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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戴震学说的历史命运
戴震是活跃在乾隆中叶学术舞台上的一位杰出大师。继惠栋之后，他与之齐名而主持一时学术风会。梳理戴震为学历程，探讨其学术旨趣，对于准确地把握乾隆中叶的学术大势，进而揭示乾嘉学派的历史特质，显然具有典型意义。
一、从江永到戴震
戴震，字东原，一字慎修，安徽休宁人。生于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724年1月19日），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1777年7月1日）在北京病逝，得年54岁。
休宁地处皖南山区，乏平原旷野，缘地少人多，一方山民每每“商贾东西，行营于外”[1]。戴震早年家贫，一家生计仰仗其父弁贩布四方维持，十岁始得入塾求学。惟聪颖敏慧，勤学善思，由精读《说文解字》入手，渐及《尔雅》、《方言》，乃至汉儒传注、群经注疏，从而奠定坚实为学根柢，走上训诂治经以闻道的治学路径。震晚年曾就此回忆道：“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卅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2]
乾隆五年，震随父贩布江西、福建，并课督学童于邵武，时年18岁。七年，自邵武归，值儒臣程恂在乡，震遂拜谒师从。恂为雍正二年进士，乾隆元年中式博学鸿词，官翰林院检讨，有“休宁山斗”[3]之称。此时，婺源着名学者江永正以西席而深得程恂器重。永为一方大儒，学宗朱子，精于《三礼》及天文历算、声韵、舆地。承朱子遗志，早在康熙六十年，永即撰成《礼书纲目》。乾隆初，清廷征集该书入《三礼》馆。之后，永又致力于《近思录》的集注。乾隆五年，入程恂家馆，完成历学书七卷，计有《金水二星发微》、《七政衍》、《冬至权度》、《恒气注历辨》、《岁实消长辨》、《历学补论》、《中西合法拟草》等七种，旨在与梅文鼎遗说商榷。同年八月，永随程氏入都，《三礼》馆臣方苞、吴绂、杭世骏等，皆与之问学论难。翌年八月返皖，自九年至十二年间，江永皆执教程氏家馆。
戴震既秉程恂之教，亦受江永为学影响，于乾隆九年至十二年间，相继撰成《筹算》、《六书论》、《考工记图》、《转语》诸书。尤以《考工记图》最为程恂所重，十二、三年间，曾向儒臣齐召南推荐，获齐氏赞为“奇书”[4]。
乾隆十四年，戴震学已粗成，以正致力的《大戴礼记》校勘稿，而与歙县学人程瑶田定交。翌年，又经瑶田而交西溪汪氏叔侄。据程瑶田事后追记：“庚午、辛未（乾隆十五、六年——引者）之间，余与稚川及余姊婿汪松岑三人同研席，每论当世士可交而资讲习益者，余曰戴东原也。东原名震，休宁隆阜人。先是己巳岁，余初识东原。当是时，东原方踬于小试，而学已粗成，出其所校《太傅礼》示余。《太傅礼》者，人多不治，故经传错互，字句讹脱，学者恒苦其难读，东原一一更正之。余读而惊焉，遂与东原定交。至是，稚川、松岑亦交于东原矣。”[5]此后，震与诸友皆问学江永，成为江氏学术的追随者。震尤为江永所喜，叹为“敏不可及”[6]。时值清廷诏举经学特科，永以年逾古稀而辞荐，并致书戴震，表示“驰逐名场非素心”[7]。
十六年，戴震补为休宁县学生，年已29岁。十七年，震应汪梧凤聘，执教歙县西溪汪氏家馆。翌年，江永亦来西溪，应聘主持汪氏家馆讲席，于是汪氏一门学人及戴震、程瑶田等，皆得朝夕从永问业。据《江慎修先生年谱》乾隆十八年、“七十三岁”条记：“馆歙邑西溪，歙门人方矩、金榜、汪梧凤、吴绍泽从学。休宁郑牧、戴震，歙汪肇龙、程瑶田，前已拜门下问业，是年殷勤问难，必候口讲指画，数日而后去。”[8]
乾隆十九年，因与同族有权势者发生坟地纠纷，戴震被迫负笈远游，避仇入都。抵京之后，虽困于逆旅，但却以所擅天文历算、声韵、训诂和古代礼制诸学，广交钱大昕、纪昀、王鸣盛、王昶、朱筠等新科进士，遂以天下奇才而声重京师。钱大昕于此所记甚明：“戴先生震，性介特，多与物忤，落落不自得。年三十余，策蹇至京师，困于逆旅，饘粥几不继，人皆目为狂生。一日，携其所着书过予斋，谈论竟日。既去，予目送之，叹曰天下奇才也。时金匮秦文恭公蕙田兼理算学，求精于推步者，予辄举先生名。秦公大喜，即日命驾访之，延主其邸，与讲观象授时之旨，以为闻所未闻。秦公撰《五礼通考》，往往采其说焉。高邮王文肃公安国亦延致先生家塾，令其子念孙师之。一时馆阁通人，河间纪太史昀、嘉定王编修鸣盛、青浦王舍人昶、大兴朱太史筠，先后与先生定交。于是海内皆知有戴先生矣。”[9]纪昀、卢文弨亦有专文推尊震学，昀称：“戴君深明古人小学，故其考证制度、字义，为汉以降儒者所不能及。”[10]文弨则云：“吾友戴君东原，自其少时，通声音文字之学，以是而求之遗经，遂能探古人之心于千载之上。既着《诗补传》、《考工记图》、《句股割圆记》、《七经小记》诸书，又以余力为《屈原赋》二十五篇作注，微言奥指，具见疏抉。”[11]姚鼐甚至致书称戴震为“夫子”，提出师从问学的请求，为震所婉拒。戴震复书云：“至欲以仆为师，则别有说。……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苟有过则相规，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谓，固大善。昨辱简，自谦太过，称夫子，非所敢当，谨奉缴。”[12]
在京三年，戴震既播扬一己之学，反对“株守”成说，“信古而愚”[13]，主张合“理义”、“制数”、“文章”为一以求道[14]，亦不忘表彰江永学术。乾隆二十七年三月江永病逝，五月，戴震即为永撰行状，以供他日史馆采择。文中，记此时史事云：“戴震尝入都，秦尚书蕙田客之，见书笥中有先生历学数篇，奇其书。戴震因为言先生。尚书撰《五礼通考》，摭先生说入观象授时一类，而《推步法解》则取全书载入，憾不获见先生《礼经纲目》也。”[15]晚年的江永，则以戴震的“盛年博学”[16]而引为同志，据称：“余既为《四声切韵表》，细区今韵，归之字母音等，复与同志戴东原商定《古韵标准》四卷、《诗韵举例》一卷，分古韵为十三部，于韵学不无小补。”[17]而在江永逝世之前，戴震亦有长书一通答永，以讨论《说文解字》的六书学说，从而显示问学江永以来的出兰之获。书中，戴震写道：
《说文》于字体、字训，罅漏不免，其论六书，则不失师承。……大致造字之始，无所凭依。宇宙间，事与形两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实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体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则声寄于字，而字有可调之声；意寄于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两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声谐曰谐声，声不谐而会合其意曰会意。四者，书之体止此矣。由是之于用，数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卬、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为注，曰转注。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伸，依于声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两大端也。六者之次第出于自然，立法归于易简，震所以信许叔重论六书必有师承，而考、老二字，以《说文》证《说文》，可不复疑也。[18]
述许慎六书学说而明晰如此。难怪江永于问学诸人中，要独称戴震“敏不可及”[19]了。
二、惠栋与戴震
乾隆二十二年冬，戴震离京南还，途经扬州。此时的扬州，正值两淮盐运使卢见曾驻节，见曾擅诗，雅好经史，一时江南名儒多集于其幕府，南来北往的学术俊彦，亦每每出入其间。戴震抵扬，恰逢大儒惠栋、沈大成主卢幕西席，助见曾辑刻《雅雨堂藏书》，以表彰东汉经师郑玄学说。此后二三年间，戴震皆客居于卢见曾幕。面对饱学务实的前辈大儒，戴震为宗法汉代经师的风气习染，与先前在京中俯视一辈新科进士，自是不可同日而语。
惠栋长戴震27岁，乾隆十九年即入卢氏幕府，最称前辈，影响卢氏及一方学术亦最深。惠栋早先即从亡友沈彤处得闻戴震博学，此番晤面，若旧友重逢。据戴震称：“震自京师南还，始觌先生于扬之都转盐运使司署内。先生执震之手言曰：‘昔亡友吴江沈冠云尝语余，休宁有戴某者，相与识之也久。冠云盖实见子所着书。’震方心讶少时未定之见，不知何缘以入沈君目，而憾沈君之已不及觏，益欣幸获觏先生。”[20]戴震同惠栋在扬州的相处，虽不过短短数月，但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于其尔后为学，留下了颇深的影响。其大要有三：
首先，推崇郑玄学说，抨击宋明经学为“凿空”。王昶为惠栋学说的追随者，早年求学苏州紫阳书院，即问业于惠栋。乾隆二十一、二年间，昶又与栋同客卢见曾幕。二十三年五月，惠栋在苏州病逝，王昶为栋撰墓志铭，文中记云：“余弱冠游诸公间，因得问业于先生。及丙子、丁丑，先生与予又同客卢运使见曾所，益得尽读先生所着。尝与华亭沈上舍大成手抄而校正之，故知先生之学之根柢，莫余为详。”[21]为明一己学术宗尚，王昶青年时代即以“郑学斋”为书室名。乾隆二十四年九月，戴震与王昶同在卢见曾幕府，应昶请撰《郑学斋记》。震文开宗明义即云：“王兰泉舍人为余言，始为诸生时，有校书之室曰郑学斋，而属余记之。今之知学者，说经能骎骎进于汉，进于郑康成氏，海内盖数人为先倡，舍人其一也。”继之尊郑玄为一代儒宗，述郑学兴废云：“方汉置五经博士，开弟子员，先师皆起建、元之间，厥后郑氏卓然为儒宗。众家之书亡于永嘉，师传不绝独郑氏。及唐承江左义疏，《书》用枚赜所进古文，《易》用辅嗣、康伯二经，涉前儒之申郑者，目曰郑学云尔。故废郑学，乃后名郑学以相别异。”戴震认为，宋明以降，经学的积弊就在“凿空”二字。他说：“郑之《三礼》、《诗笺》仅存，后儒浅陋，不足知其贯穿群经以立言，又苦义疏繁芜，于是竞相凿空。”震文以朱子当年抨弹王安石《三经新义》为例，指斥宋明经学的病痛云：“自制义选士以来，用宋儒之说，犹之奉新经而废注疏也。抑亦闻朱子晚年治《礼》，崇郑氏学何如哉！”文末，戴震沿惠栋训诂治经、兴复古学的主张而进，对郑学做出界定，指出：“由六书、九数、制度、名物，能通乎其词，然后以心相遇。是故求之茫茫，空驰以逃难，歧为异端者，振其槁而更之，然后知古人治经有法。此之谓郑学。”[22]
其次，继承惠栋遗愿，引沈大成为忘年友，致力于古学复兴。沈大成少惠栋3岁，邃于经史，通故知今，为惠栋兴复古学事业的志同道合者。惠栋生前，为大成《学福斋集》撰序云：
明于古今，贯天人之理，此儒林之业也。余弱冠即知遵尚古学，年大来兼涉猎于艺术，反复研求于古与今之际，颇有省悟，积成卷帙。而求一殚见洽闻，同志相赏者，四十年未睹一人。最后得吾友云间沈君学子，大喜过望。夫所贵于学者，谓其能推今说而通诸古也。……沈君与余，不啻重规而叠矩，以此见同志之有人，而吾道之不孤，为可喜也。沈君邃于经史，又旁通九宫、纳甲、天文、乐律、九章诸术，故搜择融洽而无所不贯。古人有言，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温故知新，可以为师，吾于沈君见之矣。[23]
惠栋故世，沈大成与戴震在卢见曾幕府朝夕共处。大成喜震乃“耆古之士”，乾隆二十五年夏，约震复校何焯校本《水经注》。大成有校记云：“庚辰初夏，从吾友吴中朱文斿奂借何义门校本，复校于广陵。同观者休宁戴东原震，亦耆古之士也。”[24]戴震则以得前辈师长的护爱而感念不忘，欣然撰文，尊沈大成为“卓然儒者”。据称：“沃田先生周甲子六十之明年夏，以《戴笠图》示休宁戴震。先生在维扬使幕也久，震之得识先生也，于今四年，盖四三见。其见也，漏下不数商而复离，离则时时悬于想似。岂形遇疏者神遇故益亲邪？抑非也？先生于《六经》、小学之书，条贯精核，目接手披，丹黄烂然，而恂恂乎与叔重、康成、冲远诸人辈行而踵蹑也。盖先生卓然儒者。”[25]
之后，戴震北游，阔别有年。乾隆三十六年，沈大成文集重行纂辑，大成二千里驰书，嘱震为文集撰序。戴震如约成文，文中重申：“先生之学，于汉经师授受欲绝未绝之传，其知之也独深。”因此，他认为文章无非沈大成为学的绪余，可传者则是由小学故训入手的治经之道。戴震就此指出：
夫先生之可传，岂特在是哉！以今之去古既远，圣人之道在《六经》也。当其时，不过据夫共闻习知，以阐幽而表微。然其名义、制度，自千百世下遥溯之，至于莫之能通。是以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离词则舍小学故训无所藉，辨言则舍其立言之体无从而相接以心。先生于古人小学故训，与其所以立言用相告语者，研究靡遗。治经之士，得聆一话言，可以通古，可以与几于道。而斯集都其文凡若干篇，绳尺法度，力追古人，然特先生之出其余焉耳。[26]
再次，弘扬惠栋学术，提出“故训明则古经明”的着名主张。乾隆三十年，戴震客游苏州，曾撰《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以纪念亡友惠栋。文中，震于惠栋学术推崇备至，有云：“先生之学，直上追汉经师授受，欲坠未坠，埋蕴积久之业，而以授吴之贤俊后学，俾斯事逸而复兴。震自愧学无所就，于前儒大师不能得所专主，是以莫之能窥测先生涯涘。”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戴震承惠栋训诂治经的传统，提出了“故训明则古经明”的着名主张。他说：
然病夫《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也。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此诚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惟空凭胸臆之卒无当于贤人圣人之理义，然后求之古经。求之古经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也，然后求之故训。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27]
在乾隆中叶的学术界，戴震之所以能与经学大师惠栋齐名，其根本原因不仅在于他能融惠学为己有，而且还因为他进一步把惠学与典章制度的考究及义理之学的讲求相结合，从而发展了惠学。正是由此出发，戴震对惠栋学术做出了创造性的解释，指出：
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
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28]
乾隆三十四年，戴震为惠栋弟子余萧客所着《古经解钩沉》撰序，重申前说，系统地昭示了训诂治经以明道的为学宗旨。他说：
士贵学古治经者，徒以介其名使通显欤？抑志乎闻道，求不谬于心欤？人之有道义之心也，亦彰亦微。其彰也是为心之精爽，其微也则以未能至于神明。《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古圣哲往矣，其心志与天地之心协，而为斯民道义之心，是之谓道。
这就是说，学古治经，旨在闻道。道何在？戴震认为就在《六经》蕴含之典章制度。所以震接着又说：
士生千载后，求道于典章制度，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时之相去，殆无异地之相远，仅仅赖夫经师故训乃通，无异译言以为之传导也者。又况古人之小学亡，而后有故训。故训之法亡，流而为凿空。数百年以降，说经之弊，善凿空而已矣。
既然宋明数百年的凿空治经不可取，那么正确途径又当若何？依戴震之见，就当取汉儒训诂治经之法，从文字、语言入手，他的结论是：
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29]
从惠学到戴学，有继承，更有发展。戴学之继承惠学者，为训诂治经的传统。这一传统导源于清初顾炎武的“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30]，至惠栋而门墙确立。惠栋于此有云：“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着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31]戴震一脉相承，播扬南北，遂成乾嘉学派为学的不二法门。离开文字训诂，乾嘉学派将失去其依托。然而，戴学之可贵处则在于发展了惠学，它并不以诸经训诂自限，而只是以之为手段，去探求《六经》蕴含的义理，通经以明道。因此，在《古经解钩沉序》篇末，戴震指出：“今仲林得稽古之学于其乡惠君定宇，惠君与余相善，盖尝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学之不仅在故训，则以志乎闻道也，或庶几也。”[32]
三、戴震学说的传播
出入扬州幕府，倏尔五年过去。其间，继《考工记图》之后，随着《句股割圆记》、《屈原赋注》诸书的先后付梓，戴震学说不胫而走。而凭藉多年校勘《大戴礼记》的积累，震又与前辈硕儒卢文弨合作，书札往复，精心切磋，克成《大戴礼记》善本。乾隆二十三年，卢见曾将文弨与戴震所校订《大戴礼记》收入《雅雨堂藏书》，有序记云：“《大戴礼记》十三卷，向不得注者名氏，……错乱难读，学者病之。余家召弓太史，于北平黄夫子家，借得元时刻本，以校今本之失，十得二三，注之为后人刊削者，亦得据以补焉。又与其友休宁戴东原震，泛滥群书，参互考订。既定，而以贻余。夫以戴书卢注，经千百年后，复有与之同氏族者，为之审正而发明之。其事盖有非偶然者，因亟授诸梓。”[33]两年之后，新刻《大戴礼记》蒇事，卢文弨亦有跋称：“吾宗雅雨先生，思以经术迪后进。于汉、唐诸儒说经之书，既遴得若干种，付剞劂氏以行世。犹以《大戴》者，孔门之遗言，周元公之旧典，多散见于是书，自宋、元以来诸本，日益讹舛，驯至不可读，欲加是正，以传诸学者。知文弨与休宁戴君震夙尝留意是书，因索其本，并集众家本，参伍以求其是。义有疑者，常手疏下问，往复再四而后定。凡二年始竣事，盖其慎也如此。”[34]
乾隆二十七年，在经历三年前北闱乡试的挫折之后，戴震于是年秋举江南乡试，时年40岁。翌年入都会试，竟告败北。在京期间，震客居新安会馆，汪元亮、胡士震、段玉裁等追随问学。玉裁且将震所着《原善》三篇、《尚书今文古文考》、《春秋改元即位考》一一抄誊，后更自称弟子，执意师从。震虽一如先前之婉拒姚鼐，数度辞谢，终因玉裁心诚而默许。从此，遂在乾隆中叶以后的学术史上，写下了戴、段师友相得益彰的一页。
乾隆三十年，戴震致力《水经注》校勘，别经于注，令经、注不相淆乱，成《水经考次》一卷。卷末，震有识语云：“夏六月，阅胡朏明《禹贡锥指》所引《水经注》，疑之。因检郦氏书，辗转推求，始知朏明所由致谬之故。”由释胡渭误入手，震进而揭出辨析《水经注》经文、注文的四条义例，即：“《水经》立文，首云某水所出，已下不复重举水名。而注内详及所纳小水，加以采摭故实，彼此相杂，则一水之名不得不循文重举。《水经》叙次所过郡县，如云‘又东过某县南’之类，一语实赅一县。而注内则自县西至东，详记水历委曲。《水经》所列，即当时县治，至善长作注时，已县邑流移。注既附经，是以云迳某县故城，经无有称故城者也。凡经例云‘过’，注例云‘迳’。”篇末，震重申：“今就郦氏所注，考定经文，别为一卷，兼取注中前后例紊不可读者，为之订正，以附于后。是役也，为治郦氏书者棼如乱丝，而还其注之脉络，俾得条贯，非治《水经》而为之也。”[35]
三十一年，震再度入都会试，复遭挫折。迄于三十七年，历届会试皆名落孙山。其间，震先后作幕晋冀，应聘主持《汾州府志》、《汾阳县志》和《直隶河渠书》纂修事宜。所着《声韵考》渐次成文，凡韵书之源流得失，古韵之部类离析，皆卓然有识，自成一家。戴震的博学多识，一度为在国子监求学的章学诚所倾倒，据章氏称：
往仆以读书当得大意，又年少气锐，专务涉猎，四部九流，泛览不见涯涘，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骛空虚，盖未尝不憪然自喜，以为得之。独怪休宁戴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则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仆重愧其言！因忆向日曾语足下所谓“学者只患读书太易，作文太工，义理太实”之说，指虽有异，理实无殊。充类至尽，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卒业，可为惭惕，可为寒心！[36]
惟章学诚与段玉裁为人为学之旨趣不一，玉裁心悦诚服，执意师从；学诚无非耸动一时，别有追求。因之，段氏终身光大师门，言必称先生，年届耄耋，依然勤于纂辑《戴东原先生年谱》；而章氏不惟分道扬镳，而且反唇相向，以己之长，形人之短，恶意指斥，喋喋不休，直至戴震故世多年，始终耿耿于怀。
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清廷开馆纂修《四库全书》。闰三月十一日，任命书馆正副总裁及一应纂修官员，并由民间征调学者来京修书。戴震以能考订古书原委，亦在指名征调之列。据《高宗实录》记，是日，大学士刘统勋等奏：
纂辑《四库全书》，卷帙浩繁，必须斟酌综核，方免罣漏参差。请将现充纂修纪昀、提调陆锡熊，作为总办。原派纂修三十员外，应添纂修翰林十员。又查有郎中姚鼐，主事程晋芳、任大椿，学正汪如藻，降调学士翁方纲，留心典籍，应请派为纂修。又进士余集、邵晋涵、周永年，举人戴震、杨昌霖，于古书原委，俱能考订，应请旨调取来京，令其在分校上行走，更资集思广益之用。[37]
此奏为高宗允行，调令下颁。此时，戴震正客游浙东，主持金华书院讲席。闻讯中断教学，临行，至宁波，在宁绍台兵备道署，与章学诚不期而遇。戴、章二人的此次晤面，与七年前初识迥异，双方竟因纂修地方志主张不一，各抒己见，不欢而散。据章学诚记：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与戴东原相遇于宁波道署，冯君弼方官宁绍台兵备道也。戴君经术淹贯，名久着于公卿间，而不解史学，闻余言史事，辄盛气凌之。见余《和州志例》，乃曰：“此于体例则甚古雅，然修志不贵古雅，余撰汾州诸志，皆从世俗，绝不异人，亦无一定义例，惟所便尔。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余曰：“余于体例求其是尔，非有心于求古雅也。……如余所见，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38]
四、献身《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八年八月，戴震奉召抵京，预修《四库全书》。书馆初开，意在自《永乐大典》中辑录散佚古籍，震获授校勘《永乐大典》纂修兼分校官。震校勘《水经注》多历年所，自上年起即在浙东刊刻自定《水经注》，未及四分之一，因奉调入京而中辍。入馆修书，有《永乐大典》可据，校订《水经注》遂成驾轻就熟的第一件工作。同时，则根据其为学所长，分任天文、算法、小学、方言、礼制诸书的辑录。是年十月三十日，戴震致书远在蜀中的段玉裁，告以抵京数月所为，有云：“数月来，纂次《永乐大典》内散篇，于《仪礼》得张淳《识误》、李如圭《集释》，于算学得《九章》、《海岛》、《孙子》、《五曹》、《夏侯阳》五种算经。皆久佚而存于是者，足宝贵也。”[39]历时年余，震校《水经注》、《九章算术》、《五经算术》诸书相继完成。
乾隆四十年四月，戴震会试又告落第，奉高宗谕，准与贡士一体殿试，赐同进士出身。五月，入翰林院为庶吉士。震初入词馆，即因论学龃龉，先后同蒋士铨、钱载发生争执，尤其是与儒臣钱载的论辩，更成一桩学术公案，20余年之后，依然为学者重提。翁方纲乃钱、戴二人发生争议时的见证人之一，事后曾就此有专书致儒臣程晋芳，以平停二家争议。据称：
昨箨石与东原议论相诋，皆未免于过激。戴东原新入词馆，斥詈前辈，亦箨石有以激成之，皆空言无实据耳。箨石谓东原破碎大道，箨石盖不知考订之学，此不能折服东原也。训诂名物，岂可目为破碎？学者正宜细究考订诂训，然后能讲义理也。宋儒恃其义理明白，遂轻忽《尔雅》、《说文》，不几渐流于空谈耶？况宋儒每有执后世文字习用之义，辄定为诂训者，是尤蔑古之弊，大不可也。今日钱、戴二君之争辨，虽词皆过激，究必以东原说为正也。然二君皆为时所称，我辈当出一言持其平，使学者无歧惑焉。[40]
当然，这场争议并非以翁方纲一言即可弭平。所以戴震故世20余年之后，章学诚又借端生事，称：“戴东原尝于筵间偶议秀水朱氏，箨石宗伯至于终身切齿，可为寒心。……戴氏之遭切齿，即在口谈。”[41]
戴震家境本不宽裕，入京修书，官俸微薄，维持一家老少生计，更形拮据。早在入京之初，震即在致段玉裁书札中道出忧虑：“仆此行不可谓非幸邀，然两年中无分文以给旦夕。曩得自由，尚内顾不暇，今益以在都费用，不知何以堪之。”[42]修书既已辛劳，又有生计之虞，加之与同官争议所致愤懑，自乾隆四十一年三月起，戴震即已罹患足疾。是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震致书段玉裁，开始萌生南旋之意。据称：“仆自三月初获足疾，至今不能行动，以纂修事未毕，仍在寓办理。拟明春告成，乞假南旋。久不与人交接，……仆于本月十六，移寓北官园范宅，在海岱门之西，前门之东，更远人迹。”[43]翌年正月十四日，震再致书段玉裁，重申南旋之想：“仆自上年三月初获足疾，至今不能出户，又目力大损。今夏纂修事似可毕，定于七八月间乞假南旋就医，觅一书院糊口，不复出矣。”[44]
四十二年春，戴震得悉山东布政使陆燿着《切问斋文抄》，己撰《璿玑玉衡解》、《七政解》二文录入该书卷24《时宪》一门，欣然致书陆氏。书中，论及近儒理欲之说，并告南归心迹。春末，陆氏接书，后复书戴震，作同调之鸣，且邀游济南。据称：
春杪接书，久未裁复，纷纭案牍之中，力小任重，日夜惶疚，即此稽缓，亦足见其才力之困也。阁下究心典籍，高出群儒，修述之事方期身任，胡遽有秋令假归之语？行止何如，临期尚祈示及。如果言旋，倘可迂道济南，一访鹊华之胜，尤所颙跂。来教举近儒理欲之说，而谓其以有蔽之心，发为意见，自以为得理，而所执之理实谬。可谓切中俗儒之病。[45]
戴震的同样心境，亦见于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致段玉裁书。书中有云：“仆足疾已逾一载，不能出户，定于秋初乞假南旋，实不复出也。拟卜居江宁，俟居定当开明，以便音问相通。……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46]
此札发出二日，戴震病势转重。五月二十一日，强起致书段玉裁，明确告以拟于八月南归：“仆归山之志早定，八月准南旋。……仆归后，老亲七十有八，非得一书院不可。陕西毕公欲招之往，太远不能就也。”[47]殊不知天不遂人愿，七日之后，为庸医所误，一代大儒戴东原即在崇文门西范氏颖园客寓遽然长逝。
自乾隆三十八年八月入《四库全书》馆，迄于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逝世，五年之间，经戴震之手辑录校订的古籍，凡16种，计为：《水经注》、《九章算术》、《五经算术》、《海岛算经》、《周髀算经》、《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夏侯阳算经》、《五曹算经》、《仪礼识误》、《仪礼释宫》、《仪礼集释》、《项氏家说》、《蒙斋中庸讲义》、《大戴礼》、《方言》。戴震之于《四库全书》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五、《孟子字义疏证》及其遭遇
戴震一生着述甚富，由早年着《考工记图》、《句股割圆记》、《屈原赋注》诸书始，迄于晚年成《孟子字义疏证》，多达30余种、一百余卷。其中，尤以《孟子字义疏证》最成体系，亦最能反映着者一生的学术追求。正如戴震逝世前一月所自言：“仆生平论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今人无论正邪，尽以意见误名之曰理，而祸斯民，故《疏证》不得不作。”[48]
关于戴震的毕生学术追求，他曾经对其弟子段玉裁讲过这样的话：“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舁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事尽我，是犹误认轿夫为轿中人也。”[49]这就是说，文字音韵、训诂考证以及天文历算等等，无非戴震为学的工具而已，他的根本追求则别有所在。至于这一追求之具体目标，用戴震的话来说，就是求之《六经》、孔孟以闻道，而闻道的途径只有一条，即故训，所以他说：“故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50]
戴震的此一为学宗旨，发轫于早年在徽州问学程恂、江永，确立于中年在扬州与惠栋相识之后。从此，他便开始致力于《六经》理义的阐发。由至迟在乾隆二十八年完稿的《原善》三篇始，中经乾隆三十一年扩充为《原善》三章，再于乾隆三十七年前后修订，相继增补为《孟子私淑录》、《绪言》各三卷。尔后再集诸书精萃，删繁就简，区分类聚，终于在乾隆四十二年逝世前，完成了自己的代表作品《孟子字义疏证》。
《孟子字义疏证》凡三卷，卷上释理，卷中释天道、性，卷下释才、道、仁义礼智、诚、权。全书以文字训诂的方式，就宋明理学家在阐发孟子学说中所论究的上述诸范畴，集中进行探本溯源。尤以对程颐、朱熹等理学大师学术主张的针砭，形成了具有鲜明个性的思想体系。
理与气的关系，这是宋明数百年理学家反复论究的一个根本问题。入清以后，迄于戴震的时代，理学中人重复前哲论究，陈陈相因，依然如故。就这一论究的终极目的而言，它所要解决的，是世界的本原问题。在这个根本的问题上，戴震不赞成朱子“理先气后”的主张，尤其反对把“理”界定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孟子字义疏证》从对理的集中诠释入手，以朱子学说为排击目标，提出了有力的辩诘。
戴震认为，理字的本义很平实，并非如宋儒所说出自上天的赋予，而是可以在事物中把握的条理。他称引汉儒郑玄、许慎“理，分也”的解释以证成己说，指出：“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文理（亦曰文缕，理、缕，语之转耳）；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51]这就是说，归根结蒂，所谓理就是事物的条理。他进而把理和情结合起来，加以解释道：“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戴震的结论是：“苟舍情求理，其所谓理无非意见也。”因此，他否定以一己的意见为转移的私理，主张在事物中求条理。他说：“物者事也，语其事，不出乎日用饮食而已矣。舍是而言理，非古圣贤所谓理也。”这样，戴震通过对儒家经典中“理”字本来意义的还原，把理从“得于天”的玄谈召唤到现实的人世。沿着这样的逻辑程序走下去，“理在事中”、“理在情中”的命题，则已呼之欲出。
事实上，理气之辩的是非，在戴震着《绪言》时即已解决。他在那部书中说得很明白：
举凡天地、人物、事为，不闻无可言之理者也，《诗》曰“有物有则”是也。天地、人物、事为求其不易之则，是谓理。后儒尊大之，不徒曰天地、人物、事为之理，而转其语曰“理无不在”，以与气分本末，视之如一物然。岂理也哉！
因此，戴震断言，“理先气后”说，“将使学者皓首茫然，求其物不得，合诸古贤圣之言牴牾不协”[52]。随着他思想的发展，《孟子字义疏证》出，其论究重点已转移到对天理、人欲关系的探讨，试图以此去对宋学进行彻底清算。
天理、人欲关系的辨证，这是《孟子字义疏证》全书的论究核心，也是戴震思想最为成熟的形态。虽然这一思想在他早先撰写《原善》时即已萌芽，但是作为一种完整的系统思想主张揭出，则是由《孟子字义疏证》来完成的。
在宋明理学的精致体系中，天理是最高的哲学范畴。理学家将传统的纲常伦理本体化，使之成为至高无上的天理，用以主宰天下的万事万物。在他们看来，与之相对而存在的，便是万恶之源的人欲，因此必须竭尽全力加以遏制。于是“存天理，灭人欲”遂成宋明数百年理学中人标榜的信条。入清以后，经过康熙后期确立朱子学独尊的格局，到戴震的时代，已是“理欲之分，人人能言之”。戴震对此深恶痛绝，为了正人心，救风俗，他与之针锋相对，在《孟子字义疏证》中，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理欲一本论。
如同对理气之辨的探讨一样，在理欲观的论证上，戴震也采取了由训诂字义入手的方法。根据以情释理的一贯思想，他对天理的诠释也丝毫没有离开情。他说：“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又说：“情得其平，是为好恶之节，是为依乎天理。”这就是说，谈天理不能与人情对立，天理就在人情之中。戴震认为，这才是天理的原始界说。用他的话来说，就叫做：“古人所谓天理，未有如后儒之所谓天理者矣。”显然，这同宋儒所说的天理就不是一回事情了。至于人欲，戴震同样没有如理学家那样视若洪水猛兽，他反复称引《诗经》“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礼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儒家经典中语，以论证人的欲望存在的合理性。在他看来，人欲并不可怕，也不存在有无的问题，关键只是在于节制与否。所以他说：“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穷，非不可有。有而节之，使无过情，无不及情，可谓之非天理乎！”也就是说，只要能以情为尺度加以节制，那么天理就存在于人欲之中。
至此，天理、人欲的鸿沟，在戴震的笔下顿然填平，宋儒“截然分理欲为二”的天理、人欲之辨，也就理所当然地应予否定。于是戴震“理者，存乎欲者也”的理欲一本论便宣告完成。他的结论是：“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戴震进而指出，宋儒所喋喋不休的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是为祸天下的理论根源。因此他断言：
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之无疵之为理。今之言理也，离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顾之为理。此理欲之辨，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为祸何可胜言也哉！[53]
以天理、人欲之辨为突破口，戴震一改先前着《原善》和《孟子私淑录》、《绪言》时的闪烁其词，对宋明理学进行了不妥协的批判。他既不再肯定程、朱之学“远于老、释而近于孔、孟”[54]；也不再承认“宋儒推崇理，于圣人之教不害”[55]。而是明确指出：
自宋儒杂荀子及老、庄、释氏以入《六经》、孔、孟之书，学者莫知其非，而《六经》、孔、孟之道亡矣。[56]
依戴震之所见，既然程、朱之学的流行，导致《六经》、孔、孟之道的中绝，那么这样一种学说高踞庙堂的局面，自然就不该继续下去了。晚近着名学者王国维先生评戴学，认为戴震“晚年欲夺朱子之席，乃撰《孟子字义疏证》”[57]，根据大概就在于此。不过，仅以“夺朱子之席”而赅括戴着宗旨，恐怕还可商量。《孟子字义疏证》的批判精神，绝不仅仅在于与朱熹立异，它还表现为对当权者“以理杀人”黑暗现状的不满和抨击。应当说这才是戴震着述的最终落脚之点。《孟子字义疏证》于此有过一段集中表述：
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虽失，谓之顺。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虽得，谓之逆。于是下之人不能以天下之同情、天下所同欲达于上，上以理责其下，而在下之罪，人人不胜指数。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58]
这样的社会政治格局，在戴震看来，同样不能再继续下去。因此，他在书中提出了“体民之情，遂民之欲”的政治主张，憧憬“与民同乐”；“省刑罚，薄税敛”；“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的“王道”。戴震的政治思想，虽然并未逾越孟子的“仁政”学说，但是它在乾隆中叶的问世，实质上正是清王朝盛极而衰现实的折射，蕴涵于其间的社会意义是不当低估的。
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中的理性思维，既是严峻社会现实的反映，也预示着深刻的社会危机已经来临。然而这种盛世危言，在戴震生前不仅没有引起共鸣，反而招致非议，甚至“横肆骂詈”。以进士而事佛学的彭绍升，读《孟子字义疏证》后，专为致书戴震，指斥该书势将“使人逐物而遗则，徇形色，薄天性，其害不细”[59]。戴震接信，于乾隆四十二年四月抱病复书驳诘，表明学术旨趣与彭氏“尽异，无毫发之同”。重申正是因为宋儒淆乱《六经》、孔、孟之道，“不得已而有《疏证》之作”[60]。戴震去世后，其同郡后学洪榜为他撰写行状，文中全录答彭绍升书。翰林院编修朱筠见之，竟称：“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此”[61]。一如朱筠的曲解戴学，戴震的生前友好，诸如钱大昕、王昶等，为他撰写的纪念文字，也对《孟子字义疏证》的学术价值不置一词。私淑戴震的凌廷堪撰《东原先生事略状》，虽然肯定《疏证》为“至道之书”，但却以“其书具在，俟后人之定论云尔”[62]，回避做具体的评价。就连戴震的高足段玉裁，对《疏证》精义也若明若暗，当他着《戴东原先生年谱》时，竟然把该书的成书时间误植于乾隆三十一年。《孟子字义疏证》在当时的遭遇，以及一时学术界的好尚，于此可见一斑。
戴震崛起，正值乾隆中叶汉学发皇。他试图以《孟子字义疏证》去开创一种通过训诂以明义理的新学风。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以复兴古学为职志的汉学方兴未艾，知识界沉溺于经史考据之中，如醉如痴，无法自拔。风气既成，要想扭转它，亦绝非一朝一夕可以成就，更非个人意志所能转移。何况训诂之与义理，规律各异，不可取代。戴震所示范的训诂方法，并非探讨义理之学的必由之路。加以清廷文化专制的沉重制约，要企求知识界改弦易辙，实在是不实际的一厢情愿而已。因此，在戴震生前，他的《孟子字义疏证》罕有共鸣。他逝世之后，其文字训诂、天文历算、典章制度诸学，得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任大椿诸弟子张大而越阐越密，唯独其义理之学则无形萎缩，继响乏人。直到嘉庆间焦循脱颖而出，以《读书三十二赞》对《孟子字义疏证》加以表彰，并称引其说于所着《孟子正义》中，始肯定戴震“生平所得力，而精魄所属，专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63]。不过，此时与戴震辞世相去近40年，时移势易，学风将变，显然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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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戴震：《东原文集》卷十二《戴节妇家传》。[2] 戴震：《戴震全书》之三十五《与段茂堂等十一札》之第九札。又见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乾隆四年、十七岁条。[3] 江锦波、汪世重：《江慎修先生年谱》乾隆五年、六十岁条。[4] 纪昀：《纪晓岚文集》卷八《考工记图序》。[5] 程瑶田：《通艺录》之《修辞余抄?五友记》。[6] 洪榜：《初堂遗稿》不分卷，《戴先生行状》。[7] 戴震：《东原文集》卷十二《江慎修先生事略状》。[8] 江锦波、汪世重：《江慎修先生年谱》乾隆十八年、七十三岁条。[9]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九《戴先生震传》。[10] 纪昀：《纪晓岚文集》卷八《考工记图序》。[11]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六《戴东原注屈原赋序》。[12] 戴震：《东原文集》卷九《与姚孝廉姬传书》。[13] 戴震：《东原文集》卷三《与王内翰凤喈书》。[14] 戴震：《东原文集》卷九《与方希原书》。[15] 戴震：《东原文集》卷十二《江慎修先生事略状》。[16] 洪榜：《初堂遗稿·戴先生行状》。[17]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乾隆二十八年、四十一岁条引述。[18] 戴震：《东原文集》卷三《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19] 洪榜：《初堂遗稿·戴先生行状》。[20] 戴震：《东原文集》卷十一《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21] 王昶：《春融堂集》卷五十五《惠定宇先生墓志铭》。[22] 戴震：《东原文集》卷十一《郑学斋记》。[23] 惠栋：《松崖文抄》卷二《学福斋集序》。[24] 杨应芹：《东原年谱订补》乾隆二十五年、三十八岁条。[25] 戴震：《东原文集》卷十一《沈处士戴笠图题咏序》。[26] 戴震：《东原文集》卷十一《沈学子文集序》。[27] 戴震：《东原文集》卷十一《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28] 戴震：《东原文集》卷十一《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29] 戴震：《东原文集》卷十《古经解钩沉序》。[30]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四《答李子德书》。[31] 惠栋：《松崖文抄》卷一《九经古义述首》。[32] 戴震：《东原文集》卷十《古经解钩沉序》。[33] 卢见曾：《雅雨堂文集》卷一《大戴礼记序》。[34]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八《新刻大戴礼跋》。[35] 戴震：《水经考次》卷末《后记》。[36]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十二《与族孙汝楠论学书》。[37] 《高宗实录》卷九三○，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庚午。[38]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十四《记与戴东原论修志》。[39] 戴震：《戴震全书》之三十五《与段茂堂等十一札》之第七札。[40]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七《理说驳戴震作》附《与程鱼门平钱戴二君议论旧草》。[41]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十九《上辛楣宫詹书》。[42] 戴震：《戴震全书》之三十五《与段茂堂等十一札》之第八札。[43] 戴震：《戴震全书》之三十五《与段茂堂等十一札》之第八札。[44] 戴震：《戴震全书》之三十五《与段茂堂等十一札》之第九札。[45] 陆燿：《切问斋集》卷二《复戴东原言理欲书》。[46] 戴震：《戴震全书》之三十五《与段茂堂等十一札》之第十札。[47] 戴震：《戴震全书》之三十五《与段茂堂等十一札》之第十一札。[48] 戴震：《戴震全书》之三十五《与段茂堂等十一札》之第十札。[49] 段玉裁：《戴东原集序》，《戴震集》卷首，中华书局，1980年12月。[50] 戴震：《东原文集》卷十一《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51]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52] 戴震：《绪言》卷上。[53]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下《权》。[54] 戴震：《孟子私淑录》卷下。[55] 戴震：《绪言》卷下。[56]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57]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二《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58]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卷上《理》。[59] 彭绍升：《二林居集》卷三《与戴东原书》。[60] 戴震：《东原文集》卷八《答彭进士允初书》。[61]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六《洪榜》。[62]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卷三十五《东原先生事略状》。[63] 焦循：《雕菰楼集》卷七《申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