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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黄宗智谈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和近代经济史情况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黄宗智副教授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作了题为《三十年来美国研究中国近代史、近代经济史概况》的学术报告。
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近三十年来发展很快，可以分为三代。
第一代可以四本书作代表。一本是哈佛大学现已退休的费正清教授写的《中国沿海贸易与外交——通商口岸之开放：1842～1854年》。另一本是已故前耶鲁大学赖玛丽教授的《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一战——同治中兴》。再一本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勒文森的《儒教与它现代的命运》。第四本是即将退休的哈佛大学施华茨教授的《追求富与强——严复与西方》。这一代研究的重点是外交史、政治史和人物思想传记。
第二代以斯坦福大学的施坚纳教授写的《中国的集市结构》为代表，此书反映了历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的结合。这一代中其他两本份量较重的着作是现任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珀金斯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和现任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库恩写的《中华帝国后期的造反和它的敌人——军事化和社会结构》。
第三代正在酝酿之中，现已大体成熟。这一代优秀青年将会达到比前两代更高的水平。
第一代的主流是费正清领导的所谓哈佛学派，他们搞的主要是官方史，运用的是官方资料，研究的是官方的统治人物。他的观点也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向官方的观点认同。费正清的《中国沿海贸易与外交》就是一个例子。他基本上否认帝国主义这个事实，企图为西方对中国的侵略辩护；他把帝国主义侵略说成是“西方文明对中国的影响”，把中国主权的丧失称为“中西共治”。这一代学者中传记性着作特别多，有的想象很玄，以想象来弥补资料的不足。
这一代中另外有个比较成熟的从中国移植美国的学说。这个学说以几位中国血统的学者为主。其中四位先生的五本着作尤为突出。它们是：张仲礼先生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士绅》和《中国士绅的收入》；肖公权先生的《十九世纪的中国乡村》；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清代的地方政府》和何炳棣先生的《中国人口的研究：1388—1953》。他们的书都用了比较大量的资料，并且结合了比较新的社会科学概念，为第二代的美国中国史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今日美国社会科学有一个新的倾向，就是搞综合性的研究。在历史的研究上还有一个主要的倾向是用空间而不以专科来限制题目的范围，就是搞综合性的地方史研究。
另一个比较新的研究领域是到社会史中去探讨国家政体的性质，开路的人是哈佛大学的莫尔教授。他通过比较史和社会史把革命看成是一个阶级结构的重新组成过程。而这个过程对国家政体性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从第一代的官方史到第二代的结合社会科学的经济史、社会史，到第三代的综合性的地方史，这中间的过程的重要内容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结合。现在的社会科学和对历史提出的一些新的问题，用了一些新的方法，也使历史的研究更加多面化。这是美国的中国历史学研究的现代化的主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起过相当大的作用。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1980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