开放的心态面对西方汉学，对于生活在中国的新一代学者来说，不但可能而且必须，这也是今天中国学者所应有的基本立场。
相互了解是平等对话的第一步。民国学界对于域外汉学界的研究动态非常关注，《图书季刊》、《史学年报》、《清华学报》、《燕京学报》等相当一批期刊都曾刊载了大量域外汉学的信息；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由燕京大学主办的《史学消息》，仅在1936—1937年就刊载了“日本东洋史学论文提要”、“现代日本东洋史学家的介绍”、“西洋汉学论文提要”、“各国关于汉学新刊书目”、“欧美汉学研究之现况”、“欧美汉学研究文献目录”等介绍域外汉学的文章。不仅如此，民国学界还通过书评对域外汉学着作作具有深度的批判性评述，如王伊同刊载在《史学年报》上的关于《德氏前汉书译注》一书的书评长达44页、邓嗣禹刊载在《图书评论》上的关于卡特《中国印刷术源流史》一书的书评亦长达21页。由此，域外汉学着述的优劣得失清晰可见。正是建立在对域外汉学的深度了解基础之上，民国学者才能与国际汉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成为国际汉学界所不或缺的一员。反观当下我国学界，“对国外的学术着作，包括海外汉学论着，缺少平等而尖锐的批评，也许是这些年再次国门开启，中国学者又轮回到了晚清‘视西人若帝天’的时代罢，我们看到‘跟风太多’，以至于国内学者以为外国的一切都好，只有亦步亦趋鹦鹉学舌。”[53]确如葛兆光所言，不对海外汉学着作作批评的、专业的书评，我们就不可能摸清其思路与方法，了解其话语和特点，学习其经验与长处，中国学者就不可能同国际汉学界进行真正的对话，在国际汉学界中国只能是缺席者。
另外，民国学者对美国汉学所作的书评对于当下中国学界特别具有启示和借鉴之意义。如前所述，民国学者对美国汉学着作所作的书评在肯定其价值之同时，多对其所存在的问题作非常专业的学术评述或商榷。例如，王伊同在关于《德氏前汉书译注》一书的书评中认为，“其书以王先谦补注为蓝本，更博采中外诸家之说。故译述慎密，注释精详，文直事覆，甚符史体”“其导论意有所晦，辄为增补；译文不无遗误，则为考正；注释有所出入，则为雠校；附寻有所未及，则为添益。”[13]475朱士嘉在关于嘉德纳的《中国旧史学》一书的书评中，主要就其取材、研究对象、体例存在可议之处以及内容方面存在错漏之处详加评述；邓嗣禹关于卡特的《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书评中，在介绍其内容及优点之后，其主要篇幅是讨论其在雕本之起源、活字版之起源、讨论之范围三处存在可议之处以及材料出处多不明细、多用间接材料、材料搜罗诸多不备和根据辞源之失检等四种缺点和若干疑误之点；洪煨莲在关于富路特的《乾隆禁书考》书评中，则如是指出：“关于此事(文字狱)之文件多有模糊不清及不完整之弊，故此文之不能满意，自是意中事。作者对于由四库全书之编纂，转而为书籍之禁毁之大致情形，叙述尚无错误；惟对于详细情形之叙述，则不得不有所訾议，作者对于禁书目录，实未能仔细分别……作者对于材料之审别，亦有可议之处。如对于徐述变一案，不用掌故丛编而用不足信之清朝野史大观，即是一例。”[54]当下中国学界的书评诚如葛兆光所言，“吹捧太多而批评太少”、“太多泛泛而论或借题发挥的书评，而缺少专业的研究性书评”，“现在中国就是缺乏批评的、专业的、国际相互的书评。”其实，撰写专业的批评性的学术书评，不仅是一个学术道德问题，而且一方面可给其他在这一领域从事研究之人提供丰富的学术史资料，另一方面也迫使自己拓展学术视野；更为重要的是，大量此类书评的出现，将使学术界有了“舆论监督”和“公共批评”，从而使假冒伪劣的学术作品曝光，学界变得更有秩序，更加充满活力[53]。1945年，杨联陞向即将出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建议，出版一个像“史学评论”一类的特别注重批评介绍的杂志(书籍文章都好。中国需要很多像伯希和一类的“汉学界的警察”)[27]71－72。现下的中国学界，确是需要杨联陞所言的以专业而具批评的学术书评为工具的学界警察。唯其如此，中国学界才能变得不会像现在“良莠不分，泾渭不明，滥竽可以充数，鱼目可以混珠，整个学术界好像根本无法界定什么是好的研究、什么是坏的研究。”[53]一个有秩序，更加干净、富有活力的学界才能真正现实。
收稿日期：2014－03－20
注释：
①仅笔者目力所及，美国汉学家论着被译刊的即有：夏德的《中国罗盘针的故事》(汪馥泉译，《青年界》第5卷第1期，1934年1月)、《中国的罗盘针考》(蒋荫楼译，《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3卷第29期，1928年5月)；劳费尔的《葡萄》(吴祥麒译，《中国学报》第1卷第6期，1944年8月)、《胡桃考》(吴祥麒译，《科学时报》第11卷第5期、6期，1946年7月)；魏特夫的《中国阶级之史的考察》(《新生命》第2卷第8期，1929年)、《古代中国的政府与文学》(吴藻溪译，《群众》第7卷第10期，1942年5月)、《商代卜辞中之气象纪录》(陈家芷译，《大学》第1卷第1、2期，1942年1、2月)、《中国经济史的基础和阶段》(冀筱泉译，《食货》第五卷第3期)；德效骞的《中国语言之足用及中国无系统哲学之故》(张荫麟译，《学衡》第69期，1929年5月)、《古代中国伦理学上权力与自由之冲突》(梁敬钊译，《国闻周报》第6卷第44期，1929年11月)；卡特的《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传入欧洲考》(向达译，《北平图书馆月刊》第2卷第2期，1929年2月)、《纸币印刷考》(戴裔煊译，《现代史学》第1卷第3、4期，1933年5)、《中国印刷术发明述略》(张荫麟译，《学衡》第58期1926年10月)；拉铁摩尔的《汉人移殖东北之研究》(任美锷译，《新亚细亚》第4卷第5期，1932年9月)、《蒙古的王公、僧侣与平民阶级》(侯仁之译，《禹贡半月刊》第3卷第10期，1935年)、《蒙古的盟部与旗》(侯仁之译，《禹贡半月刊》第3卷第6期，1935年5月)；卫德明的《中国之史前史与原始史》(杨丙辰译，《国民杂志》第3卷第6、7卷，1943年6月)；恒慕义的《近百年来中国史学与古史辩》(郑德坤译，《史学年报》第一卷第五期，1933年8月)、《中国史学家研究中国古史的成绩》(王师韫译，《语历所周刊》第9卷101期，1929年)；卜德的《中国古钱与埃及蜣螂符》(李毓麟节译，《山东图书馆季刊》第1卷第1期，1931年3月)；顾立雅的《述学：原道字与彝字之哲学意义》(吴宓译，《学衡》1933年［第79期)等。
②以上评论具见邓嗣禹．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J].图书评论，1934, (11): 39－40.
③参见吴原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海外中国学研究[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0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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