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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池子华/王银：近年来社会史理论研究述评

内容提要：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史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本文就研究中的几个焦点问题——社会史的概念与学科定位、跨学科与社会史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区域社会史研究以及思想、文化和社会的互动关系等进行缕析，这些理论的探讨无疑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
关 键 词】社会史理论/跨学科研究/宏观与微观研究/区域社会史
进入新世纪以来，社会史理论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粗略统计，发表相关论文三十余篇。由周积明、宋德金主编的《中国社会史论》、杨念群主编的《空间·记忆·社会转型》和王家范的《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虽然不是社会史的理论专着，但均从不同角度对社会史有关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专史说”与“范式说”
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以来，有关社会史的概念及学科定位一直都是讨论的焦点问题。由于对“社会”的理解不同，学者们对社会史的界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迄今尚无定论。近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形成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专史说”和“范式说”。
乔志强、陈亚平认为：“社会史有充足的理由成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由于它有一个与其他分支学科——比如经济史、文化史、政治史等相邻学科足以并列的独特的研究对象，有它具有特点的内容、结构、功能和机制以及独特的发展变迁轨迹。这个对象就是‘社会的历史’。”（注：乔志强、陈亚平：《社会史的研究对象、知识体系及其学科地位》，载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6页。）冯尔康认为：社会史“是研究历史上社会结构与日常社会生活的运动体系”，“它是历史学的一门专史，并将其研究置于整体史范围之内，处理好两者关系，以便促进历史学全面系统地说明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注：冯尔康：《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精神与开放的研究领域》，载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在他看来，之所以选择专史说，既有理论上的考虑，又有实际操作上的原因。因为整体史研究的目的很难达到，将专史置于整体中研究是争取条件的一种方式。同样持专史说的张国刚提出：“社会史研究的是人的社会性这个侧面，研究人这一生物种群在社会进化过程中以及创造人类历史和文明活动中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关系。”他认为“社会史并不排斥其他的研究途径和研究视角。所以单单把社会史说成是视角和范式上的更新也是不合适的。视角或者范式上的更新，可以构成一个新的史学流派，但是，社会史的得名乃是因为其研究对象而不是其研究视角或方法”（注：张国刚：《试论社会史研究的学科结构》，《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虞和平也认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历史上的人和人群的生存和生活状态、相互间的结构和互动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过程，至少应该包括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两个方面”。但与专史论者略有不同，他认为社会史主要是社会学与历史学的结合体，且从研究内容上来划分可以分为整体史或整体专门史。（注：虞和平：《再谈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光明日报》2000年11月3日。）不难看出，专史论者之所以把社会史看成历史学的一门专史，在于社会史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尽管各自所认同的具体研究对象有所不同。
赵世瑜认为社会史是一种研究范式或者说是一种研究方法，“社会史绝不仅仅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绝不能把社会史当作这样一个分支来理解，而是一个史学新范式，一个取代传统史学的政治史范式的新范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倡导社会史研究的意义：它并不只是发现一个以往被遗忘了的角落，它是一场革命，它是使史学家的眼界、方法、材料统统发生变化了的一场革命。”（注：赵世瑜：《社会史的概念》，载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页。）张乃和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分析社会及社会结构后提出：“社会及社会结构涉及到各个人文社会学科，因而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共同任务，不是哪一个学科所能胜任的。历史学学科作为研究人类社会及其结构历史变迁的综合性学科，运用多学科理论方法针对特定研究对象分别形成了政治史、军事史、经济史、文化史以及家庭史、人口史等等诸多分支学科。但是社会史作为历史学分支学科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所谓的‘社会史’并没有自己单独的‘社会’历史研究对象。对人类社会及其结构诸多方面的历史进行研究构成历史学学科，不构成‘社会史学’。”它只是一种研究范式。（注：张乃和：《社会及社会结构的理论问题——兼论历史学分支学科社会史学能否成立》，《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3期。）张佩国也认同作为方法论的社会史存在的价值，认为社会史学作为一种学理层面而非学科层面的方法论，其意义在于“分析视角的多维性和全方位性，而并不在于与史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领域不同”，他提出要走出学科本位观，深化问题意识，超越经济决定论，构建一个贯穿中国社会史的关系网络。（注：张佩国：《社会史学整合论》，《史学月刊》2001年第1期。）
有的学者则认为专史说和范式说两者之间并不矛盾。行龙指出：“从具有具体研究对象和内容的学科意义上来讲，社会史可以说是一种专门史。另一方面，从史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来讲，社会史以其鲜明的总体史的追求、自下而上的视角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陈旧的史学研究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它又是一种新的‘范式’，两者都是社会史蕴含的本质内容。”（注：行龙：《也谈社会史的“专史说”与“范式说”》，《光明日报》2001年7月3日。）毕苑也认为把社会史作为一门专史，并非抹杀它的革新性，而是在承认其范式意义时给它一个合适的定位。（注：毕苑：《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青海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此外，王家范认为：“目前社会史很容易被界定为历史学的一门专史或分支。我感到这需要斟酌。这种界定很可能会因为简化了社会史兴起所包含的丰富学术变革内容而冲淡其对传统史学叛逆的意义，从而使之沦为传统历史学的附庸。”并且提出：“说社会史是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历史学联姻而诞生的婴儿，虽然未必完全贴切，但也不算离谱。依据‘总体大于部分总和’的现代思维方式，它只能被确认为一门新学科，而不再归属于历史学或社会学。”（注：王家范：《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43、49页。）
社会史与跨学科研究
社会史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需要有开放的意识，需要吸收相关学科的理论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实现多学科的综合，是近年来社会史学界极力倡导的。“所谓跨学科研究，是指研究对象、领域之间的交融，两个或多个学科之间有交叉点（重叠部分），这个交叉点常常是学术研究的生长点，新学科、新观点由此产生；同时还指各学科研究法的借鉴。”（注：冯尔康：《简述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历史教学》2001年第8期。）跨学科研究是社会史的优势之一，更是“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注：行龙：《开展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史研究》，《山西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心理学、医学、人口学、文化学、统计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都值得社会史研究借鉴，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社会史所追求的理想目标——总体史，“总体史是一种宏观的理想，为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在方法论上有切实的突破，于是微观研究与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成为社会史学最为显着的方法论特色。”（注：毕苑：《中国社会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青海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同时，“社会科学尤其关心的是分析现实社会，社会史学者借鉴社会科学，有助于把历史与现实连接起来，从而具有时代感。”（注：常建华：《社会史研究的立场与特征》，《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在主张进行跨学科的研究中，学界近年来尤其注重社会学与社会史的“嫁接”。
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研究刚刚兴起之时，社会学与社会史的相互交叉、渗透即被学者所提倡，社会学的理论、方法、概念、范畴也广为社会史研究所借鉴。从近年来的研究看，社会史与社会学的结合越来越紧密，“社会学中先进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模式，也改变了传统史学研究手段落后、研究理论单一的缺陷，使历史学对具体社会现象的理解也进一步深化”（注：乔志强、陈亚平：《社会史的研究对象、知识体系及其学科地位》，载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不过，卞利也指出：“历史学界对社会史研究倾注了不少心血，而社会学界对社会史则关注不够。社会学界要研究现当代的重大社会问题，其精力一时似乎还难以顾及社会史研究领域的一些问题。但对社会学界来说，社会史绝不是可有可无的研究领域，从长远来看，社会史研究的每一项成果都会给社会学研究带来有益的启示。没有社会史的社会学学科体系是残缺的、不完整的。”他认为，“社会学者与历史学者在社会史研究的诸多领域，是完全可以对话的，关键是要消除隔膜，互相尊重，彼此宽容。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把社会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注：卞利：《社会史研究的典型区域》，《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1期。）。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用社会学的理论构建社会史命题和框架，尤其是默顿的“中层理论”，为社会史学界所弘扬，杨念群在他主编的《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中就强调，“中国社会史学界比较缺乏在中层理论的范围内建构可操作性概念的能力”，因此“在中国的语境中，大力提倡‘中层理论’和‘区域研究’的建构策略，以使中国社会史的解释能力趋于多元化恰恰是最为急迫的课题”。（注：杨念群主编：《空间·记忆·社会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2页。）
从社会学中寻求基本的理论、范畴、概念，以便从传统史学僵滞的模式中破壳而出，别成天地，固然是社会史创建中的一个主要特征，但不能缺省必要的学科整合，否则就会导致“消化不良”，犯王先明所说的“误置具体名词”的错误（这种错误的根源是将抽象的东西看成具体的实在）。王先明强调：“在社会史研究日趋深入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必须关注影响社会史的一些社会学范畴和概念的基本内涵和历史价值，以避免学科整合中的范畴和概念误解和混乱。”（注：王先明：《社会史：走入新世纪的新取向》，《南开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思想、文化与社会的互动
在“跨学科”研究的理念下，思想、文化与社会的交叉互动主张，成为近年社会史理论研究的新的热点。2001年，《天津社会科学》杂志第4期推出了《思想与社会互动关系研究》的“笔谈”，揭载何兹全的《研究人类社会形态、结构及其发展规律是社会史研究的主流》、庞朴的《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刘泽华的《传统思维方式与行为轨迹》、杨念群的《从“资治”到“反思”：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特点》、黄克剑的《从史“义”说思想与社会的互动》、萧延中的《贯通“思想史”与“社会史”的意义》等6篇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对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作了理论探讨。所谓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如庞朴所说：“就是不仅不能将思想与社会视同两橛，不仅要将二者相互关联，而且，更主要的，是要将思想当作观念化了的社会、将社会当作物质化了的思想来看待，来研究，来说明。这样的研究，将既不属于社会史，也不属于思想史；既可视为思想史，也可视为社会史。准确地说，它是思想与社会互动的历史。”（注：庞朴：《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开展思想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何兹全认为是值得“重视的新思路”（注：何兹全：《研究人类社会形态、结构及其发展规律是社会史研究的主流》，《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萧延中认为，在“思想史与社会史关系”这一关键“问题”的背后，“其实一方面表征着历史学科的深刻危机，另一方面也隐藏着历史学家试图建构和发展一整套崭新‘历史分析模式’的冲动。这种崭新的‘历史分析模式’包括新的历史价值观、审视历史的新角度、原始资料的重新分类、知识概念的慎重引入和分析技术的多元建构等等实质性的内容。它的意图非常明显，那就是：历史学科要以自己不可替代的独特视角和综合优势，对其他社会科学部门产生足够强大的震撼和刺激，从而直接参与现代社会的知识建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思想史与社会史关系”的命题，“可以被看作是一场史学思维范式‘革命’的前奏”。（注：萧延中：《贯通“思想史”与“社会史”的意义》，《天津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
与“思想与社会的互动”命题相关，“文化与社会的互动”理所当然（思想、文化总是纠结一起的）也成为社会史理论研究的焦点话题。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刘志琴一直致力于社会史与文化史的“联姻”，1998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由她主编的《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三卷本），就是一次积极的实践。近年来，她对此问题作了更系统、全面的诠释，认为：“文化史和社会史又是相邻、相交而不相属的独立学科。文化史的研究广涉物质、精神和制度的各个层面……偏重上层文化和精英文化……这种文化史只能是上扬的文化专史，而不是中华文化的全史。社会史以社会生活的发展、社会结构和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通过具体、详实的研究，复原已经消失的社会形态，务实、求真、描述性的写照是基本的要求。上扬的需要下移，从社会史的领域考察中国文化；描述的需要提升，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对社会史的内容进行阐释。这一上一下接壤之地，是滋生新学科的一片沃土……中国社会文化史将以自己的特色和传统有别于其他国别的社会文化史，并开辟出自己的新天地。”（注：刘志琴：《社会文化史的视野》，载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而社会文化史的兴起，也为开展思想与社会关系的研究提出了一条思路，即以生活方式、大众文化研究的视野，进行思想与社会的结合研究。（注：刘志琴：《思想与社会：从生活领域拓展中国思想史的新资源》，《江海学刊》2003年第2期。）冯尔康认为：“社会行为与社会文化本身有着内在的联系，是统一体，因此在史学研究中将文化史与社会史结合在一起作统一的考察，是事物内在因素所要求的，是势所必然的事情。”他认为，加强“文化与社会”互动关系的研究，必将推动历史学的总体研究，提升研究的整体水平，因此，学术界应有意识地朝着这个方向做出努力。（注：冯尔康：《简述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历史教学》2001年第8期。）王先明认为：“社会史与文化史融为一体，或者说这两种视角共同构成了社会史研究的新取向。这也应该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个理念，也是在新世纪社会史研究起步时，就与西方史学趋向接轨的理想选择。”（注：王先明：《社会史：走入新世纪的新取向》，《南开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在宏观与微观之间
在社会史理论探索中，人们把整体性和整体化观点当作社会史区别于其他形式的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强调在社会史研究中贯彻整体意识。显然，整体性问题在社会史的研究中具有宏观统摄的意义。但如何理解社会史的整体性？社会史研究怎样体现整体性？以往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或认为社会史的整体性就是历史的整体性，或认为指社会史学科的整体性和统一性，或以为研究课题的整体性，或说社会史的整体性反映为一套综合的、从总体上看待和分析历史的方法和视角。陈亚平认为上述观点都不同程度受到西方新史学理论模式的影响，但对其整体性的理解有失偏颇。在她看来，“新史学的整体观把社会看成是一个内部包括多种结构要素的、相互联系的、相互影响的、多层次的统一体。既为宏观、综合的总体史研究提供了思想前提，产生出像《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样的鸿篇巨着，又给各种专题的、微观社会史研究的发展扫清道路”，她认为“新史学开创的史学研究新范式，是对传统历史学的‘事件叙述’编史学方法的一场革命。新史学把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引进社会史研究，发展出综合的、整体把握和分析社会的方法论体系，社会史的整体研究才得以实现”，但“社会史研究在方法上倚重新史学范式，并不意味着新史学就等于社会史。这也是应该引起注意的重要方面”。（注：陈亚平：《社会史研究的整体性刍论》，《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是社会史理论研究中老生常谈的话题。近年的研究，学者更多地强调社会史在进行微观研究时必须注意与总体史关系的把握。王家范指出，“任何微观研究都不应是纯粹经验事实的考证和归纳，它必须渗透着对社会总体与社会演进的宏观意识，设法疏通由微观到宏观的通道”。疏通从微观至宏观的通道，“比较现实的，是采纳功能、交换、互动与冲突诸种理论策略，用命题或分析框架来构建由经验事实升华的中观或微观性的认识，以期为宏观的整体研究提供可信的沟通基础。”（注：王家范：《百年颠沛与千年往复》，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55、54页。）赵世瑜认为：“各种社会史研究，无论是宏观的作品，还是微观的个案，都应是综合的历史、总体的历史，与传统的政治史、经济史或思想史等历史学分支截然不同”，强调：“我们切切不可把作为整体研究或综合研究的社会史理解为以前的那种社会发展史，或者以前的那些通史；并不是提倡整体或综合的社会史，就不允许微观的个案的研究存在。恰恰相反，从研究的步骤上来看，首先就应该是大量微观的个案研究。”（注：赵世瑜：《社会史的概念》，载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18～19页。）乔志强、陈亚平认为：“社会史要全面了解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既要从宏观的层面上开展对中国社会整体历史变迁过程的研究，又要在中观和微观的层面上，对中国社会各个组成部分、不同区域和具体方面的历史进行局部的专题研究。全部社会整体研究的成果可以为局部的专题考察提供理论和方法的指导，局部的专题研究也可以为整体研究充实内容，提供整合的基础，并检验和修正整体的研究理论。”（注：乔志强、陈亚平：《社会史的研究对象、知识体系及其学科地位》，载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4页。）
近年来社会史在微观专题研究方面，应该说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学者们普遍认为微观的专题、个案研究使得社会史的研究出现了离心倾向、碎化现象。如何在微观专题研究中体现社会史的总体要求？方兴未艾的区域社会史研究被认为是二者结合的产物。
社会史视野中的“区域”
“区域社会史的异军突起是对以往忽视空间因素，忽视地区性差异及其导致的发展不平衡性结果的反思”（注：邓京力：《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趋势》，《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1期。）；“承认历史发展的多样化，承认各个民族、各个地区有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特点，是区域性研究兴起，并成为国际学术潮流的原因，也是历史哲学从线形思维、因果决定论向多元化、或然性转变的产物。”（注：叶显恩：《我与区域社会史研究——访叶显恩研究员》（邓京力采访），《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5期。）
区域社会史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举办过两次大型国际学术研讨会（注：参见周天游、葛承雍《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地域社会与传统中国”国际学术会议综述》，《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李禹阶、代继华《“区域社会比较”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但相关的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行龙继出版《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乔志强主编，行龙副主编），实现“整体社会史研究迈出了由理论探讨走向区域性实证研究的第一步”之后（注：池子华：《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新探索》，《山西大学学报》2000年第2期。），又于2002年推出《近代山西社会研究》，并对区域社会史理论作了可贵的探索。他认为，“从地域角度讲，整体社会无疑是多地域社会相互联系的结合体。地域社会史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整体社会史的深入研究，而且可以验证某些论点”，“仔细审视西方社会史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整体社会史与地域社会史研究并不是互相排斥、难以融合的，而是相互渗透、并行不悖的”。他认为，进入新世纪，进行地域社会史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理由是：(1)社会及其发展的历史在区域之间由于各种原因存在着相对的相异性，地域内则存在着相对的相近性，这是客观存在，因而按地域分别研究社会史是符合客观实际的；(2)整体和局部是相对的，从地域局部来探讨，更能从地域的大小体系之间，从地域的相互之间，深入研究其特色，有利于进一步作宏观、微观以及比较研究，便于使这些研究沟通；(3)冲破以行政管理区划以及用朝代断限来研究社会史的局限，以社会及其发展来确定社会史的研究空间范围和时限，可以拓展社会史的研究视角，有利于多角度、多层次地研究社会史；(4)从实际应用而言，研究地域社会史，不但可以科学地掌握本地域的社会史，便于在实际生活中应用它，而且有利于协调发展地域间新的社会生活的建设，进而有利于整个社会发展的需要（注：行龙主编：《近代山西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2、14页。）。他还就如何划分地域（区域）社会史研究中的区域以及如何研究区域社会提出自己的见解。叶显恩认为：“中国幅员辽阔，由于环境的作用与历史上开发的先后，各地区的社会、人文条件千差万别，其历史的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和地域的不平衡性。没有区域性的研究，就很难作全国总体史的研究。当然，我不是把区域性的研究视为总体史研究的铺垫，也不是把总体史看作区域性研究的叠加，而是认为区域性的研究和总体史的研究，既是互相参照、互相促进的，又是可以相互并存的。两者各有其功能，彼此是不能互相替代的。”（注：叶显恩：《我与区域社会史研究——访叶显恩研究员》（邓京力采访），《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5期。）李治安认为：“进行总体的、综合的区域史研究，要选定某个区域为研究对象，应改变断代史、专门史研究只关注某一领域、某一专题的学术惯性，大胆引入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方法。要着力对该区域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社会经济为基础的‘长时段’、‘中时段’的考察，开展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领域、多层面研究，把该区域‘短时段’的偶然事件视为‘长时段’、‘中时段’的发展结果和集中表现。总之，就是要以‘长时段’、‘中时段’及‘短时段’为经，以区域地理范围为纬，去构建总体的、综合的区域史研究。”（注：李治安：《综合性区域史研究前景美好》，《南开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
几点管见
以上是社会史理论研究中的几个焦点问题。由上述可见，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理论研究，学者们主要围绕社会史的学科定位、社会史的研究方法及加强思想、文化与社会的交叉互动研究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这些探讨对克服目前社会史理论研究上的缺陷，完善社会史的学科体系，推动社会史研究向纵深和宽广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学者们对跨学科研究的探讨，以及针对社会史研究的“碎化”现象提出的微观研究与整体研究结合、从宏观着眼微观入手的研究方法，对改变社会史目前研究的困境有着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毋庸讳言，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注意、深思的。
首先，从学科建设的基本问题——学科体系上来说，由于对“社会”的理解不同，导致了学者们对社会史的定义、研究对象、范畴、学科性质等存在分歧甚至截然相反的意见。这种现象，从学术争鸣的角度来看，本是正常的，应该有益于社会史的发展。但从近年来的讨论看，除少数学者提出新的观点和解释系统外，大多仍继承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观点、“成见”。学者们各持己见，把讨论的重点放在论证自己解释系统的合理性以及与其他解释系统的不同上，力求自成或固守“一家之言”，缺乏对各自理论的“内省”，缺少或根本不愿与其他观点进行对话、交流和整合，难以取得自身的超越势所必然，而各是其是，各成流派，令人无所适从。看来，人们渴望的能够得到比较普遍认同的“引领”社会史研究的学科体系的出现，还有待时日。不言而喻，“自是”和“排异”是社会史学科建设方面存在的巨大障碍因素，亟应破除。
其次，社会史研究依然火爆，特别是区域史、专题史研究、硕果累累，成就辉煌。相比之下，理论研究显得格外冷清，三年中，仅发表论文30来篇，每年不过10篇左右，可谓少得可怜。理论研究严重滞后，应该是不争的事实。理论先导严重滞后的研究状况，使理论的“导向”作用难以得到应有的发挥，这对社会史研究的深入是极为不利的，有识者以社会史与思想史的互动为例，指出：社会史的兴起为思想史研究步入社会领域提供了条件，然而，“理论的滞后只使社会史的成果大多是描述性的着述，有的思想史虽然涉足社会现象，又多是拼盘式的组装，这一切说思想与社会的关系将成为思想史研究中的前沿问题，亟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和建树”（注：刘志琴：《思想与社会：从生活领域拓展中国思想史的新资源》，《江海学刊》2003年第2期。）。其他方面也是如此。社会史理论研究沉寂、滞后的局面，理应在今后的研究中有所改观。
其三，由于社会史自身理论建设的不足，人们在实际研究中大量借用其他社会科学的理论、模式及西方的学术理论，这种“借用”，无可厚非，但“消化不良”，生搬硬套现象严重，造成社会史学科概念的含混不清，中西混杂。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之下，中国社会史研究要与西方接轨，毫无疑问，应该也必须借鉴西方社会史理论研究成果以及西方其他社会科学研究的范式，但一味的“拿来主义”而不加消化使之“本土化”，必然受制于外来“强势”文化（西方社会史理论等）的约束，作茧自缚，难以摆脱，最终导致“自我”的迷失。中国社会史至今没有形成自己的话语系统和概念体系，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因此，在求助于西方社会史理论的同时，必须也应该孜孜以求自我概念体系和理论的架构。应该说，社会史学界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但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其四，社会史理论研究脱离“本土”、脱离实际的苗头有所显现。“论从史出”，这是理论的生命力之所在，更是形成中国社会史理论研究的“中国特色”的重要途径，我们在提倡借鉴西方理论使之“本土化”的同时，更不能离开“本土”、脱离“国情”。但近年的研究，显然有偏离“本土”、脱离实际的迹象，有的理论文章泛泛“清谈”，于事无补；有的文章则“拿来”西方社会史的概念加以炒作，变本加厉。看来强化“本土意识”，“回到中国的本土经验上来”，“从中国自己的历史发展模式中寻求理论支点”（注：张小也：《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光明日报》2002年9月5日。），未始不是“纠偏”的灵丹妙药，也只有强化“本土意识”，才可望形成“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的社会史理论，也才谈得上与西方社会史学界平等对话、对等交流。
其五，跨学科研究，或称“新的综合”，被视为社会史研究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但近年的研究，较多关注了社会史与社会学、思想史、文化学的交叉、渗透，而对社会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如政治学、经济学、人口学、人类学、地理学、生态学、生命科学、宗教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学科的关系，缺乏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如何“嫁接”，虽然在实际研究中作过有益的尝试（如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运用），但理论研究不甚了了，无法为研究工作的开展开辟道路。有的问题则需要重新审视，如社会史与政治史的关系问题，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问题，以往的研究把两者完全割裂开来，以为“除去政治的历史就是社会史”，太过简单化，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苛政猛于虎”历来是农民起义、农民暴动的主要原因，足见政治行为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之巨，政治史和社会史显然都不能漠然视之。换句话说，社会史不能也不可能踢开政治，政治史同样不能也不可能不关注政治行为的社会效应，两者之间的关系，理当重新梳理，仔细探究，给出新的理论诠释。
社会史研究呼唤理论，更呼唤具有创造性或创新思维的理论，而不仅仅是“本土化”的西方理论。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中国社会史研究才可望得到健康的发展。这是可以预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