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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问题新探

两个多世纪以来，人们对清世宗胤禛继承皇位的合法性所以表示很大怀疑，一是清圣祖玄烨的突然死亡，二是胤禛的突然即位及其关于这一问题的不成样子的辩解，三是皇十四子、抚远大将军允禵在政治舞台上的突然兴起和消失。根据现存材料的情况，本文拟从允禵政治地位急遽变化的原因着手，试图对本问题进行某些新的探索。
一、允禵出任抚远大将军的意义
允禵，原名胤祯，玄烨第十四子，胤禛同母弟，生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他在康熙五十七年冬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在西北主持军务达四年之久，当时被人们认为是玄烨意中的皇位继承人。
可是胤禛却说：“允禵平日素为圣祖皇考所轻贱，从未有一嘉予之语。曾有向太后闲论之语：‘汝之小儿子允禵即与汝之大儿子胤禛当护卫使令，彼亦不要。’此太后宫内人所共知者。圣祖皇考之鄙贱允禵也如此。”
胤禛解释道：“逆党指允禩、允禟亲信乃云圣意欲传大位于允禵。独不思皇考春秋已高，岂有将欲传大位之人，令其在边外数千里外之理?虽天下至愚之人亦知必无是事矣。”
允禵所以出任抚远大将军，胤禛指出：“只因西陲用兵，圣祖皇考之意，欲以皇子虚名坐镇，知允禵在京毫无用处，况秉性愚悍，素不安静，实借此驱远之意也。”任抚远大将军后，“以允禵之庸劣狂愚，无才无识，威不足以服众，德不足以感人。而陕西地方复有总督年羹尧在彼弹压，允禵所统者不过兵丁数千人耳。”①
按照胤禛的这些说法，允禵显然不可能成为皇位继承人。而各方面的事实却与此完全相反。
一抚远大将军的任务
17世纪初，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的力量在不断增长。康熙十年噶尔丹自立为准噶尔汗后，控制厄鲁特各部，攻占回部，向青海、西藏扩张，并于康熙二十七年击败喀尔喀蒙古。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深入内蒙，进抵仅距北京700里的乌兰布通，被玄烨统帅的清军击败。此后，玄烨又在康熙三十五、六年两次亲征，给与噶尔丹沉重打击，而准噶尔统治集团也已处于分裂状态。噶尔丹在众叛亲离，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康熙三十六年因病去世。
噶尔丹在明、清两代蒙古族统治阶层中可算是一位有才能的人物。当他出任准噶尔汗的时候，蒙古族加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已经相当悠久了。蒙古族的成吉斯汗、忽必烈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上，演出过许多惊心动魄、威武雄壮的戏剧。历史证明，蒙古族的加入，加深了各民族相互间的了解和联系，推动了蒙古族本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当然也就促进了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扩大和巩固。而这时候，清朝已经建立起统一的中央政权，政治上逐步稳定。这个政权执行适当的政策，恢复和发展经济，加强国家统一，抵御外国殖民主义侵略势力，基本上符合各民族的共同愿望和利益。因此，噶尔丹的才能怎样发挥?是加强还是削弱我们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团结?将决定噶尔丹所起的作用的性质，决定他的历
史地位。
可惜的是，噶尔丹没有朝正确的政治方向迈开他的历史的脚步。他任准噶尔汗27年的行动表明，他想建立一个以蒙古族统治阶级为主体的大帝国，与清朝相抗衡。很显然，这样的政治意图是完全违背历史潮流，得不到人民的支持的。
尤其严重的是，噶尔丹为加强对抗清朝的力量，竟然联络沙俄侵略者，把外国侵略势力引进国内民族斗争。这种做法适应了沙皇俄国分裂和侵略中国的罪恶阴谋的需要，注定要遭到全国人民、包括蒙古本民族人民的唾弃。
噶尔丹以强凌弱，与蒙古各部首领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因而噶尔丹在康熙二十七年进军喀尔喀蒙古时，各该部首领就被迫率领绝大部分牧民南下，寻求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清朝中央政权的保护。这是他在政治上的最大失败，也是人心向往统一的鲜明例证。而他在乌兰布通之役的失败，则是其军事上走向没落的转折点。玄烨充分利用了政治、军事上的这一时机，连续几次亲征，不容噶尔丹有喘息时间，终于导致他的彻底覆灭。
策妄阿喇布坦继噶尔丹成为准噶尔汗后，依然踏上噶尔丹的道路。准噶尔的实力一经恢复，他就立即在康熙五十四年初袭击哈密地区，两年后又派遣其弟策零敦多卜率兵经青海进入西藏，杀拉藏汗。包括陕、甘、川、滇在内的西北、西南相继告警。可见，清朝与准噶尔统治集团的斗争，始终涉及西北、西南地区与祖国统一还是分裂，即中国半壁江山谁属的大问题。
康熙五十四年四月，清朝作出西征准噶尔的重大决策，开始向西北地区增派援军。此后直到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玄烨突然去世的七年半当中，它始终是清统治者必须优先处理的重大问题。
西征之役意义重大，情况复杂涉及军事、政治、民族、宗教等一系列问题，战线漫长蒙、新、青、藏，距京遥远，困难极多，因而玄烨对此十分慎重，在人力、物力方面进行充分准备，进兵行动一拖再拖。玄烨虽没有必要亲征，但派出大将军或经略，授予大权，掌握前线全局，则势在必行，只是时间问题。史载，康熙五十四年秋冬之际，废太子允礽曾“于拘禁处，以矾水作书致普奇，嘱其保举为大将军”。2这表明太将军一职在当时的特殊重要意义，允礽将它作为恢复皇太子高位的阶梯；可以想象，它也已成为争位众皇子逐鹿的对象。
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十二日，玄烨正式征命允禵为抚远大将军，“率兵进剿策妄阿喇布坦”。半个月后，又指示“议政大臣等，十四阿哥既授为大将军，领兵前去，其纛用正黄旗之纛，照依王纛式样。”3当时玄烨诸子中，皇三子、四子、五子为亲王，皇七子、十子为郡王，允禵是皇十四子，受到王的待遇，这是破格的措施。允禵出征前夕，玄烨特地“亲诣堂子行礼”4，启程时又为他举行了规模宏大、隆重的欢送仪式。5这虽属于惯例，却也明白无误地表明对西征之役及允禵所负大任的重视。
应该指出，允禵是在西线军情紧迫下出任抚远大将军的。
策妄阿喇布坦派遣策零敦多卜于康熙五十六年末控制西藏后，对信奉黄教的蒙古各部，不能不产生一定影响。前湖广总督、署西安将军额伦特及侍卫色楞等，在玄烨命令下经由青海进军拉萨，在藏北与策零敦多卜军激战多日，终因孤军深入，后援不继，饷道被切断，而全军覆没。噩耗在康熙五十七年九月底传到北京6，紧张气氛笼罩着清廷。允禵的任命下达后，十月二十一日玄烨说：“朕近日以西边军务，颇关念虑，前已降有谕旨。今冬至在迩，腿足渐觉不快，颜面亦殊消瘦，欲于二十四日暂往汤泉……朕在汤泉不
过住数日耳。”7寥寥数语，道出玄烨因西线失利而焦虑不安，及任命允禵西征后产生的重任负托得人的心情，因而准备在汤泉小住数日，以解除疲劳，恢复健康。
总之，抚远大将军的任命不仅关系到扭转西线战局，实际上涉及到清朝今后的安危问题，因为准噶尔部控制西藏，就有可能借黄教煽动蒙古各部脱离清朝统治。因而玄烨必须认真对待，选择他所最信任、认为最有能力的人出任大将军，代替他的亲征。最后胤禛等皇子落选，大任落在允禵肩上。
二玄烨的建嗣计划
康熙五十八年玄烨曾亲自对青海蒙古各部盟长罗卜藏丹津及其他人说：“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务，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即与我当面训示无异。”8可见玄烨对允禵十分赞赏，高度信任。虽然允禵处分军中级别较高的官员，最后还是要请示玄烨决定，但大将军“掌生杀重任”的提法，在清朝历史上终究是绝无仅有的。不妨回顾玄烨二次亲征噶尔丹时，皇太子允礽留守北京的情况：“凡事俱着皇太子听理。若重大紧要事，着诸大臣会同议定，启奏皇太子。”9两相比较，允禵受信任的程度与权力之大，并不下于当日的允礽。这也很能说明问题。
对此，胤禛即位后还愤愤地说：“昔年用兵有诸王掌大将军印者，有大臣掌大将军印者，惟允禵妄自尊大，种种不法，我朝大将军如此行事者，从未之闻也。……允禵所行，悉僭妄非制。”10
允禵的“僭妄非制”的大权是谁给的?是胤禛的父皇玄烨，这是他已被选定为皇位继承人的重要迹象。胤禛指责允禵时如此激动，实际上是在发泄他对玄烨关于皇太子问题的决策的严重不满。
胤禛即位后曾痛斥宗室、辅国公阿布兰“素行卑污”，因为康熙六十年“大将军允禵自军前回时，伊特出班跪接”，而“从来宗室公，于诸王、阿哥并无此例也”（11）。阿布兰的行动表明，清廷的部分王公大臣当时已将允禵作为皇太子看待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永宪录》的下述记载：雍正元年五月，“革贝子允禵禄米”，原因是“云贵总督高其倬奏疏，误以大将军王与皇上并写。上以贝子在军惟以施威僭分为事，以致声名赫奕，官吏皆畏惧如此。其禄米永行停止。其倬降职留任。”（12）
清朝官员的奏折中，凡遇“皇上”、“圣主”、“圣君”等词时必须抬两格书写。所谓“误以大将军王与皇上并写”，当是将“大将军王”作同样抬头或抬一格。这个非同小可的错误并非偶然。
高其倬，汉军镶黄旗人，康熙三十三年进士，曾任内阁学士，康熙五十九年升任广西巡抚，六十一年署理云贵总督，胤禛即位后实授云贵总督。这个老于宧途而又谨小慎微的“大员”之所以出此差错，并非笔误，更不是别出心裁，而是一种习惯写法的流露，反映最迟在
康熙五十九年十月，允禵在驱准保藏的战役中建立重大功勋后见下文，部分大臣在奏折中就已采取这种写法。胤禛关于“官吏皆畏惧如此”一语，是说大臣们慑于允禵的权势，在奏折中都抬写其名。这正是玄烨在位时这一写法已成为惯例的有力证明。
这一现象意味着康熙末年允禵的威信已大大超过玄烨其他诸子。允祉、胤禛、允祺等代替玄烨主持各种祭祀大典或处理某些日常政务，与允禵在驱准保藏中的重大功绩相比较，已相形见绌。因而不少官员在奏折中将“大将军王”抬写，以表示对他的敬重，甚至作为皇太子看待。如果允禵并非玄烨心目中的皇位继承人，他对这种写法一定会严加申斥；事实则是它终于形成惯例，这就说明玄烨并未提出异议，从而表明已默认允禵的皇太子地位。群臣的这种自发行动，显然是玄烨新建嗣计划见下文颇见成效的表现。
胤禛即位后，高其倬还采取这种写法，除去习惯的因素外，也是允禵当时在清统治集团中有较高威信的反映。
玄烨曾指出：“前允礽为皇太子时，一切礼仪皆索额图所定，服用仪仗等物逾越礼制，竟与朕所用相等。”（13）允禟亲信秦道然说：“二阿哥在东宫时，允禩、允禟、允禵时有抱怨之言。二阿哥未废，是三位的主子，若抱怨，如何使得。”（14）足见皇太子也是众人的“主子”，地位和待遇极高，因而在奏折中显然要抬两格或一格书写。康熙末年部分大臣对允禵的写法，当是依据允礽的先例。
总之，允禵在玄烨在位最后四年当中，逐步成为政治上十分显赫的人物，越来越多的王公大臣和督抚大吏将他作为实际上的皇太子看待，玄烨也并不以此为忤。这方面的大量材料虽然都已被有意识地销毁掉，但上引仅存的两例，就足以说明事实的真相。同时，胤禛对此二事的看法及处理，也充分暴露出他对允禵的无比嫉恨及对玄烨的真实感情。
玄烨的其它一些言行，也反映允禵出任抚远大将军，与建立储位息息相关。
康熙五十一年九月皇太子允礽再次被废黜后，玄烨在五年之内很少提到建储问题。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玄烨突然召集众皇子和全体大臣，颁布了一道叙述自己“一生之事”的“手书谕旨”，强调以后“若有遗诏，无非此言”。他在讲话中明确表示：“立储大事，朕岂忘耶?”又说“天下神器至重，倘得释此负荷，优游安适，无一事婴心，便可望加增年岁”，并问大家有“何道俾朕得此息肩之日也?”（15）与此同时，即“康熙五十六年冬，圣祖仁皇帝召诸王子面询建储之事”，不料“塞思黑即允禟陈奏之语背谬，圣祖仁皇帝面加切责。是夜三鼓时，圣祖仁皇帝念及塞思黑之言，益增愤怒，中夜起坐”（16），估计可能是允禟再次推荐允禩为皇太子，引起玄烨的极大不满。
与此同时，廷臣中的朱都纳、朱天保父子及常赉、戴保等人上书玄烨，吹捧允礽，要求将其释放，实际是希望他第三次成为皇太子。这也同样引起玄烨的愤怒，指出这是“一二不法匪类，曾经治罪免死之徒，探知朕疾，伙同结党，谋欲放出二阿哥”，于是斩朱天保、戴保，将其他人“永远枷示”或拘禁。（17）
废太子允礽及皇八子允禩的亲信作出的反应，显然使玄烨更加感到在建储问题上矛盾的复杂、尖锐，于是他开始实施已成竹在胸的挑选继承人的计划。
首先他向廷臣指出，允礽做皇太子时，政治、经济等待遇的规格过高，几乎与他并驾齐驱，暗示有侵夺他大权的危险，命令大学士等，“今于未立皇太子之前，当预将礼仪议定”，
“查核详议具奏”。（18）下述这段话则更为关键：“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必令尔等倾心悦服，断不致贻累于尔诸臣也。”（19）
哪个皇子在群臣中有很高威信，为他们所“倾心悦服”呢?允礽在第一次被废黜前即已声名狼藉。允禩虽颇有声望，如大学士李光地在康熙五十七年时还说：“目下诸王，八王最贤”（20），但又为玄烨所深恶痛绝。皇三子允祉、皇四子胤禛虽经常代替玄烨主持各种祭祀大典，间或处理某些日常事务，显然没有威信。现存材料中还没有发现有哪个王公大臣，公开或私下作出胤禛“最贤”，可继承皇位的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逐步培养了。
由此可见，允禵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是玄烨总结了有关经验教训后，以新的方式选择、培养皇太子的决定性环节。自然，允禵之被选中并非偶然，康熙四十七年后，他在玄烨诸子中的政治地位即已出现上升的迹象，其原因当在下文述及。康熙五十八年在与漠南、北及青海各部蒙古王公会盟时，玄烨所以当众对罗卜藏丹津等公开赞扬允禵的带兵才能，明确指出他在西北地区代表自己行使生杀大权，决非泛泛之谈，而是明显地为提高未来皇太子的威信而制造舆论。这番话会盟时对蒙古王公讲，对朝廷内的王公大臣显然也会讲，这就无怪乎阿布兰当允禵返京要出班跪接，督抚大吏的奏折上将大将军王与皇帝并写了。
任命允禵为抚远太将军，就是代替玄烨亲征，以解决从清初起就已存在的准噶尔问题，进一步巩固清朝的统治，也就是为允禵得以建立“丰功伟绩”创造机会，使之具备足以服众的条件，水到渠成，从而成为皇位继承人。清统治者在入关前及入关初期十分重视军功。努尔哈赤、皇太极及多尔衮就都是能征善战的创业者。玄烨三次亲征噶尔丹，也是这一传统的继续。所以他着重从军功方面为允禵继承皇位开辟道路，是含有深意的，也是可以理解的。足见允禵是玄烨暮年所最后确定的，按新的方式培养的未来皇太子。这也是他不顾自己年近古稀，还是让允禵在西陲主持军务达四年之久的真实原因。
总之，从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颁布相当于遗诏的“手书谕旨”，到六十一年十一月突然去世的五年当中，玄烨除去任命允禵为抚远大将军，赋与他当年皇太子允礽所曾掌握的大权外，对其他皇子的态度，与过去比较则并无任何特殊变化。如果允禵不是玄烨的意中人，为什么对他如此器重，加意培养并尽量提高其威信呢?如果胤禛被玄烨所属意，那么为什么对他却一无特殊表示呢?其实胤禛本人也说，当玄烨去世隆科多告以传位遗诏时，他“闻之惊痛，昏仆于地”（21）。不管这段表白是否真实，终究反映玄烨生前从未对胤禛作出传位与他的任何暗示这一重要事实。两相对照，允禵成为玄烨所属意的皇位继承人，已是相当明显的事实。
三如何估计允禵与允禩、允禟的密切关系
表明允禵与允禩、允禟密切关系的显着事例，发生在康熙四十七年九月皇太子允礽第一次被废黜时。当玄烨发现允禩“妄蓄大志”，“谋害允礽”后，立即下令“将允禩锁拿，交与议政处审理”。在这关键时刻，“允禟语……允禵云，尔我此时不言，何待。允禵奏曰，八阿哥无此心，臣等愿保之。上震怒，出所佩刀欲诛允禵。皇五子允祺，跪抱劝止。”（22）据允禩亲信秦道然说，是允禵主动邀约允禟保救允禩（23）。因而胤禛指出，允禵当时就已和允禩“结为死党”，“听其指使”，遭到玄烨的厌恶，以此说明他不会成为皇位继承人。
不过从仅存的有关允禵的极少量材料来分析，他和允禩、允禟终究有所区别。
允禵其人，允禟曾指出他“聪明绝顶”，“才德双全，我弟兄内皆不如”（24）。如与前引玄烨对允禵领兵才能的赞赏相对照，反映他确实很有才干。此人性格较直爽，“甚有义气”（25）。胤禛在允禩死后曾透露，“当日皇考拘执阿其那之时，允禵与塞思黑公然挺身保奏，允禵且曾邀约朕躬。伊等又私藏毒药，愿与同死。”（26）可见当他听到允禩得罪后，就毫不考虑后果，挺身而出，不仅邀约允禟，甚至希望他的同母兄胤禛也能为此助一臂之力。胤禛认为允禩“阴险诡谲”，允禟“狡诈奸顽”，而对允禵的评语则是“狂悖糊涂”（27），倒是多少反映出允禵的性格、作风上的这一特点。
允禵、允禟保救允禩时，玄烨虽然认为他们的义气“都是梁山泊的义气”，并当场“将十四阿哥打了二十板”（28）；不过事后的一些措施，却表明他并不将允禵与允禩、允禟二人同等看待。
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即允禵为允禩辩护事件后的一个月，当皇长子允禔被革去王爵，加以幽禁时，玄烨下令将他的“上三旗所分佐领，可尽撤回，给与允禵……其包衣佐领及浑托和人口均分，以一半给与允禵。”（29）这些可能表明玄烨对允禵的性格和作风深为了解，“手刃”等等只是盛怒之下的一时冲动，因而在事后通过这种赏赐，表示对允禵的真实态度，并示安慰。
又如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允禩“染患伤寒”，玄烨降旨：“十四阿哥允禵向来与八阿哥允禩相好，着伊同太医商酌调治。”（30）虽然暗示他和允禩仍是一党，却并未斥责。这些都反映玄烨是将他和允禩、允禟区别对待的。
总之，允禵尽管属于具有较大影响的允禩、允禟集团，但又和他们有所区别。另一方面，他还是拥有不可忽视的潜在力量的胤禛的同母弟，他的性格和作风又有可能使他和其他皇子都保持着一定的和睦关系，所以他在玄烨诸子中处于相当特殊的地位，如果成为皇太子，就有可能被各派势力所勉强接受。这是否可能是玄烨选中他的因素之一呢?
现存材料表明，允禵出任抚远大将军的四年当中，他对关键性问题如征讨策妄阿喇布坦的具体时间的建议等，几次都被玄烨接受，表示对他的高度信任始终不衰。此外，这一期间，允禵和允禟之间人员和书信的往来十分频繁，允禵甚至将“军需银数十万两，屡次遣人私送与阿其那，听其挥霍”（31），他们之间的关系显然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玄烨对皇子们的动态始终密切注视，对上述情况至少有着基本了解，但并未因此而改变对允禵的态度。由此可见，允禵与允禩的密切关系，并不妨碍他成为皇位继承人。
自然，随着允禵地位的变化，他和允禩等的关系也具有不同的意义。作为一般的皇子，允禵成为允禩争夺皇位集团的成员，当然会使玄烨不悦；如果允禵真的被内定为皇太子，那么允禩集团在某种程度上反而会成为使他继承大统的不可忽视的力量或支柱，玄烨对他们的交往也就不过分干涉了。允禵出任大将军后的情况正是如此。这是他被玄烨所属意的又一证据。
允禩在康熙五十五年秋“染患伤寒”，病愈后，玄烨不再将他禁锢，并恢复他的俸银、俸米，（32）行围、谒陵或“巡视畿甸”时，也让他和众皇子一起随行，对他的态度有较大变化，这可能也是玄烨当时已在考虑允禵继位问题的蛛丝马迹。
允禩集团的主要人物对允禵政治地位上升的反映，也是很值得玩味的。“允禵有大将军之命，允禟便喜欢之极，指望他立了大功，早正诸位。”（33）允禟始终是允禩的忠实追随者，他对允禵的态度，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允禩的看法。允禵赠给允禩巨款，说明后者至少在口头上支持允禵在将来继承大统，双方有了默契。显然，在允禩遭到玄烨唾弃的情况下，如果皇位落在胤禛或其他争位者之手，允禩、允禟都会陷入困境，甚至绝境。只有允禵继位，才能成为他们性命与权势的保护者，而且他们还很可能对允禵施加影响。如允禟就私下说：“十四爷若得立为皇太子，必然听我几分说话”（34）等等。至于允禵，即使过去不曾有争位野心，成为抚远大将军后，由于玄烨的各方面的表示，当然会“顿萌大志”（35），以未来的皇太子自居，必然着手加强本身的实力，而取得允禩集团的支持，则是关键性的一环。在相互需要的前提下，他们的关系大大发展了一步。
通过上述三方面的事实和分析，表明允禵实际上已是玄烨暮年所最后确定的皇位继承人。如将这些事实与前引胤禛的有关论证相比较，就会看出他为掩盖康熙末年允禵的政治地位急遽变化及其重要意义的真相，不择手段地歪曲事实、伪造历史竟然达到怎样的地步。
四《清圣祖实录》中胤禛形象的分析
清入关后从康熙到宣统所编纂的九朝实录中，没有哪个实录象《清圣祖实录》那样，对未来的皇位继承人的形象和事绩，如此吹嘘和修饰，令人们感到很不正常，定有蹊跷。
胤禛在《清圣祖实录》中以如下的面貌出现：对玄烨极尽其孝养的能事，对众兄弟十分友爱与扶持，从无继承大位之念，因此博得玄烨对他的“诚孝”、“伟人”的评语。他与皇三子诚亲王允祉，长期享有不时“恭请”玄烨赴王园游宴的“殊遇”。皇子们代表玄烨主持各种祭祀大典中，以他的次数最多。他有时还被玄烨委托处理各种事务等等。凡此种种，都使人们产生胤禛在玄烨诸子中德、行皆优，最受信任与重视，未来皇位非他莫属的印象。
不过人们会立即想到，同一个胤禛，为什么在即位后竟然表现得如此心胸狭窄、猜忌多疑、刻薄寡恩、心毒手辣呢?结论只能是此人深沉狡诈，善于伪装，而且《清圣祖实录》中关于他的叙述，存在若干不实不尽之处。
玄烨是中国封建社会很有作为的皇帝，对皇子们当然都有某种程度的了解。他之所以对胤禛重视与信任，而又从未作出以之为继承人的任何表示，一是对其信任与重视，决非《清圣祖实录》所夸张的那样，而是有一定限度；其次是他已看出胤禛其人的心口不一的两面作
风。
弘旺《皇清通志纲要》载：康熙“四十七年九月，皇太子、皇长子、皇十三子圈禁……十一月，上违和，皇三子同世宗皇帝、五皇子、八皇子、皇太子开释。”透露出胤禛在争夺皇位的生死斗争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玄烨对他的怀疑与警惕。
允礽首次被废立前，早已成为争位皇子们的众矢之的，反对者中以允禩集团声势最大，
有允禩、允禟、允禔、允禵、允礻我，康熙末年又增加允礼；而胤禛与此集团的关系，最初也相当密切。胤禛其后虽竭力掩饰这一点，但某些有关材料还遗留至今，他本人也曾说漏了嘴。
康熙四十七年冬，玄烨因废立允礽事件而病倒。胤禛在《大义觉迷录》卷三中透露，玄烨病愈后，允禩曾“攒眉向朕言：‘目前何尝不好，虽然如此，但将来之事奈何?’是阿其那残忍不孝之心，不觉其出诸口矣。朕曾将伊不是处，对众宣扬羞辱之，而伊深为愧恨。”（36）允禩将内心深处的想法告之胤禛，表明他们的关系，直到被圈禁期间和被释放后不久，还相当密切。不过胤禛这时因允禩已为玄烨所唾弃，于是将他这番话在大庭广众之间揭发，其实是对玄烨作出姿态，表示已和允禩分道扬镖、划清界限，以获取玄烨的信任和欢心。允禩与胤禛的关系所以变得势如水火，当由这时开始。胤禛即位后不只一次吹嘘，他经常在玄烨面前，为犯错误的兄弟“解释调停”见下文，可是他对允禩的作法，却是另外一套，足见此人的心口不一。
再如前述康熙四十七年玄烨“将允禩锁拿”时，允禵曾邀约允禟、胤禛二人保奏。允禟是允禩亲信，允禵约他，不足为奇；但为什么还约胤禛，而不是其他皇子?这就绝非偶然，反映胤禛与允禩的关系很不寻常。
又如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允禩在京“染患伤寒”，病势沉重时，玄烨正在从热河返回北京的途中，曾命令胤禛派人前去问候，可是后来胤禛又亲自前往探视。玄烨于是说：“观此关切之意，亦似党庇允禩。允禩医药之事，即着四阿哥料理”（37），随后又命令“固山贝子苏努、舅舅佟国维、大学士马齐、领侍卫内大臣公阿灵阿、鄂伦岱、侯巴浑德同往看视允禩病，同四阿哥多方延医，竭力调治”（38）。在此之前已令允禵前往北京，“同太医商酌调治”。
值得注意的是，允禵、苏努、佟国维等人无一不是允禩集团的重要成员。允禟已在北京玄烨所以先后命令他们前去延医调治，是因当时允禩正被禁锢，万一死去，这一集团可能会制造为人谋害的舆论，于是先发制人，指定他的亲信一手负责医疗事宜，以避免自己可能的被动。这也就透露玄烨长期严重怀疑胤禛也属于允禩集团成员的这一重要信息，否则不会仅仅因胤禛亲自返京探视允禩，就说出“亦似党庇允禩”这种很有政治份量的话，并命令他与允禩集团成员一起料理医药了。
由此可见，胤禛在康熙四十七年秋冬之际与允禩一起被圈禁，是因允禩及其集团中人受审时，供出平日与胤禛的密切关系而引起；而胤禛一向对玄烨极为“孝顺”，对皇太子显然也会毕恭毕敬，现在突然被揭发与反对太子最力的允禩接触频繁，关系密切，从而被玄烨看破他的严重的两面派作风，这当是胤禛始终不曾被考虑为皇位继承人的根本原因。两相对比，允禵虽是允禩一党，却心口如一，没有胤禛的阴险作风，这两个同母兄弟在玄烨心目中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胤禛在康熙四十七年冬被监禁的事件，《清圣祖实录》不但不予记载，反而大肆渲染当时玄烨因允礽事件病倒，胤禛如何侍奉汤药等“诚孝”事绩，及玄烨病愈后对他的奖谕等等。以此一例就可看出，《清圣祖实录》编纂者已将一切对胤禛不利的材料全部删掉。所以对《清圣祖实录》中有关胤禛的记载不能全然相信，在使用时要慎重地加以分析、鉴别。
《清圣祖实录》这方面的编纂手法相当露骨，这就是将玄烨对其他皇子的奖谕及委托他们处理日常政务的材料全然不载，不得不载时则轻描淡写，简单到无以复加。而关于玄烨对允禔、允礽、允禩、允禟、允禵的申斥，则大书特书，可能还有添枝加时之处。所以对《清圣祖实录》中有关其他皇子的记载也不能全然相信，否则也会受骗。
雍正三、四年胤禛最后处理允禩、允禟集团时，曾连篇累牍地进行自我吹嘘，如：“皇考恩德甚重，朕心不忍忘负，是以但宁静守分，敬谨孝顺于皇考之前。朕自幼时，诸兄弟俱
恭敬朕躬，朕于兄弟中亦无私嫌，而朕亦从无希冀大位之念……昔朕之兄弟中，往往有得罪皇考者，朕身为之解释调停，以宽解皇考之怒，凡此不可枚举……朕非邀名，亦非为伊等，乃实为君父年高，仰体圣躬之故，是以坚持心志而行之耳”（39）等等。显然，《清圣祖实录》的编纂者对胤禛形象的塑造，正是以他的诸如此类的吹嘘作蓝本。
《清圣祖实录》编纂者的一个重要原则是，竭力清除显示允禵曾是当然皇位继承人的材料，必须记载时，则极力简化之。对于胤禛，则因玄烨未曾作出以他为皇位继承人的任何表示，因而大力拼凑甚至不惜夸大、编造胤禛德、行俱优，受到玄烨突出信任与重用的材料，以造成人们相信胤禛必然继承皇位的效果。这就是《清圣祖实录》在清入关后的九朝实录中与众不同之处的原因。
《清圣祖实录》中康熙四十七年之后的那一部分表明，玄烨在初次废黜允礽后，根据皇子们平日表现及此次事件中暴露的问题，而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对待。对争夺储位情节恶劣或屡教不改的长次二子允禔、允礽先后予以禁锢。对继续热衷于皇位继承问题的八、九二子允禩、允禟则深恶痛绝，不时予以压制和指责。对一度被圈禁，其后在争位方面大为收敛更加隐蔽的三、四、五子允祉、胤禛、允祺，则表示一定程度的信任与重视相对说来，对胤禛比较突出，一律晋封为亲王，但对他们并未表示有传位之意。年轻皇子中，十三子允祥因允礽事件的牵连，被革去贝子，为玄烨所厌恶此人始终是胤禛的重要亲信；对其他人则比较一般，部分人分别被封为郡王、贝勒、贝子。独有允禵，显然得到玄烨的好感，政治地位呈现上升的趋势，康熙五十七年终于脱颖而出，成为事实上的皇位继承人。
在此期间，允礽、允禩两个集团曾几次进行获得皇位继承权的活动，但都遭到彻底失败，从而表明这一斗争最主要的对手，只剩下胤禛、允禵同母兄弟两人。不过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玄烨、允禵也未觉察。这大体上就是康熙末年皇位继承斗争的形式。
二、玄烨建嗣计划功败垂成的原因
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胤禛就玄烨之死以及他接受传位遗诏的情况叙述道：“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豫，静摄于畅春园。朕请侍奉左右，皇考以南郊大典，应于斋所虔诚斋戒，朕遵旨于斋所致斋，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祐、阿其那、塞思黑、允礻我、公允祹、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即皇帝位’。是时惟恒亲王允祺以冬至命往孝东陵行礼，未在京师，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见勒允禑、贝子允祎俱在寝宫外祗候。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号呼，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此当日之情形，朕之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40）
《清圣祖实录》的记载与胤禛的说法相同，而更加具体：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
庚寅初九，上因圣躬不豫，十五日南郊大祀，特命皇四子和硕雍亲王胤禛恭代。皇四子胤禛以圣躬违和，恳求侍奉左右。上谕曰……皇四子胤禛遵旨于斋所致斋。
辛卯初十，皇四子胤禛三次遣护卫、太监等至畅春园候请圣安。上传谕：朕体稍愈。
壬辰十一，皇四子胤禛遣护卫、太监等至畅春园候请圣安。上传谕：朕体稍愈。
癸巳十二，皇四子胤禛遣护卫、太监等至畅春园候请圣安。上传谕：朕体稍愈。
甲午十三，丑刻，上疾大渐，命趣召皇四子胤禛于斋所，谕令速至。南郊祀典，着派公吴尔占恭代。
寅刻，召……允祉、……允祐、……允禩、……允禟、……允礻我、……允祹、……允祥、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基，即皇帝位。’
皇四子胤禛闻召驰至，巳刻，趋进寝宫，上告以病势日臻之故。是日。皇四子胤禛三次进见问安。
戌刻，上崩于寝宫。”（41）
胤禛关于皇位继承情况的叙述，处处令人生疑：
如果胤禛是皇位继承人，那么玄烨病危时“谕令速至”，显然是要在全体皇子及重臣们的面前宣布传位遗诏，使他的继位名正言顺。在皇位继承权的斗争激烈进行时，这种作法对胤禛显然十分有利，而且也合乎常情。
可是，玄烨竟然只将传位遗诏告知允祉等七皇子及隆科多，对胤禛却仅仅告以“病势日臻之故”。此后五个时辰巳刻至戌刻即十小时内，胤禛虽三次问安，玄烨还是不将这一关系重大的问题告诉他。
玄烨倘若已公开宣布胤禛为皇位继承人，并曾将身后之事详尽嘱托，上述离奇作法还可理解。而事实却是，玄烨从未对胤禛作出传位与他的任何暗示。按照常情，玄烨更应在临危之际，抓紧最后时间，嘱托后事了。
同样令人不解的是，胤禛抵达畅春园后的十小时内，允祉等七皇子及隆科多，居然也守口如瓶，不将遗诏相告，玄烨死后，才由隆科多转达。
人们还诧异地发现，胤禛一向精明干练，但在十一月十三日全天，突然处于对一切有关问题毫不知情，不闻不问，任人摆布的完全被动状态，与平时判若两人。这种奇特表现，又如何解释?
此外，玄烨告知胤禛以“病势日臻之故”，而胤禛前此连续三天遣人“候请圣安”，玄烨都在说“朕体稍愈”，二者岂不矛盾?
十三日丑刻玄烨病危，急召胤禛。既然十万火急，胤禛为何在巳刻才“趋进寝宫”，途中竟用去四个时辰八小时?而其他皇子则在一个时辰内丑刻至寅刻都已齐集畅春园。胤禛素以“诚孝”自居，在此关键时刻，为何如此怠慢?
隆科多并非唯一皇亲国戚及重臣，玄烨对他并不欣赏见下文，为什么宣布传位遗诏时，除去皇子外，只有他一个人在场?
凡此种种，在在说明胤禛继承“大统”时，出现了一系列不寻常的情况，有必要进行多方面的探索。
一允祉、允禩等七皇子是否听到玄烨传位胤禛的口头遗诏?
胤禛论证其继承皇位合法性的唯一根据，是所谓允祉、允禩等七皇子亲自听到玄烨口述的传位遗诏一事。他还振振有辞地说：“夫以朕兄弟之中，如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邪谋，希冀储位，当兹授受之际，伊等若非亲承皇考付朕鸿基之遗诏，安肯贴无一语，俯首臣伏于朕之前乎。”（42）
由此可见，胤禛为人们提出了衡量其继承皇位是否名正言顺的标准，即玄烨去世当时，
如允禩、允禟确实“贴无一语，俯首臣伏”，那就说明他们听到传位遗诏是真，而胤禛的继位自然也就无可置疑；如若不然，则反映他们不曾听到遗诏，胤禛的皇位因而就是以不可告人的手段所攫取。下面可让事实本身说明问题的真相。
《大义觉迷录》卷一，胤禛上谕：“皇考升遐之日，朕在哀痛之时，塞思黑突至朕前，箕踞对坐，傲慢无礼，其意大不可测。若非朕镇定隐忍，必至激成事端。”（43）
《清世宗实录》：“圣祖仁皇帝宾天时，阿其那并不哀戚，乃于院外倚柱，独立凝思，派办事务，全然不理，亦不回答，其怨愤可知。”（44）
请看，允禩、允禟当时完全不是“俯首臣伏”的样子，他们一个愤怒得在新皇帝面前流露出以死相拚之意，一个惊讶得目瞪口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而这种强烈反应，只能发生在一个人突然听到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重大事件的场合。如果玄烨在十一月十三日寅刻，曾对允祉、允禩、允禟等七皇子口授传位胤禛的遗诏，那么允禩、允禟当时完全有可能因事出意外，呆若木鸡，而不会过了八个时辰，在玄烨死后还表现得如此激动。相反，他们甚至更可能因胤禛继位确实名正言顺，尽管嫉恨交加，也要被迫在他面前表现一定程度的恭顺之意。现在事实完全与此不同，这就说明允禩，允禟并未听到传位遗诏，而是玄烨死后才由隆科多所下达，在突然面临皇位已被胤禛夺取，木已成舟，无可挽回的情况下，才愤怒、惊讶到如此程度的。可见仅仅根据胤禛本人提出的标准来衡量，他的继承皇位显然是采取了不可告人的阴谋手段。
其实七个皇子中不曾听到传位遗诏的，岂止允禩、允禟二人。不可能想象，十一月十三日寅刻，允祉、允礻我此人为允禩亲信等五个皇子在玄烨病榻前听他口述传位遗诏，而实力雄厚、地位重要的允禩、允禟却还被蒙在鼓里，直到八个时辰后，即玄烨已经去世，才得知此事。合理的解释是，允祉、允礻我等五皇子同样没有听到传位遗诏，同样是在玄烨死后由隆科多所转达。正是由于这一事实，允禩、允禟等人的“心腹太监”，在各地宣扬胤
禛矫诏夺位的情况时才明确指出：“先帝宾天之日……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45）。这是允禩、允禟通过旁人之口所透露的胤禛夺位的最重要的事实。
允祉、允禩、允禟等七皇子既然没有听到玄烨口述的传位遗诏，而胤禛也声称它是由隆科多所下达，那么，对清朝最高统治集团极为重要的这一传位遗诏，原来竟是隆科多一人“听到”，并由他下达给全体皇子，而且居然被大家所“承认”。这种异常情况是怎样出现的呢?
玄烨在十一月十三日丑刻“病危”，戌刻去世；当天玄烨在京诸子，除去个别人外（46），都在他身边，这些情况不可能假造，也没有必要假造。问题在于，各皇子为什么在玄烨身边而又居然没有听到他口授的传位遗诏?这说明玄烨当天始终昏迷不醒，完全失去知觉；而这种状况又有极大可能是由于他的神经中枢已被某种毒药所摧毁。允禩、允禟的亲信宣扬：“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如，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了位。”（47）胤禛虽辩解说这是“加恶名于朕，可谓丧尽天理”，但也不能否认有“六十一年之进奉药”（48）一事的存在。因而玄烨死于中毒的可能性极大其它有关情况见下文，至于毒药放在人参汤还是其它汤药或食品内，则是次要问题。
其次，玄烨既然始终昏迷不醒，隆科多又怎样会听到他口述的传位遗诏?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解释，隆科多只要声称，传位遗诏是玄烨不省人事前所仓促口授，也就无隙可击了。
最后，允禩、允禟在皇子当中，拥有不容忽视的实力，并具有较大影响，但在十一月
三日全天，尽管一系列情况很不正常，他们却一直留在玄烨身边，居然无所作为，坐视事态发展，隆科多下达“传位遗诏”后，也只是大发脾气或惊讶得无以复加，比起他们的野心及实力又何其不相称!这只能反映，允禩、允禟在当天凌晨赶到玄烨身边后，立即处于被变相软禁的状态，失去离开畅春园的自由，从而在关键时刻，被剥夺了纠集亲信，组织反击的最后机会。
二玄烨去世前的“静养斋戒”
关于玄烨去世前后的一些重要情况，正史已一无所载，只有《永宪录》还提供了少许很能说明问题的线索：
康熙六十一年冬十有一月……
戊子初七，上由南苑复幸畅春苑。
己丑初八，上不豫。传旨：偶冒风寒，本日即透汗。自初十至十五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
甲午十三，戌刻，上崩于畅春苑。上宴驾后，内侍仍扶御銮舆入大内。相传隆科多先护皇四子雍亲王回朝哭迎，身守阙下，诸王非传令不得进。次日至庚子十四至十九日，九门皆未启。（49）可见玄烨在十一月初八日，只是得了轻微的感冒，当天就已好转，因而计划为冬至大祀“静养斋戒''五天；胤禛在《大义觉迷录》卷三中也指出，当时“皇考圣躬不豫，静摄于畅春园”，这就证明《永宪录》的记载无误，而《清圣祖实录》却将这条关键性材料删掉。他不准备在十五日亲临天坛祭祀，而是让胤禛“恭代”，从初九日开始在斋所致斋（50）。直到十二日，他的病情并未恶化，“朕体稍愈”，逐日好转。而且据《清圣祖实录》记载，玄烨于康熙六十一年八月在热河行围达一个月之久，返京后很快又去南苑行围，表明他的身体状况当时还比较正常。
正是由于玄烨从十一月初十日起开始“静养斋戒”，又不处理政事，因而皇子们都不在他身旁，满汉文武大臣更不敢前去打扰，他一时处于与外界隔绝的状态，于是他的安危实际上已取决于负责拱卫京师的步军统领隆科多。事实证明，此人早已成为胤禛的重要亲信了。
佟国维、隆科多父子虽是玄烨至亲，受到一定程度的重用，如隆科多在康熙五十年就已“署步军统领事”（51），只是佟国维党庇允禩，隆科多又“与大阿哥相善，人皆知之”（52），因而他对他们又相当不满。佟国维死于康熙五十八年二月（53），而直到玄烨去世为止的将近四年期间，他对于佟国维的一等公爵的承袭问题，竟然始终不予处理。可以想象，隆科多及佟氏家族其他成员的不满与不安心情。
由于隆科多所担任的重要职务，深谋远虑的胤禛必然早就和他有密切交往，现在他又处于这样一种不尽如意的状况，当然会进一步拉拢，终于使之成为自己的得力党羽。
玄烨“静摄”期间，隆科多作为内弟及步军统领，是借口保卫他，可以和他接近，并控制畅春园地区的唯一高级官员。于是玄烨突然“病危”，他生命的最后一日，就陷入由胤禛、
隆科多所任意摆布的悲惨境地。
综合《清圣祖实录》、《大义觉迷录》及《永宪录》的有关材料，大体可看出十一月十三日事件的演变轮廓：
十一月十二日晚，在严密控制畅春园并得到玄烨某些内侍协助的情况下，隆科多在药品或是食物中投放了致命性的毒药。药性发作后，玄烨虽未立即死亡，但已处于严重昏迷状态。隆科多于是一方面严密封锁这一消息，另一方面又矫诏将皇子们急召到畅春园，然后才告知玄烨“病危”，随之他们也就参加对玄烨的照料和抢救，实际上是处于被变相软禁的状态。所以玄烨“病危”一事，皇亲国戚及满汉文武大臣当天并不知情，甚至“在内值班”的果亲王允礼都被蒙在鼓里，否则他必然要立即前往玄烨身边，帮同抢救或诀别，而不会得到玄烨死讯后才仓皇赶去。这种保密做法，是为麻痹允禩、允禟集团其他成员，以及废太子允礽的亲信，防止他们因此而有所警觉，进行反击准备。至于胤禛，则是作了进一步应变部署后，才在当天巳刻不慌不忙地来到畅春园。
关于传位遗诏问题，隆科多可以声称，玄烨昏迷前虽曾对他口授传位遗诏，但还是等待皇帝清醒时直接向皇子们口授，更为信实、妥善。实际上，胤禛、隆科多根据毒药性能，明知玄烨已经失去恢复神智的任何希望了。总之，胤禛捏造的传位于他的所谓口头遗诏，直拖到玄烨死后才由隆科多向在场皇子们下达。这使大家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对允禩、允禟更不啻晴天霹雳，从而产生前述的激烈反应。
根据当时一系列不正常情况，皇子们对玄烨被害及胤禛矫诏夺位，显然心中都已有数，但是在武力胁迫下，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不得不承认这一既成事实，正如胤禛所说，当时“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等等。允禩、允禟最后也只能坐视事态的发展，因为北京城郊内外这时已是“铁骑四出”（54），戒备森严，如临大敌，局势再也不可逆转了。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事件，是一场以武力为后盾，精心策划，巧妙安排的宫廷政变。不过，玄烨是在健康状况基本正常，感冒后身体逐日好转的过程中，突然不明不白地死去，尤其“传位遗诏”只是隆科多“听到”和下达，这两方面的异常情况却无从掩饰，从而使人们疑窦丛生，加以允禩集团的揭露，于是胤禛矫诏夺位说在北京广泛传播；甚至朝鲜李氏王朝祝贺胤禛登极的专使回国后都指出：“雍正继立，或云出于矫诏。”（55）
胤禛夺位成功，大权在握，诸如此类的“传说”当然动摇不了他的宝座。他和允禩、允禟等人已分属君臣，所以无须顾虑他们会向他提出这方面的任何质疑；他也明知，允禩等人同样不敢要求隆科多解释这些问题，因为怀疑新君继承皇位的合法性，将构成大不敬的重罪，招致不堪设想的后果。不过这个问题终究涉及他的继位是否名正言顺，关系到他生前、死后的威信和名声，于是他采取了相应的对策，竭力掩饰“大位授受之际”的真相。
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胤禛在宣布采取秘密建嗣制度时，对在场的全体王公大臣们说：“我圣祖仁皇帝为宗社臣民计，慎选于诸子之中，命朕缵承统绪，于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仓猝之间，一言而定大计……圣祖之精神力量，默运于事先，贯注于事后，神圣睿哲，高出于千古帝王之上，自能主持，若朕则岂能及此也。”（56）
这里，胤禛一方面声称，他的继承皇位，是玄烨临终时“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另一方面却又说，这是经过玄烨的“慎选”和深思熟虑，而且认为这种异乎寻常的作法，比其他一切帝王都要高明。这番在逻辑上和情理上都讲不通的谈话，适足证明他即位初期，在继承皇位问题上还不能自圆其说的尴尬情况。
雍正二年，他对这一问题的提法已有所不同，如一道上谕中指出：“朕向者不特无意于大位，心实苦之。前岁十一月十三日，皇考始下旨意，朕竟不知。朕若知之，自别有道理。皇考宾天之后，方宣旨于朕。”（57）
这番十分虚伪的表白，显然是在诱导人们得出下列结论：胤禛既然不愿做皇帝，甚至苦于做皇帝，岂能矫诏夺位?足见这道上谕的意图是在平息当时盛传的胤禛非法夺位的舆论。问题在于他却拿不出任何确凿的事实以论证自己的表白，只是不着边际地讲什么“皇考始下旨意”，“皇考宾天后方宣旨于朕”，避而不谈玄烨临终前就传位问题曾对哪些人“下旨意”。
皇位继承是封建王朝的最重要大事，并非儿戏，胤禛对自己继位情况，尤其是玄烨“下旨意”的叙述，竟然如此含含糊糊、躲躲闪闪、忸忸怩怩，既不合乎情理，更与胤禛其人凡事寻根究底，哓哓置辩的作风大不相同。这只能解释为由于当时允禩、允禟集团及允祉等人还有一定实力和影响，胤禛因而不便冒这种大不韪，将所谓“下旨意”，即关于七皇子亲自听到玄烨口授传位遗诏的神话贸然宣布，只能笼而统之地讲到这种程度，为今后时机到来再全部抛出作一伏笔。
《大义觉迷录》及《清圣祖实录》的有关记载反映，十一月十三日当天，胤禛只是全神贯注于玄烨的病情，对其它问题不加考虑，不闻不问，也毫不知情；不仅玄烨，而且允祉等七皇子及隆科多竟然也对他封锁关于他即将继承“大统”的这一重要消息，也就是说，胤禛当时处于一种完全被动而又清白无害的状态。雍正二年的这道十分虚伪的上谕，则是他第一次公开提醒人们注意他在“大位授受之际”的这种“清白”形象，以作为他并未矫诏夺位的第二个“证明”。
胤禛夺位当时所扮演的这种角色，反映出他在策划夺位阴谋时的心理状态：对矫诏夺位后能否掩人耳目，不致败坏自己的名声没有把握，所以决定使自己在现场始终处于被动状态，以避免人们的怀疑和指责，而将一切问题和矛盾全部推给隆科多去承担。足见此人的心计之深。不过这也恰恰从一个侧面暴露出他的罪犯心理，因为某些罪犯作案时，总是要制造假象，借以表白自己清白无辜的。还须考虑到，胤禛十分重视自己的形象和声誉，竭力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代之令主”，“全无缺陷”的皇帝（58），认为“自古有大志之人，岂有不愿声名美善之理”（59），强调“我之名节，关乎千古”（60）等等。这一特点，可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他作出夺位时扮演这种角色的决定。
胤禛进一步抛出七皇子听到遗诏的神话，大体在雍正三年开始大举镇压允禩、允禟集团前后，如雍正五年的一道上谕说：“皇考升遐之日，召朕之诸兄弟及隆科多入见，面降谕旨，以大统付朕”（61）。此后，当他进一步集中权力，皇权发展到玄烨统治时期从未曾有的高度时，这一神话也相应地更加详尽、具体，前引雍正七年编纂的《大义觉迷录》一书中胤禛的有关叙述，就是明证。
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胤禛既要编造玄烨临终前神智清醒，亲自对允祉等七皇子及隆科多口授遗诏的神话，又要突出自己被动、清白的“善良”形象，坚持遗诏是玄烨去世后才由
隆科多下达给他，从而就出现玄烨不将遗诏直接告知他，允祉、隆科多等人也对他封锁这一重要消息的怪现象。这一漏洞所以不曾被修补，表明胤禛在世时并未发现。即或他已发现，但由于他还通过其它途径掩饰夺位问题的真象，如前述在《清圣祖实录》中的上下其手，以
及即将指出的其它手法等等，他可能也就认为这一漏洞终究属于次要问题，而无碍于自己伪造夺位历史的全局。
正是由于胤禛扮演了被动、清白的角色，隆科多在事件的全过程中，就成为举足轻重的关键人物。他以“大行皇帝”至亲、新皇舅父及“大位授受之际”保卫新皇及京师安全的步军统领的双重身分包揽一切，如负责将“传位遗诏”下达给胤禛，并通知其他皇子如告知允礼等；下令所属“劲旅”在北京城郊内外处于警戒状态“铁骑四出”、“九门皆未启”；“先回京城”、“身守阙下，诸王非令不得进”，名为准备迎接玄烨遗体及新皇回宫的各种事宜，实则坐镇京师，随时准备对付可能出现的不测事件等等。他一时已控制住清朝的全部神经中枢。
胤禛即位后虽对隆科多荣宠有加，却又迅速解除了他的步军统领一职（62），以削弱其过分庞大的权力。隆科多所谓“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63），显然是觉察出自己兔死狗烹的前景后发出的怨言。
值得注意的是，隆科多被免除步军统领一职后的第十九天，胤禛再度让他“仍兼管步军统领事务”（64），有很大可能表明，经过一番斗争后，他不得不暂时让步，以防止拥有相当实力的隆科多，倒向仍在虎视耽耽的允禩集团。雍正四年胤禛与隆科多的最后破裂，已在此时显露端倪。
至于玄烨的遗诏问题，有必要上溯到康熙五十六年的“手书谕旨”。玄烨在当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曾召集皇子及王公大臣，宣布了汉字的“手书谕旨”，叙述“一生之事”。强调以后“若有遗诏，无非此言”，并命令廷臣译成满文，研究颁发方式。谕旨只是说“立储大事，朕岂忘耶?”，要求群臣协助他早日解决这一问题（65）。可见玄烨除这道“手书谕旨”外，决定不再写其它遗诏，这就意味着他有决心和信心，在自己有生之年解决立储问题。这一点十分重要，说明玄烨生前并未写过任何关于传位的遗诏；而《大义觉迷录》所汇辑的胤禛有关谕旨也说，玄烨临终前只是面谕允祉等七皇子及隆科多传位于胤禛，而没有指出还有笔头的传位遗诏。所以允禩，允禟的亲信到处散播所谓胤禛将玄烨传位十四子的遗诏，改为传位于四子的说法，只是想当然，为了增加宣传效果罢了。
《清圣祖实录》所载玄烨遗诏，基本上是由“手书谕旨”及所谓口头传位遗诏两部分组成，此外不可能再有其它内容的遗诏了。
三玄烨之死与西征之役
康熙五十四年发端的西征准噶尔之役，对清朝统治者意义重大，任务艰巨。玄烨经长期慎重考虑，在战局对清朝不利时，将此重任委托允禵去完成。其后的事实证明，他并没有辜负玄烨的期望。
康熙五十八年，允禵为护送新呼必尔汗第六世达赖喇嘛入藏，及驱逐策零敦多卜，根据玄烨的指示，在政治与军事方面作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康熙五十九年正月，允禵“移驻穆
鲁斯乌苏，管理进藏军务、粮饷”。（66）同年夏秋之交，清军从青海、四川两路进军西藏。十月，东路军藉策零敦多卜军与北路军鏖战之际，收复拉萨；策零敦多卜战败，逃回伊犁。达赖六世顺利抵达拉萨。清朝在政治、军事上获得重大胜利，作为西征军的统帅，允禵建立了突出的功勋。清宗人府为此修建碑亭。胤禛即位后指出，碑文“并不颂扬皇考功德，惟称赞大将军允禵”（67）。其实这是玄烨为提高允禵威信所默许，胤禛对此一清二楚，但在即位后却横加指责，其矛头显然针对玄烨。
康熙六十年十月，允禵因来年将向准噶尔大举进军，“事关重大”，请求“轻装赴京，恭请训旨”。玄烨表示同意，并命令西线三支主力军各派重要将领“俱于年内到京，以便指示
来年大举进剿方略”（68）。
这次最高军事会议的结论见于玄烨康熙六十一年正月的一道谕旨：策妄阿喇布坦在西藏战败后，收缩兵力，在“伊里地方，固守三岭”，“若我满洲兵至，则舍命交战；势有不敢，又思逃避他所”。而且“伊里山溪险隘，我朝大兵虽欲今年进剿，倘为山岭阻隔，迟延时日……不可不详加定议。”（69）
可见清军即使攻占伊犁地区，仍然不能彻底解决问题；何况孤军深入后，万一双方相持不下，不仅清军的粮草运输大成问题，如遭到对方的突然袭击或包围，就可能出现不堪设想的后果，因而必须万分慎重。
西征之役到康熙六十一年初已将近七年，清军准备得不为不充分，西藏之役又获得重大胜利，可是在最后阶段，玄烨为什么竟然如此踌躇呢?
准噶尔部统治集团，始终是清统治者的劲敌。玄烨首次亲征噶尔丹时，清军先败后胜。二次亲征又经过激烈战斗，方获得胜利。噶尔丹失败的主观原因，在于侵入喀尔喀蒙古，不得人心；加以准噶尔统治集团严重分裂，策妄阿喇布坦整个控制了该部，他已陷入众叛亲离，孤立无援的境地。
魏源在《圣武记》中指出：“康熙三十六年大军殄灭噶尔丹时，伊犁数千里空无主，策妄生聚未盛。中国方乘屡胜之势，若骤进大军，收其部落，涣其羽翼，戍以偏师，立可郡县版籍。”（70）言外之意是那就可免去此后60年出现的一系列有关问题了。
其实清军当时如再前进几千里，进入准噶尔部落，给养问题不仅无从解决，它还将遭到因民族、宗教不同而引起的强烈抵抗，在满洲八旗的战斗力不断降低的情况下，胜负之分很难予料。魏源指出“准部自噶尔丹以后，三世皆枭雄，能用其众”（71），这一说法是值得注意的。所以玄烨当时不再乘胜前进，是相当明智之举。这也是他在西征之役中万分慎重，没有充分把握，决不深入准噶尔境内，只是采取频繁奔袭、逐步蚕食策略的主要原因。
胤禛在这方面则较玄烨逊色，他所组织的西征准噶尔之役中，傅尔丹率领的北路军在雍正九年夏遭到惨败，虽然额驸策零其后取得光显寺大捷，但这主要是喀尔喀蒙古之力。此次西征不得不草草收场（72）。直到乾隆二十年至二十三年，清高宗弘历才借准噶尔统治集团彻底分裂、相互火拚的机会，最后解决了这一地区的问题。
总之，玄烨在康熙六十一年初作出了新的决策，开始进行和平解决的试探工作，命令议政大臣“议写发往策妄阿喇布坦之书，着泽卜尊丹巴胡土克图选派好喇嘛为使，作速差往”，“其向伊里进兵之事，议令暂停，姑待机会行事”，如准噶尔部“内变生乱”，“则我兵进发，
亦不可缓”（73）。
西征之役绵延七年半之久，调兵转饷，几乎牵动了全国，“士卒暴露，转运罢敝，民生乏食，物价腾贵”（74）。玄烨去世前夕的这番话，流露出迅速结束这场战争的急迫心情。可以想象，准噶尔部也处于同样窘境，也会产生同等要求。和议的成功已具备必要的条件。
玄烨的新的决策对允禵十分有利。大举进攻，胜负还在未定之天，万一失利，对玄烨和允禵的威信都将是沉重打击，建嗣问题会再度后延。而进行和议，成功的或然率很大，西征之役当可早日结束，首功仍然归于允禵，玄烨的建嗣计划基本上可以实现。
西征准噶尔之役是康熙末年的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可是对将导致这一旷日持久的事件得以结束的双方和议，《清圣祖实录》竟然不予一顾，毫无记载。这次和议是玄烨的决策，并由他主持，《清圣祖实录》的编纂者没有任何理由，更没有权力将其抹煞，所以只能是遵循胤禛的指示。胤禛的意图何在，事实可作说明。
雍正元年正月十一日，“署理抚远大将军事务，辅国公延信折奏，甘州所屯兵丁，除京城满洲兵外，有予备调遣鄂尔多斯兵三百名……共二千六十名分屯各处，现今并无调遣，请据令撤回本处。奏入，报闻。”（75）
雍正元年正月十二日，“谕：自西陲用兵以来，青海之王以下，台吉以上，各着劳绩，皇考曾降旨，俟凯旋之日，再行计功。今青海王、台吉等，历年效绩，作何加封施恩之处，察明议叙具奏”。（76）
雍正元年正月上半月，胤禛已开始考虑西征之役中论功行赏问题，署理抚远大将军延信也提出第一批撤兵的建议，足见康熙六十一年二月以来，和议进行比较顺利，康熙去世前已基本定局。
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策妄阿喇布坦使臣垂纳木喀等朝见”，胤禛责令策妄阿喇布坦“即遣亲信之人，诚恳陈词，朕即宽宥……若冥顽不灵，仍构兵端，亦可明言其意……可作速定夺来奏”，（77）表明和议已进入最后阶段。
以垂纳木喀为首的准噶尔使团正月二十六日“朝见”时，距离玄烨去世已七十二天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甲午——雍正元年正月二十六日丙午。伊犁到北京相距遥远，以马代步，在路上最快也需要四十天左右的时间，也就是使团出发时还没有听到玄烨去世的消息。足见准噶尔派遣使团赴京一事，是玄烨在世时双方所商定，从而反映康熙六十一年二月以后，和议不断取得进展的这一重要事实。
和议结局，《清世宗实录》居然也不予记载。《永宪录》则指出，雍正元年二月疑有误，“泽旺阿拉蒲坦来归，赐使臣筵宴贮币有差”，“川陕总督年羹尧，差官赴泽旺阿拉蒲坦，示以威福，谕令投诚，带伊所差亲台吉五人进表阙下，遂各罢兵。”（78）
如果和议在玄烨去世的情况下，尚且在雍正元年春达成协议，那么不发生这一意外事件，岂不更将提前。也就是说，允禵很快就会功成返京，而按照前述玄烨的建嗣计划，紧接着则将是册立皇太子的大典了。
问题在于，玄烨为什么偏偏在这一关键时刻突然死去?是自然规律造成这种“巧合”，还是剥削阶级政治的规律在起作用呢?如果不是后者，胤禛为何不敢在《清圣祖实录》中记载和议的进程?足见他怀有鬼胎，因而才千方百计企图消除这一“巧合”的历史事实。这是胤
禛为掩饰其夺位阴谋的又一重要手法。
《清世宗实录关于此次和议的记载，所以如此简单、含糊，残缺不全，显然是由于胤禛生前已将这方面的材料销毁殆尽。影响所及，以至魏源在《圣武记》中写到这里时，因无更多依据，可能也理解在这个敏感问题上的禁忌，只有草草带过，不敢多置一词（79）。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允禵为“恭请训旨”在北京停留达五个月之久，而《清圣祖实录》则仅仅指出他来去的日期，其它一无所记。允禵在京如遭到玄烨冷遇，《实录》必然会详加记载，以作为他并非皇位继承人的有力材料。事实既然与此相反，也就从反面证明，玄烨这一时期的有关言行中，有一系列表明允禵即将成为皇太子的显着迹象和征兆，从而迫使《实录》的编纂者不得不采取讳莫如深的态度。
只有《永宪录》还透露一些允禵抵京的情况：“大将军于六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陛见至京。上命诚亲王、雍亲王领内大臣郊迎。”（80）前引胤禛斥责阿布兰在允禵返京时“出班跪接”一事，也多少反映此次迎接的规模。这些都可作为推测允禵在京情况的参考。
对于允禵行将成为皇太子一事，允禩、允禟、允礼如果只是想当然，而无可靠的信息作依据，那么他们在听到胤禛继承皇位后，是不会产生如此强烈反应的。联系允禵在玄烨死后被召返京时的表现，更能说明这一问题。
胤禛在《大义觉迷录》中指出：“及允禵将到京之时，先行文礼部，询问见朕仪注，举朝无不骇异。及到京见朕，其举动乖张，词气傲慢，狂悖之状不可殚述。”
允禵所以向礼部询问与新皇帝见面的礼仪，正是为表明自己的皇位合法继承人身分，以及胤禛即位的非法性，暗示不能和他行君臣之礼；他对胤禛“词气傲慢”，显然也出于同一理由。
允禵的行动是对刚刚即位的胤禛的公然卑视和蔑视，在封建王朝是一桩非同小可的事件，反映在京“恭请训旨’期间，他从玄烨的有关言行中已得出自己是皇位当然继承者的确切结论，从而理足气壮地对胤禛采取这种异乎寻常的做法。这是允禵在局势不可能逆转的情况下，对胤禛所能发出的最大限度的政治挑战和抗议，对清朝统治集团成员的最后呼吁，但是这已经于事无补了。
胤禛矫诏夺位事件所以发生在允禵返京“请训”之后，而不是在此之前，表明胤禛从允禵在京时玄烨的大量言行中，也断定允禵的继承皇位已成定局，自己已毫无希望，只有在西征之役结束前迅速采取断然手段，方能实现梦寐以求的夙愿，迟则无及。
上述各方面的情况表明，康熙六十年十一月到次年四月，清朝政治舞台上出现了对允禵十分有利的事件，给人们以皇位继承问题终于临近解决的强烈印象。《清圣祖实录》的编纂者在胤禛的指示下，坚决、彻底删除这一阶段有关允禵的全部记载，自然不足为奇。这是胤禛为掩饰其夺位问题真相的又一重要手法。
封建皇族之间的最高权力之争是生死斗争，父子兄弟之情都退居微不足道的地位。前述胤禛即位后，对玄烨赋与允禵大权及提高其威信的诸般措施的恼怒，从一个侧面表达出他的仇恨心理，因而他以毒辣手段矫诏夺位，不足为奇。
允禩、允禟所以没有采取阴谋手段夺位，并不表明其善良，而是由于对允禵继承皇位一事已确信无疑，否则他们同样会运用血腥手段的。允禟被贬谪西宁期间致允礻我的一封密信中，曾就这场皇位继承权争夺战的结局发出“机会已失，悔之无及”（81）的哀叹，暴露他们对玄烨的死于非命，不但没有任何悲痛之感，反而为自己当时一心坐待允禵成为名正言顺的皇太子，丧失抢在胤禛之前矫诏夺位的良机而悔恨不迭。足见允禩、允禟等人在争夺皇位方面，与胤禛并无何等区别，他们的有关言行都是其腐朽、丑恶的剥削阶级意识的集中反映。
《文献丛编》第一集所载《雍亲王致年羹尧书》真迹有着重要史料价值。胤禛此文约写于康熙五十六年三月以前，（82）内容大体是斥责隶属其门下的四川巡抚年羹尧“具启称职”，不称奴才，违背“各王门旗属主仆称呼''的制度，而且“六七个月无一请安启字”，“视本门之主已同陌路人”，警告他“真实悔悟”，否则将揭发其在四川“骄横不法，狂悖无忌”，“朦胧皇上”之处，以及他过去写给胤禛的“今日之不负皇上，即异日之不负主子”等“无法无天”之谈，“一一奏明，谅皇上自有定夺也”。
年羹尧一度与主子疏远，除去少年得志“当抚川时，年未三十”2，忘乎所以外，可能与其他皇子的拉拢有关。3《雍亲王致年羹尧书》所以写于康熙五十六年，表明众皇子之间争夺抚远大将军这一职位的斗争日益激烈，作为四川巡抚的年羹尧，在西征准噶尔之役中日益起有重要作用，因而成为皇子们的争取对象。胤禛为控制年羹尧，使之为己所用，不惜使出无赖手段，威胁要将过去主仆间的私房话向玄烨揭发，但又指出如能“真实悔悟，则诚汝之福也”。据其后的事实看，胤禛的威胁利诱确已奏效，年羹尧配合胤禛矫诏夺位，在西北成功地“弹压”允禵，4就足以证明这一点。胤禛与年羹尧关系中最初出现的这一裂痕，多少也是胤禛其后对他采取断然措施的一个原因。
允禵出任抚远大将军的同时，年羹尧由四川巡抚被提升为四川总督，康熙六十年五月又担任川陕总督。玄烨既然无意于让胤禛继承皇位，为何提拔他的亲信，委以重任，安排到川陕两省，以辅佐允禵呢?允禵对此又是何种态度呢?
允礽的两次被废立，都与他急于夺位有密切关联。接受这一教训，玄烨晚年特别强调“天下大权惟一人操之，不可旁落”，5“此权岂可假诸人手”，6牢牢掌握决策及用人等大权。前述他于康熙五十七年初重新拟定皇太子礼仪一事，也是出于削弱未来皇太子权力的考虑。
康熙后期，在皇子们激烈争夺皇位继承权的过程中，满汉文武大臣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被卷入。所以玄烨对属于或倾向于某皇子集团的官员加以新的任命、提拔，并不足以说明他对该皇子的信任，甚至暗示他将成为皇位继承人。如隆科多亲近被终身禁锢的皇长子允禔，允禔又与允禩关系密切，但在康熙五十年还是被委以步军统领这一拱卫京师的重任。年羹尧的被提拔，关键在于此人颇有才干，“自军兴以来，办事明敏……又能度量西去进剿之兵……运食物米粮接济，殊属可嘉……见今军机紧要，将年羹尧授为四川总督。”7再就是他很可能擅长扮演两面派的角色，作出虽属于胤禛门下，却更忠实于玄烨的姿态，获得老皇帝的欢心和信任。最后，玄烨虽选定允禵为继承人，但有迹象表明他决不愿允禩集团的势力因而过分庞大，所以没有将其成员安排到西北地区，而宁肯提拔胤禛的门下人年羹尧，从而显示他在皇子们当中搞平衡的意图和苦心。本文已指出允禵被选中为继承人的一个原因，在于他可
能是皇子们都能勉强接受的人物，也是同样道理。至于允禵，他对玄烨的这种安排，自然不能提出任何异议，何况他可能也逐渐被年羹尧所欺骗。
胤禛所以能够直接指挥隆科多在北京、年羹尧在西北，分别控制玄烨和允禵这两个关
键人物，迅速实现其夺位企图，主要在于他以长期的伪善面目，使玄烨逐渐放松对他的警惕，而将注意力更多放在废太子允礽集团等方面，由此错误估计关于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形势，并作出某些不当的人事安排，使胤禛得以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选择适当时机，进行突然袭击，一举成功。事态的发展证明，这场继承皇位的极其错综复杂的斗争中，英明一世的玄烨终于败在胤禛之手，随着惨淡经营达四年之久的建嗣计划毁于一旦，他也随之离开了人世。而允禵也从声势煊赫的抚远大将军、未来的皇太子，一变而为阶下囚，被长期圈禁。
三、余论
西征之役是玄烨在位最后七年半中，清朝最重要的政治、军事事件，玄烨、允禵则是中心人物。可是涉及这一重大事件及玄烨、允禵这方面情况的卷帙浩繁的材料，连同玄烨同一时期关于皇位继承问题的言论、措施，以及各个皇子的材料，都已荡然无存。由于胤禛论证允禵问题及皇位继承问题时玩弄的手法，人们就有充分理由判断，一切直接或间接说明胤禛得位真相的材料，在他登极后都已被有计划地销毁了。这个推测从《清圣祖实录》的编纂情况，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康熙一朝是清入关后十分重要的时期，玄烨为清朝统一中国并持续两个多世纪的统治，最终奠定了基础。胤禛因而在《大义觉迷录》中说：“圣祖在位六十二年（89）……文德武功，超越三代”，树立“际天蟠地之功勋”。可是他所指示编纂的《清圣祖实录》，在清入关后的九朝实录中却最为简略：
清九朝实录年平均卷数统计表
卷数在位年数年平均卷数年平均卷数的指数
以《圣祖实录》为基数
《世祖实录》144188160%
《圣祖实录》300614.9100%
《世宗实录》1591312.2250%
《高宗实录》15006025510%
《仁宗实录》3742515310%
《宣宗实录》4763015.9320%
《文宗实录》3561132.4640%
《穆宗实录》3741328.8590%
《德宗实录》5973417.6360%
可见就年平均卷数而言，《圣祖实录》较《世祖实录》少百分之六十，较《世宗实录》少一倍半，较《高宗实录》竟然少四倍之多。这种不正常状况的产生在于，《清圣祖实录》的编纂者，将康熙五十四年至六十一年期间最重要的事件即西征之役的内容，压缩到残缺不全的程度，关于允禵的情况尤其如此。如上谕、奏折中肯定会大量反映的有关允禵西征期间在甘肃、青海和陕西的重要活动；关于允禵在玄烨去世后所以立即受制于年羹尧，也就是他
和年羹尧及领兵大员如富宁阿、傅尔丹、祁里德等人关系的关键性材料，《实录》都一概删除；又如前引玄烨对允禵高度赞赏与信任的、对罗卜藏丹津等人的重要讲话，允禵返京期间
的重要动态，以及与准噶尔和议的进展情况等等，《实录》也不予记载。
不仅如此，对允禵西征时的大量奏折，《清圣祖实录》从未转载，有的只是作一简单叙述而已。继任抚远大将军的年羹尧在征讨罗卜藏丹津时的奏折，《清世宗实录》则一再引用，如雍正元年十一月到二年正月即达十余次之多。
允禵是长期被圈禁的罪犯，年羹尧是被“赐死”的罪犯，两个实录对他们奏折的处理却截然不同，表明胤禛在《清圣祖实录》编纂过程中，竭力清除反映允禵已是皇位继承人的一切材料，是他怀有鬼胎的表现，而《清世宗实录》则是按惯例编纂的。
正是由于《清圣祖实录》在这一阶段的残缺不全，其它各卷必然也要相应缩减，以保持全书各卷间的平衡，终于出现《清圣祖实录》最为简略的情况。
胤禛在一道谕旨中说：“张廷玉……纂修《圣祖仁皇帝实录》，宣力独多。每年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朕万年之后……着配享太庙。”（90）
《清圣祖实录》残缺不全，张廷玉作为此书主要编纂人，却被胤禛大加赞扬，这难道还不发人深思么。胤禛对张廷玉“遵旨缮写”的上谕也给予很高评价，使人们有理由猜想，《大义觉迷录》所收上谕中，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是张廷玉的手笔；胤禛明令张廷玉以后“配享太庙”的这道上谕，写于雍正八年六月，正是《大义觉迷录》向全国颁发之时，就更证明了这一点。
可见张廷玉所以获得“配享太庙”的“殊荣”，一因修纂《清圣祖实录》时上下其手，并销毁大量对胤禛不利的材料；二因撰写汇集于《大义觉迷录》中的论证胤禛继承皇位名正言顺的上谕，在关键性的两个方面，协助胤禛遮掩夺位真相，立下汗马功劳。这是胤禛在继承皇位方面，有不可告人的阴私的又一个重要旁证。
胤禛为掩饰矫诏夺位问题的真相，以其作为清朝皇帝所拥有的庞大皇权，销毁大量有关材料；在《清圣祖实录》中通过各种方式制造了一系列假象并伪造某此史实；《大义觉迷录》汇辑的有关这一问题的上谕，则包含一系列不实不尽之处甚至谎言；他即位后对某些当事人的处死或圈禁，不容否认其中也包括掩饰这一问题真相的动机。凡此种种，都给人们探讨这一问题，带来极大困难。
胤禛矫诏夺位是康雍之际清王朝的重大政治事件，它与康熙四十七年首次废黜太子后有关皇位继承问题，与西征之役及允禵出任抚远大将军，与康熙后期清统治集团内部错综复杂、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都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些事件也必然给予各阶层人们不同程度的影响，引起他们形形色色的议论和记载。因而与此事有关联的材料胤禛是毁不胜毁、改不胜改的，他所制造的有关假象在不少场合也曲折反映了事物的真相本质，将他的有关谎言与某些史实包括胤禛本人言行相对照，反而也被人们识破其企图掩饰的事物的原委和真相，有时在谎言中也会说走了嘴，泄露出某些有关事件的真实情况。此外，胤禛的严刑峻法及周密的政治思想统治，也不可能完全禁绝有关的材料和记载，如《抚远大将军奏议》、《皇清通志纲要》、《永宪录》等直接、间接说明康熙后期皇位继承问题的斗争：甚至胤禛矫诏夺位当时个别情节的材料和书籍也仍然流传至今，而朝鲜的《李朝实录》中竟然也有着这方面的重要记载。这一切，都为人们研究胤禛夺位问题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材料，这是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的。
玄烨统治后期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斗争，影响极其恶劣，部分皇子各自搜罗亲信，形成集团，皇亲国戚、文武大臣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先后被卷入这一漩涡，清朝统治集团孕育着严重分裂危机，玄烨亲政后不断加强的皇权遭到削弱，他也为这一问题消耗大量时间和精力。
与此同时，吏治废弛，贪污盛行，财政紊乱，土地兼并加速进行，剥削日益严重，被压迫者因而展开形形色色的斗争。康熙六十年朱一贵起义，席卷台湾全岛，是当时社会动荡不安，清朝统治秩序呈现不稳定状态的集中反映。
胤禛夺取皇位后，迅速采取秘密建储制度，堵塞日后宗室诸王为皇位继承权产生争端的漏洞，基本解决努尔哈赤以来的这一问题，对维护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统一作出重要贡献。
雍正初年，胤禛大力禁绝“朋党”，其矛头首先针对存在20余年，实力雄厚的允禩、允禟集团。由于争夺储位的斗争已达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允禩、允禟等人决不因胤禛得位而终止其活动，而是以更为隐蔽的方式展开。所以胤禛明确指出：“若不先期防范，及彼谋成事就而后应之，则朕之力不能胜……宗社之安危正不可必，天下生灵皆遭涂炭之厄矣。”（91）为防止统治集团及国家可能的分裂，他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这是不可避免，势在必行，无可厚非的。如果允禵得位，也会对胤禛及其他一些皇子采取类似措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单纯从个人品质、性格等等作出解释。
胤禛还不失时机地清除隆科多、年羹尧新的实力集团；制订各种制度，严格限制宗室诸王的权力；进一步削弱八旗旗主的权力；设立军机处等等，终于将清朝的统治权力最大限度地集中在自己手中，使皇权发展到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高度。
胤禛在镇压“朋党”，扩大皇权的同时，继续执行玄烨的内外政策，并拟订某些新的政策。他采取一系列措施，大力清除玄烨统治后期恶性发展的各种弊端，取得一定成效。重视农业生产，奖励垦荒，兴修水利，是胤禛施政中的突出重点，为当时社会经济的某种程度的发展打下基础。“地丁合一”赋役制度，在雍正时期全面推行并基本完成。平定西藏阿尔布巴叛乱，设立驻藏大臣，西南地区的改土归流措施，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准噶尔统治集团的分裂活动，胤禛的相应对策虽未取得预期效果，但有助于其后清高宗弘历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划定中俄边界及处理两国通商问题等方面，他也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
另一方面，胤禛还大大加强政治思想统治，极力宣扬封建纲常伦纪及忠君思想，大兴文字狱，进一步推行保甲制度，残酷镇压起而斗争的各族人民．给广大被压迫者带来更多灾难。
胤禛的所作所为，归根到底是通过加强皇权，消除异己，镇压人民，维护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以巩固自己的皇位，使清朝对中国的统治“亿万斯年”。这就阻滞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延缓了封建制度解体的进程，使中国愈益落后于西方。
不容否认，胤禛终究在发展经济，加强国家统一，抵御外国殖民主义侵略势力方面，作出一定贡献，客观上大体符合各民族的共同愿望和利益；而玄烨统治后期日益动荡不安的局势，也是由他所及时扭转。这都为其后乾隆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总之，胤禛的统治虽然相当短暂，却对康乾盛世及清朝的历史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不能低估。
胤禛其人猜忌多疑，刻薄寡恩，统治严酷。不过他的作风也具备某些特点，如勤于“政务”，为中国历代帝王所仅见；不拘一格起用人材，也是相当突出之举；其生活以封建帝王标准衡量，较为俭约，某些方面则胜于玄烨；他即位初期的个别措施，也引人注目：
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玄烨诸子平日“受贿鬻官”，向“京外富民之家”“勒取财产”，“占夺田园人畜”，“人或不与，则侵虐万端，必夺乃已”。“新皇帝胤禛亦尝黩货致富，及登大位，前日所占夺者，并还本主”，并命令其他皇子将“所夺民财，限一年并还其主”。皇子中“果有贫寒者……内库所储，可以随乏周给”，“若久不还，致有本主来诉，断不以私恩贳之也”（92）。
又如玄烨“以游猎为事，鹰犬之贡，车马之费，为弊于天下”。“新皇帝诏罢鹰犬之贡，
又如玄烨“以游猎为事，鹰犬之贡，车马之费，为弊于天下”。“新皇帝诏罢鹰犬之贡，以示不用，而凡诸宫中所畜珍禽异兽，俱令放散，无一留者。”（93）胤禛采取的诸如此类的措施，不仅仅是故作姿态，显然还在于通过实际行动，表明清除康熙后期各种弊端的决心。如果允禵继承皇位，将出现何等局势，不便作无根据的揣测。不过有一点大体可以看出，即他之处理“朋党”问题，其困难程度将大大超过胤禛。因为允禩、允禟集团所以全力支持允禵争夺皇位，其目的之一则是在他即位后，对他施加影响，甚至进行控制，以谋取本集团的私利。前引允禟的这番话：“十四爷若得立为皇太子，必然听我几分说话”，就是其政治野心的自我暴露，而这对于任何专制君主显然都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允禵不仅要处理允礽、胤禛、允祉等派系，还会逐渐与允禩集团发生冲突。由于允禵就是这一集团的成员，与允禩、允禟、允礻我等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重“义气”，因而他能否像胤禛那样断然处置其往日的同盟者，很令人怀疑。可见这场斗争将是十分复杂，而又旷日持久的。
总之，处理“朋党”，对允禵是极为困难的任务，而这一问题的不能及时解决，将影响皇权的集中及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从而妨碍对玄烨时期政策的推行，也不利于清除当时存在的种种弊端。从这一角度看问题，对清朝统治集团，甚至当时的中国社会，相对说来，胤禛在位，反而比允禵当权较为有利。
胤禛虽然阴谋夺位，并以很不高明的手法制造假象，企图掩饰这一不光采的历史，不过他在位期间的诸般措施，客观上对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进一步形成和巩固，对清代关键性的历史时期康乾盛世之得以保持其连续性，却作出有益的贡献，表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相当有作为的皇帝。这一矛盾的历史现象，适足表明剥削阶级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不足为奇。
（本文原载《清史论丛》第4辑，中华书局，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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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义觉迷录>卷三。
2《清圣祖实录》卷二六六，康熙五十四年十一月庚子；同上书，卷二七七，康熙五十七年正月庚午。普奇，公，正红旗满洲都统。
3同上书，卷二八一，康熙五十七年十月庚午。
4《清圣祖实录》卷二八二，康熙五十七年十一月己丑。
5同上书，卷二八二，康熙五十七年十二月乙卯。
6同上书，卷二八一，康熙五十七年九月甲辰。
7同上书，卷二八一，康熙五十七年十月乙丑。
8爱新觉罗·胤祯：《抚远大将军奏议》。
9《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一，康熙三十五年二月甲寅。
10《清世宗实录》卷三三，雍正三年六月甲戌。
（11）同上书，卷一九，雍正二年闰四月丁亥。
（12）肖奭：《永宪录》卷二上，中华书局，1959年，第114页。《清世宗实录》卷八仅载：“命云贵革职总督高其倬仍留原任”，而避不说明原因。
（13）《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七，康熙五十七年正月庚午。
（14）《文献丛编》第三集，秦道然口供。
（15）《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
（16）《清世宗实录》卷四五，雍正四年六月甲子。
（17）《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七，康熙五十七年二月乙酉。
（18）《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七，康熙五十七年正月庚午。
（19）《清世宗实录》卷十，雍正元年八月甲子。这番话为胤禛所追述，发表时间不明，可能在康熙五十六年冬玄烨再次提及建嗣问题后。
（20）《文献丛编》第三辑，戴铎奏折。
（21）《大义觉迷录>卷三。
（22）《清圣祖实录》卷二三四，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壬寅。八阿哥即允禩。
（23）《文献丛编》第三辑，《允禩、允禟案》，秦道然口供。
（24）《文献丛编》《文献丛编》第一辑、第三辑，《允禩、允禟案》，秦道然口供。
（25）同上书，第三辑，《允禩、允禟案》，秦道然口供。
（26）《清世宗实录》卷四八，雍正四年九月戊午。阿其那指允禩，塞思黑指允禟。
（27）《大义觉迷录》卷一。
（28）《文献丛编》第三集，《允禩、允禟案》，秦道然口供。
（29）《清圣祖实录》卷二三五，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癸酉。
（30）同上书，卷二六九，康熙五十五年九月戊辰。
（31）《大义觉迷录》卷三。
（32）《清圣祖实录》卷二七○，康熙五十五年十月辛卯。
（33）《文献丛编》第一辑，《允禩、允禟案》，秦道然口供。
（34）《文献丛编》第一辑，《允禩、允禟案》，秦道然口供。
（35）《清世宗实录》卷四四，雍正四年五月戊申。
（36）《大义觉迷录》卷三。
（37）《清圣祖实录》卷二六九，康熙五十五年九月己卯。
（38）同上书，卷二六九，康熙五十五年九月癸未。
（39）《清世宗实录》卷四四，雍正四年五月戊申。
（40）《大义觉迷录》卷一。
（41）《清圣祖实录》卷三○○，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括号内的日子和文中的着重号是引用者所加。
（42）《大义觉迷录》卷一。
（43）并见《清世宗实录》卷四五，雍正四年六月甲子，及《永宪录》卷四。
（44）《清世宗实录》卷四五，雍正四年六月甲子。
（45）《大义觉迷录》卷三。
（46）雍正八年五月初九日上谕：“朕御极后，隆科多奏云：‘圣祖皇帝宾天之日，臣先回京城，果亲王允礼在内值班，闻大事出，与臣遇于西直门大街，告以圣上绍登大位之言。果亲王神色乖张，有类疯狂，闻其奔回邸，并未在宫迎驾伺候’等语。”《上谕八旗》，雍正八年五月初九日足见允礼十一月十三日并不在畅春园，直到玄烨的死讯传来，才匆匆奔往，并在途中听到“遗诏”的。此外，皇五子恒亲王允祺当时在东陵。
（47）（48）《大义觉迷录》卷三。
（49）肖奭：《永宪录》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第四八——四九页。括号内日子和文中着重号，系引者所加。
（50）《大义觉迷录》卷一；《清圣祖实录》卷三○○，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庚寅。
（51）《清圣祖实录》卷二四八，康熙五十年十月乙亥。
（52）同上书，卷二三六，康熙四十八年二月己巳。
（53）同上书，卷二八二，康熙五十八年二月乙丑。
（54）转引自王锺翰：《清史杂考》，人民出版社1957年9月版，第一五三、一七八页。
（55）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中华书局，1980年，总第4387页。
（56）《清世宗实录》卷十，雍正元年八月甲子。
（57）《上谕内阁》，雍正二年八月二十二日谕。
（58）《大义觉迷录》卷一。
（59）《清世宗实录》卷四四，雍正四年五月戊申。
（60）《文献丛编》第三辑，戴铎奏折。
（61）《清世宗实录》卷六二，雍正五年十月丁亥。
（62）《清世宗实录》卷一，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丙午。
（63）同上书，卷六二，雍正五年十月丁亥。
（64）《清世宗实录》卷二，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甲子。
（65）《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五，康熙五十六年十一月辛未。
（66）《清圣祖实录》卷二八七，康熙五十九年正月丁酉。
（67）《清世宗实录》卷一九，雍正二年闰四月十四日丁亥。
（68）《清圣祖实录》卷二九五，康熙六十年十月丙寅。
（69）《清圣祖实录》卷二九六，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庚子。
（70）魏源：《圣武记》卷三，《雍正两征厄鲁特记》。
（71）同上书，卷四，《乾隆荡平准部记》。
（72）魏源：《圣武记》卷三，《雍正两征厄鲁特记》。
（73）《清圣祖实录》卷二九六，康熙六十一年正月庚子。
（74）同上书，卷二九九，康熙六十一年十月戊寅。
（75）《清世宗实录》卷三，雍正元年正月辛卯。
（76）同上书，卷三，雍正元年正月壬辰。
（77）《清世宗实录》卷三，雍正元年正月丙午。
（78）萧奭：《永宪录》卷二上，中华书局，1959年,，第88页。
（79）魏源：《圣武记》卷三，“雍正两征厄鲁特记”。
（80）萧奭：《永宪录》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第28页。
（81）《清世宗实录》卷四四，雍正四年五月戊申。又见《大义觉迷录》卷一。
（82）康熙五十五年十二月，逃人孟光祖假冒诚亲王允祉门下，在川、湘、鄂、桂、晋、陕等省招摇撞骗案被揭发，年羹尧曾与孟光祖相互馈赠礼物，但在五十六年三月前未如实陈奏，胤禛所谓“朦胧皇上”即指此事。同年四月玄烨已知“年羹尧曾馈送过孟光祖马匹银两”。所以胤禛此书当写于三月以前。
（83）萧奭：《永宪录》卷一，中华书局，1959年，第54页。
（84）年羹尧在康熙五十九年曾接受允禟的馈赠见《文献丛编》第一辑，《允禩、允禟案》，穆景远口供，足见双方在此之前早有联系。
（85）《大义觉迷录》卷三。
（86）《清圣祖实录》卷二五九，康熙五十三年六月辛未。
（87）同上书，卷二三四，康熙四十七年九月辛丑。
（88）《清圣祖实录》卷二八一，康熙五十七年十月甲子。
（89）玄烨于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日登极，故此在位六十二年。
（90）《清高宗实录》卷一，雍正十三年八月庚寅。
（91）《大义觉迷录》卷三。
（92）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中华书局，1980年，总第4382页。
（93）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总第43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