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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1939年华北大水灾述评

1939年华北大水灾述评
魏宏运
【原文出处】《史学月刊》(开封)1998年05期第94～100页
【作者简介】魏宏运，1925年生，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300071
【内容提要】 本文对1939年华北大水灾的受灾范围、受灾状况及程度、灾后赈济、日本侵略者在水灾过程中的破坏性、抗日根据地的抗灾自救等社会问题进行了全面而又具体的实证性研究，揭示了自然灾害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所造成的深刻消极影响。
【关 键 词】1939年华北大水灾/冀鲁豫/天津/抗日根据地/日军
1939年8月冀省全境和豫北、鲁西的水灾，是20世纪前半期华北最大的一次自然灾害，也是1801年（嘉庆六年）以来最大的一次洪水。华北地区灾荒的周期差不多是十年一次，有时更短，如1900年、1917年、1920年、1927年、1939年、1949年都曾发生过，水灾、旱灾和蝗灾等等轮番出现，甚至数灾并袭。每次灾荒（除了1949年情况好一些外），破坏性都极大，总是造成田禾被毁，庐舍为空，民间财富荡然无存，哀鸿遍野，饿殍枕藉；要恢复元气，那总要三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种周而复始、带有周期性的灾荒，是华北社会经济发展缓慢、经常出现间歇、甚或停滞倒退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
就水灾而言，1939年的灾害比1900年和1917年都要严重，当时的论述称其为“百年仅有的水灾”，“八十年来所仅见”。
这次灾害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大行山地区下了十多天暴雨，山洪暴发，河水猛涨，河北全境处于各河下游，必然遭灾。河北、豫北各地自7月起一连三四十天，阴雨不断，灾情扩大。日伪军在沦陷区和游击区大肆掘河放水，推波助澜，在冀中安国县南的北流罗附近掘开了潴龙河，在安平县的满镇附近掘开了滹沱河。永定河北堤、南北拒马河和唐河等也被日伪军掘开；冀南日伪军在德州、隆平、平乡、东光等地用机枪扫射修补河堤的民众，仅德州一地饮弹而亡者即达50余人，滏阳、运河、洨河、槐河、沙河、卫河等河堤，均被掘开，滂沱大水一泻千里。在豫北武涉日伪军也掘开了沁河，万里沃野尽成洪流。日军所以采取水淹毒计，一是一年来对华北的“扫荡”毫无成效，便企图以水淹八路军抗日游击部队，来制造恐怖和骚乱，缩小华军机动周旋地区，以利其寻找主力而扑灭之；二是想保住日军在华北的侵略基地——天津，保住日军通向南方的主要通道——津浦路。
河流曾抚育了华北文明，如今却成为灾难。河北军民在遭日军“扫荡”后，复遇此劫，惨状空前。
冀中的35个县没有一块地方有干地。据朱德、彭德怀致重庆国民政府电，灾情最为奇重者为高阳、蠡县、安国、任邱、肃宁、安平、文安、深泽、饶阳等县。河北省主席鹿钟麟将冀中各县灾情程度概述为：“十成灾者有文安、雄县、安新、新安、新镇5县；九成灾者有安平、青县、深泽、任县、清苑、高阳、霸县、永清、安次、新城等10县；八成灾者有武强、饶阳、交河、新乐、无极、博野、任邱、固安等8县；七成灾者有献县、定县、安国、大成等6县；六成灾者河间1县；四成灾者徐水1县；二成灾者深县1县。总计被灾成数为八成以上，共计淹田153852顷，被灾村庄6752村，被冲房屋168904间，损失约16000余万元，现无衣无食之民众已有1912800名，且逐日增多。”（注：《大公报》，1939年9月14日。）
冀南50多县，被灾范围更广。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正副主任杨秀峰、宋任穷勘查灾情后，于8月19日电请重庆国民政府赈济，其中讲到：“除少数县份以路途遥远阻隔尚未勘验外，计隆平被淹十分之九，清河被淹五分之四，宁晋被淹三分之一，平乡被淹五分之二，巨鹿被淹五分之一，柏乡被淹过半，任县被淹九十余村，南和被淹四十余村，南宫被淹二十余村，威县尧山被淹各十余村，禾付洪流，房屋倾圮，水势浩大，后落无期，灾民之目前生活，濒于极端危急。”（注：《新华日报》（华北版），1939年8月27日。）因灾情奇重，惨状空前，9月初又通电全国，呼吁救济。电文中讲：“灾情之最奇重者除冀中外，莫如我冀南。……灾民数逾百万。”（注：《新华日报》，1939年9月5日。）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调查很具体。如调查广平、曲周、肥乡、平乡、南和等5县，统计受灾村庄共有364村，田地被淹6441亩。冀南第3专区枣强、东光、衡水、阜城、景县、武邑、故城7县受灾面积平均为60%，其中最重的故城为90%、东光80%、衡水75%，较轻的阜城为25%。被灾共1464村，被灾人口衡水12.5万人，景县16万人，东光7万人，阜城2.3万人，武邑12.4万人。滏北区宁晋、束鹿、晋县、赵县、藁城、栾城6县的灾情状况是，除宁晋东区外，全被水灾。束鹿淹了40%，晋县35%，宁晋70%，赵县20%，藁城70%，栾城20%；受灾人口约30万（注：见伯禹：《冀南的水灾》，载《新华日报》1939年11月19日。）。
当时，鹿钟麟根据勘灾报告，也讲到河北灾情严重，其中受灾最重和损失最惨的有衡水、清河等27个县，被灾村庄3143村，被淹耕地54610亩，灾民75891人（注：《大公报》，1939年9月14日。）。
从各种调查资料可以知道，巨鹿、平乡、隆平、任县、新河是重灾区。
冀西灾情也很严重。单就沙河、内邱、临城、高邑、元氏、获鹿、井陉7县统计，被灾村庄共519村，被淹耕地达16万亩，损失资产达210万余元。在这次洪水中，山地沟田遭冲洗浩劫，台屋地带上农民数十代用血汗所铺石田也被冲毁。1939年秋收不及常年十分之二，冀西所属各县秋收不及常年三分之二。
河北全省108县，有94县均遭到了灾难，洪水冲击了20万石存粮，冲去了庄稼，使广大人民和抗日战士陷入困境。
水灾并不限于河北，豫北的安阳、临漳、内黄等县，8月中旬连降大雨，各河决口，秋禾尽淹。山东夏潦秋旱，风雹虫蝗，相继成灾，滨海诸县，尽被海啸席卷。鲁西运河、卫河、大清河决口，馆陶、临清、武城、恩县、夏津、东平等县首当其冲，一片汪洋。鲁北黄河故道泛滥，两岸村庄被淹没百余，昌乐五区、安邱六区、莒县五区、诸城三区、日照三区，冰雹为害，小者如鸡卵大者如人首，300余村尽遭狂击，人畜马兽伤亡者不计其数。秋来阴雨连绵，雨水为灾，广阳平地，水深数尺，田禾荡然。鲁北小清河沿岸各县，蝗虫遍生，食禾殆尽，而全省各县，自春至夏，未曾落雨，旱灾遍及，灾区之广，灾情之重，前所未有。据以上各县灾区统计，灾民共有130余万（注：《新华日报》，1940年4月30日。）。
洪水也殃及华北最大的城市——北平周围。“北平与保定之间，完全成一大湖，淹没县城达14县”（注：《申报》，1939年9月2日。）。通县被淹，门头沟煤矿区浸水，矿洞多处倒塌，平津铁路两侧也是一片汪洋，路基屡为水冲断。
上海《申报》曾以醒目标题报道了水患的广泛和严重性：“冀鲁豫等地，几成一片泽国，八十年来仅见之灾情，无家可归者数百万人。”（注：《申报》，1939年9月2日。）
　　二
因水灾区多是日军占领区和抗日游击区，灾情鲜为局外人所知，但当平汉线难民拥向北平，当天津这个大都会8月20日（阴历7月初6日）开始遭洪水洗劫时，华北水灾就成为震惊世界的新闻。
天津的社会经济状况因战事与封锁，已经萧条；水灾进一步摧残了这座城市。流经天津市区的海河是当时华北五大河入海的唯一尾闾，其流域面积达8.8万余英方里。上游各支流挟带泥沙而下，造成海河淤积。1928年8、9月间天津下游20里以内，河床淤高已七八尺，断面面积减少约2000方尺，淤泥体积已达200万方左右。此后，淤塞情形，每况愈下。日军占领天津后，极尽侵略剥削之能事，而未曾疏浚河道，及至洪水涌入天津，河水宣泄不通，致酿成大患。
8月中旬，天津附近地区水已成灾，杨柳青附近已全被淹，静海一带数十里洪流一望无际。杨村以西，永定河、北运河、龙凤河已连成一片。天津水势也日益严重。11、12日北大关、大胡同均已浸水；关上一带尽成泽国，水已3尺深；关下、三官庙及西沽等地河水上岸，被淹地居民群向南逃。海河已平槽；英法租界水距岸不及1尺。13日阴雨，水势益涨。16日《大公报》报道：“英租界大街为水淹没，海河水位已超过特三区沙袋所筑成之堤岸，进入市区。”不仅如此，水还从阴沟中不断涌出，人们已受到水的威胁。一些商店和住宅在门前堆置沙袋或建筑砖墙。英法租界均开动抽水机抽水，法租界还赶筑界内泥堤，许多外侨妇孺包括英军眷属，相继被运到秦皇岛，英国特种部队沿英租界周围境界巡逻。日租界也在防范。
天津将被水淹，已不可避免。19日下午1时许，大直沽也成泽国，3时水由贾沽道村向西逆流，将大直沽各村完全包围。该地商民数千余人奋力抢堵，因水势过于汹涌，东北方两处堤埝被冲毁，洪涛浊浪直向药王庙、田庄、刘家台及大直沽街中冲灌；未被淹的仅天后宫一地。晚10时，海河水利委员会发出通告，南堤业已溃决，特一区即将浸淹。一些商店将货物迁至较高地方。20日午前，郊区富户难民5万多人乘坐小船，舢板或牛马车，携带各种家具，还有五六百头奶牛，通过日军的封锁线进入英租界，一日涌入这么多的灾民，增加了天津的紧张和恐怖气氛。这些灾民以为到了安全地带，未曾料到天津已处奇灾大难阴影中，天津立即要变成“泥海”和“死城”。
流经天津的南运河在杨柳青以东3里的马家庄也进入开洼，开洼里一望无际，天水相连，所有民房都被巨浪冲击。20日，洪水冲破天津市区西南部的大兜湾及万德庄两处堤岸，水速以海秒2米之势沿南门外大街、鞍山道、沈阳道浸入南市、日租界和英法租界。天津全市14处堤岸先后决口。
20日中午，当洪水突然降临南市时，水势甚猛，且惊雷暴雨倾盆如注，该地居民乱成一团，群向南马路较高处奔逃，或者向东站方向逃难。下午3时左右，洪水由南市向日租界流去，日军工兵曾赶筑御灾工事，但毫无作用。5时半，花园街（今山东路北段）水已5尺，芙蓉街（河北路北段）水已4尺9寸，桔街（蒙古路）4尺5寸，旭街（和平路）3尺5寸，春日街（河南路北段）4尺2寸，明石街（山西路北段）3尺8寸，荣街（新华北路）3尺，须磨街（陕西路北段）2尺，淡路街（甘肃路）3尺3寸，福岛街（多伦道）3尺。日租界全部陷于大水之中。当晚8时左右，洪水冲破日法租界交界的秋山街（锦州道）数处之隔铁扉，流入法租界。法租界当局所赶筑之泥堤未能御之，万国桥（解放桥）大街被水淹，街旁天升商场进水。然而洪水并未从这里流入海河，而是流向英租界。
此时，从土城及陈塘庄村流入的洪水，淹没了特一区的许多村庄，也向英租界流入。土城村位于市区东南边际，居民多以园圃劳工为业，所居大半为土房，一经水浸立即倾塌，全村无一幸免，民众逃亡一空。挂甲寺、贺家口两个村庄居民很多，也被淹没；东楼及下瓦房一带那时是繁华之地，水深已及房顶，桥梁都被淹没；西楼及小王庄地势较低，水深达七八尺，所有土房都塌毁，居民多逃避他处。谦德庄被水冲洗，陆沉下去。佟楼附近的英国赛马场、乡艺俱乐部，剑桥路（重庆道）均被水淹，马场道水深已1尺半。20日下午3时，英工部局水电厂被淹，水电供给中断，只得依靠供给法租界的比国水电厂接济。
21日，海河水深续涨数分，海河两岸除法租界和意租界一部分外，均成泽国。美国海军陆战队营房上午为水所淹，比国领事馆亦然。英日两租界电流中断，英租界已无水可饮。河东居民以为该地东有墙子，西有铁道，南有海河，20日又在旧北墙子外新筑一道新埝，无论如何洪水不会浸入；然21日唐家口被水四面包围，铁道里的水由新地道向外奔流，非常汹涌。该日，天津全城已被淹没，水深1至5尺不等，英日租界被灾最重，无线通讯因电力不足时受障碍。日军统治天津后，从新兴路一直到小刘庄建立了一条封锁线，以包围英法租界，并在封锁线和其租界边界驻满岗哨；因洪水关系，日军除万国桥以外，余均撤除封锁。
22日，英租界中街水深已达2尺，法日租界之水深达7尺。各商店被水，商业完全停顿。22日早晨，河东一带新的水流从北方灌入，沈庄子、王庄子、郭庄子、旺道庄、姚家台均被水淹，水已3尺多深，居民都在没腰水中向外挣扎。街巷中的泥土上座满妇女和小孩。地道旁拥满待渡的人群，地道孔洞中有两只救济船，船一到岸，灾民们争先恐后。逃出险境的人，有的到小树林、陈家嘴子或铁道内街上露宿，有的到铁道的路基上栖息。金钟河岸的灾民更多，意租界地势较高，未被水淹，然租界当局将各路口隔绝，只留三马路一处通行，进入该租界受到限制。
从23日到25日，又连续暴风雨，平均每日水涨8寸，海河于租界水面已在英租界处相连。英法租界24日一昼夜水涨8寸，水深处已达8、9尺，最浅者亦3、4尺。英租界耀华学校水深6尺，墙子河水位高过堤1尺，旭街、海光寺一带水深已达1丈，洪水吞没了日军营房。中原公司大楼亦见水，八里台成了水的世界，南开一带街市水深最高为8尺。
1917年天津水灾只南市一地被淹，此次水灾则包括南市、各界租界，以及东至关老街，南至卫津河，西至九区分界，北至铃铛阁街。具体范围大致为由新大红桥西横堤外至自来水公司西市是交界；三条石普乐大街由南口至北口，河北关下三官庙街、普乐大街、北开仙源里及北营门；北营门东大街由北营门东至小闸口街一带；小闸口街由南口至后河沿渡口；沈家庄之李公楼，杨族至新重场；大直沽之小孙庄，除旺道庄一处外，均被水淹。被淹区域，几占全市十分之七。其未被水者，只河东特三区、意租界、特二区、河北大马路、二马路、三马路、河北大街、估衣街、侯家后、针市街、大伙巷、太平街等处（注：《津市警察三日刊》，1939年9月6、9日。）。
28日水位开始低落，较水位高时降低4寸。9月初，有时白天涨一点，晚上又落下去，总的趋势是在下降。白露前后西北风大作，水势骤退。10月水位又下降4寸多，较前最高时降低2.5尺；南市、日租界、英法租界、墙子河水深仍达4、5尺。
遭遇了这场大灾难，天津已面目全非。从前的大道、田圃、小河、短桥都没有了。一切都停顿了。房倒屋塌，人们的生活失去常态，全城荒凉寂静，街上只有少数华商乘着小船，荡漾波中，来往兜售货物。夜晚水区尽成黑暗世界，洋烛、手电、油灯成为唯一需要品。当时人写了不少诗，描述灾情的严重。如“一朝河决出桑乾，横流泛滥遍畿辅，银涛万叠溢津沽，繁荣一变为水府”。“屋顶酣睡成卧塌，忍饥隔宿身萧瑟，楼窗开处可登舟，远望俨然如燕”。还有“洪水逛名城，小民不安宁，人在房顶睡，船从桥上行”等等。
水灾开始几天，除浅水处尚有人力车外，绝大部分地区已无任何交通工具。24日开始有木筏往来，渐次有小船运到，而船资猛涨，人们多无力乘雇。多用舢板、破床、木门、木盆作筏，或以汽油筒做成之浮筒，或以皂箱相系成筏，五花八门。英国军船“珊德威多”上的小汽艇均已取下，由英兵驾驶，往来于英租界之中。北平各公园的游艇均被征用，运到天津。
天津周围亦然。天津与大沽之铁路已告阻断，张贵庄铁桥被冲毁；大沽沙洲亦已淤塞，不能通航。9月初大沽与塘沽间又发生海啸，两沽均淹没水中，居民均登船避难。
自天津至石家庄“均成汪洋”，仅露出少数较高的城填“宛如孤岛”，由天津至任邱间，由唐官屯至天津均在陆地行舟（注：《大公报》，1939年9月5日。）。
因田禾尽毁，运输中断，物资特别缺乏，物价飞涨。8月中旬，大米每包已达38元，面粉每袋8.5元。8月底大米售到40余元，面粉达10元以上，玉米面每斤亦卖到0.25元，每张不及6两的大饼售价0.2元，猪肉每斤1.4元，牛肉每斤1元，花生油每斤1.2元，芝麻油每斤1.6元，豆酱酱油每斤0.3元，韭菜每斤0.3元，煤球每元35斤；蜡烛每包1元，零售更贵。当年73岁的莲塘老人，将这时的物价和清末光绪年间作一比较，光绪年间“麦面每斤制钱不过百文”，山西大旱“斗米800文，未有如今日之昂贵者也”。物价飞涨，一是物资突然短缺，一是一些商人乘机渔利。住在英法租界的中国居民有的以土豆为生，有的依赖红米、洋葱和土豆维持；浙江公墓土埝上的难民三四百者，多以树皮为生。
天津墙子河水向来恶臭，臭水溢出，加之沟渠的粪便、仓库的糖碱、淹毙之人畜、腐朽之货物，皆溶化飘浮于水中，烈日曝蒸，臭气冲天。胃弱气虚之人，此时多呕吐不能进食，强健者亦多目眩头痛；涉水者身肿皮落，患各种皮肤病以及霍乱、疟疾的人极多；而药价飞腾，西药有涨至十数倍至四十倍者，中药汤剂每服亦需0.6元至16元不等。
天津变成了极为可怕的社会，被水淹死者不知凡几。还有的因患各种疾病而死，有的吃了有毒的食品而死，有的触电而死。洪水第一天就淹死了1000余人，总计死亡在10000人以上。
要逃出这个社会是很困难的，日军设立了很多岗哨禁止华人通过，到东站必须经过万国桥，日军在这里的岗哨，每小时只放行一、二人。“租界居民之无家可归者，拟到华界投宿亲友家，守候检查，往往一二日不得过”（注：莲塘老人《水灾见闻录》，第7页。）。上海《字林西报》载一外侨由津到沪，讲天津水灾惨烈，“日租界中情况可怖，该地居民所受苦恶较津市其他人民尤甚”（注：《申报》，1939年9月9日。）。
天津市人口约150万人，灾民人数据日方防卫司令部8月24日公布的数字，华界进水户数15.2万户，受灾总数53万人，含天津周围避难者实达58万人之多。日租界的日本人有5660家浸水，计26391；中国人1777户，15777人；加之其他国籍者，共计达6438户，42710人；日本人中只有60户300人未遭此劫难，已赴天津郊外避难的中日人数约3万人（注：《盛京时报》，1939年8月26日。）。24日以后，灾情逐步扩大，灾民总数达到65万人。据敌难民处理部浅海大佐布告，向外移动及自动离津者约13.3万名。
灾前天津中国城区共有255007户，灾后138832户，（附住）难民人口123651名。市区人口集中，灾民多。各村庄较分散，灾民数相对少些。
中国人生命财产损失是巨大的。洪水也并没有优惠日本人。
1939年9月6日《申报》有这样的记述：“此次水灾所受之损失以日租界及特一、二、三区、南市、八里台一带最重。自英法租界被封锁后，所有日方商店、工厂、货栈均集中以上各地，尤以棉布、砂糖、海味、纸张为多，计约损失总额在4万万元以上，其他日军之汽车、洋灰、杂粮食、金属及肉皮用品损失数字无从统计，至英法租界内之面粉及其他各业所受损失，亦在2万万元以上。”据日方宣布，天津共损失约4亿元，其中英法租界2亿元，日租界1.5亿元，中国方面及其他0.5亿元。海河河畔的仓库堆满各种货物，以棉纱布为主，悉葬洪流（注：见《盛京时报》，1939年8月27日。）。也有的估计为6亿元。特一、特三两区的仓库及公大纱厂、天津造纸会社等浸水4尺至8尺，机器已被毁。日本在天津所经营的纱厂很多，损失也最大；除公大外，正在建造的上海、吴羽、仓敷、双喜等纱厂，因厂址浸淹，机件毁损，都无法兴办。不仅如此，日本军用飞机被水所毁的达130架，只剩下20架可以用；还损失了3个月的军用汽油和大批军火给养等军用品。这是美联社记者调查后的报告（注：《申报》，1939年9月10日。）。种瓜得瓜，得豆得豆，日本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它所得到的是，所储的大量军需均已毁坏，日租界房屋数百栋必须重建，许多新建的工厂无法生产，数千日籍小商人资本尽失。日军侵华用以引诱日商界之饵是华北棉田，而水灾使冀南棉收全毁，日商只能望水兴叹，无不悲观忧郁。
　　三
灾情发生后，各方面开展了救济工作。这次赈济比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和困难。因为正处在战争状态，不少地区是日军占领区，更多的地区是游击区，敌我犬牙交错。即使是英法租界地区，也因为日德已成轴心国，推行反英活动，而困难重重。
在天津，英法租界当局曾向灾民提供避难场所，如耀华中学、法汉中学和骞马场等，各收容难民数千人。英租界警察免费发给难民食物。8月28日英租界还征集自愿服务中外医师，参加水灾救济工作。
天津市各社会团体、学校及慈善机关，都展开救济工作。商会、民众教育馆、红十字会、佛教会、青年会等，以影院、学校、会馆等为场所，设立收容所，发放救济粮，下表是商会赈济数目统计表（见统计表）：

1939年-1939年华北大水灾述评
资料来源：天津市档案馆等：《天津商会档案汇编》，第3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7页。
从表中可以看出，商会每天救济人数最高可达2.5万余人，而这只是极小的一部分。据统计，全部收容难民达10余万，露宿街头者无法统计。如东马路及北马路难民均满，法租界海河岸边难民就有数千人，东站难民更多。中原公司、中原银行自动组成中原公司赈灾会，制备面卷菜品饮料，每日装载大船一艘，分赴各灾区施赈，上海商会仁记路华洋义赈会将防护等药物装箱寄往天津。
一些慈善团体、教会和传教士等也曾设法救济，中国红十字会展开了赈济活动，惟该会费用不足无法救济多人。各外国教会亦已至无法继续支持之境，在保定设粥厂的有圣公会、长老会、天主教会及救世军等，每日就食者约一万人，每人可得粗粮一大碗及素菜一碗，某教会因无法维持，将素菜取消，每人可吃粗粮一碗，难民群至郊外挖掘野菜充饥。保定当时成为乞丐城，因水灾而逃来之难民约二万五千多，日方“对于此等难民，并未予以救济”，“日军以冀中为游击队活动之地，仍禁止人民运送粮食运往该区，致灾情极为严重”，“自保定迄天津各地之人民，有成饿殍之虞”，至1940年天津到保定一带又遭旱灾，人民则“食草根树皮，即树皮每磅须售价9分，柳叶售1.2角，草根则售1.5角，灾区内的树木光皮者已占其半”（注：《新华日报》，1940年4月28日。）。美籍教士曾在高阳东北之处设施粥厂，灾民均感其德，日方则禁止人民前往就食，且于三日后令当地负责者设法将其关闭（注：《新华日报》1940年4月29日。）。日军的残暴还可从下面这一事实中看出，因水灾逃到北平而后返乡之农民，时受日人虐待，凡身藏有法币之农民，均被日人凶殴或竟处死。
日伪也施放馒头，动员民间医师，组织医疗队免费诊疗。其目的在于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日军6月14日封锁了天津租界，封锁线日兵岗位四周筑有土墙。“滔滔浊水泛滥中，日军依旧俨然不缓检关之手。”天津及平汉北段各县难民纷纷逃往北平，日伪当局在各城门及车站对入城难民万般留难，各城门被阻入城者各有数千人之多，露宿城墙下。这几桩事实都说明日军对灾民的根本态度，决不是日伪所宣传的“日军活跃救灾民”。
日军特别强化户口登记及管理。《水灾见闻录》一书中提供了这样一件事实：“北京唐山方面，非有旅行许可证，不得在津下车，盖亦恐不逞分子之乘机扰乱也。水区居民之旅居外埠者，悬念父母妻子，不知是否逃出，欲归不得。”（注：莲塘老人《水灾见闻录》，第7-8页。）从这里可以看出日军在做什么文章。
严重的灾情也的确为日军强化其统治提供了机会，日伪的联银券是华北人民所厌恶的，商民均曾拒绝使用。此时日伪又发出通告，凡到京津一带逃难，携事硬通货者，准每人得以中交两行发行之北方券及山西、山东省票共200元，按6折换联银券。日军华北军指挥官杉山是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也装模作样地拿出50万元伪币，作为义捐金，以占领货币市场。在冀中高阳、蠡县一带，敌伪声言，先拨100万散发急赈，大村3万，中村2万，小村1万，每亩地可借给3元，于是不值钱的各种伪币，如伪造的中央5元票、中农5元票等，都流入广大的农村。
更应提出的是，日伪以救济难民为名，于8月成立了职业介绍所，以微小的安家费骗取困苦的灾民到伪满洲劳工协会、伪满洲采金株式会社、伪本溪湖煤铁公司、伪满洲炭矿株式会社、伪东边道开发会社、伪昭和制钢所、伪满洲矿山会社等处去做工，以增加日本征服中国的军事力量。伪蒙疆政府也计划前来招10万苦力。日军在河北平原的许多县份设立了招募处。在隆平凡招募1人，发伪钞18元。津浦线铁路上每天都有十几车壮丁被逼迫着走上火车到关外去。一些女汉奸还收买小孩，其价格为6岁至8岁的每岁1元，8岁至15岁的每岁5元。天津的灾民，一小部分被收留到收容所，“余则由警察强迫送至车站，将难民载至唐山关外，往往夫去而妻留，致一家流离失散，不知音信者甚多”（注：莲塘老人《水灾见闻录》，第4页。）。
日伪还乘机建立皇协新军，于10月在华北各地招募青壮年，其中在北平及附近各县招募3300名，天津及附近各县招募1650名，开平及附近各县招募3300名，保定、石家庄、济南三地及附近各县按三地计均各招募1650名，规定上等兵18元、一等兵16.5元、二等兵15元（注：《津市警察三日刊》，第192页，1939年10月。）。如清河一带用10元伪钞的安家费来诱骗青壮年去当皇协军。
为力谋治安强化，敌冀省分道于9月到10月召开了警政会议，保定道在省公署、冀东道在唐山道公署、津海道在沧县道公署、冀南道在邢台道公署分别举行。
事实说明，日军名义上赈济，实别有用心。一心要灭亡中国的侵略者，是不可能真有慈善心肠的。
　　四
河北广大灾区是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管辖范围，敌我势力交错存在，有的县份敌我各占一部分，有的地区敌人只占领县城及其附近，更多的地方是游击区。有时在一个村庄里游击队和日伪军共饮一口井的水，与敌相持，几进几退，这样复杂的形势，给救灾工作带来极大困难。
中共华北局机关报《新华日报》8月7日即在头版刊出“敌寇惨绝人寰，水淹河北平原，数十万灾黎待赈”的木刻画，并发表《赈济河北灾黎》的社论。9月5日又发表题为《再为河北呼吁》的社论。《大公报》8月31日发表《速救北方灾民》的社评。《申报》9月16日的社评是《河北之灾》。这几篇社论均呼吁集全国各阶层之力，共谋救济，号召海内外悉力以赴，期望超越国界之慈善机关，见义勇为。
重庆国民政府先后拨款180万元，其中第一次拨款30万元，以20万元赈冀灾，以10万元赈鲁灾，由余心清带到华北施放。10月16日成立华北水灾急赈委员会，专司其事。还发行华北水灾救济公债300万元。这些赈款对如此广大的灾区只是杯水车薪。
敌后根据地政府，立足于自己，制定出切实可行的对策。晋察冀边区政府拨出10万元急赈，将救国献金移为急赈金。并组织调查团、慰问团分赴各县调查灾情。8月30日发布《关于救灾治水安定民生的具体办法》，其要点有三：（一）筹款救济，安插灾民。决定拨款0万办理急赈，其中冀中6万，冀西、晋东4万。成立“灾民工作介绍所”，安插灾民充任工友勤务，参加生产实业等。（二）解决灾民的粮食问题。号召部队每人每日节省米1两，每马每日节省花料1斤；政权群众团体工作同志照部队战士发给米数，每人每日节省4两，一般每人每日节省2两为原则，特别劳动者节省1两。把节省的粮食用来救济灾民。另外，能当粮食充饥者，如红枣、柿子等，一律限制出口。尽量利用果食、动植物、树皮树叶、地下茎及鱼类等代替粮食。（三）广泛开展生产事业，切实改善人民生活，彻底救灾治水。要鼓励农民迅速休整被冲毁田地，尽量补种秋季作物与下年早熟作物，组织发展农村手工业和家庭副业，以增加其收入。
冀中区为度荒救灾节衣缩食。所有用粮部门无论政府机关、部队、团体，由过去每天三餐改为二餐，每人每日定量由2斤缩减为1.6斤（注16两为1斤），后再减为1.2斤。党政工作人员取消津贴费，减轻人民负担。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于8月21日召开扩大行政会议，所辖各专署、各县均派代表出席，由各专区办事处代表分别报告灾情，并由各县、各群众团体及士绅代表，分别补充，然后大会讨论如何组织灾民和如何调剂粮食等问题，最后由杨秀峰归纳总结，决议全冀南实行戒酒戒烟，节衣缩食救济灾民，发起一元救灾运动，各县设立灾民粥厂或斟酌发粮，设立灾民收容所，疏散灾民，灾民乘船免费。还派出冀南水灾呼吁团到重庆，一面呼吁救灾，一面宣传敌后游击战。
1939年10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所发表的生产建设渡过灾荒的命令中讲：“本年各地水虫为灾，部分之民众生活极感困难，军事供给更感无米为炊，是以非积极提倡生产，奠定自给自足之经济基础，不足以应当前之急，本署有鉴及此，着量各县情形，拟定八个月生产计划，随令颁发。”（注：魏宏运主编：《抗日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311页。）
整个华北军民都积极行动起来，积极赈灾。八路军各部纷纷出动，打击敌人，以战斗慰问华北同胞，并将自己的伙食费，尽量捐输。如129师386旅全体指战员节食赈灾，共捐洋517元6角（又河北钱90枚，山东钱500枚）。各县区乡都很活跃，如“隆平、柏乡筹粮300余石，赈济西潘北寨等20余村800余户3000余人，并减免田赋，疏散难民，设立粥厂甚多”（注：《新华日报》，1939年10月25日。）。辽县桐峪镇民众3000余人，于“九一八”举行纪念大会时，发动救济河北灾民的募捐，一时无论男女老少都把他们平素积蓄的钱拿出来，共募捐了100元。太岳长子四区发动了200元募捐运动。陕甘宁边区政府捐出1万元。
救灾最好的办法是加强生产，开展游击战争，以改变历史的悲剧，敌后两个根据地政府不遗余力地以适合的方式医治创伤，推动着社会的发展。
历史的结局常常和侵略者的愿望相反。当时《字林西报》有一精彩的论述：“日本自夸洪水可以逐出游击队，然彼等自身亦被逐走，洪水根本无助于日军也。”（注：《申报》，1939年9月14日。）日军将被驱逐出河北，逐出中国，这是日军面临的必然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