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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二十世纪唐代交通运输业研究述评（上）

冻国栋
载《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
一 通论
交通运输作为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与历史地理学亦密切关联。自20世纪初期以来，诸多学人围绕唐代交通问题从不同侧面进行探讨，积累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作为概观或通论性的着述较早的有白寿彝《中国交通史》(商务1936；河南人民1987再版)、陶希圣、鞠清远主编《唐代之交通》(《中国经济史料丛编·唐代编之四》，国立北京大学出版组1937；台北食货出版社影印1974)、楼祖诒《中国邮驿发达史》(中华1940)等。其中陶氏等主编《唐代之交通》在交通史料的勾稽上下了一定功夫，至今仍有其参考价值。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国立蓝田师院历史系油印本，1943；三联1959)辟专节述唐代之商业交通，分“内地交通”与“海上交通”两大层面，前者复分水路交通与驿道交通予以讨论，对唐代运河与漕运、江淮间的水路、湘赣二水之运输、大庾岭路之开凿及其意义、自鄂州入长安的水陆道路、以长安为中心的驿道等并有详明的论述，其中对唐代“漕运整理”的几个时期、运河通塞情况也有较恰切的解说。海上交通部分虽借重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和木宫太彦《中日交通史》之说，但也多处提出自己的判断。一些断代史着作也或详或略地叙述了唐代的交通问题。吕思勉《隋唐五代史》第19章第6节《交通》(上海中华1957；上海古籍l959)在充分占有正史资料的基础上对隋唐五代交通诸问题条分缕析，讨论了内河水运与漕运、运河的开凿与通塞、陆路的开凿、陆路交通工具包括车乘、马驴等、交通设施、制度包括驿制、传马、驿马、程限、烽候等；于海运和海上交通、船舶之制作、桥梁问题等并有论述。岑仲勉《隋唐史》(高等教育1957)亦专节讨论唐代“交通之设备及程途”(见第59节)，分设备及技术、对外之重要海道两方面予以论列。前者简要述及唐代驿制驿道、水道、海运、关制、航海信风、海舶种类等；后者考南海通道、东北通路，颇多发凡。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人民1988)专节述唐代驿站制度与过所制度、唐与亚洲各国的交通路线。前者参据敦煌吐鲁番文书残卷，对馆驿、过所问题做出重要解释。这些断代史着作述交通运输事虽较简略，但都甚为扼要，且相对全面，不乏独到见解，故仍属研讨此论题所应参检的文献。
通观唐代交通运输诸问题的研究，最可重视的乃是严耕望、青山定雄的研究。严氏撰《唐代的交通与都市》(《大陆杂志》8-4，1954)及隋唐五代人文地理(《中国历史地理》上下，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3新1版)诸篇，兼有概观和专论的性质。前者论述了唐代的馆驿制度及陆路、水运、海运状况，并讨论了都市的兴起和城市商业的繁荣与交通的关系；后者之唐代部分“交通”节，论驿制、陆上交通路线、水运与海运、对外交通等内容，虽属概观性质，但实已融入作者对唐代交通问题的通盘性的思考和认识，或可视为作者尔后着力探究唐代交通的纲要和先声。他的《唐代交通图考》是研究唐代交通的划时代巨着，汇集了着者数十年悉心探讨唐代交通问题的心得和主要成果。该书分京都关内区、河陇碛西区、秦岭仇池区、山剑滇黔区、河东河北区、河南淮南区、江南岭南区、河运与海运、交通制度、综结等共10卷，其中前5卷业已刊行(史语所专刊之八十三《唐代交通图考》第1—5卷，1985，1986)。该书之体例及撰述要旨“以区域分卷，以路线为篇。每篇考论沿途所经州府军镇、馆驿津梁、山川形势、道里远近，并及古籍诗篇”(具见该书首卷撰述“凡例”)，考论精详，资料甚为繁富，且将每篇考证结果绘成地图附于篇末，各卷末附纲文古地名引得，极有助于学林。卷首之《序言》高度概括唐代交通的特质和总体状况，与各卷各区之专论交相辉映，可谓体大思精。虽内中所述个别地名、道里或地望有偶漏或误释之处，但无损于着者在唐代交通研究上的重大贡献。其《图考》无可置疑应作为唐代交通、人文地理和相关史事研究的必读文献。
青山定雄《唐宋时代的交通和地志图研究》(吉川弘文馆1963)也是有关唐宋交通及相关问题的代表性着述。该书分交通和地志地图两篇，汇集作者研究唐宋时期交通、地理诸问题的主要成果。前篇包括唐代的陆路、宋代的陆路、唐代的驿与邮及进委院、唐五代的关津与商税、宋代的递铺、唐宋的汴河、唐代的水路工事、唐宋时代的转运使及发运使、宋代的漕运等九大部分；后者包括唐宋时代的总志及地方志、唐宋时代的地图、阜昌的石刻华夷图、禹迹图及淳祐石刻地理图、栗棘庵所藏的舆地图等四部分，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唐宋时代交通诸问题的主要课题，其中所获得的不少结论至今仍有重要参考价值，故被视为该领域“具有里程碑性质的劳作”(山根幸夫主编《中国史研究入门》隋唐时代篇，堀敏一执笔，山川出版社1983)。该书所收篇章既有细致的考论，也有着者对唐代交通乃至财政经济等问题的宏观认识。故亦当为研习该论题者所必备之重要文献。
其他有关唐代交通的概观性和专论性着述较重要者还有全汉昇《唐宋帝国与运河》(重庆商务1944)、章群《唐代交通》(《香港浸会学院学报》4-1，1977)、潘镛《隋唐时期的运河与漕运》(三秦1987)、史念海《隋唐时期运河和长江的水上交通及其沿岸的都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4)、《隋唐时期的交通与都会》(《唐史论丛》6，陕西人民1995)、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下编《商业》交通运输业、边境重要交通路线诸节(中国社科1995)等。这些着述，或对唐代交通进行通盘性概观，或对这一领域内若干课题具体研究的同时，就唐代交通的总体特点、大势等提出若干值得重视的意见。此外，刘希为《隋唐交通》(新文丰1992)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论了隋唐交通的主要问题。
二 陆路交通
(一)主要交通线研究
《通典》卷7述唐开元间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陆路交通景况有云：“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录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节文，举主要交通线有七，除海道之外，陆上之要道为：“营州入安东道”、“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中受降城入回鹘道”、“安西入西域道”、“安南通天竺道”。此盖举其大略，颇有脱漏。其他有关唐陆上交通线的资料散见于诸种文献。
学术界对此课题已多有探讨，最可重视的乃是严耕望的系列研究。严氏早自50年代前半期所撰隋唐五代人文地理(《中国历史地理》上、下，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4，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l983新1版)、《唐代国内交通与都市》(《大陆杂志》8-4，1954)诸篇中，即对唐代主要之陆路交通线做出大略描述，60年代中叶之后，围绕唐代之交通地理按地区展开专题系列研究，所撰《唐兰田武关道述略》(《新亚生活》9-12，1966)、《汉唐褒斜道考》(《新亚学报》8-1，1967)、《唐上津道考》(《史语所集刊》38，1968)、《唐代长安南山诸谷道驿程述略》(《大陆杂志》36-11，1968)、《唐代茂州西通吐蕃两道考》(《香港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1968)、《唐代岷山雪岭地区交通图考》(同上《学报》2-1，1969)、《元和志所记凉州至长安两道试释》(《大陆杂志》41-5，1970)、《唐代关内河东东西交通线》(《新亚学报》10-1下，1973)、《唐代北庭都护府通西州伊州诸道考》(《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7-1，1974)、《唐代滇越通道辨》(同上《学报》8-1，1976)、《唐代雅州西通徼外三道考》(《董作宾先生逝世十四周年纪念刊》，艺文印书馆1978)、《唐代太原西北通单于都护府及河上三城道》(《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0-1，1979)等数十篇专论(后大多收于同着《唐代交通图考》1—5卷及《唐史研究丛稿》)，搜集大量传世文献和考古资料，逐一考订了唐代各区域交通路线、所经馆驿城镇名称、道里行程、通塞状况，用功甚深。
其他有关唐代陆上交通路线的论考，较重要者如青山定雄《唐代的陆路》(《唐宋时代的交通与地志地图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63)、佐藤长《唐代青海至拉萨间的道程》(《东洋史研究》34-1，1975)、《关于隋炀帝征讨吐谷浑的道路》(《江上波夫教授古稀纪念论集[历史篇]》，山川出版社1977)、《关于唐刘元鼎的入藏道路》(《佛教大学大学院研究纪要》8，1980)、曾一民《唐代广州之内陆交通》(国彰出版社1987)、冯汉镛《唐五代时剑南道的交通路线考》(《文史》14，中华1982)、《唐代马湖江通吐蕃路线行程考》(《文史》30，中华1988)、周伟洲《古青海路考》(《西北大学学报》1982-1)、陈伟明《唐五代岭南道交通路线述略》(《学术研究》1987-1)、辛德勇《史万岁南征路线重析》及关于汉唐长安交通地理研究的系列论文(并收于同着《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1996)、洛阳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洛阳——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州古籍1992)所收相关论文等。日野开三郎《五代时期南北中国的陆上交通道路》(《日野开三郎东洋史学论集》12，三一书房1989)也与唐代之陆路交通相关涉，可以参见。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敦煌吐鲁番文书的陆续刊布，利用相关文书资料考述唐西北交通路线的论着多所问世。如白须净真《吐蕃支配时期的东西交通——关陇道贡道路中断与西域朝贡使》(《东洋史苑》6，1973)、陈祚龙《中世敦煌与成都之间的交通路线》(《敦煌学》1，1974)、松田寿南《古代天山历史地理学研究》(增补本，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70；中译本，中央民族学院1987)、陈国灿《唐瓜沙途程——唐开天“过所”实地考察小记》(《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6，1984)、程喜霖《从唐代过所文书所见通“西域”的中道》(《敦煌研究》1988-1)、《唐<西州图经>残卷道路考》(《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二编》，武大1990)、孟凡人《唐北庭城与外界的交通》(《北庭史地研究》，新疆人民1985)、郑炳林《唐五代敦煌新开道考》(《敦煌学辑刊》1994-1)、孙修身《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和中原王朝的交通》(《敦煌研究》1989-4)以及李正宇《敦煌古代交通地理》(同着《敦煌历史地理导论》，新文丰1997)述敦煌四出道路等。上述论着参据史志及出土文书由不同角度对唐西北地区的交通道路进行了或详或略的探讨，使过去史载不详或互有歧疑的若干陆道走向、通塞状况、道里途程和与交通线相关的历史地理问题逐渐明晰化。关涉唐与西域等地陆路交通的论着还有张广达《西域史地丛稿初稿》(上海古籍1995)、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1993)、前揭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1994)以及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论文集(新疆美术摄影1994)所收多篇论文、林梅村《汉唐西域与中国文明》(文物1998)等所收篇章，不拟具列。
(二)陆路物资输送
唐代陆路之物资输送本有官私两类，官用物资的输送与租税、军需相关联，故可属财政史的课题；而民间物资输送则又与商业贸易相关涉。学术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官用物资的输送方面。青山定雄《关于唐宋时代的转运使及发运使》(《史学杂志》44-9，1933)一文论唐代之水陆转运使已对陆路之物资输送有所涉及。张弓论唐代仓制也对陆运问题予以考察(《唐朝仓廪制度初探》，中华1986)。郭平梁《唐朝王奉仙被捉案文书考释——唐代西域陆路交通运输初探》(《中国史研究》1996-1)结合吐鲁番阿斯塔那509号墓出王奉仙被捉案文书，分析了唐西北陆路交通运输机构、运输“兵赐”和运输中的雇作人问题。青木场东的几篇专论很具代表性。所撰《首都长安食粮调达中的陆运·唐代的洛陕陆运制Ⅰ》(日本唐代史研究会《中国都市历史的研究》，1988)、《唐宋的陆运》(《东亚生产和流通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中国书店1993)、《唐代的输送法——行程法及其运用》(《产业经济研究》29-2，1988)、《唐代的水陆运费》(《东洋史研究》50-3，1991)等，对唐代陆运额、运费、官物输送的种类、行程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参见同着《唐代财政史研究·运输篇》，九州大学出版社1996)。荒川正晴《关于唐向西域输送布帛与客商的关系》(《东洋学报》73-3，4，1992；中译文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6，武大1998)一文参据敦煌吐鲁番文书残卷，讨论了唐对西域运输方式和运输体制的变化。指出唐对西域军需物资特别是布帛的补给，从7世纪依靠马坊的递送体制转化为8世纪实际上依靠客商输送的体制。作者的这一论考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对于理解唐代的运输体制、陆运方式、客商问题以及唐对西域的经营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传世史籍及敦煌文献中有所谓“般次”一词，与唐宋时代陆路交通方式相关联。张广达《唐末五代宋初西北地区的般次和使次》(《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1993)率先探讨了这一问题。沙知《般次零拾》(《周绍良先生欣开九秩庆寿文集》，中华1997)广泛搜集相关资料，指出“般次”的多种含义，颇值重视。
与陆路物质输送相关联的还有车辆等交通用具问题。加藤繁《车坊》(《东洋学报》15-1，1925，同着《中国经济史考证》上，中译本第1卷，商务1959)一文早已指出城市中的车坊与交通运输的营业有关。日野开三郎《唐代邸店的研究》(着者自版，1968)进一步考察了唐代与邸店业相关联的交通运输诸业务，包括畜车旅具的买卖修补、赁驴业与驿驴、赁车业与车坊等问题，列述了这些业务与陆运、商业的情状。也颇有助于唐陆路物资输送的认识。马德《敦煌壁画交通工具史料述论》(《敦煌研究》1995-3)、朱天舒《从出土文物看唐代的主要畜力交通工具》(《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三秦1995)等，则分别就敦煌壁画和出土文物考察了唐代的若干陆路交通工具问题，为唐代陆路交通研究提供了新资料或新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