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评一代振奇人赵凤昌及其藏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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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评一代振奇人赵凤昌及其藏札


信札,又称函札、书札,古称书牍,是治史不可或缺之史料。道咸之前,国内没有电话、电报,更没有现代的电子信件,人们交流思想的重要手段即是依靠信札。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我曾阅读过较多信札,一般说来官愈大,其所藏的信札愈有价值,盖因其地位重要。但又不尽然。有些没有官职的幕僚,其信札亦不可忽视,赵凤昌可谓最典型之代表。其所藏之信札,真可谓是尺牍之精华,史料之瑰宝,谓其价值连城亦不为过。国家图书馆善本部共藏《赵凤昌藏札》原稿36函109册。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将此珍贵资料影印出版之际,遵戴逸师之命,我有机会将此稿本,翻阅一过,深感受益匪浅,谨略述其梗概,以期唤起同仁们之兴趣。
一 赵凤昌跌宕起伏的人生
赵凤昌,字竹君,一字惜阴,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咸丰六年(1856年)。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他于上海南阳路建造邸宅一座,命名“惜阴堂”,由张謇题写匾额,且写有《惜阴堂笔记》传世。
赵凤昌的一生虽然没有科举功名,也没有担任过高官,然而,其经历可谓跌宕起伏,不同凡响。赵氏对中国近代史之影响,也非一般封疆大吏可比。
关于赵凤昌的早年身世,坊间流行资料甚少,刘厚生所着《张謇传记》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其文曰:
他幼年失学,在某钱庄做学徒,常常到一个姓朱的家里送银钱。那时他年纪不到二十,人极机警。因为家贫之故,私自挪用了钱庄之款,被经理停职。他就向那姓朱的诉苦。姓朱的很有钱,就向他说:“看你人很聪明,你最好还是读书,可望上进。”凤昌说:“我读不起书了,还是请你荐一件事情吧!你家店铺很多,我只想荐我到铺子里当一个小伙计。”姓朱的说:“你不是当伙计的人,你既不愿读书,我索性多送你几个钱,你去捐一个小官,到省候补,一定可以出头。”于是这姓朱的不由分说,替他捐一个县丞,并送了他旅费,分发到广州,混了几年,后来张之洞做两广总督,就很赏识他,让他做总督衙门文案,参与一切机密。后又随之洞到湖广总督任内,格外亲信。[1]
刘厚生所述内容,可能来自赵凤昌的密友张謇所述。但是,并不十分准确。据赵尊岳所记,其父到粤后,“初任粤藩姚觐元记室,旋入署粤督曾国荃幕府。” [2]所述与刘说稍异。光绪十年四月,张之洞升任两广总督,赵风昌遂有机缘与张之洞相识。张之洞出身翰林,爱才若渴,对于幕府中的赵凤昌格外垂青。结交张之洞可谓是赵凤昌一生的重要转折点。
又据清档记载,赵氏在两广总督衙门正式身份,尚不是像刘厚生所称“文案,参与一切机密”,而是“巡捕”。[3]所谓巡捕,是指清代总督、巡抚等地方长官的随从官吏。当然,作为随从官员,也亲疏有别,分工不同。总之,赵凤昌很可能是处理张之洞文案事宜,但又不限于此,他甚至还替张之洞管理一些重要的家政。
张之洞之所以如此信任赵凤昌,主要因为赵氏精明过人,办事干练,而且记忆力极佳。张之洞本人起居无节,“有时正在办公事文书的时候忽然睡着了,又忽然想到要检查书籍;有时正在看书,忽然又想检查档案。只有赵凤昌有此记忆力,替他随时检查。又他对日行公事之来往文件卷宗,往往随手抛弃,事过辄忘不易搜寻。只有赵凤昌能替他整理安排,井井有条,一索即得。”[4]
光绪十五年张之洞调往湖广总督任后,赵凤昌以亲信幕僚随往,仍然处理文书机要。但是,好景不长,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大理寺卿徐致祥受翰林院周锡恩之托,[5]上书弹劾张之洞辜恩负职,且牵连赵凤昌。其中有关揭参赵凤昌的文字略谓:
直隶州知州赵凤昌,细人也,小有才,奔走伺候,能得其欢心。该督倚为心腹,终日不离左右。官场中多有陷媚赵凤昌以钻营差缺者,声名甚秽。该督方自以为能使贪使诈,而不惜甘受其愚,且深讳其失。[6]
由于徐致祥参折的内容,涉及张之洞在两广总督及湖广总督两地情事,因此,书上之后,即奉旨着两广总督李瀚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分别照原参各节确切查明。
军机处寄两广总督李瀚章之上谕称:
有人奏,疆臣辜恩负职,据实纠参一折,据称:湖广总督张之洞,前在两广总督任内,司道谒见,往往候至终日而不得见,候补州县,概不接见。所喜者一人而兼十数差,率皆浮薄夸诈之辈。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探访本地富家,借端罚捐,数至钜万,恣意挥霍,亏耗帑项甚钜。藩司王之春,掊克聚敛,直隶州知州赵凤昌,声名甚秽,该督俱加信任等语,着李瀚章按照原奏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原折着摘抄给与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7]
而军机处寄致两江总督之上谕则称:
有人奏,疆臣辜恩负职,据实纠参一折,据称:湖广总督张之洞,自移督湖广以来,议办炼铁并开煤铁各矿,乞留钜款,轻信人言,浪掷正供,又复多方搜索,借电竿毁通桥,几酿巨患,督署被焚,而不入告。州县补缺勒捐,逞臆妄行。藩司王之春,掊克聚敛;直隶州知州赵凤昌,声名甚秽等语,着刘坤一按照所参各节,确切查明,据实具奏。原折着摘抄给与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8]
以上两道谕旨,侧重面各有不同。光绪皇帝要李瀚章查处的是,张之洞在广州时的“起居无节”等官场作风;而要刘坤一查处的,则是在湖北“浪掷正供”,勒捐搜索,但是两处都涉及到赵凤昌。大约两个月之后,李瀚章的查复折率先递呈清廷。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录副奏折补遗档》中找到李氏原折,与坊间流传的稍有差异。该原折谓:
头品顶戴两广总督臣李瀚章跪奏:为查明湖广督臣张之洞被参在粤各款,均系传闻失实,恭折复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奉上谕,……遵旨寄信前来。承准此臣谨阅原奏所参,懒见僚属,用人不公,兴居无节,苛罚滥用各节。臣昔未至粤,亦有所闻,迨到任后,随事考证,始知非实。大抵不得志于其时,又未深悉其事者,为此过甚之辞,传播远近也。谨为我皇上详晰陈之。
司道皆钦简大员,与督抚切近共事,若不随时接见,理固不可,势亦不行。闻张之洞偶遇手治簿书时,属员进谒,不无稍等,未尝候至终日,尚不得见。旧时司道等官,亦无言及此者。
至于候补之员,人数太多,有事则常见,无事则稀见,此各省所同,不独张之洞为然也。人之才具,长短各殊,或兼数事而有余,或任一事而不足。张之洞任内,间有一人,兼充数项差使者,皆系量才任使,各有成效,如果专尚浮夸,阿其所好,诸务何由而理。
又闻张之洞在翰林时,讲诵恒至夜分,外任时判牍亦然。及其至粤,正当多事之秋,并力支持,日不暇给;誉之则曰,夙夜在公,劬劳罔懈;毁之则曰,兴居无节,号令不时。惟既未误公,此属小节,无足深论。
罚缴之银,不下七八十万,已超报未造报者,皆有册案可凭。取之于关蠹吏饕,博徒标匪,以及贪劣各员董,而非抑勒乎富家,用之以充饷济赈,利农恤士,以及营造各要工,而非消耗于无益,取贪诈非分之财,上资军国,下济士民,揆之理法,岂复为苛,且皆独独施行,属员无从迎合。
王之春以江苏候补道,奉旨候补广东粮道,张之洞因其才具尚好,加之任使。该员两次署理藩司,照章综理,并未创立名目,多增进项,谓为掊克聚敛,未免无因。
赵风昌派充巡捕,仅供奔走,备传呼而已。官场陋习,在大吏左右者,辄目之为要人,趋附谣诼,皆由是起。其实,用舍予夺,司道不得专,督抚不得私,巡捕微员,何能干预?臣见旧册案中,赵风昌曾将洋行例送茶金,呈缴充公,似张之洞约束尚严,不致受其蒙蔽。
张之洞到两广总督任时,海防戒严,边事孔棘,黎匪、客匪、土匪,乘机思逞,虽有彭玉麟力疾坐镇,而征发兵饷,整顿地方,剪除伏莽,维持洋务,期弭后患,则张之洞经画为多,用项虽多,委非浪费。军务甫松,即遣撤添调添募之兵,以期撙节。黄江税厂,潮桥盐务,皆扫除更张,拔其病本,取中饱糜费之款,而归之公,出入之际,筹划若此,岂有恣意挥霍,虚耗帑金。
该前督臣任内,用款业已分案造报,均系实用实销,并无浮冒。所建书院、书局,或自捐资,或用罚款,为数不少,并未动用正项,人所共知。张之洞在粤时,正值海疆有事,政项费钜,历年辛苦经营,时势亦与今不同,倘非身至其境,留心考核,固无以知其措施之迹,与传闻之诬也。钦奉上谕,饬臣确查,断不敢稍存瞻徇,代为粉饰。谨据实缮折具陈,伏乞皇上圣鉴。谨奏。[9]
李瀚章此折于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上至朝廷。由其内容分析,李瀚章实际上充当了和事佬的角色,他谁也不想得罪。因此,该折对张之洞多有袒护,称赵凤昌非但无干预公事,反而“曾将洋行例送茶金,呈缴充公。”时人称,李瀚章居官圆滑,“性柔和,临事慎密,”“任封疆三十年,初未劾一贪酷吏。时谓之官界佛子云。”[10]可见,李瀚章在官场不愿意得罪人,在当时是广为人知的。该折递上后,奉硃批:“另有旨。钦此。”[11]直到四月十六日,光绪帝方颁谕称:
前据大理寺卿徐致祥奏,湖广总督张之洞,辜恩负职,当谕令刘坤一、李瀚章确查具奏。兹据该督等先后查明覆奏:张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并无懒见僚属,用人不公,兴居无节,苛罚滥用等情。现在湖北办理炼铁开矿,尚无浪掷经费情事,其余各条,均系传闻之误。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亦无掊克聚敛实据。张之洞、王之春,均着毋容置议。候补直隶州知州赵凤昌,不恤人言,罔知自爱,着即革职,勒令回籍,以肃官方。张之洞向来办事尚属认真,嗣后于应办事宜,务当督率属员,力求撙节,妥为经理,用副委任。钦此。[12]
这道谕旨,对赵凤昌来说,犹如晴天霹雳,对其仕途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由于光绪皇帝在谕旨中,并未详细指明赵凤昌究竟有何劣迹,只是说他“不恤人言,罔知自爱”。仅凭此八个字,即对赵氏进行严惩,故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赵凤昌蒙受了“莫须有”的罪名。
胡钧所编《张文襄公年谱》对此事记载颇为可疑,他罗列了光绪皇帝的上谕、徐致祥之参折与李瀚章的议复折,却未指明赵凤昌有何“劣迹”。而坊间许多论着都受胡钧所编年谱之影响。
即如刘禺生在《世载堂杂忆》对此案之处理经过,虽有较为具体的记载,但是,大体沿袭胡钧之说法。其文曰:
徐致祥奏参张之洞。张之洞在鄂,要事皆秘商竹君,忌之者乃为“两湖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语,书之墙壁,刊之报章,童谣里谈,传遍朝野。周锡恩在京少往还,独与徐致祥过从甚密,于是有徐致祥参劾张之洞之封事。折中最严重之点,如“任意妄为,废弛纲纪,起居无节,号令不时”;又如“宠任宵小赵凤昌,秘参政事,致使道路风传不堪之言。”折文甚美,奏入,廷旨交李瀚章查明奏复。闻李瀚章奏呈大意,谓张之洞夙夜在公,不遑启处,在张之洞勇于任事,致使泄沓不图振作之属吏,故造流言。至若赵凤昌,小有才能,不无在外招权之事。赵凤昌应革职永不叙用,驱逐回籍云云。折中立言,对之洞甚得体,一场大风波,归罪于赵凤昌一人矣。[13]
刘禺生所记含混不清,大多是沿袭《张文襄公年谱》所记,亦未说清赵凤昌被革职的真正原因。而且,刘文居然未提及刘坤一查复之事。解放后,赵尊岳写有《惜阴堂辛亥革命记》一文,亦记其父被罢官一事,文字甚为简略。略谓:“张之洞督粤调鄂,均留任,后被谗去官。”[14]盖谓其父受人诬陷而丢官。
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纂的《民国人物传》中的赵凤昌传,依然受胡钧所编《张文襄公年谱》的影响,称:“清廷在处理此案时,为了既不得罪张之洞,又能敷衍京官的脸面,遂将赵凤昌革职勒令回籍,赵凤昌成了张之洞的‘替罪羊’。”[15]
至于坊间有关赵凤昌之传略及论着,大多沿袭“替罪羊”说。然而,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因为胡钧所编《张文襄公年谱》有一个很大缺陷:他在记述大理寺卿徐致祥参案时,只注意到了李瀚章的《为查明湖广督臣张之洞被参在粤各款均传闻失实折》,而忽略了刘坤一对此案所做调查。我怀疑许同莘、胡钧等编年谱时,不排除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可能。因为在清末民初,大凡编辑张之洞之文集,或者编纂年谱,没有不同赵凤昌联系,向赵凤昌求教的。
其实,刘坤一之《遵查疆臣参款,据实复陈折》对于搞清楚赵凤昌被革职原因,至关重要。刘氏称:
臣复查原奏所参各节,事隶鄂省,江宁相距较远,莫知底蕴。因即遴派妥员,驰往该省密为访察,并详询来往官绅,互证参观,粗知崖略。……
原奏藩司王之春掊克聚敛,直隶州知州赵凤昌,声名甚秽各节,查王之春由广东臬司,升任湖北藩司,用人行政,均系禀承督抚臣办理,实无掊克聚敛情事,如何报复恩雠,亦查无其人。臣前次承乏两江,王之春时以道员需次江苏,当差勤奋,于时事尚属留心,现任湖北藩司颇乏规益,而承流宣化,按部就班,亦未见有夤缘要结之弊。
赵凤昌籍隶江苏,前以丁忧知县,由粤调鄂,办理督署笔墨事件。其人工于心计,张之洞颇信用之。该员虽无为人营谋差缺实据,而与通省寅僚结纳最宽,其门如市,迹近招摇,以致物议沸腾,声名狼藉。此访查王之春、赵凤昌之梗概也。
臣维张之洞学有体用,识达经权,仰蒙圣主特达之知,畀以兼圻重寄。该督臣系怀时局,力任其难,将以炼钢开生财之源,保自有之利,造端闳远,用款诚不免稍多,然揆其本心,实为图富强,规远大起见,果能办有成效,洵足资利用而塞漏卮。现在铁路一应事宜,规制虽未大备,而始基既立,实未可废于半途。该督臣谋国公忠,励精图治,上思朝廷倚畀之重,下念同朝责望之殷,必能张弛合宜,终始其事。相应请旨饬下张之洞,督率承办各员,共体时艰,力求撙节,妥为经理,以竟全功。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器局深稳,职守颇能认真,既经查无掊克等项情事,应请毋庸置议。保举候补直隶州知州赵凤昌,不恤人言,罔知自爱,似应请旨即予革职,并勒令回籍,以肃官方。所有遵旨确查各缘由,理合恭折复陈,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16]
刘坤一说:“事隶鄂省,江宁相距较远,莫知底蕴。因即遴派妥员,驰往该省密为访察,并详询来往官绅,互证参观。”可见,刘氏对调查此案,态度颇为认真。其奏折所称赵凤昌“前以丁忧知县,由粤调鄂,办理督署笔墨事件”,与刘厚生《张謇传记》所述亦有不同。而对赵凤昌的调查结果,与李瀚章的奏章则完全相反。刘坤一说赵凤昌“与通省寅僚结纳最宽,其门如市,迹近招摇,以致物议沸腾,声名狼藉。”这些评语都是很严厉的。光绪皇帝正是根据刘氏的调查结果以及惩处意见,将赵凤昌“着即革职,勒令回籍。”
二 赵凤昌与张之洞关系及罢官原因考察
据上所述,赵凤昌的罢官,完全是由于刘坤一对他的查处丝毫不留情面而造成的。刘坤一,字岘庄,湖南新宁人,廪生。咸丰五年,领团练从军。早期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屡建功勋,成为湘军重要领袖之一。据《清史稿》记载,刘坤一居官“廉静宽厚”,“不求赫赫之名,而身际艰危,维持大局,毅然担当,从不推诿,其忠定明决,能断大事,有古名臣风。”[17]由于长期担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对江南官场情形了若指掌。他在《遵查疆臣参款,据实复陈折》中对王之春网开一面,偏偏对赵凤昌毫不留情。
那么,刘坤一对赵凤昌的查复,究竟是有真凭实据,还是凭空捏造?这个问题,是不应回避的。
刘坤一在奏折中称,赵凤昌籍隶江苏,“其人工于心计,张之洞颇信用之。”揆之《赵凤昌藏札》,刘坤一的调查,并非是空穴来风。《赵凤昌藏札》搜集了张之洞在两广、湖广总督衙门致赵凤昌的短信、电报甚多。现摘引数则如下:
其一曰:
今日大风,寒甚,足下病体新愈,乍出门,恐不相宜。明日暂不必进署,俟稍暖再来,但作手札数行,以慰默念可也。壶。[18]
其二曰:
闻昨夜小有不适,此时已愈否?如能来署,望即进署一行,有要事面说,夜间再回可也。壶。四月二十一日。酉发。[19]
其三曰:
电悉,尊寓又有烦心事,深为系念,已安置妥帖否?明日能进署一行否?即复。壶。[20]
壶公者,张之洞之自谓也。通过张氏之短信,可知他与赵凤昌之间关系亲密,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张之洞的儿子去京师赶考,赵凤昌以觐见事而与之同行,旅途多方照料。抵达京师后,赵氏电禀张之洞。张氏回电称:
两书、叠电均悉。已抵长安为慰。儿子同行,诸荷关照,感谢。仆以秋闱,益加见迫,一切见闻,望详晰函知,交去人带回,愈详愈佳。阁下事毕,可从容料理南还,如欲回常州省亲,无妨。不必勉强赶回,切嘱。此间公事固繁,足下到江南亦不易,无不相谅也。尊寓屡遣人候问平安。勿念。即颂觐喜。
竹君明府。洞再拜。
再,小儿场毕后,足下可与之相约,同往什刹海一览,新为先哲祠买作祠产之庆和堂冰楼,回粤时为仆说之。
牛翁再拜。[21]
牛翁者,亦张之洞之自称也。可见张之洞对赵氏之关照周到,真可谓无微不至。
后来又有一次,赵凤昌在乡身体不适,张之洞又急忙发电慰问。电文称:
致赵竹君
人回并读来电,知清恙未愈,虚弱已极,悉念至甚。
闻尊体并不发烧,亦不畏寒,且有汗,但患心跳。果尔,似无外证,不如不服药,静养为妥;若误表,转不妥,柴胡桂枝,千万勿轻用。刻下情形若何?洪大使若在寓,可令洪复一电。壶。正月十二日戌发。[22]
致赵竹君
闻尊体今日稍愈为慰。心气过虚,何不服桂元汤?此治心慌最有效。小水不利,乃心经震动所致,非邪热也。
如虑桂元性热,可少饮数口,心内觉舒畅安定,即多饮。如觉滞腻不消,即止。此乃食品,当无大碍,何不姑试之?洪大使复。壶。
又电曰:今日当更见好,睡安否?食增否?食何药?情形若何?望即复电。洪大使即复。壶。正月十四日戌发。[23]
上文中的洪大使,似乎应是指洪钧。洪钧,字陶士,号文卿,江苏吴县人,与赵凤昌为小同乡。同治七年状元,“授职修撰,视学湖北、江西,典试陕西、山东,叠司文柄,由侍讲累涉华资,洊升内阁学士,光绪十三年五月,充出使俄国、德国、奥国、和国大臣,十六年闰二月,补兵部左侍郎,十七年十一月,命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24]系张之洞在翰林院之好友。这些未刊电文,反映了张、赵二人之间异乎寻常的密切。这种关系远远超出一般幕主与幕僚的关系。在清季,大凡有所作为的总督巡抚身后,都有一些非常能干的幕僚在帮他们忙。此类幕僚,有的负责出谋献计,有的策划征收钱粮,还有的分管刑名词讼。曾国藩是如此,李鸿章如此,左宗棠同样如此。但是,很少有像张之洞对赵凤昌这样,关系如此亲密。刘坤一的查复折称“张之洞颇信用之”,可谓言之不虚。
至于刘坤一说赵凤昌“该员虽无为人营谋差缺实据,而与通省寅僚结纳最宽,其门如市”,在《赵凤昌藏札》中亦可找到凿凿实据。如杨锐即屡次函托赵凤昌为其弟“营谋差缺”。其一函曰:
节府聚居,深叨尘教,隆情厚贶,感切五中。敬维竹君仁兄先生大人,懋绩日新,兴居多福为颂。弟礼闱报罢,中夏出都,航海泝江,以七月望后旋里。家居碌碌,贱况如恒,跧伏穷山,闻见日局。本拟明春南来,适因舍弟悦以前随滇军微劳,得蒙帅恩保以巡检,留广补用,自应令其先行赴粤,藉效涓埃。舍弟学识粗疏,深虞不称,前此已叨大庇,得进寸阶。尚祈始终玉成,推情教诲,则感激者岂惟身受而已。区区琐渎,鉴原是幸。署中诸同人见时务乞代达鄙忱,是所切祷。附上川省近刻二种,统希莞纳。专肃布达。敬请大安。诸惟朗照不宣。
愚弟杨锐顿首。[25]
其二函曰:
竹君先生大人执事:
日前厚扰,谢谢。承允为舍弟悦代捐一节,不胜感祷。兹查舍弟于去岁蒙保留广巡检,部改以巡检前先选用,于腊月十九奉旨:依议。今拟指分广东,并加本班尽先花样,敬恳执事赐信到京,托人代办。需费若干,统祈示下,或交尊处,或票庄汇寄,均即遵办。其行知及离营文书,日后乞费心,代为招呼一切。感甚,感甚。
明知忙冗,鄙事琐渎,万分不情,伏望鉴恕。手此,布恳。敬请早安,诸希亮鉴。
小弟锐顿首。初六日辰刻。[26]
这两通函札均出自杨锐之手笔。杨字叔峤,又字钝叔,四川绵竹县人。“年少俊慧”,为张之洞督学四川时所提拔之士,颇为张之洞赏识与信赖,后“入佐幕僚”,“由粤而鄂”,与赵凤昌堪称同事,且关系融洽,故屡托赵为其弟代办捐事。除此以外,杨锐还另有请托。其函曰:
连日不晤,尊恙想更轻减矣。念念。襄恕捐事闻可代托电局在扬州办,感佩不尽。并求电查,由到省试用道,捐足遇缺即补花样,共须实银若干?分晰见示,以便电汇措办。琐渎慙悚之至。手肃,叩上竹君先生。敬请愈安。
小弟制锐顿首[27]
又函曰:
再欧阳平斋衡向当淮盐沙市分局差,今夏因位置别人始行交卸。渠与杨彦珪有旧,允为别筹善地。惟日久未得消息,窘况不支。锐昨托敬山恳求瞿观察为之一言,必可复旧,不知敬山已道及否?尊处如与瞿公有信,希赐提及,则吹楛嘘生自易为力矣。可否?均祈酌夺。琐渎愧悚,再请亮鉴。锐又启。
再平斋系候选同知,四川华阳人,并奉闻以便赐信也。[28]
上文中瞿观察、瞿公,均指瞿廷韶,字赓甫,号舜石,江苏武进人,宛平(今北京市)籍。同治九年(一八七○)举人,后官至湖北布政使。长期跟随张之洞的亲信人物。杨锐致赵凤昌之函札甚伙,此处仅从中摘述其中与请托有关系者。可见,刘坤一称赵氏“门庭若市,迹近招摇,以致物议沸腾,声名狼藉”,并非毫无根据。
光绪皇帝正是根据刘坤一奏折所述内容,决定将赵凤昌“着即革职,勒令回籍”。清廷的这一决定,断绝了赵凤昌升官之路,也改变了他对清廷之态度,及其后半生的发展道路。
三 辛亥革命前后的赵凤昌
赵凤昌被革职后,严格说并未按上谕所要求的“勒令回籍”,而是被张之洞派往上海,“办理通讯运输诸务”。[29]赵氏则利用他在湖广总督衙门所积累的财富,在沪成家立业。而且,他还把原来在广州、武汉两地,经手处理的重要函札、电稿,一并携来上海。此时的赵凤昌,已经是无官一身轻。对清廷之态度,与以前已大不相同。他可以接触各色人等,甚至包括朝廷通缉的“要犯”维新派人士及革命党人。同时,他还与沪上绅商及外国领事,广泛结交,把所得消息及时传递给远在武昌的张之洞,依然是张氏的重要帮手。
翻阅《赵凤昌藏札》,可以发现有不少函札,记述惜阴堂主人赵凤昌,在离开张之洞幕府之后,所从事的重要活动及其思想变化。这些函札反映了一个封建衙门的官吏,如何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讲求时务,追求进步,由一个同情维新立宪人士,逐步转变为孙中山所领导革命党的追随者。他在上海这样一个特殊环境里,发挥了特殊的作用。反对列强干涉,尤其是日俄两国的干涉,实现国家独立富强,已经成了他后来追求的目标之一。在清王朝最后十多年的岁月里,赵凤昌所作的大事甚多,其中有几件大事,颇值得一提。
首先,是庚子义和团事件中积极策划东南互保。在义和团运动在京师形成高潮期间,赵凤昌与盛宣怀,积极策划推行东南互保。并试图与张謇一起将慈禧与光绪从北方迎至南京或汉口,然后强迫慈禧交出政权。“但是,由于张、刘二督与西太后之间并无根本矛盾,加之西太后很快向列强投降,使他们之间的矛盾缓解,赵凤昌等人的计划遂成泡影。”[30]
《赵凤昌藏札》中有一件《时事新报》辛亥五月初九日第二张第二版的剪报:该报以《赵凤昌开复原官》为题刊载了赵尔巽之奏片。其文曰:
东督赵制军,日前附片奏请开复革牧赵凤昌原官,略谓:已革湖北候补直隶州知州赵凤昌,前随升任湖广督臣张之洞襄办要政,精细干练,颇着能声,卒以任怨太多,遭时疑忌,经前浙江学政徐致祥奏参革职,士论惜之。
该员罢职后,即回江苏,回籍闭门读书,不求闻达而关心君国,讲求时务数十年如一日。庚子之变,长江上下,各国交涉,危机一发。刘坤一、张之洞创议保全东南大局,悉赖该员赞助之力。开濬黄埔,载在和约,嗣幸收回自办,稍换利权,亦出自该员擘画。臣前在奉天筹办善后,上年边藏交涉,均经派员密询办法,该员所陈之策,和平正大,切中事情,赖之而成功,不居翛然物外,实当今奇杰之士。东事孔亟,待商之政甚多,合仰恳天恩,准将已革湖北候补道直隶州知州(府)赵凤昌,开复原官,由臣礼聘到东,备谘要政。奉旨:着照所请,吏部知道。[31]
赵尔巽此片,充分肯定了赵凤昌在东南互保中所发挥的特殊作用,以及开濬黄埔,收回自办,稍挽利权的重要贡献。赵尔巽之请求,虽获清廷允诺,但赵凤昌却并未赴任。他致电赵尔巽称:
“凤昌本无学识,加以二十年病体,近益衰慵,每值寒暑,怯不出门,更何能远涉府庭,辱承下问。”[32]
说明赵氏此时,已经厌倦官场,不愿意再走从前的老路了。
其次,赵凤昌所作的第二个贡献是,在日俄战争尚未结束时,即积极鼓吹更张政体,实行立宪。
在《赵凤昌藏札》中,收录有他与张謇、汤寿潜等人一起草拟的《参考各国政史,拟请采用宪法,实行新政,以振积弱而图自强折》,极力要求实行政体改革。其文谓:“然政体不变,则虽枝枝节节而为之,终属补苴之一端,无当安危之大计。今环球之万国,政体虽有君主民主之不同,其主义均归于宪法。各国宪法不同,其宗旨均归于利国便民,顺人心而施政策,即合众力以图富强。”该折最后要求:
仿照日本明治变法,五誓先行,宣布天下,定为大清宪法帝国。一面派亲信有声望之王大臣游历各国,考察宪法,按照日本初行宪法章程办理。臣等悬揣实行之期,已须数年以后。为目前救急计,但求速宣明谕,则政体先立。[33]
这份奏章用鲜明的语言提出,倘若不改革政体,中国别无出路。正因为赵凤昌的这种远见卓识,所以清廷派出的考察宪政大臣之一端方,非常欣赏赵凤昌的才干。端方出国前在沪与赵氏相见,赵氏则告以“朝廷于立宪,仍为敷衍延宕之计,革命终不能免,可以早回,得南洋一席,归后果得之。”[34]
端方到欧洲考察之际,行色匆匆,政务繁多,却依然同赵凤昌联系不断。端方曾致函赵氏谓:
竹君我兄尊右:
前奉邮片,想已收到。到欧后排日于政界,尽心甄考,时期匆迫,译述艰难,于精微奥妙处,苦不能一一窥见,然览观所到,阅历所经,此行亦良不负负也。
小儿在美留学三年,近日拟便携之游欧,前藉便船先令回华。忆其出洋已(以)来,即承遇事关爱,随时照料。此番道经沪渎,特饬敬诣台端,藉申谢悃。尚望长者有以教之。相见不远,统俟晤谈。敬请台安。
弟端方。四月廿五日[35]
而当端方归国之后,又被清廷派往南京,担任两江总督。到任伊始,又致函赵氏谓:
竹君我兄大人左右:
相违三月,渴慕为苦,官制事虽经议有草本,发表尚复无期,阻障太多,同情太少,无如何也。
弟南来值此交涉繁难,饥馑洊臻之际,无人相助,无牧可筹,势将坐困,惟我兄体时局之艰,念交谊之重,出局助我。相知有素,谅无屏弃之情,特属式如陈辞,尚乞鉴允。余俟台从至宁,面谈一切,肃请道安。
弟端方顿首 九月廿四日[36]
清廷任命为两江总督是光绪三十二年七月间事,则此函当写于是年九月廿四日。下车伊始,端方就想到了赵凤昌。可见他对赵凤昌才干之仰慕。但是,赵凤昌依然未出山,因为他确实看不到清廷有实行立宪政体的诚意。宣统元年,赵凤昌正式加入了预备立宪会,为立宪政体之确立继续努力。直到宣统三年,监国摄政王载沣非但没有在立宪上有所前进,反而倒行逆施,“大用亲贵,国人群起诟责”[37]。于是,赵凤昌与张謇等十人通过“满洲人庆宽上书摄政王,促行宪法,罢亲贵,一新纲纪,终不获报,乃更断言清廷之无可期望,谋国必出他途以制胜矣。”[38]
赵凤昌是在对清廷大失所望之后,才开始认识到,要想救中国,必须另谋出路,这正是他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结合的思想基础。
再次,赵凤昌所作的第三件大事,就是辛亥革命风暴中,旗帜鲜明地站在进步势力一边,为革命党人出谋划策。
《赵凤昌藏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有关辛亥革命前后政局之史料。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辛亥革命在上海》一书,曾刊登了部分内容。近期章开沅教授等主编的《辛亥革命史料新编》亦收录了部分辛亥信函。辛亥革命爆发伊始,赵凤昌很快在上海邀集同盟会会员黄炎培、立宪派人物雷奋、孟森等来到惜阴堂会商应对之策。盖因“上海据长江下游,集人力物力,足为武汉之声援也。”[39]赵凤昌积极活动与黄兴等革命党人交往更加频繁,为他们的活动提供方便条件。上海光复之后,赵凤昌又与张謇居中调停,寓所惜阴堂成为南北代表幕后商议地点,并约定在上海。由江苏代表雷奋致电各省,派代表前来,讨论“将来国体、政体根本计议。”
辛亥九月二十一日,赵凤昌收到熊希龄来函,略谓:
各省虽皆宣告独立,然均属响应,实未能有统一机关。存亡绝续之交,必须组织临时政府,方得外交团之承认,倘旧政府已倾,而新政府未立,其间迟至一月,必生外交上之危险。弟昨到北京,探询度支部存款,只余三四十万。革军稍稍相持一两月,不待交战,亦必亡矣。[40]
得此信后,赵凤昌担心外国列强出面干涉,连续发出电报,其一,是阻止唐绍仪担任清廷所授予的邮传大臣,该电略谓:
大事计旦夕即定,公宜缓到任。如到任,宫廷闻警迁避时,公须对付各使,杜其狡谋,以保将来中国,同深叩祷。昌。(初六午发)
另电致梁敦彦,劝其“力阻外兵来华,并设法借他国阻止日本举动,以保将来中国。”而后,又再致电梁氏,劝其阻止列强在财政方面支持清廷,其电文称:“闻(监国)向法、比借款,全国已反对,公切勿预闻。能暗中打破为要。于公有关系,应密达。昌。(初十午发)”[41]
这些电文显示了赵凤昌对新生事物的满腔热情及对革命大业之关切。为促使清廷尽快交出政权,赵凤昌甚至通过其在赵秉钧手下做事的亲戚洪述祖,代拟清帝退位诏书。而上海南阳路上的惜阴堂,已成了革命党人与立宪派接洽密谈的中心。许多至关重要的问题,诸如清帝逊位后之安排,新政府的组建等都是在赵氏的惜阴堂谈妥后,才进行谈判的。
辛亥十一月初七日,孙中山先生抵达上海后之次日,即来到惜阴堂,向赵凤昌询求方略,赵氏则“一一陈说沪汉情事。其后屡至,商统一建国诸要端,尤先以网罗英贤及国家财政事”,并介绍熊希龄入局。[42]
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十分赞赏赵凤昌在辛亥革命中的远见卓识,及其为推翻清廷,肇建民国所作出的努力。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孙中山即致函赵凤昌请其出山,加入到民国政府中来。孙中山函曰:
竹君先生执事:民国初基,余羶未洗,万方多故,正待经营。文以薄质,谬承重任,思力未精,丛脞堪虞。非有硕彦相为扶持,愳负国人推选之意。素讅执事器识宏通,体用兼备,儗藉高远之识,以为切礳之质,敢奉屈为枢密顾问,执事智珠在握,天下为心,想当慨然惠顾,共济前途。临楮驰心,毋任口伫眙,即颂兴居,惟希炤詧。
孙文谨肃。
中华民国元年二月九日。[43]
此信系用“总统府用笺”所写。这通来自民国元勋的信函,确实使赵凤昌无比兴奋,深受鼓舞。他在复函中称:
昨奉手书,迴环庄诵,具仰虚怀若谷,不弃刍荛,○等原本荒落,识短才庸,谬承奖饰,益用汗颜。
窃维我公数十年困苦艰难,为四万万同胞力图乐利,○等亦国民之一分子,即无责任,犹当殚竭智虑,以赞高深。
惟是枢密为最高机关,必须学识宏通,德望优裕,方足以副谘询,○等何人,敢膺斯选。矧昌体弱多病,久在洞鉴之中,顾问一席,万不敢当。但此后遇有重大事件,苟有所知,无不据实直陈,以为泰山土壤之助,区区之愚,想荷原鉴,专此肃复,敬叩台安。
○○○ ○○○谨启。[44]
赵凤昌虽未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枢密顾问”之邀请,但是,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曾经任命赵凤昌担任了汉冶萍公司总董。1912年3月他又与张謇、章炳麟等组织统一党。在临时政府北迁后,赵凤昌在反对袁世凯称帝,尤其是在反对张勋复辟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45]
《赵凤昌藏札》保存了一组电稿,记述了在反对张勋复辟时,段祺瑞之幕僚熊希龄将北方反复辟进展及时通知赵凤昌,而赵凤昌则想方设法配合反复辟斗争。其中赵氏致冯国璋之电文称:
南京冯副总统钧鉴:去夏通问,一年刚届,大局复扰,且生奇变。幸仗威信声讨,指顾奠定,无任祷企矣。昨接秉三天津来电云,段芝老已视师马厂,即日出兵讨贼,惟后防关系重要,请设法运动海军六艘,开赴大沽,并载攻城巨炮,接济前敌,足以震动北京军民,使南苑陆军与辫军携贰,亦一助也。望速进行,并请将此电转达南京冯副总统,无任感祷。希龄叩支,谨即转陈。赵凤昌,叩雨。[46]
两日后,熊氏又来电云:
昨飞行队炸弹投入皇宫,炸伤数人,宣统惊病,现三路司令兵围北京,逆军释械投降,薙发裁遣。张勋逃入英使馆,清室通电表明被胁情形,段合肥日内入京,冯麟阁今日已在京奉车上拿获。特闻。希龄叩,青。
获得喜讯之后,赵凤昌即刻致电要求北方执政者“一复国会,一遵约法,一修宪法”,力图“有功于民国。”[47]
这些昔日电报所揭示的细节,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翔实可靠之史料,也记载了赵氏本人为近代社会变革所做的积极贡献。难怪黄炎培先生称:“四十年来,东南之局,有大事,必与老人有关。”[48]可见,赵凤昌的后半生,实在与中国的进步事业紧密相关。
四 美不胜收的晚清史料
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所藏《赵凤昌藏札》保存完好,均系原件装裱,原封不动地保持了原件面貌。这些函札,是从光绪十年张之洞到广东履任开始,直到赵尊岳生前所保留的文献。就其内容而言,大约可区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张之洞本人在两广总督、两湖总督任内的函电底稿及其与张佩纶、陈宝琛、宝廷等友朋往来书札;其二是赵凤昌与张謇、杨锐、熊希龄等同事文人之间的往来函电。最后是赵尊岳生前所保存的友朋之间诗词唱和及往来信函。
在《赵凤昌藏札》中,有许多中法战争之后,清流派活动的原始信札。这些珍贵文献,集中反映了清流派人物的思想状况。譬如,清流派中的骨干人物宝廷,号竹坡,出身宗室,系郑亲王济尔哈朗八世孙,与张之洞关系至为密切。宝廷襟怀坦白,敢作敢当,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历史人物。他出身贵族,却没有皇族习气,遇事议论风发,不避权贵。当年与张之洞同在翰林院时,彼此朝夕过从,几无虚日。在张之洞出任两广总督后,宝廷不时有来信,其中一函曰:
春间曾寄一椷,当早登记室。疾病缠绵,兼为二儿娶妇,侞事纷纭,闲身不容小息,直至端阳后病始渐减,事亦渐定,得不死,无可消磨,仍钻故纸。……择有用书读,作有用文字。经学固至要,而此时非当务之急。海外强邻,耽耽环伺,不但其坚船巨炮,可为中华之患,即其邪说诬民,亦可注意。非谓其传教也,其教涉陋,不足一闢。而其讲天学者,逞其私智,肆为臆说,以器为道,以数为理,自命为学究天人,欲将中华古圣人阴阳动静之训,扫而空之。华人喜新好奇,多为所惑。群以西人为大智,足以知天。此时虽怵于清议,尚不敢直谓圣人不知天,数十年后,恐无天者。皆奉歌白尼奈端为圣人,而不屑谈大易矣。
自愧手难缚鸡,不克披坚执锐,从事于海上,及此以血未干,聊借毛口子作文战利器。购得李某所译谈天书,闭户昼夜读之,苦心孤诣,穷思极虑,有所见则笔之于册。竭三伏之以力,已得数十条。但恨不谙算数,有明知其谬而不能着一语者。盖西人思深算巧,虽不明阴阳正理,而推测细密,假象数以穿凿附会,其无理之理,以实有足以惑人者,故谈天者多信之也。不敢自是,寄呈哂正。此乃初稿,容杂不成文章,祈略词取意,如所驳尚是,再修饰另抄。有不妥,祈批出。此外,尚多可驳。前承厚赐,谢谢。草泐,顺请壶公老夫子大人台安。
侍宝廷顿首。儿辈随叩。中元夜半。[49]
由宝廷此函可以看出,由于国势陵夷,强邻还伺,使这位已经挂冠还乡的昔日清流干将,满腔热血,愤愤不平。他有报国之心,虽然未能“披坚执锐”,却想从思想方面对洋人中“讲天学者”进行反驳。但是,他所用的是传统的封建理论,所批评的则是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实在是把劲用错了地方。此信正反映了像宝廷这样的清流派人物,罢官之后,经济上一贫如洗,长期徘徊于京师西山,吟咏于花前月下,脱离实际,自我封闭,因此,其思想停滞不前,未能与时俱进,还是用传统的旧观念看新事物。
《赵凤昌藏札》还辑有许多庆宽函札。庆宽,字小山,据清档记载,庆宽本人系内务府正黄旗汉军延英管领下贡生,早年曾供醇亲王奕譞驱使,为时甚久。后来又到内务府当差。醇亲王奕譞于甲申易枢后,大权独揽,隐操政柄。庆宽便因醇王府势力,得到掌管内务府银库之美差,大肆贪污,胡作非为。戊戌政变后,庆宽长期在上海游荡,后又曾自告奋勇前往日本捕杀康梁。[50]他与赵凤昌相识大约是在这一时期。《赵凤昌藏札》所保存的庆宽函札系庚子事件开始后的,数量甚多,往来十分密切。以前,从事晚清政治史的学者很少知道,庆宽还是晚清最着名的画家之一。而从事艺术史研究的学者,则不知庆宽在晚清政坛上,还是劣迹斑斑的政治小丑,曾在捕杀革命党人沈荩一案中立有头功,被慈禧拔擢为江西盐法道员。[51]《赵凤昌藏札》中有一通书札,颇值得一读。其函曰:
竹君道兄大人台鉴:
前复芜函,谅邀荃察。顷于阴历十月十二日奉到瑶章,敬悉接见凤卿,其言及弟病,需桂佳者罕有等语,乃蒙格外关怀,特将素承刘永福所赠上等之桂,珍藏四十余年,今乃分施于弟,已交邮寄矣,足征痛痒相关,视同手足,真令弟刻铭心版,永矢弗忘也。至当年刘渊亭同方照轩提督来京时,弟正在西城广济寺绘画战图,刘、方二公均寄寓该寺。醇邸闻知,甚是垂青二公,遂派在寺(招)照拂。弟又带领二公谒见王爷,故此相交甚厚。刘公托购老山人参,四处搜寻,刘公皆言不好,且价极昂贵,事处无法,因思弟有盟兄容俊峰前在宁古塔副都统任时,自采老参二株,重约四两,寄京待重价而沽,不幸病故。弟由盟嫂处将参求到,用数百金购妥,送于刘公,喜出望外,言此参诚难得之物也。渠回送肉桂二块,彼时弟不知为宝,便送多友将此宝桂湮没不彰。据云,此二件价值二、三千金,殊为可惜。今弟所用之桂,系由凤卿处讨来,服之不见有效。兹蒙宠赐,则桂到病除,在指顾间耳。先为肃函鸣谢,俟由邮寄到时仅将收据呈上,不再为渎陈,耑此渎陈。叔雍贤侄等均吉。
愚弟赵庆宽病笔
阴十月十六日[52]
上函中刘渊亭,是指刘永福(1837-1917),广西上思人。雇工出身,原为广西天地会领袖,后率黑旗军驻越南二十余年,中法战争时,帮助越南政府抗击法国侵略军,战绩卓着。方照轩,则是指方耀,时任广东提督,均为当时名扬全国的武将。而位于北京西城的广济寺,则是一所名刹,香火颇盛,至今尚保存完好。而在清末,广济寺还有旅舍之功能,相当于现在着名大酒店,故庆宽能在其中作画,并照拂刘永福、方耀二人。
又如北京大学着名教授、我国近代清史学派的开创人物孟森,曾为张謇之幕友,与赵凤昌系武进同乡,彼此关系非同寻常,往来函札甚伙,在《赵凤昌藏札》中设有专册保存,其中不乏非常重要者。今略举一二:
其一函曰:
惜阴主人,奉示敬承一一,南通屡烦通问,具征关爱。……知起居增胜,茹素后神采益佳,甚慰,甚佩。如公卫生得力,最为妙谛。近聆东西洋佛学大长,颇得梵夹真相,释迦教义,不及诸祖之精深;天竺慧光,又逊吾华之阐发,摄养为当前受用,公独得之。若益源辈,则不免太泥矣。又见朱少屏来谈,乃与江亢虎正相反。似乎俄之潮流已落,吾华正在上潮时。无聊之政客,幼稚之学生,迎合鼓荡,方兴未艾。赖所本之俄风,已成过去之试验。弟之所急欲亲往一观,未能急就,而少屏已有所诏我,其言当不无可信之处也。
国之人职业太少,败象难堪,然此运已开,果有世界知识之一端,无论何途径终难淘汰,以此启政局稍定,真象可推而知之。从前望有大人物救国,今知此见解之陋,仍是三千年余习。其实将来不过以职业救国,政府亦全国职业之纲领;有职业者,有时而助提纲领。提纲领者,随时而退为职业,则持久之道存焉。若以行政营业为两途,即是过渡未成之现象。他日吾国之归宿,因不免取法他邦,然必有一蹴而突过他邦之日。盖各国虽趋向如弟所云,而未能尽践。吾国乃以种种酝酿,不如是不得到题,凡百君子扰之营营,皆造成黄金世界之大功人也。
公明烛几先,常超同辈之上,以弟言为何如?啬倘有函,当希见示,柏樵归沪后见否?南北局势皆急,国手高坐而观之,最后妙着恐不能不如弟说。侧身人海,日手一编,亦日在被骂之列,不能不辗然自笑,缕上即颂道安。
弟森谨言 四月十六日菊儿随叩[53]
此信中所提及的朱少屏,名葆康,字少屏,上海人,早年曾留学日本,1905年参加中国同盟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朱少屏受孙中山的邀请任总统秘书,不久,南北议和,孙中山辞职,朱少屏又回到上海,宣传民主政治。江亢虎,江西弋阳人,早年留学国外。同社会民主党人有过接触。1911年7月,在上海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武昌起义成功后,他把研究会改为中国社会党。1924年江亢虎再度组建社会党,成为当时有名的政客。啬,系指张謇,字季直,号啬庵。黄伯樵,江苏太仓人。留学柏林工科大学,精通德文。以上诸人均为惜阴堂之常客。
其二函曰:
惜阴主人,转瞬阴历又改岁矣,久未修候为歉。此间事,南方视之亦殊未得真相。如前日之通电反对选总统者,以为电内有名者,即其人,亦殊不然;一面得钱,一面争附名于此电者,正不一人,而其不与此电者,亦未必人人得钱,要以得钱为极多之数而已。
其实,曹之梦想,弟以为终必无成,各方未能赞同,岂得由彼一厢情愿,此不成问题也。但宪法亦必无成,以省宪为大梗,其中利害关系各有不同,有公有私,但私多而公少耳。惟有此复杂,乃为制宪,若如沪上数人议定之宪,正于事实无效也。近有人发起纠合议员团,视察赤俄,弟在赞成之列,倘有成,将携小儿至俄国一行。共产公妻,劳工制度,不可不亲往一观,虽不能一过隙然,目击究胜于耳闻也。
弟森手上。新正初五日。[54]
上文中“曹之梦想”,当指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想独霸中央政权,进而醉心谋取大总统权位,以及以重金收买议员,贿选为大总统的活动。1923年10月5日曹锟出动军警挟持国会,重金收买议员,贿选为大总统。故此函应写于1924年的“新正初五日。”
以往的有关孟森传记,大多认为“清末民初﹐孟森逐渐脱离政治活动﹐开始专力于治史。1914年﹐他以‘心史’之号发表《心史史料》第一册﹐着重对清朝入关前的历史进行系统研究”云云。[55]但这两通函札似乎表明,孟森直到1924年,其主要精力还在从事“政治活动”,远远没有“脱离”。他虽然在进行明清史研究,但更多的是注意国内政局之发展,对中国之未来表示出极度之关心。他对共产主义制度虽一无所知,却对中国前途,充满信心,认为“必有一蹴而突过他邦之日”。可见,只有阅读在《赵凤昌藏札》之后,才会对孟森先生之生平活动及其思想之发展,有更加全面的了解。
最后,还应该指出,在《赵凤昌藏札》中,有相当部分函札是写给叔雍的。赵尊岳(1895-1965),字叔雍,凤昌之子。在赵凤昌影响下,自幼阅览群书,精通词学,曾致力于明词的搜集与研究,有《明词汇刊》存世。他还喜好京剧,与当时京沪梨园之着名角色,多有信函往还。因此,如果要研究民国时期的京剧历史,尤其是有关京沪的文化史,一定会在《赵凤昌藏札》中发现十分重要的史料。
注释:



[1] 刘厚生:《张謇传记》,上海书店,1985年版,第93页。[2]: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第102期,第246页。[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两广总督李翰章《为查明湖广督臣张之洞被参在粤各款均传闻失实折》,光绪十九年,吏治类。[4]刘厚生:《张謇传记》,第93页。[5]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3页。[6] 胡钧撰:《张文襄(之洞)公年谱》,卷3,第6页。[7]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光绪十九年。广西师大版,第19页。[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光绪十九年,第19页。[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两广总督李瀚章《为查明湖广督臣张之洞被参在粤各款均传闻失实折》,光绪19年,内政类。[10] 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第36-37页。[1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两广总督李瀚章《为查明湖广督臣张之洞被参在粤各款均传闻失实折》,光绪19年,内政类。[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光绪十九年,第61页。[13] 刘禺生:《世载堂杂忆》,第64页。[14]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第102期,第247页。[15] 陈时伟:《赵凤昌传》,《民国人物传》第7卷,第117页。[16]欧阳辅之编:《刘忠诚公遗集》,奏疏,卷21,第6-9页。[17] 《清史稿》,刘坤一传。[18] 《赵凤昌藏札》(稿本,下同),第92册。[19] 《赵凤昌藏札》,第92册。[20] 《赵凤昌藏札》,第92册。[21] 《赵凤昌藏札》,第92册。[22] 《赵凤昌藏札》,第92册。[23] 《赵凤昌藏札》,第92册。[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洪钧遗折》光绪朝录副奏档。光绪19年,内政职官类。[25] 《赵凤昌藏札》,第46册。[26] 《赵凤昌藏札》,第46册。[27] 《赵凤昌藏札》,第46册。[28] 《赵凤昌藏札》,第46册。[29] 刘厚生:《张謇传记》,第94页。[30] 陈时伟:《赵凤昌传》,《民国人物传》第7卷,第119页。[31] 《赵凤昌藏札》,第32册。[32] 《赵凤昌藏札》,第32册。[33]《赵凤昌藏札》,第33册。[34] 赵凤昌:《惜阴堂笔记》,《人文月刊》,第2卷,第8期。[35] 《赵凤昌藏札》,第99册。[36] 《赵凤昌藏札》,第99册。[37]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第102期,第247页。又见陈时伟:《赵凤昌传》,《民国人物传》,第7卷,第120页。[38]同上。[39]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第102期,第248页。[40] 《赵凤昌藏札》,第107册。[41] 《赵凤昌藏札》,第107册。[42] 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近代史资料》,总第102期,第250页。[43] 《赵凤昌藏札》,第32册。[44] 《赵凤昌藏札》,第32册。[45] 《赵凤昌藏札》,第40册。[46] 《赵凤昌藏札》,第40册。[47] 《赵凤昌藏札》,第40册。[48] 黄炎培:《我亲身经历的辛亥革命事实》,《辛亥革命回忆录》,文史资料出版社,1961年版,第1册,第63页。[49] 《赵凤昌藏札》,第71册。[50] 孔祥吉、村田雄二郎:《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史新探》,巴蜀书社,2004年版,第131页。[51]孔祥吉:《晚清佚闻丛考-以戊戌维新为中心》,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54页。[52] 《赵凤昌藏札》,第44册。[53] 《赵凤昌藏札》,第31册。[54] 《赵凤昌藏札》,第31册。[55] 《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中国大百科版,1992年版,第2册,第656页。
(资料来源:《学术研究》,人大复印资料200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