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大火焚烧后遗留的珍贵史料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近代史-大火焚烧后遗留的珍贵史料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大火焚烧后遗留的珍贵史料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袁世凯》传记，是一个日本记者的作品，堪称是一本难得一见而又充满神奇色彩的着作。此书原藏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各国内政类，编号为1—1—1—4。[1]2002年我们在东京大学讲课之余，发现了它。几年来不断地围绕这本书进行调查研究，并且将研究此书的心得及其价值，向清史编委会戴逸教授反映。戴逸教授亦主张在中国国内将其重新出版。在此书即将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之际，我们谨将围绕该书发生的一些纠葛以及该书特色稍予论说，以便加深对此书的理解。
一、充满神奇色彩的传记着作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廷，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也是晚清中朝关系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在光绪八年朝鲜壬午事变之前，袁世凯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但到了甲午战后，他居然能取得清廷的充分信任，以浙江温处道的身份，到天津小站督练新军；又过了三年，当新政变法如火如荼、新旧两党尖锐对立、兵戎相见的关键时刻，他又向荣禄泄露维新党人包围颐和园的密谋，从而导致了谭嗣同等维新君子血洒燕市、百日维新惨遭失败之结局，而他自己则取得了慈禧、荣禄等当权派的信任，飞黄腾达，成了声名显赫的封疆大吏；辛亥革命中袁世凯又窃取革命成果，登上了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袁氏一生适逢近代史上多事之秋，遇到了好几次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而这些重大事件几乎都同袁世凯的名字密不可分。袁氏一生经历丰富，跌荡起伏，颇具传奇色彩。因此，关于袁世凯形形色色的传记，坊间比比皆是。然而，佐藤铁治郎的《袁世凯》却与众不同。它有三个重要特色，使此书成为一本使人耳目一新的历史着作。
其一、关于该书作者佐藤铁治郎。
佐藤铁治郎是一名地地道道的日本人，却写出了这样一本流利而顺畅的中文着作，叙事清晰，文采斐然，也许是为了让中国人看懂这本书，故而专门用中文出版。
关于佐藤铁治郎之生平，据日本学者竹内实《大正时期的中国形象及袁世凯之评价》一文的介绍：
由佐藤铁治郎着作所述内容推断，他似乎在中国与朝鲜居住有三十年之久。其中大约有二十年是作为新闻记者的生涯渡过的。当时，他可能在天津经营时闻报馆。该报是以租界内居住的日本人为对象而发行的新闻报纸。（注：竹内实：《大正时期的中国形象及袁世凯之评价》，见陈志让着，守川正道译：《袁世凯与近代中国》，东京岩波书店，1980年版，第325页。）
然而，据我们考察，此种报纸同时也在天津市民中有一定市场。由佐藤铁治郎《袁世凯》一书所述内容可知，不少天津百姓经常向该报馆投递读者来信，反映天津地方的政俗民情以及百姓呼声。《袁世凯》书内不少细节资料都来自天津百姓之投书。由于职业的敏感，佐藤铁治郎将此类资料积累编排，加上他在朝鲜时所搜集的有关资料，终于完成了这样一本袁世凯的传记着作。
其二、关于《袁世凯》一书在出版过程中的奇遇。
根据该书之最后版权页上的记载，可知佐藤铁治郎此书最晚于明治43年（1909年）1月30日即已写出，5月5日已经印刷。但是，就在该书印刷完毕、即将装订成册之际，突然受到干扰。袁世凯之长子克定，以及天津海关道的官员，还有其他的知情者，均认为此书之出版会影响清朝与日本的关系，因此要求停止出版。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北京的日本驻华公使亦前来干涉，要求妥善处理。关于此中细节，日本驻天津领事馆总领事小幡酉吉有一详细报告，其文曰：
机密第16号：在天津总领事小幡酉吉致外务大臣侯爵小村寿太郎
关于呈送以袁世凯为题出版物之报告：
在当地专管在租界居留地内发行汉字新闻的时闻报社，有一个以袁世凯为题的着作出版计划，已广泛地在新闻杂志上作广告。该书已经印刷完毕，正处于着手装订的阶段，这是一本暴露袁世凯一生秘事私行的书。其发行之目的，是满足世人之好奇心，以图获取经济利益。此目的是一开始时就知道的。租界内西村警察署长曾告知时闻报社社主本邦人佐藤铁治郎，袁世凯一书的出版，也许自然会对日、清两国国交产生影响。因此，即使是在该书即将出版之际，警察署仍通知时闻报社社主佐藤铁治郎，只有取得警察署之许可批准，本书方可正式出版。
此时，曾受过袁世凯的恩惠照顾的蔡姓海关道，和其他当地的知情人多次前来商谈，极力要求将此书没收或者禁止发行。特别是袁世凯的儿子，当时正在农商工部当参议的袁克定，亲自出面通过驻京特命全权公使伊集院来禁止本书发行。接着公使又招本官商议。考虑到袁世凯并非现职官员，而只是一个普通人。即使本书将他的个人事迹公开发表，也不能说对日清邦交带来不愉快的影响。再说，本书内容几乎没有和两国国交抵触的纪事。因此，以两国国交为理由来禁止本书发行是很不妥当的。尤其是近来当新闻报纸言论自由宽松发表之际，以国交为理由阻止本书发行，很难保证此事不会引起新闻界物议。因此，我认为最好的方法，是让该书之作者用适当方法来处理。
本官将此意见告之伊集院公使，经商议后，最后达成协议，让袁克定以现金全部收买本书的印刷物，首先将费用交给佐藤铁治郎，然后印刷物在两三天中送交给租界警察署，最后，在两三天之内由袁的代理人作证烧毁全部印刷物。
本官还另外保留了本书，以俟检阅之用，今随同本信附上。我认为书中所述内容应有可供参考之处。专此敬具。
另外，本书之收买关系，请尽量保持机密，以便防止将来此事会泄露于世上。谨此申明。
在天津总领事小幡酉吉
明治四十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在天津小幡总领事呈送以袁世凯为题出版物之报告》，编号1—1—1—41。）
由于此书焚烧之时尚未装订成册，因此，天津总领事向外务省进呈的也是散页，而后临时订在一起。而且，书中个别地方的文句前后不连贯，页码也偶有空缺。但是，不管怎么说，小幡酉吉总算是把大火焚烧之后仅留于世的一册《袁世凯》保存下来了。
再有，小幡酉吉的报告中提到曾受过袁世凯恩惠照顾的蔡姓海关道，由清宫档案记载，此人很可能就是蔡绍基。袁世凯曾于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向朝廷呈递折片，保荐蔡绍基，该片称：
再营口地面，甫经收回，疮痍未复，应办善后事宜甚多，且该口为关东濒海要区，华商营业，本极繁盛，迩年因被日货灌输，生计大不如前，若不设法维持，华商利源尽失。……梁如浩已请调补津海关道，接其任者，非有稳练之才，未能操纵合宜。……查有存记道蔡绍基，广东香山县人，同治十一年由南北洋大臣选充官学生，奏派赴美肄业，精于西学；光绪七年奉调回华，经调赴朝鲜及在直隶历办洋务出力，光绪三十一年由候补道经臣奏保，钦奉朱批，着军机处存记。钦此。该员谙练老成，熟悉洋务，两次代理津海关道，均能措置裕如，此次山海关道一缺，地处要冲，时当艰巨，收回伊始，交涉繁难，可否予以擢用，出于圣裁。谨奏。
据此片可知，蔡绍基曾赴美肄业，长于交涉，很可能在朝鲜办理洋务时即同袁世凯相识，后来又长期在北洋充当海关道员。
其三、关于佐藤铁治郎的《袁世凯》在中日两国的流传。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袁克定的代理人作证，“烧毁全部印刷物”，因此，佐藤铁治郎此书虽然写成快一百年了，但在中国任何一个图书馆里，几乎都找不到由天津日租界时闻报馆所印刷的这本袁世凯传记。
至于日本方面的情况也大致与中国相同，长期以来，并无太多学者关注此书。上述竹内实先生的文章是首次提到并介绍佐藤铁治郎的《袁世凯》，只是后来就无人用过此书。2004年由岛田虔次教授译编的《梁启超年谱长编》日译本第一卷问世。该书参考文献之中，亦列有佐藤氏此书。（注：岛田虔次编译：《梁启超年谱长编》日译本，岩波书店，2004年版，第1卷，文献目录第33页。）我们经向主持翻译工作的狭间直树教授请教，才知道他于1970年代，即已由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将此书全册复制，并进行研究。狭间先生还告知，他于1980年代曾将佐藤氏此书之复印件赠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宗一教授等人。因为李氏亦为国内研究袁世凯之着名专家之一。
2004年河南师范大学苏全有副教授还相继在国内的《历史教学》与台湾的《近代史研究通讯》等处撰文介绍佐藤之《袁世凯》，经电话询问苏先生，他所过目的《袁世凯》亦属复印本。据说这种复印本在清史所图书馆等处亦有收藏。不知道这些复印本是否也是从日本外务省史料馆来的。或者说是由狭间先生之影印本流传而来的。
后来，我们又了解到，早在大正二年，日本有位传记作家关矢越山（充郎）曾写了一本《怪杰袁世凯》，由实业之日本社于大正二年（1913年）五月出版发行。该书翔实地描写了袁世凯在朝鲜的活动，以及袁氏由朝鲜回国后交结慈禧的亲信太监李莲英，在清末政治舞台上的诸种活动。由于描述具体生动，颇受日本学者关注。但是，人们还不清楚关矢越山的《怪杰袁世凯》与佐藤铁治郎之《袁世凯》之间有何关系。
直到1977年，在京都的一次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学术集会上，才由狭间直树先生提到了佐藤铁治郎的这部着作。这实在是关于佐藤氏此书在日本国内流传的一个佳话。参加那次会议的学者竹内实，后来写了一篇《大正时期的中国形象和袁世凯之评价》的文章，具体地记述了当时的情形。其文曰：
大正时期的中国形象及袁世凯之评价
以上有关袁世凯评价的日本学者佐藤铁治郎的着作，在此前，我竟毫无知晓。1977年6月，陈志让先生根据他的着作《袁世凯》，曾经在京都做过学术报告。那时，为回答陈志让先生的提问，狭间直树先生曾谈到日本的袁世凯研究概况。于是，我才第一次知道世上还有这么一部书存在。我后来更从狭间直树先生那里借来了佐藤铁治郎着的《袁世凯》以及与此相关的小幡酉吉、郑永邦的文书材料，这些都是狭间直树先生复制并秘藏的史料，我因此有机会得以一睹此书。令我吃惊的是，关矢越山着作的传记部分，在最大程度上使用了佐藤铁治郎着作上的材料，但竟没有一句提及他引用了这部书。不过，我们也不能因此说他是个剽窃者，因为我感到他那些没有借用佐藤铁治郎着作的部分，也写得很有水平。佐藤铁治郎可能是期待有中国读者来读他的书，因此该书全部用汉文写成；而关矢越山则是将其翻译成汉文训读形式的议论文文体，并与自己写作的那一部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关矢如何能够看到外务省仅有一册的这部书，现在还是一个谜（佐藤是否将其着作一册不留地缴销或烧掉，也是一个谜）。他也具有和佐藤一样的采访能力和表达能力。（注：竹内实：《大正时期的中国形象及袁世凯之评价》，陈志让着，守川正道译：《袁世凯与近代中国》，第365页。胡连成译。）
由上文可以判断，关矢越山在写《怪杰袁世凯》时，确实是参照了佐藤氏之着作。而且就在佐藤氏之书被烧掉之后的第二个年头。如果关矢越山所见到的《袁世凯》，不是来自外务省档案记录的话，说明当时天津销毁得并不十分彻底。但是，关矢越山早已作古，此事已无法核实。
不过，我们可以相信，宣统元年（1909年）袁克定虽然破费了一大把银子，但总算是基本上将佐藤氏此书几乎全部烧掉了，起码在清廷上下未见有人再传阅此书，这就达到了其预期的目的。从内容上来讲，这本书写法与众不同，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形形色色的袁世凯传记中，对袁氏事业评价最好的一本。但是，令人莫名其妙的是，袁世凯家族及其亲信，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硬是花了许多银子，把这本书买下，然后，又放了一把火把这些已经印好的袁世凯传记统统都烧掉了。那么，为什么袁世凯花大力气阻止此书之出版？答案似乎应该从该书内容来寻找。
袁世凯主要是从政治角度考虑。他担心佐藤铁治郎着的《袁世凯》所述内容可能会给他政治前途带来消极的影响。因为佐藤氏在该书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当时北洋及天津府的一些高官，对他们的丑陋行为予以揭露。而这些官僚在京津政界颇有一些势力，朝廷上下都有支持他们的人。倘若佐藤氏之着作出版，可以预料定会给袁世凯之前途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再有，佐藤铁治郎在书中，还揭露了从李莲英到慈禧以及紫禁城内外的许多贪赃枉法等肮脏行为，这无疑会给袁世凯带来另一场灾难。
正因为如此，受过袁世凯恩惠照顾的蔡海关道及当地之知情人，多次要求阻止此书之出版发行，此事从一个侧面说明，袁世凯虽然被罢了官，但其在北洋上下的势力，仍然盘根错节。
佐藤铁治郎撰写《袁世凯》时，他正在天津紫竹林的日本租界里办报，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天津绅民，直接聆听他们对袁世凯及其所管辖的北洋官僚政绩的意见与评论，或者是收到他们给报馆的投书，这些丰富鲜活的史料，构成了该书的一大特色。但是，佐藤铁治郎受条件限制，无法利用档案史料，特别是中国方面的档案史料，因此，该书对袁世凯活动的记载，有的欠准确，还有的重要史实则没有收录。为了更完整准确地了解袁世凯的全貌，故应予以纠正。特别是有关袁世凯在日俄战争中与日本关系尤其应予补充。
二、日俄战争中日本情报机构对袁世凯的操纵
在日俄战争期间，腐朽无能的清政府对列强在本国土地上厮杀，居然以事不关己之姿态，宣布对有关两国战争事宜，“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实际上，究竟能不能“中立”，在清廷内部意见也不统一。清廷虽然有少数亲俄派，但他们始终没占上风。清政府倒是在战争中帮了日本不少忙，因此，很难说清廷坚持了“局外中立”。其中，袁世凯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对于这样一件大事，佐藤铁治郎的《袁世凯》一书几乎没有涉及。这不是作者之疏忽，而是在当时环境下，佐藤不愿意也不能够透露日本军方当时搞了哪些阴谋活动。因为佐藤氏写此书时，日俄战争结束未久，硝烟尚未散尽，双方档案尚未公诸于世。后来，在日本国内出了不少有关日俄战争的档案及回忆录，泄露不少机密。其中有关于袁世凯的部分非常重要。
现将日俄战争的直接参加者谷寿夫所写的明治百年史丛书之一《机密日露战史》中涉及袁世凯的重要部分译出，从中可以窥见袁世凯在战争期间与日本之紧密关系。该书专门有一节是“关于建立谍报机关而对清朝操纵之经纬”。其文略谓：
首先，日俄战争期间，对操纵中国最有关系的是袁世凯与青木大佐（中将于不久前去世）的关系。在这里，我想稍微谈一下青木与袁世凯的关系的缘起。
明治三十年（1897年），青木大佐在大沽附近的小站视察袁的军队。当时在清军司令部的小型宴会上袁世凯见到青木。他跟青木握手并且大声地说：“我久闻您的大名，可是今天才第一次见到阁下。”袁世凯的讲话使在坐的人都很吃惊。
袁世凯接着说：“我记得三年前，您作为日军的军使，试图从鞍山站向北方前进。当时我在沟帮子负责输送军需品。忽然我接到北洋的一份加急电报，让我赶快到辽阳去迎接日本的特派军使，并且要优厚相待。”他又说：“因此，我赶快准备了洋酒、罐头之类的美味接待品，乘坐中国式的马车，经过两个昼夜兼行的辛苦，仓促地到了辽阳。我马上给您写信，催促您光临我处。您却没有回应。所以，我们拖到今天才见面。在此参加聚会的新建陆军将士，有段祺瑞，段芝贵，王士珍，曹锟，让我们一齐畅快痛饮吧。”
袁世凯在甲午战争期间以清国大员身份驻扎在朝鲜。此后，他奉命返回，又在沟帮子负责输送军需品补给。青木参谋在明治二十八年（1895）讲和的时候，作为野津第一军军使，被派遣从鞍山站出发。他们挥舞白旗，吹奏号角向前进。就在此时，青木的部队遭遇清国步兵的射击而被迫停止，因此不得不后退，而随行的清国人员被击毙，所以军使不得不停止前进，并向上级报告。大本营听到野津将军的报告之后，随即将此情况转告给清国负责议和的大员李鸿章。李氏又把这个消息转告清政府，于是就派遣袁世凯到辽阳去迎接青木大佐。
从此之后，袁世凯与青木大佐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袁世凯曾经两次到北京东交民巷公使馆内的武官室访问青木，恳请他就任新建陆军的教官。于是青木大佐接受了袁氏的聘请而走马上任。他把公使馆武官的职位让给柴五郎中佐，而自己前往天津任职，此后，他久不露面，仿佛从中国消失了一样。
此后一段时间，青木秘密地在天津滞留，替袁翻译军事文献等，在专门从事新建部队的编制企划的过程中，袁世凯接到去济南作山东巡抚的上谕。于是他就招幕了青木大佐同往，由冯国璋作向导。正当要出发之际，山东的匪徒贼寇作乱，只好延期出发。此时义和团事件爆发，柴中佐被围困于北京的公使馆内，青木大佐起初以天津一普通百姓身份避世，尔后又再次以日军大佐身份出现。并且与福岛支队一同参加了讨伐清国的战争。
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十一月某日夜晚，儿玉大将（当时的参谋次长）穿着日本和服，突然访问市谷念佛坂上的青木大佐的私宅。在阳台闲坐之时，儿玉大将对同人说：“日俄关系已经变得非常紧张，很快就会宣战。我听说您现在是炮兵的联队长，毫无疑问在这次战争中，您肯定会亲率所部参与战争。可是有比参战高出几倍的更重大的任务。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得跟北洋有大权势之人有紧密的关系而期待得到他们中一些人的帮忙。目前，中国北洋最有势力的是袁世凯。福岛安正对青木说，没有人象你一样能跟袁搞好关系。您在中国几次担任公使馆武官，而您可能不希望做此事。我们真希望您尽全力接任此项重大任务。”接着他又提出了三项具体任务：
一、日中协同组织一个敌情侦探机关；
二、经常破坏敌军背后的交通线；
三、组织马贼团队来威胁敌人的侧面。
青木大佐听到上述谈话之后，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但是，他还是同意就任。儿玉大将也欣喜地离开了。几天之后，青木大佐再次被任命为驻北京的日本公使馆武官。
青木大佐从联队长岗位辞职后，匆匆忙忙赶赴新任，并且在赴北京途中，于天津会见了袁世凯。青木在同袁世凯商谈协同谍报和马贼团队等事时说：敌军的情报显示，清国已经有几十名间谍，从旅顺被派遣到满洲一带的地方。应当赶快把每次的报告给日方看。至于马贼的使用，如果把这些鼓动叛乱之马贼置于直隶省管辖之外，不会有什么阻碍。对此，袁并没有推辞，并且很快承诺了暗中援助。
我将在另一个章节里，详细地解释袁如何为了协同谍报，在西伯利亚境内配置了清朝的将校和警察官。当时颇有势力的吴佩孚即是其中之一。可是，俄军方面在辽阳之战前后逐渐地开始怀疑他们的举动。最后象吴佩孚这样的人也被逮捕，并被送到奉天的监狱。直到我军占领奉天之后，吴佩孚才脱离了监狱而获得自由。
当时，袁世凯手下有坂西大尉（现在是中将）作为军事顾问。在袁的幕僚中，有亲日派段芝贵，所以事情完成得很圆满。每天各地的谍报员给直隶总督府的情报，马上就被送给坂西顾问，坂西则将其翻译成日文并交给当时天津驻屯军司令官仙波少将（现在是中将）。再由仙波少将用电报将情报送到大本营。应该说，在日俄战争信息方面，袁世凯的功劳很大。
尤其是三月中旬，袁在天津对坂西少佐说：此次战争对日本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同时对中国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东亚的大局将会由这件事决定。他认为一旦日本有不测，中华帝国也就不可能存在。所以他说，如果事情跟日本的利益有关，不管轻重大小，就应该全心全意地帮忙。为此不应该吝惜财物之类的东西。他从来就是蔑视俄军的，在听到我军胜利消息之后，他支持我们的程度就更增加了。
在日俄战争期间，我参谋本部表面上保持了支那严正中立的体面，而实际上则以日清合作的方式，令其对我多做友好事情。（注：谷寿夫：《机密日露战史》，东京原书房，昭和41年版，第278—281页。）
袁世凯给日本军队提供了许多帮助，引起俄国的不满。据谷寿夫回忆，俄国军方曾试图对袁世凯进行暗杀。大约在光绪三十年（1904年）末，日本驻天津军部司令官通过谍报，获悉了俄国方面有企图暗杀袁世凯的计划。经派人调查真相，了解到奉天某地一居民李某，被俄国官员以重金收买，秘密来到天津，按部就班地准备着计划的实施，并且，该事实已经被我国证实。于是，日本方面立刻向袁提出了警告。袁世凯则采取了相应措施，终于使俄国方面的暗杀计划化为泡影。
从《机密日露战史》所泄露的这些机密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场战争中袁世凯实际上站在日本一边，做了不少有益于日本军方的事；而且，在袁世凯所练新军中，日本教官（战时之间谍）也发挥了不少作用。正是通过这场战争，袁世凯看到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的军事力量突飞猛进，调度有方，远远比老牌沙俄帝国胜出许多。小小日本战胜了老大的沙俄帝国，正是在战争之后不久，袁世凯更加认识到：日本虽然仅仅是一个岛国，却有不少东西值得清朝学习。日俄战争之后，袁世凯极力主张以日本为榜样来治理直隶政务，勾画自己的施政方案。
袁世凯曾经下令，要他管辖的直隶州县官员，在赴任之前，都要“自备赀斧”前往日本学习三个月。其札文称：
督宪袁饬司晓谕：嗣后实缺州县，无论选补，先赴日本游历三个月，再饬赴任札。
为札饬事：照得天下者，州县之积，收牧令为政治之原。凡学堂、警察、工艺诸端，胥关紧要，若平日漫无闻见，一旦莅事，茫不知其所由来，欲求新政推行，地方起色难矣。故民智不开固足患，若官智不开何以责民。
查前年学务大臣奏定，鼓励游历章程片称：面奉皇太后懿旨，已为职官者，皆读书明理，深知法度之人，令其出洋游历，最为有益无弊等因。钦此。凡在臣工，皆应钦遵办理。况亲民之官，莫如州县。除现任实缺各员，无论内选外补，未赴任者，饬令先赴日本游历三个月，参观行政及司法各官署，并学校实业大概情形，期满回省，然后饬赴新任。其在日时，由留学监督随时考询，回省时呈验日记，各陈意见。在该员自备赀斧，所费无多，而数年之后，冀无未经出洋之地方官，庶于新政不至隔膜。如有托故不往者，即停止赴任，以示限制。各该员等将膺民社，思济时艰，自必欣然就道，毋负本督部堂期望之苦心。除分行外，合行札饬，札到该司、道，即便查照办理，晓谕官厅，一体知悉。此札。札布、按两司，留学监督马。（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内田康哉《关于地方官员日本游历之报告》附件，受字第11399号。）
袁世凯此札绝非一纸空文、官样文章。据汪琬博士于《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视察的研究》中考证，日俄战争前后，大批直隶县级官员前往日本游历，其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全国同等官员赴日的数量。（注：汪琬：《清末中国对日教育视察的研究》，汲古书院，1998年版，附录1，清末中国对日视察一览表。）
三、需要说明的几个问题
佐藤铁治郎所着《袁世凯》与一般袁氏传记不同，它在两个方面提供了十分新鲜的内容。其一是关于袁世凯在朝鲜的活动，及其与当时朝鲜宫廷的关系；其二是袁世凯在山东镇压义和团，在直隶推行新政的许多细节。特别是后者，对于我们深入研究天津及河北的地方自治历史，均提供了可供参酌的史料。现在需进一步探讨的是，佐藤铁治郎书中所述内容是否真实可信，佐藤氏撰写此书究竟出于什么动机？
其一、关于《袁世凯》一书史料真实性及写作动机问题，我们不妨参酌当时日本外务部门对于小幡酉吉进呈此书前后所作的处置。
为了正确估价佐藤铁治郎《袁世凯》一书的价值与作用，早在7月5日日本方面还请精通汉文、了解清廷情形的郑永邦对此书仔细阅读，然后写了他个人对此书之看法，今征引如下：
有关佐藤某着《袁世凯》一书之私见
通读一过，该书详述袁氏之行事、政界之经历，以其过为过，以其功为功，英雄末路，坎坷陷于不遇之境，时势交逼，再至于立世之时。总之，作者欲以满腔之热诚，寄同情之心，期以破清国朝野人士迷顽之心，除此之外殆无它意。袁氏也可能赞成而喜其得知己于邻国。
窃惟袁氏对于韩国之事业，虽然发挥了其天赋之才智，而其结局又归于失败，但他后来又推翻了清国数千年治国之根本，得此结局，岂非天数？着者痛慨袁氏之离去，无人继承其事业，认为应是呼吁“袁氏不出，奈苍生何”的时机了。为清国计，亦不可谓忠乎？袁氏之行事进退，以立宪制度之运行为准则，用以警醒清国之上下，盖此书之用意即在于此。
但此着成于本邦人之手。它详述袁氏之政界经历，举其功过之事迹，加以公平无私之评价，从而阐明了去偏见、重国家之根本。然而，在袁氏之政敌，个人之私怨，充盈于朝野之时，清人读此着，果能得有所感动否？恐难遽下判断。以予之管见，此书一出，猜疑异见之徒，以为此书出于袁氏暗嘱，必会用百方巧计，以杜其再出世之途。即使其中有知道袁氏公平无私，乃一真正忧虑国家前途的人，以为人才可惜，对于袁氏与着者予以同情，但由于主持政务的摄政王与袁氏之关系，因此他们也会认为没有必要为袁氏一身之荣枯而牺牲。诚如着者所言，他们只是侃侃谔谔，直言谠谏者。
正因为如此，在公开出版此书之前，必需考量其中利害。现就着者详述袁氏之经历各段，聊陈私见所及：今日韩国之事局早已确定，溯而暴露当时之实相，以我国之地位视之，不过为一段历史。但是，此着于清国方面之秘密，揭之过详。在清国来说，当时之政策，迄今为止，仍然秘而不宣。设使将其秘密由日本人公之于世，清国朝野人士可能疑为袁氏弄策。
再有，此书对袁与西太后之关系，袁与摄政王之关系，其外交手腕，以及袁（镇压）义和团之功绩，叙述最详密，足以加深猜疑之念。
然而此书为袁氏计，利害相半，因而不足多为顾虑。若是对上记各点加以稍许之改删，以为袁氏减少后患，亦不违背着者之本意。
明治43年7月5日
郑永邦（注：日本外务省史料馆藏：《在天津小幡总领事呈送以袁世凯为题出版物之报告》，编号1—1—1—41。胡连成译。）
首先应该说，郑永邦对《袁世凯》一书的评价是写给日本外务省或者日本驻北京公使馆的决策人员看的，而不是为了在中国，或是在日本发表的。因为郑氏文件同样属于机密第16号的组成部分。这样的机密文件一般人是根本无法过目的。
小幡之报告写于明治43年6月23日，外务省接受为7月23日。而郑永邦之“私见”乃写于7月5日。可见，郑氏写此文时，小幡酉吉的报告可能还没有送达东京，郑永邦当时正在中国。也许他当时就在领事馆内。而且，郑氏似乎全然不知道小幡酉吉6月23日即已与袁克定达成协议，决定将《袁世凯》一书全部烧毁。
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郑永邦是根据日本驻京公使伊集院的指示而对《袁世凯》一书进行评论的。而伊集院之所以将评价佐藤铁治郎此书的任务交给郑永邦，是因为郑氏对清朝的情形最为熟悉。郑永邦和其父郑永宁、其兄郑永昌三人均是日本外交界有名的中国通。
郑家三君，原籍于福建泉州府晋江县。明末大乱之际，其祖躲避战祸，归化于日本。后来迁至日本长崎，世代以译员为职。尤其是郑永邦“担任支那语翻译官，名声大噪无比。他在北京三十年之久，协助历代十一任公使，有‘日支外交的活辞典’之称”。（注：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第32—39页。）
“郑永邦的外交生涯共有三十四年之久，其中多半驻在北京。对公务专心致力，完全没有沉迷嗜好等不良习惯。郑永邦不但通晓支那语，而且在汉学界也将是数一数二的人才。他在北京讲述近代名着《红楼梦》时，会场里挤满了清国客人，简直插不进脚了。由此可知郑永邦学识渊博、语言天才。”（注：东亚同文会编：《对支回顾录》下，第32—39页。）
郑永邦对《袁世凯》一书评价虽然其字数不多，但是显然是比较中肯的。因为他不会用假话来欺骗上司。
其二、不可忽视《袁世凯》一书之局限性。
尽管郑永邦认为佐藤铁治郎此书“详述袁氏之行事、政界之经历，以其过为过，以其功为功”，“举其功过之事迹，加以公平无私之评价”，但是，我们仍然必须指出，《袁世凯》一书对袁氏生平业绩之描述还有很大局限。因为佐藤铁治郎作为一个外国驻中国之记者，他还不可能掌握所有有关袁世凯的重要史料，他更无法去检阅汗牛充栋的清代档案。
试以《袁世凯》书中以很多笔墨所描述的凌福彭为例。佐藤氏揭露凌福彭将其亲信徐永煃等派为留日学生等劣迹，批评他滥用职权。认为“丧心病狂如凌福彭者，真罕有其俦也，北洋新政根本上之败坏当以凌福彭为罪魁也”。（注：佐藤铁治郎：《袁世凯》第2编，第6节，培养裁判官人才为改良法律及监狱之预备。）佐藤氏又指斥凌福彭等侵占民田，百姓切齿，屡控不直，并得出结论，谓凌等“欺瞒掩饰，丧心病狂，力阻新政之进步，袁世凯遂为其蒙混，至审判厅败坏不堪言状，凌实罪之魁也”。（注：佐藤铁治郎：《袁世凯》第2编，第6节，培养裁判官人才为改良法律及监狱之预备。）
佐藤铁治郎所列举凌福彭之种种不法行为，大多来自天津及直隶百姓之直接控告，有声有色，生动具体，自然不容忽视，而且，这是该书区别于一般传记着作的一大特点。可以说，凌氏乃一典型的腐败官僚，此人长期在军机处担任汉二班章京。（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杂件》，章京名册。）他热衷于奔竞钻营，拍马奉承，而后又捞到肥缺，外放到天津当知府，巧取豪夺，纵情享乐，他在津任期很长，因此与晚清天津地方史殊有关系。
对这样劣迹多端之人，袁世凯非但没有予以惩戒，反而还向朝廷专折具保。我们由清宫档案中找到袁氏之奏片。袁氏此片可以同佐藤铁治郎之描述对照阅读，孰是孰非，一清二楚。袁氏奏片曰：
直隶总督袁世凯奏
再，前保定知府凌福彭，广东番禺进士，由户部主事考取军机章京，历升员外郎、郎中，京察一等，记名以道府用。光绪二十六年奉旨补授天津府知府，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到任。其时天津尚未收回，该员往来津、保，将一切应办事宜预为筹备。光绪二十八年秋间，随臣到津接受地面，部署善后事宜，井井有条。光绪三十年委赴日本，考查监狱、工艺，各得其精意所在，差峻回国，缕晰条陈。天津习艺所之设，规制章程，皆由该员手订，保定踵而行之，化莠为良，囚徒受福。一面设局创兴工艺，贫寒子弟皆得执业以谋生。是年大计，保荐卓异，曾护天津道，并代理津海关道篆，河工洋务，考求有素，因应咸宜。光绪三十二年调补保定府知府，保定设有谳局，为通省刑名总汇，遇有疑难重案，督饬局员，悉心推鞫，务得真情，民不含冤，狱无留滞。因天津交涉事繁，仍调署天津府篆，以资熟手，并令督办自治局，总理高等审判分厅，以为立宪基础。该员才长心细，器识宏通，如果重以事权，必能力膺艰钜，应如何量予擢用之处，出自宸裁。该员现因卓异，请咨引见，除给咨送部外，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初九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三十三年录副奏折，吏治类。）
袁世凯称赞凌福彭“才长心细，器识宏通”，并认为朝廷“如果重以事权，必能力膺艰钜”。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可见袁世凯把一个破坏新政之罪魁祸首，当作天津民众造福的功臣向朝廷保荐，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讽刺。凌福彭仅仅是袁世凯网罗贪官污吏的一个典型事例。其他如杨士琦、朱家宝、赵秉钧、段芝贵等无一不是袁世凯网罗之私人。
其三、佐藤铁治郎只看见半个袁世凯。
佐藤铁治郎此书写于宣统元年，袁世凯之真实面目尚未充分暴露于世。当时袁世凯刚刚被清廷以“足疾”罢免回籍，直隶许多新政随着袁世凯之离去而纷纷凋敝。佐藤氏对此颇有感怀，故写出此书。他对袁世凯之评价，往往从大的方面着眼，肯定出袁世凯之历史功绩，尤其对袁世凯推行立宪之勇气推崇备至。
譬如，佐藤氏在此书第二篇第二章主倡立宪中写道：
稽东西各国进化，由专制政体而趋入立宪者，其原因莫不由人民颠覆旧政府以立新政府而成之也。即或事出和平，亦由全部人民指陈利害，几经要求，几经挫折，断几许头颅，始可达其目的。若干宪法条文，岂轻易所能享受耶。若由专制国大臣而倡立宪，考世界各国改革历史，罕有其伦。袁世凯处支那专制政体之下，身为大臣，充最重要之机关，握种种之大权，而又系出汉人，竟不畏满汉之嫌，及其他各种之障害，一意为国家谋生存，为人民增幸福。首倡立宪，以一身为怨府，苦心孤诣，为开明专制之预备。首创自治期成等会，虽有东西各邦之成规可仿，要亦人所难能，虽其间用人不当，为左右所欺蒙，而袁能立入手大纲，有条不紊，为支那各行省树此先声，作模仿改良之成绩，微袁世凯曷可克臻此。（注：佐藤铁治郎：《袁世凯》第2编，第7节，主倡立宪。）
在宣统元年，佐藤铁治郎的这些话讲得是颇有道理的。他是把袁世凯与北洋乃至全国的各色官吏对比之后讲的这些话。因为在芸芸众生官僚队伍中，没有哪一个封疆大吏像袁世凯这样在地方上努力推行立宪。虽然未能获得成功，但佐藤铁治郎认为，这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意义十分重大。
佐藤氏认为：
支那之立宪，能达其目的与否，姑不具论，惟二十世纪中，专制国断难生存于世界。由是言之，支那立宪之成不成，即前途兴亡之关系也。支那苟亡，袁世凯亦湮没无闻矣；使支那立宪果成，将来雄长东方，为地球强国，则最近世界进化史中，袁世凯三字亦必能占一特别地位矣。（注：佐藤铁治郎：《袁世凯》第2编，第7节，主倡立宪。）
佐藤氏讲得虽有道理，然而，若从对袁世凯一生的评价来说，则又当别论。俗话云“盖棺定论”，是谓一个历史人物只有到其生命之终结，方可对其一生之功过是非做出评论。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中，很多名留青史者，都是在其生命的最后一刹那的所作所为才为其一生之评价一锤定音的。他们或舍身取义，或杀身成仁，都是在生命的结束之前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而成为英雄人物的。
而袁世凯则不然，他在辛亥革命的浪潮中，以清廷重臣身份，将奕劻等王公大臣玩弄于股掌上，欺瞒孤儿寡母，从而当上中华民国之总统。后来他又欲壑难填，背信弃义，抛弃共和，想当皇帝，结果是众叛亲离，既为清室之罪人，又为民国之叛逆。其皇帝美梦很快便被全国各地的反对浪潮吞没了。“机关算尽太聪明”，袁世凯何其不自量力耶。
所有这些大事，都是佐藤铁治郎一书《袁世凯》出版两年之后才发生的。因此，我们不能苛求于佐藤氏，因为他所见到的，只可以说是半个袁世凯。
注释：
①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在天津小幡总领事呈送以袁世凯为题出版物之报告》，编号1—1—1—41。
（资料来源：《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