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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李鸿章的对外交涉

　近年来，随着实事求是学风的恢复和学术空气的活跃，史学界不少同志认为，对李鸿章倡行的经济自强活动在客观上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某些积极影响，应给予恰如其分的肯定。其实，对李鸿章的外交活动，也是可以和应该采取分析的态度的。
一、李鸿章对外交涉的两面性
李鸿章对外国侵略者的挑衅，基本态度是委曲求全、妥协投降，取媚洋人以图苟安一时。
1874年，日本攻打台湾，意夺琉球，李鸿章声称琉球是“可有可无”的“黑子弹丸之地”，不必以天朝威力争区区小国之贡。1877年，清政府令左宗棠平定新疆，抗议沙俄强占伊犁，李鸿章大肆宣扬“弃关外，清关内”。1884年，中法交战，清军为谅山奏捷时，李鸿章坚持“乘胜即收”的退让政策。1894年，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李鸿章为保淮系实力，一意避战，致使北洋海军复灭。李鸿章还先后与各国侵略者签署了《中英烟台条约》、《中法越南条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条约。从李鸿章的全部外交活动看，他确实是行了一条妥协投降的外交路线；但是，他在对外交涉中与外国侵略者有矛盾也进行过一定的斗争，毕竟与后来的袁世凯、汪精卫之流的卖国贼还是略有区别的。
李鸿章所处的时代，是西欧列强迅速发展，向中华古国发起殖民战争的时代，也是清封建王朝危机四伏，行将崩溃的时代。李鸿章深知：“外患如此其多，时艰如此其棘，断非空谈所能有济”，（《李文忠公全书》（以下简称《李书》），奏稿三九，p38）为了维护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李鸿章一面极其残酷地杀戮了无数的起义人民，同时也思忖着对付“长久之患”（《李书》，朋僚函稿四，P17）的“西人”的办法。面对外国侵略者一次次的武装侵略，李鸿章逐渐认识到：“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而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所以必须“明是和局面必阴为战备。”（《李书》，译署函稿二，P33）鉴于当时“环球诸国各治甲兵，惟力是视”的情况，李鸿章提出“外交之道与自强之谋相为表里”。（《李书》，奏稿二五，P23而“自强”的关键在于“精求理财强兵之术。”（《李书》，朋僚函稿一四，P27）故他着力抓了两件事：一、在经济上倡办一系列近代工业企业“以与洋商争衡，庶逐渐收回权利”，以为这不仅“关于国家体制、华民生计极巨，亦实为中外交涉之大端”（《李书》，奏稿五六，P1）：二、在军事上加强海军海防建设。1874年日本侵台事了后，李鸿章就看出“日本其志不小，为中国永远大患，”（《李书》，奏稿二四，P26）即请朝廷速筹海防，使中国在数年中船械齐集，水师练成，如此“庶可坚外交而杜后患，”（《李书》，译署函稿二，P57）不仅“日本嚣张之气当为之稍平，即各国轻侮之端或亦可渐弭”。（《李文忠公全书》（以下简称《李书》），奏稿三九，p4）李鸿章认识到“交涉为今日要务，而中外文义不同，语意不达，则情教难通，遇事恒多隔阂，非广储舌人，无以资樽俎折冲之助。”（上海图书馆藏李鸿章未刊稿）故积极开设翻译馆、选派留学生，以“养成外交人才”。（《李鸿章尺牍》，P44）李鸿章自己在与洋人谈判时，则一再强调：“若有碍国体者，虽绝交亦不可允”。（《李书》，奏稿二六，P2）李鸿章不仅在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对外谈判中都有御侮的表示，而且当他得知华工飘泊海外，惨遭洋人虐待的情况时，也能站在民族立场上，与外交涉，保护华工。他请总理衙门照会古巴、秘鲁大臣，将“虐待华人各情弊严为禁本”，并与之妥订章程，使“华工既有呼吁之门，自可渐免欺凌之弊”。（《李书》，奏稿二五，P35）当威妥玛支持秘鲁使节欺侮在秘华人时，李即通过梅辉立向威使表示：“若必强中国以难行，万万不能从命。”（《李书》，译署函稿二，P14）又如，1874年上海法租界发生了洋人击毙华工事件，李鸿章认为，遇此类事情若仅“嘿然叹息”，外人就会谓“中国民命太轻”，欺侮自然也越甚，所以他立刻请总理衙门，一面派地方官与洋人辩论，一面与法人订立规章制度，使今后彼此交涉命案“可得援据以相抵制。”（《李书》，译署函稿二，P26）
李鸿章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确曾在各个方面为抵御外侮作过一定程度的努力，甚至在他临终前，他还提醒要警惕外敌入侵：“海上干戈犹未息，诸君且莫等闲看”。（包遵彭：《中国近代史论丛》，第二辑，第五册，P138）有的外国人说：李鸿章的“一切努力的主要目标是……反对外国侵略。”（《洋务运动》，资料丛刊（八），P468）“中国如罢斥李中堂，我等军务更易成功矣”。（《照前译英国副领事毕格德在日本与外务省人员中东军务节略》，上海图书馆藏李鸿章未刊资料）这种评论固属过分，但也多少反映了李鸿章对外国侵略者并非一味妥协投降，毫无斗争。
李鸿章在对外交涉中，妥协与斗争的表现往往交叉出现，矛盾地体现在他对同一问题的处理中，从而更增添了李鸿章这历史人物的复杂性，李鸿章在处理马嘉理案中的表现就是一例。
1874年，清政府面临“海防”、“塞防”同时告警的困局，国内又逢特大灾荒，“直东赤旱千余里，盗劫频闻”，英国侵略者乘机有意扩大马嘉理事件，以实现它多年来未满足的各种侵华欲望。面对这“内患外忧徒相煎迫”（《李书》，朋僚函稿一六，P16）的局面，李鸿章惶恐不安，对外态度也极为软弱。他认为中国内外交困，实力远不能与外强比拟，“若果决裂，不仅滇边受害，通商各口先自岌岌莫保，南北兵力皆单，已有之轮船炮台不足以御大敌，加以关卡闭市，饷源一竭，万事瓦解。”（《李书》，译署函稿三，P47）而且国内民情愤懑，势态危急，“若与西洋用兵，其祸患更有不可测者。”所以他一心想尽可能满足英国提出的“滇案、优待、通商”（《李书》，译署函稿六，P13）三事，及早了事。但李鸿章又不愿也不敢尽允威妥玛恫喝要挟所求的各事，因为他怕一旦英国得利“诸国必乘机生心”；（《李书》，译署函稿三，P15）他怕“天下之恶皆归”，（《李书》，朋僚函稿一六，P18）深感“进退两难”。（《李书》，朋僚函稿一六，P18）故而李鸿章在处理此案时又有抵抗英人的一面。中英谈判一开始，李鸿章尽力施展“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他指示下属将这次谈判内容与修改天津条约结合起来，这样就吸引了法、德、俄、美等国代表都来关心在芝罘会议上讨论的与其有关的商业问题，然后通过各国使节，得到不少有益的情报。通过这些渠道，李鸿章了解到英国正忙于对土耳其作战，在中英纠纷中“英朝廷亦不愿开衅。”（《李书》，译署函稿五，P8）另外，英在对华交涉中，因撇各公使于一旁而使自己处孤立无援的被动局面，李鸿章根据掌握的情况，频繁活动于各国使节之中。等六国公使及兵舰齐集烟台时，李“召诸使、水师将领大会乐饮，六国协力阻英之请”。（《李书》，卷首，P23）又嘱咐下属要“联络各使，以间其党援而讽令公论。”（《李书》，译署函稿六，P6）在最后的谈判中，他又坚持了“租界免洋厘须与新关加征洋药厘一并开办”如此“中国方不吃亏”。（《字林西报》1876年8月19日）尽管从事对华贸易的英商十分恼火，竭力反对仍不成。后来，有人评价说，“芝罘会议是李鸿章作为高级外交官员的引人注目的胜利，他使人对他‘以夷制夷’的手段和精确估计对手的杰出才能深信不疑”。（J·Q·P·Bland：《LiHung-Chang》p138）由于李鸿章始终认为滇案“其曲在我”，对外又一贯以“息事宁人”为原则，所以最后还是与英签署了英认为“很令人满意”的《烟台条约》。
综观李鸿章处理滇案的全过程，不难看出，李鸿章对外交涉的基本态度虽是软弱的，但也有抵制列强的一面。
为什么李鸿章在对外交涉中，甚至是处理同一事件，也往往是既有妥协又有斗争？我认为，在这复杂的历史现象背后有必然性的因素在发生作用。
二、李鸿章对外态度与清政府外交政策的关系
笃信纲常的李鸿章以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为毕生职志，因此，他的对外态度必然要与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保持一致。李鸿章对外交涉的矛盾态度首先与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密切相关。
李鸿章诞生在以尚儒为传统教育的封建官僚家庭，自幼受孔孟思想的熏陶和影响，这使他十分自然地成长为纲常名教的信徒。他对圣贤遗训极为恭敬，对满清朝廷极其巽顺。李鸿章对清廷的一片忠诚，得到了慈禧的赏识，她赞誉李“忠诚坚忍，力任其难”。（《李书》，卷首，P2）在李七十寿辰时，她与光绪共赐寿联，称之“栋梁华夏资良辅”，（《清史稿》列传卷五七，p9）这种荣誉“为汉大臣所无”。（《字林西报》1892年3月1日）慈禧对李的倚重和信赖，更使他“未忍乞一日之假，偷一息之安”，（《李书》奏稿四上，P31）死心塌地地为清统治者效犬马之劳。
李鸿章的对外态度也是以慈禧为首的清统治集团的对外政策为准绳的。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在镇压中国农民革命的反革命事业中，中外反动派勾结了起来，并日趋紧密，但直至《辛丑条约》订立前，清政府尚未完全甘心与列强分享统治权；中国的政治、军事和财政金融等大权，尚未完全操于列强之手。尤其当国内人民起义被镇压后，清政府与外国侵略者的矛盾必然加剧，清统治者要维护其封建专制统治，必然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有抵御外侮的要求。1870年，天津教案一了，清政府即谕令各省督抚“振刷精神，讲求战守”；各省疆臣“整顿绿营，操练枪队”；各位中外任事大臣“遇有交涉事务，务当坚持定见，豫伐敌谋，勿令一事稍涉畏怯，致长敌人气焰”。（《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1874年，琉球事件发生后，清政府立即制定了“切筹海防”的措施。1883年，法国迫使越南订《顺化条约》后又向中国进攻，清廷召开御前会议。会上慈禧说：“和就示弱，不和会割地赔款而且损伤不少，或许引起内乱而且亦赔不起。但我不愿大清江山由我和幼小的光绪送掉”。（《字林西报》1884年1月19日）此话道出了慈禧对外国侵略者既怕又恨的矛盾心情。面对法国的挑衅，清廷谕军机大臣，法国“似此骄悍，势不能不以兵戎相见。着沿江沿海将军督抚、统兵大臣极力筹防，严行戒备……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光绪朝东华录》总P1767）又饬驻滇、粤各军“不准稍退示弱……倘法兵竟来扑犯，……唯有与之决战，力遏凶锋”。（《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卷一七，P21）
每当这种时候，李鸿章在对外交涉中，便也具有抗争性的一面。中法交战前，他密嘱招商局道员唐廷枢转饬粤局商董于越南运粮之便“晤该国官员，探询法人在彼动静，所添兵船驶到若干只，如何式样。”（《李书》，译署函稿卷一二，P44）李鸿章在会见法使脱利古时，警告他：“法国如欲吞并越南，中国断不能置之不问。”（《李书》，译署函稿卷一二，P44）并多次向法使表明中国的强硬立场。
这是李鸿章在对外交涉中维护清统治集团的利益和意志所表现出来的抗争性的一面。但是，由于这时的清王朝已走向穷途末路，作为没落封建地主阶级最高代表的慈禧太后，又是个野心勃勃的权欲狂，她极力在风雨飘摇中保住她这个集团对政权的控制，而置民族利益于脑后。她对外来侵略，纯粹采取一种消极的态度。加之，整个朝廷里的满汉大臣，又大多是些“无事嗤外国利器为奇技淫巧”，“有事惊外国利器为变怪神奇”的冥顽守旧者。李鸿章作为清政府对外交涉的主要代表，虽然比他的大多数同僚要高出一筹，但也不可避免地体现出处于末世的清统治集团虚弱、腐朽的共同性格。他曾把清朝廷比作一间破屋，把自己比作一个裱糊匠，他说，破屋“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对付。乃必欲放手拉破，又未预备何种材料修补，何种方式改造，自然真象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吴永：〈良子西狩丛谈〉卷四，P128）此话固然是李鸿章为自己开脱之词，但也确实道出了他对外软弱妥协的原因。再加上他处处唯慈禧旨意是从，时时以扩张、保存淮系实力为虑，这就决定了他在对外交涉中经常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
中法交战至谅山大捷后，整个清廷一派“乘胜议和不赔款”的喧嚣，定这基调的首先是慈禧（当时，张之洞就认为“皇太后不肯力主用兵”（《张文襄公全集》奏稿五，P25））。随后，李鸿章便紧紧跟上，令前线将士迅速停战。“开通沿海各堵口，毋阻法兵商各船出入”。（《寄两江、两广、江苏、浙江督抚、上海、宁波、厦门道》，上图藏李鸿章未刊资料）以后，又代表清政府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一时“舆论均集矢鸿章，指为通夷，致比诸秦桧、贾似道。”（《中法战争》资料丛刊（一））李鸿章向人辩解道是“中旨密令鄙人维持和局，乃敢冒不韪以成议。”（《李书》朋僚函稿二十，P52）1894年中日交战，李鸿章深知忙于六十大庆的慈禧根本不想对外作战，自己也想保住北洋海军的实力，所以迟迟不想开战。主战的光绪皇帝为此十分恼火，对李大有责难之词，慈禧闻知，即出面为其撑腰说：“无鸿章，无清朝。”（《翁文恭公日记》卷三三，P58）甲午战败后，李奉命赴日谈判，谈判中他始终贯彻“宗社为重，边徼为轻”（《寄总署电》，上图藏李鸿章未刊资料）的原则，一听到中国若不答应日本提出的各项条件，日本将武装进犯京师时，李即发电告清廷“事关重大，若照允，京师可保，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寄总署电》，上图藏李鸿章未刊资料）由于李鸿章仔细揣摩西太后意图，忠实执行以慈禧为首的清朝廷的意旨，得到了清廷“驳论允许，皆有步骤，于朝廷规画之限，庶能深信体会”（《李书》，电稿二十，P36）的嘉许，并给了他“商让土地之权”，令其“斟酌重轻，与倭磋磨定议。”（《军机处王大臣庆邸公奏》，上图藏李鸿章未刊资料）于是，李鸿章便与日本签订了保了京师却割了台、澎和辽东半岛大片土地的《马关条约》。
上述历史事实说明，李鸿章的对外态度与清政府的对外政策紧密相关，李鸿章忠实地执行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的对外政策。美使薛斐尔曾作过如下评述：“鸿章误国之罪，莫大于顶奉慈禧为神圣。”（窦宗一：《李鸿章年（日）谱》，P138）指明李鸿章在对外交涉中，归根结蒂是执行慈禧的旨意，这当然不无道理，但李鸿章忠实执行清廷妥协投降政策自不能辞其咎。
三、造成李鸿章对外交涉矛盾态度的其他原因
李鸿章对外态度具有妥协和抗争的两重性，除了主要受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制约外，还有其他深刻的社会原因。
第一，李鸿章对近代武器和东西方实力差距的认识。
当资本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清朝廷中一片惊慌。封建士大夫们见外侮日迫颇有发愤自强之议，但一谈及洋务，则有“鄙夷不屑之见横亘胸中”，依然终日沉浸于章句小技之中。面对这“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几乎只有他一个人立即认识到西方新力量的威力”、“他相信西方的蒸汽轮和军事技术一定会把中国古代的传统送入地狱。”（J·Q·P·Bland：《LiHung-Chang》p2）他比较客观地看到了东西方的差距，敢于承认西方近代技术的高明，并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事事留心，积极倡导”。（王尔敏：《淮军志》，P215）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培养近代军事人材，是为了迅速镇压农民起义，但并非没有抵御外侮的意图，而且，在中法、中日战争中，中国新式的军队和武器也曾给侵略者狠狠的打击。
然而，李鸿章又夸大了西方近代技术的威力，从赞叹变为恐惧，以致在外国侵略者的恃强要挟下，一再忍辱退避，妥协投降。
李鸿章平日喋喋不休地大谈“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李书》，奏稿二四，P10）“中国兵轮开办未久，断难骤敌西舰”（《李书》，电稿三，P41）等投降论调。一遇军事交涉，他更惊慌失措。日本侵台时，李指示赴台抗日将领沈葆桢：“勿与日军决裂，仍以和议为贵”。（《字林西报》1874年7月18日）中英商订《烟台条约》时，李怕英国绝交动兵，再三请总理衙门“如不大碍国体，似可酌量允行以慰其意而防其决裂。”（《李书》，译署函稿三，P47）谅山大捷后，中国士气高涨，正欲穷追猛打，李却坚持说：“若此时平心与和，和款可无大损，否则兵又连矣。”（《李书》，电稿五，P24）中日战争时，他更一意避战保船，坐等敌打。凡此种种，都是他的崇洋、畏洋思想的表现。只知外国侵略者武器精良，中国武器落后，不见中华民族力量之雄厚伟大，这就决定了李鸿章对外交涉的基本态度必定是妥协投降的。
第二，经济上与各列强的密切联系
李鸿章在兴办洋务企业的过程中，和英法俄德等列强有着经济上的密切来往，既相互勾结又有矛盾斗争。
李鸿章创办军用工业，主张：办厂购械权操于我；聘用洋人，“进退由我，不令领事、税务司各洋官经手，以免把持。”（《李书》，奏稿一七，P16）李接办原崇厚所管之天津机器局不久，便“酌裁洋匠，并将主持局务之洋员密妥士撤退。”（《李书》，奏稿四二，P3）这都说明李鸿章力图避免和摆脱洋人的控制。但李鸿章更有勾结洋人屠杀革命人民，充当西洋陈旧武器推销商的一面。
在开办以求富为主要目的民用工业时，李鸿章为了追逐夺取高额利润，不可避免地和各国洋商发生矛盾和斗争。他不满“长江外海生意全被洋人轮船夹板占尽”，深恐“洋商自运机器来华制造纱布，则中国自有之利权必至一网打尽。”李鸿章采用借款、缓息、轻税、免厘等各种措施保护中国的民用企业与洋商角逐争斗。当他得知轮船招商局在怡和、太古两外轮公司倾轧下，局务难支时，即表示：“洋商既拼命挤跌，公家须倍示体恤。”（《李书》，译署函稿七，P23 ）对招商局、电报局与洋商签订的“齐价合同”，李鸿章关心倍至，每每对所签合同“逐条斟酌妥善”。
李鸿章在其经济活动中虽与列强有矛盾、有斗争，但他又不得不依赖外人。尤其是他（以及清政府）在经济上对英国有很大的依赖，从而在外交上也受到了英国的很大影响。1879年，当英国向清政府和李鸿章披露了对缅甸与朝鲜的垂涎之意时，李鸿章就不敢进行任何抗争，却认为在这些问题上对英让步，可以牵制日本，是“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
第三，帝后党争、湘淮矛盾对李鸿章之影响。
晚清朝廷充满着帝党与后党，湘系军阀与淮系军阀的激烈的派系党争。李鸿章处在这矛盾的漩涡中，其对外交涉的态度也受这些矛盾的制约和影响。为了保存淮系军阀的实力，为了争得慈禧太后的宠信，他对外态度基本是避战妥协的；但由于帝党的压力和湘系军阀和清议派的参劾，李鸿章在某些场合也有出战抗敌的强硬表示。
甲午中日交战时，李鸿章紧跟西太后力主议和，帝党翁同□等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方针，希望一战而胜，从而为光绪多争得些实权。最后，在光绪帝的督促下，李鸿章被迫派出部队赴朝应敌。可见，有时党争也会成为李鸿章抗敌的原因。
19世纪70年代，“海防”、“塞防”均告危急。左宗棠主张“海防”、“塞防”兼顾；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专事海防。在李鸿章提出海防对保卫京师更为重要的主张背后，隐藏着他压抑左宗棠，阻止湘系势力膨胀的个人目的。为此，他极力贬低“塞防”的意义，甚至不惜放弃新疆。
第四，个人的外交水平及对世界局势的基本认识。
李鸿章自幼所学的是中国传统的八股词章，对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地理都缺乏深入的了解，对新的国际公法和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及他们彼此间力量牵制的情况都不甚明了，只是一种战国策的思想横于胸中，使他采用了“以夷制夷”的对外政策。郑观应说李鸿章是“虑敌忧心常悄悄，盈廷聚讼自□□，东联孙策防寒齿，北拒曹瞒恐接畛”。（郑观应：《罗浮待鹤山人诗草》戊戌版）确实，李鸿章既不甘心让“西夷”指挥清朝廷，又怕一旦中西交战，中国败局不堪收拾，所以他力图从外交上谋补救。
琉球事件发生时，李鸿章竭力主张借列强力量来挟制日本。他指示驻日使臣何如璋：“援公法会商各国，申明大义，则各使虽未必助我，而日人必虑各国生心，不至灭琉球而占其地。”（《李书》，译署函稿八，P2）李以为日本“畏忌俄人最深”，认为“有俄在旁，日断不遽生心。”（《李书》，海军函稿二，P14）因此他“一意联俄。”
在处理马嘉理事件和签订《烟台条约》一事上，李鸿章利用列强间的矛盾以制敌的外交手段曾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胜利”。中法谈判时，李鸿章也曾让驻法大使曾纪泽布置联英、德制法国的计划，之后，此计划虽无明显成效，但已使法国政府有所顾忌，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手腕，确实引起了欧洲外交家们的重视。
利用敌人营垒矛盾本是一种辅助性的外交手段，但李鸿章将此作为唯一可靠的办法，而对世界局势和国际惯例又缺乏应有的知识，就难免制夷不成反被夷制了。
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李鸿章竭力避战，一心寄希望于列强的“调停”。他以为只要在装运兵械的商船上挂上英国旗子，“日敢无故击沉，英人必不答应”。（《李书》，电稿一六，P32）同时，他又去请求俄使帮忙，对俄使说：“此次日本派兵太多，似有别意，切近紧邻，岂能漠视？”他以为俄为了自己在中国东北的利益定会出面干预的。他自以为得计地说：“素稔倭忌英不若畏俄，有此夹攻，或易就范”。（《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北洋大臣来电三，（电报档））李鸿章终日在各国使节中周旋，只看到各国间相互有矛盾，却不明□他们侵略中国的一致性，结果，他希望英俄出面“干涉”、“调停”的幻想终于破灭了。当时朝廷中有人指责李鸿章是“观望迁延，寸筹莫展，始则假俄人为箝制，继则恃英人为调停——夫所谓调停者，不过名为保护，如越南故事耳；不意李鸿章办洋务数十年，乃甘堕洋人之术中而不知悟也”。（《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光绪二十年六月初十日《御史张仲□奏藩属阽危敌人叵测亟宜破除成见折》）李鸿章确实不曾醒悟，在“三国归辽”问题上又故伎重演。通过英俄法三国干涉，辽东半岛虽用三千万两银子赎了回来，但俄国早存侵占中国东三省野心，于是借机提出新的侵略要求，西太后为酬谢俄国，令李鸿章与之签订《中俄密约》。嗣后，沙俄得寸进尺，更加速了侵华步伐，其他各国也纷纷效尤，中国瓜分豆剖迫在眉睫，李鸿章成了引狼入室的罪魁。
就李鸿章的外交水平而言，在当时的中国可以算是第一流的了，但“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三），P67）他毕竟没有也不可能越出他那个阶级他那个社会他那个时代的局限。正如后人在评述李鸿章的外交政策时所说：“吾揣合肥之意，实欲操合纵连横之术，玩英俄法日于股掌之上。……合肥生于中国，故智勇学识不能与东西外交政治家颉颃，有时操权术以制人而反为人制，此不足为合肥病，而实我中国朝野无人材之羞也”。（《中东战纪本末》，P104）应该承认，这是比较中肯的评析。
此外，李鸿章的个性也对他的外交活动具有一定影响。
普列汉诺夫在论述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时曾经指出，领导人物个人的某些性格特点能决定各个历史事实的个别外貌。李鸿章的个性对中国近代纷繁的历史事变的个别外貌有时也起到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梁启超说：“李鸿章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与外人交涉尤轻侮之”。（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三），P56）李鸿章的这种高傲自大的个性决定了他不允许洋人在他面前放肆无礼，至少在公开外交场合不肯奴颜婢膝。
在他勾结“洋枪队”镇压太平军的时候，一次常胜军头目白齐文逞凶跋扈，在光天化日之下闯入上海大买办杨坊家，抢走了四万两饷银，李闻讯即撤其权，并借机与英提督土迪佛立定约十六条，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这班人的嚣张气焰。1886年，日本乘中法交战，派伊藤到天津与李鸿章签订条约。此时中法和局大致已定，因此李鸿章在与伊藤谈判中表现得很傲慢。后来伊藤私下对人说：“前在天津见李中堂之尊严至今思之犹悸。”（梁启超：《饮冰室专集》（三），P31）甲午战败，李作为败国使臣赴日，与伊藤谈判，李鸿章听到他又要奉命赴日谈判时，“击案大呼，绕室狂走”。在与日谈判过程中，李鸿章“高谈阔论，其目的是想借此引起我国的同情，闻用冷嘲热骂以掩盖战败者的屈辱地位。”（陆奥宗光《蹇蹇录》，P70）李还抱着“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的想法，力争“营口不能割让，台湾非战斗区域，尤无割让理由”。（梁兴：《国耻要史》，P48）
李鸿章高傲的个性一旦被人掌握，便难免会被人利用。1896年，李鸿章奉慈禧密旨赴欧。在俄期间，李在一偶然机会遇到布哈拉总督，这总督问候中国皇帝和太后的健康，而对李并不表示关切，李鸿章的自尊心受到损害，在总督坐车离开时他即口出不逊加以报复。接待李鸿章的俄国维特伯爵目睹此景，更了解了李鸿章高傲专横的脾性。就表面上对李十分恭敬以取得李的好感，使他一步深一步地陷进俄人设下的圈套中。俄人又抓住其贪财的弱点送他和张荫桓各值五十万卢布和二十五万卢布的贵重礼品，使李鸿章最终与俄签订了出卖中国大量主权的《中俄密约》。
李鸿章年龄越大，惰性越大，他晚年老于世故，对外交涉更暮气沉沉。经元善说李鸿章前半生建勋业，“后半截世故”，（经元善：《居易初集》卷二，P60）的确道出了晚年李鸿章那种“未来之事不思，既往之事不追，当境付物”（经元善：《居易初集》卷二，P60）的宴安偷惰的特点。张謇在分析李鸿章处理中日关于朝鲜问题的交涉时说：“推李鸿章之意，不过年老耽逸，视朝鲜为一□，委诸各国之喙，冀其□□相持，而我得袖手偷安于旦夕，而于朝鲜关系中国之利害不暇计也。”（张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P10）李鸿章的个性对其处理外交事务的影响，于此明显可见。
通过以上对李鸿章外交思想和外交言行以及形成他的复杂外交态度的各种社会因素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李鸿章对外交涉的态度，有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抗争与妥协。李鸿章矛盾的对外态度是由他封建统治阶级的阶级本质、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当时各种社会因素决定的。当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清王室尚未成为列强在华的统治工具时，李鸿章曾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与列强作过一定程度的抗争。但一旦人民革命威胁封建统治时，他便勾结洋人镇压人民起义；一旦帝国主义侵略严重威胁封建统治秩序时，他为了维护清王室残破不全的统治又不惜乞求列强，与之签订出卖民族利益的条约。
所以，对李鸿章的对外交涉应加具体分析。当然，在实事求是地评价他的全部外交活动时，仍不应忘记其主要倾向是妥协投降。
（资料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