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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曾国藩的一生

在曾国藩死后的一百多年间，有的人颂扬他是“千古完人”，“万代楷模”，象泰山和北斗一样“万世流芳”。也有人说他是独夫、民贼、汉奸、刽子手，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毫无可取。其实，这二者都未免褒贬失当，毁誉偏颇。
在历史上，进步人物有进步人物的成长过程，反动人物也不是一生下来就坏。基于这种看法，我想简单地叙述一下曾国藩的一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是怎样由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子弟，走向与人民为敌的道路的。
一、志在科举成名
清朝初年，曾国藩的远祖从湖南南部的衡阳迁徙到湘乡县大界里安家落户。当时，曾家的生活并不富足，直到曾国藩的爷爷曾玉屏这一代，才成了当庄的大户。
曾家虽然富起来了，但还是属于富而不贵的小地主。在他们的家族中，还没有一个读书做官的人，对此，曾玉屏十分着急，决心让子孙出一个读书做官的人好光宗耀祖。这样，他就让儿子曾麟书正式拜师受业。可是，曾麟书读书有年，一次次地参加科举考试，总是考不中。最后只好做个私塾先生，教授乡里。
1811年，曾麟书得了个头生儿子，起名子城，字伯涵，以后又改名国藩，字涤生。
“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几乎成了一切封建地主子弟的座右铭。曾麟书在科举路上竞奔，连个秀才也没捞到，深以为憾。于是，他对曾国藩寄予满腔希望。在曾国藩七岁的时候，曾麟书就亲自教他读书。一直读了八年书，学业大有长进。可是，曾麟书知道古有传统，“易子而教，尽人皆然”。于是，曾麟书便极力设法为曾国藩另请名师。
一天，曾麟书的好朋友，衡阳秀才欧阳沧溟到曾家闲聊，偶尔发现曾国藩的诗文，字体清秀，句子顺理成章，篇篇露大志，心中大喜。他想，曾国藩小小的年纪，就有这样的功底，将来必然大有出息。欧阳沧溟惊喜之下，便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曾国藩为妻，并答应帮助他继续深造。出身于小地主家庭的曾国藩，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连科场都没进，书中自有的“颜如玉”竟来得如此容易。曾麟书见秀才这样器重自己的儿子，也大为高兴。这一年，他带着儿子到省城长沙去参加童生试，准备父子俩“共登青云梯”。可是，考试一揭晓，榜上并没有他们的名字。父子俩大为懊丧，垂头丧气地回到大界里。此后，曾麟书又把儿子先后送进了湘潭涟滨书院和长沙岳麓书院，继续攻读。后来，曾氏父子又几次去参加童生试。曾麟书终于先考中了，补上了一个县学生员。曾国藩见父亲成了秀才，自己更加埋头读书了。1833年，二十三岁的曾国藩考上了县学生，同父亲一样成了秀才。
曾国藩考中了秀才以后，他父亲高兴极了，觉得自己年已半百，挣扎有年，还是儿子年轻有为。于是，他决心让儿子百尺竿头，再进一步。1834年，他就让儿子到长沙参加乡试。曾国藩没料到竟中了第三十六名举人。报喜的锣声惊动了大界里，曾氏满门沉浸在欢乐之中。1835年，二十五岁的曾国藩，第一次来到京师参加会试，结果应试不第。此后，他一直留在京师，一面专心读书，一面又准备参加会试。1838年，二十八岁的曾国藩，第三次应会试，这次他居然考中了贡士。同年四月，道光皇帝在保和殿亲自举行殿试，曾国藩中了进士，并点了翰林，终于跻身于上层封建统治者之群。1847年，他被擢用为内阁学士，1849年，又擢用为礼部右侍郎，到1852年，署吏部左侍郎，已成为清政府中比较重要的官员了。
二、治学有方
1838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并入了翰林院以后，感到耳目一新。他觉得自己在中进士之前，读的是四书五经，作的是八股时文，见闻窄狭，学问根底不深。从那时起，他决心深入研究经史，留心经世之学。他首先拜唐鉴为师，诚心实意地受教。1841年3月，曾国藩到唐鉴的住处去拜访求教。当他问到“读书之法”和“修身之要”时，唐鉴告诉他说：书应以朱子全书为正宗，读书要专攻一种经书，一经若通，那么其它各种经书就可以触类旁通。如果急于求成，想一下子把全部经书都弄通，那就会连一种经书也弄不通。接着，唐鉴又告诉他，修身之法以检点自己的言行最为重要。并要求他每天从早至晚，一言一行，一饮一食，都要有记录；或有私心不能克服，或者行为失于检点，都要一一记出，然后进行自我反省。曾国藩听后，感到顿开茅塞，豁然开朗。
曾国藩遵照唐鉴的教导，为自己规定了四门必修课程，即义理之学；经济之学；词章之学；考据之学。他要求自己在学习这些课程时，做到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它书；每日读书时写出心得体会，不拘何时，定要静坐四刻，回忆和体验一天所学的知识，每月作诗文若干篇，以检验所学知识的多少和应用程度。他还常常写一些箴言、对联，贴在案头床边，激励自己，以防懈怠疏忽。
曾国藩主张在学习中一定要勤勉。他认为天下事未有不从艰苦中得来的，怕的是稍遇到困难，就不愿勉力前进，结果中途而废。他在谈学习心得体会时说：世界上无论哪一种学问，绝没有不经努力就学成的。如果一看就会，一听就懂，那就称不上学问。既成为一种学问，就必然要经过一段努力，克服若干困难，然后才能得到。他强调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切莫灰心，中途间断，熬过困难，便可少有进步，再进步再遇到困难，再奋斗再熬过困难，经过若干次的“奋”，若干次的“熬”，然后即可达到亨通精进的境界。
曾国藩在做学问的过程中，反对门户之见。他觉得各家的学问，都必有其长处，应取众忌以门户相标。他主张合上下古今诸子百家为一炉，伪者裁之，缺者补之。这种纳百川于一海的治学方法，无疑是他明智的地方。
曾国藩注意研究各家各类的学问。他有时读经，有时读史。对于《易经》、《诗经》、《史记》、《明史》及屈原、杜甫、韩愈等人的诗文，无不持之以恒地熟读猛攻。他觉得义理、经济、词章、考据之学，四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能综合各家学派之长，抓住义理之学，博采其它各科，由博及专，由专及博，孜孜以求，使他获得了博大精深的学问。如果说进京前，他读四书五经，研究八股时文，是为了科举成名，光祖耀宗；那么进入翰林院之后，他博采各家之长，为的就是所谓“治国”、“平天下”。后来，曾国藩由一个勤奋刻苦、严肃认真的封建学者，变成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跟他的渊博知识，以及用心总结了历代统治阶级的经验，是分不开的。
三、初期的政治主张
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在战争中，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苟且偷安，遭到了失败。于是法、美、俄等国也趁火打劫，乘机入侵，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造成了空前的严重灾难。清朝统治者为了支付浩大的战费开支和巨额的战争赔款，更加肆意搜刮人民。苛重的捐税使劳动人民濒于绝境。因此，各地农民抗粮、抗税、抗捐的斗争，风起云涌，农民起义怒火不断爆起。整个中国，到处都布满了干柴，各地的星星之火，大有燎原之势。清朝最高统治集团，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好象热锅上的蚂蚁，焦虑万分。
1850年初，道光皇帝死后，年龄不满二十岁的奕□（咸丰）继承了皇位。投降派官僚穆彰阿及耆英等人，独揽大权，操纵舆论。咸丰皇帝为了笼络民心，巩固自己的地位，号召朝廷大臣，“据实直陈，封章密奏”，并撤了穆彰阿等人的职。这时，曾国藩感到实现“大志”的时机已经到来，便应诏陈言，大胆揭露了朝廷内外的种种腐败现象。他指出：京官的通病是退缩、琐碎；外官的通病是敷衍、糊涂。力主选拔人才。这就比较真实地说出了当时吏治的腐败状况，道出了清朝国势衰败的要害。
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发动了起义后，广西巡抚郑祖琛深怕朝廷怪罪在自己管辖地区出了反上势力，丢了乌纱帽，他出于自身的利害，认为小民造反，成不了大事，自己可以把它压平。于是，他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将大事化小，简单地向朝廷作了奏报。消息传到北京，咸丰皇帝虽然谕令严厉镇压，但也觉得小民造反无防大局。郑祖琛在广西连吃败仗，起义军的声势迅速壮大，咸丰皇帝这才十分震惊，立即召集群臣倡言得失。曾国藩奏道：“今日急务，首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咸丰皇帝对此大为赞赏，认为切实可行。接着，曾国藩就上疏推荐了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供朝廷任用。
起义军的烈火越烧越旺，曾国藩又接连上了《理财汰兵疏》和《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两篇奏议。他在《理财汰兵疏》中说：国用不足，兵伍不精，二者为天下大患。自古以来，开国之初，兵少而国强，其后，兵越多而国势越弱，军饷越多，而国家越穷。他请求朝廷注意选拔将才，有了良将，只要使现有七十一镇中的十余镇足以称为心腹，那就缓急可恃了。曾国藩想通过裁汰军队来节约开支。在这篇疏里，他还举了宋朝庞籍淘汰庆历兵八万人，巩固了边防；明朝戚继光练金华兵三千人荡平了倭寇两个例子，提出了改绿营和编练军队的设想。这是曾国藩想以戚家为榜样，创建地主阶级新式军队的思想萌芽。
曾国藩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对内外官员只知道献媚讨好，阿谈逢迎，欺上压下，进谗诬陷，善于责难倾轧，而不肯陈述己见的腐败之风，作了较为深刻的揭露。他竟然告诫咸丰皇帝不要因小失大，抱怨他不该用“无庸议”三个字堵住群臣的嘴巴，不让说话。他主张对于“用人”、“行政”大权，要让有关的官吏们去讨论。
曾国藩敢于大胆陈言，甚至抱怨皇帝，是当时一般官僚所办不到的。那时，讲真话的人会有杀身灭族之祸。他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呈上后，又觉得自己学道未深，过伤激直，不免有些担心。但是，曾国藩完全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他的言词激切，也是出于对清朝皇帝的忠心，所以并没有激怒咸丰皇帝。咸丰看后，不仅没有发怒，反而破格召见了他，并用好言劝慰解释了一番。曾国藩实在是侥幸得很。
1852年春，曾国藩针对鸦片战争后造成的银贵钱贱，财政与货币流通情况的混乱，人民生活下降的现实，又向皇帝上了《备陈民间疾苦疏》和《平银价疏》，对民间疾苦表示了一定的同情，对吏治腐败和社会不安，也提出了一些补救的办法。
曾国藩早期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出于对封建朝廷的忠心，提出了一系列的政治主张，当然不可能挽救清王朝衰败的国势。他的一些主张，尽管在客观上对民间疾苦表示了一定的同情，但都掩盖和抵销不了他后来与人民为敌的罪行。
四、与人民为敌
1852年，身任吏部侍郎的曾国藩，突然接到咸丰皇帝的谕令，要他到江西去主持科举考试。当时，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声势越来越大。钦差大臣李星沅率兵前去镇压，兵败身死。接着，咸丰皇帝派赛尚阿带兵继续讨伐，又遭到失败。不少州、县已被起义军攻占，一些地方官员被起义军杀死。告急文书不断飞向京城，北京城内从前宫后院到大街小巷，到处议论纷纷，人心惶惶。曾国藩在接到谕令以后，心灰意懒，忧心忡忡，不去吧，舍不得朝廷放考差这个荣耀差事，去吧，怕一旦有什么不测，掉了脑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最后，终于硬着头皮出发了。
曾国藩刚走到安徽太湖县小池驿，又突然接到母亲病战的丧报。他痛哭流涕，一边上书皇帝请求回家治丧，一边准备行装，半路转回湘乡老家。
回家不久，曾国藩听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占府夺县，横扫了广西，接着进入湖南、湖北，攻下武汉，杀湖北巡抚常大淳。这时，站在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上的曾国藩，颇有国破家亡的预感。
曾国藩有位同乡好友，叫郭嵩焘，此时正值1853年春节在湖南湘阴老家探亲。在家乡，他亲眼看到农民抗租、抗捐、闹风潮；又听到湖南民间秘密反清组织天地会也公开活动起来，并有部分会众结伙投奔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当地的地主、绅士惊慌失措，四处逃窜。怎么办呢？郭嵩焘决定连夜奔湘乡，到大界里去找曾国藩商量办法，准备发动地方乡民，征集壮丁，编练成团，严加训练，用来防“盗匪”，保家园。
其实，曾国藩已在春节前接到谕旨，要他帮助湖南巡抚张亮基“团练乡民，搜查土匪”。曾国藩觉得心头大患是太平军，而不是各地方的小股“土匪盗贼”。所以当郭嵩焘来找他时，他婉转地透露了“团练乡民，搜查土匪”是“舍粤匪（太平军）而求协从，舍豺狼而问狐狸，此近来大不平之事也”；另外，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自己的身份不够明确，虽然官至侍郎，但是受命帮办湖南团练，处在“不官不绅”的地位，要职无职，要权无权，各地的兵勇，既不受自己调遣，外省的饷项，亦恐不愿供应。所以，他打算以为母守丧为借口，奏请皇上，辞掉帮办团练的职务。
郭嵩焘却不以为然，他认为曾国藩一向有澄清天下大志，在这动乱的年头，只有曾国藩才能拯救大清，救“民”于水火之中。他建议曾国藩舍孝求忠，实现自己的大志。
曾国藩觉得郭嵩焘的看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大清的天下如此不稳，靠朝廷那几支八旗兵和绿营兵，想剿灭太平军是无济于事的。八旗兵主要由满、蒙兵士组成。清军入关后，近二百年，八旗兵基本无仗可打，又不训练，成了一些披着盔甲的花花公子，毫无战斗力。后来虽然增设了绿营兵，但是，平时，将官只知道抽鸦片，争军饷，偶尔遇到行军打仗，又贪生怕死，跑得比谁都快。曾国藩对清政府军队的腐朽无能，是有深刻了解的。因此，他摇头叹气，感到国家的正规军打不了大仗，仅靠团练剿灭地方“土匪盗贼”，即便能奏效，也是治标不治本。当今要务，是对付太平军，而对付太平军，靠团练是无济于事的。
曾国藩正在犹豫中。郭嵩焘却说，既然清朝原有军队无能，帮办团练万不可辞。应该以团练为基础，创立一支新式军队。这样一来可以施展自己的雄才，二来也捞个忠于朝廷的美名。你何乐而不为呢？
曾国藩经过再三思考，最后，终于坚定了决心，欣然接受了在长沙“帮办团练，搜查土匪”的清廷谕旨。从此，曾国藩死心踏地投入了剿杀农民起义的反动事业，走向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五、别树一帜练湘军
曾国藩在湖南帮办团练，正是太平军金田起义后的第二个年头。太平军打到那里，清军便不溃即散。在太平军的影响下，各地秘密反清组织也活跃起来，使得清朝地方封疆大吏惊慌万状。曾国藩出于反动地主阶级的本分和施展自己“雄才大略”的迫切心情，决心充当满洲贵族的走卒，积极镇压人民的反抗。他在组织团练的同时，几天内杀戮具有反清思想和反清行动的人近千名，湖南的反清活动一时处于低潮，人们送他一个绰号叫“曾剃头”。
曾国藩认为八旗绿营的营伍习气和调遣成法，就是岳王（岳飞）复生、孔子再世也不会更铸其面目，改变其恶习。然而，团练仅是地方武装，它虽可辅助八旗绿营抵制革命，但并不能补救八旗绿营腐朽疲弱。团练又不支取清政府的粮饷，终究不是正规军，缓急终不可恃。所以，八旗绿营、团练必须抛弃，改弦更张，别树一帜，改招募团丁为官勇，粮饷取之于公家，束伍练技，以备不时之卫。当时，湘乡县令朱孙诒，为了对付天地会等会党起义，曾由王珍、罗泽南、康景晖各集团丁数百人，亲自调遣，他们镇压了当地的会党起义，号称强悍。1852年底，湖南巡抚张亮基檄调这支团勇约千人来守卫长沙。于是，曾国藩就以这支团勇为基础，分左、中、右三营，制定营制，称为湘勇。这就是湘军的开始。
湘军成立后，于1853年春派往衡山镇压会党起义。嗣后又招募三千余人，于同年夏增援南昌，抵御太平军的进攻。在南昌，湘军虽然被太平军打败，但却表现了湘军凶悍敢战的反革命精神。从此，曾国藩加紧招募湘军。同时他还认为，湖南和长江流域，江河纵横，烟波浩荡。陆军虽粗具规模，但兵还不精，如果没有一支水上劲旅，就很难实现剿灭太平军，澄清中原的大志。所以，在加紧训练陆军的同时，非添置水师不可。于是，曾国藩马上向咸丰皇帝写了奏章，请求皇上批准他在衡州（今湖南衡阳）制造战船，训练水师。
1854年，经过两年的时间，湘军粗具规模。陆军分为大营、小营，湘乡人编入各大营，外地人编入各小营，分属湘军各大营，共五千多人，由塔齐布和罗泽南率领。水师有战船二百四十余艘，　坐船二百三十多只，分为十营，共五千余人，由褚汝航、褚殿元、杨载福、彭玉麟统领。这样，湘军成为一支具有正规军规模的反革命武装。
湘军不仅具有正规的规模，且具有八旗绿营所不曾有的特点。它是以地域、封建关系固结内部；以反动的程朱理学为思想武器；以抢劫掳掠和封赏官爵来鼓舞士气。曾国藩严格规定：湘军中不要八旗绿营入营已久的老兵，不用守备以上的旧将。他想以此种组织手段，彻底杜绝八旗绿营的衰颓习气。在选拔统领方面，他规定了四条标准：第一要有治兵的才能；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于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他说四者缺一，则万万不可带兵。他还认为应选之人必须有忠义血性。如果没有忠义血性，纵然貌似四者，终究也是不可靠的。他凭着个人的阅历，通过同乡、同族、亲友、同学、师生等种种关系，把一些所谓“宿儒”、“生员”等封建知识分子，网罗在自己身边，有的委任统领，有的充当幕僚。这些人没有八旗绿营将领的积弊陋习，是湘军的中坚。曾国藩对他们总是温文尔雅，甜言蜜语，不尚空谈，而他们又死心塌地的忠于曾国藩。这些人都是讲究程朱理学的，彼此之间常以　“名教”、“纲常”互相激励，有着死心塌地的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的共同目标，这又是湘军的反动思想武器。
湘军的募集原则是：统领由曾国藩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这样层层挑选，大抵又都是通过同乡、同族、亲友、同学、师生等一层一层的私人隶属关系，形成了环环相扣的整体。一营之中，指臂相联，全军服从曾国藩一人。这样就彻底改变了八旗绿营那种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打起仗来，各不相顾的混乱局面。
曾国藩平日以“纲常”、“名教”，教育官兵为清朝封建统治者卖命。战时以抢劫掳掠引诱官兵为封建统治者出力。湘军每占一城，借搜捕为名，乘势淫掳焚掠。从烧杀淫掠的过程中，养成了湘军残忍凶悍的作战力。
清朝统治者在八旗绿营腐朽疲弱的情况下，正需要一支新的反革命武装去对付太平军。曾国藩别树一帜编练的湘军逐步正规化，就渐渐成为清朝统治者进攻太平军的主力部队。
六、道途久梗魂梦惊
曾国藩在湖南编练湘军的时候，太平军的力量又有了进一步的壮大。1853年1月，太平军占领了武昌，2月，太平军水陆大军沿江东下，一月之内连克九江、安庆，逼近南京，3月19日攻下南京，把它改为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首都。
奠都天京前，太平军所过的地方，往往随得随弃。奠都天京后，才觉得要巩固天京，必须重新占领长江上游的武汉、九江、安庆等军事重镇。1853年5月，太平军出师西征安徽、江西，先后克复了安庆、庐州（今合肥），占领了安徽的广大地区，又攻破了九江，进围南昌，开始和湘军主力接触。
曾国藩虽然想死心塌地的为清朝统治者卖命，但清朝统治集团内满、汉界限是分明的，满洲贵族一向不让汉族官吏势力过大，更不容许汉族官吏拥有重兵。在清政府无力对付太平军的时候，大学士祁□藻、翁心存还说，汉人曾国藩在家乡拉起万余人的队伍，恐非国家之福。咸丰皇帝虽然想利用曾国藩的湘军，但又对湘军怀有极大的猜忌心，深怕湘军势大不能控制。因此，曾国藩的湘军和清军及地方督抚有明显的主客之分。湘军有时即便打了胜仗，清廷也仅以曾国藩调度有方，着交部从优议叙的客套话予以安慰，从不以实权相授。这样，曾国藩的湘军在各方面就遇到许多困难，因而，在与太平军交战中总是败多胜少。
当太平军进围南昌，与湘军接仗时，江忠源飞书向曾国藩告急。曾国藩派郭嵩焘、朱孙诒、罗泽南率五千人援救南昌，太平军的西征军攻南昌三月不下，见势不利，即挥军西上。1854年2月，再次夺取了汉口、汉阳、包围了武昌，又占领了岳州，陆军打到湘潭附近，水师进至靖港，据上游以围长沙。
曾国藩为了解除对长沙的威胁，4月，派塔齐布率陆师，杨再福、彭玉麟率水师争夺湘潭。自己又亲率战船四十艘，陆师八百人和太平军大战于靖港。太平军用土枪、土炮、土火箭，对准湘军水师猛烈轰击。湘军船只沉沦大半，士兵淹死无数。曾国藩羞愤交加，一头扎入水中，想一死了之。幸亏他的手下人章寿麟眼疾手快，急忙把他从水中捞起。
曾国藩回到长沙，左思右想，觉得和太平军打仗，总是凶多吉少，最后终以事不可为，写下了遗书，准备自杀。恰在这时候，曾国藩得知攻湘潭的湘军取胜，太平军被迫退出岳州；也听得太平军于6月再次攻克武昌。他权衡得失，认为得可胜失。因为湘潭是湘军的老巢，得湘潭可使在长沙周围的湘军有喘息的机会。
湘军经过整顿后，于1854年10月，集中全力，又占领了武昌，并进围九江。这时曾国藩得意忘形，狂叫要“肃清江面，直捣金陵。”
1855年一月，天王洪秀全派翼王石达开率太平军，从天京出发，增援九江。在九江，太平军大破湘军主力，烧毁湘军战船四十多艘，并夺得了曾国藩的座船。曾国藩又惊又怕，欲战不胜，欲罢不能，屡遭失败，罪责难逃，越想越感到没有出路，急得再一次投水寻死，又被附近小船捞起，落荒逃回南昌。这一仗湘军损失惨重，被迫撤离九江。太平军乘胜逆江西进，于1855年4月，第三次攻克武昌。
湘军又经过一番整顿，于1855年秋，命令悍将塔齐布率军进攻九江，命令罗泽南率军进犯武昌　林启荣率太平军固守九江，屡败湘军。塔齐布气急败坏，在军中呕血毙命。石达开率太平军坚守武昌。罗泽南在进攻武昌时，被太平军击毙，部众溃散。
湘军在九江、武昌受挫的消息传到南昌，曾国藩为了挽回败局，命令湘军全部陆师扑向武昌。太平军见湘军全力进犯武昌，江西后路空虚，乃转而进军江西。1855年11月，太平军攻入江西，一路势如破竹，江西十三府中的八府五十余州县，先后为太平军攻占。这时，曾国藩是欲攻无力，欲逃不能，援兵无望，困守南昌。他哀叹到：“道途久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
七、沾满鲜血的“功绩”
1856年秋，太平天国军民经过三年浴血奋战，摧毁了威胁天京三载之久的清朝江北、江南两大营，控制了东起镇江，西至武汉一段长江流域的城镇，安徽、江西、湖北东部及江苏西南部的大部分土地，也都在太平天国的控制之下。太平天国的革命烈火，已映红了中国的南半天。可是，就在这大好形势下，由于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争权夺利，发生内讧。结果杨秀清被杀，韦昌辉身死，太平军官兵两万多人受株连丧生。此后，洪秀全召石达开回京提理政务，但由于受到洪秀全的疑忌，石达开率十万大军愤而出走，又造成了太平天国“朝中无将，国内无人”，军心散乱的严重危机。
内讧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天京以西，湘军于1856年12月攻陷武汉，1858年5月攻陷九江，威胁安庆。在天京以东，和春、张国梁于1857年又重建江南大营，攻陷句容、镇江，进驻雨花台。德兴阿攻陷浦口，重建江北大营，与江南大营隔江呼应，围困天京。
为了扭转危局，解除天京之围，洪秀全提拔了年青将领陈玉成、李秀成指挥作战。在陈玉成、李秀成的指挥下，1858年9月，大破德兴阿的军队，击溃了江北大营；11月，三河一战，歼灭了湘军李续宾部；1860年5月荡平江南大营，和春、张国梁毙命；乘胜开辟了江浙根据地。
太平军在天京、江浙一带的胜利，仅是战役上的胜利。过去，以曾国藩为头子的湘军，和以满洲贵族为头子的江北、江南大营有矛盾，咸丰原打算让湘军出力，江北、江南大营坐收攻陷天京之功。所以，曾国藩统领湘军七八年，转战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既不是地方督抚，更不是钦差大臣，一直是个兵部侍郎的头衔。江北、江南大营溃散，咸丰计划落空，不得不指靠曾国藩。1860年6月，咸丰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江南水陆各师，均受节制。曾国藩接过反革命的军政大权，接着派左宗棠回湖南招募湘勇，派李鸿章在安徽招募淮勇，以扩大势力。
曾国藩统领的湘军远比江北、江南大营凶悍狡猾。他占据武汉后，便拼命争夺安庆。在战略上，安庆是天京的门户，安庆有失，天京难保。所以，当咸丰命令曾国藩率军去苏杭的时候，曾国藩以安庆一军，关系淮南全局，是攻克金陵的根本为由，拒不从命。曾国藩将其赌注全部下在安庆。1861年9月，终于攻陷了安庆。
曾国藩夺取安庆后，清政府于1861年11月又授权他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提督以下文武官员都受他节制。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气焰更凶了。他一方面恬不知耻地宣称：洋人“有德于我”，公开鼓吹“借洋兵助剿”；一方面在安庆设指挥所，并派李鸿章纠合安徽地主武装组成所谓淮军，由英国轮船运到上海，进攻苏、常，派左宗棠率一部分湘军从江西进攻浙江，派曾国荃率湘军主力由长江上游进攻天京。
从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时起，湘军便公开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同时曾国藩认为要有效地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必须筹办新式军事工业制造船炮。1861年，曾国藩创办安庆内军械所，用手工制造船炮。由于制作不得法，船炮都不能用。于是曾国藩又派容闳到美国购买机器，准备建立近代军用工业。
有了洋人作靠山，有了洋枪洋炮，1862年，曾国藩指挥李鸿章所部淮军，伙同英国、美国侵略者组成的“常胜军”，联合进攻嘉定、青浦、太仓等地。1863年5月，淮军和“常胜军”相继攻陷太仓、□山、吴江，进犯苏州。年底，苏州陷落。这就直接加速了太平天国在江苏战场的瓦解。与此同时，在浙江方面，曾国藩指挥左宗棠所部湘军与法国侵略者组成的“常捷军”，联合攻下绍兴、富阳，进犯杭州。1884年春，杭州陷落。
随着江、浙根据地的沦陷，天京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此时，在曾国荃湘军的围困下，天京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形势日益恶化。1864年6月，湘军重炮猛轰天京。天京外围的工事相继失守，已难以支撑，曾国荃攻城愈急。7月，湘军在太平门处挖地道十多处，填满炸药，　轰塌城墙二十余丈，湘军一涌而入。
湘军攻入天京城后，关闭城门，搜捕烧杀，一时间，尸堆如山，血流成河，惨不忍睹。此后，曾国藩以两江总督的显赫要职，坐镇南京，建立保甲局，推行保甲制度，实行联保联坐。对所谓不安本分的人，或者编入“另册”，或者在户口册上加盖“有过”戳记，进行残酷迫害。对太平军战士，逐一追捕严究，甚至牵连亲友，不稍宽贷。曾国藩两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被清政府封为一等侯爵。
捻军是太平军在北方的一支友军，他们曾多次联合作战，共同抗击清军。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清廷调僧格林沁率军镇压捻军。捻军多次打败僧军，1865年5月，捻军在山东曹州歼灭僧格林沁的马队，杀死僧格林沁。清廷大惊，忙召曾国藩北上，命令他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继续镇压捻军。曾国藩率八万湘淮军，针对捻军流动迂回的游击战术，采取重点设防，层层防堵的办法对付捻军。在捻军活跃的州县修筑圩寨，当捻军来时，便强迫各村百姓将粮食柴草牲畜等运进圩寨，并在圩寨中编制“良民册”和“莠民册”，凡拥护清廷的人入“良民册”，和捻军有关系的人及反抗清廷的人都列入“莠民册”，即“擒拿正法”，实行五家连坐法，一家“犯法”，五家遭殃。后来，曾国藩虽然中途退回两江总督原任，但他镇压捻军，屠杀革命人民的办法，却传给了他的后任李鸿章。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中，为清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清史稿》比曾氏为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并云“中兴以来，一人而已”。曾国藩用革命人民的鲜血染红了顶子，他将永远为革命人民所唾骂。
八、在骂声中死去
1868年，清政府委派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第八个年头。当时帝国主义列强正加紧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天主教、耶稣教也随着炮舰，大规模地来到中国沿海。他们戴着学者、医生、慈善家的面具，以办育婴堂、医院、学校为掩饰，霸占田产，庇护贪官，干涉词讼，逞凶肆暴，激起了中国人民切齿痛恨。
1870年，一场大规模的反洋教运动，在天津爆发。法国传教士在天津望海楼收纳无赖，鱼肉百姓。6月21日，愤怒的人群涌到望海楼教堂前，要和侵略者算账。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得知后，带着他的秘书西蒙，怒冲冲地闯进清朝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衙门，威胁崇厚赶快派人驱散中国的老百姓。接着，丰大业又用手枪在大街上威胁天津知县刘杰，并当场打死了刘杰的仆人。丰大业公开枪杀中国人的暴行，进一步激怒了天津人民。千百万群众闻声赶到，举起了愤怒的拳头，打死了丰大业和西蒙。午后，天津城内又响起了聚众的锣声，人们纷纷从大街小巷走出家门，汇成了一股愤怒的人流，直向望海楼奔去。当天熊熊大火烧掉了望海楼。
天津人民火烧望海楼的消息，传遍了全国的城镇乡村，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接着，山东的烟台，江苏的南京、镇江，江西的吴城，广东的广州，也奋起响应，驱逐了一些为非作歹的传教士。北京的群众也集合在法国天主教堂的门口游行示威，声讨洋教士，支持天津人民的正义行动。驻北京的外国公使、领事、传教士慌了手脚，强迫清政府加紧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洋教运动。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壮着胆子接见了各国驻华公使，并派崇厚为钦差大臣，全权处理天津教案。这时，曾国藩忙写信给崇厚，让他放开胆子干，不要怕百姓闹事，并表示愿和崇厚有祸同当。崇厚心领神会，一到天津就代表清政府向法国陪礼道歉，并严厉镇压反洋教的中国百姓，更激起了人民的愤怒。清政府看到崇厚无能，不久又调直隶总督曾国藩去天津处理此案。当时曾国藩正在害眼疾，带病到了天津。曾国藩为了讨洋人的欢心，只要洋人满意，他就赶快去办。洋人要曾国藩处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曾国藩就将张光藻、刘杰奏参革职，交刑部议罪，最后充军黑龙江；洋人要他“惩办凶手”，曾国藩就按洋人议定的抵偿人数，杀死了十六名带头反洋教的群众；洋人要他赔款，重建教堂，曾国藩就满口应承，一一照办。
曾国藩在天津办理教案，屈从洋人，屠杀中国人的消息传开以后，又引起了天津人民的切齿痛恨和全国人民的一片唾骂，就连清政府的某些大臣和曾国藩的亲朋故旧，也认为他屈从洋人，有失国体；有的说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处理，民心丧尽；湖南同乡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功名的匾额，拆掉烧毁，以示鄙弃。曾国藩见人民怨恨，亲朋反目，官员抨击谴责，感到日子很不好过。从此，便一病不起。清政府见他在直隶已臭不可闻，就把他调回金陵再任两江总督。1874年，曾国藩在举国欲杀的怒骂声中，死于南京。
（资料来源：《山东师大学报》198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