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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略论曾国藩

嘉庆年间（1796—1820），川楚白莲教农民起义与接踵而来的天理教农民革命风暴，如同滚滚惊雷，震撼着清封建王朝。英国侵略者对华的鸦片走私，变本加厉，特别是到了道光（1821—1851）初年，一道走私鸦片的黑流，滔滔不绝地涌进中国，与此同时，英国兵船不断在广州海域进行武装挑衅，英国侵略者并唆使张格尔在新疆发动武装叛乱，祖国的西北边陲也同时告警。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阶级矛盾，中华民族同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之间民族矛盾相交织，互相激宕，互相影响，使整个社会动荡不安，中国进入了一个空前风云紧急的时代。在这种新形势下，一部分知识分子惊醒过来了，认为清政府再也不能照老路走下去，经世学派应运而生。中国的思想界本来如一潭死水，现在开始波澜横生了。
经世学派中代表中、小地主与商人利益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其代表人物是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和左宗棠等。他们振臂高呼：读书是为了“经世致用”，“探世变者圣之至也”。他们抨击清朝的腐败政治，要求改革，富国强兵，主张严禁鸦片。他们的“昌昌大言”，风靡全国，冲破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沉闷局面，在社会上起着发□振聋的作用。他们的思想特点是爱国忠君。
经世学派中的另一流派是理学经世派，代表大地主、大官僚与满洲贵族的利益，其代表人物是与倭仁以理学相标榜的曾国藩等。他们崇奉理学，主张按照理学的绳墨来经世，以加强、巩固风雨飘摇中的清封建王朝的统治，对于紧急的国际风云则漠不关心，也一无所知。曾国藩说：“吾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曾国藩：《答刘孟容》，《曾文正公会集·书札》，卷一，第8页。）所谓“使万物各其得分”，即是维护既存的封建秩序，使贫苦的依然饿饭，富贵的仍旧养尊处优。他说这样做是符合天理的，须知“势利之天下，　强凌弱之天下，此岂今日始哉？盖从古已然矣”。（曾国藩：《致沅、季弟五月二十八日》，《曾文正公六种。·家书》，第110页。）他主张“荷道以躬”，重在实行。筹组湘军时，他写信给他的好友刘蓉说：方今“天下纷纷，鸟乱于上，鱼乱于下”，“吾不愿闻弟谭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曾国藩：《答刘孟容》，《曾文正公会集·书札》，卷三，第3页。）但愿你早早前来同筹组湘军。在他的这些文字中，仿佛可以看到从字里行间升腾出来的阵阵杀气。这派思想的特点是在理学思想的指导下，只知维护清封建王朝的利益，不顾国家、民族的荣辱与安危。事实上，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他是站在投降派首领穆彰阿一边的喽啰。《中英江宁条约》订立后，他为投降派订立不平等条约大唱赞歌，胡说什么：“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水不犯边，四海宴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曾国藩：《致祖父母九月十七日》，《曾文正公六种·家书》，第三册，第27—28页。）以后他的从政实践，也表明他忠君而不爱国。
曾国藩是个善于打别人的旗号，拉自己山头的人物。作为一个在籍侍郎，湖南省团练大臣帮办，是无权在乡独树一帜，招募湘勇，组织一支独立于八旗、绿营外的湘军的。他利用太平天国西征军节节胜利，武昌、长沙风鹤警传的紧张形势与深得清政府信任的江忠源（1812—1854）的名义，以罗泽南、王鑫等组成的湘乡练勇千名为骨干，扩编组成湘军，无论对官方，对朋僚，以至对江忠源本人，他一再信誓旦旦地宣称，吾欲练兵万名，以供其作“扫荡天下之具”。由于他运用权术，在筹组湘军的过程中，得到了湖南官绅的支持。但是，当一八五四年江忠源被困庐州，情势危殆，清政府命令他派兵赴援，他却不派一兵一卒，反而诤诤有词地说：“即使成军以出，亦当于黄州、巴河、九江等处先谋收复，又不能遽赴吾岷老（江忠源，字岷樵）之急。大局所在，止论地形之要害，不得顾友朋之私谊。即君父谕旨所指示，亦有时而不敢尽泥也”。（曾国藩：《复夏憩亭》，《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三，第26—27页。）为了掌握他的政治资本，与他亲手缔造的湘军的绝对指挥权，他见死不救，断然抛弃了江忠源，暴露了他对人以诚以信的伪道学的真面目。后来，湖南官绅以及他的朋友对他多所责难，他气愤之余，裱暴自己说：“近日友朋致书，规我多疑，近于妒功嫉能，□薄险狠者之所为，遂使我愤慨无已。虹贯荆卿之心，而见者以为淫氛而薄之；碧化长虹之血，而览者以为顽石而弃之，古今同慨”。（曾国藩：《与刘霞仙》，《曾文公全集·书札》，卷四，第9页。）生花之笔，掩盖不了他内心的虚怯。
曾国藩在筹组湘军以及湘军发展的过程中，所有营官、统领，都由曾国藩亲自委派，如他所说：“湘军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粮虽出自公款，而勇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曾国藩：《覆议直隶练军事宜折同治八年五月二十一日》，《曾文正公集·奏稿》，卷三十四，第15—16页。）实际上，湘军统领、营官皆由曾国藩挑选指派，曾国藩如根，由根生干，生枝、生叶，统领、营官感曾国藩委派、培植之恩，故湘军仅听命于曾国藩一人的指挥。湘军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支军阀队伍，曾国藩是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军阀。后来，曾国藩向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传授“权经”说：“淮军利，阁下安……淮军钝，阁下危”。（曾国藩：《复李宫保》，《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六，第19—20页。（书札二十七卷本））李鸿章“心有灵犀一点通”，在官期间，始终牢牢掌握、发展他的政治资本淮军、北洋海军等，使他稳坐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交椅二十五年，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二个大军阀。
一八五三年三月，太平天国定都金陵，将金陵改名天京，威震东南。曾国藩破门而出，为了“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维护现存的封建秩序，他组织湘军，出省顽抗太平军，制订绞杀太平天国的战略战术。太平天国方面，在天王洪秀全开辟根据地战略思想的指导下，认为“楚尾吴头”，既得金陵，武昌是必争必得的战略要地。一八五三年五月‘太平天国领导当局以其主力部队组成西征军，溯江西征，连下安庆、九江，兵锋指向武汉。曾国藩拙于临阵指挥，谋略优长。他默察西征军的军事行动，针对太平天国的战略方针，一八五三年秋，他提出了凶狠的军事对策。他说：“荆襄扼长江之上游，控秦、豫之要害，诚为古来必争之地。然以目前论之，则武昌更为吃紧。盖贼首既巢金陵，，近穴镇、，扬二城，远处所宜急争者，莫要于武昌”。他进一步指出安庆、九江、武昌、荆州、长沙的战略关系，以及武昌在长江中游战略上的重要性。他说，古人说长江出四川以后有三大镇，荆州是上镇，武昌是中镇，九江其次，南京为下镇，京口次之。现在“粤逆”已经占据下镇，其意图将由下镇溯江西进，占有上镇。听说九江、安庆已经设官据守，如果进而攻陷武昌，上及荆州，“则长江四千里遂为此贼专而有之，北兵不能渡江而南，两湖、两广、三江闽浙之兵，不能渡江而北，章奏不克上达，朝命不能下宣，而湖南、江西逼近强寇，尤不能一朝安居。即使贼兵不遽渡湖南窜，而源、湘固时时有累卵之危，然则鄂省之存亡，关系天下之全局固大，关系吾省之祸福尤切。鄂省存，则贼虽南窜，长沙犹有幸存之理，鄂省亡，则贼虽不南窜，长沙断元独存之势，然则今日之计，万不可不以援鄂为先筹”。（曾国藩：《与王璞山》，《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第40—41页。）曾国藩这一战略思想，指导着湘军在太平天国前期的攻守进退。
一八五八年，翼王石达开率军转进湖南，捻军纵横黄、淮流域，威逼直隶，清政府对用兵重点摇摇无主。曾国藩上奏说：根据我追击石达开入浙、入闽的经验，觉得石达开军今非昔比，所部“乱而无纪，气散而不整”，“已成流寇之象”。捻军本属“流寇”，不足为患。惟有太平天国建都金陵，“伪号立国”，是“窃号之贼”，故应集结重兵扑犯安庆，直捣金陵，然后“大局一振”，其它各路“贼匪”不难戡定。（曾国藩：《遵旨悉心筹酌折咸丰九年十月十七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三，第32—34页。）曾国藩这一战略思想，指导着湘军在太平天国后期的攻守进退。他又针对太平天国开辟根据地的战略思想，指示湘军将领，在战术上，“进占十里，则贼蹙十里之势，进占百里，则贼少百里之粮”，对太平天国根据地采用了蚕食鲸吞的战术。曾国藩是敌方进攻太平天国战略战术的制订者，绞杀太平天国革命的罪魁。　　　　　　　　　　　　　　　　　　　　　　　　
曾国藩指挥湘军进犯太平天国时，对太平天国军民极端凶恶残暴。早在他出省顽抗太平军之前，他要对起事农民必须“草□而擒洗之”，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出省作战后，其凶恶残暴变本加厉。李元度在江西作战时，所部弁勇杀、掳、焚、淫，四者兼备，而太平军却纪律严明，江西广大农民群众大多站到了太平天国的一边。一八五六年秋，曾国藩致书曾国荃说：“江西民风柔弱，见各属并陷，遂靡然以为天倾地坼，不复作反正之想，不待其胁迫以从，而甘心蓄发助战，希图充当军帅、旅帅，……是以每战动盈数万人，我军为之震骇”。（曾国藩：《致沅浦弟九月十七日》，《曾文正公六种·家书》，第二册，第121页。）他指示李元度说：“各属民未厌乱，从逆如归”，希“无惑于妄伤良民，恐损阴骘之说，斩刈草菅，……大局或有转机”。（曾国藩：《与李次青》，《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五，第41—42页。）在太平天国安庆保卫战期间，一八六一年夏，曾国荃将菱湖诸垒中出降的太平军七、八千名悉数斩杀，事后，曾国荃自己也吓得神魂不安。曾国藩写信给曾国荃说：“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此贼……流毒南纪，……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曾国藩：《致沅、季弟六月十二日》，《曾文正公六种·家书》，第三册，第79—80页。）到了太平天国晚期，曾国藩对太平天国军民的凶恶残暴，发展到了绝灭人性的程度，采用了惨绝人寰的抢光、杀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以防止太平军卷土重来。他也承认陈玉成治理安徽，“颇能禁止奸淫，以安裹胁之众。听民耕种，以安占据之县。民间耕种，与贼各分其半。……傍江人民，亦且安之若素”。自从曾国荃等部湘军攻陷太平天国的安徽省根据地后，湘军的“三光”政策，把好端端的安徽摧残成“烟火断绝，耕者无颗粒之收，相率废业”，死亡载道。（曾国藩：《沿途察看军情贼势片同治二年二月二十七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二十一，第44页。）李鸿章等在江苏等地也执行了“三光”政策，以致太平天国失败后，苏、浙、皖地区出现了“万户肖疏鬼唱歌”的凄惨景象。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顽固反动已极。他曾因兵败两次自杀，获救后，依旧顽固地坚持其反动立场，继续驱使湘军进犯太平天国。他明知“各属民未厌乱”，“从逆如归”，人心向着太平天国，他妄图用“斩刈草菅”的阶级报复手段，来扭转败局。一八六○年夏，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后，在家书中说：“默观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抚将帅，天下似无戡定之理”。（曾国藩：《致源、季弟七月十二日》，《曾文正公六种·家书》，第三册，第41页。）但是，他仍旧死命地进攻太平天国。一八六四年春，他说：“户部奏折有意与此间为难，寸心郁郁不自得。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这时，他从家书中得知其惠妹病故，儿子纪泽得病尚未痊愈。他与江西巡抚沈葆桢争权夺利，互相上奏攻讦，清政府右沈而非曾。（曾国藩：《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十九册，同治三年，三月初六、初十、二十一日条、四月初七日条。）左宗棠、李鸿章已先后攻陷苏州、杭州，惟有曾国荃拥兵五、六万，顿兵天京城下，久攻不克，外间责难颇多。以上种种，使他“弥觉忧惶，不能自守”。他采摘了古人的成语，制作一联：“疆勉行道，庄敬日强”。（曾国藩：《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十九册，同治三年，三月初六、初十、二十一日条、四月初七日条。）这时对联的真义是：内外交逼，处境窟困，“顽钝自奋”，犹图挣扎的写照。以上表明他在任何情况下，在理学的绝对忠君的思想指导下，绝不改变其反革命初衷，可算极端顽固反动了。
一八六○年十月，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订立后，清统治集团发生了分裂，洋务派奕□、文祥等与顽固派载□、肃顺等在回銮与借洋兵“助剿”等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曾国藩基本上站在洋务派奕□的一边。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发生“北京政变”后，西太后专擅朝政，在中央，重用洋务派奕沂、文祥等，在地方上，重用正在向洋务派转化的实力派湘系班头曾国藩。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清政府命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苏、浙、皖、赣四省军事，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悉归节制。这是清政府进攻太平天国最凶狠的一着恶棋。
一八六一年底，忠王李秀成挥师攻取杭州，旋即略定浙江，胜利开辟了浙江省根据地，太平军声势浩大，军威大振。曾国藩惊呼：“现在苏、浙两省膏腴之地，尽为贼有，窟穴已成，根基已固。贼数号称五十万，……东南大局，收拾愈难”。（曾国藩：《浙省失守徽郡被围通筹全局折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七，第42页。）一八六二年春，忠王李秀成命令太平军进击上海，英、法侵略军会同“常胜军”、清军负隅顽抗。这时，逃沪、苏、常士绅思想已经买办化，他们目击太平军的凌厉攻势，不勾结外国侵略者，无以守住上海。他们数典忘祖，与外国侵略者勾窜一气，组成了《中外会防局》，于此同时，在英国侵略者的支持下，派钱鼎铭等乘英国轮船西上“安庆乞师”，敦劝曾国藩出兵上海。攻陷安庆后，曾国藩本来踌躇满志，但是，李成秀出敌意表，取得了开辟浙江根据地的胜利，使曾国藩遭到严重困难。正当他反复筹思，左右为难时，上海滩上的买办与逃沪苏、常士绅等组成了清军与外国侵略军联合作战的后勤、参谋、联络机构——中外会防局。曾国藩大喜过望，遂决定与上海买办、苏、常士绅合流，答允了他们“安庆乞师”的要求。一八六二年四月，派李鸿章率领淮军东下淞沪。曾国藩认为英法联军在北京，“不毁伤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曾国藩：《曾文正公手书日记》，第十三册，同治元年四月初七日条。）他鼓其如簧之舌，颠倒黑白，知有清王朝的利益，不顾国家、民族的权益与安危。所以，一八六二年四月下旬，清政府命令他议复“借夷兵助剿”问题时，他眉飞色舞地复奏说：“洋人与发逆仇隙已成，情愿助剿，在我亦不必重拂其意。臣处搜获伪文，亦知金陵洪逆词意不逊，与洋人构衅甚深。在洋人有必泄之愤，在中国为难得之机，自当因势利导，彼此互商，嘉其助顺，听其进兵我中国。……或乘洋人大举之际，我军亦诸道并进，俾该逆应接不暇，八方迷乱，殆亦天亡粤逆之会也”。（曾国藩：《筹议借洋兵助剿折同治元年三月二十四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八，第45页。）李鸿章抵达上海后，不久升任江苏巡抚。他秉承曾国藩的意志，与英、法侵略者达成了具体的勾结，组成了反革命联合武装。曾国藩指示李鸿章说：与洋人交际之道为“言忠信，行笃敬”，“胜必相让，败必相救”。（曾国藩：《复李少荃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第5—6页。）这些无耻的卖国谬论，是《中英江宁条约》订立后，曾国藩所说的：“以大事小，乐天之道”的继续与发展。理学给曾国藩铸就了一副对内残酷镇压，对外妥协求降的软骨头。曾国藩唯恐单凭自己的军事力量，不能打败太平军，经过一番“格物穷理”，他设法请洋鬼子来帮助他屠杀中国人民，其无耻也，其残忍也，其凶恶也，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如果说一八六二年以前，曾国藩是大地主、大官僚与满洲贵族利益的代理人，那末，在一八六二年以后，他还是大买办利益的代理人。铁的历史事实雄辩地告诉我们：从奕□、曾国藩、李鸿章到杨坊，这伙“大土豪、大劣绅、大军阀、大官僚、大买办们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们过去是、现在仍然在说：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130页。）
曾国藩是善于搞派系斗争的。在曾国藩湘系与何桂清集团长期矛盾斗争的过程中，双方都施展了隔岸观火、坐山观虎斗、排挤倾轧、阴谋陷害等卑鄙手段。最后，曾国藩终于把何桂清集团打得烟消云散。（请参考拙稿《曾国藩湘系与何桂清集团的矛盾斗争》，载《浙江学刊》1985年第2期。）
曾国藩是有着多重性格的人物。他对湘系人物或亲近湘系的人物，基本上能讲诚、讲信，对非湘系的官僚或其他政治集团，一般来说，只有踢脚。然而为了个人的荣辱，在紧要关键时刻，即使是他的亲信骨干，他也会踢脚，如曾国荃攻陷天京后，清政府要曾国荃交出在天京城中抢到的大量金银，曾国藩上奏硬顶软磨，最后他施展了移尸害人之计，奏称太平天国的金银大多藏在苏州。攻陷苏州的李鸿章为此牢骚满腹。尽管曾国藩讲派诚、派信，但改变不了他有权必夺，有利必争的军阀性格，因此，湘系内部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仍然是相当激烈的，沈葆桢、左宗棠与曾国藩之间的明争暗斗，便是明显的例子。
一八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夜，曾国藩的亲密门生赵烈文，与他在两江总督衙门挑灯夜谈。曾国藩说：京中来人谈，“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说：“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国藩听了，双眉深锁，气都透不过来，良久，对赵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君辈得毋以为戏论”。（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411页。）一八六九年七月七日，曾国藩在直隶总督任内与赵烈文谈心时说：“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文、宝（指恭亲王奕□、文祥、宝□）数人，权过人主。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蘅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江世荣：《曾国藩未刊信稿》，第393页。）他明明知道清朝统治下“民穷财尽”，“两宫才地平常”，中枢当权者不是“规模狭隘”，便是“才薄识短”，然而，他一有机会，仍旧竭力为清朝卖命。
一八七○年六月，天津教案发生了。这时，曾国藩重病在身，清政府命他赴津查办教案，他从保定抱病登程。到天津后，迫害爱国人民，侦骑四出，乱抓“凶手”，酷刑熬审，屈打成招。他无耻叫嚷说：“外国疑天津可杀二十，他口即可杀四十，，今日可杀二十，异日即可杀二百，洋人在中国几无容身之地”。（曾国藩：《复宝佩蘅尚书》，《曾文正公集·书札》，卷二十一，第48页。）后来，他上奏说：已讯定人犯，共拟正法者十五名，“供证未确实者尚有十六名，拟归第二批办理。将来第二批奏结，或再办首从犯数名，或与洋人订定抵偿实数，中国如数办到”。（曾国藩：《审明津案各犯折同治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五，第52—54页。）“这样办理，不惟足对法国，亦堪遍告诸邦”。他唯恐由于教案处理不当，引起战争，影响到清朝统治，因此，处处顺着法国侵略者的意志办事，乱杀爱国人民，再次暴露了他媚外卖国的奴才本相。
天津教案办理结束，朝野舆论大哗，责骂曾国藩媚外卖国，清政府将他调任两江总督。到两江后，他回忆起赵烈文所说的清朝的寿命不长，未免内心虚怯、忧惶，又不断传来对他办理天津教案媚外卖国的谴责，他自己也觉得办案“过柔”，“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四顾茫茫，连活下去的勇气也没有了，常常自言自语：“生不如死”。一八七三年三月，他怀着羞愤与耻辱，在南京的两江总督衙门一命呜呼了！
地主、资产阶级文人往往吹嘘曾国藩作风清廉，堪为楷模。这是不符历史事实的。藩国藩本人是否贪污，现在尚无确切的资料可资查考。无可否认的是，他包庇、纵容曾国荃在军中搜刮，大抢天京城，故曾国荃“老饕”丑名遍天下。曾国藩居然为曾国荃喊冤辩护，说曾国荃在攻陷天京后“所得无几”。（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417页、423页。）曾国藩年谱载：曾家原有土地一百余亩。太平天国失败后，曾国荃“号有田百顷”。（王□运：《湘军志·筹饷篇第十六》，第1页。）曾国藩也说，曾国荃为了造屋，强买民家的大树。买田得地，强求整片结方，如若曾家田地中夹有他姓田地，必重价购致，“不愿则强之”，“大遗口舌”。（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417页、423页。）曾国藩兄弟并未分家，曾国荃捞到的金银田地房产，曾国藩当然有份。一八七○年七月二日，曾国藩致书其子曾纪泽、纪鸿说：“孝友为家庭之祥瑞，……余早岁久宦京师，于孝养之道多疏。后来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曾国藩：《致纪泽、纪鸿同治九年六月初四日将赴天津示二子》，《曾文正公六种·家训》，第六册，第89—98页。）曾国荃买田得地的金银是在军中搜刮得来的，是从吉安、安庆特别是从天京城中大肆抢劫得来的。曾国藩有田宅之安，岂不是坐地分赃，尽是不义之财？所以，曾国藩曾说：“九舍弟手笔宽博，将我分内应做之事一概做完，渠得贪名，而偿我素愿，皆意想所不到”（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三册，第417页、423页。）。这是曾国藩坐地分赃，享有田宅之安的最好的自白。顺便提一下，曾国藩优长文学，如果离开了当时阶级斗争的实际去读他的文章，往往中其封建毒素而不自知。一八六二年四月，李鸿章初任江苏巡抚，他写信告诫李鸿章说：“吾辈当为□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脑满肠肥之达官也”。（曾国藩：《复李少荃中丞》，《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第6页。）乍读之后，觉得词意肫诚，是老成谋国的好文章。其实，当时他正在嘱咐李鸿章加紧勾结英、法侵略者，要他好好学战，准备配合其它各路湘军，绞杀太平天国革命。弄清了曾国藩写这封信的时代背景，便不难看出这段文字的反动性了。
曾国藩是血腥绞杀太平天国的罪魁，他死后，湘系将领出身的提镇遍天下，同治、光绪年间，各省督抚也大多是湘系人物。从曾国藩开始，清朝的政柄、兵柄开始下移，以后，渐成尾大不掉之势。所以，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宣告独立，清封建王朝迅速垮台了。历史总是朝着一切反动派意愿相反的方向发展。封建、资产阶级文人吹捧曾国藩是“同治中兴功臣”之首。但是，曾国藩又是拿着铲子挖空清朝墙脚的“始作俑者”，这就完会出于曾国藩的意料之外了。
曾国藩一生也做了一件好事，早在一八六三年，他命令江苏巡抚李鸿章筹办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拨出白银三万两，嘱容闳赴美采购机器。在中国的当权派中，他首先倡导举办军事工业，引进与资本主义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的近代工业机器，开风气之先，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起了一定的影响。但是，总的说来，曾国藩的一生是反动的一生，是始终与人民为敌，甘心充当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的鹰犬的一生。
因为他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效忠到至死不悟的程度，又能以派诚、派信等理学信条欺世盗名，因此，后世的一切没落的王朝，都膜拜在“曾文正公”的脚下，把曾国藩简直吹上了天。他们希望在他们的王朝里，也出现象曾国藩这样的“中兴功臣”。然而，历史在前进，人们的觉悟在提高。撕下“曾文正公”的假面，曾国藩原来是一个屠杀农民的刽子手、大军阀、卖国贼。一切反动派吹捧“曾文正公”，是为了借他的亡灵来为他们的王朝打强心针，结果扳起石头压自脚，恰恰证明他们是刽子手、大军阀、卖国贼，与遗臭万年的曾国藩是一丘之貉。一切大王朝、小王朝的寿命当然不会长久。
值得一提的是满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清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太平天国革命是一场阶级的革命战争，因为曾国藩为清朝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便说曾国藩是汉奸，看来是不确当的。
（资料来源：《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8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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