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师夷长技”与“全盘西化”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近代史-“师夷长技”与“全盘西化”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师夷长技”与“全盘西化”

在中国近代史上，“师夷长技”与“全盘西化”是不同时期提出的探寻中国前途的两个命题。鸦片战争中，魏源在研究总结失败的惨痛教训基础上，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精辟论断，而大约过了半个世纪后，“全盘西化”说才开始在中国露头，“全盘西化”为一个流行的社会思潮，则是本世界二、三十年代的事了。这两种主张在中国的近代都曾产生过较大影响。那么它们是在一种什么背景下提出的呢？各自的特点和实质又如何呢？这需要在比较中做进一步探讨。
一
关于“师夷长技”出现的历史背景，“史学”专刊已发过专文，本文就不再赘述了。清政府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惨败，使“洋务派”所标榜的“自强新政”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更一落千丈，“求强”“求富”的口号在冷酷的现实面前，成为绝妙的讽刺。民族危机的加剧，使越来越多的爱国知识分子更加迫切地去探索救国真理，如谭嗣同所说：“平日于中外一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痛巨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酷嗜西学”（《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566页）。从1895年至1898年短短几年间，报馆风起，学会林立，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着作被广泛译成中文，变法维新成了社会舆论的中心议题，有人形容是：“家家言时务，人人谈西学”（同上，《戊戌变法》第3册，第156页）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全盘西化”论在近代中国出现了。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湘报》先后发表过两篇文章，一篇是樊锥的《开诚篇》：“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另一篇是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它的一个主要论点是：“若欲毅然自立于五洲之间，则必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从泰西”。这两则文字可算有关“全盘西化”论的最早报道。“全盘西化”成为时髦的社会思潮，那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事，胡适、陈序经对西方文化盲目崇拜，声称只有“全盘西化”，中国才有出路。蒋廷黼在193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一书中也说，中国“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可”。如果说戊戌变法维新时期，刚刚冒头的“全盘西化”论主要是出于爱国动机而走上极端的话，那么“五四时期和三十年代的”全盘西化论，则是要对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要把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
二
与“全盘西化”论相比，“师夷之长”的主张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口号的提出是从实际出发的。当时的实际是什么？第一，鸦片战争把清军装备的落后、穷陋暴露无遗。通过战争实践，使中国人目睹了西方枪炮、船舰的威力，用魏源的话说，要学习的夷之长技是“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议战）。第二，能不能从中国古代智慧中去寻找御敌良方呢？事实说明办不到。不用说儒家经典中的“微言大义”无济于事，就是嘉、道时期被称为“经世致用”的思想和方略也无能为力。第三，是当时清政府现行对外政策的实际。长期以来，清政府坐井观天，昧于世界大势。结果是走私的鸦片大量输入，一些有利于增强国力的“长技”却被拒之门外，魏源曾批语过这一政策魏源、林则徐等按照当时的国情和世界形势，提出他们认为应该学习的内容。
“全盘西化”论者则对本国实际不做认真细致研究，他们对自己的国情，或站在远处、高处粗粗地瞥一眼、或带着有色眼镜略加“考虑”之后，就把目光全部倾注到他们朝思暮想的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师夷长技”主张的第二个特点在于它的目的是“制夷”，这是关键所在，它的进步性和生命力也主要体现在这一点上。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制不制夷，或说抵不抵抗列强的侵略这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伟大的爱国者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不但采取了“师夷”的措施而且也初步取得了“制夷”的效果。他曾经派人去澳门、新加坡，“购西洋各国洋炮二百余位，增排两岸”（《林则徐书简》（增订本），第179页），并购置了一艘千吨级的英制军舰“剑桥”号，又组织人力翻译了一些国外造船、制炮的技术资料。林则徐的活动曾使西方殖民者感到恐慌，也使战争初期英军在广东未能得手。
主张“全盘接受西洋文化”的蒋廷黼却一方面为殖民主义者涂脂抹粉，说什么“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美化投降派琦善下了一番“知已知彼”的功夫，说“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超时人”；另一方面，却大肆攻击伟大爱国者林则徐“于中外的形势不及琦善那样的明白”甚至说“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蒋廷黼：《中国近代史》（外三种））第114页，第133页，第124页），功过是非颠倒到如何地步，究其源不就是“全盘西化”论在作怪吗？
第三个特点是从思想方法以上看，“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打破了僵化的传统意识，对己对彼都注意了克服片面性，这确实是中国思想界一个了不起的变化。“师长”论者可贵之处还在于他们看到了彼长己短之后，并没有失去自尊和自信，从而对夷人顶礼膜拜。相反，他们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充满信心。相信经过“师夷长技”一定能达到“制夷”的目的，使国家面目改观。魏源对中国的悠久文化和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表现出一种由衷的自豪感，他说：“中国智慧无所不有，历算则日月薄食，闰余消息，不爽秒毫；仪器则钟表晷刻，不亚西土；至罗针壶漏，则创自中国而后西行；穿札扛鼎，则无论水陆，皆擅勇力”。这样的民族，如再能长处，“因其所长而用之”，就一定会“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议战。）
“全盘西化”论者则并非如此。他们鼓吹“要彻底的崇洋”，在“五四运动”后，有一本《中国文化的出路》的书，甚至公开宣扬“中国的一切都不如西方”，必须“把西方的一切都接受过来，好的坏的都要，不仅要民主与科学，也要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其崇洋心理的膨胀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它的片面性也达到了荒废绝伦的程度。
有些论者在评述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总是不无遗憾地认为林、魏等人“只是学习西方文化的表层而非文化的根本”，说他们对西方文化认识肤浅。须知，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有一个由浅，却如一条清溪，清澈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见《鲁迅全集》第六卷，第页）。林、魏虽浅，却是一条“清溪”，比起“全盘西化”的“烂泥深渊”来，很容易让人赞同“不如浅一点的好”的呼唤。
三
“师夷之长”与“全盘西化”，不仅表现出对待西方文化的两种态度，实质上也反映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两种评价。先进的中国人在西方侵略者面前并没有苟安昏睡，屈服于敌人的坚船利炮，而是不甘落后，积极探索，追求新知，但是“师夷长技”论者并不任意践踏民族文化传统，他们强调以我为主，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他们相信中国智慧“不亚西土”，要制夷却不为夷所制，“我有铸造之局，则人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赖于外夷”。向夷人学习是要为我所用，绝不能匍匐在夷人脚下，仰其鼻息。这种没有奴颜和媚骨的硬骨头精神用毛泽东同志的话来说，正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而“全盘西化”论者则割裂民族传统，唯西洋马首是瞻的主张完全是反科学的，因此虽然时不时出来闹哄一阵，但终究成不了气候，毕竟为历史潮流所淹没。
（本文由作者提供，原载于《光明日报》1990年8月1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