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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末“中体西用”思想辨正

长期以来，史学界把“中体西用”这一思想看作为洋务思想，或称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并认为它是“一个中西杂交不伦类的反动口号”(黄逸峰、姜铎：《重评洋务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值得商榷。为此，本文就愚虑所及，略作议论，不妥之处，祈请方家匡正。
一“中体西用”是发展变化着的革新进取思想
“中体西用”思想不是某一个人的思想，而是整个清末的一个时代的思想。这种思想主要表现为清末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革新进取思想，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从宏观上说，所谓“中学”，它包括儒、道、墨、法等“伦常名教”、典章制度等精神文明和中华民族拥有的物质文明，其核心内容是以儒学为主要内容的传统思想文化；所谓“西学”，是指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等政治社会学说以及近代物质文明，其核心内容是民主制度。
毋庸置疑，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随着西学的日益东渐，中国人对于“为体”的“中学”和“为用”的“西学”所含盖的内容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发展变化的总趋势是：“为体”的“中学”日益缩小，而“为用”的“西学”日益扩大。这种发展变化的规律是：先物质后意识；“中学为体”思想不断扬弃“中学”中落后、保守和不合理部分；“西学为用”思想不断吸取西学中进步、积极和合理部分。这种扬弃与吸取，客观上取决于国内外阶级斗争尤其是中华民族与西方列强的矛盾和斗争；主观上取决于民族自救、民族自强的紧迫感。因此，“中体西用”思想具有强烈的革新进取性。
清末七十余年的历史进程中，“为体”的“中学”缩小，“为用”的“西学”扩大，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为第一个阶段。这是“中体西用”思想的萌发时期。
鸦片战争中，英国的轮船、枪炮在中国人面前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使战斗在反侵略战争第一线的林则徐等清封疆大吏们大为震惊，他们直观、迅速而又敏感地认识到中国与西方的差距在于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为此，林则徐在鸦片战争过程中，提取一定数量的海关银来“制炮造船”，“购西洋炮二百具”，(梁廷枬：《夷氛闻记》。)购买英国商船“甘米力治”号改为兵船。尽管此时林则徐并没有发表什么“中体西用”的言论，但他的实际行动以“西学”中的物质文明弥补了“中学”之不足。
魏源虽然没有像林则徐那样直接指挥反侵略战争，但他在两江总督裕谦幕府中也参与了抗英斗争。他关注着中国在战争中的命运，及时地提出了改革主张。魏源在记述鸦片战争始末的《道光洋艘征抚记》一文中主张：“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在《海国图志》一书中，魏源进而明确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师夷长技”便是“西学为用”的最初表述形式。同时他认为“为用”之“西学”是西方国家的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千斤秤之属。
尽管林则徐、魏源“为用”之“西学”在整个西学中是表层次的，甚至说是皮毛的东西，但在整个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来说，它是历史性的转折，它改变了古代思想家从“祖宗之法”中寻找改革武器的做法。从此以后，从西学中寻找救国真理成为时代的潮流。
19世纪60年代为第二个阶段。这阶段“为用”的“西学”由先前的“船坚炮利”扩大到制器之器、声、光、电、化诸学。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主要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一大批封建官僚、知识分子从天朝迷梦中醒悟。1861年，冯桂芬首先提出较为完整的“中体西用”思想，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并看到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四大差距，即“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冯桂芬：《校邠庐抗议》。)1862年，曾国藩认识到学习西方的洋枪洋炮已难以实现中国的自强，他认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船是为下手。”(《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日记”卷上。)1864年，李鸿章提出学习西方的“制器之器”和培养本国科技人才的主张，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学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1866年奕䜣提出了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主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6。)。可见60年代，“为用”之西学扩展到制器之器、声、光、电、化诸学，已成为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知识分子的共同呼声。
19世纪70年代至清王朝覆灭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为用”的“西学”已扩展到西政、西制，而“为体”的“中学”主要保留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思想文化。
70年代，洋务理论家王韬认为：“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世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儒道也，亦人道也。”(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他对西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推崇备至，认为：西方国家“君民一心，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故内无苛虐残酷之为，外则有捍卫保持之谊，常则尽懋迁经营之力，变则竭急公赴义之忱。如心志之役股肱，如手足之捍头目．所以远涉重瀛，不啻本境，几忘君民之心，惟期国运之昌。数十年来，中原之大，皆其足迹所及，此其明效大验也。”(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马建忠认识到西制是西学之本，西方国家之强盛在于“议院立而下情可达”，而“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马建忠：《适可斋纪言纪行》卷2。)
到80年代，人们对西学的追求更进一步。两广总督张树声认为中国之所以没有强盛起来，是因为中国人学习西学舍本逐末。他说：“近岁以来，士大夫渐明外交，言洋务，筹海防，中外同声矣。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教育文化远逊中华，然驯至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张靖达公奏议》卷8。)显然，张树声的思想，明确地把“为用”的“西学”思想内涵扩展到西政、西制。
90年代，尤其是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国人的救亡呼声空前高涨，思想界亦空前活跃。以往，史学界谈及这一时期思想界状况时，必然论及康有为、梁启超的思想与张之洞的思想如何水火不相容。其实，两者的思想都是“中体西用”思想，而且“中体西用”
思想的内涵亦基本一致。康、梁“为体”的“中学”是孔予之道。康有为在上海强学会章程中明确提出：“上以广先圣孔子之教，下以成国家有用之才”，并明确规定，研究中西各种学问，“皆以孔子经学为本”。(《戊戌变法》丛刊，第4册《上海强学会章程》第2卷第553页。)梁启超还对“体”、“用”关系作了深刻的阐述。他说：“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体用不备，安能成才？且既不讲义理，绝无根柢，则徒慕西学，必无心得，只增习气。前者各学堂之不能成就人才，其弊皆于此。”(梁启超：《奏议辑揽》，《军几大臣总理衙门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折》附章程。)
同样，张之洞所说的“中学”是以“孔门之学”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学术；而他所理解的西学包括“西政”、“西艺”两方面内容：“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是：“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张之洞强调：“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张之洞《劝学篇》。)显然，张之洞与康、梁对中西学的理解和应用没有原则的差别。
综观清末“中体西用”思想演变过程，“为体”的“中学”最终主要保留着中学的核心内容——儒家为中心的传统思想文化；“为用”的“西学”，最终涉及了西学的主要内容——西政、西制。西学的核心——民主，只有到了20世纪初年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才真正触及。然而，尽管孙中山提倡资产阶级的民主，但并没有抛弃“中学”的核心内容。孙中山认为：“我中国是四千余年文明古国，人民受四千余年道德教育，道德文明比外国人高若干倍，不及外国人者，只是物质文明。”(《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533页。)他所说的道德文明：“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3页。)
二“中体西用”是清末改革活动的指导思想
我们所说的清末改革是指清政府主持的改革。清末改革主要有：洋务运动、戊戌新政、1901年至1905年的新政、预备立宪等。这一系列改革前后相承，改革的指导思想亦一脉相承，都是“中体西用”。那种把“中体西用”仅仅看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显然是片面的。一般说来，清末改革的内容随着“中体西用”内涵变化而变化，但这种变化并非同步进行，实际改革内容迟于“中体西用”内涵的变化。为什么有这种迟缓性呢？道理很简单，思想家的理论变成统治者的决策必然需要一定的时间。
洋务运动是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展开的，这已是史学界的共识，笔者毋须赘言。这里我想要说明的是：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其指导思想并不是有些论者所说的90年代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思想。事实上，60年代起步的洋务运动，其指导思想就是40年代魏源提出的以洋枪洋炮为内容的“师夷长技”思想。60年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奕䜣等地主阶级改革家创办安庆内军械所、江南机器制造局、金陵机器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洋务企业，尽是一些生产枪炮轮船等的军工企业。这一大批军工企业的创办，无疑是魏源“师夷长技”的“为用”之“西学”的具体实践。
60年代，“为用”之“西学”由船坚炮利扩大到制器之器及声、光、电、化诸学。于是，从70年代起，洋务运动由军用企业转向民用企业。李鸿章等人在创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一大批民用企业的同时，派出大批留学生赴美学习，专攻声、光、电、化诸学，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近代科技人材。
1898年光绪帝推行的戊戌新政，是近代中国统治阶级进行的一次以救亡图存为宗旨的改革。这场影响深远的改革同样是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而且“为用”之“西学”的内涵远在同时期思想家主张之下。这一点可从光绪帝“定国是诏”及新政措施看出。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在“定国是诏”中明确指出：“朕维国是不定，则号召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禅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094页。)这里所说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是“中体西用”的又一种表述形式。
新政措施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多方面内容。光绪所说的“博采西学”主要是设立农工商局、铁路矿产总局、邮政局；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设立学校、译书局，允许自由创办报馆、学会；训练陆海军，陆军改练洋操等等。至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院制度，光绪帝无意采纳，他只以准许百姓向朝廷上书等作为政治改革措施。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给清政府以前所未有的打击，清政府已处于摇摇欲坠的境地。为维护其统治，1901年至1905年，清政府又一次推行新政。这次新政的指导思想仍是“中体西用”。不过，“为用”之“西学”的内涵较戊戌新政有所扩大，允许政治制度参照西制作些改革。1901年1月29日，清廷发出新政上谕中首先强调“中学”的核心内容不能变。上谕说：“世有万禩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穷变通久，见于大易，损益可知，着于论语，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改弦。”接着，谕令“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就“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上谕还反省了以往学习西方过程中存在“徒学其一言一话一技一能”，“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的弊病。(《光绪朝东华录》总第4601页。)
诚然，1901年开始的新政的实际改革并没有多少超过戊戌新政的措施，但是，新政上谕中允许参酌西方政治，对朝章国故等提出改革建议；说明清政府已准备把“为用”的“西学”扩展到西政、西制。
1901年至1905年的新政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冲击和立宪派的推动下，从1906年开始清政府实行预备立宪。预备立宪实质上是前阶段新政的继续。“西学”之“本”即资本主义国家政体开始为清政府“所用”。1906年9月，清廷发出上谕，准备“仿行宪政”；1907年，清政府先后决定在中央设立资政院和在各省设立谘议局；1908年8月颁布《钦定宪法大纲》；1910年10月中央资政院行开院礼，同时清政府宣布将九年预备立宪期限缩减为五年；1911年5月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11月由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
清政府自1906年起实行预备立宪，虽说其具有欺骗性，但仍可以说，这是中国国家政治制度发展史上历史性的转折，也是清末“中体西用”思想的积极成果，有其值得肯定的一面。但是，由于清政府的政治腐败、经济衰微、军备废弛，对外屈辱妥协，对内镇压民主革命力量而引起的人民革命斗争，已成为势不可挡的洪流。清末资产阶级式的“责任内阁”政府在辛亥烈火中倾覆，这是历史的必然。
三“中体西用”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进步思想
国情，是由多方面因素组成的。从宏观意义讲，国情主要包括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中体西用”思想作为观念形态的东西，它同时受传统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所制约。不管“中体西用”思想的提出者主观上是否认识到其思想与国情有多大联系，但实际上，其思想必然受国情制约，也就是从国情出发。
我们说“中体西用”思想受国情制约即从国情出发，主要从二方面认识：
第一，中华民族是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五千年来造就了博大精深的精神文明。以儒家为中心的传统思想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精华。正是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思想文化铸成了以仁爱、豁达、笃行、纲纪等为基本特征的中华民族精神；也正是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思想文化养成了中国人酷爱和平、注重伦理、关心国事、自强不息等优良传统；也正是以儒学为中心的传统思想文化，养成了崇权威、重经验、讲传统等民族社会心理。又正是这种民族社会心理使民族精神、民族优良传统生生不息、世代相传。民族精神、民族优良传统以及民族社会心理，构成了中华民族深层次的基本国情。这种国情决定了近代中国人在西方文化挑战面前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人不可能、也不应该在一百五十年前彻底抛弃“中学”。近代中国八十年历史表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始终有它的历史合理性和进步性的一面，相反，近代中国时而出现的“西体中用”、“全盘西化”的思想，才是不合理的甚至是反动的。
第二，二千年的封建社会积淀了大量的封建文化的糟粕，一百五十年前的中国社会，封建守旧势力盘根错节。这也是中国国情的一个侧面。在封建文化充斥且封建势力十分顽固的中国，要吸取总体上比“中学”来得先进的“西学”，采取“中体西用”的原则，逐渐吸取西方文化中进步的东西，摈弃中学中落后的东西，可以说是最合当时国情的了。只有这种思想，可以减少来自封建守旧势力以及传统习惯势力的反抗，减轻中西文化的冲实，从而调和、融合中西文化。
当然，由于提出和实践“中体西用”思想的主要是封建统治阶级营垒中的人物，他们的阶级地位以及世界观、方法论，决定了他们是无法处理好中学与西学的关系的，也难以区分“中学”中的精华与糟粕，“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的清末所有改革活动，都无法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
综上所述，“中体西用”思想是发展变化着的革新进取思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思想。这一思想是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初清政府进行改革的指导思想。从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角度考察，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的半个多世纪中，没有比“中体西用”更进步的思想来代替它的历史地位，只有到了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出现才逐渐替代了它的地位。
（资料来源：《求索》199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