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简评李鸿章的洋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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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简评李鸿章的洋务活动


洋务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西化运动,李鸿章是这一运动的开拓者。李鸿章自1862年带淮军到上海,与洋枪队接触,就“深以中国军火远逊外人为耻”,“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上曾相《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于是尽力倡导洋务。声言若不谈洋务,则“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洋务运动》(一),页268。)李鸿章虽没有留下有关论述洋务的宏篇巨着,却称自己的洋务实际是“得手文字”。通过李鸿章的活动,来探讨洋务运动,是最恰当不过的。
(一)
海禁大开,是中国人了解世界大势的前提。李鸿章说,“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洋务运动》(一),页267。)这个由海上来的洋敌,与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夷狄不同,他们攻占京师之后,并非为取而代之,而是为了“利”。同时,“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如要以兵力相角胜,“即暂胜必终败”。(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一)页41—54。)他拥护清政府提出在先安内后攘外方针下实行自强新政。不过清政府所说的“自强”,仍属传统意义上的“人畏我,我不畏人”的旧概念,并认为“内患除则外侮自泯”。(《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期。卷72·页11。)李鸿章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因此,把传统的“自强”政策,改变成学习西方技术的洋务新政是顺应形势发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之际,正是英国工业革命达到高潮的时候,达尔文的《物种原始》,马克思的《资本论》相继问世,议会民主制风行于欧美各国。美国大步近代化,近代的德国、意大利也相继出现,东方的日本更急起直追。老大的清帝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一蹶不振,每况愈下。值此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向上,东方封建主义日趋没落的交叉点,正是李鸿章提出师夷自强主张的国际背景。
西方资本主义“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李鸿章虽然不甚了解其所以然,但已感到其来势咄咄逼人,无可逆转,他看到欧洲各国的势力,由印度到南洋,由我国的东北直闯入边疆腹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锐气。他们每到一处,无不要求通商,致使“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年一大变局也。……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李鸿章作为清王朝统治者的主要成员之一,表现出“不甘灭亡”,探索出路的自信心,他清醒地认识到,闭关自守,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他说:“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复沈幼丹中丞,《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
李鸿章对农民起义固然十分重视,但并不以“发、捻为忧”,认为“有健将数人,动兵数万,当足了之”。(《洋务运动》(六),页60、页100、页36、页351、页61、页98、页350、页94。)湘军、淮军在与农民起义作战中所取得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内讧与自戕。李鸿章镇压农民起义军,是为了保存自身,保存自身又是“自强”的前提。洋务新政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际,当时的农民起义早趋低潮,“鸿章所深虑者,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长短,无以扼其气焰”。(复陈筱舫侍郎,《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5。)“盖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复徐寿衡侍郎,《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4。)“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复罗椒生尚书,《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3。)
李鸿章力争对外“保和局”,就是为自强新政争取时间。他在一分奏折中说:“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耳,况彼(西方国家)有枪炮轮船也,亦不过创制于百数十年间,而侵被于中国已如是之速。若我果深通其法,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他恺切陈词:“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侮。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复王任秋山长,《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
(二)
在19世纪中叶,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命攸关的问题。李鸿章提出师夷练兵制器,是“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继而“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需之物”。(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是“夺其所恃”,引进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或者可以说是借西方的巫术来对付西方的巫师。李鸿章被戈登称之为最热心于西化的中国人,功绩正在于此。今略举要者如下。
一、移植西方大生产方式
李鸿章在1865年购置上海外商的机器厂时就指出:“制造船炮军火各种机器,有通用者,有专用者。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认识到机器制造是发展近代工业的关键。称机器生产“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1872年,李提议在官办的制造局里生产商船,并以“船器为表里”,带动开采、冶炼等煤铁业。他说,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就是靠的煤铁。国防工业的发展,必然旁及机制、采掘等其它各业的发展,是经济规律所要求。
机器生产“较之寻常劳绩,奚啻倍蓰”。(《洋务运动》(四),页35。)所谓“寻常劳绩”,即指手工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降低成本,是商品生产的通例。我国近代的纺织工业,就是这样兴办的,“吾中华向来织布借人工,泰西竞尚机器,工半利倍”。(《洋务运动》(七),页454—469,页239。)我国本有土布出口,迄1880年前后,出口量骤减,反有洋布进口,洋布价廉物美,无从禁制。因此,“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
当时的守旧士大夫,仍然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或“变怪神奇”。李鸿章指出,“其形象固显然可见,其理与法亦确然可解,”依法仿制,则“生生不穷,事事可通”。“天下至奇之事,究必本于平常之理”。(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这实是回答了顽固者的非议。
近代工业的发展,亦相应要求交通运输、信息传递等工具的近代化。李鸿章认为铁路与电报的功用最大,“东洋各国富强之基,胥赖以充拓”。(复王补帆中丞,《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4。)铁路与轮船“二者固并行不悖”,尤其是铁路对“国计军谋两事”至关重要。他说,西方国家就是靠轮船与火车使“环球力万里无阻不通”,“中国今欲整顿一切新政,惟铁路为第一枢纽”。(蔡尔康译《李鸿章历聘欧美记》页227。)
二、引进竞争机制
我国近代的经济竞争,最先始于运输商业部门,对手是外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商的轮船运输,把持了长江与沿海的航运业,排挤了传统的沙船运输,华商投资于外国轮船公司的,亦“居十之七八”。当时清政府正处于财源枯竭之秋,本想仍由官经理,不得任凭民间私相接受,竟遭英国公使的拒绝。李鸿章举办招商轮船局,就是为“与洋商争利权”,对旗昌、太古二洋行,展开了激烈竞争,彼此以降低运脚票价为手段。招商局每月赔本五、六万两,几乎被扼杀在摇篮里。李鸿章无经验,事先虽曾预料此举的艰辛,有时仍不免捉襟见肘。他说:“运脚减则利息微,商情更多观望,……力实不足久支,设彼终不肯议和,竟有骑虎难下之势”,是因“此局关系商务,不可半途而废,致外人耻笑,并堕其得专中国利权之计,必应官商合力设法维持”。(《洋务运动》(六),页60、页100、页36、页351、页61、页98、页350、页94。)于是以漕运的专利,回空免税和官款协济等办法,支持招商局,强为应战,总算顶住了。事后,李鸿章不无得意地说:“统计九年以来,华商运货水脚少入洋人之手者,约二三千万两。……所关国体商务甚大”。(《洋务运动》(六),页60、页100、页36、页351、页61、页98、页350、页94。)由此,信心倍增。李鸿章以招商轮船局试行经济竞争,嗣后则“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但使货物精华与彼(洋货)相埒……我利日兴,则彼利自薄”。(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一)页41—54。)上海机器织布局成立,奏请十年专利,1893年又规定钞锭的数目,在十年内不准“续添”,都是援“泰西通例”,与外商竞争的手段。当时曾盛极一时的“商战”舆论,实践者是李鸿章。外国人称此为第一大好事,李鸿章亦视为得意杰作,常对人言:“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洋务运动》(六),页60、页100、页36、页351、页61、页98、页350、页94。)由此,竞争的意识逐渐在社会上成为风气。可惜当时的竞争仅限于对洋商,尚未行诸国内,因此,社会各方面亦未能得到相应的收效。
三、官督商办
由官办到官督商办是一大进步。所谓官督商办即赖商为承办,尤赖官为维持。“商为承办”,即承认民用企业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经济实体。其一、资金自筹(不足可借官款),盈亏全归商,与官无涉。企业的“综理者自愿不取薪水,只按生意每两内抽提五分(即按营业额提取5%),以作办公经费”。(《洋务运动》(六),页60、页100、页36、页351、页61、页98、页350、页94。)其二,经营方式按贸易规程,自行经理。开平矿务局章程写明:“虽系官督商办,究竟煤铁仍由商人销售,似宜照买卖常规”。李鸿章批示:“摒除官场习气,悉照买卖常规,最为扼要。”上海机器织布局集股章程规定:“官场浮华习气一概芟除,方能持久。”强调企业不同于“开支公款”的官局。李鸿章还一再申令,官府对企业不该插手或瞎指挥,“应由商主持,官即不能过问”。(《洋务运动》(六),页60、页100、页36、页351、页61、页98、页350、页94。)其三,用人权下放给企业。开平矿务局规定:“股分一万两者,准派一人到局司事”,保证大股东对矿山的管理权。同时要求政府“免添委员”,并“除去文案书差名目”。李鸿章在批示中进一步强调:“各厂司事人员应于商股内选充,不得引用私人,除稽责税厘专派委员外,其余无须添委员文案及书差人等,以节糜费”。(《洋务运动》(七),页454—469,页239。)
“官为维持”,即官为商办企业作后盾。首先是“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李鸿章认为当时商民势涣力散,非善为倡导,则不能集事,必须为之考虑形势、规模、前途诸大端,物色熟悉商情、公廉明干、为众商所深信之员为领袖。李鸿章为开平矿务局章程批示云:“创办之初,先行招商举办,再行该司道等体察司事人员中有可胜任者,请札委帮办,如有督办有升迁更调之处,即以帮办接充”。(《洋务运动》(七),页454—469,页239。)逐步把领导权转交给商人自理。招商局《局规》亦规定:总局和分局分别由各股东推举出来的商总和商董主持,他们如不胜任,可以更换。但总局须将商总和商董的职衔、姓名等报海关道转呈北洋大臣,更换商总或商董时,亦须“禀请大宪”,(《洋务运动》(六),页60、页100、页36、页351、页61、页98、页350、页94。)即最后由官把关。其次是“□其隐情而辅其不逮”(《洋务运动》(六),页60、页100、页36、页351、页61、页98、页350、页94。),即由官为之提供方便与支持,如垫借官款,免税减税以及享受经营特权等。一般说来,多为与洋商竞争而提供的,即所谓“官商一体,利害共之”。(《洋务运动》(六),页60、页100、页36、页351、页61、页98、页350、页94。)李鸿章说:“与其使洋人窥伺,不若使华商获利,华商苟有自立,则要务可开拓经营。缓急可通融报效,果使商利日旺,亦不失藏富于民之意”。(《洋务运动》(六),页60、页100、页36、页351、页61、页98、页350、页94。)
四、借用“格物兴国”之道
移植西方大生产方式,亦必相辅引进先进的科学思想。李鸿章当时所引进的西学,主要是近代数学、物理学和化学等。他说“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洋务运动》(五),页187。)所谓“借用洋法”,就是要掌握西方的技艺,以西学洋法创造本国的近代物资文明。李鸿章所移植的大生产方式,均以英国为蓝本,科技亦以英为师。
李鸿章说,我国有丰富的资源,因自己无力开发,“以欧洲至巧之法度与中国无穷之物料,若能䜣合为一体,其兴盛必出于意外”。(蔡尔康译《李鸿章历聘欧美记》页173。)李鸿章从倡导洋务运动起,直至垂暮,孜孜以求的就是:“欲取格物兴国之功候传入中华,俾四百兆之华民同被其益”。(蔡尔康译《李鸿章历聘欧美记》页140—141。)
李鸿章向英国借用兴国之道,是其对中西文化比较后择善而从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来见圣人留下几种好算数器艺来!”“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何嫌乎?姑不必以赵武灵王胡服为比,即须综合名实,洋学实□于华学者,何姑开此一途?”(《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5。)1887年初,赫德令人翻译了一本《西学启蒙》,介绍欧洲文、史、哲及理、化、动、植、工、矿各科的大要,李鸿章作序言说:“今以浮华无实之文字,汨没后生之性灵。泰西之学,格致为先,自昔已然,于今为盛,学校相望,贤才辈出,故臻于富强。同治初,同文馆教习丁韪良成格致入门,五台徐侍郎惊为闻所未闻,使及见此,更不知若何叹赏矣”。(转引窦宗—《李鸿章年(日)谱》。)
1889年,李鸿章即以培根、达尔文学说为题,考试格致课艺馆的学生。(王韬《格致课艺汇编》1897年上海石印。)
李鸿章1896年访英时对英国友人说,中国“士兵专讲书礼,英人恒惜其过蹈虚机,不若贵国之力崇实事。然英人之文章理学,亦复代有名流。以余所知,若培根(英前相也)之善格物理,若显根思皮儿(莎士比亚)之善为诗文,若施本思(斯宾塞)、若达文(达尔文)、若赫胥黎,则又皆文学、性理、格致选也。”他在此把工业化称为“实事”,近代的科学文化则称为“实学”。(蔡尔康注释:“或曰西学,或曰新学,或更曰时务、洋务,皆不通之尤者也,质言之,实学而已。”)“其所口诵而手写者,复能身体而力行之!国于是弦,民于是富”。李鸿章把中国的“书礼”,相对地称为“虚机”,因而希望中国的文人学士,“特必当借重英之实学”,“俾我华人渐能就虚题以实做”。(蔡尔康译《李鸿章历聘欧美记》页102。)
资本主义工业化,是由资产阶级摧毁前资本主义的手工业后实现的,洋务工业则是由洋务官僚直接移植资本主义的大生产方式。洋务运动和嗣后的维新运动一样,其领导人都不是资产阶级,都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的形成,这与一般的社会发展规律相反。同样,洋务工业体系的形成,也异于一般常规,不是由轻工业到重工业,而是由重工业到轻工业,由军工到民用。我国近代工业在取代传统的旧式手工业时,还得声明不是“夺小民之利”。这些现象都是由于我国近代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
(资料来源:《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