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动力分析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城市经济-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动力分析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动力分析

近代以来，中国城市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最引人瞩目的是出现了一批“条约口岸城市”，这些城市是按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开放的。据统计，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开辟广州、上海、厦门、宁波、福州五口为开端，至1922年，中国先后开放的商埠共计79个。[1]相对而言，那些由中国政府自行开放的商埠城市、从传统中走出来的行政中心城市、工矿业城市及工商业城市则被纳入非条约口岸城市之列。按此分类，长江下游的近代城市中，条约口岸城市主要有上海、南京、杭州、苏州、镇江、宁波、芜湖、安庆等，非条约口岸城市则包括无锡、南通、常州、扬州等，其中无锡、南通、常州三座城市在近代中国众多条约口岸城市中曾取得了突出的发展成就，从而成为基本依靠自身民族工业振兴发展起来的城市近代化的典型，并且还表现出各自独特的城市发展道路，为中国近代城市史增加了一抹亮色。近年来，关于南通、无锡、常州城市近代化问题引起了众多中外学者和专家的关注，纷纷就这些城市发展的原因、转型的过程及特点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本人不揣浅陋，愿以此三城市为例，就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发展的动力进行一番考察与研究，以便进一步探索中国不同类型城市近代化的发展道路，从而为相关城市的今后发展提供一些历史的借鉴。
笔者以为，推动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的动力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外部间接推动力：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
近代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的发展与众多近代中国城市一样，最初的动因是来自随军事侵略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大冲击力。不过这一冲击力对于条约口岸城市而言是直接的，对于非条约口岸城市却是间接的，而且当它以商品输入的方式到来时，非条约口岸城市原有的农村家庭手工业遭到了严重打击，传统文化、传统生存方式不能再按原样一成不变地维系下去了，于是，一批抱有强烈民族感情的先进中国人，学习和利用西方先进技术，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积极因素相结合，形成了一种能够适应中国社会土壤并兼具中西色彩而进行的社会革新。这种革新“既不是消极被动地受外来影响自发地产生，也不是全面移植，它是在列强的侵略威胁和先进生产方式的双重刺激下，由中国社会内部力量进行的一种对传统文化的革新”。[2](p.123)在南通，张謇在“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一《厂约》）思想指导下，加快向西方学习，以“实业救国”，创办大生纱厂，揭开了南通城市近代化的序幕。在无锡，以荣宗敬、薛南溟为代表，一批头脑灵活的货币财富积累者看到创办近代工业有利可图，积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了解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经营管理，重点投资创建纺织、面粉、缫丝三大工业，由此开始了无锡城市近代化道路。常州近代化的起步，也是为了适应洋布的竞争，由当地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家通过引进外国的先进机器设备，将传统的手工工场引向近代纺织工业，并带动其他行业而发展起来的。
2、外部推动力之二：长江下游区域市场化。
由于经济和交通的发展，近代区域市场体系在长江下游区域逐步形成。这个市场体系是以上海为中心逐步向内地辐射的，并以条约口岸南京、苏州、芜湖、宁波等城市和非条约口岸南通、无锡、常州等城市形成二级市场体系。第二级市场体系下还有第三级市场体系。正因为长江下游区域市场体系的存在，作为第二级市场体系中非条约口岸的南通、无锡、常州，在发展过程中不能不与本区域内第一、第三市场体系发生联系。
上海的辐射作用对于通、锡、常城市近代化至关重要。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以近代贸易的观念首选上海作为开埠通商城市，短短十几年就使它拥有取代广州成为全中国对内对外贸易的“心脏”地位。[3](p.139)这便使上海对近在咫尺的南通、无锡、常州产生强力辐射成为可能。大量的外国进口商品、上海本地的产品以后又发展到上海的资金、优秀的人才、先进的技术、信息等，源源不断地向附近的第二市场体系传递，向口岸城市、非口岸城市渗入、扩散，成为这些城市发展的主要外部推动力。
非条约口岸市通、无锡、常州城市还与区域内其他中小城市及乡镇发生着密切的联系。30年代以来，无锡经济在上海市场的强力辐射下迅速发展，很快取代常州成为苏南地区的产业中心、商品集散中心、金融中心和信息中心。周围地区的江阴、宜兴、常熟、溧阳、金坛、靖江、吴县、武进等地的经济活动，都围绕它而旋转。而且各区域城市，不论是非条约口岸城市间，还是与相邻的条约口岸城市之间，也相互影响、相互辐射。如通纱大量供给无锡纱厂，锡厂纱也到南通销售。通、锡、常三地是苏州钱庄放款的主要地区和对象等。[4](p.95)特别是无锡、常州钱庄业和工业的兴衰对苏州影响至大，在苏州钱庄中一向有“无（锡）常（州）一倒，性命难保”之说。[5](p.247)
3、外部催化剂：近代交通运输业的兴起。
流通是区域城市发展的重要命脉和基本功能。交通便利与否，流通能量的大小，直接影响到区域城市的兴衰和发展速度。近代以来，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南通、无锡、常州城市的水运、铁路、公路运输事业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有所加强。至30年代，无锡已有航运公司19家，南通、常州也各有5家。三地还修浚了航道，建设了公路，成立了汽车公司，初步形成了一个贯通江河、联系城乡和运用现代交通工具的水陆交通运输网络，有力地促进了该地区的商品流通。20世纪以来，随着铁路运输业的日益兴起，特别是1908年沪宁铁路的通车，连通了常州、无锡、上海等大中城市。无锡、常州与大城市上海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城市经济日渐繁荣。至抗战爆发前，以铁路、水运、公路为主体格局的近代交通体系在长江下游地区形成，而且成为该区域市场网络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通过这个体系，无锡数百家工厂及工场所需原料、燃料、建材、集散的粮食、中转的商品得以补足，估计全年货物运输量有1至1.5万吨。[6](p.202)南通逐渐发展成为苏北地区经济中心城市，常州更密切了和邻近市县间的联系，初步打破了地方封闭落后的状态。
4、内部第一推动力：城市商业化。
近代以来，南通、无锡、常州城市商业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式纺织工业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手工劳动形态，机器大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商业部门经营的产品不再仅仅为外国生产的洋产品，还包括城市中大批民族企业的工业品。城市商业日趋发展，带来了城市社会更大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城市工商业人口大幅度增长。20世纪以来，南通、无锡、常州城市工商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商业生产和商品市场的吸纳力导致大批农业人口被吸引到都市做工、谋生，从而加速了城市人口的聚集。无锡工商人口增长尤为突出，据统计，1932年无锡全县人口90万，其中工业人口（包括码头工人）占12%，计11万人，商业人口占23.4%，计21万人。两者合计32万人，占全县人口的35.4%（《中国实业志·江苏省》）。南通、常州两城市工商业人口也有所增加，根据1930年对常州人口的统计，工商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12.3%。[2](p.230)
第二、城市商业在近代工业的推动下走向繁荣，并推动着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空间结构和功能的扩展，使之朝着城市市政近代化的方向迈进。从1921年南通设立市政公所，张謇就开始致力于旧城的改造和整治。经过二十多年的城市建设，南通最终形成了一个具有科学性和人文精神相融合的“一城三镇”式结构的现代城市布局。无锡虽然“地方上一切建设，都任凭个人自由做去，以致东零西散，杂乱无章”[2](p.176)，整个城市建设缺乏统一规划，但20年代以来，为了适应城市工商业发展的需要，也加强了一些市政建设。1929年，拟定城市规划，将整个城市划分为行政、工业、商业、住宅、田园风景区等，但这一规划后来只实现了很小的一部分。常州城市布局的变化则遵循商业发展的原则。城东南为工业区，城中、城西地区是商业零售及手工业集散中心。至20世纪30年代，常州城市功能划分初步成形，但城市面貌只在工业布局方面初步取得规模，其它功能区分仍延续传统区划。
第三、城市商业贸易的发展，还带动着近代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金融业的长足进步。在现代银行业设立之前，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传统的贸易中介为钱庄。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巨额资金的融通要求日益增加，带动了城市金融业的不断发展。1920年“淮海银行”的建立就满足了南通大生资本集团为适应各企业融通资金的要求。同一时期，无锡金融业发展也十分迅速，至1929年，钱庄增到33家，资本额并有较大增长。1932年，国内各大银行在无锡还设立7家分行，营业额达3.3亿元（《江苏年鉴》下册）。
5、内部动力之二：城市工业化。
正如马克思在论及工业问题时曾指出的那样，“工业领域一受到刺激，其后果是无穷无尽的。一个工业部门会把所有其余的部门也带动起来”[7](p.671)。工业化给近代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南通、无锡、常州城市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是前所未有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工业化促成了以轻工业为主导经济功能的专业性城市的崛起。从1894年南通、无锡、常州纷纷建立起民族工业企业至抗战爆发，仅仅44年的时间里，三地近代民族工业已获得了很大发展，工厂总数增加了5至6倍。各行业企业都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轻工业占绝对优势的结构特点已开始显露。[2](pp.31-34)到1937年长江下游区域近代经济发展的最高峰时，无锡、南通、常州已形成了以纺织、缫丝、面粉三大行业为主的近代轻工业较为发达的三个城市。
其次，工业化促进了城市经济组织的近代化。工业化的发展要求打破自然经济狭隘的、地方的、等级的联合，通过专业的分化、竞争和生产的集中而形成新的联合，产生同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现代企业经济组织。南通大企业系统即是这类经济组织的典型，从1895年大生企业系统诞生到1922年达到鼎盛，它已拥有资本2483万两白银，各种企业40家。企业种类涉及棉纺织、垦牧、机器制造、食品、火柴、印刷、公用、交通、金融、海外航贸等十几个领域。通过这些企业的建立，南通城市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无锡工业化形成规模则与无锡六大资本集团竞争、发展，各尽财力智力，使无锡城市经济出现持续增长的态势密不可分。
第三，工业化促进了城市外部系统的扩大。近代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工业化，不但带动了各城市经济的增长，促进长江下游区域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而且城市外部联系也进一步扩大。除前述区域市场化中谈到的城市与城市之间联系以外，三个城市工业化还加强了与周围农村地区的联系，个别城市甚至还扩大了它们与国外的交往和合作。南通城市近代化的命运实际上与南通农业土布织造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大生”生产的机纱12支粗纱，为通海地区农村手工织业所需，机纱产量的增加，供应给当地农村，大大促进了通海地区土布业的发展。而农村织布业的飞跃发展，对机纱需求量猛增，反过来又促进了大生纱厂的壮大。这样，在城乡相互促进的过程中，植棉、机纺、手织形成了一条龙的产业结构。南通的商业经营也向购棉、运纱和推销土布方面倾斜，其最终结果是使南通城市经济成为名符其实的棉业经济。同样，无锡工业也与周围乡村农业紧密联系，特别是缫丝业的发展，不仅使无锡农村普遍栽桑饲蚕，成为主要副业，而且促进了缫丝副产品的发展，促进了桑苗、桑叶、蚕种、干茧、生丝、丝织业的买卖和运输业的发展。无锡农村日益依附于城镇。
工业化，还加强了一些非条约口岸城市与世界经济之间的交往。如无锡薛氏资本集团积极开拓国际生丝市场，在国外直接设立销售机构，外销自己的产品，在旧中国蚕丝对外贸易史上开创了摆脱洋行束缚，开拓外贸市场的先例，有力地促进了无锡城市工业经济的发展。
根据以上探讨，我们认为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发展存在着独有的特征：
1、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是多元动力有机整合的结果。不同动力的整合，造就了城市不同的近代化发展道路；不同动力的整合，导致了城市发展水平的高低。
恩格斯在阐述历史发展动力时曾认为，历史是由“无数相互交错的力”的“平行四边形”所推动，它是“一个总的合力”，“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8](pp.478-479)依据这一“合力”理论对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我们不难发现，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的推动力正是多元动力因素的“合力”所构成，而且这些作为现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的因素和力量不是这些动力因素的简单相加，而是按照一定的方式结合成一个整体，相互促动实现着对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的影响。其中，外力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殖民主义的后果，另一方面也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的信息。它将商品和资本输入中国，使近代中国陷入了一种非常窘迫的境地，既不能阻挡它们的进入，又不可能使其获得正常迅速的发展。这一特点在条约口岸城市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的南通、无锡、常州等城市虽然没直接受到西方军事力量的侵略，但通过近代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城市上海，还是感受到了欧陆风雨的侵袭。作为长江下游区域及全国的经济中心城市，优越的区位使上海有效地向南通、无锡、常州等非条约口岸城市甚至更低层的区域腹地——农村集镇辐射着它强大的经济能量。在大城市——非条约口岸城市、条约口岸城市——城市腹地（农村）之间进行着商品、资本、技术、信息等各方面的能量交换，其直接结果就是作为城市间、城乡间经济联系的枢纽交通运输业大发展，并且商品交换更加频繁，逐渐改变了非条约口岸城市传统商业的结构形态。区域内城市贸易的加强，又带动了一大批头脑灵活、善于创新、吃苦耐劳的民族资产阶级商人，一方面他们“设厂救国”，以实业拯救民族危机；另一方面又追求高额的商业利润，兴起了19世纪20年代初创办新型民族工业的浪潮，开始了非条约口岸城市工业化的进程。在工业化继续进行的同时，商业化在传统商业转型的基础上吸收了近代积极因素，走向越来越依赖于近代城市工业、越来越服务于近代民族工业的道路。这样，工业化、商业化互辅互动，共同推动着非条约口岸城市功能和结构向近代化方向转型，同时也对城市交通运输业、金融业、服务业、城市空间布局和规划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非条约口岸城市在诸多动力的相互整合下，逐渐走向城市近代化。
当然，由于自然地理环境、资源配置、受西方资本主义排挤程度大小等条件的限制，近代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各个城市所承受的作用力也存在着程度上的不同，推动城市发展动力组合也不尽相同，因此也就出现了不同的近代城市发展道路。比如南通是以大生纱厂为核心，在经济、政治、文教、社会等方面进行全面的近代化建设。南通近代化的主持人张謇称这种道路为“地方自治”，他借用西方地方自治的若干手段，以儒家社会伦理为指导，联合南通各政治力量，形成了一个区域性的政治经济实体。南通正是这样在个人、政治、工业、商业、教育等各种社会力量组合下形成一股推力，在有影响力的个人力量牵引下走向现代化的。有影响力的个人因素、工业化因素在这一组合之中是最重要、最关键的动力。其结果也使南通成为苏北东南地区的区域中心。
无锡则是集中力量发展工商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六大资本集团，他们“人自为战”，“时立势会”，使无锡近代工商业有了较高的发展水平。但是，从整个城市的发展来看，由于缺乏统一的近代规划，无锡城市近代化未能实现整个社会系统的有机整合，这与无锡过度工商业化和强调自由发展有密切联系。不过无锡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加上自由发展带来的勃勃生机的竞争局面，也使无锡民族资产阶级从中国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层层重压的缝隙中挣扎出来，成为近代中国非条约口岸城市中工业最为发达的城市，近代化程度远远超过了它的左邻右舍，包括条约口岸苏州、南京等，并且替代常州而成为苏南地区的经济中心。
常州城市近代化又有另一条轨迹，这是一条在没有外国企业直接挤压，没有官僚资本吞噬的条件下，由土生土长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本地传统手工业、商业基础上，走出传统，变商为工，建立起近代纺织染业，实现地区初步工业化的道路。由于部门单一，起步又晚，再加上资金不足，常州近代化在工业化、商业化等方面的动力相对较弱，发展水平低于无锡、南通等地。
2、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城市的近代化，内部动力起了决定作用，其中民族资产阶级的艰苦创业和立意创新，是其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在多元化的非条约口岸城市近代化动力中，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影响、区域市场化、交通运输业的建设构成了城市发展的外部动力，而商业化、工业化则构成了最重要的内部动力。从城市功能发展的角度来看，南通、无锡、常州共同的特征是轻工业城市性质的形成主要依靠城市自身民族工业的发展，而众多条约口岸城市的发展则是依靠开埠发展对外贸易为动力。尽管这类非条约口岸城市工商业的兴起和发展始终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长江下游区域城市市场网络、交通运输能力的控制和影响，但这些因素的作用却只能以中国内部的城市化动力为依据。这些外部动力只能是作为一种助动力，将工业资本、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质优商品带给非条约口岸城市，进而从物质文化层面施加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只有城市的工商业发展，从真正意义上促进了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城市才能从传统的形态逐渐向近代意义上的城市过渡。而且在这种渐进过渡过程中，由于工商业的独特演变形态，不可避免地会造成非条约口岸城市中出现近代工商业与传统工商业互补共存的多层次结构。近代工商业既以传统的工商业为基础，利用传统工商业的资金、原料、技术、生产组织以及市场条件，又对传统的工商业进行改组和淘汰，形成了对传统工商业共生并存的过渡型工商业结构，因此，其工商业的发展有着“本土化”的特点。
正是由于工业化、商业化成为非条约口岸城市发展的主要功能和重要动力的情况存在，使得导致这种状况出现的主观因素显得至为重要。南通、无锡、常州城市近代化的历史表明，非条约口岸城市民族资产阶级的艰苦创业，成为推动此类城市近代化的最根本的动力因素。
南通现代化就带有张謇个人强力推进的鲜明色彩，其过程是在张謇个人直接设计、领导与推动下进行的，以大生纱厂的创办为先导，以后逐渐推向农村手工业、沿海垦殖业、教育、文化、市政、社会福利等各个领域，形成了全方位的城市近代化。在当时的南通，社会经济条件和人们的意识形态，距近代资本主义出现所需要的环境相距甚远的条件下，没有张謇的爱国激情和企业家精神，没有张謇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并利用当地的有利因素，带有“超前”意识地强力推进，南通近代化不可能达到当时的程度和规模。
同样是企业家发挥能动作用，无锡的企业家们对无锡城市近代化则表现出不同于张謇的特点。正如张謇所说的那样，“南通以个人之力致是……无锡则人自为战”，无锡城市近代化的道路是通过无锡六大企业资本集团联合起来推进近代工业的发展，通过激烈的自由竞争，各自尽其财力智力，从而实现社会办工业的目标的。特别是20年代末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前后，无锡各大企业积极进行改革创新，大大推动了无锡城市经济的发展。可以说，无锡如果没有企业家创业精神的能动发挥和企业家群体的共同奋斗，则很难快速发展并超过南通。
常州城市经济的增长更离不开企业家刘国钧等人的积极投入。20世纪30年代，在全国纺织业普遍萧条和地理环境不佳的条件下，常州大成纺织染公司迅速成长，成为常州城市发展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之所以取得如此的成功，关键在于其经营人员发挥主观能动性，刘国钧等企业家们大胆任用、礼聘专业技术人才，在企业中采用资本主义管理方法进行管理，不断改进产品质量，使常州纺织业继南通、无锡之后，步入一个经济发展的良好时机。从而使得常州城市在传统手工业、商业基础上，在土生土长的民族资产阶级领导和推动下走出传统，变商为工，建立起近代工业，继而推动城市其他功能发生变化，走出了一条由本地力量自我设计并逐步实施的近代化道路。
南通、无锡、常州三个城市近代化的道路尽管各不相同，但他们在发展过程中却共同体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积极进取、勇于创新、奋发向上的精神和意志。正是这种精神符合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代表了中国城市近代化发展方向，从而真正成为推动中国近代非条约口岸城市发展的关键性动力。可以说，没有近代工业企业就不可能实现非条约口岸城市经济的近代化，而没有企业家的艰苦创业则不会有近代企业的产生及其发展。
通过上述对长江下游非条约口岸南通、无锡、常州城市近代化动力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南通、无锡、常州三个城市的近代化，都曾获得过骄人的成就，当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也受到过不小的挫折。这些都与许多主客观因素紧密相关。总结成功经验，吸取受挫教训，这对我们今天建设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区域城市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1、城市发展既要通过一些宏观调控手段，循序渐进、系统而完整地推进整个社会的发展（如南通模式），又必须引进开放和竞争机制，使城市工商企业发展更具有生命力（如无锡模式），还需要加强城市内部各经济组织的协作和联合（如常州模式），从而走出一条城市自我发展的道路。但需要注意的是，南通、无锡、常州城市发展存在的问题也十分明显，如人为干预等。发展有规划性并不代表垄断，自由竞争、自由发展不代表无序状态，自我的发展还需要外部力量的支持等等，都是值得我们今天注意的问题。
2、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特别是发挥能够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的有重要影响力的本地工商企业家的积极作用，对于城市经济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3、区域城市经济的发展必须依据城市自身条件，将当地工商业与农业有机地结合起来，走农工商协调发展的道路。
4、加强区域内外开放、交流与合作，完善区域市场经济体系，是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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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