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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晚清商品博览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

当今学术界普遍认为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是一个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因素在内的整体的社会变革系统工程。这里面当然包含有商品流通、商品市场及其意识观念的内容在内。本文将商品博览会置入晚清早期现代化的范围之内进行考察。
关于商品博览会，相对来说，史学界的研究起步较晚。80年代，章开沅对南洋劝业会有所评述（注：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中华书局，1981年。），马敏和王笛亦分别探讨了南洋劝业会的影响及意义（注：马敏：《中国走向世界的新步幅——清末商品赛会活动述评》《近代史研究》第1期，1988年，收入《马敏自选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王笛：《中国近代化的一个里程碑——1910年南洋劝业会述论》，《江淮学刊》1989年第3期。近年来马敏教授对晚清商品赛会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对科技、文化的传播有着重要作用、影响和意义，详见：《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与科技、文化传播》，《历史研究》2004年第3期。）。90年代，朱英在其论着中，专节论述了晚清劝业会举办的原因和作用（注：朱英：《晚清经济政策与改革措施》，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王传瑞则撰文叙述了南洋劝业会的盛况（注：《清末南洋劝业会的产生及影响》，《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第18卷第1期。）。日本学者小岛淑男对华侨参加南洋劝业会的情况曾进行初步探讨（注：［日］小岛淑男：《清朝末期南洋华侨在祖国的企业经营——以爪哇巴城侨商梁炳农为中心》，章开沅、朱英：《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日本学者野泽丰对清末南洋劝业会也有较深研究（注：［日］野泽丰：《辛亥革命与产业问题——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与日、美两国的实业访华》，东京都立大学《人文学报》第154号。）。他们都认为，晚清商品赛会对促使工商业者思想观念的转变、推动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均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近几年笔者通过发掘新材料，从不同角度对1909年的武汉劝业奖进会、1929年的杭州西湖博览会和华侨参与的1910年南洋劝业会，分别进行了初步研究（注：见乔兆红：《华侨与南洋劝业会》，《文史哲》2003年第2期；《1929年的杭州西湖博览会》，《广西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论1909年的武汉劝业奖进会》，《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如何将商品博览会纳入中国早期现代化建设范围之中进行考察，分析商品博览会与早期现代化建设之间的关系，似缺乏专题探讨与系统研究，有须深入之处。因此，本文将商品博览会作为现代化内容之一，将这一新型工商业活动嵌入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运行轨道中，研究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探讨政府与商品赛会、工商业者与商品赛会、商品赛会与中国社会经济建设之间的互动关系等，从中可以看出，清末的商品赛会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观念行为的演进之间基本上处于良性互动的关系。
一、中国创办商品博览会的社会必然性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时期。据统计，1894年以前，中国近代工矿企业总数约200家，资本总额3519.1万元（注：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而在1894-1913年间，新开办的资本在万元以上的企业就有594家，资本额120288万元，分别是前者的2.7倍和3.4倍（注：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657页。）。近代工业的发展为商品赛会的举办提供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新式工业品；这一时期兴起的修筑铁路热潮为商品赛会的展开进行了及时铺垫。1896-1911年间，全国共筑成铁路9002.1公里，平均每年562.3公里。国内重要干线，如京汉、津铺、沪宁、京张等相继通车，铁路运输网络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形成，这为全国范围内的商品流通、汇总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此时商业也有了相当发展，以外贸为例，1890-1894年5年间，中国进出口总值仅为25940万海关两，而1905-1909年5年间就达到73860万海关两，增长了两倍多（注：刘克祥：《清代全史》第10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03页。）。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近代工业革命和技术革新。为进一步提高本国工业水平，增强与外国商品的竞争力，要求打破地域界限，加强各地间商品流通，建立统一完善的国内市场，而这些又为近代商品赛会的举办提供了强大的内在驱动力。
商品赛会之所以在湖北首创，与其所在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优势紧密相关。湖北的自然环境与资源，虽然具备现代经济开发的潜在条件，但只是在张之洞督鄂之后，这一潜在的条件才比较充分地外现。1889年底张之洞由两广调督湖广，即开始推行大规模地早期现代化建设。张之洞在工业、交通、农业、金融、军事、教育等领域的现代化建设方面成绩斐然，其在商业领域的业绩亦颇为突出。前者为商业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其中交通的现代化为商品运销提供了较为便利的工具，工业、农业的发展为商品赛会准备了丰富的展品，也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营销对象与市场。这些是促成湖北地区商业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
武汉居长江沿岸的枢要之地，汉口、汉阳、武昌三者鼎足，“商况之殷盛，亦冠于沿岸之诸港”。海禁未开以前，汉口即为国内四大名镇之一，1861年被辟为通商口岸之后，商业更加繁盛。“汉口为九省通衢，九省之物产，咸集于汉口，来自外洋之货物，亦由汉口而散诸各地”（注：《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0页。）。“光绪20年（1894年）以前，每年贸易不过三千万两左右，自光绪20年以至光绪31年，十年之间，每年贸易额竟达一万万两以上”（注：皮明庥、冯天瑜等编：《武汉近代（辛亥革命前）经济史料》，武汉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印行，第246页。）。其贸易之年额总数，“除上海外，长江沿岸之诸港，无有出汉口之上者”（注：《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286页。）。汉口一跃而成为全国性的原料和农副产品集散地和转运站之一。民族资本商业得以发展，许多专业性市场和商业行业已经形成。汉口地理位置和交通上的优势，以及传统的商业优势，无疑是汉口商业地位得以确立的两大因素。正是这两种优势与清末社会不可遏止的商业需要相结合，为张之洞在湖北推行商品赛会提供了舞台，而商品赛会的举办反过来又促进了这种结合。正因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轨时，湖北地区在使用现代机器以代替手工劳动和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方面比其他地区行动快，领域广，规模大，在短短的十几年内，一跃而成为中国腹地的最大城市和现代化建设的先导。
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武汉地区资产阶级的力量也在逐步壮大。为启发商智，联络商情，1898年，张之洞率先在汉口设立商务局，以“鼓舞联络上游川、陕、河南、云贵、湘、粤等处工商为要义”（注：苑书义主编：《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326-1327页。），成为官方与商人之间的中介桥梁。张之洞通过商务局传达政令，推行政策，也从商务局局董们那里听取商情，议办商事。1899年创办《湖北商务报》，1902年创设商务学堂和商会公所。1907年，汉口成立商务总会。“在商会成立以后，资产阶级方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社团，有了为本阶级利益说话办事的地方”（注：章开沅：《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1页。）。在20世纪初席卷全国各地的立宪运动中，湖北资产阶级走在前列。1909年总督陈夔龙奏称：鄂省上年八月设立谘议局筹备处，并制定了湖北谘议局议事细则。1910年11月12日，武汉同志会、武昌商会等武汉各团体的四千余人上院请愿宣统三年速开国会（注：《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360、380页。）。
中国的资产阶级具备了一定的经济政治实力之后，自然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与经验，以改变中国当时工商业落后的局面。其中，西方的商品博览会就是他们重点学习的内容之一。
对于1909年武汉劝业奖进会的举办，从当时人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其举办的客观必然性。时人认为，我国自通商互市以来，已为世界商战竞争之中心点，“汉口襟铁路而带长江，又为全国交通之中心点。以言乎时势，既如彼其迫切，以言乎地势，又如此其便利。使于此而无准备竞争之策，是自弃也。夫自弃乌可以图存也？此武汉劝业奖进会之所由发生也”（注：《对于武汉劝业奖进会之感言》，《武汉劝业奖进会笔记》（《湖北教育官报》临时增刊之三）宣统二年出版，第151页。）。湖北现代工商实业的发展，振兴商务救亡竞胜的超经济需要与目的，催生出湖北商品赛会的举办。
二、晚清商品博览会的举办
张之洞主持湖北政务不久，就指示江汉关道仿照西欧各国做法，设立劝工劝商公所，陈列湖北土特产品和工业制品供各客商参观选购，对产品质量和工艺进行评价，以推动商品流通和工业生产，研究改进工商管理办法。
1898年，张之洞饬令江汉关道开办汉口商务公所，预备宽敞明洁之屋，将湖北可以观瞻的各类土特产品和人工制品，如大冶之铁，兴国之锰，利川建始之铜，施南之铅，应城巴东之盐，兴国大冶之煤，应城之石膏，通山鹤峰之茶，安陆荆州之棉，武昌各府之麻，襄郧之黄白黑木耳，施南之虎豹狼狐猴牛等皮，以及人工所成的武汉之锦缎绉绸，荆州之锦布，天门江陵河溶之绢，郧阳之蚕缎，当阳之茧绸、汉口之剪绒，沔阳河溶黄州之丝，通城之葛，德安之布，汉口之白铜器皿、兴山之瓷器、沙市之木器、江夏蕲州之竹器，兴国之纸等分别陈列，标明产地和价值运本，劝谕“华洋商民，均得到局纵观”。并专派坐办委员，常川驻局，经理此事。又令各帮大商公举董事数名，禀派入局，协同经理，随时会议。同时广征博引，召集有一定经验阅历的商人，比较物产精粗，评判工艺优劣，考求采制新法，合理配备，切实进行劝勉（注：张继煦编：《张文襄公治鄂记》，第34页，湖北图书馆藏。）。其组织形式，皆仿照外洋劝工场创办，实乃湖北商品陈列所，是中国近代自办赛会之肇始。
为了进行“商战”，进一步兴商业，勉工艺，张之洞计划分设武昌通商场、两湖劝业场和汉口商场等三处西式商场。但由于资金匮乏、技术落后、管理机构臃肿等诸种原因，只有两湖劝业场得以顺利开办。
1902年9月，张之洞札委高松如等一同承办劝业场工程。张之洞说：“照得各国都会地方，多设有劝工场及商品陈列所，聚百货于其中，分行罗列，以类相从，物标定价，听人观览购取。工者价昂而售速，劣者价贬而滞销，彼此相形，自生激励。此外又设立博览赛珍等会所，以劝工商实业者，洵属法良意美。湖北武汉地方，东西据长江上下之冲，南北为铁路交会之所，商货日见辐辏，工业必渐繁兴。凡各国所以劝工劝商者，亟应酌量仿办，以开风气”（注：《张之洞全集》第六册，第4234页。）。于是，张之洞在武昌兰陵街购民房150余栋，兴建两湖劝业场。此劝业场规模宏大，南北长33丈，东西宽约5丈。内分三所，一所陈列湖北各种手工制造品；一所陈列外省、外国各种货物机器；一所陈列两湖地区土产，如五金矿质、煤炭、谷果茶麻竹木药材皮革等，供外省、外国人观览采制。此外，还设南北两场，每场设房79间，场前后摆摊42处，允许商人完租进场营业，“专售国货”，“以广招徕”（注：《张之洞全集》第五册，第3665页。）。后因抵制美货，也不再陈列外货，专门展陈两湖土产及制品，以广销路。两湖劝业场的组织形式、结构布局均仿照外洋商场创办，其目的是招商承租，永久营业。劝业场的展陈物品有限，只将人们日常所需聚于一处，业主各事其事，没有交流和奖赏，在当时没有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它的设立为武汉劝业奖进会的成功举办提供了经验和借鉴。
1909年，张之洞现代化政策的追随者——湖广总督陈夔龙在武昌发起了武汉劝业奖进会，前后45天，开设有天产部、工艺部、美术部、教育部和古物参考部（注：李允俊主编：《晚清经济史事编年》，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100页。），出品共六千多种。同时分设直隶、湖南、上海、宁波四馆及汉阳钢铁厂、枪炮厂、实习工厂等七个特别展览室。特别室共十六所，出品计一千四百多件。武汉劝业奖进会合计全场出品者一千多人，物品八千多种，从而成为中国首次较有声色的大型地方性商品博览会，被称为中国近代商品赛会之嚆矢（注：何国桢、梁启超主编：《国风报》（一），第一年第三号。）。
湖北政府不仅大力劝导、亲自组织商品赛会，还鼓励和支持商民携鄂货走出湖北，冲出国门，面向世界。1910年湖北曾参加北京卫生展览。南洋劝业会举办时，湖北省亦积极参与，一闻会事即组织南洋出品协会。南洋劝业会开办后，湖北劝业道竭力劝导官商绅学军各界组团赴宁观会。谓此次赛会“为中国数千年来之创举，其中品物无美不备，洵足为研究之资以补见闻之不及，故东西洋学者商人均不惮万里跋涉，观斯盛举”。“况自鄂抵宁，交通极为便利，本道曾饬令出品协会于汉口南陂街、南京下关两处设有招待所，循途以往，毫无阻滞，均有宾至如归之乐”。“自示之后，各界如有自备资斧，赴南洋劝业会参观者，务即联络团体，连袂首途为要”（注：《申报》1910年3月11日，8月3日。）。湖北政府不遗余力鼓励鄂民参赛，由此可见一斑。在此次劝业会中，湖北馆展陈物品丰富多彩，最后，汉口商民有4家获一等赤金牌奖，9家获二等镶金银牌奖，荣获三等奖者不下数十（注：《夏口县志》，第192页，第193页。）。同时，湖北政府还热心出洋赴赛。如湖北参加过1903年的大阪劝业博览会。这次送展货物分二类，一为天然品，如各种金石、矿砂、煤炭、丝茧、禾麦、竹木麻茶、药材、皮革等一切有用之材料。二为制造品，如绸缎、布帛、织绣、竹木、陶漆铜锡器皿等一切人工之器货。在1911年的意大利世界博览会上，湖北的14家参展单位有16种产品获奖（注：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湖北省志?经济综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8页。），偏居鄂西的郧阳，其丝织物亦获银牌（注：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湖北省志?工业》（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9页。）。而1915年的巴拿马国际博览会，汉口有20家企业的产品获得了一等金牌奖，获二等银牌奖的有8家。
参与省外、国外赛会，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地域界限，加强了商界联系，为湖北产品走向世界开辟了道路。获奖后的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销量有所增加，推动了湖北工商业和外贸事业发展。
为了进一步激发创造竞争意识，发展工商实业，促进“新政”的全面开展，清帝国商部于1905年颁布《出洋赛会通行简章》，鼓励商人出洋参赛，同时在国内普劝各省，开设商品陈列所。1906年5月，商部为设立劝工场事札文全国各地商会。有些疆吏也竞设工艺局。如1906年10月农工商部开设京师劝工陈列所，分类庋设，比较参观，以期工业之改良而图商业之进步（注：《商务官报》第四册，第17期。）。1906年，盛京将军赵尔巽奏设奉省商品陈列所（注：章开沅、刘望龄等编：《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434页。）。1906年，天津商会在天后宫开办劝工场，举办第一次商品观摩展览（注：纪华：《天津商会谈往》，第569页，《中华文史资料文库》第13卷。）。1906年，广东商会创设劝工陈列所，次年创设商品劝工场（注：《商务官报》第二册。）。从1906-1911年，四川省连续在成都举办了六次商业劝工会（注：见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年，第266-270页。）。1908年，江苏农工商务局创办商品陈列所。1909年，江南商务总局开设江宁商品陈列所（注：《商务官报》第四册。）。1910年9月南洋劝业会在南京成功召开。
1908年12月，清朝两江总督端方上奏朝廷，申请在南京举办南洋第一次劝业会。1909年8月清政府正式批准举办南洋劝业会，任命新任两江总督张人骏为劝业会会长。1910年6月5日，南洋劝业会举行开幕典礼。张人骏致开幕词，声称此次劝业会的目的在于“取通商、惠工、务材、训农诸端，征聚各物荟聚于一时一地，使吾国人参观，互相证知，收集思广益之效”（注：《申报》1910年6月6日。）。此次劝业会展品来源广泛，除有教育、工艺、农业、机械、通运、美术、卫生、武备等8个专业性展馆外，还设有两江、京畿、直隶、东三省、山陕、湖北、湖南、四川、河南、山东、云贵、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等10余所区域性展馆，其中两江展馆规模最大，湖北设有两个展馆。另外设有暨南馆，陈列南洋华侨的展品。同时还设有三个专门馆和三个特别馆。参展的产品种类繁多，共分教育、图书、科学学艺器械、经济、交通、采矿冶金、化学工业等24部，计420类，约100万件。展览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在中国历史上堪称空前。
南洋劝业会受到当时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各地绅商大贾、政学首脑纷纷前来参观，南洋华侨和日本、美国也派来庞大代表团。南洋劝业会前后开展6个月，于1910年11月29日闭幕，参观人数达20万。评奖结果为一等品66个，二等品214个，四等品1218个，五等品3345个，共计5269个。在展览期间定购的商品开始交易，成交额约数千万元。另外，由于经营不善，劝业会造成了几十万元的亏空。官商经多方努力，得到了南洋华侨张煜南的慷慨赞助，这项亏空才得以填平（注：详见乔兆红：《华侨与南洋劝业会》，《文史哲》2003年第2期。）。
南洋劝业会是中国晚清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商品博览会，开展较为成功，它集中体现了中国近代文明所达到的水准，促进了农工商业的发展，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三、商品博览会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举办商品博览会，从事工商展览，是西方促进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方法。湖北仿效设置，在武汉地区，前后共设七个之多，对工商业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注：苏云峰：《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　湖北省，1860-1916》，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7年，第398页。）。之后，天津、成都、广州、大连、南京等地纷纷设立商品陈列所，举办商品赛会。其中的武汉劝业奖进会被称为中国近代最有声色的地方性商品赛会，而1910年的南洋劝业会则被称为晚滑规模最大的全国性商品赛会。这些商品博览会不仅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引发了积极的社会效应，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
第一，张之洞在湖北首创的商品赛会是20世纪初中国内陆经济发展水平的一次集中展示，在此推动下，武汉和湖北城乡工业得到发展，促进了长江流域的经济建设。赛会初启，清政府参加国际博览会时，展品多是瓷器、丝绸、茶叶、景泰蓝等传统产品，新式工业品极少。甚至在1904年中国参加圣路易斯国际博览会时，展出的物品中竟有小脚妇人的泥塑、鸦片烟具、枷号、杀人鬼头刀等不堪入目之物，严重败坏了中华民族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湖北商品赛会尤其是武汉劝业奖进会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它专门开设了工艺部及直隶、湖南、上海、宁波四馆及汉阳钢铁厂、枪炮厂、实习工厂等七个特别展览室，集中展出了当时中国较先进的工业产品。如鼎兴公司所制无线电机、洪顺和周鼎孚分别制成的轧花机、秦义和所造钢制器械、华宝所制织布机、余大兴所制碾米机、周恒顺所制汲水机等，均足见中国机械学之起步，工业化程度虽然不高，但表明中国近代已开始了由手工业、家庭工业逐渐向工厂机械工业的发展。
不仅如此，20世纪初清末的商品赛会活动对中国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也不可低估。一方面，它促成了农业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在举办商品赛会的城市如汉口、南京、天津等周边，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都有所增长，农民参与市场交易日趋普遍，城乡交流逐渐密切。另一方面，商品赛会展陈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提高了现代工业产品的影响力度，扩展了商品市场，鼓舞了工商阶层，工商地位得到改善和提高，商界主体意识进一步觉醒，吸引了更多的力量投入现代工商业，从而成为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强有力的助推剂。正因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近十年间，中国商务发展迅速。举汉口为例。据汉关贸易册报告，1902年汉口进出货物共值一亿零三十二万一千两，1910年增进至一亿五千二百十九万九千两，其增进之速，实为欧美所不及（注：《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284页。）。汉口商民营业种类繁多，故有三百六十行之称，各种生业无所不备，且已形成油、米、柴炭、棉花和杂粮等五个专业性市场，商业组织从业务上划分计有茶叶、棉花、粮食等130多个，商店总户数约在7000户以上。“汉口为交通中心，其地理上之情势有类似于芝加哥者。非仅以商业地见知于世，盖将为工业地之好希望焉”（注：《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291页。）。1911年前，武汉民族资本家开办的工厂有41家，工人计8000左右。其中有资本记载可查的由31家，资本总额为10465980元。又如处于长江中游的重要省份湖南，据海关统计，1904年全省输入输出贸易总值约为四百五十一万关平两，1911年则达一千八百六十四万关平两，七年增加了大约四倍（注：关平两系海关计算单位，长沙、岳阳海关所用之平，每千两合省平银1088.8两。此处所称全省辖入输出贸易总值，即长沙、岳阳两关进出口贸易总值。晚清民国时期，湖南海关所称进出口，系指进出湖南之口，与建国后的进出口系指国境而言不同。参见湖南省商业厅：《湖南省商业专志：1840-1985》，长沙，1985年，第3页。）。
第二，商品赛会拓宽了商品销路，推动了长江流域乃至全国较大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对中国工艺水平的提高有着积极作用。商品赛会为各地商品提供了一个比较与竞争的舞台，大大提高了产品知名度，拓宽了其销路，缓解了各种产品的积压，促进了全国大范围内的商品流通。
通过举办商品赛会，各地优良产品聚集一堂，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生产经验和技术的切磋交流，同时提高了产品知名度，刺激了商品流通。商品赛会均把研究缺点，促进改良作为宗旨。在武汉劝业奖进会开办期间，总会坐办召开了特别研究会，敬请各界研究该会缺点，力求将来改良之进步。在南洋劝业会举办期间，以张謇为首的沪宁实业界人士发起成立了南洋劝业会研究会。该会在成立后的两个月内，对劝业会开设的农业、卫生、教育、工艺、武备、机械、通运、美术八个馆的展品进行考察，并就各项专厂提出研究成果，最后由劝业会汇集，专门出版了《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进行介绍。如报告书对湖北地区的参赛展品给予了较高评价，并指出了今后应改进之处。报告书认为湖北的水泥“质品细腻，劲力强大”，“且承造水泥桥梁高塔电杆铁迈枕木等品，脍炙人口”（注：南洋劝业会研究会编：《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上海中国图书公司，民国二年，第150-151页。）；湖北红砖之品质亦颇为坚固而合于寻常营造之用；工艺品之中的荷叶灯罩等物美质坚，适于日用，等等。但湖北所陈铜矿石虽然矿质极佳，“惟未见有炼出之质，以至中国所用紫铜皆仰给于英日”（注：南洋劝业会研究会编：《南洋劝业会研究会报告书》，上海中国图书公司，民国二年，第146页。），盼望我国实业家多留心于此。另外，对各地手工工艺、教育工艺、美术工艺、机械工艺等都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究，提出了今后的改进方法。这些都有利于以后中国工艺水平技术的提高。这一点可以从1910年前后中国参加国际博览会的获奖情况加以证实。在武汉劝业奖进会、南洋劝业会举办前，中国参加国际博览会一直难得有展品获奖。1910年以后，由于工艺水平的提高，中国参加国际博览会屡有展品获奖，在1911年意大利都朗国际博览会上，中国获奖展品达256种，其中，卓绝奖4个，超等奖58个，优秀奖78个；1915年巴拿马国际博览会上，中国更是一举夺得奖牌1121块，居各参赛国之首。
第三，商品赛会促使了社会集团相互渗透，社会凝聚力加强。在商品赛会和其他经济活动中，大批官吏、绅士、地主等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涌入经济领域；反之，作为其对立面的工商阶层为了获得封建国家政治权力对经济活动的荫庇和支持，也通过各种手段加强与政治势力的联系。因此，两大社会集团和力量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渗透和融合，形成一个新型的社会政治集团绅商。“这些人出于公私两方面的原因，已成为致力于经济现代化的富有革新精神的企业主”（注：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483页。）。他们思想意识觉醒，舆论宣传上呼应，具备世界眼光和推进现代化发展的素质。同时，由于新型绅商阶层特殊的经济、政治地位，他们成为政府与下层社会联系的重要桥梁。通过商品赛会，绅商扮演的这一角色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商品赛会作为一个有计划的组织系统，成为全民动员的最佳场所。从宣传组织到举办结束，这一过程亦即实现社会动员的过程。在此过程中，通过政府的大力扶持，绅商的踊跃投入、领导以及商民的热心参与，社会力量得以团聚。
第四，商品赛会加深了民众对现代工商业的了解，开通了社会风气，一定程度地促使了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的转变。在20世纪前的中国，由于长期受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社会上普遍存在着歧视工商业的观念，这是近代工商业发展的一个巨大障碍。因此，中国举办商品赛会的一个主要任务即在于“引起国民注意实业”（注：《东方杂志?奏牍》第7年第7期。）。晚清中国的商品赛会充分发挥了这种作用。通过对商品赛会的宣传和筹备，重商观念得以深入人心。在商品赛会的活动中，人们目睹了陈列中的先进设备和优良产品，眼界大开，促使了人们加深对工商业的了解，知识水平得以提高，所谓“一日观会，胜于十年就学”（注：《东方杂志?奏牍》第8年第4期。）。在武汉劝业奖进会和南洋劝业会中，地方政府均利用投入资金、减免税厘等优惠政策，扶持诱导商品赛会，以实际行动显示了对工商业的重视，由此亦吸引了广大民众从商的兴趣和热情。商品赛会对获奖产品进行大力褒奖，不仅使生产者和出品者本人深感自豪，而且也令普通民众羡慕不已，工商业者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因此大为改观。民众观念“经此一番考较，皆翻然改进，致力于实业一门，一扫以前高古、典雅之习”（注：《申报》1910年11月2日。）。民智的开通，对中国经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推动力量。
总之，商品赛会提供了传统与近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理念碰撞融合的最直观场所。各种货物云集一处，商品本来就是文化的载体，对不同物品的比较考求，一定意义上说即是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观念的深层次冲撞与交流。在此过程中，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念得以整合，通过有意或无意潜移默化地影响与感染，落后文化和陈旧观念逐渐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熏陶和洗礼而相应发生转变。
可见，商品赛会对晚清中国的经济、政治乃至文化思想观念的现代化均产生了较大的积极影响。但是，商品博览会毕竟是工业革命和商品经济相当发展的产物，它要求举办国有发达的工农业和开放的商品市场。反观20世纪初的中国，这些条件均不具备，经济上的封闭匮乏，社会风气的闭塞保守，都制约着中国商品赛会积极作用的发挥。从其规模上看，1909年的武汉劝业奖进会是湖北商品赛会中最成功的一次，在当时国内堪称最大的一次地方性商品赛会，但与外国商品博览会相比，差距悬殊。以参观人数为例，武汉劝业奖进会20万人，平均每天4000多人。而在国外，不要说欧美各国，就连日本1903年举办的国内博览会，每天参观人数高达34000人，武汉劝业会无法与之相比。即使中国近代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博览会——南洋劝业会，也根本不能与之相提并论，南洋劝业会参观人数为20万人，平均每天仅1000人左右。而且，当时参观者的素质也成问题。武汉劝业会中，人们“专以繁华娱目，罕有考究实业者”，“逐日观览者，多趋彩色斑斓之处，而罕留心工艺良窳”（注：张廷海：《奏办武汉劝业奖进会一览》，上海经武公司发行，宣统元年十二月，第253页。）。在南洋劝业会中，许多“巨商大贾结伴而来，无非快游览，夸富豪，真能研究农业工艺者百不获一”（注：《东方杂志?奏牍》第7年第7期。）。加上次年辛亥革命爆发，政府垮台，随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武汉劝业奖进会拟订“宣统四年，开两湖博览之会”（注：张廷海：《奏办武汉劝业奖进会一览》，第174页。）的计划成为泡影，南洋劝业会亦未能续办。所以，由于主客观等多种方面的原因，20世纪初中国的商品博览会并未达到预期目的。
虽然晚清的商品赛会难免缺陷与不足，但对于一个正蹒跚踯躅于现代化之路的古老封建帝国来说，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赛会的举办既是晚清社会经济初步转型与现代化的反映，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
（资料来源：《人文杂志》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