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对话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近代史-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对话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对话
主持人:危兆盖(本报记者)
特邀嘉宾:李文海(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耿云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宋志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郑大华(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编者按:2006年1月7—8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湖南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来自史学、哲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界的40多位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做了多方面的解读,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为了进一步推动这一课题的研究,我们特约请与会的李文海、耿云志、宋志民、郑大华等四位学者谈谈各自的看法。
什么是民族主义
主持人:对于近代中国人而言,民族主义是典型的西方舶来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和解读。迄今为止,学术界对民族主义这一概念也没有达成共识,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在当下,我们应该如何看?
李文海:我先举几个例子。梁启超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勿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人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也有人说:民族主义“是民族成员对自己所在的有血缘维系的群体利益的绝对强调”。还有人说:“民族主义是一个民族(潜在的或实际存在的)成员的觉醒,这种觉醒是与现实、维持与延续民族的认同、整合、繁荣与权力的欲求结合在一起。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指一种心态,即一个人以民族作为最高效忠对象的心理状况。”。当然,还有其他很多说法,如“民族主义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在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交往中表现出来的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对自己国家和民族合法利益的维护”;“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政治原则,它坚持政治与民族的单位必须一致”;“民族主义是一种心理状态,即个人对民族政权的忠诚高于一切。这种心理状态是同生养他的土地、本地的传统以及在这块领土上建立起来的权威等等联系在一起的”等等。
在这林林总总的解释中,我想特别介绍一下《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关于“民族主义”的条目,这是因为,由于这部书的性质,使得它对于“民族主义”的论述带有一定的权威性,并在社会上产生着广泛的影响。该书对“民族主义”是这样表述的:“资产阶级思想在民族关系上的反映,是资产阶级观察和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指导原则”。“在社会主义国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一般来说产生民族主义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已经消失。但民族主义思想的残余还将长期存在,还会不时地干扰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损害各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不利于执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对外政策”。“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的民族主义,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需要谨慎妥善地处理。如果处理不当,也可能转化成敌我矛盾”(《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第3395页)。虽然条目也讲到要区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主义同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民族主义的不同,以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的不同,但可以看出,从总体来说,条目对民族主义持基本否定的态度。我以为,对于民族主义的这种表述,颇有值得进一步推敲的地方。
首先是同我国的历史实际不相符合。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当资产阶级尚未产生以前,民族主义不论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种社会心理,就已经存在,并且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大的影响。而综观整个中国近代史,几乎没有一个对历史作出积极贡献的历史人物和推动社会前进的历史事件,不与民族主义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从主要方面来说,是积极的,应予肯定。至于为什么出现这样的历史现象,我在后面还要谈到。
其次,从道理上说,也有不少难以说通的地方。民族主义同爱国主义以及民族精神,当然不是一个东西,有着相当的区别,但它们之间又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对历史上和现代的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一直给予很高的评价和积极的肯定。“中华民族是富有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伟大民族。爱国主义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党的十六大报告更明确提出,要“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强调“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除非是把民族主义看作是同爱国主义、民族精神根本对立的东西,否则就很难对民族主义作出完全否定的评价。
可不可以考虑这样来对民族主义进行表述:民族主义是以民族权益和民族感情为核心内容的一种政治观念、政治目标和政治追求。这样一种表述的好处是,不事先对民族主义作价值判断,而只是对民族主义的具体范围和内容作客观的叙述,留下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评价的宽广余地。我提出这个建议,只是为大家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和思考提供一点素材。这样的表述也许是不完善的,或者不准确的,但通过大家的讨论,一定能够完善起来,以至形成一个多数人能够接受的提法。
耿云志:既然国内外的学人对民族主义这一概念说法甚多,我认为要给“民族”或“民族主义”下一界说,且能取得大多数人的同意,恐怕很难。但我同时也认为,不能因为有这种学理上的歧异,就否定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客观性和历史合理性。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我不得不首先提出我个人对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看法。我认为,近代民族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是不可少的,即:(1)长期共同活动的地域;(2)历史上形成的共同文化;(3)长期紧密联系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所造成的国家认同。据此,则凡是维护这些东西,使之不受其他民族之侵害;同时,也不去侵害其他民族这些东西的思想原则,就是近代的民族主义。这样的界说虽然不像数学和物理学定律那样明晰、确定而不可移易,但也绝不是可以轻易歪曲或否定的。
宋志明:“民族”难以准确地定义,犹如“文化”。斯大林的民族观着眼于欧洲资本主义初期的情况,强调经济的要素,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情形。费孝通的民族观强调文化的要素,注意到中国民族现象的特殊性。我认为,民族是与人类相对而言的。民族是人类的组成单位,犹如家庭是社会的组成单位。社会不可能是单一的家庭,人类也不可能是单一民族。除非另有一个星球向人类挑战,迫使人类成为一个社会共同体来应对这种挑战。“主义”一词有两种用法:一是指有主语的学说,如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等等;一是指无主语的思想倾向,如科学主义、个人主义、恐怖主义等等。民族主义属于后者。“主义”是一个连接率很高的词汇,有些词一旦与主义连接,便有了负面的含义。如科学主义,表示一种把科学当成崇拜对象的错误的思想倾向。《辞海》的编纂者就在这种意思上解释“民族主义”一词。我不同意《辞海》对“民族主义”所做的释义,因为这个词语不一定只在负面的意义上使用,它也可以在正面的意义上或中性的意义上使用。我主张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民族主义”一词,而在负面的意义上使用“狭隘民族主义”一词。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我认为是一个正面的语汇,是指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观念逐渐形成为全民族共识的发展历程,是指促使中华民族精神觉醒的社会思潮。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如何形成的
主持人:讲到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首先要厘清的问题是: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如何形成的,是“洋货”还是“土产”?
郑大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既是我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在近代的转型,又是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引进,是二者结合的产物。就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而言,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夏中心观,二是华尊夷卑观,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之上的“夷夏之辨”的观念。促使这种传统民族主义向近代民族主义思想转变的原因,是西方的入侵引起的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在鸦片战争前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受传统民族主义的影响,人们把来自远方的西方人也称之为“夷”,就是先进者如魏源也是如此。然而人们逐渐发现,这些被称之为“夷”的西方人,在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甚至政治方面,比中国还要先进、还要发达;人们还逐渐认识到,中国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而只是世界的一隅。随着这种发现的增加,人们开始萌发出新的民族意识,即认识到中国只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国,中华民族只是世界民族中的一员,民族之间的先进与落后,不是由种族决定的,而是由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甚至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中国在许多方面就落后于西方国家。就目前所发现的资料来看,最早具有这种意识的人是冯桂芬。他在《校邠庐抗议》的“采西学议”中说:“顾今之天下,非三代之天下比矣。……据西人舆图所列,不下百国”,并认为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人才、学术等五个方面都不如西方人,中国再不“制洋器”,“采西学”,向西方侵略者学习,“不独俄、英、法、米为之患也,我中华且将为天下万国所鱼肉,何以堪之!”此后,具有此种认识的人逐渐增多。这一认识上的进步,是近代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重要前提。因为只有认识到中国只是世界各国中的一国,中华民族只是世界民族中的一员,才有可能产生近代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和民族平等意识;同时也只有认识到民族之间的先进与落后,不是由种族决定的,而是由其军事、社会、经济、文化甚至政治的状况决定的,中国在许多方面都落后于西方国家,才能产生一种民族危机感或民族忧患意识。而近代民族主义就是建立在民族认同、民族平等意识和民族忧患意识的基础之上的。
就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而言,它是伴随着西方民族国家的形成而产生的。一般而言,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有两个源头,即:法国的民族主义和德、意的民族主义。法国的民族主义产生于法兰西共和国的建立以及拿破仑的向外扩张之中,而德、意的民族主义产生于争取民族独立和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斗争之中。相比较而言,德、意的民族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更接近于中国,更容易为中国人所接受。所以,德、意的民族主义比法国的民族主义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影响更大一些。梁启超宣传、介绍和接受的就是德、意的民族主义。有学者认为,中国人之所以接受的是德、意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法国的民族主义,是因为法国的民族主义是政治民族主义,德、意的民族主义是文化民族主义,而德、意的文化民族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民族主义更接近。这种说法虽然不无道理,但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恐怕还是由两者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的。如果说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在近代的转型与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引进都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产生的思想来源,那么,它们二者的关系如何?在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产生的过程中谁的作用更大一些?这恐怕是我们研究的重点所在。就目前发表的一些成果来看,没有人对此进行过研究。我认为,中国传统民族主义在近代的转型,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而西方近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引进,则使这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就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产生而言,二者缺一不可,对任何一方面作用的片面强调都是不恰当的。
耿云志: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在空前的变局之下,因受外力刺激而形成和迅速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在具有高度文化的“西夷”面前,不得不放弃古代的华夷观念;另一方面,在“西夷”的侵略面前,为谋自救而迅速激活了民族意识。此民族意识已逐渐摆脱古代的华夷观念,而导向建立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建立近代民族国家,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梁启超是中国揭示和宣传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人。他在1901年10月发表《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其中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他还指出,西方民族主义已发达数百年,当时已进入民族帝国主义时期,我中国人民正受此民族帝国主义的侵害。故“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就是说,中国的民族主义,首以抵抗帝国主义,维护我民族之独立为主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数月之后,梁氏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又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为此后学者谈民族主义问题立一典范。梁启超还最早揭明建立民族国家的问题,他于1902年2月—4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明确提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此后,梁氏之言论、活动均不脱建立民族国家,争取中华民族之国际地位这一总目标。他积极投入立宪运动是为此;辛亥年与国内立宪派一起转为赞成迫清帝退位,成立共和是为此;民国后维护共和国体,以及其后积极推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为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些革命党人,也是以民族建国为目标的近代民族主义者。孙中山说:“我们推倒满清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又说:“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5页)陈天华说:“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陈天华:《绝命书》,《民报》第2号)由此可见,革命派的排满,是把它作为建立民族国家的手段,与笼统的排满论者不同。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以五族共和思想为基础缔造中华民国。这是中国人争取建立近代民族国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件大事。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
主持人:在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一百多年里,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经历了一个怎样的发展过程?
郑大华:我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清末民初,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阶段。其特征有三:一为新(近代民族主义)旧(传统民族主义)杂糅,而新(近代民族主义)的量在增加,旧(传统民族主义)的量在减少;二是反对国外民族压迫和反对国内民族压迫,亦即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争取国内各民族的平等的斗争交织在一起;三是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亦即推翻国外和国内民族压迫的斗争与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斗争结合起来。推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主要有两种力量,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第二、“五四”时期,这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阶段。其特征也有三:一是反帝与反封建的结合。这一时期,由于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并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正是对帝国主义认识的这种变化,中国人民开始将反帝与反封建结合起来,从而赋予了近代民族主义新的内涵。二是从思想文化上寻找中华民族落后的原因,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人们开始认识到近代以来中国屡遭列强侵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文化的落后,这种落后又导致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和革命的失败,所以,解决民族危机的不二法门就是从文化上入手,谋求文化上的解决。三是民族主义开始与各种政治运动和思想运动结合,呈现出多元的倾向。第三,“九一八”以后到抗日战争结束,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阶段。特征有二:一是在思想文化方面,从原来的反省、批判传统文化转变为对传统文化的发掘和弘扬。因为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首要的工作是如何团结人心,激发民族意识,以抵抗日本侵略,而作为中华民族数千年生活与斗争之结晶的传统文化,很自然地成为人们鼓舞士气、增强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以抵抗日本侵略的有力武器。当时的学术研究出现了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就是文化史学的蓬勃兴起,有关中国文化史的着作不断出现。据不完全统计,民国时期出版的有关文化和中国文化史着作大约50种左右,其中大部分出版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二是国内各个阶级、各党各派、各种政治势力逐渐集合在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形成全民族共同抗战的局面。
耿云志:我认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民族主义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尚未摆脱古代的民族观念,即强调“华夷之辨”,认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当鸦片战争发生时,面对外来的侵略者,绝大多数中国人仍未脱出此种传统的民族观念。(二)过了一段时期,一部分中国人对来侵的西方列强渐渐有所了解。先进分子开始意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不但看到西人之技艺远过中国,进而还认识到西人治事、治政亦有可法处。康有为1879年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敌视之”。张之洞谈到仿西学,亦不限于西艺,还包括西政(自然不包括根本政治制度)。但直到民国初年,除少数先进分子,绝大多数中国人仍认为在礼教人伦方面,中国仍远胜于西方。此点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来,才有根本性的转变。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即近代东来的“西夷”,步步进逼,严重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在这样严峻的挑战面前,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被激活。为谋求生存,必须奋起抗争,自求振作。(三)到了1920年代初,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之民族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新的意义,那就是为争取民族平等的世界新秩序而奋争。孙中山所说“健全之反帝国主义”,求“世界人类各族平等”,要“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以及他的名言“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等等,都反映了这种民族主义的新内容和新意义。至于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其成立第二年就加入共产国际。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当然要遵循国际主义的原则。与国际主义密切联系的民族主义,实质上是以各国家、各民族完全平等为原则。所以,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得到孙中山相当程度的认同。
要正确评价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
主持人:这样说来,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与国内目前各种工具书上对民族主义的释义明显不一样,我们有必要对它作出客观、科学的评价。
宋志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是中华民族自我意识走向自觉的理论升华,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对于克服民族自卑感、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除了少数的民族败类以外,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可以说是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孙中山先生把民族主义纳入三民主义体系之中,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中国共产党人也多次申明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号召共产党人动员全民族一切生动力量,为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之所以采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理论依据之一就是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有良知的中国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指引下,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达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伟大目标,使全世界对中华民族刮目相看。“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觉醒的前提,并且推动了中华民族精神的觉醒。首先,它促进了爱国精神的觉醒。其次,它促进了改革精神的觉醒。再次,它促进了革命精神的觉醒。最后,它促进了启蒙精神的觉醒。因此,我的看法是:不能把“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混为一谈,也不能用《辞海》的“民族主义”释义看待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是以中华民族为主语的新的社会思潮。这是一种健全的民族主义,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
李文海:有的同志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对历史的发展起着重大的积极作用,不存在任何消极的影响,应该给予充分的完全的肯定。也有同志认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作用是负面的,以一种狭隘的、闭塞的心态,阻碍甚至抗拒中国融入世界文明的历史进程。对于学术讨论来说,有不同意见的争论,是一件大好事,只要大家抱着心平气和、相互尊重、共同探求真理的态度,就可以不断深化对问题的认识。我个人的看法是,对上面两种意见都不太赞成,觉得都过于绝对,过于简单化。事实上,民族主义是一个历史的范畴,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人物及不同的政治派别,民族主义的内容和作用会有很大的差异;就是在同一个人和事上面,民族主义的作用也往往具有双重性,不可一概而论。所以,对民族主义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我们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民族主义主要起着积极的作用,首先就是因为近代中国是一个备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压、掠夺、凌辱的半殖民地国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双重压迫和统治下,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走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如果没有全民族的觉醒和奋起,那中国就只能“束手以待列强之烹割”,中华民族也就永无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成为一种动员、鼓舞和激励全民族包括社会各个阶层、各种人物以不同方式献身“振兴中华”宏伟大业的巨大精神力量。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所以深刻地影响和推动了历史,还因为中国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文明古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曾经处于世界先进的地位,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之后,巨大的反差强烈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这正是民族主义空前活跃的土壤。这一点,连美国政要布热津斯基都清楚地看到了。他说:“19世纪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条约、协定和治外法权条款,使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不仅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地位低下,而且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同样地位低下。这一衰败的现实同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发生猛烈的冲突。中国人认为在过去,甚至就在不久以前,他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还都比那伙蛮横的侵略者们还富有和强大得多。事实上,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发生大滑坡只是近代的事。”(《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第179、180页)虽然布氏的这本书是以预言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为目的的,但我们大可不必因人废言,应该承认他这段话有一定道理。我们在肯定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该注意到,民族主义在中国近代史上并非没有产生过消极的作用和影响。不待说农民及下层群众(如义和团)或封建统治阶级中的某些政治派别(如封建顽固派),就是思想观念在当时处于先进地位的维新派或革命派,他们在处理对内、对外的民族关系上,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局限性,并非尽善尽美。
耿云志:近代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掠夺。因此,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一直是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之一。在长期斗争中,民族主义有过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产生过各种不同的结果,其中经验与教训不一而足。在清末,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有各种层次:有政府(包括中央与地方)行为;有知识阶层与绅商阶层的略有组织的斗争;有下层群众自发的反抗运动。就政府一方面说,以武力反抗,屡以失败告终,结果是割地、赔款,出让利权。谈判交涉亦因无实力做后盾,加之朝廷昏聩,官吏无能,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丧权失利告终。以此,清政府丛怨山积,人民之反清,民族主义亦正为一种动力。就知识阶层和绅商阶层的斗争而言,在有相当组织的情况下,又得到下层群众的适当支持,往往能取得一定的积极结果。如不少次的收回利权斗争,抵制外货的斗争等等。就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而言,情形不尽相同。在战争状态下,人民自动武装起来,抗击侵略者,即使不能取得完全胜利,也能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例如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大多数的自发斗争是在非战争状态下,如各地层出不穷的反洋教斗争。这些斗争无例外地都是由于外国势力欺压民众,积怨太深,遇有机会就爆发出来。这种反压迫的斗争,无疑都具有相当的正义性。但斗争起来之后,往往缺乏组织,漫无约制。加之政府官吏处置不当,遂往往导致破坏性的结果,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更进一步的损失。民国时期,这三个层次的民族主义仍然存在。大致说来,第二个层次的斗争成长进步较快,第一个层次,亦较清代有所不同,第三个层次的斗争,纯自发的性质已逐渐减少。
总起来说,民族主义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这是首先应该肯定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因具有民族主义的动机,就做什么都可以,怎么做都行。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心目标是建立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近代民族国家,因此,凡是有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行动,就是健全的民族主义,应予完全肯定;否则,就不是健全的民族主义,就不应无条件地给予肯定。在相当一个时期里,人们不加区别地肯定和颂扬一切指向外国势力的言论和行动,起了误导群众的不良作用。民族主义会牵及民族感情,甚至可以承认,民族主义有其心理和感情的基础。但绝不可以因此将民族主义归结于感情,或停留在感情的层面上。要完成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这样艰巨的任务,必须依靠健全的理性指导。因此,我认为应当明确地提倡“理性的民族主义”。大约八九年前,我在一次学术演讲中首次论述“理性的民族主义”问题,获得听讲者的热烈赞同。可见是心同此理。
郑大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作用,是由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内容决定的。在我看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内容是由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决定的。中国近代所面临的主要任务,一是民族独立,使中华民族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亦即后来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进步,实现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这既包括从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也包括从传统的封建农业经济向近代的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转变,即所谓“现代化进程”。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相依相存,民族独立是实现社会进步的保障,而社会进步又有利于民族独立的实现。所以,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主要的内容,便是实现民族独立,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而要实现民族独立,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就必须实现社会进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综观近代以来有关民族主义的一切主张、讨论和斗争,实际上都是围绕这一内容展开的。这其中包括唤起民族意识,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而民族意识则表现为民族的认同感、民族的自豪感和民族的自信心。因此,我们在叙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时,应紧紧抓住实现民族独立、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这一最主要的内容而展开。因此,就性质而言,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是一种进步的社会思潮,在其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对于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增进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凝聚力和自信心,动员和鼓舞广大中华儿女投身于振兴中华的伟大斗争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06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