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下）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汉书-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下）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秦汉直道研究与直道遗迹的历史价值（下）
研究者用以论述直道走向的历史活动，从战国，到西汉武帝时期，前后共有许多次，但是，其中史籍明确记载是经行直道的事件，只有两次；其他事件与直道的关联，完全出于研究者的推测。尽管如此，提出这些问题，仍然具有一定学术意义，这不仅有助于更准确地复原直道的路线，而且会加深对直道性质的认识。史籍中明确记载经行直道的两项事件，前面第一节在论述直道确实筑成并曾在秦汉两朝行用时，都曾经引述过，即秦始皇死后胡亥等经直道返回咸阳，以及汉武帝时司马迁由北边经此路进入都城。
秦始皇死后胡亥、赵高、李斯等密不发丧，伪装始皇健在，循直道返回咸阳，是一项很耐人寻味的事件。嬴政病故之沙丘，位于今河北巨鹿、广宗一带，按照正常的情理，本应由此循太行山前大道，转经函谷关，返回咸阳（或者是西越太行山，取道蒲坂，西入关中）；可是，胡亥等却舍近求远，绕了一个很大的圈子，沿北边代郡、雁门、云中、九原诸郡，经过直道，回到都城。对此，前人一向没有合理的说明，最近程龙撰文，始阐释清楚胡亥等人的意图，是想借此稳定和控制秦朝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北方边防军，以扫清其篡位的障碍[83]。
当时，统领秦朝北方边防军的主帅，是名将蒙恬，太子扶苏监军，其行辕俱驻于上郡。胡亥等在抵达九原之前，持伪造秦始皇玺书，遣使者至上郡，赐二人以死，结果扶苏自杀于上郡，蒙恬被拘捕并杀害于上郡郡治肤施邻近的属县阳周[84]。今王北辰等据此以为胡亥等所经直道，亦应经过上郡之阳周一带[85]。
秦上郡治所肤施，在今陕西榆林南侧的无定河畔，阳周县在今陕西绥德西侧的大理河畔[86]，这两个地点，都比史念海复原的直道路线，要偏东很多。不管直道是经过肤施，还是阳周，都与史念海所复原的直道路线，相差很远，二者显然不能兼容并存。
虽然蒙恬驻扎上郡，但这里只是北方边防军的指挥中心，而不是兵力布防的重心。秦北方边防军，应当主要驻守在九原、云中等边郡上。程龙在研究中已经指出，胡亥、赵高等人在抵达代郡之前，已经得知他们逼迫扶苏自杀得逞；蒙恬也被按照他们的指令，囚禁在狱。这时，北方边防军的主帅，已经被胡亥等更换为蒙恬的裨将王离。所以，胡亥等只要假冒秦始皇的名义，巡行沿边诸郡，就可以起到威慑这支军队的作用，并不是非到上郡去走一遭不可。
假若史念海复原的直道路线准确无误，那么，在已经实现预定的图谋之后，走这条可以尽量避开沿途郡县官员耳目的道路，尽快返回咸阳，应该更符合胡亥、赵高和李斯等人的愿望。当然，反过来看，胡亥等人所走的“直道”，也完全有可能就是这条道路。
这样看来，胡亥、赵高等由九原经直道南下咸阳的具体路径，完全不清楚，它并不能为复原直道的路线，提供任何新的线索。
西汉时司马迁经行直道一事，《史记》中的记载，叙述更为简单，如前列引文所见，原文只是说“吾适北边，自直道归”。王北辰等人以为，司马迁此行，应是在元封元年陪侍汉武帝封禅泰山之后，继以北巡；而汉武帝此番巡视北边，是“还祠黄帝于桥山，乃归甘泉”[87]，依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桥山黄帝陵本在囚禁蒙恬的上郡阳周县[88]，所以，王氏推断，直道一定是通过这一带来连接甘泉与九原[89]。
今案元封元年汉武帝巡行北边，前后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年初十月间，“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勒兵十八万骑，旌旗径千馀里，威震匈奴”。就是在这次回师时，途中祠黄帝于桥山，并经此归于甘泉。第二次是在半年之后的这一年四月，在登封泰山之后，“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 [90]。
司马迁陪侍汉武帝自直道归还，如果只是在第二次东封泰山之后，那么，关于汉武帝这次巡行由九原南返的路线，文献中也只有自九原归于甘泉的记载，并没有提到中途经停的任何地点。也就是说，司马迁虽然亲身走过了这条直道，但是，根据留存至今的文献记载，仍然只能知晓直道南北两端的端点甘泉和九原，他的这次经历，并没有能为确定直道的具体走向，留下更多的资料。
汉武帝东封泰山时，司马迁刚刚奉命出使西南归来。这次出使西南，乃是“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91]，已至今云南中部，路途遥远，往返需要很长时间。因此，估计司马迁在这一年年初就应当已经出发，不大可能另有时间在年初十月间随汉武帝巡历上郡诸地；而司马迁随侍汉武帝封禅泰山并随之巡行海上，则见于太史公本人自述[92]，由此可以论定，司马迁随侍汉武帝“适北边，自直道归”，只能是在这次从泰山返回咸阳之时[93]。这样一来，便依然无法依据汉武帝和司马迁这次行程，来复原直道在途中的经行地点。
下面再来看看已有的间接推测，是否合理。
文献中最早提到的相关历史活动，是战国时赵武灵王曾试图由云中、九原南袭秦国。赵武灵王于二十七年，传位于子，此即赵惠文王，而赵武灵王本人则自号主父。《史记·赵世家》记载：
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于是，自诈为使者入秦。……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94]
王北辰认为，联系苏秦与张仪游说燕王时所述秦人会取道云中、九原以攻燕的说法[95]，赵武灵王由九原南下秦国这一事件，说明直道并非蒙恬凿空开辟，早在秦王政统一六国之前，在咸阳至九原之间，即已有直通的古路，所谓直道，不过是对这条古路的修治而已，而后来汉武帝巡历北边，往返于九原、甘泉之间，同样也是通过这条道路[96]。
前述元封元年十月汉武帝巡行北边，自云阳北历上郡，以及这次回师时，经桥山而至甘泉，说明在甘泉与九原间，似乎大致有两种走法，一是史念海所说由甘泉沿子午岭西北行再转趋东北以至九原；一是由甘泉东北行经上郡再北趋九原。不过，在王北辰看来，则似乎只有后一种走法，也就是说这是一条唯一的干道。
王氏提出在直道开通之前，九原与甘泉之间就会有道路相通，这一点很有意义。不过，前面在论述甘泉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时，已经谈到，战国时秦“北有甘泉、谷口之固”的说法，即已表明甘泉很早就是关中北侧的门户之地。只是当时交通道路的形式，与后来的直道应当有所差别。
不论是南入关中，还是北出关中，在直道开通之前，在甘泉北面的游牧民族控制区域内，恐怕更多地是骑行或是步行，而直道是修筑在秦朝国境之内的战略通道，除了步、骑之外，更多的是还要满足车行的需要，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道路。前者受地理条件制约小、易于开辟，也易于根据实际交通需要而另辟分支或是改变路线；后者受地理条件制约大，修筑困难，一旦建成，轻易不会改变。在秦始皇修筑直道之前，由甘泉北出的这类仅供骑行或是步行的通道，恐怕不止一条，会有很多分支。所以，不宜据此来揣测直道的经行地点。况且秦人据有上郡之地是在秦昭襄王三年[97]，亦即赵武灵王二十二年，而赵国开拓云中、九原，是在赵武灵王二十六年[98]，赵武灵王要想达到袭击秦国的突然性并获得更好的战果，避开上郡，从九原直接南下，以袭击关中，恐怕也是一种很合理的选择。总之，赵武灵王的南下路线，并无助于确定直道的走向。
前人在研究中提到的间接推测，还有很多，但更为缺乏实际联系，这里便不予详细讨论。需要说明的是，史念海认为，经过上郡治所肤施等地的大道，才是赵武灵王南下时行用过的旧有道路，也是秦始皇在全国所建驰道网的组成部分。驰道修筑于始皇二十七年，直道修筑于始皇三十五年，秦政虽苛，亦不致于这样频繁地施工于同一条道路，因而，经过上郡肤施的这条道路，肯定与直道无关[99]。
赵武灵王的南下路线，现在还无法确定，对此，上文已有论述；而秦始皇驰道网络的构成情况，则在文献当中并没有明确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在述及此事时，只记有 “治驰道” 寥寥三个字[100]；《汉书·贾山传》迻录贾山《至言》，对此记述稍详，乃谓：
（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使其后世曾不得邪径而讬足焉。[101]
但据此仍然无法弄清驰道网络的具体构成状况。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所建驰道网络，是否包含咸阳－甘泉－肤施－九原间道路在内，现在还不能完全肯定，因而，也不宜依据这一点，来绝对排除直道经行肤施的可能。
上郡及其治所肤施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经由此地连接九原、甘泉乃至咸阳的南北通道，是一条相当重要的道路，而目前所知秦汉时期往返于咸阳、甘泉与九原之间，途中经行地点明确的历史活动，都是经由上郡，如前文所引述之汉武帝元封元年年初自云阳北历上郡而至五原、朔方，复又途经桥山返回甘泉的记载，即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在确定直道的走向时，还是需要充分考虑经行上郡肤施一带的可能性。以上对有关直道文献记载的分析，反映出直道南端起始于甘泉，是以甘泉至咸阳间的已有道路为基础，这条道路的南端起点，实质上应是咸阳。根据唐代以前比较可靠的文献记载，目前只能完全肯定直道乃是连同云阳（甘泉）和九原两地，但是，这两地之间，具体究竟怎样连接，并没有特别可靠的证据，足以复原。史念海主要依据唐代文献记载对直道路线所做的复原，亦即西线方案，反对者并没有能够提出有力的文献依据，所以，在目前看来，还是一种相对比较可信的说法。
但是，由于这些唐代的记载，年代偏晚，其可信性远不如《史记》、《汉书》这类早期记载，而秦汉时期的一些重大历史活动，又反映出另有一条途经上郡治所肤施一带的南北干道，可以承负与直道相近的交通功能，《史记》、《汉书》的相关记载，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其为秦始皇直道。因此，最终确定直道的走向，还不宜将其弃置不顾；也就是说，目前还不能轻易排除东线方案存在的可能性。
在这种情况下，切实保护好已经得到学术界确认的秦九原和甘泉宫附近的直道遗迹，再以此为参照基础，进一步深入、细致地对比考察中间地段的直道遗迹，辨识其在道路规制、施工技术以及内含文物的异同，就成为最终确定直道走向的关键措施。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在有人折中诸说，以为直道并存有东、西两条支线[102]，这种看法，与《史记》等书关于直道乃是在九原、云阳之间“直通之”的记载相背戾，似乎不宜依此思路，来看待直道的走向。只有扎扎实实地做好相关路段的考古学对比分析，找出二者之间在道路规制和修筑方式上的异同，才有助于最终解决直道的走向问题。
（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年第1期）
[1]《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885～2886）记述修筑直道一事，是将铺设直道与修建万里长城并列，明确显现出直道的修筑，与秦北方边防体系的建设，具有直接关联。
[2]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原刊《陕西师大学报》1975年第3期，此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页435～453。
[3]中国历史地图集编辑组编辑《中国历史地图集》（上海，中华地图学社，1975）第二册《秦关中诸郡图》，页5～6。又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第二册《秦关中诸郡图》，页5～6。
[4]《光明日报》1984年8月19日第2版《为摸清秦代另一巨大的国防工程故迹，画家靳之林徒步三千里考察秦始皇直道》。
[5]王开《秦直道新探》，刊《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页11~21。贺清海、王开《毛乌素沙漠中秦汉“直道”遗迹探寻》，《西北史地》1988年第2期，页73～76。《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6月24日《陕北发现秦直道遗迹》。
[6]王北辰《古桥门与秦直道考》，原刊《北京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此据作者文集《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页101～116。
[7]孙相武《秦直道调查记》，刊《文博》1988年第4期，页15～20。
[8]史念海《直道和甘泉宫遗迹质疑》，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此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页455～499；又史念海《与王北辰论古桥门与秦直道书》，《再与王北辰论古桥门与秦直道书》，俱原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4辑，此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页500～515，页516～520。
[9]吕卓民《秦直道歧义辨析》，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1辑，页89～105。
[10]张在明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之《陕西分册》（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上册《陕西省古道路、桥梁遗存图》，页74～75。
[1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6。
[12]《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页758。
[13]《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页2566～2567。
[14]《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886。
[1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64～265。
[16]《史记》卷八八《蒙恬列传》，页2570。
[17]别详拙稿《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端的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的战略地位》，拟刊于《历史研究》2006年第1期。
[18]《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页2553。案此点参考了王子今在鄂尔多斯东胜“秦直道与草原文化研讨会”（2005年7月27日至30日）上提交的论文《秦直道的历史文化关照》。
[19]《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19。案《汉书·地理志》记西汉五原郡乃“秦九原郡，武帝元朔二年更名”。又秦汉郡名往往与郡治所在县相同，如九原郡的邻郡云中郡，治所即设在云中县，据此推测，汉五原郡治九原县，应是由秦朝沿袭而来，即秦九原郡治九原县。
[20]周晓陆、陆东之《秦封泥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页278。
[21]今本《三辅黄图》（北京，中华书局，2005，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本）卷二，页138。
[22]宋敏求《长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90，《宋元方志丛刊》本影印清毕沅刻本）卷四“宫室”二，页93。另外，《史记》卷七九《范睢蔡泽列传·正义》引《关中记》（页2409），说法也比较接近。
[23]《元和郡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卷一，京兆府云阳县，页10。
[24]今本《三辅黄图》卷二，页143。
[25]如今本《三辅黄图》卷六，页376。
[26]《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集解》引《汉书音义》，页2909。
[27]《汉书》卷二五下《郊祀志》下唐颜师古注，页1263。
[28]《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正义》引《括地志》，页2902。
[29]《元和郡县志》卷一，京兆府云阳县，页12。
[30]《雍录》（北京，中华书局，2002）卷二“甘泉宫”条，页42～43。
[31]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页438。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5）卷一《秦宫》“林光宫”条，页62。案史念海随后在《直道和甘泉宫遗迹质疑》（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页483～490）一文中，复又援依《三辅黄图》的记述，谓甘泉宫为秦始皇所建造，但没有展开具体论述。
[32]王士点《禁扁》（上海，古书流通处，民国影印清康熙曹寅刻《楝亭十二种》本）卷甲“宫”类“秦云阳宫”条（页2a），谓“林光宫一名甘泉，二世作”，与通行说法不同。
[33]徐善同《读史记秦始皇本纪》（原刊台北《大陆杂志》第41卷第1期，此据大陆杂志社印行《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四辑第二册，页445）一文，已经指出这一点，但没有详细论述。
[3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27。案《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八七《西羗传》（页2874），在记述秦昭王母宣太后与义渠王私通事时谈到：“及昭王立，义渠王朝秦，遂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至王赧四十三年，宣太后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据此，似乎在秦昭襄王时期，已经建有甘泉宫。但是，《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页2885）记同事本作“杀义渠王于甘泉”，无“宫”字。《后汉书》时代偏晚，甘泉宫在秦昭襄王时期是否已经兴建，可姑且存疑。
[35]《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集解》，页230。
[36]《史记》卷一五《六国年表》，页753。
[37]《史记》四九《外戚世家·正义》引《括地志》，页1986；又《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正义》引《括地志》（页232）同谓云阳有“秦始皇甘泉宫”。
[38]《玉海》（南京·上海，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8）卷一五《地理·地理书》“唐括地志”条，页288。
[39]此外，《汉书》卷八七上《扬雄传》上（页3534）记述说，西汉之“甘泉（宫），本秦离宫”，也透露出秦时即有甘泉宫一名，可以与《史记》和《括地志》的记载相印证。
[40]《雍录》卷二“甘泉宫”条，页42～43。
[41]徐卫民《秦甘泉宫所在位置辨》，原刊《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5辑（1998），此据作者文集《秦汉历史地理研究》（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页41～48。
[42]《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页2512；又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27。
[43]《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页2510。
[44]《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23。
[45]《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页2511。
[4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27。
[47]徐善同《读史记秦始皇本纪》（据大陆杂志社印行《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四辑第二册，页443）。案徐文对这段文字的句读形式，做有专门论述，徐氏即谓文中“复居甘泉宫”句，与太后无涉，应当是指秦王政本人。
[48]《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页2541。
[49]黄永年《李斯上书谏逐客事考辨》一文，早已指出：“逐客之议，实始发于不韦之免相。”此文原刊《天津民国日报·史与地》第二十三期，1947年6月23日，此据作者文集《文史存稿》（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页37～40。
[50]《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页2540～2546。
[51]《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卷一班固《西都赋》唐李善注引《汉宫阙疏》，页24。又今本《三辅黄图》卷一《秦宫》“林光宫”条（页62），也记载说林光宫为秦二世皇帝“胡亥所造”。
[52]秦始皇巡游天下，本身也是一种体现其统治权威严肃而重大的政治行为，并非徒事游山玩水。
[53]《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41。
[54]《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影印宋本）卷八六《皇王部》一一“始皇帝”条（页408）引《史记》。
[55]案“已而”之“而”字，为今本《史记》所脱佚。《太平御览》卷八六《皇王部》一一“始皇帝”条（页408）引《史记》作“已来”，“来”字亦不通；此据《雍录》卷二“甘泉宫”条（页42）引文补。又《三辅黄图》卷一（页21）所承用之《史记》这段记载，同作“已而”。
[56]《太平御览》引文“郦山上”之“上”字，疑衍，故不从；唯据《御览》增补此字亦通，不影响本文所论述的问题。
[5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41。案徐善同《读史记秦始皇本纪》（据大陆杂志社印行《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四辑第二册，页445）一文已经指出，此“甘泉前殿”应即云阳甘泉宫的前殿。
[5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65～266。
[59]参据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下篇二《秦始皇陵园布局结构的探讨》，页192～193。
[60]《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集解》引《汉书音义》，页2909。
[61]《史记》卷一二《孝武本纪》，页467～468，又页482。
[62]《艺文类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三八《礼部》上“郊丘”条（页682）引卫宏《汉旧仪》佚文。
[63]《史记》卷七九《范睢蔡泽列传》，页2408。
[64]《史记》卷八六《刺客列传》，页2528。
[65]《史记》卷二九《河渠书》并《索隐》，页1408。
[66]《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6。
[67]《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6。
[68]《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9。
[69]《汉书》卷三一《项籍传》颜师古注，页1806。《史记》卷四三《赵世家》并《正义》，页1811。
[70]《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16。
[71]《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页742。又卫宏《汉官旧仪》（北京，中华书局，1990，《汉官六种》本）卷下（页50）谓“内郡为县，三边为道”。秦时即设有此等以“道”为名的政区，则可见之于湖北云梦龙岗秦简和睡虎地秦简中大量县、道并称的法律条文。参见中国文物研究所等编《龙岗秦简》（北京，中华书局，2001）页73～74，页81等；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之《语书》，页15。
[72]《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16。
[73]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西汉并州、朔方刺史部图》，页17～18。
[74]《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16。
[75]《水经·沮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上海，中华书局，民国排印《四部备要》本）卷一六，页24b～27a。
[76]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第十二章第一节《汉太上皇陵》，页127。
[77]史念海《直道和甘泉宫遗迹质疑》，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页477～478。
[78]《史记》卷一一○○《匈奴列传·正义》，页2886～2887。
[79]《元和郡县志》卷三，宁州襄乐县，页66。
[80]史念海《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页441～449。
[81]案，此书罕见，通行书目，未见着录，我见到的是民国萧之葆抄本，今藏陕西旬邑县文化馆。数年前，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的王京阳先生，携此书复印本来京，出示令协助判断其是否为久已失传的先秦古乐经，因涉及直道走向，当时特摘录文氏自序数语。
[82]见张在明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之《陕西分册》上册《陕西省古道路、桥梁遗存图》，页74～75。
[83]程龙《论秦始皇灵柩何以经九原归咸阳》，待刊。
[84]《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页2548～2552；又卷八八《蒙恬列传》，页2567～2570。
[85]王北辰《古桥门与秦直道考》，据作者文集《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页106～110。
[86]参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第二册《秦关中诸郡图》，页5～6。
[87]《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89。
[88]《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页1617。
[89]王北辰《古桥门与秦直道考》，据作者文集《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页106～110。另外，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北京，地图出版社，1979）之《秦统一图》（页23～24）所标绘直道走向，与王北辰等基本相同，依据的应是同样史料。
[90]《汉书》卷六《武帝纪》，页189。《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396～1399）、卷一二《孝武本纪》（页472～476）所记略同。
[91]《史记》卷一三○《太史公自序》，页3293～3295。
[92]《史记》卷二八《封禅书》，页1404；又卷三二《齐太公世家》，页1513。参据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一一《太史公行年考》，页490～492。
[93]参见史念海《与王北辰论古桥门与秦直道书》（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页511～514）一文对此所做考述。
[94]《史记》卷四三《赵世家》，页1812～1813。
[95]事见《战国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卷二九《燕策》一“苏秦将为纵北说燕文侯”条，页1039～1040；又同卷“张仪为秦破纵连横谓燕王”条，页1052。
[96]王北辰《古桥门与秦直道考》，据作者文集《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页106～110。
[97]《水经·河水注》，据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三，页18b。
[98]《史记》卷四三《赵世家》，页1811。
[99]史念海《直道和甘泉宫遗迹质疑》，据作者文集《河山集》四集，页459～470。案史氏本谓秦始皇三十二年“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52），即走经过肤施的道路，所以，秦人无由至三十五年便又重新翻修这条道路。但秦始皇三十二年这次巡行“从上郡入”的具体路线，史籍没有明确记载，这种推论，似乎还需要慎重对待。
[100]《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页241。
[101]《汉书》卷五一《贾山传》，页2328。
[102]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秦直道遗址的陈列，即作如此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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