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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第一批新式人才群的形成

中国第一批新式人才群是在洋务运动中产生的。兴起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至９０年代的洋务运动，从本质上讲，是中国大地上首次掀起的一场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和生产技术的运动。它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过程中，以“中体西用”为准则，倡导西学，广泛引进先进科学技术和设备，这就必然需要一批为之服务的各种人才，同时也势必有力地冲击了“中学”的传统文化，使科学在中国开始植根，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起来，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转换时期。洋务运动在中国社会历史领域里所表现出的一个重要社会功用就是促使中国近代第一批新式人才群的形成。
一
中国第一批近代人才群可以说是由两代人组成。第一代是在与洋务事业的结合中形成的，二者结合的途径大致有以下三种。
一是洋务官僚个人的招聘和使用，这是新式知识人才进入洋务事业的主要途径。洋务派办洋务，首先是需要外交和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人才，但是清政府的各级官员大都是些唯四书五经和唯上级唯皇帝是从，既无开拓精神，又无应变能力，整天浑浑噩噩，无所事事，仅能完成履行一般公职的封建仕大夫。由于洋务事业多由洋务派大官僚个人直接控制，所以，迫于需要，他们便利用个人的权势，着力搜求所需的知识人才。清末沿袭下来的幕府制，又为他们罗致人才提供了最为自由方便的条件。于是，自洋务运动的倡办人曾国藩开始，各洋务官僚都四处贴榜招贤，广延才人奇士，作为自己的幕僚，助办文武及洋务诸事。据记载，曾国藩不仅广招具有经营管理才能的人选，如被称为“曾门四子”的遵义的黎庶昌、武昌的张裕钊、桐城的吴汝纶和无锡的薛福成等人，还特别留心“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１）］。１８６１年（咸丰十年），以“研精器娄，博涉多通”［（２）］奏召徐寿、华衡芳等自然科学家来安庆，创办内军械所，是为近代中国第一个仿造西洋军器的制造厂。曾国藩募有１００多人帮助出谋划策和举办洋务事宜。特别是洋务派头号人物李鸿章，更为觅才若渴。他在１８６２年（同治元年）入沪任江苏巡抚时，便因赞佩冯桂芬的才识聘其入幕，助办洋务数年。冯桂芬出身于翰林，江苏吴县人，１８６０年太平军攻克苏州时，逃至上海入主李幕。他重视经世致用之学，曾多次建议清廷改革，着有《校邠庐抗议》等书，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理论。主张“采西学”、“制洋器”，发展军事工业以及其他近代事业。其思想对洋务派影响很大。马建忠、徐润、马良、唐廷枢、李金镛等也都先后被他罗致门下，成为他办洋务的得力助手。如唐廷枢、李金镛等人，可谓是洋务时期具有突出经营才干的人物。唐早年在香港马礼逊学堂求学，以后又在香港殖民地政府和上海海关任事，并长期充当怡和洋行总买办，担任过三家轮船公司和上海丝茶两业公司的董事。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社会经历，使他对资本主义经营活动有比较深切的认识和丰富的经验。由李鸿章札委，他先参加轮船招商局的工作，后又负责开平矿务局。开局创办伊始，就将利润的获得作为企业经营活动的出发点。因而使得开局具有比较浓厚的资本主义经营色彩。李金镛是一个杰出的爱国者和难得的企业家，他主持的漠河金矿按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采用西方近代企业管理方式进行经营，驰名中外。伍廷芳在英国学习毕业后，驻外使臣陈兰彬、郭嵩焘等争相罗致，李鸿章向总理衙门呈请以高薪任用，后入李幕，助办外交。甚至连王韬这样因通太平军嫌疑遭朝廷通辑的人，洋务官僚也敢冒嫌疑，乐于结交。王韬早年任职于上海的一家英国教会办的墨海书馆，１８６２年－１８７０年间，被邀往英国译书，并游历了英、法、俄等资本主义国家，主张中国变法自强。李鸿章慕其才识，默许他回到上海，主持格致书院。王与丁日昌、盛宣怀等交游甚密，常为洋务派出谋献策，并多为采纳。１８７４年（同治十三年），李鸿章又奏请在全国各大城市来设立洋学局，专门负责搜罗散处于社会中的人才，清政府也予以鼓励，并准许可随时随地自由任用。这样，首先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各洋务大官僚幕下凝集了一批新型知识人才。
二是清政府的饬举与征召。在洋务官僚的推动下，清政府利用历朝沿袭下来的较灵活的“荐举”制度，屡次谕令各地官吏，荐举“才有专才”、“奇才异能”的通达洋务和自然科学技术人才，并予以征召任用（如同治元年、九年、光绪十年、二十一年均有这种谕令）。如数学家李善兰就是经郭嵩焘荐举，于１８６８年（同治七年）被朝廷下谕令催召入京师任同文馆算学总教习的。此外，在洋务官僚及其他开明官吏人士的一再呼吁下，清政府不得不对严格的科举制予以变通，增开算学等科，使科学知识成为选拔官吏的条件之一。
三是在参加洋务事业的实践过程中，转变为新式的人才。在洋务运动初期，中国的文人大都是封建传统文化的忠实卫道士，后来在参与洋务活动的实践中，他们最终冲出了封建传统文化的堡垒，成了西方近代文化的积极推动者。如薛福成、黄遵宪等人，可谓是其中的典型人物。薛福成出身于一个清寒的知识分子家庭，自幼熟读经书，屡登科场，但累试不第，直到他利用其父与曾国藩的旧故关系于１８７６年（同治六年）进入曾幕时，仍醉心于科举，最终于次年３１岁时考上了“副贡”。随后在协助曾国藩、李鸿章办洋务的过程中，了解并接受了一些西方的科技文化，遂着书立说，倡学西方，成为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理论家。通俗诗人黄遵宪举人出身，１８７７年（光绪三年）被派往日本任驻日公使馆参赞后，思想发生了变化，积极倡导以西法进行改革。这表明，新环境给封建士大夫带来的新知识驱赶了他们原有的一些旧观念。毛泽东同志说过：“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迈步加入“洋务”行列，特别是来到欧美各国的人们，进入一种和中国的传统大不相同，甚至于完全相反的环境中，遇到的是他们从未所闻的客观事实，其思想认识不能不发生变迁。即使最顽固的人们，当他来到这种新的环境中，旧观念也必将逐步为新知识所代替。关于这一点，刘锡鸿的思想转化轨迹就是一明显的例证。刘锡鸿在１８７６年（光绪二年）任驻英副使之前，主张“用夏变夷””最力，极力反对仿造外洋船炮，训练新式军队，发展工商业。他把主张“师夷之长技”的人们骂为“汉奸”，叫嚷“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他宣传和外国通商就是“用夷变夏”。当他带着这种指导思想来到英国后，处处与思想开放的郭嵩焘作对，并对英国的一切都看不贯。日本的政治家和他谈起向西方学习的事情时，他不但鄙视日本的所作所为，而且表示中国要坚守“祖宗旧制”。但是，不带政治思想色彩的科学技术却向他的这种思想发起了“围攻”，随着驻英岁月的流逝，他这种顽固的封建主义思想慢慢发生了变化。当他广泛参观了工厂、矿山、企业之后，感到英国的机器“愈用愈巧”，货物“愈出愈多”，这是其富强之本。他在泰晤士报馆看到风驰电掣的印报机，七万份报纸一挥而就，心中暗暗钦佩，他参观火车，见其一小时可行一百多里，惊叹其“技之奇巧，逾乎缩地”。他感到英国的学校“学规严整”，英国的图书馆藏书备足，英国的博物院能传播知识。后来逐步感到他原来主张的“治国务本之说，由今思之，未可偏执也。”象“种植畜牧，百工技艺，皆百姓生财之源”，中国完全可以仿效。他甚至称赞英国的社会状况是“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３）］刘锡鸿这种思想变化说明，洋务运动已在潜移默化地改造中国封建士大夫的头脑，使一部分旧式文人在从事洋务运动的实践中逐步转变为了近代知识型的人才。
通过上述三种途径，近代中国首先在洋务事业中聚集了几百新式人才，分散于文化、教育、外交、工商及其他洋务活动的各个部门和办事机构中，形成中国第一代知识人才群，这是洋务运动前期（１９世纪６０－８０年代中期）主要的科技文化力量。
二
中国第二代新式人才群是由洋务派自己培养训练出来的。
尽管洋务派极力搜求人才，但人所共知，在洋务运动初期，国内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的人才是寥若星晨。张之洞常说：“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人才。”［（４）］而要“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又亟需一大批拥有近代知识的人才，而且，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对新型人才的需求和人才匮乏的矛盾日益突出。因而从１９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李鸿章屡次上书，力陈中国要走上富强之路，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均救时要务”，［（５）］但“尤以人才为急要”。［（６）］中国落后于欧美的症结在于“端绪甚大，经纬需才，穷天下之力，犹虑莫殚莫究，病在无人”。［（７）］李首先看到了人才匮乏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再三强调：“培养人才，实为自强之根本。”李鸿章认为造成中国新式人才短缺的根源，在于科举制度，他说“我中士非无聪明才力”，实因“士大夫皆耽于章句贴括，弗求富强实济”，“试贴小楷丝毫无与时务。”［（８）］为此，李鸿章主张改革科举制度，上书呼吁打破陈规陋习不拘一格选拔、培养人才。并且还希望通过培养人才，为中国自强打下强大基础，以超过西方各国。他与沈葆桢一起上书说：“窃谓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迭出，月异日新，即如造船一事，近时轮机铁胁，一变前模，船身愈坚，用煤愈省，而行驶愈速。中国仿照皆其初时旧式，良由师资不广，见闻不多……止能循规蹈矩，不能继长增高。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９）］这段上书表明，洋务派通过创办洋务的实际活动，对于外部世界的发展信息的反应能力已经具备有相当敏锐的程度，感觉到了要建立自己的先进工业体系，达到自强的目的，是不能够总跟在别人后面模仿，而应该探究其不断发展的奥秘，掌握“自强”的主动权，而要达到这一点，必须要自己培养出一大批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人才。旧时代的中国教育场所主要是私熟和书院，虽然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就进入了近代，但直到此时还没有一所近代学校出现。于是，洋务派在广觅人才的同时，开始身体力行，通过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出国留学生两种渠道培养自己所需的人才，方兴未艾的洋务运动由此又呼唤出比第一代人才群要多得多的第二代新型人才群。
从１８６２年洋务派开办第一所新式学堂京师同文院算起，到１９００年最后创办江苏武备学堂为止，４０年的洋务运动共创办新式学校有３７所，大致包括三类。第一类是主要培养翻译人才，设在京师及各地的外国语言文字学校，如京师同文馆（１８６２），广州同文馆（１８６３），上海广方言馆（１８６３），新疆俄文馆（１８８７），长春俄文书院（１８８９），湖北自强学堂（１８９３），湖北湘乡东山精会（１８９６）等，共有８所，占２１％强。第二类是在洋务企业内开办的培养专门技术人才的专业技术学校，如福州船政局附设的福州船正学堂（１８６６），江南制造局附设的工艺学堂（１８６８），广东实学馆（１８７６），福州电气学塾（１８７６），天津电报学堂（１８８０），上海电报学堂（１８８２），天津医学堂（１８９４），山海关铁路学堂（１８９４），南京陆军学堂附设的南京铁路学堂（１８９６），南京矿务学堂（１８９８），湖北矿务局工程学堂（１８９２）等，共１１所，占近３０％。第三类是培养军事技术人才的军事学校，如江南制造局附设的操炮学堂（１８７４），江南水师学堂（１８９０），江南陆师学堂（１８９５），直隶武备学堂（１８９６），北京昆明湖水师学堂（１８９０），烟台海军学堂（１８９４），此外还有湖北武备学堂、浙江武备学堂、贵州武备学堂、陕西武备学堂、安徽武备学堂、山西武备学堂、江苏武备学堂等，共１８所，占４９％。　
上述学校之所以称其为新式学堂，主要是在于它们逐步建立起了近代科学体系，培养出了一批掌握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首先，从教学模式来看，这些学堂是以英法等先进国家的同类学堂为楷模，按专业分科进行教学，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调整和改进，远远冲出了中国传统的教学模式考据学的范围。如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京师同文馆和各地同文馆的课程设置方面，除专业课程外，还设有外国史地、代数、微分、航海、化学、天文、国际法等学科，大都为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内容。专业技术学校和军事学堂更为明显，如福州船政学堂，这是一所专门培养制造和驾驶轮船的学校，招生条件是挑选本地资性聪颖，精通文义，年龄在１５岁以上至１８岁以下的子弟入学。学制５年。所学课程除专业课外，还有与专业关系密切的英语、代数、几何、天文、航海、地理、物理等学科。而且教学方法是采取书本知识、课堂讲授和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学生“半日在堂研习功课，半日赴场习制船械”。学生在修完所学课程后，还要上船演练，将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运用，巩固提高，培养实际操作能力。学生只有通过实习，才算完成学业。当然，洋务学堂虽因各种学校的性质不同，偏重的课程有所区别，但就一般情形看来，各学校的西学课程和学习时间，均占８０％至９０％以上。对传统文化的学习，虽然也有所强调，但一般都未列入正式课程，也鲜有考核。而且，创办年代越晚的学校，其课程越偏重西学，中学则视为具文，这种情况在１８９６年军机大臣及总理衙门的《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中也有反映，该文说：“近年各省所设学堂，虽名为中西兼习，实则有西而无中，……盖由两者之学未能贯通，故偶涉西事之人，辄鄙中学为无用。各省学堂，既以洋务为主义，即以中学为具文，其所定中文课程，不过循例咿唔之事。故学生之视此学，亦同赘疣，义理之学全不讲究，经史掌故不尝厝心。”［（１０）］这种现象的出现，主要是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决定的。洋务派既要培养熟悉或精通西方自然科学的“自强”人才，这就决定了新式学堂在教学内容上必须面向世界各国科学发展的趋势，舍此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很显然，这些新式学堂与专攻八股诗书经文的传统封建教育有着本质的区别，这种区别还不仅仅体现在教学内容上，更重要的是教育体制的不同，它的实际做法是对封建知识分子接受近代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科学的再教育，它的实行，无疑破坏了科举仕途的唯一性，因而也就必然动摇了传统文化的正宗地位。其次，在师资队伍方面，新式学堂大都聘请了具有近代意识的素质优良的教职人员。如福州船政学堂，除汉文教习由中国学者担任外，其他课程的教习均用洋文，聘请洋教习担任教员，如驾驶学堂新聘教习多为英人，学堂实行严格的管理考试制度，奖优汰劣。从开学之日起，“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教习洋员分别等第”，予以奖惩。北洋武备学堂洋教习均由德国退役军官担任，（德籍教官先后应聘来校者有李宝、艾德等十多人），翻译人员多由北京同文馆或驻外使馆调用，操练官由淮、练各营将弁担任。第三，学校的校舍设备也基本上具备了近代学堂的办学条件。如开办最早的陆军军官学校－－北洋武备学堂，占地６００平方区，房屋有５２９间，其中除有行政办公室、教室、师生宿舍、接待室、饭厅、存放教学用具的模型所之处，还设有照像室、物理化学实验室、军事标本室、绘图室、印刷所、图书室、医院、习艺所和操场等教学辅助设施。当时曾有人评论说：“该校若与……俄国的士官团……，美国的西点军校相比，固不免远为逊色而在中国，却毫无疑问地已为此类学校开创一个最佳的先例。”［（１１）］由于中外教职人员的共同努力，新式学堂直接培养了一大批掌握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并使得西学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新思想即资产阶级思想由此开始在部分知识分子中间传播开来。如北洋武备学堂，它从开办到１９００年毁于八国联军兵火的１５年间，培养了近１０００名学生，天津水师学堂毕业学生２１０名，江南水师学堂毕业学生２００余名，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学生５００多名，等等。可以断定，当时设立的各种新式学堂，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人才，他们或担任新式学堂的教师，或编译介绍西方和科技书籍，或充任各级海陆军军官，或在其他洋务部门任职，对我国近代事业的建设起了重大作用，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例，该校培养的学生，不但在本校逐步接替了洋教习的工作，还参预了其他水师学堂的创建。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水师－－北洋舰队的组建，更是集中体现了水师学堂的作用。水师学堂的毕业生构成了北洋舰队军官队伍的主体。
几乎与新式学堂同时出现的是采取派遣留学生和使团的非传统措施培养更高质量的洋务人才。经曾国藩、李鸿章奏准，１８７２－１８７５年，洋务派派遣了四批优秀学童共１２０人由容闳带领赴美留学。容闳是中国第一个留美毕业生，一生追求进步的爱国主义者。１８５５年他学成回国后，倾心于洋务事业，派遣留学生的工作就是在他的极力倡议下而被采纳进行的。接着，其它学堂也开始有计划地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１８７５年冬，福州船政学堂开始派遣留欧学生，到１８８５年，该学堂共派出留欧学生三批共６９人。截至１８９２年，清政府共派出留学生１９７人。中国首批留美学生从１８８１年６月开始陆续回国，李鸿章按其专业特长，“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于１８８７年以来陆续回国后，“南北洋争先留用，得之惟恐或后，”［（１２）］多委以制造、驾驶重任。如魏瀚、陈兆翱等人，先后派充工程处制造，以代洋员之任，历制开济，平远等船，“均能精益求精，创中华未有之奇。”［（１３）］北洋舰队的所有规章制度都是留学生参与制定的。回国留学生很快成为了各行各业的技术骨干，打破了洋人技师独操中国技术大权的一统天下。而且，首批留学生大多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如留美学生中，出现了不借外力自行设计并领导修成京张铁路的詹天佑，驾舰血战黄海获得“巴图鲁”荣誉的舰队司令关应科，首次将《唐诗》译成英文的和蔡廷干，湘潭煤矿的发现者邝荣光，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学堂负责人广国安，清末任外部尚书的梁敦彦，担任过民国初年国务总理的唐绍仪等等。留欧学生中最着名的有担任舰长、总兵和提督等职的海军风云人物刘步蟾，筹建北洋海军的全部具体工作的马建忠等等。特别应当指出是，派遣出国留学生不仅培养了一批中国人自己的科技外交人才，而且更重要的是造就了一批具有近代思想意识的人才群。这些留学生不但学到了外国语言文字和近代自然科学和军事技术知识，在中国的经济、军事、外交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他们得以直接了解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情况和吸收了一定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并把其传至中国，从而在中国政治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广泛的深远的影响，其中最为典型的人物是严复。严复１４岁时以第一名的资格考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毕业后经沈葆桢推荐随第二批留欧学生赴英国继续学习海军。他在英国两年的学习生涯中，正值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到全盛的年代，深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和文化的熏陶。１８７９年，学成回国后，长期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１８９４年甲午海战中国失败，进一步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他决心通过文字言论，大声疾呼变法维新。从１８９５－１８９８年，陆续翻译西方着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着作，以开启国人。其中影响范围最广，作用最大的是他翻译的《天演论》，从而揭开了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序幕。
诚然，从洋务派创办新式学堂和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它以其近代科学知识开一代风气，提供了新的人才标准，开辟了新的育人途径，并为新型人才提供了用武之地，这实质上是冲破了以四书五经为正宗学术的沉闷的空气，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促进了人们思想的发展，直接造就了第二代知识人才群。第二代人才群与第一代人才群共同构成了中国第一批掌握先进文化知识的新式人才群，标志着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的巨大变化。
三
近代第一批新式人才群把他们所掌握的近代科技文化知识，与洋务事业中的近代机器生产、近代文化和社会因素相结合，实现了具有近代性质的实际社会功用。　　
首先，一批近代科技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脱颖而出，使近代企业拔地而起，直接促使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在洋务事业的创办中和刺激下，拥现出了一大批企业家，其中最着名的除了有起着洋务派集团总揽近代企业主要代理人作用的盛宣怀和洋务企业家唐廷枢、李金镛、朱其昂、经元善、李培松、朱其莼、蔡鸿仪、王炽、谢家福等人外，还有先参与洋务活动后自己投资创办民族企业的徐润、马建忠、杨宗濂、戴景冯、朱采、胡家桢、胡思燮、李宗岱、甘章等人，另外还有从外商企业中脱离出来自办新式企业的黄宗宪、祝大椿、陈可良、唐茂枝、吴懋鼎、严信厚、叶澄衷等等，不胜枚举。这批企业家的经营活动及每个企业中又聚集的一批知识人才群，成为人们能够觉察到的一股社会力量，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使实业救国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应运而生。
其次，洋务运动开翻译和自办报刊之风，传播近代科学文化知识，使“万马齐暗”的中国开始焕发出九洲生气。迫于洋务事业需要，洋务派设立译书馆，对西书进行译着工作。其中江南译书馆译书最多。在２０年间译书１６３种，另附刊３２种，有十余种是历史和政法书籍，近代新学科的引进工作大都是它完成的，１９世纪欧洲新兴的声、光、电、力等学科的引进也是籍于它。京师同文馆译着近２００部侧重于介绍西方外交，历史、时事的书籍，这些官方翻译机构的工作为学习西方的活动铺开和奠定了基础，使西方文化在中国得到更广泛深入的传播，一个生动而丰富的世界愈来愈清晰地出现在一代知识分子的面前，从而帮助他们从传统文化的桎梏中解脱出来，逐渐形成新型的近代知识分子群体，导致近代知识层和近代文化的产生，从而为近代革命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基础。洋务译书馆引进西学的活动对中国近代科技和思想界发生了深远影响，恰恰似梁启超所说：“自此中国人才知道西人还有藏在船坚炮利背后的学问”［（１４）］，对西学的观念渐渐变了。这说明译书馆的引进西学对于中国整个社会思潮的演变有着重要的作用。此外，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开始有了近代文化的社会信息的传播工具－－中国人自办的报纸。如《羊城采新实录》、《昭文新报》、《江报》、《新报》等，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演变的又一标志，进一步推动了近代人才队伍的发展。
其三，随着对传统观念的动摇，社会上，甚至洋务派中有些人进而转向要求政治制度的变革。如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他们逐渐感到西艺为次要，西政为要，主张采用西法变祖宗成法。他们的思想还影响到洋务派的某些官员，如张树声，在其临终《遗折》中，明确强调“育才于学堂，议政院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此其用也。”［（１５）］他们论及的一个中心问题，即要致力于发展经济，必须废成法，采西法学西政，不自觉地走向了自我否定，要求变革上层建筑的道路，这是十分可贵的思想认识的飞跃。即使象徐建寅这样专门研究自然科学的化学家，在他１８８１年从欧洲考察回国之后，也将他翻译的《德国议院章程》刊行于世，表现了对西方政治制度的关心。后来他自觉参加戊戌变法的实践，表明了他并非把西方各国的富强单纯归结为科学技术的先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洋务运动所形成的新式人才群的轨迹。
历史证明，正是由于洋务运动这几十年的艰难实践和舆论制造，引进了资本主义的技术，才引起了一大批人对封建制度的怀疑和否定，才引起了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和知识结构的变化，才引起了人们变革封建制度的要求，从而产生了近代第一批新式人才群体，并进而开始了以西学为武器的戊戌变法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
注：
（１）　《曾文正公文集》，卷十七，第６页。
（２）　《皇朝掌故汇编》，内编，卷四，第２６页。
（３）　详见刘锡鸿着：《英轺日亡记》。
（４）　张之洞《治鄂记》，第７页。
（５）　《李文忠公全书·国史本传》，卷首，第２３页。
（６）（７）（９）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十四，第１２页、第２３页、卷二十八，第２０页。
（８）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四，第３页。
（１０）　《近代中国教育史资料》，第一册，第１３７页。
（１１）　英文版《天津日报》，１８８７年４月３日。
（１２）（１３）　《洋务运动》（八），第３０６页、第４８３页。
（１４）　《梁启超论清代学术史三种》，第１２１页。
（１５）　《皇清道咸同光奏议》，卷七十。
（资料来源：《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