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史研究综述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生态环境-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史研究综述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史研究综述
汪志国
(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 南京 210095)
《古今农业》2005/3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从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气候、水与生态环境；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区域生态环境史和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等6个方面，对生态环境史的研究状况进行回顾与梳理，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
[关键词]生态环境史；研究综述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生态环境史也逐渐地走进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不仅翻译介绍了一批西方生态环境史论着，[1]而且从宏观 [2]和微观 [3]两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问题，并推出了一大批学术成果。本文拟对此进行回顾与梳理。特别申明的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成果极多，在有限的篇幅内作全面介绍是不可能的事。就个人能力所及，在尽力照顾各方面的同时，有所选择地加以述评，挂一漏万，势所难免。如有不妥，尚祈专家和学者批评指正。
一、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关系，它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无论是宏观理论的探讨，还是微观问题的考察，都取得了一些颇有份量的学术成果。毛曦认为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关于人地关系的最新理论，他撰文指出，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主体的人，在于人性的善良与高素质的人的存在。以此为指导，研究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演变，要注意4个问题，即自然因素与人为活动的综合影响；人为活动的积极作用及对自然环境影响的限度；人对自然的正常开发与破坏之间的度的界限与量的区分；引入量化方法与现代地理学的科学方法，总之，应将历史地理研究对现实的借鉴作用与意义落在实处。[1]
曹世雄从整体上考察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认为人类同自然环境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演递过程，自从地球上有了人类以后，出现了4次生态危机，文章还分析了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原因。[2]有两部专着值得一读，一是黄鼎成等的《人与自然关系导论》，该书把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系统作为整体，通过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认为要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必须结合相应的社会发展背景，进行结构性变革和转换人与自然相互适应模式，着者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观、人与自然协同共进的基本原则、行动框架和主要对策。[3]另一是王维的《人·自然·可持续发展》，作者回顾了人类与自然关系史，并通过对正反实例的分析及理论的论证，以期唤起世人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4]美国学者赵冈以生态学的基本观点为视角，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对中国历史时期人口增长、人口迁移、各种类型的垦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作者认为北宋以后，中国人口出现明显的长期上升趋势，人口压力导致农垦与山林垦伐的加剧，特别是到了清中叶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已有超过自然资源承载力的迹象。作者还认为人口迁移与生态环境互为因果关系。[5]
随着西部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不少学者探讨了生态环境与西部文明盛衰的关系。王乃昂等根据大量的文献资料，通过多学科的交叉研究，认为清代中叶是近2000年来我国西部土地覆盖变化的关键阶段，森林覆盖率由原始状况30％左右下降为目前的8．68％，人口猛增和大规模土地开发是生态环境恶化的主导因素。[6]有学者在大量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对罗布地区的人类活动和环境变迁进行分析研究，韩春鲜等认为历史时期罗布地区的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可分为魏晋以前河湖水量充沛、魏晋以后至元代河湖水量减少、清初至道光以前河湖水量充沛、清道光以后河湖水量减少4个阶段；[7]夏雷鸣通过对罗布地区古楼兰人的墓葬麻黄现象的探讨，分析了距今3 800年罗布地区的生态环境、古楼兰人的社会经济生活及饮食结构。[8]内蒙古岱海地区是个自然生态环境变化最敏感之地，田广金通过对该地区一套考古文化剖面以及一套在年代上与之对应的自然地层剖面的比较研究，发现距今7000—2000年间这个地区的人地关系有着丰富的表现形态与比较频繁的变率。[9]位于内蒙古毛乌素沙地南缘的统万城建成于419年，废毁于994年，邓辉利用大比例尺航空遥感影像判读、历史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等多种手段，探讨了统万城从修建到废毁期间人类活动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过程。[10]王建革以人口负载量的变迁为线索，分析了黄土高原农业发展与人口负载量以及生态负载量的关系，并重点阐释了生态条件的恶化对人口负载和农业发展的影响，及其对文明进步的抑制。[11]
远古时期江准地区的人地关系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问题之一。张明华利用孢粉资料和考古发现，阐述了新石器时代太湖地区的人与环境之关系，认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曾经孕育了灿烂的太湖古文化。[12]丁金龙、黄渭金分别撰文阐释了马家浜文化时期、河姆渡文化时期的人地关系，进而说明了这样的道理：人与环境是对立的统一体，人既是环境的产物，又作用于环境。[13]郑龙亭在野外调查和考古发掘的基础上，通过对早更新世陕西蓝田公王岭动物群、湖北郧县猿人动物群、重庆巫山龙骨坡动物群和安徽繁昌人字洞动物群的研究，认为“淮河过渡区”是揭开早期人类起源面纱的关键地区。[14]
明清时期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态环境渐趋恶化，引发了流民等社会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但他们在探究明代中后期人口大量逃亡的原因时，多强调赋役繁重及地主对土地的大量兼并，李心纯则从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生态系统角度分析了明代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山西、河北流民现象的原因。[15]蔡苏龙在明代自然灾害统计资料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流民给生态环境造成的种种恶性干预事实的考察，指出流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造成明代中后期农业生产衰变的一个主要原因。[16]王建革研究了明代华北平原人、马、地之间的关系变化，指出明初，华北平原宽松的人地关系推动了军马养殖的迅速发展，到了成化年间，人口压力开始抑制养马的发展，明中后期，人口进一步增长，养马数量大幅度下降。[17]薛平拴、谭作刚撰文对明清时期陕西境内移民、农业垦殖与自然环境的动态变化关系进行考察。[18]卞利、谢宏维利用徽州方志、家谱、档案、碑刻和文书等材料，对徽州棚民问题进行研究。指出棚民进入徽州山区后，给徽州山区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与破坏，针对这一问题，徽州本土官民采取了种种应对措施，并取得了预期效果。[19]
还有学者撰文探讨了自然环境与王朝政权盛衰之关系。张敏认为，东汉末年以来自然环境变迁是西晋灭亡和十六国割据局面形成的重要原因，由于全球性寒冷干燥期的出现，我国北方沙漠面积不断扩展，各游牧民族原有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于是纷纷南迁，趁西晋集团内乱之际，先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20]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西夏时期，气候寒冷干燥，地表多荒漠，且境内四周山脉环绕，宛如天然屏障，这种地理环境对西夏经济、政治、立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李学江撰文对此进行探讨，值得一读。[21]
[1] 在翻译介绍西方环境史论着方面，候文蕙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她翻译的论着有：《征服的挽歌——美国环境意识的变迁》(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沙乡年鉴》(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美]唐纳德·沃斯特着，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美]唐纳德·沃斯特着，三联书店，2003年版期。此外还有吕瑞兰，李长生译的《寂静的春天》([美]蕾切尔·卡逊着，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王毅，张学广译：《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英]克莱夫·庞廷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何鉴译：《环境论——人类最终的选择》([日]岸根卓郎着，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包茂宏还着文介绍美国环境史学的研究情况，他的《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见《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一文，介绍了美国当代着名的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对世界环境史研究作出的突出贡献。
[2] 从宏观上研究中国生态环境史，国内应推王玉德、张全明成就最大。他们合着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堪称国内系统研究生态环境史的开山之作。该书确立了相对系统的生态环境史的理论框架，共分上、下2编，上编根据历史的发展线索，分别介绍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时期的生态文化，下编分历代气候与生态文化、土壤与生态文化、生物资源与生态文化、治水与生态文化、矿产与生态文化、灾害与生态文化、古代生态旅游文化和古代生态思想等8个专题论阐述了五千年生态文化，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较强的示范功效。包茂宏也着文予以探讨，他的《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见《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一文，从全球视野对环境史的兴起、发展，环境史的理论、方法及其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认为中国的环境史应采用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构建中国自己环境史的理论体系。此外，惠富平也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他认为生态环境史研究属于交叉性学科，其中既涉及到社会历史问题，也牵涉到生态、环境等科学问题，必然形成一些自己特有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基于此点认识，应从生态环境史研究的有关概念和理论；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过程、表现和人为因素等各方面构筑该学科的理论体系。(详见惠富平：《生态环境史讲义(未刊稿)》)
[3] 这里所说的从微观上研究中国生态环境史，是笔者根据接触到的资料进行的理解和归纳，主要包括：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古代都城与生态环境；水、气候与生态环境；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区域生态环境史；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等方面。这些问题也是笔者着重探讨的问题。
二、气候、水与生态环境
中国历史上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迁，对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该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满志敏利用文献物候资料研究了历史时期气候冷暖变化的基本规律，提出了均一性原理、限制因子原理、气候影响的同步性原理、人类影响的差异性原理和模式、生物响应气候冷暖变化的不对称原理等基本理论，有极高的学术价值。[22]历史时期，我国北方地区农业经济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变化过程，倪根金认为其变化原因，除了社会因素外，气候变化和生态平衡破坏是非常重要的原因。[23]王晖利用古代土壤学的新研究成果和先秦古文献与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对商末黄河中下游的气候环境进行考察，认为商后期干旱的气候和饥荒是周武王克商的直接导火线，导致商周之际的改朝换代。[24]秦冬梅以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气候异常期，具体表现为冷暖变化、干湿变化的异常及各种自然灾害数量的增多，这种异常的气候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粮食歉收，从而间接地影响社会安定程度。[25]王开发通过对上海地区大量孢粉样品的研究。
发现沪杭地区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化具有多次的波动，表现出5个凉期和4个暖期。[26]
中国是个水灾频仍的国度，水与生态环境问题必然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樊自立和方英楷撰文对塔里木河水资源问题进行探讨。樊文指出，在气候极端干旱的塔里木盆地，人类开发利用水资源，使水资源消耗由以自然生态为主转向以人工绿洲生态为主，从而使生态环境发生变化，其变化规律是：沙漠化与绿洲化并存，互有消长，“人进沙退”和“沙进人退”皆有，但以沙进人退为主；上游灌区引水增加，人工绿洲由原先多分布在河流下游三角洲向山前平原推进，面积不断扩大，使这里生态环境改善；河流中下游由于水量减少，古代绿洲消亡，天然植被退化，沙漠化扩大，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而处于沙漠和绿洲之间由林地、草地和自然水域构成的过渡带不断缩水，防护功能不断减弱，形成了沙漠危逼绿洲的严峻形势。[27]方文则总结了历史上塔里木河下游5次改道，引起下游地区生态环境剧变、绿色走廊衰退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保护塔里木下游绿色走廊的18条措施。[28]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炎黄子孙的灾难河。学者们对黄河及其引发的生态问题格外关注。王星光撰文对历史时期的“黄河清”现象进行研讨，他指出，黄河清是一种自然现象，却又不可能出现在正常条件下，只有当流域内大范围出现持续干旱少雨、冬季过于寒冷、地震等异常情况时，才会出现该现象。黄河清是干旱和黄河断流的前兆，同时，还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活交织在一起，成为奇异的文化与社会现象。[29]王尚义就黄河下游水患及中游河口至龙门间土地利用方式的环境后果提出了新观点：东汉水患频率高于西汉，灾情也更为严重；东汉时期河口镇至龙门间的农耕人口减少了九成以上，该区与整个黄河中游一样，迁入了大量游牧民族，原始的游牧对天然植被破坏极大，是造成东汉黄河下游水患频繁的主要原因。[30]还有论者着文探讨了黄土高原人为水土流失的历史根源与防治对策，有较强的现实意文。[31]张健民利用汉中、兴安2府所存碑石资料，考察了清代后期陕南地区堰渠水利发生的种种变化及其原因，并分析了清代后期该地区以水患为主的自然灾害的基本特征及其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32]
王建革对清代大清河的治理进行研讨，太行山一带森林和植被的破坏加剧，引起水土流失加重，使得永定河、子牙河的泥沙量上升，是大清河决口泛滥的关键原因。清政府为了减轻水患，将治水重点放在永定河、子牙河堤坝系统的修筑，使清浊分流，其治水过程突出反映了专制王朝由紧到松的治水特点。[33]郭声波探讨了历史上四川(含重庆)农业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情况、水土流失情形及农地垦殖与水土流失的关系，认为水土流失与耕作方式有关，水土流失程度与农地垦殖面积、垦殖指数之间存在函数变量关系。[34]张芳撰文论述了清代南方山区水土流失的人为原因及其防治措施，并提出要“以史为鉴”，山区开发应走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协调持续发展的道路。[35]许怀林还分析了近代以来江西的水旱灾害及其与生态环境相关的问题。[36]
三、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
(一)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
森林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资源，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森林与生态系统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讨论较多的话题。凌大燮梳理了我国森林资源变迁大势，古代数千年中，我国森林资源约减少一半，由太古时代的47600万公顷，减少到清初2913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由49％下降到26％；从1700年到1949年200余年间，森林资源的损失大大超过古代5000年，到抗战前夕，森林面积减少到9143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下降到8．19％。[37]陈植具体分析了近代森林破坏的主要原因，即为中外反动统治阶级的掠夺、历年战争的破坏以及滥垦山林等3个方面。[38]
随着森林的不断减少和生态问题的日渐显现，人们对森林保护环境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发展。倪根金认为，此认识过程共分先秦、汉至元、明清和近代4个阶段。[39]岳耕具体分析了先秦时期的林业，当时采取许多措施，保护森林资源，提倡植树造林，发展林业生产，从而为传统林业科技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40]王子今考察了秦汉时期的护林造林育林制度；[41]郭文佳研讨了宋代林业发展情况和保护林业资源的政策措施；[42]倪根金则利用护林碑和古文献资料，对明清时期护林碑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43]樊宝敏指出，清前期对林业的认识基本局限于保护农田、为农服务的层面上，但森林生态思想已初步形成。[44]
倪根金利用汉简资料，探讨了汉代西北垦区的林业状况，垦区不仅植树而且十分重视保护，曾拥有一定规模的森林资源；同时，过度砍伐导致生态平衡破坏是居延垦区衰落的根本原因。[45]关传友依据文献资料对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西北地区竹林分布的关系进行探讨。[46]张春生利用《五藏山经》的记载考察了黄河中游的森林情况，林业资源以陕北、渭河南岸最为丰富，豫西、晋西南次之；森林资源破坏最严重的，当推汾水流域和晋北，其次为泾水流域。[47]黄正林撰文探讨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岭边区政府辖区内的森林分布，边区对森林的过渡砍伐所引起的自然灾害，以及边区政府保护森林的政策法规等问题。[48]
马强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蜀道地带的森林历史变迁进行考察，并指出人类经济开发活动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改善生存环境和满足日益增长的日活需要，但同时也对自然资源造成破坏乃至洗劫。[49]蓝勇用文献和实地考察资料，分析了三峡历史时期森林分布变迁的规律：明清时期是三峡森林分布大起大落时期，清中叶以来三峡地区森林遭到历史时期最为严重的一次耗损，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则遭到史无前例的摧残。[50]张浩良对历史时期通江县的森林问题进行全面研讨。他先考察了该县近百年内森林资源的变迁过程，指出人口增长的负面效应，政府决策失误，森林的过度采伐，生产生活用材的压力，森林火灾，林政管理短期行为是导致森林生态变化的直接原因。关于该县对森林资源的保护，指出从保护机制上分析历史上主要以乡规民约的形式出现或以禁碑的形式对森林或生物进行保护。近百年时间内，其形式多样，保护措施主要是以执法惩戒、乡规民约、封育山林、工程造林、园区建设、水土流失治理等。[51]邓绍辉还着文考析了四川省政府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52]
徐海亮探讨了历史时期河南天然森林的变迁规律及变化特征，认为出现了战国至两汉、唐宋、18～19世纪3个开发高潮，天然林自北向南、自东向西缩减，气候转冷和人类破坏是天然林消减乃至消亡的重要原因。[53]周宏伟从宏观角度考察了长江流域森林变迁的历史过程，指出农业开发、矿冶烧煮等人类活动和自然灾异在该地区森林破坏过程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54]卞利根据在徽州调查和收集到27通明清徽州森林保护碑刻资料，结合徽州历史文书和文献，对徽州森林保护碑刻的时空分布、类型划分、基本内容和形式进行分析，指出：明清徽州森保护碑刻在严禁乱砍滥伐森林、维护当地居民生产与生活以及生态平衡方面，在保护和发展以林业为支柱性产业的徽州经济方面，具有其它质地特别是纸质文书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55]肖文评依据《湖寮田山记》，对明末清初粤东大浦山区的山林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进行了考察。[56]冯祖祥、刘德隅分别撰文对湖北、云南森林变迁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57]
(二)其它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
文焕然对历史时期孔雀的地理分布进行考察，指出中国孔雀分布地区的历史变迁，大体可分为长江流域(包括滇东北、四川盆地及长江中游一带)、岭南(粤东、粤中、云开大山及其附近、桂西南、桂东南)、滇西南3个区，且分布范围很快缩小，数量迅速减少。这种变迁是“人与生物圈”变化的反映，其中人类的活动，特别是对孔雀的大量捕杀是变迁中最主要的原因。[58]对学术界认为明清时期中国野生犀牛仅分布在北纬25度以南的滇南、岭南地区之说，蓝勇作了进一步探索，认为元明清时期中国野生犀牛的分布北界应更靠北一些，清初以前在川黔交界的北纬28度～29度之间的贵州绥阳和四川酉阳间仍有生存。[59]动物是中国古代园林体系的组成要素之一，郭风平认为，中国园林动物历经了先秦起源期、秦汉魏晋唐宋繁荣期、元明清衰落期三个大的历史变迁阶段。中国园林自身发展轨迹和森林生态环境变化是中国园林动物变迁的主导因素。[60]
秦岭是中国大陆两大区系古北界和东洋界的分界线，动物种属成份具有明显的过渡性、混杂性和复杂性。李健超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的资料研究表明，在春秋战国以前，秦岭曾经是两大界许多珍稀兽类和凶猛兽类的栖息繁衍的乐园；由于生态环境变化，主要是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使一些热带动物如犀牛、象等逐渐在秦岭周边地带灭绝；然而自秦汉直到清代中叶，由于秦岭仍保持较好的生态环境，许多珍稀动物如大熊猫、金丝猴、鹿以及熊、虎、野猪等仍大量生存；18世纪中叶起，数十万计的移民进入秦岭腹地，使百兽丧失栖息的环境，再加以滥捕滥猎，致使秦岭众多珍稀动物和一些猛兽的分布稀疏，数量减少，以至物种灭绝。[61]王利华对3世纪至9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种群及分布情况进行了考察，此一时期，该地区仍分布有数量众多的梅花鹿、麝、和獐，并尚有少量的麝栖息，与春秋时代以前的情况相比，鹿类的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明显减缩，特别是麝的减少最为显着；但与晚近时代相比，仍称可观。作者认为，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变化，是当地生态环境及其变迁情况的综合反映，与人口密度、生产类型和经济活动强度密切相关。[62]刘正刚依据有关方志资料对自山东起，历经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的惨烈虎患进行考察，作者指出虎患的发生，与当时人口压力的增长、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人们对山地无节制开发而最终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有关，明清虎患反映了当时过分开发土地的无序性。[63]
马强从森林植被的变迁、重要野生动物减少灭绝等方面论述了汉中盆地全新世以来生态资源的重大变迁，认为唐代以来的“畲田”农业开发、频繁的伐木修栈，尤其是明清时期移民进入汉水上游大规模的垦殖活动以及极度缺乏植被的恢复和保护措施是造成汉中盆地生态环境恶化、生态资源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64]张全明撰文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宋代在生物资源保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当时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或在局部地区继续恶化的现象，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65]萧家仪就江苏扬州西部一泥炭剖面采样进行孢粉分析，探讨了扬州西部距今约4500年以来的生态演递与古文化兴衰的关系。[66]林汀水还探析了明清时期，福建省人口激增，植被遭到破坏，进而出现水土流失的恶性现象，其教训值得深思。[67]
四、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
(一)农业与生态环境
王建革从生态学的视角，撰写了一组论文对传统农业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在《人口、生态与我国刀耕火种区的演变》中，作者考察了在人口压力和生态演变的条件下，刀耕火种区在史前、原始农业、传统农业3个时期的演变过程。[68]在《小农与环境——以生态系统的观点透视传统农业生产的历史过程》中，作者系统分析了农业生态系统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结合我国农业生产的历史实际，探讨了小农在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系统之间所处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过程，并进一步揭示了我国传统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生态学背景。[69]在《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作者从人口和生态两方面分析了历史上特别是清末、民国时期封建地租类型和分布特点。[70]
王思明从历史传统的视角，对中美生态农业实践进行比较。作者认为，生态农业实践在美国开展早却步履维艰，而中国起步晚却进展迅速。究其原因，是双方在目标侧重及实施办法上的差异。通过比较，作者进一步指出，中国生态农业是运用生态学原理和系统科学的方法，将现代科技成果与传统农业技术精华相结合而建立起来的具有生态合理性、功能良性循环的一种现代农业体系。[71]
农业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心的重大问题。陶利辉根据晚近考古资料及我国西南原始民族的农业发展情况，认为农业起源于山地，因为山地不仅是人类早期的理想居地，同时也是动物生存和植物生长的最佳环境。[72]张佩琪还具体探究了水稻起源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73]申友良依据长江中下游全新世时期的环境、洞庭湖地区全新时期地貌、彭头山遗址孢粉分析材料，认为彭头山遗址的稻谷遗存是我国八千年以前即已存在稻作农业的标志。[74]萧家仪在参阅国内外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考古遗址的发掘，用植物蛋白石分析法探讨了新石器时代，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古代先民的稻作活动。[75]
历史时期农业开发经营与生态问题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朱宏斌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应切实注意其历史性、区域性以及产生原因的多元性，否则即会夸大或延伸历史时期的生态问题，不仅背离历史研究的本质，而且亦无助于对当前严峻生态问题的正确认识和真正解决。[76]吴滔分析了明清农业生态变化与灾荒发生的恶性循环的关系，并指出，在经济开发中，必须协调好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生态环境才能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农业灾荒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77]桂慕文用历史唯物主义眼光回顾当代大农业的辉煌业绩，同时又用生态经济学观点分析当前的困境和对策。[78]
谢丽以古楼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为背景，对战争胁迫下楼兰古国和塔里木河中、上游地区西汉至唐朝绿洲农业的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建立了“绿洲废弃周期”的理论模型。[79]李令福以关中地区为例分析了历史时期的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还特别强调今后学术界要深入研究、决策部门应该充分考虑在区域开发过程中自然地理环境的反作用。[80]姚兆余从农业开发的技术路径着手，讨论了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开发技术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农业开发对生态环境之所以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与农业开发的技术路径息息相关；大规模移民造成了人地关系的恶化；水资源过量开发，导致水资源减少；生产技术原始落后，只好通过扩大垦殖规模来增加粮食产量，而滥垦土地又造成地表生态系统的失调。[81]萧正洪指出，清代西部地区的特殊环境条件使粗放型的农业技术得到广用。在生产实践中一些人对森林植被的重要性开始有所认识，但自然环境条件的恶化仍然未能避免。[82]孟晋撰文探讨了清代陕西地区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破坏恶性循环之关系。[83]蓝勇用文献和实地考察资料，分析了清代康乾嘉时期四川人口膨胀和不合理的垦殖对清后期四川农业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影响。[84]王建革通过对华北平原农业生态系统的分析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农业生态系统的组成中，家畜饲养业由于人口压力加剧而萎缩；传统农业生态系统常处于氮约束和水约束状态；经济实力不同的农户在人力和畜力投入是不同的。同时作者不认同黄宗智“过密化”的理论。[85]
朱士光对历史时期江汉平原农业区的形成与农业环境的变迁进行考察，有较高的学术价值。[86]吴小平从农业遗存、农业生产工具、以农业为基础的动物饲养、陶器制作和永久性定居村落5个方面对洞庭湖区不同史前考古学文化时期的农业经济概况进行了探讨，寻求出湖区史前农业非持续性的发展轨迹，指明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不同时期环境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87]吴璞以明代以来吴江县农业种植结构因生态环境变化而转变为例，说明“农业时代，农业为其经济核心，经济结构的转变以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为前提，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又是农业生态环境变迁的结果”。[88]张芳根据太湖地区古代圩田的开发速度和规模与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好坏程度，把太湖圩田的开发过程分为春秋战国至唐前期圩田缓慢发展期、唐中后期至五代圩田迅速发展期、宋代圩田体制转型及膨涨发展期、元明清局部地区圩田发展期4个阶段，并指出圩田的修建对太湖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变影响很大。[89]李若文以台湾嘉义地区为例，考察了清代汉人拓垦过程中的环境变迁，指出环境变迁是人力与自然力交叉作用的结果。[90]
(二)畜牧业与生态环境
陶炎对历史时期草原的变迁与牧业的兴衰进行了探讨，历代王朝重农轻牧，并向草原地带大量地移民和屯田，使大片草原转化为农田或遭破坏，而草原畜牧业则由于得不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始终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作者指出，只有对草原加强管理，保持畜草平衡，才能使草原畜牧业协调稳定地发展。[91]王利华对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变动进行分析，发现畜牧业经济比重曾有明显上升，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动与人口密度的升降和游牧民族的内徙直接相关，是农耕和畜牧两种具有不同生态适应性和能量生产效率的经济生产方式不断竞争消长的结果，与所谓“胡化”和“汉化”过程互为表理。[92]王建革依据1940年和1941年，日本张家口经济调查所关于察哈尔和锡林郭勒地区的2份调查报告，对传统草原生态的状况作大致的描述。并通过与1990年草原状况的对比，分析了草原生态的变迁。[93]
吕卓民通过梳理有关资料，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西北地区固有的农牧业生产布局曾经发生过很大变化，即在人为因素的影响下，向以经营畜牧业为主的西北地区，一直不断发生着向农业生产经营区的演变与发展。这一历史发展与演变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至隋唐以畜牧业生产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宋金形成农牧兼重格局的时期；明清则成为农业生产跃居主导地位的时期。[94]学术界有两篇论文对呼伦贝尔草原的生态环境进行探讨。景爱根据考古资料和有关文献记载，认为古代呼伦贝尔草原气候要比现在湿润一些，沙地的覆盖面积也远没有现在这样大，在河流的沿岸有大片的森林与繁盛的牧草。但由于人为因素，自汉代以后，呼伦贝尔草原的生态环境就不断遭到破坏。终于导致了呼伦贝尔草原地理环境的变迁。[95]王建革以20世纪30年代的日文调查资料为主，考察了呼伦贝尔草原冬营地时期的人、畜和草原的关系，并着重分析其游牧生态。[96]
衣保中研讨了清代以来东北草原的开发与生态环境问题。指出清代以来，随着蒙地的开放和草原的开发，草原植被遭到破坏，草原退化、荒漠化和盐渍化日趋严重，付出了极其惨重的生态环境代价，不仅危害了东北地区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97]
(三)其它农业与生态环境
王利华根据文献记载，对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的水环境和渔业生产情况进行考察。作者指出，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总体水环境相当优越，河流汛期长，水流量较大。鱼类水产资源相当丰富，渔业生产较为发达，在当地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98]
蓝勇分析了历史时期三峡农副业和林副业的开发历程，认为汉晋南北朝时期农副业地位相对较高，唐宋以来林副业开发日益重要，明清时期农副业和林副业开发都有较大发展，但由于农垦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山区交通的不畅，并没有因此改变三峡经济状况。作者还指出了发展三峡林副业的新思路。[99]
许怀林和黄志繁分别撰文考察了江西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许对上起新石器晚期，下迄20世纪前期的江西经济与环境关系进行梳理，指出江西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互动变化，是在全国大生态环境变动的推动下演进的，同时有江西的省情区域特征。[100]黄通过生态和生计制约赣南山区商品经济发展的例子说明，山区商品生产无法发展的原因不能用落后封建势力的压制来解释，人口、土地及土地利用方式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才是山区商品生产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101]戴一峰也着文从环境与发展互动关系的角度，对20世纪前半期福建西部农村社会经济进行探讨。[102]
五、区域生态环境史
当前我国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形势严峻，已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学者们也非常重视研究历史时期的生态问题。朱士光认为历史上该地区生态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特征是：生态环境变化主要反映在干旱化、沙漠化与水土流失不断加剧；生态环境发生变化的原因既有气候干旱化的影响，也与人为活动关系密切；生态环境变化在历史时期以秦汉、唐、明清时期最为显着，新中国建立后更为剧烈；生态环境变化影响广泛深远，不仅制约着本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威胁着周边地区，尤其是其东部华北平原与京津地区之生态安全。[103]成崇德从地理环境、人口迁移等方面对清代前期开发西部边疆的得失进行综合研究，为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提供历史借鉴。[104]
徐日辉通过对距今5000—8000年以前新石器时期渭水上游地区环境的研究，揭示出该地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渐变过程，为我们今天加强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借鉴。[105]杜海斌以汉、唐宋、近代为基点，回顾了居延地区2000年间的生态环境演变，认为人类的过度开发是造成居延绿洲和文明逐渐消失、衰败的根本原因。以历史的实证，敲响保护生态环境的警钟。[106]
梁中效考察了历史时期秦巴山区自然环境变迁过程，认为该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可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时代4个阶段，唐代以前对环境破坏是局部的，宋代以后对环境破坏是全局性的，晚清以来的机器时代环境更加恶化；秦巴山区是关陇、成渝、江汉平原和中原大地四个经济核心区之间最大的绿色宝库和最重要的生态屏障，一旦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将会给这四大经济区造成巨大影响。[107]王广智以考古资料为主，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对晋陕蒙接壤区生态环境进行探讨，并提出防治生态环境变劣的对策。[108]
黄土高原地区是我国当前生态环境最为恶劣的一个区域，学术界也对历史上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研讨。朱士光强调要加强人类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变化历程与规律的研究，而且要紧密结合人为活动之影响开展综合性研究。作者还考察了这一地区人类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变迁历程及演化特点，并提出了具体的推进这一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109]肖兴媛通过对黄土高原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现况及存在问题的分析，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方面分析了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并针对生态环境重建及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了生态重建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还就生态环境重建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总结。[110]王乃昂也撰文对历史时期甘肃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进行研究。[111]
甘肃省生态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为沙漠化威胁有增无减、水土流失严重、水资源和水生态环境形势严峻、森林和草原植被破坏有禁不止、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频繁。李并成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对于在西部大开发中甘肃省生态环境重建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关战略问题，提出了11个方面的思路和建议。[112]宁夏平原是我国黄土高原上游的着名古老灌区，当今地球上半荒漠地带的一块成功的灌溉绿洲。汪一鸣考察了宁夏平原由原始的草原生态系统改造为农业生态系统的历史过程，分析宁夏引黄灌区开发成功的历史经验，探讨丁宁夏平原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以及改善途径。[113]钞晓鸿利用新近出版的《陕西金石文献汇集》，对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的环境保护及其前因后果进行探讨。[114]张浩良采用参与式的调查方法，对四川通江县的生态环境变迁及保护等问题进行了考察。[115]张同乐就20世纪60—70年代河北省的环境保护问题进行梳理和探讨。[116]
杭嘉湖平原是浙江省最大的平原，徐建春对距今11万年至良渚文化后期该平原生态演递与古文化兴衰的关系进行讨论，作者指出，在该地区生态环境中的生物群落处于顶极时期，人类文化发展则处于鼎盛时期，否则，则相反。[117]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可喜成绩。我们在面对这些成就时，也应该看到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如生态环境史研究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历程，但至今尚未建立起与该学科发展相适应的、科学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大有见树不见林之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生态环境史研究向纵深方向的发展；又如，生态环境史研究方法还较单一。我们知道，生态环境史，就其性质来说，“应属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131]这就决定了生态环境史研究既需要社会科学的方法，又需要自然科学的手段。而在目前的研究中，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则偏重于利用气候学、地理学、生物学、水文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生态环境史；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往往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研究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不能不说是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的一大缺陷。值得欣喜的是，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上述问题，并从各个侧面提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相信，伴随着社会的进步，新问题的出现，新史料的发掘，新方法的运用，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会不断地走向深入，大批新的成果也会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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