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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50周年暨罗尔纲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1年5月28日至30日，由中国史学会、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南京大学等单位发起，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承办的“纪念太平天国150周年暨罗尔纲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召开。大会的主题是“太平天国历史的再认识”和“继承发扬罗尔纲严谨求真的治学精神”。出席代表80多人，提交论文74篇。现择要介绍如下。
一、对太平天国历史的再认识
关于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一直存在不同看法，焦点在于对太平天国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以及对《资政新篇》的认识上。张海鹏认为，中国近代有两个基本问题，民主革命和近代化问题。《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平分土地涉及民主革命的核心内容，而《资政新篇》又提出中国全面近代化的基本设想，虽然都没有实行，但提出的问题和基本方向是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趋势，因此太平天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鲁维敏指出，《资政新篇》这样一个在中国近代首次提出的全面发展资本主义的近代化纲领，是作为农民政权的治国纲领而提出的，它的颁布集中反映了转型时期农民起义的复杂性，是农民阶级探索中国近代化道路的尝试，其进步意义不容置疑。以往有论者认为《资政新篇》未能实施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先进的生产力代表、或缺乏实施的环境、或源于其政策本身的缺憾和不足，孙海泉认为，真正原因是《资政新篇》所表达的价值观念与农民之间缺乏一个有机的切合点。太平天国虽以拜上帝相号召，但真正能吸引农民阶级的口号仍是传统的平均、平等。但农民阶级可以认同平均，但无法做到平等。而在《资政新篇》中所表达的是反对平均，极力提倡平等，这与农民阶级的固有观念截然相反，最终只能被农民所抛弃。
拜上帝教是否邪教，是近年来一个争论的热点问题。赫治清认为，无论从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来看，拜上帝与清代邪教都是不同的。清政府镇压、消灭太平天国，也不是从邪教的角度出发的。陈蕴茜也从中外宗教对比角度否定了拜上帝教是邪教的片面认识。陆仰渊认为拜上帝的教义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洪秀全“拜上帝教”创立之初的教义，揉合中外文化，带有革命性。但杨秀清天父下凡以后，教义开始变化，尤其是加入了巫术的内容。这些变化导致权力分散，等级加深，内部矛盾加剧，发展到内讧进而互相残杀，终于失败。
“拜上帝”是否真正的宗教，杨宗亮认为，“拜上帝”这种社会现象，是中国民间传统迷信活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本质上不具备宗教的基本特征。
要客观公正地评价太平天国的历史地位，需要全面准确地理解马克思关于太平天国的论断。针对有的论者借用1862年马克思所撰写的《中国记事》一文中把太平军描绘成“魔鬼化身”一段话全面否定太平天国的观点，曹志君、张铁宝、袁蓉指出，马克思起初曾给予太平天国很高的评价。19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西方列强对太平天国由表面中立转为支持清政府以武力镇压，一些西方外交官、传教士抓住太平天国的缺点大做文章，歪曲事实，为镇压太平天国制造舆论。在这种情形下，马克思根据当时英国驻宁波领事夏福礼的不实之词做出上述论断，显然有悖事实。因此，我们不能因为马克思起初对太平天国的革命性充分肯定就神化太平天国，更不能因为他对后期太平天国封建性的指责就鬼化太平天国。
二、太平天国制度和重要人物评价
对太平天国各种制度的进一步厘清和重新阐释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艾洁对女军、女营、女馆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和分析，认为太平天国的女军是一个大范畴，女营和女馆都属于女军。女营是成建制的妇女武装队伍，主要是在战时完成作战任务，女馆则包括建于城市的临时性军事组织和按军事组织编成的常设生产组织，其主要任务是从事劳动生产和后勤工作。女军并不是解放妇女思想的产物，而只是一种解决生存问题的对策。太平天国的水营，史学界一般认为是一支与湘军水师类似的江湖水军。卢开宇则认为，从水营实行的编制（包括船制）、担负的主要任务和作战样式来看，它与湘军水师有明显的区别。水营实际上是一支以担负江河作战工程保障任务为主的水上机动兵种，虽然为太平天国夺取政权、巩固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在争夺长江水道控制权的斗争中，却不敌以水战任务为主的湘军水师。周新国指出，太平天国在定都天京后曾出现过属于第三等刑的“奴刑”。这是太平天国领导人为完善刑罚制度所做的努力，对于缩小死刑的范围和更准确地打击敌人具有一定作用。关于太平天国的诏命和衙简制度，朱从兵认为诏命衙和诏书衙均为成立于金田起义前夕为天王直接提供文书工作服务的朝内文书机构。在东王集权的过程中，诏命衙的职能在朝着为东王服务的方向转移，诏命衙等文书机构职能的变化反映了太平天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史学界仍存在着较大分歧。王明前认为“军师负责”在太平天国是存在的，但这仅是一种表象，掩盖在“军师负责”表象之下的是领导层之间残酷的权力斗争，其中并不存在所谓农民民主主义与君主制结合的“军师负责制”。
关于咸丰同治朝勇营军制，龙盛运指出，以往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长期存在偏重湘、淮军，忽视其他勇营军的倾向，这虽然有着复杂的主客观原因，但对咸同内战全局，乃至湘军发展过程的全面了解，是很不利的。
人物评价历来是太平天国史研究中的热点。苏双碧认为，目前对洪秀全的评价存在着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倾向，在中国近代史上，每个先进思想家都有新旧两种成分。研究者如果偏执其一，自然不能得出符合历史真实的结论。洪秀全总体上还是一个应该肯定的人物，其腐败是与政权封建化相联系的，不能因其后期腐败就全部否定其主要贡献。方之光在充分肯定洪秀全在发动武装起义、提出《天朝田亩制度》、批准颁布《资政新篇》中的主要贡献的同时，也指出他过早称王、天京内讧、任人唯亲、紊乱朝纲等方面的错误，并从当时的历史条件说明，神化洪秀全固然是不对的，鬼化洪秀全也是不正确的，要还洪秀全伟大的农民革命领袖的本来面目。关于萧朝贵在太平天国起义中的作用，以往研究不多，评价不高，丁骏根据新发现的《天兄圣旨》认为萧朝贵在金田起义的组织领导和决策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充分表现出高超的领导艺术和才能；金田起义后，尤其是永安封王，削弱了他的地位和作用，这与后来他在长沙的牺牲有某种联系。
对太平天国后期重要人物陈玉成和李秀成的评价也是会议讨论的热点。贾熟村考察了陈玉成与李秀成的关系。他认为，陈玉成嫉恶如仇，英勇善战，李秀成珍惜将材，深受部下拥戴，各有优点。后来，李秀成因为爱将，连他们的错误也予以包庇，以致造成姑息养奸的流弊。陈玉成因勇而骄，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导致孤立无援。双方因为对李昭寿等人的不同态度，发生矛盾，甚至在和州兵戎相见，死亡达数千人。这对太平天国的事业来说，是很不利的。檀江林认为天京事变后，陈玉成被任命为前军主将统领全军，其谋略、大局观较曾国藩、胡林翼等稍逊一筹，年轻、急燥的毛病时有体现，导致过早牺牲，对太平天国损失很大。
夏春涛着重分析了洪天贵福的启蒙教育与宫廷生活，对一些扑朔迷离的史实进行了考订。他认为，洪天贵福所受的启蒙教育偏颇而又迂阔，导致其心智不能健康发展，而养尊处优的宫廷生活又使他昧于世事，十分平庸。以幼天王的身份兵败被俘后，洪天贵福奴颜媚骨，表现得毫无气节。这一探索充实了对洪天贵福其人其事的研究，同时有助于从另一个侧面了解洪秀全的行为和思想。
三、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原因及影响
太平天国后期的腐败引起了学者的注意。谢世诚从吏治角度揭示太平天国的兴衰。他指出，晚清道光、咸丰年间吏治的腐败是太平天国起义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占领南京后忽视对吏治的整饬，成为太平天国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清朝统治者特别是湘军代表人物痛定思痛，大力整饬吏治，并取得成效，从而奠定了战胜太平军的政治基础。曹欣欣对太平天国等级制度的内容、特点、实行的原因及其危害进行考察，说明“贵贱宜分上下，制度必判尊卑”的等级制是太平天国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季云飞从军事决策角度，剖析了太平天国的失败。太平天国前期军事决策失误是定都天京，这使其从攻势战略转入守势战略，让清军有喘息并赢得调整军队对付天京的时机；分兵北伐，造成政权处于四面出击的被动局面。后期的决策失误如李秀成置保卫天京战略任务不顾，攻打上海，加剧了天京政权的危机，也加速了中外反动军事力量的联合；洪秀全拒绝李秀成“让城别走”的建议，困守天京，导致政权覆灭。太平天国缺乏第一流的军事战略家，缺乏具有高瞻远瞩统筹战争全局的军事智囊团，实是军事失败的根本原因。池子华指出，北伐军在严酷的流动作战中采用粗暴的“裹胁”手段补充兵员。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兵力不足的问题，但给北伐军带来的危害是始料未及的，是北伐太平军败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华强提出，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江浙绅士纷纷逃往上海，在上海太平军与洋枪队交战时，大批绅士投奔租界，上海的崛起与此密切关联，其代价是传统的繁华之地工商业中心苏州与杭州的相对衰落。针对近人提出太平天国期间全国共损失1亿人口的说法，姜涛指出，1851年官方统计人口数据是43000万人，由于未经核实，实际上是高估的。北方由于连年灾害，也损失几千万人。实际上在南方损失的人口中，死于清军之手者远过于太平军，应对人口数做具体分析，不要以讹传讹。
此外，与会学者们还围绕进一步深化太平天国史研究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资料来源：《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