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光绪之死探源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近代史-光绪之死探源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光绪之死探源
从2003年开始，中央电视台、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北京市公安局法医检验鉴定中心、清西陵文物管理所的专家们组成课题组，用现代化的科学仪器和方法，经过严格的科学检验和缜密地研究得出结论：清光绪帝死于砒霜中毒。这一结论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关注。过去关于清光绪帝死因研究的结论也都是建立在档案、文献其中包括清代保存下来的医案研究基础之上的。如何对待各种不同的结论，需要我们回过头来检索当时的历史细节，从文献档案中寻找我们过去疏忽过去的蛛丝马迹。历史的真相应该和最终的历史结论是一致的。本文从光绪的一生是如何在慈禧掌控下度过这一角度探索光绪的死因，或许对这一研究有所裨益。
一、
慈禧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发动宫廷政变，实现了垂帘听政的梦想。利用皇帝年幼，不能亲理朝政，而得以乘机独断乾纲。但是好景不长，同治十三年（1872年）十二月初五日夜，年仅19岁的同治皇帝载淳病逝于大内养心殿。
正当青春年华的载淳过早地死去，立即给清政权带来了严重的危机。载淳死时无嗣，这使清廷上下陷于一片惊慌。清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皇位继承问题，明争暗斗。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迅速在宫廷内外，朝野上下展开。
同治在病危时，曾单独于寝宫召见军机大臣李鸿藻，口授遗诏，申明了在死后能为之立嗣的意愿。但当李鸿藻拿着载淳遗诏见慈禧时，慈禧阅毕，怒不可遏，立即将遗诏撕得粉碎，掷于地，又迁怒于李鸿藻，将其叱斥而去。慈禧为什么要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自己唯一的儿子临死前的遗愿呢？
在同治死后清廷上下一片慌乱中，唯有慈禧镇定自若。因为应付这场变故的大政方针，早已成竹在胸。慈禧在为实现其既定方针而完成各项部署后，在载淳死去的当天，即偕慈安太后召集皇亲贵戚、满朝文武重臣于养心殿西暖阁会议，议立嗣君。慈禧在咸丰死后，以垂帘听政的名义独揽政权，皇族中权臣中对此妒忌、猜嫌者大有人在。因此，当慈禧以“宗室中谁可承大统者”[1]相问时，立即有人应声而答：“溥隽字辈，近支已有数人，请择其贤者立之。”[2]还有人更具体地建议立道光之长子之孙溥隽伦来承继皇位。这个建议令慈禧“闻而色变”，着实大吃一惊，这是慈禧最不愿听到，也最害怕成为现实的事情。更难办的是，慈禧还拿不出反对这一建议又能站得住脚的理由。按照皇位的传统继序，先皇去世之后，有子者由子承继皇位，无子者在皇族近支中低一辈的宗室成员中择其贤者承继皇位。按照这种继序，载淳死后，应从比载淳低一辈的溥隽字辈中择一人作为载淳的嗣子来继承同治接续帝统。然而，这是慈禧至死不能同意的。这是因为如果由溥隽字辈的人继承了皇位，那么慈禧就成了太皇太后，载淳的皇后阿鲁特氏将成为太后。即使这个皇帝年龄尚幼，作为太皇太后的慈禧将没有任何理由再行垂帘听政，能够垂帘听政只能是阿鲁特氏。那时的慈禧，虽尊贵为太皇太后，可那政权，却是可望而不可及了。好在当有人提出以溥隽伦为嗣的建议后，参加会议的人中立即有人反对，并提出堂而皇之的理由。一是溥隽伦之祖父奕纪系由别支承继；一是溥隽伦本人“疏属”，不可为帝。在溥隽伦的继嗣资格被否决后，又有人提出立恭王之子为嗣。这是一个更不能为慈禧接纳的人选。这是因为慈禧和恭亲王之间的神圣同盟在同治十三年时已彻底破裂。慈禧当时恨不能把奕訢及其势力从清廷中完全驱逐出去，只是惧于奕訢 的洋人靠山及其势力的强大才不敢轻举妄动。尤其是同治八年亦訢支持丁宝桢杀掉安德海，后来又再三再四地阻滞重建圆明园，使慈禧对奕訢的厌恶已达极点。奕訢所为，殃及其子。奕訢之子自然不会被接纳。更何况，恭王之子当时已17岁，如若立之为帝，不久即亲政，慈禧别说是垂帘听政做不到，即使想对他施加影响也不可能，立恭五子的结果只是极大地增强自己的政敌奕訢在朝廷中的力量。出于这些原因，慈禧决意不立恭王之子。御前会议上的一番争论，使慈禧深感时机急迫，再拖下去后果实难预料。慈禧不再虚言相邀，不再假作温良恭俭让之态，决定和盘托出早已深思熟虑的主张。她疾言厉色地宣称：“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3]接着宣布：“溥隽字辈无当立者，奕譞长子，今四岁矣，且至亲，予欲使之继统。”[4]在这里，慈禧如此露骨地将自己的贪欲、私欲、专横跋扈之态毫不掩饰地暴露在王公大臣们面前，这使那些对慈禧还缺乏深刻认识的人不禁相愕失措，以至“不知所对。”诸王公大臣从慈禧的决绝态度知其意已不可更改，众须眉只得退避三舍，不再争辩，于是，“众皆唯之。”[5]倒是那个被慈禧定为皇帝的4岁孩子的父亲、醇亲王奕譞这时“大惊，哭失声，伏地晕绝。”[6]奕譞的表现颇令人不解。奕譞何由惊、哭以至晕绝？是喜极而泣？是因为对慈禧知之太深而为儿子日后的命运耽忧？究竟是因前者还是后者？亦或是兼而有之？今人已不得而知。不管王公大臣们反响如何，慈禧已大功告成。濮兰德在《慈禧外纪》中，对同治死后议立新帝的御前会议作了另一番十分精彩的描述：“两宫太后对面而坐，凡预议者，皆跪于下。慈禧首发言曰：皇后虽有孕，不知何日诞生，皇位不能久悬，宜即议立嗣君。恭王抗言曰：皇后诞生之期已不久，应暂秘不发丧，如生皇子，自当嗣之，如所生为女，再议立新帝不迟也。其余王公大臣，似亦以此议为然。慈禧曰：现在南方尚未平定，如知朝廷无主，其中极险，恐致动摇国本。……慈安太后发言曰：据我之意，恭王之子可以承袭大统。恭王在下闻之，叩头言不敢。又曰：依承袭之正序，应立溥隽伦为大行皇帝之嗣子。溥隽伦之父载淇亦叩头言不敢。慈禧谓载淇曰：……你乃……承继之子……。（慈禧）转谓慈安太后曰：据我之意，可以立奕譞之子载湉，宜即决定，不可耽延时候。恭王闻之，怒谓其弟曰：立长一层可以全然弃置不顾吧？慈禧曰：可以投名法定之。慈安太后无异言，其结果则醇王等投溥隽伦，有三人投恭王之子，其余皆如慈禧意，投醇王子。于是大位遂定。[7]这种种出自正史的、野史的记载，究竟哪一种记载更接近于史实，现在已不能得到详实的考证。但是，不管其经过如何，其结果却是一致的。那就是慈禧经过精心策划，终于视家法于不顾，力排众议，将奕譞之子载湉立为嗣君。慈禧之所以这样不顾一切地决定将载湉立为嗣君有很深的用意。首先，新立的嗣君载湉是载淳的堂弟，辈份相同。因而载湉继位后，慈禧仍可保留皇太后身份；其次，载湉年仅四龄，慈禧仍可以皇太后身份实行垂帘听政，更因载湉年幼，符合慈禧“幼者乃可教育”的要求，听其对之随意塑造，以便日后长期控制政权；第三，载淳与慈禧从血缘关系上来说属至亲。载淳之父奕譞为咸丰同父异母弟，载淳之母为慈禧之妹。不仅如此，奕譞及其福晋叶赫那拉还在慈禧诛灭肃顺集团、获取政权的活动中建有殊功。奕譞为道光第七子，咸丰继位后，他被封为醇郡王、终咸丰一朝，奕譞没有担任过什么重要职务。咸丰死时，慈禧势孤力单，自然把这个20几岁的妹夫当成了心腹。而奕譞也坚定地站在慈禧一边，参与机密，最后由他率领人马去执行整个行动中最关键的使命，前往密云捕获了桀骜不驯的肃顺。慈禧掌权后，虽然不能不给望重势大的奕訢不断加官晋爵，但实际对奕一直怀有猜忌戒备之心，一心想把奕譞扶植起来，代替奕訢。这样，在同治年间，奕譞的地位就不断地上升，迭授都统、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掌管神机营等等。同治三年（1864年），奕譞被加亲王衔。同治十一年（1872年）进封醇亲王。奕譞福晋叶赫那拉氏，在慈禧困顿热河时，正是她以妹妹的身份，冲破八大臣的阻隔，进入宫中面见慈禧，从而沟通了慈禧和奕譞集团之间的信息联络。
当议立嗣君的会议结束时，已至深夜。这是一个狂风怒号、沙土飞扬、极冷极寒之夜。慈禧深恐夜长梦多，因而没有作片刻的耽延，立即派遣内务府大臣荣禄北兵一队，前往西城醇王府，用一乘八人黄轿，将又惊又恐啼哭不止的四岁的载湉抬进了宫中。夜未及半，载湉成为清入关后的第九代皇帝，以明年（1875年）为光绪元年。
在光绪接续帝统后，两宫皇太后发下一道懿旨，称：皇帝龙驭上宾，未有储贰，“不得已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8]这就是说，皇帝死了，没有继承人，不得已以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淳作为咸丰皇帝的继子来接续帝位。等到载湉生了儿子，即承继同治为嗣，作为同治的儿子去继承帝位。这道完全出于慈禧意志的懿旨，虽则说得冠冕堂皇，头头是道，其实不过是慈禧对自己明目张胆地破坏清代皇位传统继序的辩解。令慈禧感到幸慰的是，王公大臣们终于被她的气势所慑服，他们在光绪即位后，即依照前例，同上一奏折恳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慈禧立即以“皇帝幼冲，时势艰难，不得不听从臣下之请，出而垂帘，庶国事有所秉承”[9]的冠冕堂皇的理由下谕允之。慈禧再度一手垄断了清朝政权。
当慈禧及其为其再度掌权效尽犬马之劳的权臣们额手称庆时，正是同治的皇后悲痛欲绝之际。户部尚书崇绮之女阿鲁特氏自同治十一年入宫后，与慈禧的关系始终不相融洽。待同治身患恶疾生命危在旦夕时，慈禧更把满腔的怨愤发泄到本来就不喜欢的阿鲁特氏头上，屡屡对其严加训责。同治病逝后，在养心殿议立新帝时，慈禧下令不使皇后预与会议之列。会议之后，与载淳同辈载湉承继咸丰为嗣。这样一来，阿鲁特氏被慈禧置于新皇寡嫂这样一种不伦不类的地位。不少私家着述称阿鲁特氏在同治宾天时，腹中已有孕。即便如此，也不能给阿鲁特氏带来生存的希望。因为阿鲁特氏纵使能诞育一皇子，这个孩子也绝无继承皇位的可能。慈禧在载湉即位后的懿旨中已宣布，“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子”。陷于绝境的同治皇后，“痛不欲生，旦夕悲啼，目尽肿”。[10]光绪元年（1875年）二月二十日，从宫中传出嘉顺皇后（光绪即位后以两宫太后命，封阿鲁特氏为嘉顺皇后）崩逝的消息。阿鲁特氏系自尽殉节亦或伤悲致疾病逝？当时官司方上谕称：“上年十二月，痛经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毁伤过甚，遂抱沉疴。”[11]在同治病逝百日之内，22岁的年轻皇后即暴死，立即在朝野引起一场不大不小的振动。它甚至还引发出清末一场可称悲壮但并没有多大价值的尸谏故事。
同治皇后死后，言官及外省官员，纷纷就皇位继承问题上奏朝廷。光绪元年五月，御史潘敦俨以岁旱借题发挥，谓：“后崩在穆宗升遐百日内，道路传闻，或称伤悲致疾，或云绝粒霣生，奇节不彰，何以慰在天之灵？何以副兆民之望。”[12]潘敦俨请求更定同治后谥号。慈禧深知潘敦俨为同治后请定谥号为虚，指责其载湉之不当才是用心所在，所以立即以“其言无据”，将折中所言之事斥为“廖妄”，决意对潘敦俨严加惩处，以警告后来者。潘敦俨因此被罢了官。对同治死后的皇位继承问题直率地表示了一点不同看法的是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先是把慈禧在同治死后继统安排着实吹捧了一番，什么“宸衷经营”、“圣算悠远”，什么“计之万全，无过于此”等等，这些话，对广安来说，究竟是出于真心，还是出于无奈，这就不得而知了。接着，广安在折中引用了一个典故。这个典故说的是宋初，宋太祖遵母后杜太后之命，没有将帝位传给儿子而传给了弟弟太宗。按照杜太后的安排，太宗将来应将帝位传给太祖之子即自己的侄儿而不传给自己的儿子。但是，太宗后来并没有尊重母后的安排、把帝位传给侄儿，而是听从了宰相赵普的怂勇，传子竟未传侄。在这之后，因太宗废母后成命，在宋代继统问题上惹出了许多麻烦。广安在讲完这个典故后，方引上正文：为了防止在朝廷出现赵普那样的人物，引起宋朝那样的纠纷，请两宫太后召集王公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将“皇上将来生有皇子，自必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接承统绪”的内容，“颁立铁券，用作奕世良谟。”[13]广安在奏折中，把自己的意图表述得既曲折又委婉。从表面上看，广安所请和慈禧的旨意并无矛盾之处。但慈禧对于任何一个敢于在继统问题上说三道四的人是绝不采取宽容态度的。因此，广安的请求被斥之为“冒昧渎陈”，令对广安“传旨中饬。”慈禧对潘敦俨和广安的惩处并没有达到惩一儆百的预期效果。此后，在内外大臣中还是不断有人就承嗣、祭祀之礼等等问题“冒昧渎陈”。慈禧对此或指斥，或干脆置之不理，令上奏者自讨没趣。不久，这场沸沸扬扬的统绪之争即自消自灭。正当慈禧暗自庆幸风波已过，垂帘宝座已经坐稳时，光绪五年（1879年）闰三月初，突然又发生了轰动朝野的吴可读尸谏事件，使载湉继位后已沉寂多时的继统之争再次成为热门话题。
吴可读，字柳堂，甘肃皋兰（今兰州市）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员外郎、吏部郎中、河南道监察御史、吏部主事等职。从《清史稿》“吴可读传”记载的几件事来看，吴可读在当时是一个难得的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有独立见解、敢做敢为颇富牺牲精神的官员。
19世纪70年代，当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根据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北京条约》的有关条款，纷纷将使节派驻北京时，大清天子接见驻华使节已是势在必行了。当时，清中央和地方的顽固派大臣，对于祖宗的土地被一块块出卖、民族的权益被日侵月蚀可以充耳不闻，却偏偏要在外人觐见皇帝的礼节上斤斤计较，坚持要外国使节向皇帝行跪拜之礼，外国使节坚决拒绝，毫不让步。觐见礼节问题一时间成为中外关系中的一个难点。吴可读力排众议，顶住舆论的指责和朝廷内外的压力，上疏请免跪拜之礼。同治年间，乌鲁木齐提督成禄诬民为逆，击杀多人，并向朝廷捏造捷报，引起西部边境的动乱。成禄的倒行逆施，遭左宗棠弹劾。吴可读也上疏朝廷，历数成禄之罪，竭力主张诛成禄以平边乱。成禄被逮回京师，经审判论斩。但廷臣中有人竟为其充当说客，请改为斩监侯。吴可读怒不可遏，上疏争辩。疏中有“请斩成禄以谢甘民，再斩臣以谢成禄”几句。吴可读的赣直触怒了权臣，也令皇帝不快，吴可读被连降三级，回到家乡掌教兰山书院。直到同治死去，光绪继位后，吴可读才被起复为吏部主事。
自从同治宾天载湉继位后，吴可读深以清皇权授受之间可能发生的种种变故为忧，那发生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史上的因皇权继承归属不明而引起的政局的剧变，更使吴可读寝食，难安。吴可读以为，宋初以弟代兄引起的纠葛，尤其是明景帝的即位而后引起的“夺门之变”的历史教训是应该引以为鉴的。明景帝时的“夺门之变”发生在景泰八年(1457年）正月。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亲征讨伐瓦刺，于土木堡惨败被俘。为安定人心，这一年的九月初六日，明英宗之弟成王朱祁钰被拥戴登上帝位，以次年为景泰元年。朱祁钰就是明景帝，朱祁钰做了皇帝，但是在他之后的皇位继承人并不是他自己的儿子，而是明英宗的儿子，他的侄子朱见深。朱见深是明英宗在位时即已确立的皇太子。对这一点，朱祁钰并不甘心。为了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明景帝在景泰三年(1452年）废太子朱见深为沂王，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但一年多后，朱见济夭亡。明景帝只有这一个儿子，朱见济死后再无子可立。这时，那些在废朱见深时就对明景帝破坏封建统序啧有烦言的官员们趁机纷纷请求明景帝恢复朱见深的太子地位。但是，明景帝一意孤行，不加理会，甚至还处罚了那些提出请求的官员。从此，明景帝对立太子一事，则讳莫如深，不再提起。明景帝当时才20几岁，他很可能打的是等自己有了儿子以后再立太子的算盘。不想，景泰八年（1457年），正当壮年的明景帝突然病倒。明朝廷中的一些人，利用明景帝和明英宗兄弟之间的矛盾发动宫廷政变。正月十六日夜半之后，一批廷臣带兵千人闯入皇宫，将景泰元年（1449年）八月被瓦刺送回一直以太上皇名义幽居南宫的明英宗拥至奉天殿升座，接受百官朝贺。史称“南宫复辟”，又称“夺门之变”。宫廷政变的成功，使明英宗得以复辟，景帝被废为郕王，病中的朱祁钰被迁到西宫，不久即病死。明朝这段弟继兄位酿成的宫廷政变引起政局的动荡，使得吴可读“思以尸谏”，企图采用这样一个极端的办法来促使慈禧明确解决同治的继嗣、清朝的“继统”问题。因为在吴可读看来，慈禧在立载湉时，虽有“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的懿旨，但载湉嗣位时，是奉两宫皇太后之命承继咸丰为子，这是为咸丰立子，而并没有明确为大行皇帝（同治）立嗣。既然没有为大行皇帝立嗣，则今日嗣皇帝所承大统，是奉两宫皇太后之命，受之于文宗显皇帝（咸丰），非受之于大行皇帝。对将来大统的继承，也没有明文规定属于承继大行皇帝之嗣子。懿旨内“承继为嗣”一语，并不能保证大统归于同治继子。从古以来，新皇拥立之际，情况纷纭复杂，各种情况都可能发生。纵令今日嗣皇的父亲醇亲王公忠体国，今日嗣皇仁孝性成，他们能够按照两宫太后的旨意去办，而在廷之臣，忠佞不齐，对大统的归属就有可能议论不一。象宋初的贤相赵普，犹有怂恿太宗传子不传侄之事，贤者尚且如此，那些不肖之臣的行为不问可知。为了使两宫太后的诺言能实现，保证宋太祖、明景帝因继嗣造成的政局动荡不再重演，吴可读请求两宫皇太后再降谕旨，明文宣布，“将来大统，仍归大行皇帝嗣子，嗣皇帝虽百斯男，中外臣工均不得以异言进。”[14]只有这样，才能正名定分，预绝纷坛。吴可读将这些伏虑和议论，早在同治宾天时，即拟就一疏，准备交由都察院呈进。当时，他的一个朋友，劝他不必以“被罪之臣又复冒昧上言”，且疏中所引近时情事，说的也未尽确实，还是看看再说。吴可读听从了朋友的劝说，暂时压下了那折子。但是，事过数年，大统归属仍未有定论。当光绪五年三月，同治大葬典礼即将来临之际，吴可读决定“甘心以死，自践前日心中所言，以全毕生忠爱之忱。”[15]于是，请命于吏部长官，要求随赴惠（今河北省遵化县马兰峪）参加同治葬礼。三月底，同治葬礼完毕，吴可读没有随两宫太后、王公百官返回京师；反而一头扎进了同治陵寝附近的蓟州（今河北省蓟县）马伸桥三义庙。吴可读住进庙中后，几乎足不出户，只是一味埋头奋笔疾书。庙中老道周某不敢打扰于他，一切只得由他。到闰三月初五日，这一夜吴可读房中倒也没有什么异常动静。只是到了第二天早晨，日上三竿，吴可读房中仍是门窗紧闭，毫无动静。周老道心生疑虑，叫徒弟去看个究竟。徒弟推开虚掩的房门，发现吴可读早已自缢气绝身亡。周老道慌忙遣人报知州官。知州刘枝彦闻报立即遣人至三义庙勘查。从吴可读怀中得密封的木匣，又从案头得遗书三封，其中两封是给庙中周老道的，另有一封是给儿子之桓的。读遗书，得知怀中木匣内有遗疏折，嘱交吏部堂官代呈两宫皇太后。这遗疏自然不敢轻拆，刘枝彦迅即派专人报送顺天府。读吴可读给周老道的遗书，人们方知吴可读出京报时，己身藏西洋毒药，在他缳首自尽时，先已吞下毒药。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吴可读在遗书中说得明自：“我因住屋与尔师徒逼迫，恐其惊醒尔等解救，则我事败矣。故用自己由京带来洋药服之，则缳首之时，尔等救亦无济。”[16]由此可见吴可读以死谏争的决心之大。吴可读的遗疏很快就到了慈禧手里。载湉继位已经四载，外间关于继嗣的议论本已归沉寂，突然又冒出个吴可读，竟以尸谏的方式旧事重提。疏上，朝野惊愕，慈禧亦未免惊恐不安。看完折子，慈禧那顺悬着的心很快放了下来，慈禧一眼就看透了，吴可读拼却一条老命，所做不过是“继统”、“继嗣”两个字上的文章。已积累了足够从政经验的慈禧对这类事已能应付裕如。她在闰三月十七日发下一道旨：“史部主事吴可读服毒自尽，遗有密折，代为呈递。折内所称请明降懿旨，预定将来大统之归等语。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嗣后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此次吴可读所奏，前降旨时即是此意。”[17]懿旨中的这段话言外之意很明白，那就是说为同治立嗣、继统的向题本来已经解决，吴可读所奏实属多余。如果仅仅是一个吴可读上疏，慈禧完全可以置之不理。但慈禧也看到吴可读的尸谏已成了轰动朝廷内外的头等大事。一些在同治死后，对她所作所为本有责难之意的王公贵戚、内外大臣，顿时活跃起来，这个动向慈禧不能等闲视之。慈书深知，一份懿旨实难封住众人之口，与其不让他们讲话最后激起事端倒不如因势利导，给他们一个说话的机会，以此掌握解决问题的主动权。于是慈禧在懿旨的最后加上一句：“着王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折。”[18]自慈禧的懿旨发布后，王公大臣们绞尽脑汁，遵旨会议发表自己的意见。在封建社会里，建储大计本非大臣们所敢参议，大统所归亦非臣下所能擅请。因此，奉命参议的官员们诚惶诚恐，奏折中也期期艾艾，模棱两可。当时的情况是，既要维护封建的统绪，又不敢违背皇太后之命、开罪于今日皇上，既想为大行皇帝预立嗣君以定大统之归，又不能违背自雍正以来秘密建储的家法。这样的问题要发表一个两全的意见是太难了。四月初一日、初十日，遵旨举行的“会同妥议”，也没有议出个什么眉目，最后明智的王公百官们把最后的决定权仍交给慈禧。“如何而圣意可必行，如何而祖训可不背，如何而穆宗之大统垂于久远，如何而皇上之孝友利于推行”，这些难题还是由两宫皇太后自己解决吧。王公大臣的这番 “妥议具奏”，正中慈禧下怀。慈禧原本就认定吴可读所请已属多余，叫百官妥议原属多余之事更属多余，慈禧不过以此走个过场而已。四月十一日，慈禧颁下懿旨。首先再次申明前旨：“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翩”，说明当时未将继统一节宣示“具有深意”。其次申明吴可读所请颁定大统之归，实与本朝密建皇储家法不合。再次是宣布继统的解决办法是在皇帝“诞生皇子”后，将“慎选元良，缵承统绪”，“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慈禧在懿旨中还命将吴可读原折及王公大臣等会议折、其它内外大臣的有关奏折、有关的几份谕旨，另录一份，存毓庆宫，以便将来查考遵行。懿旨的最后，慈禧对吴可读“以死建言”，以“孤忠可悯”四字加以褒奖，并令交吏部“照五品官例议恤”[19]。吴可读尸谏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二、垂帘
慈禧在同治死后，以其专横的气势和高超的政治手腕，不惜“枉国法，犯舆论”，[20]导演了一出确立幼君的活剧。当载湉在同治死后的第二年正月二十日（1875年2月25日）在清宫太和殿完成了登基大典时，慈禧便也开始了新一轮“垂帘听政”的生涯。然而这一次的垂帘听政，毕竟名不那么正，言也不那么顺，即便跋扈如慈禧者也不免感到心虚。因此，慈禧在光绪登基后发表的懿旨中，信誓旦旦地保证：“垂帘之举，本属一时权宜，惟念嗣皇帝此时尚在冲龄，且时事多艰，王公大臣等不能无所秉承，不得已姑如所请，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21]
登基典礼一过，载湉就被以皇帝的名义养育宫中，完全按照慈禧的意图加以驯化、雕琢，以便在他成年后能成为一个言听计从，得心应手的工具。载湉入宫时已4岁，对于自己原来的家特别是对祖母、母亲已有了清晰的记忆。入宫后，慈禧费尽心机，竭力割断载湉和原来的家庭、亲人实际上的、感情上的联系。在光绪入宫之初，慈禧就嘱咐那些服侍他的人，“象灌输什么军事知识一样的天天跟他说，使他明白了自己已经不是醇王福晋的儿子了，他应该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除掉这个母亲之外，便没有旁的母亲了。”[22]为了牢笼载湉的感情，慈禧对他恩威并用。慈禧曾对人亲述过对年幼的载湉“调护教诲、耗尽心力”[23]的恩德：“皇帝入承大统，本我亲侄。以外家言，又我亲妹妹之子，我岂有不爱怜者？皇帝抱入宫时，才四岁，气体不充实，脐间常流湿不干。我每日亲与涤拭，昼间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节其饮食。皇帝自在邸时，即胆怯畏闻声震，我皆亲护持之。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尚安有他？”[24]载湉和慈禧的双重亲情，使深处宫中孤苦无依的载湉获得了些许母爱。但慈禧生性严酷的秉性，又使载湉对这个他称为“皇阿爸”的人畏之如虎。慈禧为光绪订立了各种清规戒律，如“每日每致太后请安，不命之起，不敢起，少不如意，罚立长跪”[25]当慈禧乘舆出行时，光绪必随扈，即便“炎风烈日，迅雷甚雨，不敢乞休。”[26]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对慈禧、光绪母子关系作了这样的描述：“西后待皇上无不疾言厉色，少年时每日诃斥之声不绝，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立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至今每闻锣鼓之声，或闻吆喝之声，或闻雷，则变色云。”慈禧和光绪的关系是一种在特定的环境中被怀有特殊动机的慈禧造就的畸形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在光绪性格的形成中起了重大影响，它还对光绪朝的政治发生着潜在的深远影响。
光绪在慈禧严格的管束中逐渐长大成人。载湉小时候在他亲生母亲身边时就不是一个很健康的孩子，这是因为他的母亲即慈禧的妹妹叶赫那拉氏对子女过分疼爱的结果。她总怕孩子吃多了撑着，所以总不让孩子吃饱，以至于一只虾也要分三段吃。这样的疼爱使她一生中生下的5个孩子，除了载湉因久宫幸免于难而外，其余的4个最大的只活到6岁便相继夭折。载湉入宫虽幸免一死，但在慈禧的淫威下，只能长成一个懦怯孱弱的青年。
在光绪逐渐长大成人期间，慈禧通过对奕訢的逐渐升级的打击，毫不留情地将奕诉驱逐出最高权力圈。光绪七年（1881年）东太后慈安的暴亡，终于使慈禧实现了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在形式上一人独揽大权的夙愿。
慈安在咸丰死后，和慈禧合谋，除掉端肃集团，从此开始了两宫太后比肩垂帘听政、共同治理朝政的局面。在这种局面形成的初期，由于慈安的淡泊且疏于心机，对慈禧“悉以权让之”，[27]故而维持了两宫的和平共处，两宫甚至还以各自的优势，在朝政的处理中。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孝贞（慈安）优于德，而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孝钦（慈禧）优于才，而判阅奏章，裁决庶务，及召对时谘访利弊，悉中窾要”。[28]但是，好景不长，时间一久，两宫的矛盾和冲突接踵而至。起初，慈禧并没有把“见大臣，呐呐如不出诸口”的慈安放在眼里，不久，慈禧逐渐地感到了来自慈安的威胁。因为慈安平日里虽木讷如无识见者，但凡遇军国大计所关，及用人之尤重大者，往往表现得很有主见，且出手不凡，“偶行一事，人皆额手称颂”。平常慈安对慈禧虽然时有忍让之举，但由于她对慈禧的揽权专横、违背祖制的跋扈行为早有不满，故而在关键时刻却相当坚决不作让步。同治年间，慈安和奕沂借山东巡抚丁宝桢之刀杀掉慈禧宠监安得海之举即是明证。这件事使慈禧第一次尝到了慈安的厉害，从而也激化了两宫之间的矛盾。光绪六年（1880年）的陵寝风波，使两宫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一年，两宫携光绪前往东陵致祭。在祭祀咸丰陵寝时，慈安不肯与慈禧比肩而立，欲居慈禧之首。提出的理由是，慈禧在咸丰在世时，不过为一妃嫔，慈禧是在咸丰宾天后因儿子做了皇帝才封为太后的。咸丰在世时，慈禧既为妃嫔，那么根据礼仪规定，在祭祀时自当居旁稍下，而自己则是在咸丰二年即已正式册立为皇后，自当居于首位，自己左次尊贵之位，则应空出来，作为咸丰即位前已死去的孝德皇后[29]之位。慈安于咸丰陵寝之地，突然挑起慈禧深深忌讳的名位争端，大出慈禧所料。慈禧深信这不是懦弱的慈安的主意，定是恭亲王奕譞为其出谋划策。事关名份和地位，慈禧坚决不肯退让。最后还是慈安让了步，这场风波才平息。陵寝风波是两宫的一次正面冲突，从此两宫纷争不断，慈禧对慈安的不满更加强烈。其间，小皇帝光绪对慈安的亲呢更使慈禧不安。慈禧为人严厉，慈安为人平和慈祥，慈安因而曾赢得慈禧亲生儿子载淳的爱戴，载淳亲近慈安甚于自己的母亲，过去已经引起过慈禧的不快和不安。谁料想，光绪入宫后，与昔日同样的情景又在宫内重演。光绪在宫中逐渐长大，面对宫中两位太后，他也不懂得平分感情与两位太后，只是凭其直觉亲近慈安，无意中却冷落了慈禧。他常往慈安住处跑，立时慈安宫中飘出母子相得的欢声笑语。对这种情景，慈禧内心本已不快，这时又有太监背地里大进谗言，说是慈安背地里教皇帝与慈禧作对。慈禧听信谗言，与慈安的矛盾更加不可调和。岁月在两宫的明争暗斗中流逝，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十日，宫里突然传出东太后猝死的消息。慈安太后死时年仅45岁，平常又“体气素称强健”，再加慈安日益不见容于慈禧，于是，关于慈安的死因，便有了种种传说流传于后世。这些传说，无非是搜罗慈安死时的种种疑点，加以演绎、推理、夸大。如慈安死前“未闻传太医”啦，慈安死去后，慈禧立即传令枢府及其亲属诸人到慈安的寝宫，略经“瞻视”就匆匆忙忙“小殓”了遗体等等。根据这些疑点，在一些私家笔记、野史传闻中，言之凿凿，叙说了这样一个情节完整的故事。谓一天慈安、慈禧坐谈时，慈安觉腹中微饥，慈禧令侍者奉饵饼一盒进，慈安觉得很好吃，向慈禧发问：这点心好像不是御膳房所制。慈禧答称：这是我的弟媳所馈之物，姐姐如若喜欢，明天我叫他再送一份来。过了一两天，慈安果然得到数盒慈禧遣人送来的点心。花色味道和前天所食一样。慈安取食了一两枚，顿时即感腹中不适。过了不久，慈安就死了。以上故事，根据慈安死时的种种疑点和慈禧向来的为人之道，自有某些合理之处，然终究没有确凿佐证，不能成为定论。不管慈安是被谋害而死，还是因病而死，有一个事实是确实无疑的，那就是，从光绪七年三月十日开始，慈禧开始了她期望已久的一人独尊、独揽大权的时代。
从此，慈禧成为中国历史上没有女皇称谓的真正的女皇。她可以毫无顾忌地卖国求荣，不断地把中国推向殖民地的深渊，她可以横征暴敛、大兴土木，以满足穷奢极欲的享乐要求；她还可以将她的公开的、潜在的政敌玩弄于股掌之上，给予无情的打击乃至置于死地。历史在慈禧暗无天日的统治中沉重地翻过了一页又一页。当时间推移到公元1886年时，光绪皇帝已是一个16岁的青年了。光绪不仅已长大成人，在上书房师傅的教授、督促下，学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六经诸史，数年前即能举其词”，[30]“披阅奏章，论断古今”对他来说已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慈禧每当看到长大成人的光绪，不能不想到她在光绪嗣位时公开宣示的“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的保证。慈禧虽极不愿交出政权，但又不能明目张胆地自食其言。不管怎样，归政的姿态总得做一做。光绪十二年（1886年）六月初十日，慈禧颁布懿旨：“前因皇帝冲龄践阼，一切用人行政，王公大臣等不能无所景承，因准廷臣之请，垂帘听政。并谕自皇帝典学有成，即行亲政。……本日召见醇亲王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谕以自本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皇帝亲诣行礼。并着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31]慈禧准备归政光绪的懿旨颁布下来，对慈禧为人知之甚深的光绪生父醇亲王奕譞及诸王、大臣知其决非出于本意。于是，奕譞及王、大臣们在慈禧懿旨颁发后的第四天（即十四日），即合词上疏慈禧，请求慈禧“再行训政数年”，还提出：“宫廷政治，内外并重。归政后当永照现在规制，凡宫内一切事宜，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32]奕譞等人的上疏，特别令慈禧满意。因为奕譞等人提出的“再行训政数年”的请求正合慈禧之意，使慈禧在归政后虽无垂帘之名，却可以继续综揽大权。更重要的是奕譞等人奏折中的“归政后当永照现在规制”之语，为慈禧永久把持政权提供了依据。慈禧见此折，心花怒放，但她又故作谦让，表示拒绝。六月十八日，奕譞等人再次上疏请求，慈禧不再谦让，接受训政请求。第二天发布懿旨说：“兹复披览该王公大臣等奏章，历陈时事艰难，军国重要。醇亲王折内，兼以念切宗社，仰慰先灵等词，谆谆吁请，回环循览，惊惕实深。国家值此时艰，饬纪整纲，百废待举。皇帝初亲大政，决疑定策，实不能不遇事提撕，期臻周妥。既据该王公大臣等再三沥恳，何敢固执一己守经之义，致违天下众论之公也！勉允所请，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33]慈禧于辛酉政变后，在清代皇嗣制度中首开太后“垂帘听政”之制，同治死后，破坏清代皇位继统成法，不为同治立嗣而为咸丰立嗣，再度垂帘听政，数年之后，又开创所谓“训政”之制。为了控制政权，慈禧肆无忌惮地将祖宗家法抛在了一边。为了使太后训政制度化，在慈禧的授意下，王公大臣们为其制定了《训政细则》。规定，光绪在亲政后，“凡遇召见、引见”，慈禧必“升座训政”，慈禧前“暂设纱屏为障”，“各衙门……开单请旨及暂停引见人员，拟请循照旧制，一律带领引见，仍恭候懿旨遵行”；“乡会试及各项考试题目，向例恭候钦命者，……进出恭候慈览，择定篇页，请皇上钦命题目，仍进呈慈览发下。”[34]按照这个《细则》，光绪名义上的亲政其结果只能是“凡召见引见以及考试命题诸大政，莫不禀承嗣训，始见施行。”[35]光绪的亲政有名无实，慈禧的训政和垂帘听政实质毫无二致。
醇亲王奕譞几次三番恳请慈禧训政，可谓用心良苦。奕譞从儿子入宫做皇帝开始，只因他对慈禧太了解，所以常常处在诚惶诚恐的心态中。奕譞的担心其实并不是多余的。事实上，奕譞常常因其显赫的地位自觉不自觉地被卷进政治漩涡的中心。王公大臣中有人因妒忌而中伤他，慈禧也因他是皇帝的生父时时猜疑他，处处防范他。特别是后来和光绪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时，慈禧对醇王府又恨又忌。有一次她听人说，醇王府所以出了皇帝，就是因为醇王府的妙高峰坟茔内有两棵大白果树，白果树下埋了醇亲王，“白”、“王”二字合起来，岂不是个“皇”字。慈禧听了这些传言，就命人把那两棵白果树锯掉了。这件事虽发生在奕譞死后，但由此可见慈禧对醇王一家的猜忌防范之心。奕譞深知自己处境的险恶，因此，在光绪即位后立即向慈禧上了一个可怜巴巴的奏折，哀恳慈禧“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未获慈禧允准。万般无奈中，奕譞只有小心翼翼，抓住所有的机会向慈禧表明自己毫无政治野心。慈禧封他世袭罔替的亲王爵位，他再三力辞，慈禧给他和他的福晋乘坐杏黄色轿的殊荣，他在固辞未得允许后，始终未敢乘用过一次；他谆谆告诫光绪“懔承列圣艰难业，永记东朝复载恩”，他将自己的书房命名日：“退省斋”，并为此题诗一首，向慈禧剖明心迹。诗日：“励志唯崇约，修身务退思。已情非力省，物理固周知。爵秩荣叨恭，奢华念易滋。铸颜期寡过，不疚发予私。”他还亲书治家格言，告诫自己的儿孙：“财也大，产也大，后来儿孙祸也大。借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多胆也大，天样大事都不怕，不丧家不肯罢。财也少，产也少，后来子孙祸也少。若问此理是若何？子孙钱少胆也小，些微产业知自保，俭使俭用也过了。”[36]悠悠十几载，奕譞就凭着这份谨慎小心，竟然在慈禧和光绪水火不相容的明争暗斗中奇迹般地保住了荣禄爵位。自然，奕譞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个代价就是自己亲生儿子本应享有的权力和自由。
慈禧以训政的名义确保了统治地位以后，于光绪十三年 (1887年）正月十五日导演了光绪的亲政仪式。从此后，光绪名义上开始亲政，实际上不过是得到一个公开化、制度化了的傀儡地位。
时间在慈禧以训政的名义执掌政权中又过去了一年多，光绪已到了十八当婚的年龄。为此，慈禧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六月十九日颁发懿旨：“前因皇帝甫经亲政，决疑定策，不能不遇事提撕，勉允臣工之请训政数年。两年以来，皇帝几余典学，益臻精进，于军国大小事务，均能随时剖决，措置合宜，深宫甚为欣慰。明年正月大婚礼成，应即亲裁大政，以慰天下臣民之望。”[37]在这里，慈禧向天下臣民许诺，光绪在大婚后，将允其亲裁大政。这种许诺使慈禧对光绪的婚配格外重视。因为在光绪亲裁大政后，慈禧要操纵控制政权，就必须牢牢地控制皇帝，而控制皇帝最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在皇帝身边安插一个言听计从的人，能随时将皇帝的所言所行报告于她。对于皇后人选，慈禧已经按照以上要求物色妥当。为了遮人耳目，光绪的择后自然也经过备选、太和殿正式选定等程式。从表面看来，慈禧一手导演的光绪选后似无懈可击，符合祖宗规矩，然而只要仔细地考察一下选后的每一个细节，就可看到慈禧在其中的决定性作用。太和殿上与其说是光绪选后不如说是慈禧选媳更为恰当。有人对体和殿光绪选后作了如下生动的描述：“慈禧太后为德宗选后，在体和殿召备选之各大臣少女进内依次排列，……首列那拉氏都统桂祥女，慈禧之侄女也，次为江西巡抚德馨之二女，末列为礼部左侍郎长叙之二女。当时太后上坐，德宗（光绪）侍立，……前设小长桌一，上置镶玉如意一柄，红绣花荷包两对，为选定证物。太后手指诸女语德宗日：‘皇帝！谁堪中选，汝自裁之，合意者即授以如意可也。’德宗对日：‘此大事当由皇爸爸主之，子臣不能自主。’太后坚令其自选。德宗乃持如意趋德馨女前，方欲授之，太后大声日：‘皇帝！’并以口暗示其首立者，德宗愕然，既乃悟其意，不得已，乃将如意授其侄女焉。太后以德宗意在德氏女，即选入妃缤，亦必有夺宠之忧，遂不容其续选，匆匆命公主各授荷包一对与末列二女，此珍妃姊妹之所以获选也。”[38]光绪就是这样“自主”地选定了自己的皇后。光绪十四年十月初五日，慈禧宣布，光绪的后、妃皆已选定。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二十六日，慈禧无视中法战后国家民穷财尽的严酷现实，策划了一个穷奢极侈、大肆铺陈的光绪大婚典礼，正式册封自己的侄女、都统桂祥女为皇后，长叙的两个女儿被封为瑾殡、珍殡。
被封为皇后的叶赫那拉氏生于同治七年（1868年）二月初三日，长光绪3岁。因她的被封系慈禧强迫指定，光绪“勉奉之”，实在出于不得已才接纳了她。再加叶赫那拉氏其貌不扬，故而，大婚后光绪与皇后毫无感情可言。皇后外似淡泊无所为，虽然究其能力与手腕与慈禧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其性格上倒继承了慈禧的某些禀性。不得皇帝宠爱的皇后，以慈禧为护符，屡屡在后宫大兴醋海风波，因此也引起慈禧和光绪间的种种猜疑。帝后的不睦成为光绪母子不和的一个种因。皇后不能取悦于皇帝，自然就不能阻止皇帝移情于二嫔。瑾、珍二嫔出身于一个满族大官僚家庭。其祖父裕泰，在道、咸年间任封疆大吏，其父长叙为礼部左侍郎。他们在待字闺中时，受到过一定的传统教育。二嫔中尤以妹妹珍嫔更受光绪的青睐。珍殡不仅相貌端庄，性格开朗机警，且“工翰墨，善棋。”[39]光绪因此对她宠爱有加。因光绪宠爱二嫔，冷落了皇后，皇后哭诉于慈禧前，慈禧对瑾、珍屡加鞭责。蒙受不白之冤的二殡哭诉于光绪前，光绪却敢怒而不敢言。瑾、珍二殡也迟迟未得晋封，直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二月，在慈禧六旬庆典时，瑾、珍二嫔才同时被晋升为妃。
慈禧在光绪大婚后的第七天，即光绪十五年（1889年）二月初三日又于太和殿举行了光绪正式“亲政”的典礼，算是把政权正式移交给了光绪。慈禧的归政，从光绪十二年六月开始，其间热热闹闹搞了将近三年，至此总算有了个结果。这场闹剧对慈禧来说，确实上演得有板有眼、有声有色，但明眼人一眼就看穿了慈禧的这套把戏。慈禧由“垂帘听政”到“训政”到“归政”，名称虽异，形式虽有不同，实质却没有区别。慈禧的归政，“表面上虽不预闻国政，实质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当其优游于颐和园之中，仍时时监察皇帝之所为，保护其任用之人。”[40]而光绪“虽有亲裁大政之名而无其实，一切用人行政皆仍出西后之手。”[41]光绪亲裁大政后，“朝中大事……必须禀白而后行”[42]以至“每日章疏，上阅后皆封送园中。”[43]自光绪亲政大典过后，清中央统治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慈禧太后退居颐和园，名为归政颐养天年，实质遥控、操纵大权，光绪居紫禁城，名为亲理大政，实质不过是个傀儡。也有人对慈禧改头换面不断上演的种种把戏没有看透，或者是装傻卖乖。有一个叫屠守仁的御史，曾因纠弹大学士恩承、李鸿章、刑部侍郎薛允升、湖广总督卞宝第、两广总督张树声、广西巡抚徐延旭等大员而颇负直声。他在慈禧下谕归政光绪后，上疏，以时事多艰为由，认为慈禧不宜委卸政务，而应当仿效乾隆内禅嘉庆成例，继续训政当太上皇，光绪的亲政，不妨延迟实行。屠守仁揣摸慈禧不愿归政的心态，意在取得慈禧青睐，没想到却迎来慈禧的一番痛斥。慈禧宣称：垂帘听政实属万不得已之举，鉴予前代种种流弊，特令及时归政，这样做，“上符列圣成宪，下杜后世口实”，我的主意已确定，且早已宣示中外，发出谕令还没有几天，难道又叫我出尔反尔不成？他屠守仁把我看成了何等样人？慈禧一腔愤慨，满脸怒色，令将屠守仁原疏掷还，还要罢掉屠守仁的官。慈禧命将屠守仁交部议再作最后处置。部议的结果，是将屠守仁革职留任。慈禧还不罢休，怨吏部处置太轻，立即大动干戈，将吏部六堂官及考功掌印郎中全部革职，并直接传旨将屠守仁革职，永不叙用。慈禧嗜权如命，屠守仁投其所好，怎会引得她动如此雷霆之怒呢？其实，这只不过是慈禧借屠守仁上疏演出的又一出戏而已。慈禧如此小题大做，无非籍此表明归政光绪的决心，以掩盖归政后遥控、操纵权力的真实意图。也有人说，慈禧是真正痛恨屠守仁，不过并不是因为屠守仁上疏要她当太上皇，而是因为屠守仁在光绪十四年曾引道光帝戒子孙后代以俭朴为德的谕五百余言，上疏谏阻慈禧修颐和园，当时把慈禧弄得很是下不来台，深恨屠守仁多言，又因屠守仁拉了张大旗，慈禧不能公开违背祖宗教诲，因而不能怪罪于屠守仁。慈禧又不甘就此罢休，遂毫无理由地迁怒于枢臣，怒责枢臣没有及早把祖宗家法告诉她。枢臣代屠守仁受过屠守仁侥幸地逃脱了惩罚。没想到屠守仁不知趣，自己又跳了出来，崇尚“你叫我一时不舒服，我叫你一辈子不舒服”哲学的慈禧借题发挥，终于报了心头之恨。
三、
慈禧机关算尽，企图长期稳固地维持虽无“垂帘”“训政”之名，却有握权之实的统治格局。无奈时过境迁，慈禧颐指气使独揽大权的时代已经过去。首先是，随着政治阅历和理政经验的不断丰富，光绪逐渐不安于他的傀儡地位了，他不再安于唯慈禧之命是从，他幻想做一个能行使权力的真正的皇帝。特别是在中法战争后，光绪见“吏习日败，李莲英纳贿卖缺，恃太后为护符，使国事不能整顿，甚为愤懑。”[44]光绪不能坐视国家走向败亡，由自己充当亡国之君的可悲角色。“图治之心甚切”的光绪与因循守旧的慈禧之间的矛盾逐渐形成并日见加剧。其次是，慈禧自辛西政变以来推行的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反动政策，已经把中国推向了亡国灭种的边缘。中法战争中，中国不败而败，西南门户被迫打开，助长了列强侵略中国的嚣张气焰。19世纪90年代，后起的“蕞尔”小国日本正磨刀霍霍，中国又面临着新的战争威胁。这时，在清统治集团内部，对慈禧腐朽统治不满的官僚、文人、名士逐渐增多。他们既对慈禧的内外政策提出责难，他们更反对慈禧继续干预朝政，揽权不放。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企图除弊振衰的年轻皇帝身上，幻想通过光绪亲掌政权来实现他们抵御外侮、整顿纲纪的愿望，同时也提高他们在清统治集团中的地位。这些人寄希望于光绪，以拥护光绪自诩，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政治派别，被世人目为“帝党”。
帝党成员以光绪的师傅翁同和为首。翁同和，江苏常熟人，出生于苏常望族之家。翁同和在同治朝即受重用，受命弘德殿行走，为同治帝进讲《治平宝鉴》，深得两宫太后嘉许，升为内阁学士。当光绪元年(1876年）十二月，小皇帝准备于上书房读书时，翁同和与侍郎夏同善一起被慈禧任命为教授汉文精典的师傅。翁同和任帝师25载，克尽职守。他不仅以“列圣遗训，古今治乱”，反复陈述于帝前，同时还屡屡“以民间疾苦、外交之事，诱勉载湉。”[45]长期禁锢深宫，在慈禧严厉管束下自小就失去家庭温暖、亲人关怀的载湉，对自己的师傅“每事必问”，“眷依尤重”。[46]载湉对翁同和的眷恋到了须臾不能分离的地步。翁同和在任帝师期间，曾乞假回虞山省墓。光绪依依不愿其离去，又无由不准师傅的假，最后只好勉强准了一个月。临别时，光绪尤殷殷叮嘱：下个月的今天，我和师傅就在这里见面。[47]师生之情非同一般。翁同和对光绪亲政后仍无实权的境况是知道得很清楚的。他同情光绪的处境，更希望对自己言听计从的光绪能得到实权，从而也使自己获得施展抱负的机会。因翁同和与光绪的特殊关系，再加上官职的显要，这就使翁同和成为帝党集团的首领和重要支柱。此外，瑾妃、珍妃的堂兄、礼部侍郎志锐、工部侍郎汪鸣銮、户部侍郎长麟，瑾、珍二妃的老师、江西名士文廷式等也是帝党重要成员。
在翁同和、志锐、文廷式等人向光绪集聚之时，那些在慈禧“垂帘”“训政”期间获得高官厚禄的官僚们则更加紧密地团聚在慈禧的周围。这些人自光绪亲政之后，“皆有不安之意，恐帝亲政之后，不能保其权位。”[48]因此，对他们来说，慈禧在离开紫禁城后能不能控制实际权力是至关重要的。于是，他们沆瀣一气，唯慈禧之命是从。慈禧通过他们架空了光绪皇帝行使着实际权力。这样，在慈禧周围形成了强大的后党势力。世铎、奕劻、李鸿章、孙毓汶、荣禄、刚毅等成为后党集团的重要成员。说到光绪亲政后的后党势力，不能不提到慈禧身边一个上窜下联、呼风唤雨的特殊人物李莲英。
李莲英，直隶河间人，本一“亡赖子”，曾因私贩硝磺，入县狱。出狱后，改业做皮活，被人呼作“皮硝李。”当时直隶河间一带不少穷苦人家，为了求得一线生机，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将子弟阉割，托人送入宫中充当太监。其中绝大多数，年青力壮时，当牛作马，吃尽人间之苦，老而无用时，被赶出宫门，老死街头。但也有极个别的例外，因为得到所服侍的主子的赏识，出人头地，积聚起数目可观的财富，竟也娶妻“养”子，过起了令人羡慕的富足生活。李莲英艳羡清宫少数太监的发迹，遂恳求充当太监的同乡沈兰玉引进。有一次，李莲英又到宫中拜访沈兰玉。听沈兰玉和别的太监说，慈禧听说京城盛行一种发式，命令梳头房太监模仿为其梳理，但是梳头太监梳了一次又一次，慈禧怎么也不称心。李莲英听到这个信息后，喜出望外，立即走遍京城歌榭妓寮，刻意揣摹，不几日，就把梳理这种发式的技巧学到了手。身怀绝技的李莲英立即通过沈兰玉介绍自阉入了宫。起初不过充当梳头房一个下等太监，后来，因为李莲英的着意逢迎，渐得慈禧垂青，慈禧每晨梳妆，非李莲英莫属了。由于李莲英对慈禧的喜怒哀乐揣摸得无微不至，因而总能“先意承志”，慈禧需要什么，还没等她张口，李莲英早就为她准备好了。这样，除了晨妆之外，平常时日也一刻离不开李莲英。慈禧为了表示对李莲英的恩宠，很快将他提拔为太监总管，从此眷注特隆。李莲英则开始借后权营私纳贿，无恶不作。朝廷内外大臣冀图邀宠固位者竞相奔走其门。光绪亲政后，那些担心失去权位的官僚纷纷通过李莲英固集于慈禧周围，李莲英成为后党中的特殊人物。
帝后两党的矛盾和斗争，到了甲午战争时终于形成了两军对垒的局面。光绪二十年（1894年））在光绪亲政的第六个年头，日本悍然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了严重威胁。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掌握实权的后党集团一味妥协，屈辱求和，造成战争中中国战无不败的悲惨战局。光绪皇帝和一些帝党官员则一力主战。帝党的主战有顺应舆论的要求、于民族存亡之际以抵杭求生存的积极意图，也有借对日抵抗之机，排斥后党势力、提高光绪地位的意图。帝党集团纷纷抨击后党战前的避战求和和战争中的战败求和方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是后党集团的主要依靠，帝党于是集矢攻击李鸿章，指斥李鸿章“因循误国”，“辱国病民”，要求朝廷罢免李鸿章，另外“简派重臣至京誓师。”[49]帝党除了以激烈的言辞猛烈攻击李鸿章而外，还和光绪内外配合，迫使慈禧同意起用了中法战争中被逐出军机处的恭亲王奕訢。光绪和帝党对奕訢寄于厚望，企盼利用奕訢来和慈禧及后党抗衡。在旅顺失守后，光绪终于在帝党的强力呼吁后，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二十七日，给予李鸿章“褫职留任”的处分，拔去其慈禧在当年年初赐予的三眼花翎。光绪和帝党的所作所为已超过了慈禧能够容忍的限度，因而迅速做出了激烈的反击。在李鸿章被处分后的第三天，慈禧以“习尚浮华，屡有乞请之事”[50]将光绪宠爱的珍、瑾二妃降为贵人，把帝党集团中的重要成员志锐发往乌里雅苏台，后竟致其于死地。慈禧还声称罗撤除满汉书房，以阻遏光绪和帝党官员的接触。慈禧对帝党官员的处置，愈益暴露了她揽权专制的野心，这就使帝党官员更为愤忿不平。在此之前，一些帝党成员对李鸿章大张挞伐，不过是指桑骂槐，儿借此发泄对慈禧的不满，还没有人有胆量将抨击的矛头直指慈禧，更没有人有胆量提出众人讳莫如深宫廷权力之争的问题。此后，一些敢做敢为的帝党官员开始公开向慈禧发难。御史高燮曾上折指责慈禧对珍、瑾二妃及志锐处置不当，指斥枢臣权贵一味以阿谀奉承为事。对慈禧攻击最为激烈的是御史安维峻。他在奏折中除了猛烈攻击李鸿章在中日战争中的种种倒行逆施而外，又以驳斥“和议出自皇太后、太监李莲英实左右之”的市井之谈为名，责问慈禧：“皇太后既归政皇上，若仍遇事牵制，将何以上对祖宗，下对天下臣民？”[51]安维峻之语切中慈禧要害，慈禧恼羞成怒，立时逼迫光绪下谕痛斥安维峻“托诸传闻”、“肆口妄言，毫无忌惮”，令对安维峻“严加惩办”。一腔热血、冒死直陈的安维峻被革职发往军台。后党集团一面打击帝党势力，一面加速对白妥协求和活动。中日战争终于以屈辱的《马关条约》的签订而告结束，光绪和帝党官僚企图借对日作战之机夺回权力的希望也完全落了空，光绪不仅没有争得任何实权，反而使慈禧及后党官僚倍生警惕，更牢固地把政权控制起来。战后，帝党官员受到了更严厉地打击。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十一月初八日，慈禧以“信口妄言，迹近离间”[52]的罪名，将帝党重要成员吏部右侍郎汪鸣銮、户部右侍郎长麟革职永不叙用。慈禧给长麟加以“信口妄言，迹近离间”的罪名，算是罪出有因。有那么一天，长麟对光绪说：太后系穆宗皇帝之母，实际上不过是文宗皇帝之妾。皇上现今作为文宗之嗣入承大统，没有以父妾为母之礼，皇上真正的嫡母是慈安皇太后。现今皇太后就穆宗朝而言，可称为太后，就皇上言之，不过先帝一遗妾耳。皇上和太后本非母子，皇上理应尽早收回大权。长麟的这番话无非想以光绪和慈禧的真实关系来帮助光绪消除对慈禧的畏惧，早日行使皇帝的权力。长麟的这些话被添油加醋地传到慈禧那里，慈禧对长麟遂恨之入骨。结果是光绪既没能收回大权，出主意的长麟倒被驱逐了。不久，文廷式也被加上“每次召见时，许多狂妄”[53]的罪名，被革职永不叙用。帝党力量在遭到慈禧屡次打击后，明显削弱。然而，甲午战后帝后之间的争权斗争并没有停息。随着甲午战后中国所面临的严峻、险恶局势的进一步发展，帝后之间的斗争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以更激烈的形式爆发开来。
甲午战争中中国惨败于日本，战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瓜分豆剖，若箭在弦，省括即发。中华民族真正到了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各阶层人民，纷纷采取各阶级所能采取的手段，展开了救亡图存的斗争。农民阶级，揭起保国灭洋的旗帜，自发地进行着舍生忘死的反帝爱国斗争。正在艰难中发展的新兴资产阶级走上了清末政治斗争的舞台。其中下层组建了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并举行了以推翻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为宗旨的武装起义；其上层正以《马关条约》正式换文前的“公车上书”为起点，将“变法图强”的政治斗争不断推向高潮。这时，对民族存亡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名义上的皇帝光绪，面对“四邻交逼，不能立国”的局势，面对国内各阶层人民救亡图存的强大舆论压力和人民揭竿而起的统治危机，“日夜忧愤”，“殷忧危亡”，深感中国“若不变法图强，社稷难资保守。”[54]光绪急切地希望找到一剂治国、救国的良方。帝党集团在甲午战争期间遭到残酷摧残，其势已凋零。然而，在新的形势下，又一批忧国忧民之士又以翁同和为核心重新集结到光绪周围。翁同和在甲午战争以后，“憾于割台”，遂有变法之心。他又因战争中的主战，战后屡次被后党集团以“主战误国”的罪名加以诋毁。翁同和深知只有支持光绪实行变法才能一洗国耻，也才能排斥政敌、保住自己在清统治集团中岌岌可危的地位。当光绪就变法应该首先从何处着手向他征求意见时，他毫不含糊地表示“从内政根本起。”[55]翁同和所讲的“内政根本”是有明确含义的，那就是提醒光绪当前最急迫的是要变法改制，而变法改制首先必须摆脱慈禧太后的束缚，争得自己处理朝政的实权。毫无疑问，翁同和的见解是正确的，光绪不从慈禧那里夺回权力，谈何变法呢？因为慈禧在甲午战后仍然是歌舞升平，沉湎于湖光山色的享受逸乐之中，“苟安目前”而丝毫无振作之意。后党官僚浑浑噩噩，日以倾轧构陷为事。不排除这批腐朽势力，中国怎会走上富强之路呢？这个问题不但是位高资深的翁同和看得真真切切，即便如寇连才那样处于宫廷最低层的小太监也看得明明白白。
寇连才，直隶昌平人，15岁即入宫，充当梳头房太监，专伺慈禧。后来又充当奏事处太监、会计房太监，一度很得慈禧信赖，故而被慈禧派到光绪身边，名义上是专门伺候光绪，实则使其监督、侦探光绪行止。寇连才虽是一介居深宫、地位十分卑贱的太监，却难能可贵地有一颗忧国忧民之心。甲午战败，寇连才看到“国危至此”，而慈禧“又将大兴土木，修圆明园，以纵娱乐”，寇连才为此而忧心如焚。慈禧对光绪的冷酷无情，使寇连才对光绪充满同情。寇连才在日记中记述着光绪在宫中孤苦无告的种种情状和对慈禧的强烈不满。他写道：天下所有的人在他们年幼的时候都有自己的父母爱护着，关心其冷暖，料理其饮食。即便是孤儿，也有亲友关心照拂。惟独皇上没有人敢亲近他。即使是他的亲生母亲，限于名分也不敢、不能够亲近他。能够给皇上以爱抚的，从名分上来说，只有西太后一个。然而，西太后骄奢淫逸，从来没有把皇上放在心上，皇上因而孤苦伶仃。就说吃饭吧，人人都知道皇上每日三餐，菜馔有数十种，殊不知离御座稍远的菜馔，半已臭腐不能食用，摆摆样子而已。靠近御座的菜馔，虽不臭腐，大多久熟干冷，不能可口。皇上每天不能吃饱，有时想叫御膳房换一个菜，御膳房必定要奏明西太后，西太后每每以俭德二字责备于皇上，皇上也就不敢提出要求了。这就是寇连才亲眼目睹的光绪的生活。光绪贵为天子，其处境实在不如民间一孤儿。寇连才激于义愤，终于决定采取行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初十日凌晨，他流涕长跪于慈禧卧榻前，冒杖杀之险，置生死于度外，向慈禧痛陈：中日战争以后，国家社稷的存亡已经到了现在这个地步，老佛爷即使不考虑祖宗社稷的存亡，也该为自身而振作图强，为什么你反而更纵游乐？寇连才的话还没有说完，大怒中的慈禧便连声喝斥，接着叫人把他赶了出去。寇连才没有退缩，决心以死谏诤，遂请假五天，回返故里，诀别了父母兄弟，回到宫中把自己历年的蓄积送给了下面的小太监。十五日，冒死上疏。一请太后勿揽政权，归政皇上；二请勿修圆明园……，共十条之多。慈禧阅折大为震怒。一个小小的寇连才不足畏，慈禧怀疑寇连才受人指使。慈禧连呼拿寇连才。等到寇连才跪到了她面前，慈禧劈头就问：你的奏折，是你自己所写，抑或是受人指使？寇连才从容作答：是我自己所写。慈禧不相信一个太监能写出这等奏折，于是令寇连才背诵奏折。寇连才朗朗而诵，并无错讹。此折既为寇连才所写，他又那来这么大的胆量呢？难道他不知道清朝宫廷太监言事者斩的成例吗？当慈禧以此来责向寇连才时，寇连才凛然答称：宫廷成例我知道，我如果惧死就不上这个奏折了。慈禧恼羞成怒，立即命将寇连才移交刑部，从重治罪。不久，寇连才被残酷杀害。一个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太监为“国危”日剧而冒死进谏贡献了年轻的生命。处死了寇连才，慈禧心头之恨仍不能平息。虽然她没有能拿出寇连才受人指使的任何证据，还是大搞株连，外至朝廷官员，内至平日侍候光绪的太监，不少人被驱逐、发遣，甚至被处死。寇连才事件表明甲午战后，光绪和慈禧之间的权力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一月，以德国强占胶州湾为信号，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展开了强占港湾、强划势力范围的疯狂侵华活动，中华民族到了做出生死存亡抉择的严重时刻。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古国决不会做任人宰割的羔羊，在救亡图存的旗帜下，全国各阶层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领导了“公车上书”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立即放下广州城内、万木草堂中着书立说、培养维新骨干的长远计划，行色匆匆，赶赴京城，通过不断的上书和加紧与翁同和等倾向维新变法的帝党官僚的联系来推动维新变法运动。
这时，处于内外矛盾焦点的光绪，自德国占领胶州后“益忧惧”。到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三月间，当沙皇俄国又诱迫清政府签订“租借”旅大的条约的时候，光绪再也无法遏制对奕訢、李鸿章等人自欺欺人、庸懦误国行径的满腔愤怒。光绪严厉责问奕訢和李鸿章：你们曾经言之凿凿，说俄国人可以依靠，与他们签订条约（指光绪二十二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沙俄签订的《中俄密约》，在这个条约中，俄国以中俄联盟防日为幌子，欺骗、愚弄清政府向它出卖了更多的权益。俄国根据《中俄密约》，攫取了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等多种权益），给了他们那么多的权利，现在距离这个条约的签订还不到半年，事实证明，它不但不能阻止别的国家来瓜分中国，就是它自己也已背弃盟约，又来索要新的土地，你们那个被吹得天花乱坠的盟约，它的作用究竟在哪里？李鸿章竟无耻地答以“若以旅大与之，密约如故。”这使光绪更为愤怒。尽管光绪怒不可遏，但是他对“联俄误国”的李鸿章之流无可奈何，因为李鸿章得到慈禧的袒护和支持。处于孤立无援中的光绪开始对维新派发生兴趣。光绪对康有为及其它维新派的了解是通过翁同和的介绍。翁同和常以康有为的变法言论、思想告诉光绪，且“日以万国之故，西法之良”“输导皇上。”[56]翁同和还向光绪大力推荐康有为，称“康有为之才，过臣百倍，请皇上举国以听。”[57]光绪通过和维新派各种形式的联系，维新倾向逐渐鲜明起来。光绪二十四年春，光绪用实际行动支持了维新派成立的“保国会”，阻止了顽固派对维新派人士的迫害，公开保护了康有为等维新派。光绪二十四年春、夏间，国内外局势的发展，终于迫使光绪做出了最后的抉择，他决心冲破慈禧和顽固派的重重阻力，“决意变法。”既要变法，无权就谈不上变法。光绪孤注一掷，毅然决然地要向慈禧争权。他通过当时代替奕訢主持清廷政务的庆亲王奕劻转告慈禧：“我不能为亡国之君，如不与我权，我宁逊位。”[58]这是光绪自当上皇帝以后，第一次公开向慈禧要权，而且态度相当强硬。一向唯唯诺诺的光绪突然采取这样的态度，这使慈禧吃惊不小。慈禧怎能容忍光绪以这样的态度对待她，她又怎么能把控制三十余载的权力交出去？怒火中烧的慈禧立即把母后之尊抛到九霄云外，咬牙切齿地大叫：“他不愿坐此位，我早不愿他坐之。”[59]暴怒使慈禧一语泄露了心中的隐秘，这说明慈禧及其同党早已在暗地策划着废立光绪的阴谋，慈禧真恨不能立即把光绪从宝座上拉下来。但这时，变法图强的呼声响彻朝野，甚至在清统治集团中某些很有实力的封疆大吏也呼吁朝廷变法图治。一向善于见风使舵的慈禧深知公开对抗决非良策。慈禧逐渐冷静下来，经过和奕劻的一番密谋策划，一个恶毒的计划形成了。慈禧对奕劻说：“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来再说。”[60]摆出一副秋后算帐的架式。最后，慈禧面带着一股阴冷的笑意，让奕劻转告光绪：“皇上欲办事，太后不阻也。”[61]光绪明知变法前途艰险，仍决定公开下达变法之谕。颁谕之前，光绪先往颐和园，再次向慈禧禀商变法事宜。慈禧言不由衷地表示：“凡施行之新政，但不违背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62]光绪得到慈禧再次首肯后，立即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向中外正式宣布了变法革新的宗旨，表示要“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63]尽管光绪于颁布变法诏书前已得到慈禧的首肯，光绪在《明定国是诏》中提出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与慈禧“不违背祖宗大法”本质上相一致，但是，在诏书颁发的前后，顽固派就开始策划于密室，妄图把维新运动扼杀在摇蓝中。在《明定国是诏》颁发前的四月二十日，慈禧召见奕劻、荣禄、刚毅，要他们对光绪的所谓“任性行为”加以阻止。奕劻等人纷纷以无力阻止以对。顽固派的无能使慈禧大为失望，遂不得不同意光绪颁布变法之诏。慈禧自然不会忘记为顽固派鼓气，告诉他们：“俟到时候，我自有法。”[64]因此，自光绪颁发维新诏书的那一天起，顽固派即虎视眈眈，注视着光绪和维新派的一举一动。四月二十五日（6月13日），光绪下达了令康有为、张元济预备召见的上谕。康有为被顽固派目为“狂悖”之徒，对他恨之入骨。光绪召见康有为自然是顽固派所极力反对的。于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立即把他们蓄之既久、扼杀维新运动的措施接二连三地抛了出来。慈禧首先从打击帝党，削弱帝党势力，增强后党势力入手。慈禧在四月二十七日（6月15日）一天里，迫使光绪下达了三道谕旨：一、以翁同和“每于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的罪名，将其革职，并驱逐出京；二，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要具折到皇太后前谢恩；三、宣布当年秋天光绪将奉皇太后到天津“阅操”。在这一天里，慈禧还逼迫光绪下达了一个由后党重要成员、慈禧亲信荣禄署直隶总督、统率直隶境内三军的任命。在同一天里，光绪被迫宣布的这些决定，那一个对光绪所推行的维新事业来说都是致命的。翁同和在帝党成员中，是一个起着特殊作用的人物。一方面，当光绪决心推行新政时，在盈廷的后党官僚中，“只有翁同和能承皇上意旨。”[65]另一方面，光绪和维新派之间的联系在大多数时间内是通过翁同和来实现的，翁同和是光绪和维新派结合的桥梁。慈禧赶走翁同和，实现了釜底抽薪的恶毒阴谋。无怪乎光绪在看到慈禧将翁同和革职的懿旨时，要“惊魂万里，涕泪千行，竟日不食”[66]了。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也说，光绪看到懿旨，“战栗变色，无可如何。翁同和一去，皇上之股肱顿失矣。”已宣布归政的慈禧不顾祖宗家法，决定在颐和园接见新任命的朝廷重臣，目的在于严厉限制光绪擢用维新派人士，使维新事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归之于自消自灭。秋天的天津阅兵，则预示着慈禧早已策划的废立阴谋。更为重要的是那个关于荣禄的任命。慈禧通过对其宠臣荣禄的任命，从而牢固地控制了京津地区的军事力量。从此，荣禄“身兼将相，权倾举朝”，[67]而慈禧则军政大权在握，等待时机，准备反扑。慈禧这一天三旨，不啻给光绪一个迎头棒喝。它明确无误地向光绪传达了这样的信息：就此止步，皇帝还可以照样做下去，否则更厉害的还在后头。面对慈禧的阴鸷的暗算和明火执仗的威胁，决意变法维新的光绪没有退缩，倒越发坚定了拚死抗争的决心。他按预定计划召见了康有为。光绪对康有为慕名已久，早就想召见他，只因奕訢等人以非四品以上大臣皇上不能亲自召见为由竭力阻挠而没能实现。这一天，光绪为了减少慈禧的猜忌，特在慈禧眼皮底下的颐和园仁寿殿召见了康有为。君臣相见恨晚，晤谈良久。光绪和康有为在殿内问答，可忙坏了累坏了殿外慈禧的众多耳目，他们必须把这对君臣的言谈举止详尽地向慈禧汇报。光绪察觉了殿外的活动，始终“惴惴如防大敌。”[68]光绪在召见康有为之后，虽然极想委以重任，但顾及到顽固派的“怨谤”，只好在“嗟叹再三”后，仅命康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但给予其“专折奏事”的权力。此后，光绪为了推进改革，摆脱自己的孤立地位，接受了康有为“摧用小臣”的建议，不拘一格，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等人破格擢用，虽没有给他们以显赫的地位，却委以筹画新政的重任。在维新派的策划下，光绪“鸡鸣而起，日哺乃罢”，锐意推行改革，将一道道改革诏令发向全国。光绪在向全国颁发变法诏令时，始终没有忘记“先赴太后前禀白，而后宣示，虽假事权，并未敢自专也。”[69]光绪在破格擢用维新人士时，对众多的顽固守旧大臣也没有采取大批黜革的过激手法。然而，光绪的种种克制、宽容的态度，并没能换得顽固派任何积极的反响。光绪的那些象雪片一样纷纷飞向全国的改革诏令，在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如泥牛入海，没有了消息。其实，光绪的改革诏令落得如此结果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在当时的中国，任何一点微小的改革，都不能不影响到顽固派既得的和长远的利益，因而必然引起他们各种各样、有形无形的顽抗。更何况顽固派自恃有实权在握的慈禧的支持，因而更加有恃无恐。那些地方的督抚大员，有的“因循玩愒，”对频繁颁下的维新诏旨“置若罔闻”，采取公开对抗的方式；有的则阳奉阴违，空言搪塞，籍词延宕。在中央，顽固派官员唯慈禧之命是从，“视帝蔑如，尚不及视李莲英之重也。”[70]当光绪决定裁撤那些已无实事可做的闲散衙门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时，这些衙门中将失去高官厚禄的顽固派官僚“谓帝大背祖宗制度，皆赴宁寿宫，请太后保全，收回成命。”[71]慈禧对那些跪在她面前涕泪滂沱诉说委屈的官员们来了一个高深莫测的“笑而不言”。等到光绪又一股作气地把督抚同城的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闲置无实事可办的粮道、盐道、东河总督一并裁撤，特别是在光绪把礼部六堂官一窝端掉的时候，“笑而不言”的慈禧立即跳到了前台。光绪罢斥礼部六堂官的事发生在七月十九日（9月4日）。早在一个月之前（六月十五日），光绪曾经颁谕宣布，此后各部院司员“有条陈事件者，着由各堂官代奏；士民有上书言事者，着赴都察院呈递，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格。”[72]勇于任事的吏部主事王照见诏后，即具折奏请光绪游历日本及欧美各国。王照携折赴礼部，请求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 代奏。殊知怀塔布、许应 不仅拒绝为其代奏，还将王照之折极其粗暴地掷回。受到侮辱的王照又请礼部侍郎堃岫，溥隽颋代递。此二人和自己的长官一个鼻孔出气，同样不予代呈。气愤至极的王照带着奏折来到礼部大堂，当面诘责怀塔布、许应睽违旨之罪，并表示：如果你们仍拒不代呈，我就到都察院要求代呈。尽管怀塔布等人自恃有后台靠山撑腰，毕竟违旨之罪有些担戴不起，只得接下王照的奏折，允其代呈。怀塔布等出于畏罪之心，被迫为王照代呈了奏折，又不甘心，因而在给王照代呈折奏时，又附上一份由礼部堂官泡制的控告王照“咆哮”公堂的奏折。光绪见折后，对怀塔布等的所作所为非常气愤，特别是联想到怀塔布等自变法诏令颁布后，一再抗拒改革，反对废八股开设经济特科等种种违旨劣行，断然做出以下决定：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会澧、右侍郎搏颋、署右侍郎曾广汉均着即行革职；主事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着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73]光绪的决定，有贬有褒，有撤有擢，爱憎分明，事非清楚。光绪此举使“维新者无不称快！”[74]顽固派则人人危惧，一个个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纷纷奔向颐和园，哭诉于慈禧之前。慈禧立即对光绪兴师问罪。她疾言厉色责问光绪。“九列重臣，非有大故，不可弃；今以远间亲新间旧，徇一人而乱家法，祖宗其谓我何？”抱定“誓死以殉社稷之意”的光绪一改往日在慈禧面前畏怯不敢言的习性，明确表示：“祖宗而在今日，其法必不若是，儿宁忍坏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世笑也。”[75]光绪的不妥协态度促使慈禧加快了“谋变”的活动。京津路上，达官贵人络绎于途，京中顽固派官员与直隶总督荣禄之间加紧了密谋策划。顽固派的活动，使维新派深感维新运动所面临的迫在眉捷的危机。至此时，他们方意识到掌握军权是多么紧迫重要的事。急医乱投药，他们把一个拉拢、重用袁世凯的方案提到了光绪面前。维新派之所以寄希望于袁世凯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袁世凯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接替胡燏棻，开始在天津小站聘用外国教官依照西式方法训练军队以来，一支新式军队—新建陆军便掌握在他手中。因掌握了新建陆军，袁世凯在清统治集团中的地位不断上升。袁世凯在清统治集团中的地位逐步上升之时，正是帝后两党的斗争日趋激化之时，善于察看风向的袁世凯一方面攀附于荣禄，另一方面又结好于翁同和，向维新派输忱。强学会成立时，袁世凯以“五千金”来赞助强学会。这样一来，维新派认定，在当时“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有袁世凯一人。维新派连篇累牍地向光绪推荐袁世凯，不由得光绪不为之动心。七月二十六日(9月11日），光绪颁发上谕：“电寄荣禄，着传知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面对迫在眉睫的危险，光绪一面寻求武力的支持，一面仍然义无反顾地决心继续推行维新事业。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光绪前往颐和园，向慈禧请求开懋勤殿。早在百日维新刚刚开始的时候，康有为即向光绪建议“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康有为认为只有首先把法律制度加以改变，才是真正的变法，否则只是变事而非变法。康有为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后来维新派慑于顽固派的反对，将“开制度局”的请求通融变为“开懋勤殿以议制度。”[76]按照维新派的设想，懋勤殿将变成一个领导变法、推行新政的机构。即使维新派已经对顽固派作了这样实质性的退让，仍不能被顽固派所接受。在慈禧看来，开懋勤殿就意味着维新派上台，就意味着后党的权势受到削弱，她将“无死所矣”。[77]因而当慈禧听到光绪开懋勤殿的请求后，虽表面上未置可否，然而“神色异常”。[78]光绪在慈禧谈话时，发现“太后神色迥异寻常，自知有变。”[79]为了应付即发的危机光绪除了将绝处逢生的一线希寄托于袁世凯而外，万分焦虑中，拟就一道密诏，七月三十日（9月15日）交杨锐带出。他在密诏中向维新派和盘托出心中的忧虑。他说：近来我越发明显地感到，皇太后并不愿意实行变法、更不想罢黜那些昏庸荒谬的大臣，更反对让那些通达英勇之人参政。我虽然屡次降旨加以整饬，也曾向太后力争，无奈太后不肯改变主意。我难道不知道中国积弱不振，国家命运危在旦夕，都是由这些昏庸荒谬之人造成的吗？然而，要我把旧法全都废除，把昏庸荒谬之人全部罢黜，这实在不是我的权力所能办到的。倘若我真的这样做了，我的地位尚且不保，何况其它呢？现在我来问你们，可有什么好的办法，既能使旧法全变，昏庸之臣尽行罢黜，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违背太后的旨意？[80]这份密诏实际是陷于走投无路境地的光绪向维新派的求援要求。这道密诏没有能及时转交给康有为。即使这道密诏转交给康有为，也不能避免变法失败的厄运，因为在当时任何人也无法找到既要彻底变法又不致遭到慈禧反对的两全办法。密诏被带出后光绪忧心忡忡，焦急地盼望着维新派拿出解决难题的办法。但维新派那边却没有传来任何信息。光绪于焦急不安中仍决定按原定计划召见于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到达北京的袁世凯和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以及英人李提摩太。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光绪在颐和园毓兰堂召见了袁世凯，接见后宣布破格提拔袁世凯为候补侍郎，专办练兵事宜。第二天（9月17日），光绪再次召见袁世凯，以令袁世凯“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的表述方式，暗示其不必受荣禄节制。光绪这样做“目的在夺除荣禄的兵权，实际上将北洋陆军的指挥权转移到袁世凯之手。”[81]光绪虽然一心委重任于袁世凯，但脚踩两条船的袁世凯却无意将政治赌注压在毫无实权的傀儡皇帝身上。因此，他除了对光绪表示感恩而外，并没有表露明显的支持态度。光绪深知事已经不可为，绝望中不得不将希望寄于未来。八月初二日，当慈禧以康有为“在外倡言无忌，肆行低毁，乃大不敬”[82]命拿办康有为时，光绪在第二道交由林旭带出的密诏中向康有为道出了一番肺腑之言：我命你去上海督办官报局，其间的苦衷，实在无法形之于笔墨。你速速离京赴任，不可迟延，我深知你一片忠爱热肠，望你爱惜身体，善自调理，以便将来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我对你寄于殷切的期望。[83]在这一天，光绪公开发出了“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督办官报局”，“毋得迁延观望”[84]的上谕。
光绪和维新派还曾经把挽救维新事业的希望寄托在外来势力的于涉上。自从维新派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一股维新变法的热潮后，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给予极大的关注。这些国家在华的传教士、外交官等人物纷纷出动，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影响维新派，企图把中国的维新运动纳入有利于帝国主义对华扩张势力的轨道。光绪和维新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缺乏认识，因而寄于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既想借英、美、日等国之力来和俄国支持的后党势力相抗衡，更想借重外力完成维新变法事业。日本在甲午战后，进一步加紧了对中国的渗透活动，在变法进入高潮时，日本更加密切地注视着中国的变法进程。日本卸任首相伊藤博文在中国新旧两党的斗争日趋公开化、白热化之时，以“私人游历”的身份，打着“与中国政府共筹东亚安全之策”[85]的招牌来到中国。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这一天到达北京。伊藤博文的到来，使心存幻想的维新派兴高采烈。他们有的奏请留伊藤博文在北京，用为顾问，“立予清职，使有议事之权”，“留之京师，着其参与新政。”[86]英国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早已介入中国的维新运动，这时也被维新派邀请到了北京，预备举荐给光绪充当顾问。他们进京后，维新派与之频繁接触。维新派尤寄厚望于伊藤，幻想伊藤助他们渡过危机。八月初一日（9月16日）康有为曾到日本公使馆拜访伊藤，提出请他劝说慈禧“回心转意”[87]的要求。第二天晚上，维新派官员张荫桓又夜宴伊藤。在维新派的安排、策划下，光绪决定于初五日（9月20日）接见伊藤；初八日（9月23日）接见李提摩太，目的在于一方面听取他们对中国变法的意见，同时准备聘请他们为顾问。维新派和光绪的所作所为，使慈禧极为忌恨。慈禧决定把酝酿已久的政变阴谋立即付诸实施。经慈禧授意，在荣禄、奕劻等的严密部署、导演下，御史杨崇伊首先发难。于八月初三日（9月18日）上密折，吁恳慈禧即日训政。为确保夺权成功，荣禄、奕劻开始调兵遣将。八月初三日这一天，荣禄连发三封电报，以英国军舰突然入泊塘沽口内为借口，派人遣书袁世凯，令其“即日回防。”[88]又调董福祥进驻京郊长辛店，部分军队进入北京城，又调聂士成军十营进驻天津陈家沟，以钳制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当一切布置就绪时，慈禧即接受后党官僚的“吁恳”，即日发动政变，秘密接管了权力，也就从这一天起，光绪失去了处理政务的实际权力。光绪从正式亲政以来，曾获得过处理政务的部分权力。当时，光绪在处理政务时，遵循着这样一个程序：’每日各部院衙门的各件奏折呈上来，光绪可以先行处理，事后再陆续“恭呈慈览。”按照这样一个程序，重要政务的最后决定权仍是在慈禧手里，但光绪有那么一点“先斩后奏”的权力。这有限的一点权力，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三日(9月18日)起也被剥夺了。光绪在处理政务时，必须遵循这样一个新的程序：每日各件折奏呈上来，光绪首先签拟一个处理意见，必须立即“恭呈慈览”，等慈禧认可发下来，“再行办理。”这说明光绪已完全丧失了决定和处理政务的权力。失去了权力的光绪，料定难逃残忍性成的慈禧更严厉的惩罚，他甚至作了死的准备。初四日早朝时，光绪心情无比沉重地对枢臣们说“朕不自惜，死生听天，汝等肯激发天良，顾全祖宗基业，保全新政，联死无憾。”[89]为了确保对权力的控制，八月初四日（9月19日）慈禧匆忙从颐和园回到宫中，更严密地监视光绪的行动。从此，光绪连行动的自由也失去了。当后党集团发动政变夺取权力之时，维新派并没能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对策来与之相对抗。光绪命杨锐带出的第一道密折，因杨锐的“震恐，不知所为”[90]而没有及时转交给康有为。直至八月初三日（9月18日）光绪实际已失去权力后，康有为才看到光绪先后两道密折。康有为捧诏痛哭，除拟折表示“誓死救皇上”、自己将于近日“起程出京”而外，又召集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商议救光绪之策。这时，维新派手中一无兵力二无权力，实在拿不出一个有效的对策。无计可施中维新派决定由谭嗣同去“说袁勤王。”谭嗣同深夜造访居于法华寺的袁世凯。谭嗣同慷慨陈辞，力图劝说袁世凯同意起兵“杀荣禄、除旧党”，[91]狡诈成性的袁世凯对朝廷政局的变化已经看得很清楚，因而任凭谭嗣同陈利说害，始终不愿做出明确的表示。直到谭嗣同表示要与之生死相拼时，这才产生了效果。袁世凯一方面表示：杀荣禄就象杀一条狗一样容易。只是我的军队中营官都是旧人，枪弹火药又都在荣禄处，而且我军的驻地与京城相距二百多里，弄得不好，事情没办成反而走漏了消息。同时袁世凯又为维新派出谋献策说：依我之见还是这样好。还是等到皇上奉皇太后赴天津阅兵时，那时皇上驰入我的军营，然后我方可奉皇上之命诛荣禄，如何？[92]袁世凯还信誓旦旦地保证：你以我为何如人？我三世受国恩深重，断不至丧心病狂，贻误大局，但能有益于君国，必当死生以之。[93]维新派从袁世凯借故推托和模棱两可的态度里，已感到袁世凯的不足以依靠。维新派在策动袁世凯的同时，又寄希望于洋人之干涉。为此，康有为拜访了李提摩太，企图通过李提摩太取得英、美驻华公使的帮助。然而，这时的英、美公使都已先后离开了北京这块乌云密布的是非之地。维新派至此陷于束手无策的境地。康有为不得不于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凄然离京南下了。
八月初五日（9月20日），光绪按原定计划于勤政殿接见了伊藤博文。接见是在慈禧的严密控制和监视下进行的。慈禧早就令军机处为光绪起草了一份“伊藤问答节略”，经慈禧阅后交给光绪，令其照本问答。同一天，光绪还按预定计划再次接见了袁世凯，自然也是在慈禧的严密监视下进行的。这两次接见，对光绪来说，已没有任何目的和希望，只不过是履行一种例行公事罢了。因此，光绪在接见袁世凯时，对袁世凯提出的变法不要操之太切之类的劝告，觉得已没有必要再行申明旨意，因而“无答谕”，很快把袁世凯打发走了事。袁世凯于光绪召见的当日回到了天津，当天晚上即把维新派“诛荣围园”的企图向荣禄告了密。荣禄得到袁世凯的密告后，缮就告变密折，于初七日（9月22日）托因事赴津的杨崇伊带回北京。初八日（9月23日），慈禧看到这个密折，对维新派的仇恨益发不可遏制，恨不能即刻食其肉寝其皮。初九日（9月24日）慈禧下达了拿办张荫桓、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弟等七人的命令。至于被后党视为罪魁祸首的康有为，慈禧自然不会放过。早在八月初六日（9月2旧），慈禧就下发了拿办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的密旨。因康有为已于前一日离开了北京，步军统领衙门的清军只拿获了康广仁。为了捉拿康有为，慈禧于初七日（9月22日）以密电致荣禄，嘱其采取措施于天津、上海等处海口、车站将康有为捉拿归案。梁启超在逃离北京后，也被列为首犯被追捕。康有为、梁启超在英、日在华人员的帮助下逃离了慈禧虎口，谭嗣同等七人被清军捕获。对于这七个人，慈禧迅速加以处置。由于列强的强硬干涉，张荫桓保住了一条命，被慈禧发往新疆。其余六人，慈禧也因惧于列强的干涉，未加审讯，即于八月十三日（9月28日）将他们杀害于北京菜市口。其它一些维新人士和与维新派关系密切的官员或被革职、或被流放、或被查抄。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各项维新新政，几乎全部被慈禧明令废除了。就这样，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为之奔走呼号、运筹策划的维新变法事业以彻底失败而告结束。维新志士的鲜血、头颅抛洒在京都，他们的英名将流传万代，而嗜权滥杀的慈禧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那个因不愿当亡国之君而锐志变法的光绪皇帝则随着维新变法的失败，由一国之君变成了实际上的阶下囚。
慈禧本来已于八月初三日（9月18日）实际上接管了权力，但在以后的几天中，仍维持着光绪亲政的虚假局面。这样的局面慈禧自然不愿继续维持下去。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彻底撕下了虚伪的面纱，宣布重新垂帘于便殿“训政”，并对光绪大张挞伐。这一天，慈禧把奕劻等人召集到便殿，置竹杖于座前，令光绪跪于案旁。慈禧顾不得太后的尊严，对着光绪泼口大骂：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刑。康有为是个什么东西，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的那一套，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你竟如此地昏愦，不肖乃尔！痛斥过后，慈禧命人将光绪送进瀛台涵元殿，从此，光绪就被长期囚禁在这里，那座作为瀛台与岸上唯一通道的板桥也被慈禧命人撤去。慈禧对此还不放心，又派去心腹太监严密监视着光绪的一举一动。光绪被困于孤岛之上，除了慈禧在见朝臣时要把他拉出来摆摆样子而外，不能出瀛台半步。与光绪相濡以沫、心心相印的珍妃也没能逃脱厄运，她被慈禧囚禁于钟粹宫后北三所，不许进见光绪。
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初六日（9月21日），慈禧公开宣布重新“训政”开始，直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慈禧、光绪先后死去，慈禧一直以“训政”的名义牢牢控制着政权。
四、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慈禧发动血腥政变，残酷地镇压了维新变法运动，并把锐意图治实行变法的光绪皇帝幽禁起来，重新以“训政”的名义控制了朝政。
当慈禧凶相毕露发动政变时，对“离经叛道”的光绪恨之切齿，按照她的性格，恨不能立时将其置于死地，至少也不能令光绪继续保有皇帝的名位。因此，政变时慈禧曾“坚欲废之”[94]。而麕集在慈禧周围的后党官僚也联名上书，奏请慈禧将光绪一举废之。慈禧和后党官僚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要废掉光绪，动机十分清楚。光绪在戊戌政变后，虽然已经没有了实权，但只要他的名位存在，就是一种势力的象征，更何况那几个逃亡海外的维新党徒正在海外华侨中，奔走呼号，口口声声要救“今上”脱困厄之运，要帮助“今上”重掌朝纲。光绪一日不去，慈禧就一日不能安于宝座。光绪的存在即便在当时还不能构成对慈禧及其后党的威胁，但瞻念前途，也足以令慈禧和后党官僚不寒而栗。那时，光绪正当春秋鼎盛28岁的年华，而慈禧已是一个疾病缠身的60多岁垂暮老妇了。按照一般的自然规律，慈禧必死光绪之前，慈禧一旦死去，自然是光绪亲掌大权。到那个时候，慈禧的盖棺之论如何做？后党的命运将如何？其结果不言自明。顾念及此，慈禧遂把民族的安危存亡完全置诸脑后，不断与亲信臣僚策划于密室，处心积虑地要把光绪除掉。
慈禧在戊戌政变后的几个月中，策划了一系列的阴谋，企图谋害或废掉光绪。为了谋害光绪，慈禧在八月政变后，“每日造脉案药方，传示各衙门，”[95]还将光绪“病重”消息通报各省督抚以及外国驻京各使馆。慈禧这样做的目的，一是为最终废黜光绪制造合法借口；二是投石问路，试探中外反响。后来的事实证明，慈禧预先的探测是多么必要。因为光绪“病重”的消息一旦公之于天下，立即引起国内外强烈的反响。早在政变发生之时，在着名的维新派人士康、梁逃离慈禧罗网之后，支持维新派实行变法的光绪的命运就为中外所瞩目，慈禧对光绪的一举一动都引起中外极大的关注。国内外各种势力及人物对光绪的关注自然各有各的动机。那些在维新变法期间赞成变法、对维新事业寄于强烈希望的人，憎恶慈禧的顽固不化，对遭困厄的光绪充满强烈的同情，他们希望着、幻想着，有朝一日光绪重掌大权，继续未竟的维新事业。还有一部分在维新变法期间站在慈禧一边反对维新变法的顽固派官僚，这时从稳定政局、维持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统治格局出发，也反对慈禧对光绪采取任何过激行动。慈禧废立光绪的阴谋还遭到了来自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英、日等国对光绪的支持和关心正如它们对维新变法的支持一样，完全出于在华扩张势力的需要。因为在它们看来，一个对英、日抱有好感、主张学习西方、实行维新变法的皇帝统治中国要比由顽固守旧的慈禧统治中国对他们有利得多。于是，中外各种人物以各种方式对慈禧的阴谋进行了干预。候选知府、工商人士经元善在上海联合海外侨民，致电慈禧“请保护圣躬。”[96]这是国内舆论对慈禧废立阴谋的直截了当的警告。这时，一些手握重权的封疆大吏，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对慈禧的废立计划也合约奏请朝廷谨慎从事。刘坤一以“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97]的电报向朝廷表明了自己的反对态度。而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驻华使节则直接出面加以干预。当慈禧以光绪患病通告各国在华使节时，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就向总理衙门作了如下表示：“我坚信，假如光绪帝在这政局变化之际死去，将在西洋各国之间产生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后果。”[98]窦纳乐甚至还向清廷推荐了一名洋医入宫为光绪诊病。这位医生为光绪诊病后出而宣布：光绪“血脉皆治，无病也。”窦纳乐的这些行动是对慈禧及其后党的公开警告。李鸿章奉命将废立之事探询各国使节后深感：“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驻京使节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99]对于来自中外的这些反响，慈禧不能不重视。特别是列强的态度。甲午战争后的清廷已逐渐成为一个完全仰洋人鼻息以自存的政权，对来自洋人的公开警告，慈禧还没有公开对抗的胆量。这样，来自中外的强烈干预，终于迫使慈禧“非常之谋竞寝。”[100]
立即将光绪废立既不可能，视光绪安享帝位又不甘心，慈禧绞尽脑汁，继续策划新的阴谋。这时，在清廷中急切地要废掉光绪的还有一班野心勃勃、薰心富贵的王公、亲贵、大臣。这班人中，有的凯觎帝位，梦想由此“承大统”；有的“思邀定策之功”，梦想成为新朝新贵。端郡王载漪为宣宗（道光）第五子惇亲王奕淙之子。咸丰十年（1860年），瑞亲王奕誌死而无子，即命载漪出而为奕誌后，袭贝勒。光绪十五年（1889年）加郡王衔。光绪十九年（1893年）授为御前大臣。第二年，进封端郡王。本来，载漪为奕誌后，循例应封为瑞郡王因大臣述旨时误以瑞为端，将错就错，封为端郡王。载漪“少不读书，刚愎自用”，[101]在朝廷中名声并不好。载漪在同治、光绪朝屡被加官晋爵，靠的并不是什么政绩，载漪可依赖的只是和慈禧的裙带关系。载漪的福晋，为承恩公桂祥之女，桂祥是慈禧的胞弟，载漪的福晋即为慈禧侄女。因这层关系载漪得以奔走于慈禧前后，为慈禧效尽犬马之劳，深得慈禧欢心，故而恩宠屡加。载漪两次想承大统而未能如愿，在慈禧阴谋废立光绪之际，载漪不由又做起了“承大统”的美梦。承恩公崇绮，为同治皇后阿鲁特氏之父。父以女贵，崇绮在同治朝倒着实风光了一阵。可是到了同治归天之后，厄运也立即降临。特别是在阿鲁特氏死后，宫内宫外盛传阿鲁特氏为慈禧逼迫而死。崇绮由此终日惴惴不安，故引疾退隐，自此“久废在私第”。崇绮不甘寂寞，思趁此博拥新帝之功东山再起。大学士徐桐为道光三十年进士，历咸、同、光三朝。因其“守旧，恶西学如仇”而深得顽固派的推崇。戊戌政变后，慈禧更对其优礼有加。徐桐“凯政地綦切”[102]，故而成为废立阴谋的重要策划者。礼部尚书启秀为同治四年进士，论其资历，威望远不及徐桐。因其竭力“倡明圣学”深得徐桐赏识。二人在枢廷同气相求，甚为融洽。启秀也成为崇绮、徐桐的合谋者。这伙人为了使他们的阴谋有十分成功的把握极力鼓动大学士荣禄与之共同行动。他们相约赴荣禄府第，“说以伊霍之事”。崇绮、徐桐还拿出已经拟就的奏疏，邀荣禄署名，欲合奏于慈禧。
荣禄，满洲正白旗人。荣禄出生在一个被清廷大加褒奖的“忠义”之家。祖父塔斯哈，道光初年为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在道光十年的回疆动乱中殉难于阵。伯父长瑞、父长寿官至总兵。长瑞、长寿于咸丰元年(1851年）被遣赴广西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在龙寮岭与太平军激战中双双毙命。清廷为激励更多的后继者效命疆场，对长瑞、长寿大加忧恤，二人并赠提督衔，并予骑都尉兼云骑尉世职。长瑞谥武壮，长寿谥勤勇。清廷还在永安建祠祭祀，祠曰“双忠”。长眠于地下的长瑞、长寿无缘承受朝廷恩泽，然而，他们的“忠义”业绩却为荣禄敲开了跻身权贵行列的大门。咸丰二年（1852年），荣禄以荫生赏主事，不久，以羽林孤儿服官工部。咸丰九年（1859年）晋升为户部银库员外郎，荣禄得此肥缺举家欢欣。然而，好景不长，荣禄上任不久就大祸临头，还差点丢了脑袋。据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记》中的记载，荣禄的杀头之祸是因“咸丰年清查库款，几为肃顺所杀。”荣禄的外孙溥隽仪在《我的前半生》中也说：荣禄“因为贪污几乎被肃顺杀了头。”按他们的说法，当时的户部尚书肃顺要杀荣禄是因为他贪污。荣禄的亲信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中则认定，肃顺是因为没有从荣禄那里得到所喜爱的金花鼻烟壶和良马，而对荣禄“假公事挑剔，甚至当面呵斥，祸几不测。”是否如此，今天尚无足够史料明晰之。不过，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就是荣禄在户部银库郎中任上的厄运确由肃顺所造成。因此，当咸丰十一年（1861年）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决定将肃顺论斩时，荣禄欣喜若狂。他早早赶到菜市口等候囚车，在目睹其就刑后，又“特往酒市一醉。”荣禄在肃顺为政时躲过杀身之祸后，曾以捐输的名义买了一个直隶候补道的头衔，闭门闲居以避祸。辛酉政变后，清廷统治格局的变更给荣禄提供了复出的良机。荣禄不失时机地攀上了正日渐走红的醇亲王奕譞，被派到神机营当差。此后，荣禄被不断提拔重用。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已升为总管内务府大臣。这一年同治病死。荣禄在同治死后皇权转移的关键时刻，临危镇定，深得慈禧赏识。当同治死去时，慈安、慈禧临视同治寝宫，痛哭失声。少顷，慈禧止住悲声，对慈安说：事已如此，哭亦无益，我们回去歇息罢。在侧侍立的荣禄立即趋俞跪奏：此时尚有宗社大事须两宫主持，万不能回宫，请召军机、御前大臣并近支亲贵入见。荣禄之请正中慈禧下怀，遂命荣禄传旨。诸臣及近支亲贵应召而来，同入承旨。一场唇枪舌战过后，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被确定为皇位继承人。荣禄以内务府大臣的身份与御前大臣军机大臣同被顾命，他还奉慈禧之命将载湉由醇王府迎入宫中。慈禧在再次垂帘听政后，授予荣禄更多重要职务。至光绪三年（1877年），荣禄擢升工部尚书。正当荣禄于光绪朝飞黄腾达之际，厄运再次突然降临。究其原因，考诸公私记载，有说因荣禄对慈禧违背祖制欲自选宫监之事进行规谏而获忤旨之罪的；有说荣禄与军机大臣沈桂芬因事纠纷形成成见遭沈倾轧排挤的，也有说因受贿被人参劾的；还有说因与奕譞关系密切而遭慈禧疑忌的。……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其真实原因，后人实难判定。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荣禄于光绪四年八月被解工部尚书任是确实无疑的。不久，又被开去总管内务府大臣的差使。光绪六年（1880年），被降二级调用。冷板凳一直坐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荣禄以购买枪支为名，向朝廷报效了一笔钱，才蒙恩开复处分，被授予都统、领侍卫内大臣等职。在此后的几年中，或许是慈禧还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对他的看法，亦或因政敌的裁抑，荣禄始终没能恢复元气。不仅如此，光绪十七年（1891年），他还被打发到西安，出任西安将军。荣禄自然不甘心长期远离清廷统治中心，他时刻准备卷土重来。光绪二十年（1894年），慈禧举行60岁诞辰庆典。荣禄备办了一份厚礼，借为慈禧祝寿回到北京。这年，日本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日军攻城掠地，使清廷龙兴之地的辽宁频频告急，京师为之震动，廷臣纷纷疏陈应敌之策。荣禄亦以“急固根本之策”上疏清廷。荣禄的奏折引起慈禧重视，荣禄被留在京城，先是令其会同商办军务，不久，又命在总理事务大臣上行走。光绪二十一年荣禄总算官复原级，迁兵部尚书。当荣禄经过官场的历年磨砺重新回到慈禧身边时，已变得十分世故圆滑。他不仅不会再做规谏之类的傻事，而且刻意对慈禧的喜好厌恶加以揣摸，竭力迎合，以取得慈禧的宠信。溥隽仪对他复出后的外祖父曾作过这样的描述：“他这时远比从前老练，善于看准关节，特别肯在总管太监李莲英跟前花银子，因此渐渐改变了御喜太后对他的印象。”“荣禄有了李莲英这个好朋友，加上他的妻子很会讨好太后，常被召进宫去陪伴太后聊天，所以他对慈禧的心理越摸越熟。”荣禄处处时时投慈禧之所好，终于换得慈禧日益加深的信赖。在荣禄回到慈禧身边后的第三个年头，戊戌变法的政治风暴，使荣禄获得了在慈禧面前大显身手的机会。荣禄作为慈禧的亲信大臣为镇压维新变法运动出谋定策。政变后荣禄更得慈禧的宠信。在朝廷中荣禄位居次辅，虽在亲王下，然而最为慈禧亲信，“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巨细，常待一言决焉。”[103]在废立光绪的问题上，荣禄自然也就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据荣禄戊戌政变中所为，废立光绪符合荣禄的愿望。但对这件中外瞩目的大事，老谋深算的荣禄不敢也不愿贸然从事。荣禄一惧与慈禧同负废帝恶名于天下，二惧内外的干涉。因此，当戊戌政变后慈禧“坚欲废立”时，荣禄在慈禧“谏不听”的情况下，向慈禧献策日：“朝廷不能独立，赖众力以维持之。疆臣服，斯天下莫敢议矣。臣请以私意先觇四方动静，然后行事未晚。”[104]在得到慈禧首肯后，遂以密电分询各省督臣。当他得到刘坤一“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的电复后，即据此奏复慈禧，使慈禧暂时放弃了废立的计划。事隔一年，当崇绮、徐桐等再次策划废立阴谋并邀他署名合奏时，荣禄“大惊，佯依违其词”，将他们打发走，并嘱门人闭门谢客。当崇绮、徐桐再次造访荣禄时被拒之门外。为确定一个对策，荣禄整日彻夜绕室苦思，一个自以为两全的计划终于形成了。在崇绮、徐桐造访的第二天朝罢时，荣禄要求与慈禧单独谈话。谈话开始后，荣禄首先询问慈禧：“传闻将有废立事，信乎？”慈禧出于本能先是矢口否认“无有也”。继而想到荣禄为自己最亲信的大臣，这件事对他没有隐瞒的必要，所以紧接着反问荣禄：“事果可行乎？”荣禄答称：“太后行之，谁敢谓其不可者？顾上（指光绪）罪不明，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荣禄向完慈禧再次说明公开废立光绪的严重后果，意在阻止慈禧对光绪的公开废立，以抛出自己的计划。慈禧闻言果然十分紧张，立即求教于荣禄：“事且露，奈何？”荣禄不慌不忙将自己的计划向慈禧和盘托出：“无妨也，上春秋已盛，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篡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105]荣禄的这个主意显然是慈禧以前不曾想到过的，澎喜沉吟良久，方对荣禄说：“汝言是也。”接受了荣禄的建议。接着是对数名宗室近支子的选择比较，人选也在几天后确定下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慈禧将近支王公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翰林院尚书等召集到仪鸾殿。到这里来的人大部分不知道慈禧和荣禄的具体计划，只是因为一年多来，宫内宫外不断有废立光绪的传言。因此，当他们在等待谕旨的宣布时免不了交头接耳，纷纷猜测。而内廷苏拉则毫无顾忌地四处散播“今日换皇上”的风声。结果，以光绪的名义公布的上谕是：“端郡王载漪之子溥隽继承穆宗皇帝（同治）为子”，“以为将来大统之界”[106]，并决定于明年正月初一日（1900年1月31日），举行立溥隽为“大阿哥”的典礼。谕旨一经宣布，大多数王公大臣们不免面面相觑。因为他们清楚地记得他们的老祖宗雍正皇帝，为避免皇子之间为争夺帝位而手足相残，曾垂永不建储、臣下有请者立斩的上谕，自雍正朝以来，被作为祖宗家法历代相传。有那个人有这样的胆量敢给慈禧出这个主意，而慈禧就敢公开违背祖宗家法公开做出来了呢？王公大巨们都在自己心里嘀咕，可谁也没有胆量说出来。只要没有人公开反对就好，慈禧得胜回朝了，这件大事就这样定了下来。
仪鸾殿宣谕后，那个素来厌恶读书、终日以玩犬为乐事的15岁的纨袴子弟溥隽被隆而重之地接到宫里。慈禧特辟弘德殿为其读书之所。那几个为溥隽被选为大阿哥奔走效劳的人也大遂其愿。崇绮、徐桐皆做了溥隽的师傅，他们期待着大阿哥取代光绪正式登基一天的到来，更大的封赏、更远大的前程还在后面哩。
慈禧及其亲信大臣荣禄设计的由设立大阿哥逐渐取代光绪的办法，自以为是一个不会引起中外干预的两全之策。他们为此而十分得意，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他们未免得意得太早。中外对此的反映出乎意料地快，异乎寻常的强烈。首先是洋人不买慈禧的帐。慈禧为了进一步稳固溥隽 的地位，希望得到洋人对大阿哥地位的肯定。于是命李鸿章去游说各国公使在典礼时入宫庆贺。不料洋人毫不留情，一口加以拒绝。有个国家的公使公开向李鸿章表示：立大阿哥“乃贵国事，吾国何得干预？惟以后不认中国有新皇帝耳。”[107]李鸿章不敢隐瞒，只好据实相告：“各国拒我矣。”国内人士的反映更是强烈，自建储上谕宣布后，北京人心震动。以经元善为首的上海绅商3000余名以及湖北绅商纷纷上书朝廷，反对建储。湖北官绅50多人甚至亲赴北京，拚死力争。还有康有为、梁启超等在海外华侨中广为联络，号称十万余众，通电反对建储，并不断揭露慈禧“名为建储，实则废立”的阴谋。中外的强烈反对使慈禧恼羞成怒，自戊戌政变时，英、日助康、梁逃亡海外，已引起慈禧对洋人的不满，在此后废立光绪时，洋人屡次露骨地干涉，更进一步加深了慈禧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尽管慈禧对洋人恨恨不已，但她这时绝没有胆量公开和洋人对抗，她把一腔怨愤加倍地发泄到国内反对者身上。两次领头公开反对废立的经元善首当其中。清政府下令拘捕经元善，经元善在英国的帮助下逃到了香港。
面对中外的反对声浪，荣禄和庆亲主奕劻只得极力劝说慈禧放弃以溥隽取代光绪的进一步行动。这样，光绪得以继续保留皇帝的名号。自然，光绪的实质地位并没有变，他至死都是一个傀儡皇帝。
自戊戌政变后，本已失去人身自由的光绪，自溥隽入宫后境遇更加恶劣。因为自溥隽入宫后，宫中之人心目中皆以溥隽为宗主，对其百般趋奉。而溥隽 本来就是一个不学无术、骄横放肆的无赖子，小人得志，更形猖狂，他公然“谓上为疯为傻，昌言无忌。”[108]光绪面对如此侮辱，只能装聋作哑，“佯若不闻”。其内心的苦楚，自非常人所能想象。尽管光绪如此忍辱求全，但急切要抢夺帝位的载漪父子，仍把光绪视作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一个将光绪置之死地的机会。
1900年发轫于山东的义和团农民反帝斗争烈火迅速燃遍整个中国北部地区。这一年的五六月份大批义和团民拥进北京城。义和团的斗争，使帝国主义在华利益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各国驻华公使对清政府不断施加威胁和压力，逼迫清政府采取严厉措施镇压义和团。面对义和团迅猛发展形成的强大声势和帝国主义强大压力，在对义和团究竟是“剿”还是“抚”的问题上，清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吏部侍郎许景澄、兵部尚书徐用仪、太常寺卿袁昶、总理衙门大臣联元及朝廷权臣荣禄、奕劻、王文韶等中央大员，极力主张镇压义和团以此来满足帝国主义的要求，获得帝国主义的谅解。他们的主张与拥有实力地位的南方督抚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相一致。他们内外呼应，形成了一股势力。与此同时，清统治集团中有一批王公大臣，如端郡王载漪、吏部尚书刚毅、大学上徐桐、刑部尚书赵书翘、礼部尚书启秀、户部尚书崇绮、庄郡主载勋等则一力主张招抚义和团。他们的出发点因人而异。有的因其思想的腐朽愚昧而对传闻的义和团的神奇功能深信不疑，从而主张借义和团之神力来达到驱逐洋人出中国的盲目排外的目的。这批人中的大多数人则是与光绪的废立、溥隽的继位利害相关的人物。他们主张招抚义和团的目的是再明显不过的，无非是利用义和团的力量来阻止列强继续采取支持光绪的政策，以便早日将光绪拉下宝座，使溥隽 坐上皇位。载漪等人在朝廷中权高位重，更因其与慈禧的密切关系，使他们在两种主张的争论中处于压倒的优势。更何况，他们的主张还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为数不少的官员的支持。支持者中不乏具有强烈的爱国激情的官员，他们由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痛恨而导致对义和团斗争的同情和赞扬。他们也主张招抚义和团，希望籍义和团的斗争唤起民族的觉醒，共同御强敌保家卫国。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尽管与载漪等人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在对义和团的态度上却是一致的。这样，就使招抚派显得阵容强大，声势不小。当朝廷内部“剿、抚”之争日趋激烈时，慈禧一时还不能确定究竟采取哪种政策对她、对清王朝更为有利，她一度陷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自然，在光绪废立和溥隽继位问题上，由于列强对光绪和维新派的支持和庇护而引起对列强愤恨这一点上，慈禧与载漪等人是完全一致的。特别是当千千万万义和团进入京郊、进入北京城内以后，慈禧慑于义和团的威力，也不敢对义和团采取过激的镇压措施，如果镇压，那么“这一强烈的爱国组织将转变为反抗清朝的运动。”但是，公开招抚义和团，慈禧则害怕因此惹恼列强，招来战争横祸。慈禧举棋不定，一时无法作出明确的决择。因此在1900年5月底至6月初的一段时间里，慈禧对义和团实行了“剿抚兼施”的政策。
义和团在京津地区的大发展，使列强十分惊恐。他们惧怕义和团反帝风暴席卷整个中国乃至波及所属的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列强决定出兵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正图通过武装干涉来维持半殖民地统治秩序。于是，各列强纷纷调兵遣将。几十艘大小兵舰云集大沽口外，5月底，数百名由英、俄、日、英、德、法、意、奥等国组成的侵略联军以保护使馆为名进入北京，6月10日，总数达2000多名的侵略联军在同样的名义下登上由天津开往北京的火车，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北京的武装侵犯。面对帝国主义明目张胆的武装侵略，大批义和团和部分爱国清军官兵立即起而舍身相搏。一场力量悬殊的关系到民族命运和前途的生死斗争立即在华北大地上展开了。在民族命运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清政府不能不对战、和做出迅速的抉择。为此，慈禧在6月15日、17日、18日、19日连续四次召集王公大臣、六部九卿举行御前会议。在会议上主战、主和两派意见极端对立，各方“力赞其说”、“声震殿瓦”，矛盾冲突表面化。主战派是以载漪为首的一些顽固派官员。他们在四次御前会议上，打起“顺民心”“报仇血耻”的幌子，哆谈“人心不可失”，“时不可失”的冠冕堂皇的大道理，竭力怂恿慈禧恃义和团之力对列强全面宣战。载漪等人的宣战主张，与这之前招抚义和团的主张，其意图是一脉相承的。因为对载漪来说，招抚义和团也好，对外宣战也好，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怙揽权势，企凯国家有变，可以挤摈德宗（光绪），而令其子速正大位。”[109]载漪等人从这种极端自私的目的出发。完全不顾及后果地竭力煽动全面对外宣战，也完全无视国际公法，唆使义和团和部分清军去围攻公使馆。他们得意地盘算着；“使馆朝夷，皇位夕易矣。大事既成，盲风怪雨不转瞬而月星明概，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所不恤。”[110]原来他们早就计划好了，只要溥隽 继位的大事成功，纵然为此惹恼了列强、引来战乱，以至割地丧权也在所不惜。载漪等人为了实现这一卑鄙的计划，为了促使在主战主和派之间游移不定的慈禧早日下定宣战的决心，还在第一次御前会议后精心策划了一个照会事件。载漪指使军机章京连文冲伪造了一个以“请太后归政”为主要内容的“外交团照会”，并立即派遣江苏粮道罗嘉杰之子午夜递交荣禄。慈禧的忠诚谋士得照会后惶恐万状，第二天一大早就把它交到了慈禧手里。归政照会虽系载漪伪造，但也并非完全出于载漪臆造。戊戌政变后，列强要求慈禧归政之说，时有传闻。一些国家的舆论工具，以及在华的传教士，就曾经公开主张促慈禧归政光绪。就在慈禧太后主持御前会议期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就向列强公使提出将皇太后迁徙他处，而使皇上复辟的建议。英国的《字林西报》公开发表文章说：把光绪帝扶起来，把它重新置于皇位之上。载漪据此而伪造了归政照会。真可谓知慈禧心态者唯载漪也。载漪伪造的照会击中了慈禧的痛处。本来对列强在废立问题上屡次干涉已是一肚子火气的慈禧，这份照会不啻火上加油，气得慈禧怒火冲天，咬牙切齿发誓必报此仇：“彼族竞敢干预我家事，此能忍，孰不能忍！外人无理至此，予誓必报之。”[111]胆从怒中生，慈禧突然之间变得勇气百倍。对列强的一腔怨怒一时压抑住她对洋人的恐惧，在她心理的天平上立即倾向了主战派。又经过三次御前会议，慈禧不顾主和派官僚和光绪的反对，孤注一掷，强行决定对列强宣战。6月21日，清政府颁布对列强同时宣战的上谕。在上谕中通篇充满着“与其苟且图存，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112]之类的慷慨激昂的词语。其实，慈禧宣战的决定完全是出于小集团的私利，促使慈禧下决心宣战的动机只有两个字：泄愤，借宣战来发泄对帝国主义干涉废立的私愤！
在国家危亡的紧急关头，清统治集团中原来主张镇压义和团的朝廷大员和一些地方上的督抚大员许景澄、衰昶、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则坚决反对与列强宣战。清统治集团中的主和派，大多数是一些长期和列强打交道，和列强间有着较为密切联系的官员，他们中有的人是籍列强的支持才得以维持其政治地位的。半殖民半封建的统治秩序巩固与解体直接关系到他们政治地位的消、长，关系到他们的荣辱。因此，他们不遗余力地要维持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不可否认，主和派中也有少部分官员，由于他们对外部世界、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有着比较透彻地了解，因而能够在纷纭复杂的局面中保持清醒的头脑，他们反对不从现实出发、最终将置生灵于涂炭、国家于危殆之地的盲目的全面对外宣战。清统治集团中的主和派得到光绪的支持。在戊戌政变后，光绪本来已被剥夺了对国家政务发表意见的权利，但因为他皇帝的名位仍在，这样，慈禧在每次临朝的时候，不得不把光绪拉出来做做样子。这样在召见臣工时就形成了“后（慈禧）与上（光绪）并坐，若二君焉”的局面。坐可以坐，慈禧可不希望他讲话，光绪自然也知趣，因此每当臣工奏对时：“上嘿不发言，有时太后肘上使言，不过一、二语止矣。”[113]陪坐完毕，光绪又被人送进与世隔绝的瀛台涵元殿。这样的局面已经维持了两年。然而到了慈禧举行御前会议，决定和战大政方针时，她不仅照常把光绪拉出来，竟然又声称：“此国家大事，当问皇帝”，[114]逼使光绪发表意见。慈禧这样做无非是企图在必要时把光绪作为一只替罪的羔羊，为自己开脱历史的罪责。而光绪在几次御！前会议上，也一反常态，竟然一时忘掉了慈禧的淫威，甚至置帝王的尊严于不顾，不顾一切地站在主和大臣一边，慷慨陈辞，力主议和，反对宣战。在甲午战争中竭力主战，并主持、布置了甲午战争中最重大的抗战行动的光绪，在中国面临八国侵略联军入侵的危急时刻，为什么会如此激烈地反战主和呢？究其原因，其中有出于统治阶级的传统的阶级偏见而产生的“人心何足恃，祇益乱耳”，“忠义之气，虚而不实”[115]的错误看法；也有因甲午战败而产生的“今人喜言兵，然自朝鲜之役，创巨痛深，效亦可覩矣，况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116]“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敌强”的畏怯心理；也有因对载漪之流不顾实际制造谎言、编造神话、利用义和团实现一已私谋，驱使未经训练的人民徒手前敌，“以民命为儿戏”[117]的愤怒；其中还有，以中国的一积贫积弱之国，“断无同时与各国开衅”[118]的明智认识。除了上述种种原因而外，其中也包含着光绪企图恃列强之力维持帝位甚至恢复皇帝权力的梦想。光绪的反对自然不能阻止慈禧宣战的决心。在慈禧宣战后，正当大批满怀忠愤爱国之情的义和团民和清军部分爱国官兵浴血奋战在抗击八国联军战场上时，慈禧和载漪等人仍不忘进行废帝立储的阴谋活动。载漪甚至丧心病狂地企图借义和团之手谋害光绪。在载漪等人的煽惑下，义和团民60多人闯到光绪住处，“大声呼噪、请皇帝出宫，群呼杀洋鬼子徒弟、杀洋鬼子朋友”。在慈禧看来，载漪的做法未免太露骨、太过分，不得不加干预。最后以无辜的20多名义和团头目的牺牲来平息了事态。
大批未经训练、手执大刀长矛的义和团民以血肉之躯，顽强拚搏，筑起了保家卫国的血肉长城，武装到牙齿的八国侵略联军毫不费力地摧毁了清军和义和团的一道道防线，长驱直入，8月14日兵临北京城。慈禧置宗庙社稷和千千万万的生灵于不顾，几仓皇易服准备出逃。慈禧在狼狈逃命之际也没有忘掉光绪，她害怕“帝留之不为己利也”，[119]断然拒绝了光绪留京自赴公使馆与外使“面谈”停战的要求，将光绪“挟之俱西。”临走前，慈禧还丧尽天良地命太监将已被囚禁两年的珍妃推入井中淹死。慈禧逃命时，对大阿哥倒关怀备至，特命溥隽 为她乘坐的那辆骡车挂沿护持。慈禧一行由直隶至山西再至陕西，直跑到西安古城才算停住了脚步。
驻跸于西安的慈禧，虽然重新获得了舒适的生活，然而常悁栗不自安”，此时慈禧指派的议和大臣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正与列强进行着艰难的“议和”谈判。慈禧深惧列强把她作为祸首加以惩办。慈禧的耽心并不是多余的。和议之初，德、英两国确曾把她列为祸首，并将惩办她及载漪等人作为议和的前提条件。但俄、法两国则主张速开和议，主张对慈禧宽大为怀。列强对慈禧惩办与否的分歧，反映了帝国主义在选择代理人问题上的矛盾和斗争。经过列强间的明争暗斗、妥协调和，慈禧被列强容忍保留了下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年底，当奕劻、李鸿章将由列强提出的不包含惩办慈禧的十二条《议和大纲》拍发西安行在时，慈禧阅电“喜过望”诏报奕劻、鸿章尽如约。”[120]至于《议和大纲》中其它将置国家民族于深重灾难中的苛刻条款，慈禧不仅没有表现出痛心愤慨之状，反倒对列强产生莫名感激之情。她甚至向帝国主义指天发誓，保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121]慈禧被列强重新确定为代理人而得到赦免，列强仍坚持要惩办载漪等人。对载漪，慈禧虽极欲保全然势所不能。经过与列强反复讨价还价，慈禧不得不将其革去爵职，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永不赦回。载漪被惩处了，对溥隽该作何处置？颇叫慈禧伤脑筋。列强既坚持严惩载漪，其子仍为皇嗣的状况肯定为列强所不容，考虑到与列强的“友谊”，溥隽的大阿哥不能不废。再看溥隽仪入宫以来的举止行为，确实令慈禧大为反感。溥隽自入宫后，以候补皇帝自居，而又毫不顾及自己的身份。“从不读书，所好者皆下流之事，形容粗暴，不堪入目。”[122]在西安逃难时，“顽劣日甚，时与宦官等私出冶游”[123]，“与戏子流氓熟识”，观剧时，“如台上鼓板稍错，即离席大骂，或自己上台代之。”[124]溥隽时时表现出的鄙野之状，常令慈禧抱愧无颜。权衡利弊，慈禧遂决意将溥隽逐出皇宫。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四日（1901年11月30日），在由西安回京的途中，慈禧下达废溥隽大阿哥之谕。不仅如此，慈禧还决绝地完全断绝了溥隽和宫廷的关系。慈禧在宣布废除大阿哥名位时，虽赏溥隽 入八分公俸衔，但没有授其任何实际职务。溥隽被逐出宫后；将何处安生，又何以为生呢？其时，昔日堂皇的端王府己被八国联军付之一炬，昔日跋扈骄横不可一世的端王载漪已被“发往新疆，永远监禁。”溥隽出宫后面临走投无路的困境。还是慈禧一番煞费苦心的按排，总算让溥隽获得了一个安身立命之所。慈禧下诏令端王一系“认祖归宗”回返惇亲王府本支，这样，载漪一系便可以分享惇王府财产，以维持其家族生计。然而，当失意落魄的溥隽住进惇王府时，发现惇王府并不是一块理想的安居之地。那时，溥隽的祖父惇亲王奕淙己经去世，所生五子除二子端王载漪、三子载澜因主张招抚义和团、对外宣战而被革爵发新疆永远监禁外，长子载濂也因同样的罪名被革爵，惇主府的继承权落到了仅存的四子载瀛手里。正当载瀛志得意满地做着将来袭封郡王、亲王爵位、独占主府产业的美梦时，溥隽重回惇王府，这对载瀛无疑是个威胁。骄横自恃的载瀛自然也没有胆量不执行慈禧的成命，但他没有按端王一系平均分配财产给溥隽，只是在惇王府的东跨院拨了二三十间房子让他居住，溥隽的生活来源也只是由载瀛从王府地租收入中每年分给他的几百两银子。溥隽在出宫后居于惇王府时心情的抑郁是可想而知的。正当溥隽抑郁寡欢时，忽然得到他的父亲从内蒙古阿拉善旗罗王府差人送来的信，述及自己得西太后默许、已投亲于妻兄罗王府，现在生活安定，殷盼溥隽往罗王府相聚。溥隽欣然起程，到罗王府后，受到热情款待。溥隽在罗王府居住期间，看中了漂亮的罗王女儿，并把自己的心思告诉了父亲。载漪立即托人向罗王夫妇提亲。尽管罗王妻女对溥隽不是很中意，但这门亲上加亲的亲事还是很快确定下来，并很快举行了结婚仪式。婚后，由于溥隽耐不住大草原荒凉寂寞的生活，也为了分享惇王府的祖产，遂不顾父亲的反对，离开内蒙罗王府，携妻子回到北京，再次住进惇王府。其间，于宣统三年（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将宣统小皇帝赶下了台。溥隽提前被慈禧赶出了皇宫，因而没有遭到赶下台的厄运，这对他来说倒是件值得庆幸的事。值得庆幸的事还不仅于此，溥隽在辛亥革命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局的变幻动荡中，居然凭着过丢曾为“大阿哥”的招牌，当上了走马灯似地不停变换的历届政府的“参议”。参议不参议政事，对过去的大阿哥倒无足轻重，关键是，凭着“参议”的头衔，溥隽每年可以领到一大笔钱，再加上他从惇王府分到的地租，倒让他着实过了几年优哉游哉的富足生活。生计无虞，再加上夫妻感情的不睦，溥隽的劣根性再次发作。他结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经常混迹于戏院、酒馆，玩女人、抽大烟。吃喝玩乐，肆意挥霍。无奈好景不长。随着政局的演变，民国十年（1921年）溥隽仪的参议头衔被取消了。民国十三年(1924年），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不仅将溥隽仪赶出了皇宫，还把清室各王府的土地以“缴价升课”：的办法加以没收。溥隽在失去参议的俸禄后再次失去了地租的收入，陷于坐吃山空的窘境，溥隽以变卖房产、古董珍玩来维持已无法改变的奢侈习性。财产很快被挥霍一空，溥隽不得不过着寄人篱下、靠亲朋接济度日的艰难时光。不久，溥隽于穷困潦倒中结束了一生。[125]
溥隽的一生，对溥隽及其家族来说是以喜剧开始，而以悲剧告终，溥隽携的命运由慈禧一手造成。溥隽成为戊戌政变后清廷内部皇权斗争的牺牲品。
五、
慈禧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下谕废黜大阿哥的同时，又谕“承嗣同治皇帝一事，暂时搁置，俊有相当之人再定。”[126]庚子之变，使光绪的皇位得到保全。然而，这并不表明光绪的地位与庚子事变前有什么实质性区别。慈禧仍然是大权独揽，事无巨细，亲自裁决。光绪仍然是一个被慈禧牢牢控制着的傀儡。
自戊戌政变光绪失去权力后，在清廷皇族中，对皇位虎视耽耽的人为数不少。己亥建储，溥隽被确立为大阿哥，皇族中围绕帝位的明争暗斗暂告平息。庚子事件后，大阿哥的名号被废，慈禧一纸“承嗣同治皇帝一事，暂时搁置，候有相当之人再定”的谕旨，重新激起许多人的非分之想。那颗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被慈禧选来代替失了势的奕诉的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奕劻产生非分之想是毫不奇怪的。
奕劻系乾隆十七子永璘之孙。他本为永璘第六子绵性的长子，后因永璘第五子绵娣无嗣，奕劻遂过继给绵悌为嗣子。道光三十年（1850年）袭辅国将军。咸丰二年（1852年）封贝子。咸丰十年（1860年）晋贝勒。同治十一年（1872年）加郡国个官王衔。光绪十年（1884年）晋庆郡王，光绪二十年（1894年）晋庆亲王。奕劻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短暂的30年中不断被晋爵，由一个出生于远支宗室最低爵位的辅国将军晋升为亲王。奕劻的升迁自然不仅是爵位上的变动，伴随而来的是奕劻在清统治集团中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奕劻被授予重要官职是从同治朝开始的。同治十一年九月，奕劻在被加郡王衔的同时被授与御前大臣之职。光绪十年三月，慈禧在把奕诉赶出总理衙门的同时，命奕劻管理总理衙门；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命会同醇亲王办理海军事务。光绪十二年（1886年）二月命在内廷行走。光绪十五年（1569年）正月授右宗正。光绪二十六年（1990年）七月，奕劻本来是与慈禧一起西向逃亡的，至太原时，慈禧令其回京，要他会同李鸿章与列强办理和议。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六月，应侵略者的要求，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奕劻仍总理部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三月，授军机大臣，不久成为领衔军机大臣，仍总理外务部。不久，慈禧又命其总理财政处、练兵处。这样，到清朝末年，奕劻竟一身而兼数任，集财政、外交、军事大权于一身。奕劻的升迁为什么如此迅捷，根据溥隽仪在《我的前半生》中的叙述，奕劻其人并非有什么特殊的才干。他的升迁无非是一靠慈禧，二靠洋人。奕劻有个女儿四格格，因其聪明伶俐，奕劻将她送进宫中陪侍孤寂的慈禧，深得慈禧的宠爱。四格格刻意揣摸慈禧的喜好，然后传达给自己的父亲，这样，奕劻对慈禧的巴结奉献总能恰到好处。奕劻正是因慈禧的赏识而逐渐跻身权贵之列的。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荣禄死去以后，奕劻即居于政界最高之地位。在庚子议和中，奕劻既千方百计为慈禧开脱了罪责，从而使慈禧逃脱了帝国主义的惩罚，并且还保留了慈禧对中国的统治权，同时又极大限度地满足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其余要求，各国列强因此而成为其坚强的后台。慈禧对他的信任和依赖更加坚定自不必说。奕劻内依外靠，权倾朝野，显赫不可一世。奕劻于是肆无忌惮地卖官鬻爵，公开收受贿赂，聚敛起巨量财富。奕劻的贪赃枉法，引起世人不满，统治集团中也不断有人弹劾他。每次都因慈禧的庇护得以逍遥法外。慈禧不怕奕劻贪污，但怕奕劻家族坐大凯觎皇位。当庚子事变慈禧西向逃亡时，列强各国指名要奕劻回京议约，慈禧虽命奕劻入京，但毫不留情地将奕劻眷属全行携去作为人质，以防奕劻图谋不轨。慈禧回京后，对奕劻和袁世凯过分密切的关系深感不安。袁世凯自戊戌变法时期出卖了维新派后，很得慈禧眷顾。袁世凯的官运由此扶摇直上。几年中，袁世凯就由直隶按察使升迁到直隶总督、外务部尚书、练兵处会办大臣。袁世凯野心勃勃，他认定，要爬上更高的位置，只有使慈禧对他的恩眷不衰。为此，袁世凯在两个能影响慈禧的人物身上下了大的本钱。他用金钱不断填充李莲英的私囊，他也用金钱去喂奕劻那永远也填不饱的胃口。衰世凯当时统率、控制着北洋数镇新军。他通过金钱与奕劻建立起来的密切关系不能不引起慈禧的警觉。慈禧一度想将奕劻开缺，但是，事情还没有办，消息倒泄露了出去，得到消息的外国记者将这件事在伦敦的报纸上披露出来，英国驻华公使立即前往外交部讯问，大有干涉之意。慈禧只好矢口否认。此后，慈禧只得偃旗息鼓，不敢再对奕劻采取行动，只是把当时羽翼还不十分丰满的袁世凯来了个明升暗降，将其内调为外务部尚书，企图以此让袁世凯与北洋新军脱钩。到了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正在计划进一步对袁氏实行控制的慈禧，突然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袁世凯竟有推戴奕劻的儿子载振来代替光绪的企图。这使慈禧很惊慌，设若袁氏阴谋得逞，那么爱新觉罗皇朝将断送在她手里。一个当时已当了御前大臣、商部尚书的人当皇帝之日，必将是她自己政治权势完结之时。慈禧决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当时已疾病缠身的慈禧立刻以惯有的作风，雷厉风行地采取了一系列防御性措施。她以命奕劻去东陵查看工程为名，将奕劻遣出了京城；她又把北洋新军中由袁世凯的得力将领段祺瑞统帅的第六镇调出北京，把由满洲贵族、陆军部尚书铁良统辖的北洋新军第一镇调进京城，慈禧还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日当着诸王公大臣，其中也包括由东陵匆匆赶回北京的奕劻，领发懿旨，命将醇亲王载沣之子溥隽仪在宫中教养，又命载沣监国为摄政王。慈禧就这样为皇统承继作出了最后的安排。这个决定的公布看似有些突然，其实，慈禧做出这个决定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光绪在这年（1908年）的秋天已染病，且日见沉重，慈禧在这年的夏天也得了痢疾，久治不愈，身体也日呈衰象。到了十月，光绪已病得不能走动。慈禧在庆祝了自己七十三岁寿辰后，又旧病复发。面对这种状况，慈禧多次与满汉大臣密谋继嗣大计，外间也多有传闻。时人纷纷猜测以为慈禧将以宣宗（道光）之长子长孙溥隽伦来承继同治，以恢复长支继嗣的正理。据胡思敬在《国闻备乘》中的说法，当慈禧病重时，张之洞请定大计，得到慈禧首肯。第二天，慈禧将奕劻遣往易州陵寝工地后，即密召世续及张之洞入内。慈禧将欲立载沣之子溥隽仪的意图向二人和盘托出。慈禧属意的溥隽仪方2岁，比光绪入宫时还小。当时清政府内忧外患，且清廷已连续三代即位皆为幼主，皆由太后垂帘听政。世续、张之洞既耽心幼主临朝无补于国事，又惧再来一次太后垂帘听政，因而合词恳奏：“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不如径立载沣。”慈禧面露悲戚之色，对二人说：你们说的虑的都很有道理，但是不为穆宗：（同治）立后，终无以对死者。现在虽立溥隽仪为帝，仍立载沣主持国政，这样做对公义私情两方面都照顾到了。张之洞请慈禧给载沣一个正当的名号来主持国政。慈禧问：古代有这样的名号吗？张之洞立即答称：“前明有监国之号，国初有摄政王之名，皆可援以为例。”慈禧立即欣然表示：“善，可两用之。”解决了载沣的名位问题，张之洞又提出了新问题：“皇帝（光绪）临御三十余载，不可使无后，古有兼祧之制，似可仿行。”对这件事慈禧回答得不那么痛快，或许是戊戌遗恨又涌上了心头吧。慈禧沉默良久，意味深长地看了张之洞一眼，缓缓地说：“凡事不必泥古，此事姑从汝请，可即拟旨以进。”算是给了张之洞一个面子。这件事就这样定了下来。其实，慈禧最终赞成溥隽仪兼祧光绪出于多种考虑。首先是，如若溥隽仪不兼祧光绪，势必又将置光绪与同治一样的无嗣之地。说不定那时又有一个像吴可读那样的书呆子跳出来为光绪争嗣，不是又要在政海掀起一场风波？其次是如若溥隽仪不兼祧光绪，那将置光绪皇后那拉氏于不伦不类的地位，为了给侍奉自己多年的亲侄女个皇太后的名位，慈禧也不能不采取兼祧的做法。至于慈禧为什么挑选载沣之子来继帝位，据《慈禧外记》中的说法，慈禧为解决继嗣问题，于光绪三十四年（1903年）十月二十日召见诸大臣于仪銮殿。当时各种意见纷陈，有主张立溥隽伦的，有主张立恭王的，也有人主张立醇王之子。慈禧最后作出决定说：“以前我将荣禄之女，说与醇王为福晋，即定意所生长子立为嗣君，以为荣禄一生忠诚之报。荣禄当庚子年，防护使馆，极力维持，国家不亡，实彼之力。……今既立醇王之子，即封王为监国摄政王，此职较从前之议政王，名分尤高也。”立溥隽仪，作为对荣禄的忠诚之报，是慈禧决定选择溥隽仪继位的重要原因。另外，溥隽仪之父载沣的胸无大志、庸懦无能未尝不是慈禧选择溥隽仪的另一重因素。载沣原本是一个没有多少政治野心的人。这从他书房里悬挂的一幅自书“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的对联中可见一斑。辛亥革命爆发后，载沣辞了摄政王，一身轻松，回到家里便对妻子说：“从令天起我可以回家抱孩子了。”气得权力欲望显然比他强的妻子痛哭一场。[127]当初，当慈禧决定把溥隽仪立为皇嗣，任命他为摄政王时，他也曾叩头力辞，惹得慈禧对他不争气的举动大动肝火，当众叱之曰：“此何时而讲谦让，真奴才也。”[128]其实，载沣的这种性格正是慈禧求之不得的，这样的一个摄政王对她的权力是没有威胁的。
当慈禧和王公大臣们为大清帝国确定皇嗣时，谁也没有想到去征求一下辗转于病榻之上的光绪的意见，直至一切已成定局，慈禧才派奕劻报知光绪。光绪听后作为一种直觉的反映，提出疑义；“立一长君，岂不更好？”但光绪很快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真正地位，即刻又理智地表态：“但不必疑惑，太后主意不错。”
溥隽仪作为皇位继承人的地位就这样被确定下来。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二十日下午，溥隽仪被迎入宫中。在溥隽仪入宫的第二天，正当盛年的光绪皇帝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崩逝于瀛台，溘然离开了没有给过他多少温暖却给了他太多冷酷的世界，终年38岁。光绪死后，慈禧立即颁发了下列懿旨：“摄政王载沣之子溥隽仪着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前因穆宗毅皇帝未有储贰，曾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大行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现在大行皇帝龙驭上宾，亦未有储贰，不得已以摄政王载沣之子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并兼承大行皇帝之祧。”“现在时势多艰，嗣皇帝尚在冲龄，正宜专心典学，着摄政王载沣为监国，所有军国政事，悉秉予之训示裁度施行，俟嗣皇帝年岁渐长，学业有成，再由嗣皇帝亲裁政事。”[129]这后一道懿旨，说明慈禧完全无视自己已经病入膏肓的现实，还企图在确立一个小皇帝后，再通过一个驯服听话的摄政王来继续控制朝政。可以想见，如若慈禧不是很快死去，载沣的监国之名必形同摆设。然而，骄横不可一世的慈禧终究无法抗拒人类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慈禧的病情迅速恶化，她不得不面对现实。在末日即将到来之际，不得已又颁发一道懿旨，称：“现予病势危笃，恐将不起。嗣后军国政事均由摄政王裁定，遇有重大事件有必须请皇太后（光绪皇后隆裕）懿旨者，由摄政王随时面请施行。”[130]光绪三十四年（1903年）十月二十二日，掌握清朝政权48年之久的慈禧终于永远地放弃了她的权力。
光绪、慈禧前后一天死去，或许是出于历史的巧合。只因事情太巧，不能不叫人生出许多疑窦来。这样，关于光绪的死因，便众说纷纭，成为清代宫廷的一大疑案。近年来，清宫医案研究室的专家们，对光绪一生全部脉案及所用方药作了系统剖析。据清宫医案记载，光绪自幼多病，体质甚差，病势缠绵，病情复杂。据其自书病状有“耳鸣脑响，梦遗滑泄，虚火上冒，下部痿冷”，“咳嗽不止，吃饭两三日确难下咽，胸膈间即作闷”等。光绪二十四年（1398年），法国医生多德夫，曾入宫为光绪看病，看后述光绪病症有“身体虚弱、颇瘦、咳嗽、劳累、头面清白、气喘不调、胸间堵闷”，“手指麻木，腿酸痛，耳聋。”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脉案记载：“遗精之病将20年，每月发十数次，……精液愈泄愈稀，下部久已虚冷。”据此，清宫医案研究室的专家们认为“光绪帝并非死于慈禧毒手，而是死于结核综合症。”[131]长期以来，在野史传闻中，在许多研究清史的专家中，尚有光绪系被慈禧或其它什么人（有说李莲英，有说袁世凯）谋害致死的说法。光绪被慈禧谋害致死的说法也非捕风捉影。据光绪死前3天入宫为光绪看病的清末名医屈桂庭的披露：当他去医病时，发现光绪腹部痛得：“在床上乱滚”，而且“面黑、舌黄黑”。在此之前，屈桂庭曾经袁世凯推荐入宫为光绪诊治一次，当时他看到光绪的症状后认为光绪“似有痨症。”但第二次的这些症状，使他轻易地得出了“此系与前病绝少关系”的结论。据屈桂庭的披露，再证之以长年于宫内任事的翰林院侍讲恽毓鼎的说法，慈禧谋害光绪的可能性是不能完全排除的。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记载：当慈禧得知“帝闻太后病，有喜色”时，立即怒容满面，咬牙切齿地说：“我不能先尔死。”再者，清宫脉案的可靠性也值得怀疑。如慈禧之专制跋扈，制造光绪一系列脉案，当易如反掌。纵使光绪确系因病致死，其得病及病情之加剧，无不与慈禧对光绪生活上的苛虐、政治上的迫害密切相关。慈禧对光绪的英年早逝实难辞其责。但历史不能推测、更不能假设。我们必须进一步从文献档案中找出历史的细节和真相，并以此得出谁是凶手的准确结论。
[1] 《清鉴辑览》卷24，页12。[2] 《清朝野史大观》卷1，页85。[3] 《翁文恭公日记》第13册。[4] 罗惇曧：《德宗继统私记》。[5] 《清朝野史大观》卷1，页85。[6] 罗惇曧：《德宗继统私记》。[7] 濮兰德、白克浩司《慈禧外记》，页85~86，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科丛刊》第88辑。[8] 《清德宗实录》卷1。[9] 濮兰德、白克浩斯：《慈禧外记》页87。[10] 《清朝野史大观》页83。[11] 同上。[12] 《清史稿》卷240。[13] 罗惇曧：《德宗继统私记》。[14] 《清史稿）卷445。[15] 罗惇曧《德宗继统私记》。[16] 濮兰德、白克浩司：《慈禧外记》页94。[17] 《光绪朝东华录》，页727。[18] 《光绪朝东华录》页727。[19] 罗惇曧：《德宗继统私记》。[2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页37。[21]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1。[22] 德龄：《邀台泣血记》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页74。[23] 费心简：《慈摇传信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页466。[2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页223。[25] 古灵后人：《清外史》，页191。[26] 徐坷：《清稗类钞》，“宫阂类”。[27] 徐坷：《清稗类钞》，“宫闱类”。[28] 同上。[29] 在咸丰为皇子时，其父道光帝于道光二十七年册封萨克达氏为其嫡福晋，道光二十九年十二月，萨克达氏死。咸丰即位后，追册谥曰：“孝德皇后”。[30] 《光绪朝东华录》页2124。[31] 《光绪朝东华录》页2119。[32] 《光绪朝东华录》页2125。[33] 《光绪朝东华录》页8—9。[34] 牛寿朋：《东华续录》，光绪79，页6。[35] 《光绪朝东华录》页2190。[36] 溥隽杰：《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文史资料出版社：《晚清宫廷生活见闻）。1982年9月第1版。[37] 《光绪朝东华录》页2463。[38] 白蕉：《珍妃之悲剧》，《人文月刊》第6卷，第6期，第7—8页。[39]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①，页216。[40] 濮兰德、白克浩司：《慈禧外纪》页112。[41] 梁起超：《戊戌政变记》页58。[42] 《清室外纪》页104。[43] 恽毓鼎：《崇陵传信录》。[4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页269。[45] 闵尔昌《碑传集补》卷1，页14—15。[46] 《清史稿》卷442。[47] 徐珂：《清稗类钞》页266。[48] 濮兰德、白克浩司：《慈禧外纪》页112。[49]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志锐奏。[5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四），页519。[51] 濮兰德、自克浩司：《慈禧外纪》页121。[52]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378。[53] 《光绪朝东华录》，页3757。[54]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页330。[55] 《翁文恭公日记》．巾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页516。[5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页18。[5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页483。[5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页143。[5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页331。[60] 同上。[6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页19。[62] 濮兰德、白克浩司：《慈禧外纪》页128。[63]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18。[6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页332。[6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页332。[66] 同上。[6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页38。[6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页377。[6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页342。[7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页269。[71] 《清史纪事本末》卷66，页3。[7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页156。[73] 《德宗景皇帝实录》页424。[74]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页72。[7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页376。[7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页159。[77]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页377，342。[78] 同上。[7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页343。[80] 赵炳麟：《光绪大事汇鉴》卷九。[81] 周传儒：《戊戌政变轶闻》，转引自《辽宁大学学报》1980，4。[82] 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8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页97。[84] 《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29。[85]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下册，页287。[86] 林克光：《戊戌政变史事考实》《近代史研究》1987，1。[87] 汤志钧：《戊戌变法人物传稿》下册，页288。[88]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页550。[8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页345。[9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页161。[91] 中国近代史丛刊：《戊戌变法》（四）页161。[92]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页161。[93] 袁世凯：《戊戌日记》。[94]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①页270。[9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页477。[9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页477。[97]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页477。[98] 《英国蓝皮书》中国第一号1899年，页303。[99]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①页328。[10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页477。[101]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①页334。[102] 中国近代史资科丛刊：《戊戌变法》（一）页477。[103] 《清史稿》卷437。[104]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①页270。[105]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页478。[106] 朱寿朋：《东华续录》，光绪157，页13。[107] 《知新报》，光绪二十六年二月初一。[108]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①页14。[109] 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丛谈》页12。[11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页50。[111] 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卷67，页2。[112] 《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页162、163。[113]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页476。[114] 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丛谈》页114。[115]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辑《庚子纪事》，页81。[11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页13。[117] 同上。[118] 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丛谈》，页114。[119]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页54。[120]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一）34页。[121] 《清德宗实录）页477。[122] 濮兰德、白克浩司：《慈禧外纪》，页253。[123] 《清鉴辑览》卷27，页3。[124] 同122。[125] 溥隽出宫后的生活据毓运述 罗恒年记：《“废黜出宫”以后的大阿哥》编写。[126] 濮兰德、白克浩司：《慈禧外纪》，页286。[127] 溥仪：《我的前半生》页22-23。[128] 荣孟源、章伯锋主编：《近代稗海》①页248。[129] 溥仪：《我的前半生》，页l7。[130] 溥仪：《我的前半生》，页21。[131] 有关光绪脉案记载转引自屈维英、张荣大、符树柏、褚言义：《同治、光绪的死因》。《了望》198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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