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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陈宝泉师范教育思想评述
陈宝泉是中国近代着名的教育家，历任学部郎中、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河北省教育厅厅长等职，时人称之“华北名流，教育专家”①。他不仅参与教育行政，并且担任北京高师校长长达九年之久，对师范教育问题多有论述，其中不乏真知灼见，值得我们借鉴吸收。
一、教育为国家命脉，师范为教育胚胎
清末，新式学校大兴，师资奇缺，师范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陈宝泉就在清末着名教育家严修的赞助之下，留学日本宏文书院，学习师范。其间，宏文书院多请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师，陈宝泉深受影响，“虽求学期限无多，而受益甚广”②，这是他师范教育思想的萌芽时期。民国肇始，应教育总、次长蔡元培、范源濂邀请，出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直至1920年去职，历时九年。这一时期，是他师范教育思想的成熟时期。
陈宝泉就任北京高师校长之初，就提出师范教育的重要性问题。他认为师范教育和普通教育不同。普通教育仅负成己之责，师范教育不仅负成己之责，更要负成人之责；师范教育不仅关系教育的发展，并且关系国家之生死存亡。“夫教育为国家命脉，师范为教育胚胎。故师范之责任直接以发达教育，即间接以巩冀国家。”③
他还检讨了清末师范教育失败之原因，“凡所谓成己成人之责任心乃任其澌灭而无复顾惜。吾国岁糜若干教育费储育师范，而于教育上卒未收明碻之效果者，胥是之由。”他认为到师范生应该加强责任心，师范生应该充分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之重，更应明了“师范”二字之重要。因此他在北京高师学生毕业会上勉励学生，“持其贞固不渝之目的，奋其强毅不挠之精神，以教育事业为第二生命，以师范名誉为无上财产，默观世界文明之趋势，熟审吾国学术趋势之缺点，以挹注而匡补之。”④
为了扩大师范教育规模，他想方设法争取资金。他通过好友徐蔚生——袁世凯家庭教师的帮助，得到袁的大力支持。从财政部争取到资金6万元，并且得到袁世凯的个人赞助1万元，开始了北京高师的大规模建设。他用这笔资金建筑了校舍，扩大了学校的规模。从清末的英语理化两部，扩大为国文、英文、史地、数理、理化、博物等六部，学生也从150人扩充至近千人，“卒蔚成此全国最大高等师范之基础”⑤。后人评论北京高师在此期间的成绩时认为，“可以说（这一时期）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不仅发展的速度比较快，尽可能地照顾了全国各地中等学校各种师资的需要，而且为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的系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⑥这些成绩的取得和陈宝泉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此外，陈宝泉还曾上书袁世凯，详述自己的师范教育思想及师范教育的应行办法。总之，陈宝泉十分重视师范教育，在北京高师近十年间，竭尽心力，为中国师范教育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师范教育之进行办法
一、 德育方面
陈宝泉非常重视道德教育，把道德教育视为整个教育之根本，视为人生的基础。“道德是人生的根本，若没有道德，无论身体如何强壮，智能如何富足，终算不了一个完全人。”⑦在教育宗旨方面，他反对以教育为敲门砖，主张“有信仰的教育”。初期他认定西方的基督教教育，后来蔡元培提出美育代替宗教，他认为这也是有信仰的教育，表示赞同。总而言之，他认定教育必须要有信仰，“无论如何人生必须有一种最高生命的希望以冲破现在之环境，则所谓纯洁之信仰也！有此纯洁之信仰，以之兴武备而武备修，以之行宪政而宪政举，以之兴教育而教育有确实之效益。” ⑧
陈宝泉是留日学生,深受日本重视师范生德育观念的影响。他曾对日本的道德教育满怀钦慕，“日本以道德教育为立国根本”⑨，进而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他曾于1918年9月上书教育部，提出设立道德教育研究部，并得到批准施行。陈宝泉尤其重视师范教育的德育问题，他认为师范德育的目的在于造就师范生的责任感，使师范生充分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之重要，认识到做教师的光荣。他在勉励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生时，曾讲：“况师范生在修业时仅负成己之责任，至毕业后则兼负成人之责任。故鄙人所深冀于诸生者在具有责任心而已。而所以保持此责任心者在有高尚之思想与坚忍之志操。”⑩就是说他认识到师范教育的特殊性，他认为师范生不仅要“成己”，还要“成人”，师范生道德素质的高低不仅影响师范生个人，更重要的是影响师范生的工作对象——广大的中小学生。因而他严格要求学生，采取多种方法加强师范生的道德修养。
为了加强学生的道德修养，他制定了北京高师的校训“诚勤勇爱”，“以成己成物为励学及服务之方针”11。他在北京高师采取的主要道德教育方法是：讲演、训话、自治会议、谈话法、名人演讲等。他尤其重视名人演讲。在他任北高校长期间，多次邀请梁启超、蔡元培、林纾等各界名人到校演讲。他认为：“关于精神之修养，则有德育演说、名人讲演、自治谈话、静坐法、雅乐组等以陶铸之，使学生动静交养，既变化其气质，复陶冶其性情，总期身心调和以造成完全之人格而已。”12他还教育学生要处处为人师表，“你们将来出去要做老师，要晓得做老师是不容易的，一举一动都要为人师表”。13
二、智育方面
陈宝泉非常重视智育，认为知识是国家富强之本，认定世界上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国民智能的竞争。“盖今世商战、工战，无非学战。”14 “如今的世界，就可算是智能的竞争。国民的智能高一度，国家亦随之高一度。无智能的国民，遇着有智能的国民，是没有不败的。……人民的智能高了，国家的文明亦就一日高似一日了。”15可见，陈宝泉把智育上升到了国家兴亡的高度，体现了他对智育的重视。他认为只有国民的整体素质提高了，国家才能富强，因而他十分重视知识的普及工作，强调使人人的智识提高。“一国之中，依赖人的人多，那国必贫弱，人人全能独自谋生，那国必然富强。所以，国家若求富强，必须人人能独自谋生。若要人人能独自谋生，必须令人人有普通的知识界技能。”16
为了提高北京高师的学术水平，陈宝泉聘请了一大批着名学者来高师任教，如王桐龄、邓萃英、许寿裳、马寅初、张耀翔、经亨颐、陈映璜、马叙伦、丁文江、翁文灏、何炳松、沈步洲、陶孟和、钱玄同、黎锦熙、毛邦伟等40余人，尽一时之选，从而使得北京高师的师资力量一度十分雄厚。陈宝泉尤其重视延聘留学生任教，为了延揽留学生就职于北京高师，陈宝泉在考察美国教育期间，亲自同留美学生座谈，邀请他们毕业回国后加入北京高师。其中，有“河北三杰”之一称号的李建勋，就是在陈的力邀之下，回国后就职北京高师，后来成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校长。据统计，1918年，北京高师88名专兼职教师中有47名毕业于国外专门大学。17同时，他还利用学校和北京大学地处同城、比邻而居的地理优势，极力吸取北大教授在北京高师兼职，如马幼渔、沈士远等，以提高北京高师的师资水平。陈宝泉在大量吸收文科学人的基础上，还大力发展理科，延聘知名教授任教，如丁文江等，使得北京高师的理科相当优秀，时人甚至认为比大学还要优秀。18
陈宝泉十分重视高师教师队伍建设，提倡教师游学游历，吸取各地教育的长处，以丰富知识，增长才干，提高素质。他认为资遣师范学校职教员游学、游历有以下好处：“一、经验与学问相调和，可以免偏重之弊；二、教育者有所希冀，则热心从事之人日增；三、资遣职教员游学，教学相长，较之遣派学生，事半功倍；四、游学、游历之人日多，则内外知识可以互相交换；五、促进师范教育之进行，则国民教育根本自固。”19陈宝泉在执掌高师期间就身体力行，曾多次考察国内外教育。如1915年率北京高师附小（今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主任郑际唐、北京高师附中（今北京师大附中，俗称北师大一附中）主任韩诵裳参观江苏、浙江教育；1917年与黄炎培、郭秉文、蒋维乔等参观日本、菲律宾以及广东、香港教育；1919年与表希涛等考察欧美教育，在美时，由着名教育家孟禄等陪同参观，并邀孟禄访华。陈宝泉对学生的课业极为严格，要求学生在讲义之外还要多读参考书，从而扩大学生的知识面。由于要求的严格，使得很多学生乐意在高师读书，但却害怕北京高师的考试。陈宝泉对学生课业要求之严格，由此可见一斑。
陈宝泉还十分重视国语的普及，并把国语普及和提高国民性结合起来。“教育重要的一方面，第一在培植国民性；国民性的要素第一要有统一的语言。”20 “一国之历史与其语言文字，实为其国民之所由结合，亦即为其国民特性之所由养成。”21陈宝泉十分重视高师院校在国语普及中的特殊地位，曾在北京高师主持召开国语教材编辑会议，并大力支持钱玄同、黎锦熙开展国语普及活动，使北京高师成为国语普及运动的中心。
三、体育方面
陈宝泉深受民初“军国民教育”思想的影响，十分重视体育教育。他认为中国人的体格并不是先天的孱弱，而是缺乏锻炼之故。“我国人体格，非生而弱也，特未之练耳。”因而他十分重视学生的体育锻炼。究其实质，陈宝泉重视体育教育的精神根源，则在于他坚信体格的健康是精神健康的基础，“健康之精神，宿于健康之身体，诚为不磨之论。”22简而言之，陈宝泉重视体育的原因在于他认定体育不仅锻炼健康的体魄，而且锻炼健康的精神。
因为陈宝泉十分重视体育教育，所以他在招收新生时，十分重视学生的体格，把学生身体素质的高下作为一项重要录取凭证，“凡学生入校，必经体格上之检查，体格弱者不录，其在校者亦具按年检查，逐度制表，以资比较。”23陈宝泉重视体育的思想在其教育实践中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陈设立的北京高师的体育专修科是中国开设最早的体育学科，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陈宝泉的任期内北京高师的体育水平一直居于全国高等学校的前列，1921年菲律宾与远东运动会上，北京高师学生取得优异成绩，使全国高等学校侧目。
四、社会教育方面
陈宝泉十分重视社会教育，重视高师与社会的互动，重视高师学生的社会实践，支持高师学生参加社会教育。陈宝泉主张学校有改良社会的重要功能，主张学校与社会良性互动。“盖教育事业是替社会作一种预备，假使教育与社会独立，不与社会联络，那是一种和尚教育。和尚教育只可用于寺院，用于社会是万不行的。教育家关门办教育如何能与社会相应？必须采用那一般人的意见，供那一方面需要以研究之结果，再从学校方面实施。教育一定可以同社会是相应的。”24也就是说，学校的目的在于教会学生解决个人生活的问题，进而学校与社会发生关系，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他反对为学校而设学校的教育，主张学校应为社会而设，学校应参与改良社会，应是社会改良的工具，体现了他改良派教育救国的思想主张。“夫学校用以改良社会者，是学校为社会设，非学校为学校设也。社会不良，故设学校，毕业生得以解决其生活问题，因而社会而国家俱得以解决其生活问题，故学校与社会生关系。”25
陈宝泉出于其学校与社会相沟通的主张，积极鼓励学生参与社会教育，参加社会实践。他要求学生参加社会调查，“给各班学生调查表二份。一为关于学校之调查表，一为关于社会之调查表。俾学生各就其居住地或经行地之学校社会现状分别调查填注表内，既以练习学生作事之能力，并以供本校实际之研考。”26在陈宝泉的支持下，北京高师的学生活动十分活跃，其中学生自发组织的平民教育社就受到陈的支持，27得以延绵数年之久，被视为北高生活的灵魂。“最可注意者，有学生自办之平民学校（有成人班与童年班），学生自任编辑发行之杂志（如平民教育），以及各种中等补习班（如理化、英语各种补习班）等等率皆为时愈长，形式与内容愈见进步。凡此皆历历可举之事实，以视一般学校之学生自动之事业每欠缺继续性者，不无可以自豪之处，此中所含孕之组织能力，即称之为北高生活之灵魂，亦无不可。”28平民教育社开办平民学校，发行《平民教育》杂志，是五四时期重要的社团之一。
五、爱国主义教育方面
他还很重视爱国主义教育，时刻教导学生牢记国耻，不忘以兴国为己任。五四运动期间，他努力营救被捕学生，亲自作保，使得被捕学生得以出狱。学生出狱后，他到门口欢迎归来的学生。事后，为防止出狱的学生再遭到迫害，亲自为他们改名。这些举动深得学生拥护，被营救的学生十分感激，“至今他们回忆这件事时,都深深感激老校长对自己的爱护和支持。”29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陈宝泉当时任河北省教育厅长，他曾打电报指责蒋介石不抵抗，满腔爱国热情令人叹服。30
陈宝泉要求学生从内心深处热爱自己的国家，避免形式主义，要身体力行，真切厉行“精神的爱国”。要以世界的眼光，开放的心态认识爱国主义，消除盲目排外的陋习。“何谓精神的爱国？不墨守唯我独尊的谬见，对于中外学问事功，其爱憎取舍，论其实不论其名，于我国有害的，就是从羲皇传来的成法，不惮一旦变更，于我国有益的，无论其从外国传来，就是从外国以外的某国传来，亦必竭力效法，此种主义，是以爱国为根本，去世界各国的良法美意，作为爱国的材料。”31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陈宝泉对智育、德育、体育等的重视不是孤立的、相互割裂的，而是互为补充，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也就是说，陈宝泉重视各种教育方法的协调发展，齐为师范教育的最终目的——创造有人格的教育者服务。“既变化其气质，复陶冶其性情，总期身心调和以造成完全之人格而己。”32
三、陈宝泉师范教育思想之特点与不足
一、特点
（一）重视德育。陈宝泉师范教育思想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十分重视德育。陈宝泉主张师范生全面发展，但是尤其重视德育的发展；他把德育看成师范教育之本，看作人生之根本。“道德是人生的根本，若没有道德，无论身体如何强壮，智能如何富足，终算不了一个完全人。”同时更进一步把德育看成是国家兴亡的根本之所在，“若是将本国的伦常道德，先不能保守，是一国的特质先亡了，那国如何能存呢？”需要指出的是，陈宝泉重视本国的道德伦常，但是他并不是复古主义者，也不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甚至可以说他在某种程度上相当激进。正是在他的任期内，北京高师的风气极为激进，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北大外另一个中心。并且他反对歧视外国人，认为这不是文明国的行为，要求尊重世界公德，尊重外国人不同的道德习惯。“若因为是外国人，不问什么事就一律苛待起来，却不能算是文明国人的举动了。”33
（二）重视师范教育的规模、主张师范教育统一。陈宝泉鉴于民初教育财政十分拮据的状况，力主现有高师学校的规模扩大，反对滥设高师学校。“师范学校以缺乏人才故不易设，以缺乏经费故不宜多设。”34这是很有道理的，民初高师院校中规模越小的学校，其每个学生的人均教育经费相对较高。由下表可见之一斑：
全国高等师范学校岁出按学生每名平均计算表35学校学生经费每学生平均费北京高师762264237346.768武昌高师251110640440.797南京高师21578103363.270成都高师30980828261.579广东高师22354866246.036直隶高师18466174359.641河南高师5424000444.444从上表可见，人数较多的北京高师、成都高师人均经费较低，而人数较少的直隶高师、河南高师人均经费较高。并且这还没有考虑各地物价差异，师资水平不同导致的工资支出不同等原因。
此外，陈宝泉还力主师范教育的统一。陈氏认为师范教育是教育之根本，只有师范教育统一了，才能加快全国教育的统一。并且他认为教育的统一是国家政治统一的基础，因而他极力提倡师范教育的统一，以统一全国的高师教育来培养统一的教育精神。其根本目的则是借筹建高等师范教育之契机，为国家统一作铺垫。教育为政治服务，这正暗合了袁世凯急于统一全国，建立集权专制政体的野心。无心插柳柳成荫，陈宝泉却因此得到袁世凯的赞助，得以扩大北京高师的规模，使北京高师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高师学校，可谓意外的收获。
（三）重视师范教育和普通教育、社会教育的结合。陈宝泉还十分重视师范教育和普通教育、社会教育的结合，他曾要求北京高师学生在暑假期间，调查各地普通学校和师范学校，写出调查报告，刊登于北京高师《教育丛刊》上，使之成为高师教学的重要参考资料，并借此加强高师学生参与普通教育。同时，他认为应加强高师对于普通学校的交流，最大限度开发高师教育资源。
师范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方面，如上所述，陈宝泉大力支持北京高师学生开办平民学校。此外，还开办了暑期学校，招收北方的中小学教师加以培训，此举和南京高师南北呼应，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
此外，陈宝泉还认为师范教育应加强内部联系，特别是发挥高师的辐射引导作用，使高等师范学校与中等师范学校互相联系，构建完整的师范教育系统。同时，他力主高等师范学校改为师范大学，增设教育研究科，并认为师范大学应分区设置，有条件的省份可以自行设立师范大学。在师范学校的设立方面，他不同意只有国家才能开办师范学校的旧说，认为私人也可以办师范教育。36
二、不足之处
（一）较为保守的办学思想。陈宝泉师范教育思想之不足的表现之一，是其较为保守的办学思想。第一，陈宝泉对高师学生过于强调德育，管理过于严格；加之以高师学生多为贫寒子弟，进入高师多埋头苦读，使得北京高师学风内敛，对外宣传不够，某种程度上错失了学校的发展机会。“北高因为向守“朴实”之风，久之，致几失其“自我主张”（self assertion）之力；换言之，即每不能坚决的主张自我之权利与应享有之地位，实无庸讳言。此种怯于宣传之结果，为坐失社会上之同情的援助，不易多吸引优秀的学生，或多延致有名望的教员等等。”37第二，学科发展方面的不足。陈宝泉对于学科发展方面比较保守，固守师范的狭隘限制，在拓展北京高师的学科设置方面还有很多欠缺。在这方面，南京高师校长郭秉文做的比较好，他大力发展各种专修科，使得南京高师成为中国当时学科门类最齐全的高校。南京高师随之也声名鹊起，一时后发先至，有超越北高之势。
（二）师资聘请方面的不足。如上所述，陈宝泉在师资聘请方面是比较重视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毋庸讳言，陈宝泉在这方面还存在很大的不足。由于出身、学校地理位置等原因，北京高师的师资来源相比南京高师，略有不足。“向来北京高师之专任教员常有不足之概；其中有名望之教员每系他校之兼任者。此种情形固由于专门人才之需要超过供给；但以前主校政者之疏于远大之计，亦无庸讳言。”38尽管陈宝泉对留美归国学生也是极力延揽，但是入北京高师的留美归国学生在人数和素质上还是比不上入南京高师和北京大学等校的留美学生，这是北高师资问题产生的一大原因。不可讳言，身为校长长达9年之久的陈宝泉对此应负有一定的责任。不过揆诸史实，这个问题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当时延揽人才多凭个人关系，“中国大学当局往往凭藉一些个人关系对海外留学生之成就、学业及行止了如指掌，并尽力设法将最佳人选延聘为本校教师。”39这样，在延揽留美学生方面，留日出身的陈宝泉自然无法和留美归国的郭秉文、胡适等相比。同时，和北京大学处于同城，也是北京高师难以延揽硕学名儒的原因之一。对此，我们应该从唯物史观出发，具体现象具体分析，不应对陈宝泉过分苛求。
总而言之，陈宝泉作为我国师范教育的卓越前驱，其一贯重视师范教育的思想，尤其在北京高师校长任内提出的改革师范教育的意见、建议，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陈宝泉的师范教育思想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也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在高等师范教育方面尤其如是。他关于师范教育的真知灼见至今仍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文章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04年03期）
①②③④⑧⑨⑩1112242632陈宝泉：《退思斋诗文存》，（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M] 台湾文海出版社1970 年版，第24页、第219页、第101页、第101页、第38页、第65页、第100页、第110页、第111页、第65页、第110页、第101～110页。⑤《北京师范大学周刊》，[J] 1923年9月28日。⑥132930《北京师范大学校史》，[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3页、第66页、第47页、第66页。⑦1415161719202122232531333436蔡德生、刘立德编：《陈宝泉教育论着选》，[C]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第67页、第9页、第8页、第78页、第43页、第64页、第67页、第68页、第77页、第49页、第18页、第10页、第62页、第91～92页。18 经亨颐在北京高师学生自治会上的讲话《高师教育与学生自治》中说，“高师的理科优于北大，这是本校的优点。”见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主办：《教育丛刊》，[J]第2卷，第5集。（1921年10月）
27平民教育社的资金就有部分来源于北京高师学校，可见其明显受到陈宝泉的支持。参见张允候等编着：《五四时期的社团》 [M] （三），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4页。
283738常导之：《为行将成立之“北京师范大学”进一言》，[J]《教育杂志》，1922年12月，第十四卷，第十二号。
35《全国高等师范学校岁出按学生每名平均计算表》，[J]《教育杂志》，1923年4月，第十五卷，第四号。
39《何廉回忆录》，[M] 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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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中国近代史-陈宝泉师范教育思想评述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