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之二）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抗日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之二）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之二）

在当时的政坛上，与李鸿章同为朝野瞩目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翁同和。1994年5月，“甲午战争与翁同和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常熟市举行，会后编辑出版了《甲午战争与翁同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一书，共收论文29篇。与会学者对翁同和的评价基本上是肯定的，认为他作为帝党领袖，在甲午战争中主战，而且赞成迁都，倾向于与敌久持，并不错。“说主战误国实属本末颠倒，甲午战败原因不在主战，而在战而不力，决策者没有把战争打到底的决心”（该书第319页）。争论的问题主要有二：第一，如何看翁同和的操守？一种意见肯定了“翁同和为官四十多年操守廉洁的品质”；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他在与外国人洽谈借款过程中有受贿的嫌疑。事实上，至今仍查不到翁氏受贿的确证。相反，从俄国档案记载可知，翁氏与外国人打交道时是很警惕的。如称：“户部尚书翁同和拒绝秘密会面，他怕引起怀疑，因为他与外国人根本没有私人来往。”（注：《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206页。）第二，翁同和开缺的原因是什么？对此，意见极其纷纭，也提出不少新见。一种意见认为，翁氏罢官是出自慈禧的决定，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则是刚毅。有论者强调这是后党破坏维新变法的重大步骤。另一种意见认为，翁同和开缺的原因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翁氏与光绪之间的裂痕形成冲突，而御史参劾翁氏与张荫桓朋谋纳贿，使光绪态度明显变化。有的学者提出，翁同和开缺与康有为有关，康氏想取而代之，充当太傅。也有的学者认为，翁氏罢官，本人似有求去之意（该书第320页）。看来，对此问题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1991年9月在福州市举行的“甲午战争中之方伯谦问题学术研讨会”，亦颇为学术界注意。会后编辑出版了《中国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知识出版社，1993）一书，共收论文31篇。方伯谦之被军前正法，究竟是否冤案，一百年来聚讼不断。方氏死后不久，就有署名冤海述闻客者，撰有《冤海述闻》一书，为方氏辨冤，发出鸣冤之第一声。以后为方氏翻案者，多以该书为主要依据。到80年代，卢毓英《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稿本公布，又成为翻案论者的另一重要依据。于是，对方伯谦评价问题的争论形成高潮。福州的研讨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据会议综述，绝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方伯谦被杀是“历史上的一桩冤案，应该为之剖白辨冤”，并且“一致认为，方伯谦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海军人才之一，是具有爱国心的海军将领”。在会议的“致辞”中，有些话说得十分肯定：“大量中外史料证实方伯谦是中国近代海军杰出的人才，在捍卫祖国抗击外侮的甲午海战中，是英勇善战的指战员，绝非逃兵，他蒙冤被害是清政府腐败没落所致。国内外的观点已基本取得一致，这也是学术研讨上的一大新闻。”还有的论者评价更高：“方伯谦不仅在战略思想上是伟大的，高出中日双方的战争指导者，令人难望他的项背。”事实上，会议上也还有另一种声音。如称：“（方氏）未经允准而‘擅离部位’，中途退避，是违犯军纪军令的，‘仍当治以应得之罪’。”有论者针对翻案论指称：“如果没有可靠的史料证实其非，仅靠推论也同样无法得出‘方伯谦被冤杀’的结论。”（注：《中日甲午海战中方伯谦问题研讨集》，626、631、579、606、43、74页。）可见，与会者在根本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对立的观点，并不像“致辞”和“综述”说得那样轻松：“观点已基本取得一致”，“不少问题已经取得共识”。故有论者撰文称：“学术讨论应该贯彻‘百家争鸣’的精神，让各方都能够充分发表见解，不必、也没有必要匆忙做出结论。参加讨论者谁也没有资格自己宣布自己是胜利的一方。”（注：柯平、海莹：《也谈为方伯谦翻案问题》，《齐鲁学刊》1999年1期。）笔者认为，就目前情况看，双方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其一，《冤海述闻》、《卢氏甲午前后杂记》两书在关键问题上的记述有多大程度是可信的？其二，方伯谦在黄海海战中是否首先驶逃？如果这两个问题弄清楚，对方氏的评价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所以，这场争论估计还会时断时续地进行下去。
学术活动如此之活跃，给甲午战争研究增添了活力，从而将研究工作大大地推向前进。据粗略统计，在这个阶段中，已发表的有关甲午战争的论文为1000篇左右。据笔者涉猎所及，出版有关甲午战争的着作主要有：韩俊英等编着《甲午战争研究备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1997），戴逸、杨东梁、华立着《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石泉着《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三联书店，1997），王如绘着《近代中日关系与朝鲜问题》（人民出版社，1999），孙克复着《甲午中日战争外交史》（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杨惠萍、穆景元、郑学元编着《从甲午战争至甲辰战争》（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关捷着《甲午风云与近代中国》（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戚其章着《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北洋舰队》（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中日甲午战争史论丛》（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甲午战争史》（人民出版社，1990）、《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孙克复、关捷着《甲午中日海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甲午中日陆战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主编《甲午中日战争人物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孙洁池等主编《甲午英烈》（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郭铁椿着《甲午大连之战》（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杨念群主编《甲午百年祭：多元视野下的中日战争》（知识出版社，1995），辽宁鞍山市政协文史委编印《中日甲午陆战辽海战事纪》(1997)，陈伟芳着《台湾乙未战纪》（广西人民出版社，1981）等。从近代军事史方面研究的着作有：张玉田、陈崇桥等编着《中国近代军事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张墨、程嘉禾着《中国近代海军史略》（海军出版社，1989），吴杰章、苏小东、程志发主编《中国近代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胡立人、王振华主编《中国近代海军史》（大连出版社，1990），姜鸣着《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1），海军司令部《近代中国海军》编辑部编着《近代中国海军》（海潮出版社，1994），戚其章着《晚清海军兴衰史》（人民出版社，1998），鲍中行着《中国海防的反思——近代帝国主义从海上入侵史》（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朱来常着《淮军始末》（黄山书社，1984），樊百川着《淮军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等。有关人物研究的着作有：孙孝恩着《光绪评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895），徐彻着《慈禧大传》（辽沈书社，1994），谢俊美着《翁同和传》（中华书局，1994），苑书义着《李鸿章评传》（人民出版社，1991），董守义着《李鸿章》（哈尔滨出版社，1996），刘成功着《李鸿章与甲午战争》（大连出版社，1994），成晓军着《李鸿章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马昌华主编《淮系人物列传——李鸿章家族成员、武职》、《淮系人物列传——文职、北洋海军、洋员》（黄山书社，1995），安徽肥西县政协文史委编《肥西淮军人物》（黄山书社，1992），冯天瑜着《张之洞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马东玉着《张之洞大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刘敬坤着《丁汝昌》（新蕾出版社，1993），萨本仁着《萨镇冰传》（海潮出版社，1994），廉成灿等主编《民族英雄左宝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山东威海市政协文史委编《邓世昌》(1990)，杨万秀、吴志轩着《刘永福评传》（河南教育出版社，1985），徐博东、黄志平着《丘逢甲传》（时事出版社，1996）等。其他有关着作亦甚多，如王晓秋着《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王振坤、张颖着《日特祸华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谋略谍报活动史实》1卷（群众出版社，1988），李生辉、刘镇传《甲午战争诗歌选注》（大连出版社，1994），关捷、刘志超编着《沉沦与抗争——甲午中日战争》图片集（文物出版社，1991），曲传林等编《旅顺万忠墓》（文物出版社，1986），柯平编《威海甲午战争遗址》（文物出版社，1991）等，难以一一列举。
在此期间或稍早，台湾也出版了一批有关甲午战争的着作。主要有：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主编《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11编《中日甲午战争》（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王家俭着《中国近代海军史论丛》（文史哲出版社，1984）、《李鸿章与北洋海军》（近期即将出版），王尔敏着《淮军志》（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7），林子候着《甲午战争前之中日韩关系(1882-1894)》（玉山书局，1990），池运在着《袁世凯与中日甲午战争》（台北政治大学外交研究所，1977），林明德着《袁世凯与朝鲜》（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李国祁着《张之洞的外交政策》（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李守孔着《李鸿章传》（学生书局，1977），雷禄庆着《李鸿章新传》（文海书局，1983），梁中英着《李鸿章对日外交政策之研究》（台北，1970），郑天杰、赵梅卿着《中日甲午海战与李鸿章》（文化事业中心，1979）等。
此外，还翻译了部分国外出版的有关着作。如藤村道生着、米庆余译《日清战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A.Gerand)着、袁传璋、郑永慧译《使华记》（商务印书馆，1989），英国学者杨国伦(Leonard Kenneth Young)着、刘存宽、张俊义译《英国对华政策(1895-190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迪肯(Richard Deacon)着、姜文灏、赵之援译《日谍秘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美国学者罗林森(John L.Rowlinson)着、苏小东、于世敬译《中国发展海军的奋斗(1839-1895)》（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1993），刘广京、朱昌ｌéｎｇ＠(12)编、陈绛译《李鸿章评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等。
有关甲午战争史料的挖掘、整理和出版工作，成绩也斐然可观，规模空前。就私人文集来说，苑书义主编的12卷本《张之洞全集》已经出版（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顾廷龙、叶亚廉主编《李鸿章全集》电稿部分已出版3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987）；安徽正大力重编2000万字的《李鸿章全集》，不久当可问世。已经出版的还有：戚俊杰、王记华编校《丁汝昌集》（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河北省政协文史委、张家口市政协文史委合编《民族英雄邓世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9），戚其章辑校《李秉衡集》（齐鲁书社，1993），汪叔子编《文廷式集》（中华书局，1993），丘晨波主编《丘逢甲文集》（花城出版社，1994）等。至于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以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甲午中日战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982），张侠、杨志本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两种较为重要。盛宣怀时任津海关道，是李鸿章办理外交和军务的主要助手，其档案所记内容十分丰富，且多系李鸿章文集中所未载，故此编为研究者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料书。《清末海军史料》搜罗广泛，内容涉及海军建设、舰船购造、海防思想与防务设施、海战纪略等，可大大省却研究者翻检之劳。
这里，还需要介绍一下作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之一的《中日战争》的编辑出版。此书的缘起是，80年代初，美国着名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Fairbank)向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李一氓建议，认为中国50年代编辑出版的大型资料丛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贡献很大，仅在美国就培养了200名历史学博士，但后来新资料不断发现，《丛刊》已经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了，应该组织编辑出版《丛刊》的续编。李一氓很重视费正清的建议，立即着手制订实施计划。这套《中日战争》续编就是其中之一种，当时委托笔者担任主编。全书共12册，近600万字，已全部出齐（中华书局，1989-1996）。“续编”主要收原先《中日战争》7册中未曾编入的重要资料。其中，除选自清宫的ｚｈū＠(13)批奏折、电报档、谕旨汇编、军机处录副奏折、上谕档、洋务档及总理衙门档以外，还有盛京将军衙门档、吉林将军衙门档、黑龙江将军衙门档、山东巡抚衙门档、江苏巡抚衙门档等，都是首次整理公布。其他中文资料，如《张謇致翁同和密信》、《吴大ｃｈéｎｇ＠(14)文札》、《甲午威海倭警电报》、《龟蔽褊言》、《慎宜轩日记》等，也皆系过去从未披露过的。这样，有关甲午战争的重要中文官私档案文书，可以说基本上都搜罗入编了。译自外文的资料，约占全书近一半的篇幅，以官方档案为主，兼及私人文书及其他资料。如日文资料，除收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第27、28两卷、伊藤博文《机密日清战争》、杉村ｊùｎ＠(15)《二十七八年在韩苦心录》外，还收了《宗方小太郎日记》、《向野坚一回忆录》及其《从军日记》等；英文资料，除收《英国外交文件(1894-1895)》、《欧格讷外交报告》外，还收了科士达(John W.Foster)的日记及其在马关议和期间写给夫人玛丽的信件等。其中，有些资料在其国内也尚未公开发表，甚至还没有发现。
五 正在争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
在甲午战争研究中，许多问题都是有争论的。发生争论的问题涉及各个方面，笔者及其他学者曾多次做过介绍或评述（注：见拙作《三十年来甲午战争史研究概况及争论问题》，《南京大学学报》1982年3期；《建国以来中日甲午战争研究述评》，《近代史研究》1984年4期；《中日甲午战争研究四十年》，《历史教学》1991年2期；《甲午战争研究一百年的回顾》，《历史教学》1994年7期；《甲午战争研究中的争论热点》，《人民日报》1999年4月24日。又见韩俊英等编着《甲午战争研究备要》，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这里一般不再重复，兹就目前正在争论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略作评述。
（一）甲午战争的起因问题。长期以来，中外学者对此有着各种不同的说法。归纳起来，主要有3种见解：第一，经济目的说。认为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是为了确保国外原料基地和市场，进行原始积累而掠夺殖民地。第二，偶发说。如战争是因朝鲜东学党起义而引起、战争是由于日本国内发生政治危机而不得不把内部之争转向对外侵略、战争的爆发是由于阴差阳错的偶然性原因促成等说，皆属于此类。第三，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是其既定国策，发动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侵略行动。经济目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此说并未抓住问题的根本，不能说是日本发动甲午侵华战争的主要原因，这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最近几年，偶发说在日本开战盛行起来，否认日本早就准备侵略朝鲜和中国的大陆政策。如高桥秀直为日本出兵朝鲜辩解说：“日本政府不是有意识要开战才出兵的，当时掌握日本政府主导权的伊藤博文……是试图保持和清国的协调的”，后来“伊藤对朝政策的变化，在于日本的内政”（注：〔日〕高桥秀直：《走向日清战争的道路》，东京创元社，1995年，514页。）。大泽博明也认为：“甲申事变以后，日本政府在外交、军事上对朝政策不是指向对清战争的，‘六·二出兵’（1894年6月2日日本政府做出出兵朝鲜的决定）以及日清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案也不是要对清国进行‘挑衅’，实现日清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才是‘六·二出兵’的真正意图。”（注：〔日〕大泽博明：《日清共同改革朝鲜论和日清开战》，《熊本法学》73号，1993年。）其他类似的说法尚多，不必赘述。偶发说主张者的一个通病，就是醉心于对历史现象的主观分析，可以完全不顾最基本的客观历史事实。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开始推行“武国”方针，以对外侵略扩张为基本国策。进入70年代，日本国内大倡“征韩论”。所谓“征韩论”，其实质就是侵略大陆论。80年代后，日本政府举全力进行大陆作战的准备。山县有朋内阁一成立，便提出“保卫利益线”，成为尔后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理论”根据。到1893年，明治天皇批准《战时大本营条例》，标志着日本已完成入侵大陆的战争准备。斋藤圣二曾对甲午战争中最先入朝的日本第五师团长野津道贯中将的有关文书资料进行深入研究，得出结论说，日本派兵入朝的目的，表面上是“保护日本人及公使馆”，而背后的目的是“与清国争夺霸权”（注：〔日〕斋藤圣二：《关于陆军对日清战争的准备》，《创造》24号，1995年。），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什么“试图保持和清国的协调”，“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真实意图”。实际上，早在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就已经制订了多份陆海军对华作战的具体方案。先前发现并已披露的参谋本部陆军部局长小川又次陆军大佐的《清国征讨方案》，即提出：“于此时，我国断然先发制人。”（注：〔日〕小川又次：《清国征讨方略》，《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1期。）几年前，中ｚｈǒｎｇ＠①明教授从福岛县立图书馆“佐藤文库”中又发现参谋本部海军部于1887年制订的6份对华作战的构想方案，并对其中之一的樱井规矩之左右海军少佐《征清方策》进行个案研究，从而得出结论：“从日清战争的实际作战过程也能看出，樱井的《征清方案》绝不仅仅是凭空描绘的作战构想，在以后，它被具体化并运用于日清战争的实战之中。”（注：〔日〕中ｚｈǒｎｇ＠①明：《日清战争前的日本对清战争准备》，《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2期。）由此不难看出，日本之挑起甲午战争，实是实施其蓄谋已久的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一个必然步骤，决不是一次偶然的事件。
（二）甲午战争的性质问题。对此，中国学者认为，日本发动的这场侵略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中国抗击侵略者的战争是正义的战争。看来只是作原则上的界定，或者说只对这次战争的普遍的性质进行确定，而未对其特殊的性质进行研究。正由于此，也就不存在什么异议。从日本方面看，争论却相当激烈。大致说来，有以下几种见解：第一，义战说。当甲午战争爆发之初，义战说在日本甚嚣尘上。如声言日本此次是为了“长义地保证朝鲜的独立”，是“为了世界的文明进步，排除其障碍”（注：见〔日〕信夫清三郎《甲午日本外交内幕》，360-361页。），因此“日清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对于我们来说，实际是义战。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伦理上也是无可非议的。”（注：见〔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98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经舆论一律的义战说自然不时兴了，于是又有不同的说法先后提了出来。第二，防卫说。这是近年来流行的说法。如称：当时日本“对北洋水师的壮大感到强烈的威胁，因此基本上是着眼于国土的防卫”，所谓“日本早就准备对大陆采取攻势”的说法是错误的（注：〔日〕桑田悦：《关于日清战争前日本大陆进攻准备说》，《军事史学》119号，1994年。）。或辩解说，日本为对抗清国而扩军，乃是出于对清国海军较日本处于优势而产生的危机感，并非积极地图谋与清国作战，而是准备万一发生不测而进行防卫（注：〔日〕高桥秀直：《走向日清战争的道路》，305-306页。）。就是说，日本由于受到中国的威胁为了防卫才扩军备战，并不是有意识地要发动甲午侵华战争。那么，早在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就制订了陆海军入侵中国大陆的作战方案，又当做何解释？防卫说主张者则避而不谈了。第三，两重性说。两重性说也有两种：一种是说：“日清战争一方面具有国民主义的性质，另方面也带有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另一种则说：“对各帝国主义国家来说，日清战争具有防卫的性质；而对后进国家中国来说，则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注：张忠林：《一些日本学者对甲午战争的若干看法》，《国外社会科学情报》1984年9期。）这两种不同的两重性说，皆貌似全面，但能否成立则值得考虑。能说日本发动的甲午侵华战争具有国民主义性质吗？事实上，最热衷于挑起战争的是日本士族，这种战争狂热也影响到知识分子，但“大多数民众对开战的动机难以理解，因而对战争是漠不关心的”。所以，当时的政治家尾崎行雄即指出：“所谓日清战争的举国一致，也是‘雷同附和’的结果。”（注：〔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97页，序言1页。）硬给这场日本统治集团发动的侵略战争赋以国民主义的性质，显然是没有道理的。至于日本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固然有斗争的一面，但更多的则是利用和勾结，将其说成是“防卫”，只能是有意无意地对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的美化。那么，能否说它具有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呢？对此，意见也不一致。有论者说，它不具有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也有论者说，它带有一定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但是，无论如何必须肯定的一点是，甲午战争为日本“开辟了走向现代帝国主义强盗政策的道路”（注：〔日〕井上清：《日本军国主义》2册，商务印书馆，1985年，130页。）。从这次战争的结局看，“由于发生战争时，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正处于开始形成的特殊时代”，因此“日清战争成为中国被正式分割的起点，也是在亚洲形成帝国主义体制的分水岭”（注：〔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东亚近代史的转折点》，序言2-3页，东京岩波书局，1973年。）。正由于此，笔者认为，尽管当时日本本身的资本主义发展尚未达到帝国主义阶段，但从整个亚洲帝国主义体制的形成过程看，日本正是通过发动甲午侵华战争而跻身于帝国主义列强之列，并成为其中最富于侵略性之一员。在这个意义上说，甲午战争是上个世纪之交帝国主义列强在亚洲所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其排斥在帝国主义战争范畴之外，不承认它具有帝国主义战争的性质，是说不通的。
（三）对“陆奥外交”的评价问题。陆奥宗光作为外务大臣，对于甲午开战负有重大的责任，日本历来对他的评价是很高的。在日本外务省大院里，历届外务大臣中只树立了陆奥的铜像，即足以说明这一点。而在中国的有关着作中，陆奥被描述成一个狡诈成性、善于玩弄外交权术者，这固然不错，却未能进一步探讨“陆奥外交”的实质。什么是“陆奥外交”？意见也并不一致。信夫清三郎认为，“陆奥外交”是要“维护日清两国在朝鲜的势力均衡”，“以和平手段收拾时局”，最后走向开战“不是陆奥外相的意志，而是其他人的意志了”（注：《甲午日本外交内幕》，77、83-84页。）。由于信夫的学术地位和影响，此说在日本影响很大，直到现在仍有相当多的学者持这种看法，而且为官方所接受。1995年，笔者曾在东京参观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陆奥宗光与日清战争特别展示史料”，讲解员先生也津津有味地介绍陆奥的“和平外交”。但是，近年日本又出现一种新的倾向，不再强调“陆奥外交”的和平性质了。现任外交官冈崎久彦出版的2卷本《陆奥宗光》（PHP研究所，1987-1989）一书，大肆赞扬“陆奥外交”是用“冷静、现实”的方式来实现弱肉强食的目的，正是“帝国主义外交”的“艺术”，并且认为现代日本的外交应以“陆奥外交”为榜样（注：〔日〕冈崎久彦：《所谓战略思考是什么》，中央公论社，1983年，90-91页。）。中ｚｈǒｎｇ＠①明批评了上述两种看法，认为所谓“陆奥外交”，是指导“近代日本一边同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美国帝国主义协调，一边对朝鲜、中国进行侵略”。所以，“把‘陆奥外交’仅仅评价为‘帝国主义外交艺术’，这是不愿从历史上接受任何教训的人的主张。”（注：〔日〕中ｚｈǒｎｇ＠①明：《中日甲午战争之开战与“陆奥外交”》，《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312、319页。）中ｚｈǒｎｇ＠①明的批评揭示出“陆奥外交”的实质。在当时英俄对峙的情况下，陆奥一方面运用“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如对俄国打“朝鲜独立”牌，以稳住俄国，而对英国则打“俄国”牌，以俄国势力的东进和南下恫吓英国，以将“英国拉到日本一边”（注：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122-132页。），作为自己恃强凌弱的靠山；另一方面，采取各种“狡狯手段”促成中日开战，以实现其蓄谋已久的侵略计划。显而易见，这与“和平外交”是完全背道而驰的。至于冈崎的主张，因提出一种曾催生了一个经济、政治及军事大国化的现代日本的“陆奥外交”新说而格外令人注目（注：《甲午战争与近代中国和世界》，312页。）。看来，冈崎的说法并非一时心血来潮，其主张亦非无所依凭。今天人们从在日本国内外引起广泛争论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中，不是依然可以看到“陆奥外交”的影子吗？
（四）旅顺大屠杀的历史真相问题。1894年11月21日日军攻占旅顺后，连续4天滥杀无辜平民，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旅顺大屠杀惨案。当时在旅顺有许多外国人，其中有美国驻日本武官欧伯连(M.J.O'brien)、俄国驻中国及日本武官窝嘉克(Wogack)、美国海军军官康纳(George W.Conner)、英国船员艾伦(James Allan)及《纽约世界报》记者克利尔曼(James Creelman)、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科温(Thomas Cowen)等一批西方新闻记者，他们或写报告和回忆录，或发表通讯，都记述日军在旅顺进行了有组织的杀戮（注：参阅拙作《旅顺大屠杀真相考》，《东岳论丛》1985年6期；关捷：《日军旅顺屠杀研究》，《第二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95年。）。不仅如此，日本一些参战士兵和随军记者的日记也有类似的记述。如向野坚一《从军日记》、《小野六藏日记》及龟井兹明《甲午战争亲历记》等即是。尽管铁证如山，日本明治政府当局却矢口抵赖。伊藤博文下达指示：“承认错误危险甚多，而且不是好办法，只有完全置之不理，专采取辩护手段。”（注：〔日〕藤村道生：《日清战争》，119页。）陆奥宗光也认为：“关于这个事件的真假，或者即使是事实，其程度又如何，这里都没有追究的必要。”（注：〔日〕陆奥宗光：《蹇蹇录》，伊含石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63页。）于是，他一面向其驻外公使发出训令，以统一口径，一面炮制了一份《关于旅顺口事件的辩解书》，声称西方记者的报导“是大加夸张渲染以耸人听闻的”，“在旅顺被杀的人大部分被证实是变装的兵士”（注：拙着《甲午战争史》，241-242页。）。由于日本政府采取不承认主义，旅顺大屠杀事件在日本也就逐渐被人们淡忘，后来的有关论着也仅仅简单地提到了这个问题。直到十几年前，日本学者大谷正连续发表《关于旅顺屠杀的研究》（《专修大学法学论文集》45号，1987）、《〈世界报〉和日清战争报导》（《专修大学社会科学年报》23号，1989）两篇论文，标志着日本史学界对旅顺大屠杀事件开始了“正规的研究”。到目前为止，陆奥所说的“关于这个事件的真假”似乎不成问题了，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分歧仍然。争论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第一，日军的杀戮对象都是哪些人？第二，日军在旅顺屠杀了多少人？日本学者秦郁彦认为，由于清兵“脱下军装，换上便衣，潜伏于居民家中，日军于扫荡中难以区分败兵与居民，于是‘凡是壮丁，估计可能是士兵者，都毫不留情地杀了’。”（注：〔日〕秦郁彦：《旅顺虐杀事件》，《日清战争与东亚世界的变化》下册，东京まに书房，1997年，292页。）就是说，日军杀戮的主要是清兵，平民则是在“难以区分”的情况下误杀的。这完全是陆奥的旧调重弹。上面提到的小野六藏就在日记中写道：“看到每家多者十多名少则二三名敌尸，有白发老爷，还有婴儿一起被打死，白发老婆和媳妇手拉手横躺在地，其惨状不可名状。”（注：《小野六藏日记》，1895年。）在被杀者中间，有白发老爷、老婆、婴儿和媳妇，他们也同清兵“难以区分”吗？显然是无法自圆其说的。至于日军屠杀的人数，秦郁彦说：“我估计是2000人以上，中国方面说20000人，这与平时人口10000人相对照，似乎过多了。”（注：《旅顺虐杀事件》，《日清战争与东亚世界的变化》下册，295页。）旅顺“平时人口10000人”的说法肯定是错了。据龟井兹明所记，“市街房屋约2000户”（注：〔日〕龟井兹明：《甲午战争亲历记》，199-200页。），以每户五口计，约合10000人，是指旅顺地区中心的市街人口，而并非整个旅顺的人口。以此来证明日军不可能杀戮20000人，是不能成立的。那么，这“2000人以上”的被害者是什么身分？作者却又含糊其辞，不做明确交代。日本第二军参谋部的报告是这样说的：“敌人在旅顺方面死者约2500人。”（注：〔日〕大谷正：《近代日本的对外宣传》，东京研文出版社，1994年，180页。）如果所说“2000人以上”是指清兵的话，岂不是根本没有误杀平民？如果所说“2000人以上”中有误杀平民的话，这数字又怎么能够体现出来？其自相矛盾如此！对于旅顺被难同胞之人数，时人孙宝田的记述很明确：“除有家人领尸择地安葬者千余外，据扛尸队所记，被焚尸体实有一万八千三百余人。”（注：孙宝田：《旅大文献征存》3卷，《甲午战争旅顺屠杀始末记》（未刊稿）。）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看，这条记载还是难以推翻的。
一百年来的研究实践表明，甲午战争史研究可以成为一门内容丰富的学科，不仅对甲午战争本身的研究是大有潜力可挖的，因为还存在着许多研究的薄弱环节、甚至空白，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和填补，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甲午战争犹如中国近代史之网的纲，抓住了它就必然会带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拓宽和深入。
作者：戚其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