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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20世纪以来中国的秦汉城市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彭卫
载《中日古代城市研究》
*本文所涉不包括港台地区。
20世纪以来中国秦汉时期城市史研究大致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其一，20世纪上半叶，研究特征是关注点集中在与城市相关的商业活动领域，对都邑分布和城市自身结构的研究初步浮现。其二，20世纪90年代以前，研究特征是关注点集中在城市的空间分布、基本形态和内部结构等方面，讨论了中国早期城市与秦汉时期城市的关系以及秦汉城市的特点。其三，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个时期研究者所关注的范围更为广泛，除以往所重视的研究领域，城市日常生活、城市文化等也得到瞻顾。为叙述方便，本文笔者拟以此为脉络扼要陈说。由于历史活动和历史研究所存在的时间关联，我们了解的目光有时不得不追溯到较早的春秋战国时期，这是要预先交代的。
一 20世纪上半叶的秦汉城市史研究
这个时期与秦汉城市史有关的文章不足十篇，某些经济专史和通史体例论着也涉及了秦汉城市状况。有代表性的是陶希圣对战国以来商业都市的研究。①陶氏关于汉代城市的基本看法是，汉代城市既是商业发展的结果，也是商业繁荣的标志，它的发展与春秋战国以来商业的蓬勃进步有着直接关联。可以看出，陶氏意见与其所主张的战国之后“商业资本主义”说是一致的。1946年由重庆大呼出版公司出版的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是国内第一部秦汉通史，书中专辟“西汉的商业都市与国际贸易”和“东汉商业、都市、钱币与国际贸易的再展开”两节，对都市的分布、行政管理、都市中的商业活动以及都市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作了有益的探讨。需要提到的另一位研究者是建筑史专家刘敦桢，他所撰写的汉长安城与未央宫的专题论文，虽因当时考古资料不足而难免粗略有误，但开国内此领域研究之先河则殊堪称道。②都邑和某些区域城市的形成与变迁也得到初步重视。③域外着述的移译主要有日本足立喜六的《长安史迹考》和那波利贞的《中国古代都市的研究》。④由于老一代学者的努力，秦汉城市史开始成为学界所关注的研究领域。这个时期研究所表现出的对城市特征的宏观把握和城市结构的具体分析，在此后很长的一个时期仍然是秦汉城市研究的两个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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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陶希圣：《西汉经济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西汉长安的市》，载《北平晨报》1936年11月25日。《战国时期商业都市的发达》，载《中央日报》1947年5月14日。
② 刘敦桢：《汉长安城与未央宫》，载《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3卷第3期，1932年。
③ 例如王国维《秦都邑考》(载《观堂集林》卷十二，《王国维遗书》1983年影印本)对秦都邑所在进行了钩稽考索。关于今福建地区汉代城市的分布有叶国庆与劳榦的讨论，参见叶国庆： 《古闽地考》，载《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劳榦：《汉晋闽中建制考》，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卷第2期，1935年；叶国庆：《治不在今福州市辩》，载《禹贡》第6卷第2期，1936年。
④ [日]足立喜六着，杨鍊译；《长安史迹考》，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此书近年王双怀等重译(《长安史迹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那波利贞：《中国都市的研究》，载《时事类编》第5卷第9期，1937年。
这个时期的秦汉城市史研究的不足之处是，由于文献资料研究的薄弱和古资料的缺乏，学界没有对城市史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城市自身结构或形态给予清晰的表述；由于某些微观研究是在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为背景的宏观论战下进行的，其实证的准确性也受到若隐若现的干扰。城市史的意义被定义在商品经济或商业史的框架内，作为商业史的附属品而存在。在有的重要的通惯性着作中，甚至几乎没有城市史的位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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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吕思勉《秦汉史》(开明书店1947年版)逾60万字，专题部分依次讨论秦汉三国时期的社会组织、社会等级、人民生计、农工商等实业、人民生活、政治制度、学术、宗教。述及汉代城市时只有与市有关的一段文字。
二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秦汉城市史研究
学术史提供的研究一般规律是由最初若干个生长点而渐及全面，秦汉城市史研究亦不出此通则。与以往不同，由于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大量相关的考古资料成为城市史研究的重要基础。这个时期秦汉城市史的考古报告和专题论文约有八十多篇，专着有王学理的《秦都咸阳》和刘运勇的《西汉长安》。①引入注目的是，这个时期，许多通论性和社会经济专门史着作也将秦汉城市作为重点研究对象。应当提到的这方面着作有：李剑农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957年版)，胡如雷的《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傅筑夫的《中国经济史论丛》(三联书店1980年版)和《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林剑鸣主编的《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撰写者为林剑鸣、余华青、周天游和黄留珠)。这个时期的研究工作的着眼点以及研究者试图解决的问题主要有如下方面：
1．秦汉城市的基本性质
对秦汉城市基本性质的研究与中国古代城市形成和发展的考察有着密切联系。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中期，中国古代城市形成过程受到学界广泛重视。一些专着和论文以古代中世纪和近代西方城市的发展脉络为参照，相继就此进行讨论。尽管某些具体判断有所不同，也存在不同意见，但多数人的看法是相近的。其基本意见是：
第一，中国古代的城与欧洲古代的城起源相同，即都是阶级分化和军事活动的结果。就此而言，东方和西方早期城市的发生并无本质不同。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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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运勇：《西汉长安》。中华书局1982年版。王学理：《秦都咸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傅筑夫：《中国古代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载氏着《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三联书店1980年版。
第二，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出某些自身特点。傅筑夫认为，中国古代城市是根据政治和军事需要而兴建，它是统治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瓦解这个体系的异化或离心力量。胡如雷指出，中国封建城市是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确立而诞生的。在封建城市形成过程中，社会分工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并没有起决定性作用，真正起关键作用的因素是统治者的政治、军事需要。例如战国秦汉时期封建城市的成批出现与郡县制的确立有密切关系。郡县治所不是因工商业人口的自然集中而形成的城市，它们只是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据点。海外学者张光直在国内杂志上着文指出，中国最早的城市与西方显着不同，它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张鸿雁和毕道村也认为西欧中世纪城市是在已形成的封建关系基础上成长起来的，中国城市兴起却伴随着封建制产生和发展。西欧中世纪的城市是有组织的社会，居民是有自由权的市民，中国城市中的居民没有自己的组织，一切都在国家管理之下。①雒雷的意见是，《史记·货殖列传》只记载了少数经济发达的商业都会，并不能完全代表这一时期的城市经济状况。同时也不能简单认为经济都会即工商城市，春秋战国的经济都会主要是商业城市，并没有形成为工商城市。②
第三，尽管春秋战国时期城市具有浓厚的政治和军事性质，但城市的大规模发展仍然为工商业活动提供了空间。
与之相关，学界对秦汉城市性质研究也着眼于其基本属性，在城市人口数量和成分、城市发展的特点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探讨。
在人口数量方面。多数学者都对汉代城市人口数量作了较高估计。《秦汉社会文明》认为汉代郡县一级地方城市中，人口超过十万者很多，加上两京人口数量，城市人口的总数十分可观。③俞伟超也高度估计了汉代城市人口数量，他甚至断言：“人口集中于城市的情况，在战国至汉代(至少至西汉)，在我国历史上是仅见的。这样的历史，完全可以说是城市的历史。”④对城市人口数量估计如此之高的重要原因是对统计样本的选择。除去人们公认的商业都会(即《史记·货殖列传》所谠的那些都市)，郡县两级治所是否都能作为现代意义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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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分别参见前揭傅筑夫文；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5—248页；张光直：《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载《文物》1985年第2期，张鸿雁：《与西欧中世纪城市比较——春秋战国城市在兴起过程中的特点》，载《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毕道村：《论中西封建城市产生的不同原因的关键》，载《社会科学》(上海)1985年第10期。
② 雒雷：《春秋战国时期城市经济结构试析》，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
③ 林剑鸣主编：《秦汉社会文明》，第144—146页。
④ 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载《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城市，是否所有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都是城市人口，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城市人口数量自然甚多；如果答案是否定的，统计结果当然也就大不相同了。需要说明的是，8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对战国以来城市人口的高度估计相当普遍，如有的学者认为，战国时全国有主要城市六十余个，最少有7个与临淄相仿的城市(七雄都城)，每城以3万户计，则有20多万户居住其中。中等城市以“万家之邑”为单位，则全国有50多万户居住其中．合计全国有400万人住在城市中。战国人口以2000万计，则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是20%。①这个比例超过了近代中国的城乡人口之比。学界对汉代城市人口的估计，似乎也与当时学界高度评价中国古代文明的风气有关。但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公元前5世纪以来城市化是如此繁盛，何以未能形成工商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结构?逻辑上的这个弔诡当时并没有引起关注。统计样本的确切性在十余年后才得到重新审视。
在人口成分方面。胡如雷根据《潜夫论·浮侈》“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的描述认为，汉代郡县城市中绝大部分居民是官僚、地主、军队和游手等消费人口，工商业者是绝对的少数．另一方面，虽然秦汉时期已经出现了不少城市工商业者，但并未发生工商业者的政治斗争。究其根源在于城市居民成分复杂，城市市场容量较大，工商业者人数较少且有利可图，因而缺乏迫切的斗争要求。 《秦汉社会文明》也有相同看法。②何兹全则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在他看来，从春秋战国到南北朝时期，城市的性质不是一成不变的。战国秦汉时期的城市有着繁荣————————
① 张鸿雁：《论战国城市的发展》，载《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第6期。
② 胡如雷：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49—250、284—286页；林剑鸣主编：《秦汉社会文明》，第147页。
的城市经济生活，西汉时期的城市交换经济是继战国和秦而更加向前发展．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地区的经济中心，它的经济势力可以操纵一个广大地区的农村经济生活和农民的命运。直到东汉中期，城市经济虽然有时遭到破坏，但其地位大体得到维持。只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才成为地方政府所在地和军事要地。①
在汉代城市的商业性方面。傅筑夫指出，秦汉王朝是商业都会大量兴起的时代。除去战国时期原有的大都会仍保持兴旺繁荣，又增加了许多新的商业都会。根据傅筑夫的解释，造成这种局面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全国各地区和各个生产部门都交织在一个总的国民经济体系中，打破了过去的政治疆界和人为限制；而水陆交通的开发也使得本来不是为商业需要而兴建的城市发展成为商业都会，如陶之例。其二，由商业性质决定商业活动必须向城市集中，汉代商品从一个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实际上就是从一个商业都会转到另一个商业都会。②
在汉代城市的稳定性方面。胡如雷指出，汉代城市具有的中国封建城市的一般性特点，因此兴衰无常。手工业生产的不足，使城市缺乏稳定的经济基础，政治、军事因素的变动则造成城市消费人口忽增忽减。③ 《秦汉社会文明》从人口变化描述了城市的生命周期：当时城市人口起伏很大，大规模移民常能使一些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如秦徙民咸阳、汉徙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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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何兹全：《汉魏之际封建说》、《汉魏之际社会经济的变化》。均载氏着《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②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7—419页。
③ 胡如雷：《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形态研究》，第249—250页；林剑鸣主编：《秦汉社会文明》，第147页。
安例；而战争、灾荒等因素，也能在短时间内造成城市人口锐减，使城市走向衰落。①王珍则认为奢侈的生活方式和奢侈性产品的大规模生产，是东汉雒阳城衰亡的一个原因。②可以看出，上述这些意见都涉及到汉代城市的脆弱性和修复功能，却没有展开讨论。
在秦汉时期城市的发展特点方面，张南和周伊作了如下概括：建成了大一统的郡县城市体系，涌现出若干个区域经济中心，兴起一批边塞城市。③李绍连指出，汉代以前的都城中的手工业作坊和集市场所通常设置在外郭城，未能作为城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此都城的商业经济职能仅处于萌芽阶段。秦汉时期在都城内正式规划设置手工作坊和市，从此都城始可称之为“都市”。④
2．秦都咸阳的考古勘察与研究
1959年开始，考古工作者对咸阳及其附近的秦遗址进行了调查和试掘。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取得了阶段性的重要成果，秦咸阳宫殿建筑规模和建筑风格为人们所了解，同时也勘察出一些咸阳城的手工作坊和附近墓葬区。⑤尽管这些考古资料还远不足使我们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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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剑鸣主编：《秦汉社会文明》，第255页。
② 王珍：《东汉首都洛阳工商业的畸形发展》，载《史学月刊》1985年第6期。
③ 张南、周伊：《秦汉城市发展论》，载《安徽史学》1989年第4期。
④ 李绍连：《试论中国古代都城性质的演变》，载《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
⑤ 研究文章参看刘庆柱：《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载《文物》1976年第11期；王丕忠：《秦咸阳宫位置的推测及其他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82年第4期。考古发掘报告参见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水队：《秦都咸阳故城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载《考古》1962年第6期；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站：《秦都咸阳第一号宫殿建筑遗址简报》，载《文物》1967年第11期。概述文章参看陈国英：《秦都咸阳考古工作三十年》，载《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十年来陕西省文物考古的新发现》，载文物编辑委员会编： 《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王学理： 《秦都咸阳考古的回顾与研究概述》，载雷依群、徐卫民主编：《秦都咸阳与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把握秦都咸阳的基本格局，但从中所获得的新知则是前所未有的。王学理的《秦都咸阳》正是利用考古资料，对秦咸阳城变迁进行系统研究的专着。作者讨论的内容包括咸阳的兴起、扩大和毁灭，咸阳城的格局，咸阳人口数量和阶层状况，以及咸阳的文化与社会风尚等。基本结论是：秦都咸阳是从战国都城向汉唐长安城的过渡类型，既有同时代都城的特点，如宫殿、作坊、墓地等有特定的区域；又有特定历史环境所形成的特殊性，都市营建带有随意性，整体规划出现较晚，且未及完成。此外还有一些文章对咸阳的命名、咸阳宫殿、咸阳城的手工业以及霸上位置等进行了讨论。①
需要指出的是，80年代开始，都城研究成为城市史研究的重要内容。1983年成立了中国古都学会，出版《中国古都研究》。不少学者呼吁加强古都研究，并具体分析了选择古代都城的地理和人文因素。②秦都咸阳和下面述及的汉长安城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也与这一背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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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丕忠：《咸阳名称由来新解》，载《西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王丕忠：《阿房宫与阿房宫赋》，载《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魏效祖：《咸阳宫探索》，载《考古与文物丛刊》第3号，1983年；何清谷： 《秦阿房宫管见》，载《文博》1988年第3期；吕卓敏：《从考古资料看秦汉时期咸阳的制陶业》，载《文博》1989年第3期；李健超：《霸上与长安》，载《西北大学学报》1984年第]期；张海云：《霸城新证》，载《文博》1986年第2期；辛德勇：《论霸上位置及其交通地位》，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再论霸上位置》，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三论霸上位置》，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l期。
② 史念海：《中国古都学刍议》．载《中国古都研究》第3辑，1987年；侯甬坚：《中国古都选址的基本原则》，载《中国古都研究》第4辑。1989年。
3．汉代城市的分布和内部结构
1957年三联书店出版李剑农撰着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该书第15章“商业”对汉代都市的地域分布和结构进行了有深度的探讨。根据李氏意见，西汉时期都会分布在三个区域中，即关中地区，包括河东、河内和燕赵在内的关外之黄河北岸地区，包括河南、齐鲁、梁宋、三楚在内的关外之黄河以南地区。就都市空间分布而言，黄河流域密度最大，淮水流域次之，长江流域又次之。东汉时期，尽管长安政治和经济中心地位为洛阳所夺，但就大体而言，都市密布地区，仍属黄河流域。
李剑农对汉代城市内部结构复原的尝试是以市和闾里为切人点展开的。他指出，秦汉以来，都会中的住宅区与市区皆有严格分别，住宅区称闾里，商业区称市。各里各市四面皆有墙，里中之居室，市中之商肆，皆设于各区围墙之内，各区四面，皆有供人出入之总门，除贵族外，各家不得当街破墙辟门。
李剑农的上述判断立足于实证，对引证的资料也多有分析，其结论较为稳妥，因此他的许多看法至今仍被学界引述。不过由于该书撰写较早，无法利用考古资料，是以传世文献为基础的对汉代长安的复原，其不足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由于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学界对汉代城市结构的知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展。截至1984年的不完全统计，考古发现的汉代城邑聚落遗址和边塞城堡一百八十余处，分布在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山东、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湖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市。在所勘查的城址中，经过发掘除两京外，还有山东临淄和曲阜故城、洛阳汉河南县城、河北磁县讲武城和武安午汲故城，以及福建崇安城村故城。①对这些城址的勘察，对了解汉代郡县以及非中心地区的城市格局、城市面积，提供了直接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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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97—398页。
考古所提供的汉代城市资料的另一个途径是城市地图和其他图像资料。内蒙古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绘墓主人仕宦生平，涉及的城市五个，均以绘图和榜题标出，其中最详细的部分是宁城护乌桓校尉幕府图。这些壁画资料有助于我们认识汉代城市建筑、城市布局和城市管理。①四川出土的一部分画像砖描绘了市的场面，其上多绘有市楼、列肆，有的画像砖上有“东市门”、“北市口”、“北市门”等题记。正如有的学者指出，这些画像砖反映了汉代蜀地郡治和县治中的市场状况．②
汉代郡国县邑城址的勘察工作主要有50年代中期对南阳郡治宛城、洛阳汉河南县城和河北武安午汲古城，5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对福建崇安遗址、80年代中期对广汉雒城遗址的调查和发掘．③其中，对崇安汉城性质的判断曾引发了讨论。一种意见是崇安汉城是闽越王城，为闽越王无诸之后越繇王丑或东越王余善时修建的宫殿建筑；另一种意见认为这个遗址可能是无诸受封汉时的都城“东治”；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崇安城遗址的早期是闽越国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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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内蒙古文物工作队等：《和林格尔发现一座重要的东汉壁画墓》，载《文物》1974年第1期；罗哲文： 《和林格尔汉墓壁画中所见的一些古建筑》，载《文物》1974年第1期；盖山林：《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② 刘志远：《汉代市井考》，载《文物》1973年第3期；刘志远等：《四川汉代画像砖与汉代社会》，文物出版社1983年版，第57—60页；曹婉如：《秦汉城市局部地区的研究——成都市西部东汉墓出土市井画像砖》，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85年第2期。
③ 崔璿：《秦汉广衍故城及其附近的墓葬》，载《文物》1977年第5期，郭宝钧：《洛阳西郊汉代居住遗址》，载《考古通讯》1956年第1期；郭宝钧等：《一九五四年春洛阳西郊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56年第2期；黄展岳：《一九五五年春洛阳汉河南县城东区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56年第4期；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临淄齐故城试掘简报》，载《考古》1961年第6期；群力：《临淄齐国古城勘探纪要》，载《文物》1972年第5期；临淄区齐国故城遗址博物馆：《临淄齐国古城的排水系统》，载(考古》1988年第9期；《河北武安午汲古城发掘记》，载《考古，1957年第4期，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崇安城村汉城遗址试掘》，载《考古》1960年第10期，福建省博物馆：《崇安城村汉城探掘简报》，载《文物》1985年第ll期，沈仲常、陈显丹：《四川广汉发现的东汉雒城遗迹》，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后期为汉王朝戍军驻所。①相形之下，秦城址的发掘则很少。②考古工作者就已勘查的汉代城址进行了分类研究，指出多数汉代城址都存在战国或更早的文化遗存。概括起来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在前代聚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其中有的自春秋战国以来就有较为密集的人口和发达的制陶手工业，如武安午汲古城。一种是沿用或改建东周旧城址，如临淄、曲阜、邯郸等，其规模较前有所缩小，主要原因是战国时期的都邑在汉代降为郡县行政机构所在地，失去了原来一国的政治中心地位。一种是在被平毁的战国城址附近另置新城，如湖北江陵纪南附近的郢城。③对秦汉郡县和边疆城市的研究工作基本不出地望和城址定名，除前述者外，主要有雍奴、平刚、白马、平襄、金城、略阳、宜城、永昌以及西域的轮台和楼兰等。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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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直：《福建城村汉城遗址时代的推测》，载《考古》1960年第10期；福建省博物馆：《崇安城村探掘简报》，载《文物》1985年第11期；蒋炳钊：《对闽中郡治及治都治县地望的一些看法》。载《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② 关于这一时期秦城址的考古发掘情况参见杜葆仁等：《秦城址考古述略》，载《文博》1986年第1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第399页。
④ 嘉谷：《关于西汉雍奴古城的地理位置》，载《天津日报》1983年1月3日；李文信：《西汉右北平郡治平刚考》，载《社会科学战线》]983年第1期；刘伟毅：《平阳城与白马城》，载《山西师大学报》1990年第3期；何钰：《西汉天水郡治平襄城故址在今通渭城区考》。载《西北师院学报》1984年增刊；王仁康：《东汉金城郡治地理位置考》，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10期；刘满：《汉代金城郡治允吾位置的初步探讨》，载《兰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王仁康：《再谈汉代金城郡治的地理位置——与刘满同志商榷》，载《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张文轩：《汉代金城郡治及其考证》，载《兰州学刊》1981年第4期；吴浩生：《汉代甘肃略阳城考》，载《社会科学》 (兰州)1984年第6期；石泉： 《宜城县建制沿革考辨》，载《武汉大学学报》1988年第4期；云津：《东汉永昌郡治城之位置》，载《思想战线》1982年第2期，钱伯泉：《轮台的地理位置与乌鲁木齐渊源考》，载《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第1期；侯灿：《论楼兰城的发展及其衰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2期，陈汝国：《楼兰古城历史地理若干问题探讨》，载《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3期。
这个时期讨论较为充分的是对汉代长安城布局的研究。这科情形与考古工作者对长安城的多次勘察直接有关。从1956年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汉长安城遗址进行了长期系统的考古王作。其中，50年代和60年代主要考察长安遗址范围、城墙、城门、城内道路、重要的宫殿、礼制建筑遗址。70年代主要是发掘武库和长乐宫宫殿遗址。①根据实测，汉长安城的面积和布局相当具体地呈现出来。其中既有与文献相合之处，如实测的长安城周长25700米，合汉里六十二里强，基本符合文献记载的六十三里；也有不尽相符的地方，如长安城墙的高度和宽度均超过文献记载。考古学家依据发掘勘测，对汉长安城进行了复原性研究。代表性着作之一是王仲殊撰写的《汉代考古学概说》。②该书第一章《西汉的都城》通过大量的考古资料，详尽地讨论了汉长安城的城墙、城门、城内道路、重要的宫殿、礼制建筑遗址、东西两市以及住宅区的分布状况。对于考古学家的陈述，有的历史学家提出了不同意见。1984年和1989年杨宽着文指出，汉长安城的设计思想承袭了战国和秦代都城布局模式，有西边小城与东边大城郭连接而成，东市和西市不在长安城内。③若干年后，考古学家刘庆柱对此进行反驳。他认为战国时期各国都城布局并不一致，不能以某些都城作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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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考古报告主要有：俞伟超：《汉长安城西北部勘查记》，载《考古通讯》1956年第5期，刘致平：《西安西北郊古代建筑遗址勘查初记》，载《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3期；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载《考古通讯》1957年第5期，王仲殊：《汉长安城考古工作收获续记》，载《考古》1958年第4期；唐金裕：《西安西郊汉代建筑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学报》1959年第2期；黄展岳：《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遗址群发掘简报》，载《考古》1963年第9期；《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的位置及其有关问题》，载《考古》1960年第9期；王世仁：《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大土门村遗址)原状的推测》，载《考古》1963年第9期；《汉长安城武库遗址发掘的初步收获》，载《文物》1978年第4期。
② 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d年版。
③ 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载《文博》1984年第l期，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再探讨》，载《考古》1989年第4期。
模式概而论之。关于杨宽提出的大郭依据，刘氏指出，它们不过是汉代桥和墓葬遗址；东西两市也并非在城外，而是在洛城门和横城门以内的城内。①此外，有的学者对长安城的礼制建筑的分布、长安城门、长安城中的生产活动以及长安附近的陵邑进行了讨论。②
对东汉雒阳城遗址的勘察工作是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进行的，但考察规模和成效远不及对长安城的勘测。③包括雒阳城面积、城门数量和街道分布情况在内的内容都不完整，许多方面还要依靠推测。但凭借已有的考古资料仍能扩展我们的相关知识。例如，雒阳城平面呈长方形，与西汉长城平面形状基本呈正方形不同，这是两汉都城形制许多相异之处之一。而都城中将近一半面积为宫殿所占，则是长安城和雒阳城所共同的。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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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庆柱：《汉长安城布局结构辨析》，载《考古》1987年第10期。
② 黄展岳：《关于王莽的九庙问题——汉长安城南郊一组建筑遗址的定名》，载《考古》1989年第3期，何汉南：《汉长安城门考》，载《文博》1989年第2期；王子今、周苏平；《汉长安城西北区陶俑作坊遗址》，载《文博》1985年第3期；李健超：《被遗忘了的古迹：汉成帝昌陵、汉傅太后陵、汉霸陵城初步调查记》，载《人文杂志》1981年第3期；姚生民：《汉云陵、云陵邑勘查记》，载《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
③ 这一时期雒阳城的考古勘察参见阎文儒：《雒阳汉魏隋唐城址勘查记》，载《考古学报》第九册，段鹏琦等：《雒阳汉魏故城勘察工作的收获》，载《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论文集(1985年)》，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
④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载《考古》1973年第4期；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二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秦汉城市史研究24．汉代城市的管理
一些研究者对城市管理给予关注。其中市的管理体制引起人们更大的兴趣。研究者指出，由于市不是工商业者根据其自身需要而自然形成的，因此作为城内固定的商业区域的“市”均由官府设置，在大都市中常设市多处，如长安有九市；有的郡级治所如酒泉也有东西两市。市区设有封闭式围墙(“阛”)并有市门(“阓”)以供出入。在市场内部，商肆一般以商品种类而陈列，列肆之间有道路(“隧”)相连。市场中的市楼是管理市场事物的官署治所。楼上建旗并悬大鼓作令市之用。主管市场事务的官员是市令长，其属掾有市掾、市门卒、市啬夫等，其职掌是按时启闭市门、征收市税、管理商品价格和商人市籍。①
城市治安管理和卫生管理是受到注意的另一项内容。研究者指出，汉代城市治安管理主要有如下内容：派驻重兵驻防，京畿地区更为突出；设置监狱遏制城市的各类犯罪活动；建立完整的城市治安管理制度，如城门有专职官吏及士兵管理守卫、实施严格的出入宫门制度、入夜后有士兵在城中巡逻、任用酷吏严厉打击犯罪、禁民夜作和储水以防火灾等。在卫生管理方面，城中通常有严密的排水设备，官府也经常征发百姓洒扫道路。②
5．汉长安城的地理环境和交通
朱士光从两个方面分析了长安城的地理环境：从宏观地理形势看，这里战略位置重要，且有发达的经济与方便的水陆交通；从微观地理特征看，山环水绕，利于防守；原野开阔，可见大城；并有秀丽山川，供贵族游乐。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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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刘志远：《汉代市井考》，载《文物》1973年第3期；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第427—433页；林剑鸣主编：《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4—146页。
② 林剑鸣主编：《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69页。
③ 朱士光：《汉唐长安地区的宏观地理形势与微观地理特征》，载《中国古都研究》第2辑，1987年。
80年代后期，辛德勇连续着文对长安城兴起与发展的交通基础、长安城的陆路交通和水路交通等作了系统考察．在汉长城交通背景方面，作者提出了与流行观点相异的看法，指出关中的自然条件本不宜于水运，利用渭河和开凿漕渠进行水运乃不得已而为之，而且渭河和漕渠连长安城的粮食供应也未能保障，始终须以陆运相辅。关于长安城的出入状况，作者指出，汉长安城自北而南的宣平、清明和霸城三门的实际使用率相差悬殊，其中，宣平门的出入最为频繁。①
6．汉代城市的生活状况
对于城市生活状况的关注是这个时期研究的一个新的迹象。《西汉长安》对长安城的治安、气候以及长安居民的侈靡和民间信仰作了说明，②但多为描述，深度有限。系统讨论城市生活状况的着作是《秦汉社会文明》，该书专辟章节对汉代城市的粮食供应、生活设施、文化生活、卫生环境和治安状况进行探讨。作者的基本意见如下：
由于城市人口密集，需要大量的粮食。若长安城以50万人计，平均每人每月食谷二石，每年全城需要的粮食达一千二百万石之巨。政府通过调运粮食和建立官仓较为有效地解决了城市人口的粮食需求。此外，城市市场中的粮食销售和城郊大规模的农业经营，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粮食和蔬菜需要。城市中官私手工业作坊的产品则是本城居民日用器物的主要来源。
供水是城市建设中的重要问题。汉代城市附近往往有自然河流，或有人工渠水穿城而过。当时城市居民对地下水的利用也很普遍。住宅庭院和市肆之中多凿有水井。因而当时城市居民的生活用水并非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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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辛德勇：《西汉至北周时期长安附近的陆路交通》，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汉唐期间长安附近的水陆交通》，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1辑，《长安城兴起与发展的交通基础》，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辑。
② 刘云勇：《西汉长安》第11章，“长安的气候及其他”，中华书局1982年版。
汉代城市有着乡村无法比拟的文化设施。都城址内设有规模宏大的政府和皇室图书馆，各级官学和私学吸引了众多学人。城市的文化娱乐活动也远比乡村丰富多彩。
另一方面，汉代城市居民情况复杂，贵族、官僚、豪侠、富商聚集，经常发生偷盗、绑架、抢劫、仇杀等犯罪活动。社会治安颇难管理。①
这个时期秦汉城市史的研究工作不能不提到陈直的特殊贡献。陈氏之先秦两汉文献功力深厚，辅之以传世和不断出土的文物资料，对咸阳、长安、洛阳的宫殿以及县邑名称的讨论每有新见。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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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剑鸣主编： 《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6—169页。
② 陈氏与秦汉城市史有关的着作有《汉书新证》，天津人民出版社1959年初版，]979年增订本。《秦汉瓦当概述》、《关中秦汉陶录提要》，均载氏着《摹庐丛书七种》，齐鲁书社1981年版。另有《三辅黄图校证》(详后)。
三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汉代城市史研究
这个阶段出版的研究秦汉城市专着5本，近百篇专文和考古发掘报告。此外还有一些通论性的着作也涉及了秦汉城市。专着和论文的数量几乎是此前90年的总和。
这个时期的秦汉城市史研究沿着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以往研究着力的秦汉时期城市的空间分布和城市的内部格局继续受到重视；另一个方向是，由于受到国内社会史、文化史的兴起以及跨学科研究方式的影响，秦汉城市的文化意义开始得到人们的重视。这两个趋势标志着秦汉城市研究向深度和广度扩展．概括起来，这个阶段所讨论的问题集中在如下方面。
1.关于汉代城市的整体性研究
有两部着作值得重点介绍。200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长山撰写的《汉代城市研究》，这是国内第一部研究汉代城市的专着．该书分7部分系统讨论汉代城市的发展、分布、城市人口、城市居民的基本编制、市场等。下面择其有新意者概述之。
在汉代城市的空间布局上，作者指出黄河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的关东地区是两汉城市分布最稠密的地区，西汉末期这个地区的面积约占去全国的9．06％，但城市数目却占全国总数的38％，东汉时期也基本维持了这个格局。关中地区是一个范围较小的城市稠密区，再以长安为中心的东西200公里、南北100公里范围内，密布着39座城市。江汉流域及以南地区城市较为稀疏，但也并非一成不变。西汉时期这里县城数目约占全国城市总数的23％，东汉时则上升到29．3％，城市发展的速率大大超过了黄淮流域，反映了人口、城市和经济中心的开始南移。
在城市人口划分上作者不同意单纯以职业或人口为标准，作者所依据的标准是：“既然我们将汉代郡县治所所在的行政统治据点定义为城市，那么生活在这些据点城墙之内的居民，自然应该属于城市人口。”可见，作者的城市人口标准与以往并无不同。按照这个标准，本书对城市人口进行了统计：西汉时期城市户口占全国户口总数的27．7％，东汉时期相应的比例为27．5％。在边疆地区，出于军事防卫的考虑，居住在城市中的人口比例更高一些。
本书对李剑农里有四门说提出批评，作者认为在目前所见的汉代史料中没有里有四门的记述；李剑农的里有四门之说的依据可能是《洛阳伽蓝记》中的文字，而北魏洛阳的里与汉代迥然有别。
张继海的博士论文《汉代城市社会研究》是研究汉代城市的
一部重要着作。①这篇博士论文通过汉代的聚落形态、城市与城市社会三个方面，对汉代城市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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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继海：《汉代城市社会研究》，北京大学2002年博士研究牛学位论文。
在聚落形态方面，《汉代城市社会研究》着重讨论城在汉代的普遍程度，认为作为地方行政中心的县城和郡城绝大多数都是城。作者接受宫崎市定关于中国早期城市的观点，有所推衍，指出在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汉帝国疆土上，很多基层聚落采用城的形式，人们普遍居住在城郭里，城郭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密不可分。这成为汉文化与四裔相区别的重要特征。而放马探木板地图和马王堆帛书地图反映的不是华夏文明的典型聚落形态。就城与郭的关系而言，郭在城外，但不一定有外侧郭墙。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与汉文化影响的增强，城的聚落模式也扩展到边疆地区。
在汉代城市分布方面，作者依据行政级别将汉代城市分为县城、郡城和都城三类，以县城数目变化为纲，勾勒汉代县城的发展轨迹；以地区大都会的升降为主线，探讨郡城的变动．作者通过河南郡河南县城和右北平郡石城县城两个样本，考察了中原大县与边地小县的差异。在临淄城的人口问题上，文章也作了考索，提出不同于传统看法的意见。
在城市人口和社会状况方面，论文指出城市中的居民成分和职业多样，城市人口大约占人口总数的1／4，这个判断与前面提到的周长山的意见相同。但作者认为，很多城市中有数量不少的农民，“城市人口”如此之多并不意味着汉代城市化程度已达到25％。因此汉代有多少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人口，需要进一步研究。在作者看来，经济学和社会学对城市化的定义即非农业人口至少应占当地人口的50％应是衡量汉代城市人口的标尺。根据这个标准，作者估算西汉末年城镇人口为195万，约占人口总数的3．3％，模糊考虑，当时的城镇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一4％或2％—5%。
城市中的市虽然政治意味浓厚，但相对于城市中的其他区域，仍是最活跃的地方。它与居民生活关系密切，是人们休闲娱乐和获取各种信息的场所。汉代有一批农业色彩浓厚的小县城，其中的市的设立是制度性的，与商业繁荣程度没有必然联系。
作者还分析了包括较强的原始性、城乡之间联系不甚密切在内的汉代城市的一些特点．
林甘泉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是20世纪末出版的一部带有总结性的通论秦汉经济的重要着作，其中关于都市的讨论，虽然篇幅不多，但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其中有新意的内容之一可能是对都市形成、分布和兴衰规律的探讨。作者认为，都市的扩展与当时全国各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相同步，而且与各地人口的分布和密度呈正相关趋势；另一方面，人口的自然迁移、增减以及帝国政策的倾斜固然对都市的盛衰起着重要作用，但大乱一起，人口散亡，名都空而不居，则是都市结构崩溃的根本原因。①
对汉代城市考古勘察的系统介绍着作还有曲英杰《古代城市》第四章秦汉城址。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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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甘泉主编： 《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第12章，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② 曲英杰：《古代城市》(“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2．关于秦都咸阳和秦其他城址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对阿房宫遗址进行了大面积钻探，进一步明确了阿房宫的整体布局和及其所属各建筑基址的具体范围，①是这个时期秦王朝城市考古工作所取得的主要成果。
有若干部专着集中研究了秦都城的兴建和变化。王学理的《咸阳帝都记》是作者关于秦咸阳城研究的第二部着作。②作者通过文献和考古勘察资料，探讨了咸阳的城市布局和建筑。曲英杰也对咸阳城结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③
2000年，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徐卫民撰写的《秦都城研究》一书，该书颇为系统地讨论了秦国和秦王朝都城的结构和变迁。作者将战国秦都与其他国家都城进行了比较，指出就普遍性而言，秦与各国都城都具有规模扩大、依山傍水修建、在都城附近修建离宫园囿、以宫殿为主体则选中轴线等内容。独特性则主要表现在都城的形制上：当时采取外郭内城形制的有鲁城、楚都、魏城等，采取宫城与郭城分离的有临淄、郑韩故城、邯郸、灵寿、燕下都等。秦都城与同时期其他各国不同，既不属于宫城位于郭城之中，也不属于宫城分离于郭城之类，而是有宫城而无郭城．但宫城似乎又起到了郭城应起的作用。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秦人不墨守成规的习俗和不断东进，无暇整修城池。④
姜波对其包括郊坛、宗庙、社稷等在内的秦咸阳城的礼制建筑进行了考察，指出秦人按照五行观念和五德相始终原则，确立了礼制的基本制度，其礼制建筑的主体部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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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达宏、杜征：《秦阿房宫遗址考古调查》，《中国考古学年鉴》(1995年)，文物出版社1997年版。
② 王学理：《咸阳帝都记》，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
③ 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 徐卫民：《秦都城研究》，“秦俑·秦文化”丛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4—280页。
⑤ 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第一章，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关于秦咸阳人口的资料不多，这方面的研究多为推测。80年代中期王学理估算的咸阳人口有50万人。费省认为咸阳地区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1538人，远高于当时全国人口平均密度的每平方公里6—10人。徐卫民推测的咸阳地区人口有150万人。①此外还有学者就咸阳的郭城和城郊范围、咸阳城的工商业区域、秦都城迁移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咸阳城规划对后世都城营建的影响等问题发表了意见。②
对秦都咸阳某些疑问的讨论依然持续。由于秦都咸阳故地曾被水冲决，对其格局无法完全明了。③杨宽通过成都故城和秦始皇陵园两条线索推测秦都咸阳的布局状况，推测原来秦都咸阳有城有郭，坐西朝东，秦始皇扩建的咸阳仍然坐西朝东，在东门造阙。它沿袭了中原地区都城建设的传统设计方案。后来西汉长安在东门造阙，则沿袭了秦咸阳的制度。④杨宽的看法受到广泛质疑，许多学者指出，咸阳并无外郭城，只有宫城；成都与咸阳“同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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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学理：《秦都咸阳》，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7—102页；费省：《论秦代咸阳地区的人口分布》，载《中国古都研究》第5、6合辑，北京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徐卫民：《秦都城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69—17l页。
② 吕卓民：《秦咸阳城若干问题》，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4辑；李令福：《秦都咸阳兴起的历史地理背景》，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4期；李令福：《论秦都咸阳的城郊范围》，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2期；时瑞宝：《秦都咸阳相关问题探讨》，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2期；王子今：《秦定都咸阳的生态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分析》，载《人文杂志》2003年第5期；徐龙国：《秦都咸阳的手工业和商业依存初探》。载《文博》2003年第4期；李自智：《秦都咸阳在中国都城史上的地位》，载雷依群、徐卫民主编：《秦都咸阳与秦文化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③ 关于水决咸阳有不同意见。一种看法是，咸阳宫以及咸阳城址因渭水长期泛滥和不断北移而被冲毁；第二种看法是渭水只是冲毁了咸阳的一部分地区；第三种看法是咸阳并未遭受渭水的大规模破坏，咸阳城的营建以水为郭，四面环水。参见武伯纶：《西安历史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杨宽：《西汉长安布局结构的探讨》，载《文博》1984年第1期；秦都咸阳工作站：《秦都咸阳几个问题的初探》，载《文物》1976年第11期，孙德润： 《秦都咸阳故城形制》，载《泾渭稽古》1995年第1期。但至少就咸阳城墙而言，考古勘查仍无任何痕迹可寻。
④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08页。
主要是说二者在管理体制上的相似，不是指城的平面布局；秦始皇陵园不是照搬咸阳城格局，而是秦宫室建筑的一般性象征；门阙所在不能作为判断都城面向的根据，而应以宫城前殿之所在来判断其面向。①
根据传世文献，秦徙都咸阳，筑冀阙，均未提及营建城墙之事。秦早期都城雍和栎阳都有城垣，则咸阳理应有城。但考古发掘却未见城垣遗迹．目前对此有三种推测：一曰当时可能未修城，而是通过筑冀阙以阙范城。一曰后世毁弃。②
咸阳附近发现的秦汉时期古桥遗址也引起了讨论。一种意见认为是汉唐西渭桥遗址，③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是古沣河桥遗址，是秦咸阳城通向西南的必经之地。④多数学者赞同后一种意见。澄清古桥性质对于了解秦都咸阳的交通状况显然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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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令福：《秦成都与咸阳同制考辨》，载《陕西师大学报》1998年第1期；徐卫民：《论秦、西汉都城的面向》，载《秦文化论丛》第六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赵化成：《秦始皇陵布局结构的再认识》，载《远望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刘庆柱：《试论咸阳城布局性质及其相关问题》，载《文博》1990年第5期。
② 石兴邦：《秦代都城和陵墓的建制及其历史意义》，载咸阳博物馆编：《秦汉论集》，陕西人民出版社]990年版。
③ 段清波、吴春：《西渭桥地望考》，载《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6期，韩国河、陈力：《论秦汉都城规划基本模式的形成》，载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编：《陈直先生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④ 李之勤： 《“沙河古桥”为汉唐西渭桥说质疑》，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3期；辛德勇：《论西渭桥的位置与新近发现的沙河古桥》，载《历史地理》第11辑，1993年；曹发展：《渭桥沣桥辨》，载《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三秦出版杜1996年版。
1996年湖南龙山县里耶镇发现秦城址，经过2002年的全面发掘，除出土数量甚多的秦简，也获得了里耶秦城的资料，里耶遗址的一个意义在于，使我们了解到江陵失陷于秦之后，后有大量楚人移居今湖南地区。同时也为楚及后来秦王朝的黔中郡是否存在、郡址在何处等问题提供了新资料。①
3．关于汉长安城布局的研究
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以来，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为主要力量的考古工作者对汉长安城遗址进行了进一步勘察，解决或有助于澄清汉长安城遗址中未央宫、长乐宫和桂宫遗址的布局，北宫的位置，少府官署，武库设置，以及东市和西市存在的一些疑问。自然科学工作者也参与了勘测工作，在现代科学手段的帮助下，原有的某些结论也更为准确。其成果主要是：
第一，对长安城的主要道路以及分布状况有了更清晰的了解。八座城门各有一条大街通入城内，长度和宽度不等，最长的安门大街5400米，最短的洛门大街800米，宽度在45—56米之间，但结构基本相同，每条大街上各有两条排水沟将其分为并行的三股道，此即班固《西都赋》所说的“披三条之广路”。考古学家对勘察的道路和文献记载的长安大街也进行了对应，即香室街—清明门大街，藁街—直城门大街或横门大街，华阳街—横门大街(或雍门大街或厨城门大街)，章台街—未央宫内大街。通常认为汉长安城门实行人与车辆分开的一门三道，即中间为车道，左右为人行道。但长安城宣平等四座城门的各自三个门道中均有车辙痕迹。看来成说是值得怀疑的。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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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龙山县里耶战国秦汉城址及秦代简牍》，载《考古》2003年第7期。
② 以下论点主要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汉长安城未央宫(1980—1989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刘庆柱：《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载《考古》2000年第7期；董鸿闻等：《汉长安城遗址测绘研究获得的新信息》，载《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5期；刘庆柱：《古代帝陵与都城的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姜波：《汉唐都城礼制建筑研究》第二章，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第二，城内道路将长安城分为11个区。大多数区平面呈长方形或方形。1．1个区中，宫殿占5个区，东市和西市各占1个区，里居占4个区。而在汉武帝太初四年(前101年)营建桂宫和明光宫以前，长安中的里有6个区。
第三，未央宫椒房殿遗址是目前惟一进行考古发掘的中国古代皇后宫殿遗址，平面为长方形。其结构与皇帝大朝的前殿一样，由正寝和燕寝两部分组成。
第四，少府的主体建筑为大型殿堂，由南北排列的两座宫殿组成。此外还有庭院和仓储建筑。武库有七座库址，库房墙体宽厚。
第五，汉以前尚无按比例关系营筑的宫城与郭城，至少没有明显规律可循。汉长安城周长25700米，未央宫周长8800米，都城与宫城周长之比约3：1，是目前所知最早按此比例关系建造的宫城与都城。东汉和北魏洛阳承袭了这个比例，反映了西汉都城营建理念对后世的影响。
第六，关于北宫的位置一直不甚清楚。在厨城门大街以东、安门大街以西、雍门大街以南、直门大街以北发现一座汉代长方形宫城遗址。周长(4660米)与《三辅黄图》的记载十分接近。推测这个宫城就是北宫。
第七，据文献记载，汉长安城南郊礼制建筑群中有明堂、辟雍。汉长安城明堂是目前中国考古学发现时代最早的明堂遗址。遗址周围有圜水沟。汉魏洛阳城和北魏平城明堂、辟雍都建于城南。反映了汉代明堂建筑的影响。西汉长安城礼制建筑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期是基本沿用秦旧制的高、惠、文、景时期；第二期是致力于确立西汉王朝礼制的武、昭、宣时期，此时阴阳五行观念开始影响都城的礼制建筑分布；第三期是元帝至新莽时期，此时最终奠定以后历代都城礼制建筑的规划原则。
第八，古代社稷遗址保存下来的很少。西汉社稷遗址在宗庙建筑群之西，现存平面为东西窄长方形。王莽当政时这座建筑可能被废弃，在其南面修筑新的社稷。遗址平面呈回字形，内外圈平面均为方形，边长分别为273米和600米。内外圈四面正中各有一门。
第九，东市面积0．4875平方公里，西市面积0．2475平方公里。西市的商业活动不及东市发达，根据考古勘测，西市手工业则比东市发达，西市内有大面积的手工业作坊。东市是商业中心，西市是手工业中心。西市偏居于长安西北隅，环境封闭，便于官府对其控制。东市东靠近宣平门内长安城中主要居民区，南接近北阙甲第，西邻接西市。
第十，在汉长安城遗址北发现一处汉代礼制建筑遗址，可能是汉初修建的“天齐”祠．这处遗址与长陵、长安城、子午谷等南北对应，形成了各段成比例的南北向超长建筑基线。而西汉朔方郡治和汉中郡治也恰在这条基线的延长线上。基线的各段的比例，合阳九阴六格局，体现了秦汉社会意识中“天人合一”的法天观念。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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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秦建明、张在明、杨政：《陕西发现以汉长安城为中心的西汉南北向超长建筑基线》，载《文物》1995年第3期。
第十一，运用现代测绘技术，更为精确地确定了汉长安城墙的位置和长度，长安城的面积也因此更为精确。实测结果是城墙周长为25014．83米，总面积为34392202平方米。
第十二，根据现代科技手段，分析长安城营建技术水平。长安城北墙整面坐落在海拔380米的等高线附近，表明当时采用高超的水准测量技术为建城服务。根据对20世纪50年代摄影遥感资料的判读，当时渭河的高水位线的海拔高程约为370米，高水位线与北墙基脚水平距离约2．5公里，两者走势完全一致，表明汉长安城的设计者先对渭河水位进行勘测，获得水文数据后，方确定北墙墙基位置。①
汉代长安城研究中也存在着一些争论。杨宽坚持并丰富自己已有的观点，指出西汉长安城的朝向是坐西朝东，长安城是具有内城形制的城池，而长安城外的北面和东北面则是“郭”区。②，但多数学者不同意杨氏的意见，主要理由是杨宽对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的理解存在问题，目前国内学界占主导地位的看法仍然是汉代城郭合一之说。③
汉长安城城墙呈不规则正方形，南墙中部南凸，东段偏北，西段偏南；西墙南北两段错开，西北部分曲折延伸，只有东墙完整平直。《三辅黄图》曾提出这种形态是有意模仿天象，城南为南斗，城北为北斗。因此汉长安城又有“斗城”之说。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一直存在争论。元人李好文《长安志图》不同意长安城仿天象而为，指出地形和河流是造成长安不规则形状的主要原因。目前对此仍然有不同意见．一种观点倾向于人法自然，认为长安城市形制与北斗七星、勾陈、北极、紫微右垣星座的星图完全吻合。这是当时天人相应和法天象地文化思想的体现。④另一种观点则倾向人从自然，认为长安城的不规则形状与当地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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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董鸿闻等：《汉长安城遗址测绘研究获得的新信息》，载《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5期。
②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l09—119页。
③ 这方面的主要论着参见刘庆柱：《再论汉长安城布局结构及其相关问题——答杨宽先生》，载《考古》1992年第7期；《汉长安城的考古发现及其相关问题研究》，载《考古》1996年第10期；李毓芳：《汉长安城的布局与结构》，载《考古与文物》1997年第5期，史念海：《汉长安城的营建规模》，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辑；王社教：《论汉长安城形制布局中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第2辑；徐卫民：《论秦、西汉都城的面向》，载《秦文化论丛》第六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④ 秦建明、张在明、杨政：《陕西发现以长安城为中心的西汉南北超长建筑基线》，载《文物》1995年第3期，李小波：《从天文到人文——汉唐长安城规划思想的演变》。载《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
势和河流分布有着密切关系，①科技工作者根据对长安城的测绘结果指出，如果长安城北墙不顺应河势自东北向西南斜行，而是以东北城角为基准，东西一线的话，则城墙西北郊就会落在渭河高水位线下。②曾有学者认为，李好文的意见基本成为定说。③现在看来，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
文献记载的新莽时期宗庙为“九庙”，但考古发掘的王莽九庙遗址却是12座遗址，如何理解二者之间的矛盾现象，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自然环境与汉长安城的关系继续受到学界重视。马正林从低湿状态和河流分布论证汉长安城的选址意义，认为长安城的营建充分利用龙首原以北有利地势，同时开凿了昆明池和供水渠网，第一次成功地解决了城市居民的供水问题。④朱士光将自然植被、气候条件等因素综合考虑分析长安建都的原因：汉代关中地区气候较今温暖，较少灾害；自然植被畅，类型多样；河流分布均衡，径流丰沛，不仅提供了充足的水源而且为漕运粮食提供了便利条件；地势平坦高爽，膏壤沃野，农产丰富稳定；关中南北山上有大量良材巨木。总之当时优越的生态环境构成了建都的必要因素。⑤他还从汉唐时期环境与人的互动关系分析了长安城的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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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贺业钜：《论长安城市规划》，载《建筑历史研究》，中国建筑出版社1992年版；马正林：《汉长安形状辨析》，载《考古与文物》1992年第5期；张继海：《汉代城市社会研究》；刘庆柱、李毓芳：《汉长安城》(“20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
② 董鸿闻等：《汉长安城遗址测绘研究获得的新信息》，载《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5期。
③ 周长山；《汉代城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④ 马正林：《汉长安城总体布局的地理特征》，载《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⑤ 朱士光：《西汉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特征与都城长安相互影响之关系》，载《陕西师大学报》2000年第3期。
衰。指出，西汉与唐王朝建都西安，为巩固政权保卫京师，着力经营与国都同属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的黄土高原。在两王朝前期，随着国势强大，都城日益兴盛，带动了黄土高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态环境也因农牧业兼营的生产结构未受破坏。但西汉巫蛊事件及唐安史之乱后这两个王朝国运改变，汉唐长安城受到破坏而衰落，生态环境随之变化。①
此外王子今对长安乡里名称和分布作了考辨。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