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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关于“中西汇通”的义理和机制

1950年秋，我从广州岭南大学政治历史学系转学到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后来留校任教，到今天，在清华已经55年了。今年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80周年纪念。国学研究院与历史系有渊源关系，饮水思源，我这个老学生对养育自己多年的学术“母体”应有所忆念与反思。我最先想到的是陈寅恪先生。先生是国学研究院的四位或五位，加李济导师之一，我有幸在岭南大学受教于先生，转学到清华后，又受教于先生的学生或“私淑弟子”邵循正、周一良、丁则良等几位教授。我先做先生的“入室弟子”，再做“再传弟子”。今天的回忆就从先生与岭南说起。
1949年春，陈寅恪先生应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先生之邀到达广州。先生给岭南政治历史学系学生开的课是唐史，从“李唐之创业”讲起，到安史之乱为止。下一个学年即1949一1950学年度，先生开魏晋南北朝史。这时已到广州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溃逃前对进步人士大肆搜捕，又大搞破坏一一炸发电厂、炸海珠桥等等，学校不能正常上课，直到解放后的1950年春，教学秩序才恢复正常。这一年的魏晋南北朝史，我是断断续续地听下来的。虽然如此，但毕竟听了三学期先生的课，耳濡目染，对先生的“以多种文字史料证史”，“用经济眼光分析政治问题”，特别是“以精神文化为纲剖析社会生活领域中的各类史料”等等新颖而独特的史学作风，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在几位学术前辈的指引、教导下，我决心转学清华原以为先生也会回到清华。暑假一到，我登程北上参加清华的转学考试。这一年的9月1日，我便以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转学生的身份来校报到。
进清华越使我加深对寅恪先生与清华关系的认识。最明显的是系里教中国史的老师，无一不是先生的学生或“私淑弟子”，如教秦汉史的孙毓棠教授、教魏晋南北朝史的周一良教授、教宋史的丁则良教授、教元史和清史的邵循正教授、教明史的吴晗教授、专门研习唐史又兼教近代史的王永兴讲师和专攻近代史的陈庆华、张寄谦二位助教。他们之中周一良、王永兴、陈庆华三位就是协助寅恪先生工作的助手。
今天回想起来，清华大学历史系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重视外语学习。一谈到重视外语，一定有人会问：哪一所大学不重视呢?难道教会大学不是更加重视吗?是的，这话没错。但是，“重视”与“重视”不同。就我所知，清华大学的“重视”是把各门外语当作一个“整体”来重视，而不是把它们分别当作不同的对象或“主体”来重视，也就是把它们当作可以和中国文化进行比较、交流的对象来重视，其目的是为着丰富和发展中国文化，可以说这是一种“以我为主”的重视，也是一种“有体有用”的重视。“体”自然是中国文化；“用”就是比较交流，以便使中国文化与各种外语所反映、转达的欧美文化二者交融互释。往深处看，这种做法实质是为在中国培养一批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型文化精英。可见，“重视”与“重视”之间，情况还是不同的。这一点在对课程的要求上表现得更加明显。系里不仅要求学生学好“一门”外语，而且要求学好“多门”，至少是两门外语。作为“第一外语”的英语自不用说，接着来的要求就是作为“第二外语”的法、德、日、俄语中的任何一种。第二外语通过之后，如果有学生还选第三外语，系里更是鼓励有加。这样，随着掌握外语的门数日渐曾多，学生的史学视野也便随之而扩大，反过来又更加领会到多掌握几门外语的好处和必要性．这种做法使学生越来越认识到掌握外语的重要性。毕业生中掌握三、四门外语的人不少。除了前面说的留校任教的几位老师之外，还可举出何炳棣、李定一、何兆武、陈庆华、丁名楠、齐世荣、殷叙彝等这样几个名字。他们在史学上的成就，用不着我来介绍。总之，我认为，对清华历史系的“学风”，不谈则已，要谈，必须先从“重视外语”这四个字着手。
下面转入正题，谈谈我对清华历史系早年学风的认识。
学风的灵魂是学术思想，而学术思想则是一种有“体”有“用”，由“价值”和“功能”两部分组成的综合体。其中，价值是“核心”，功能则是一套“有机构成”。清华历史系的学术思想，据我所知，功能由四个“层次”组成。第一层是“多种语言”multi—language。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各位老师的学术论文中。陈寅恪先生的文章自不用说。邵循正先生的文章，如：发表在《清华学报》上的《元史、刺失得丁{集史。蒙古帝室世系所记世祖后妃考》、《刺失得丁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以及《语言与历史》等，大量应用波斯文和英、法、德、俄等语，是很有代表性的作品，在国内外都很有影响这些文章都已收集在张寄谦先生所编《邵循正历史论文集》中，读者可参阅。此外，孙毓棠、周一良、吴晗、丁则艮等各位老师也都各有他们自己的代表作，这里不一一介绍。在“多种语言”上面的一层是“多种档案”multi—archive，或“多种文献”。很清楚，不掌握多种语言，就没有“多种档案”或“多种文献”之可言。而档案”或“文献”则是治史的“命根子”，它的重要性不必多说。再往上一层便是“多门学科”multi—discip1ine。谁都知道在充分掌握史料之后，史学研究的关键问题是怎样从史料中把问题的头绪清理出来。
“清理头绪”这件事，绝不是一两门学科知识所能奏效，必须多门学科知识互相配合。这样就在研究者面前提出必须具备多种学科知识的问题。在清华历史系建系之初，系主任蒋廷黻先生为了帮助学生了解这一!司题，曾在一次讲话中把“治史”比作“画龙点睛”。他用这四个字来帮助学生了解治史必须具备多种学科训练的道理。他对学生这样说：如果把“历史”比作一条“龙”，那么，这条“龙”是用多种颜色一一多种学科知识“画”成的。比如，“画骨架”要用经济学知识，“画肌肤”要用社会学或人类学知识，“画龙鳞”则要用“政治学”知识。当这些都画完之后，“龙”似乎“画”成了，但一看，还是不行，还没有“点睛”，缺少生气，呆板得很。这时还需用一门学科即思想史的知识来给它“点睛”。有了“睛”，这条“龙”便就“活”了起来。这个比方给学生留下很深的印象。系里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有名的故事。教世界史的刘崇宏先生曾对学生说：“你们选世界史课．最好去选雷海宗先生的课。雷先生的世界史，哲学味浓，我讲不出来。”这番话，既显现刘先生本人的谦虚精神，更反映系里“讲历史要讲出哲学味”的根本要求。以上是对“多门学科”的解释。
在它上面的一层是“多重证据”multiple—evidence。既然史学家的知识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史学成就的大小，那么．有了多门学科知识做“底”，史学家就更加有可能从更加广泛的知识领域中搜集证据，进一步形成所谓“多重证据”。我国研究古代史着名的“二重证据”法就是典型例证。这种方法由王国维先生提出，陈寅恪先生加以论证、发展，这种种情况用不着我在这里介绍了。还要看到，从某种意义上说，王国维、陈寅恪两位先生一生的学术道路，基本上就是由“多种语言”、“多种档案”、“多门学科”、“多重证据”这样一步、一步登上高峰的。我认为，他们两位的道路，正好就是这种学风的具体体现。
常听人说：清华学风的特征是“古今贯通，中西交汇”。这话不错。但要看到，“通”和“汇”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前面说的四个“多”。如果没有这四个“多”，怎么说得上“通”和“汇”呢?而“通”与“汇”二者本身也不是目的，它们服务于一个“中心”。这“中心”可用陈寅恪先生说过的一句话来表述：“不忘本民族在世界文化史上之地位。”把以上所说合起来就是：“四多”保“通汇”，“通汇”保“中心”，中心集中体现学风的价值体系。反过来说也就是“价值体系”统率“功能结构”，也就是“洋为中用”，而不是“中为洋用”。这个“中心”将永葆我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应有之地位，且随时代前进而不断丰富发展。我认为这就是清华历史系早年学风的主体性以及它的优点和特点之所在。
从目前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看，就文化论文化，特别是着眼于在各种文化对比中更好、更清楚地认识中国文化的特点和优点，我认为，有必要把上述四个“multi”，发展为第五个，即增加一个“multi—culturalism”多元文化论。谁都知道，对“文化多元论”这个词，学术界历来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理解：一种认为，人类文化的“多元”现象，是一种客观事实，被称为“作为事实的多元论”，或“描述性的多元论”；另一种则认为“多元”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被称为“意识形态的多元论”或“规范性多元论”。英国学者莱斯利．纽比金、阿利斯特．麦格拉斯和美国学者大卫．特雷西David Tracy等人对此都有所论述，这里无法一一介绍。我完全是在前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只有充分承认“多元”，我们才有可能更多或更好地吸取各种文化之长，使之为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服务。何况，也只有采取这种态度才能与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相配。特别是，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还有一个特殊原因，那就
是“多元文化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反对以“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后盾的“文化一元论”，而文化一元论正是自19世纪以来遍布中国的“欧洲中心论”的文化思想的支柱。所以，对我们这些曾经长期经历过半殖民地统治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对任何一种有助于动摇“欧洲中心论”和它的文化、理论支柱的思想或学说，都应该加以重视，注意吸取其中有益的成分，为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服务，这是对我们重新认识那个作为今天中国现状的总根源的19世纪至20世纪的中国，显然大有裨益。在这一方面，我在纪念雷海宗先生诞辰百周年的文章《认识“世界史”中的西方话语霸权，坚持文化思想上的民族主体性》（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雷海宗与20世纪中国史学》，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9页。）一文中对清华历史系的学风以及如何坚持文化思想上的民族主体性问题，谈了一些看法，读者可参阅。我的基本态度是：做学问一定要有“师承”，而且不能不讲“师承”，但却绝对不能讲“门户”，讲“门户”本身就是没有师承，特别是没有清华师承的表现，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