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中西文化的抉择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历史-中西文化的抉择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中西文化的抉择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非常欢迎大家参加这次会议，刚才成崇德同志介绍了一些情况。我们这次会议的目的，一是向大家汇报我们的工作，二是听取大家的建议，也就是我们拜师，向你们请教。我们请来的都是研究世界史的顶尖高手、领军人物，当然也不完全是世界史的，也有中国史的，中外兼通的学者。请你们从世界的角度，考察中国历史t 编纂清史，应注意些什么问题，如何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西方有哪些着作，有哪些研究中国的人物，我们必须加以注意，有哪些文献，有哪些着作我们必须加以搜集和翻译。总之，我们的目的就是向大家请教、学习，希望搞世界史的同志也能够参与到清史编纂的工作中来。
刚才成崇德同志详细传达了李岚清同志的讲话，李岚清同志特别强调编纂清史要注意和世界的联系。清代历史和过去历史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世界和中国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清代历史的很多方面深受世界的影响，离开世界这个历史背景，我们就难以解释清楚清代的许许多多的问题，许许多多的情况。很多问题不联系世界，就看不清楚。
清军入关是1644年，距离哥伦布发现美洲已经一个半世纪，全球历史的帷幕已经拉开，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这样一些国家相继登上了世界历史舞台，南北美洲已经成为欧洲的殖民地，世界其他地方：非洲、东南亚、印度、中东也正在遭到殖民侵略。这个时候的中国，她保持了国家的独立。但清朝历史和以前朝代不一样，一开始清朝崛起就和世界接触。如西方的红衣大炮，清入关前就开始引入，这里不多说了。清入关后，从顺治开始，就与传教士接触。顺治与传教士关系非常密切，他称汤若望为“玛法”，是父辈，很尊敬的称呼。据汤若望记载，在两年的时间里，顺治帝去了汤若望家24次。汤若望在宫里医好了皇后的病，得到了皇太后的恩赐，可以出入宫禁，与清廷关系极好。康熙更不用说，对天文、数学等西方科学技术都有很浓厚的兴趣，身边有很多传教士。康熙得了疟疾，当时的疟疾病是非常严重的，治不好，会死人的，康熙采用推广了金鸡纳霜治疗法。签订《尼布楚条约》前谈判的时候，张诚、徐日?充当了翻译。《康熙皇舆全览图》也是传教士帮着画的。可以说，在清初，传教士与清统治者有着一段蜜月般的关系，非常亲密。满族的亲贵也有很多与传教士有很密切的关系，相比之下，汉族士大夫在清初与传教士关系密切的不多。明末的汉族士大夫，像徐光启、李之藻信仰天主教，可是清初的士大夫，我印象中没有几个。
我猜想，当时中国也是处在十字路口，也有可能选择西方文化。作为统治者的满族，处在文化的后进的地位，它要学习先进文化。当时，它面临的先进文化有两种，一个是西方文化，一个是汉文化。它和西方文化接触很多，也知道它的好处，为什么没有更多地选择西方文化？这也是一个历史之谜吧。后来，完全走了汉化的道路，而且越来越汉化。看来，它不是没有可能选择西方文化，它有机会选择，但它没有更多地吸收西方文化，而是走了单纯汉化的道路。如果稍稍吸收一些西方文化，哪怕像日本一样，出现一个兰学，那中国历史的道路肯定会不一样。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想。
看来，文化的选择有一个土壤的问题。清统治者要统治汉人，因此，它选择的是统治汉人的现成的政治和文化模式，而不再考虑选择其他的模式，这也是一种解释。我觉得，清初的历法之争，表面上是汤若望取得胜利，采用了西方的《时宪历》，因为它是科学的。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从全面的文化选择来讲，汤若望失败了，而杨光先胜利了。杨光先是坚持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对抗西方文化的。因为中国走的道路依然是汉族的传统道路，没有吸收西方的先进文化。这是历史事实，清朝从一开始就面临着政治和文化选择，一开始就面临着西方文化，这是其他朝代没有的事。
文化的冲击、磨合、交流，这个过程很不容易。历史上，佛教经过上千年的时间才融合成中国的佛教，因此，刚进入中国不久的西方文化不可能很快被中国人接受。文化的融合有独特的规律，历史有它的必然性。
清朝建立之初，要考虑统治汉人，必须尊重汉族传统的信仰和风俗。所以，传教士面临的困难越来越严重。罗马教廷坚持要反对祖先崇拜，这引起了汉人反对，满族统治者也反对。雍正时候，全面禁教，把传教士逐出宫廷，关上了大门。从历史的表面来看，雍正的全面禁教，似乎阻止了中西文化交流，但是历史是在前进的，世界一体化的进程不可阻挡，不可抗拒，中国逐渐融入世界的潮流也是不可抗拒的。
18世纪文化交流虽然被阻断，乾隆后期宫廷已经没有传教士了，但中西方经济的交流大大地发展了。当时海关对外贸易急剧增加。康熙时期海关收入只有4万两，贸易额很小，到鸦片战争前海关的税收达到了190万两，增加了47倍，增长得很快，如茶叶、丝绸、棉布、瓷器的对外贸易大量增加。到康乾盛世，海外贸易比较繁荣。
社会发展也达到了顶点。从人口来看，汉朝人口5000万，唐朝是8000万，后来也有增加，但中国的记录人口从来没有达到过1亿，明朝是七八千万，到清朝道光时期为4亿。相应地，农产品也只有增加4倍到5倍，才能养活这么多人口，可以说，当时经济总量已超过汉、唐。根据外国的有关研究，当时中国的GDP占世界的32％，这是外国人的统计；还有一种统计是24％。是否确切不敢说，但说明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很大。
这些方面的研究都需要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结合，也需要你们的合作。我希望年轻的学者转而研究一些大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的经济实力到底如何？
康乾盛世如何解释，也需要世界历史的知识。不了解世界的情况，也难以解释康乾盛世。当时国内安定是个主要因素。不能老打仗，社会的安定对于生产的发展至关重要。康乾统治者非常重视农业生产，投入大量精力治理黄河。有一年，国家收入的1?3用于治河。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南美洲的白薯、玉米、花生等作物在康乾时期得到广泛种植。这些作物传入中国是在明朝，但广泛推广是在清朝。如果离开了白薯、玉米，这么多人口怎么养活，很难想象。只有高产的粮食作物才能养活这么多人。而且，玉米、白薯的种植条件要求很低，对土壤、水、气候的要求不是那么苛刻，这些高产作物遍地可种。从前不能种的地方，开垦出来就可以种，平原、高山、地头旮旯都可以种植。乾隆年间，开垦了以前的很多荒地。因此，粮食产量较高。这对于康乾盛世的到来非常重要。
高产作物在中国的推广，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但还不够，这个问题的研究，也需要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的专家合作研究。关于白薯这些作物如何推广的问题，值得研究。当时有个姓陈的福建人，带着他的儿子、孙子，山东、山西到处跑，一辈子推广种白薯。白薯种植一个关键就是育秧，他帮助北方农民解决白薯育秧过冬问题，像这类问题值得研究。可以肯定，南美洲作物的推广对康乾盛世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没有南美洲高产作物的传入和推广，就没有康乾盛世。
另外一个因素是货币。当时墨西哥白银大量输入中国，这一点对中国市场的发展非常重要。白银是良好的硬通货，当时的贸易连年出超，有很多东西销往外国，像丝绸、瓷器、茶叶；而外国人没有那么多东西运往中国，当时还没有大机器生产，只能用白银。有本书叫《白银资本》，轰动一时。讲当时中国是全世界的经济中心，所有的白银都流向中国，中国是白银的仓库。据说，在18世纪，有3亿两白银流入中国。可以说，大量白银的输入，成为中国市场交易的润滑剂，扩大了中国市场，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关于当时中国货币流通量、交易量到底如何，这些研究大多都是宏观的，细致的研究还不够。有统计说，中国当时国内的总贸易量超过了英国海外的贸易量，到底是不是这样，需要中国史、世界史学者共同论证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两个因素，经济方面高产作物的推广，货币方面白银的输入，对康乾盛世的到来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否则很难达到那样的高度。所以说，清初中外的文化交流虽然暂时中断，但经济交流更加密切，而且其实际影响非常大。到了晚清，更不用说了。如果不联系国际背景，根本没法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清朝前期，中国还可以置身于国际事务之外，是天朝上国，洋洋得意，自高自大，关起门来，可以高唱“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到了鸦片战争以后，大门被打开了，也无法关门了。这个时候，中国就被彻底卷入了世界历史的漩涡中。
无奈也罢，被迫也罢，缺乏精神准备也罢，反正你是被卷入了世界历史漩涡。列强蜂拥而入，外国开始成为支配中国的一个力量。以前是外在力量，现在成为社会内部的力量，而且是强大的支配力量。一次一次的战争，一次一次的条约，把中国与世界绑在一起，变成了半殖民地。这个时候，研究中国历史，已经离不开世界历史。
反对西方列强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任务，向西方学习同样是中国的一个主要任务，这两个任务是矛盾的。受到外国侵略，还要向它学习，即“师夷长技以制夷”，历史就是这么复杂。老师打学生，这样的事在近代很多。割地赔款，丧失主权，如果不抵抗，不反戈一击，一味认输投降，丧失的不止是物质财富，不止是主权、利益，丧失的还有精神、信心和希望。中华民族就是在抵抗中逐渐成长的。但是你光反对，不学习也不行，那样就没有进步，就会停留在愚昧落后的层次，就会停留在非理性的行动中，使你的抵抗斗争变成 “义和团式”的行为，使你的爱国行为变成盲目的排外主义。正是这些经验教训使中国在近代逐渐走向了正确的革命道路。
晚清与外国打交道非常多，外国传教士、政治家、军事家、记者都到了中国，他们写了大量的东西，但目前还有很多没有翻译过来。当然，他们的记载描述带有偏见，但在某些方面反映了中国历史。因此，清朝历史与以往的朝代不一样，它自始至终与世界历史保持着联系，你必须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观察中国，必须了解当时西方人对中国写了些什么，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我们编纂清史，如果不了解这些，清史没法写。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老师请来，给我们出主意。
有人去徐家汇看书，说那里有很多外文图书，有很多自清初以来的传教士书籍，但目前研究很少。像里希霍芬到中国来的考察报告很有价值，但现在也没有翻译。诸如此类，我们想对这类文献资料进行一定限度的整理，当然不可能全部整理。所以，我们成立了编译组，希望在这方面做些工作。
今天请大家来的目的就是拜师，教我们如何从世界一体化的角度研究中国历史，怎样增长有关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的知识，了解他们的学术着作。诸位是世界历史专家、中西兼通的专家，想必各位在研究世界历史时，会联想到中国类似的情况和同时代的事情。希望诸位充分发表意见，从我们来讲，将受益无穷；对大家来讲，也是一种参与，即参与了众所瞩目的清史纂修，参与有几种：一种是直接写清史，一种是提供意见，一种是提供资料，应该都是不同的参与形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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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郭丽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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