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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孙中山的早期思想及《上李鸿章书》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他的早期活动中，曾经希望通过改良主义的道路以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曾于一八九四年（甲午年）夏上书李鸿章，要求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以实现他“改良祖国”的宏愿。但是失败了。当孙中山在实践中觉悟到这条道路走不通时，就在这年秋天，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它，勇敢地开展革命活动，并于一八九五年秋天举起武装革命的火炬，踏上了推翻清朝反动封建统治的革命征途。这是孙中山献身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个重大转折。对于孙中山的早期思想及《上李鸿章书》进行必要的探索是有意义的。
一、孙中山的早期思想
孙中山的早期思想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
孙中山出生在与资本主义接触较多的广东农村。他“生而贫”，十多岁才有鞋穿，“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主要的食物是白薯”。他读私塾的时候，又从一个参加过太平军的老人那里，听到许多关于太平天国的革命故事，“每每听得出神，对洪秀全很是敬慕，曾说：‘洪秀全灭了满清就好咯！’”农村贫困生活的磨练，太平天国英雄业绩的熏陶，这两者的结合，对孙中山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它使得孙中山能够从切身的体会中，对劳动人民的疾苦有较深刻的了解和同情，激起他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产生强烈的不满。虽然，这种影响表现于童年时的孙中山的思想上，还只是对现实的幼稚而质朴的感性的认识。但是一种对黑暗社会不满的反抗的性格、叛逆的精神，却是在这种磨练和熏陶之中开始培养起来，象一粒种子，已经深深地埋下了。以后，当孙中山初步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教育，从另一个与当时中国迥然不同的天地中初步接触到近代科学知识，接触到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时候，他对黑暗的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逐渐就向理性的方面发展。据陈少白回忆：“……后来孙先生（由檀香山）回到中国来，看到中国情形不对了，……一个地大物博的中国，闹得竟不及人家小小一国。孙中山伤心之余，以为国家为什么这样衰，政府为什么这样糟，推究其故，就是政府的权柄，握在异种人——满洲人手里。如果拿回来，自己去管理，一定可以办好。同时孙先生又感觉到当时洪秀全的事业，可惜半途失败，否则他能够成功，由中国人当权，就可不致再受人欺侮，所以心里真有以洪秀全第二自命的志向”（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见《辛亥革命》（一）25—26页）。这里，虽然还不能说孙中山已经形成了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革命思想，但他已经尖锐地接触到政权这样一个革命的根本问题。这不能不说是孙中山早期思想发展中一个很大的进步。
会党的传统民族主义思想对孙中山的早期思想也有一定影响。长期以来秘密活动于中国广大城镇乡村的会党，是以“反清复明”为其宗旨的。这种单纯以反对异族统治为目的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有很大的落后性和局限性。但它的内核是含有反对以清王朝为代表的封建阶级压迫的，因此这又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在这一点上，它同太平天国反满思想是相通的，同孙中山早期的反满思想也是相通的。孙中山曾说：“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为怪者，只有会党中人耳。”（《孙中山选集》（上）172页）正是以这种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为纽带，使得孙中山很容易地去从会党中寻找自己的支持力量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在孙中山早期的革命同志中，不少人就具有这种传统的民族主义思想，或者本人就是会党成员，或者是与会党有着密切的关系。如郑士良，“是客家人，也是三点会会员”；尤列，“自幼好与洪门会党游，久有兴汉逐满之志”；谢绩泰，“少属洪门党籍，夙以反清复明为宗旨”；邓荫南，“与其兄灿，均三合会员”等等。孙中山早期在华侨中进行联络，也曾经以这种传统的民族主义为思想武器去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和启迪工作。
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教育和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维新救国思想的影响，构成了孙中山早期思想中极为重要的又一个方面。
一八七八年，孙中山随同母亲到檀香山和他的大哥孙眉一起生活。在檀香山，他“天天所见所闻，都是关于政治方面的事”。他在学校里勤奋学习，接触了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课外还读过华盛顿、林肯等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传记。这些，都使孙中山获得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启蒙，眼界大为开阔，“故每于课暇，辄与同国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群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亨福乐而后快”（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的演讲见《民立报》1912年5月14日）。当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改良祖国，拯救同群”，意味着必须反抗外来的侵略和改革现状。不过，这种思想也还不是革命思想，而只能是孙中山自己说的“改良祖国”的爱国主义思想。尽管如此，但也应当看到，一种按照西方资本主义来改造中国的模式，无疑地已经开始在孙中山思想中出现了。当孙中山五年后回到香港，就读于中国早期改良主义维新思想家何启所办的学校，以后又结识了另一个改良主义维新思想家郑观应，在他们的思想影响下，这种改良祖国的理想，便同当时影响极大的维新救国思想结合起来。一八九○年，孙中山致书郑藻如，提出兴农桑、禁鸦片、兴学校三项建议；在一八九一年前后，孙中山于课余写稿投寄港、沪各报刊，鼓吹改造中国政治。他曾撰有一篇发展中国农业的文章，经郑观应修改，以《农功》为题，收入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一书。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又上书李鸿章，更为系统地提出了着名的“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主张，要求按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模式，在全国实行改革，认为这是“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这些，都反映了孙中山“改良祖国”的强烈愿望，是孙中山早期思想中维新救国思想的集中表现。
以上可以看到，在孙中山的早期思想中，一方面革命思想在逐渐形成中，另方面改良主义思想也严重地存在着。这是矛盾的。但这种矛盾却是真实存在的。从孙中山在一八八五到一八九四年这段时间里的活动，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矛盾并存的情况。
一八八五年，清朝政府在中法战争中失败，清朝统治的腐朽黑暗更加暴露，民族灾难更为深重。孙中山说，自此之后，他就有了“倾覆清廷”之志。一八八七至一八九二年，他在香港雅丽医学校学习的五年内。按照孙中山的自述，一方面“每于学课余暇，皆致力于革命之鼓吹，常往来于香港、澳门之间，大放厥词，无所忌讳”。“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孙中山选集》（上）168页）这些“革命之言论”、“革命之思想”，“革命之问题”等等，具体内容是什么？孙中山没有进一步阐述。从其他记载中可见的，大致是对清朝黑暗反动统治日益增加的强烈不满，以及对洪秀全及其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的敬佩和歌颂。这些，在当时自然是大逆不道的，甚至有杀头之罪的言论。但是能不能说这就表明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已经形成，就是说已经在思想上占有支配的地位或起着主导的作用了呢？如果从孙中山早期思想中的另外一个方面来看，是难以得出肯定的答案的。因为，同样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看到了前面讲到的情况。即一八九○年孙中山写了致郑藻如书、一八九四年写了《上李鸿章书》。如果把《上李鸿章书》和同时期康有为在一八八八年第一次上光绪皇帝书，以及一八九五年的《公车上书》相比较，显然，它们的思想内容，实质上是相同的。因此，孙中山的两次上书，特别是《上李鸿章书》，清楚地表明在孙中山早期思想中，改良主义的影响，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不能认为仅仅是一些影响。因为，第一，这次上书不是一个突然的、偶然的事情，它是有着深刻的思想基础的；第二，这次上书是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经过认真的考虑，并且又经过如王韬这样的着名改良主义思想家润色修改的；第三，北上上书之前，他对这次上书是抱有希望的，据他在《伦敦被难记》中说，他“之所以偏重于上书请愿等方法，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
二、关于《上李鸿章书》
《上李鸿章书》是一个关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计划书，是一个目的在于学习西方的办法，改革教育制度，培养人才，采用先进科学技术，改革和发展工商业、农业，以求得中国富强的维新救国方案。孙中山说：“窃尝维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他认为，中国“欲恢复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必须抓住这四条去做，否则就是“□本而图末也”。这是孙中山对这一上书内容的纲领性的说明。
孙中山的上述四项主张，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他满怀信心地描绘了一幅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改变落后面貌的美丽图画。他认为只要按照这个方案实行，走西方国家的道路，中国的富强一定可以达到。他说：“四者既得，然后修我政理，宏我规模，治我军实，保我藩邦，欧洲其能匹哉。”
然而，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孙中山上李鸿章书所反映的思想内容，并没有超出和他同时代的一些先进人物的思想要求。还只是一个温和的企图实行自上而下改革的方案。这种局限，是孙中山早期思想矛盾的产物，是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反映。
孙中山的《上李鸿章书》，是一个比较全面，比较系统的具有纲领性的文件。它既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的反映，同时又是孙中山早期的一次重要实践活动。如果不仅仅是从思想言论，而更重要的是从行动来评价这位伟大人物所经历过的曲折道路。那末，我们可以看到，在兴中会成立之前，在孙中山早期思想中，改良主义的成分比革命的成分要更多一些。在挽救中国，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他和当代的其他先进人物有类似之处，他偏重于选择改良主义的道路，这是不奇怪的。因为，如何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如何对待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当时客观上存在着两条道路和两种选择。一条是革命的道路，即通过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道路。这是洪秀全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英雄走过的道路。但是，单纯的旧式的农民革命又一次失败了。革命需要新的阶级的领导，而这一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刚刚兴起，力量还很微弱。新的，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还只在酝酿和准备之中。另一条道路是改良主义的道路，即不根本触动清朝的统治，以和平手段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这正是十九世纪末，一些先进思想家和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极力主张的道路。这条道路正在实践之中。当时的孙中山倾向于选择这后一条道路，在一定意义上说，是当时客观历史进程合乎规律的反映。
孙中山为什么要上书李鸿章，倾向于选择改良主义的道路，是否还可以从下面几点试作一些分析。
第一，维新思想，是当时影响极大的先进思想。维新思想所含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内容及爱国主义精神，对大多数爱国的人们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描绘自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精神状态时，说：“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这是当时情况的深刻的概括。
第二，中国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除了具有革命性的一面，还存在着软弱性的一面，在十九世纪末，它们的力量还很薄弱。他们不但看不到群众的力量，甚至也看不到自己的力量。他们常常希望寻找一种被认为是有力量的强者来支持自己或代表自己。在他们看来，统治阶级中的“圣君”、“贤相”，正是这种可以指望的力量和强者。康有为说：“自古非常之事，必待大有为之君”（《戊戌变法》，（二）153页）他认为光绪皇帝就是这样的“大有为之君”。孙中山也认为：“中国睡梦至此，维新之机，苟非发之自上，殆无可望”。（《孙中山选集》（上）第23页）在《上李鸿章书》中，他称李是“勋名功业，任寄股肱”，“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巨险阻，尤所不辞”，这不正是把李看作足以寄托希望的“贤相”一类人物吗。所以，陈少白说：“孙先生所以要上李鸿章书，就因为李鸿章在当时算为识时务的大员，如果能够听他的话，办起来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的中国。”（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见《辛亥革命》（一）28—29页）
第三，陈少白所说的“识时务”，指的就是办洋务。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洋务派推行的洋务活动，标榜的同样是求富求强；他们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以及邮电交通等新式企业，也都是在仿效西方；他们引进了一些先进的西方技术，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不能不发生一定的影响。在甲午战争中国失败以前，洋务派“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的面目尚未彻底暴露，因而对于真心地希望向西方学习，在中国独立地发展资本主义的人们，是有一定的欺骗性和相当的诱惑力的。许多先进人物，在当时也不可能懂得洋务派所走的是一条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他们大都曾经寄希望于象李鸿章这样声势显赫的“识时务的大员”，以为可以通过他的支持而实现自己的理想。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上李鸿章书》并没有为李鸿章所接受。李鸿章只说了一句话：“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中山的希望就完全落空了。李鸿章从反面给孙中山上了一课，即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是行不通的。孙中山说：“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孙中山选集》（上）24页）他通过实践认识了这个道理，就毫不犹豫地放弃了这条改良主义的道路。孙中山高于同时代许多先进人物之处正在于此。从此，他踏上了革命的实践道路。一八九四年冬，在檀香山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兴中会。倾注了自己满腔爱国主义热情，响亮地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在兴中会秘密誓词中还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一八九五年，孙中山领导兴中会发动了第一次武装起义，举起了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武装革命的大旗。
“兴中会”是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资产阶级革命组织。这个组织虽然远远不是一个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而只是带有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革命小团体。但是它的出现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是中国民主革命曲折道路上不可忽视的里程碑。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以此为起点，辛亥革命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和历史时期，也以此为起点。从《上李鸿章书》到兴中会的成立以及乙未广州起义，这是孙中山一次重大的转折。孙中山不愧为一个伟大人物，一个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在他献身中国革命事业的光辉一生中，他总是这样不顾艰难曲折，永远随着时代的脚步，顺应着人民的需要而前进着。他和他领导的革命事业，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纪念。
（资料来源：《学习与研究》198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