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清代社会如何看待“官宦子弟”?(清史参考2012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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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社会如何看待“官宦子弟”?(清史参考2012年第13期)


封建时代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一入仕途,头戴乌纱,衣着青紫,便权势煊赫,富贵随之。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妻以夫荣,子以父贵。生活在这样家庭背景下的“官宦子弟”或“世家子弟”,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官二代”,便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与议论。在清人的着述、书信、家训、日记等作品中,便有许多讨论“官宦子弟”的文字。其中,既有人们对他们成长轨迹的观察与思考,也有家长们对自己子女的期许与警示。有些认识和看法,颇有历史的借鉴意义。
与被称为“寒士”的普通老百姓相比,“世家子弟”在各方面显然具有巨大的优势。首先是有着富裕的生活条件,如康熙时任大学士的张英所说:“仕宦子弟,则乘舆驱肥”,“席丰履厚,田庐仆役,无一不具”。《聪训斋语》乾隆时任知县的汪辉祖也说:“席丰履厚,得所凭依,进身之途,治生之策,诸比常人较易。”(《双节堂庸训》)其次是有着良好的教育条件,就像乾隆时做过小官的白云上所说:“生于书香世家,延名师,择良友,父兄饱学,从而提命讲解,子弟资质聪明,又好读书,自然直上云霄,乃顺境也。”(《白公家训》)再次是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父祖辈既然久处官场,自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交往的都是有权有势之人。曾国藩说:“当家门鼎盛之时,炎凉之状不接于目,衣食之谋不萦于怀”(《致诸子书》),就是说,不但不必挂念于衣食琐事,也感受不到世态炎凉,周围所见只是赞誉奉迎,一呼百应。
可是,社会生活的现实,却往往呈现出复杂和矛盾的状态。上面讲到的那些优越条件,如果思虑不周,自制不力,处置不当,倒反而成为“世家子弟”立身处事的障碍与陷阱,使事情走向反面,极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对于“世家子弟”来说,富裕的物质生活条件,最大的危险是让他们习于侈靡,耽于逸乐,“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恣情流荡,以沉溺为欢娱”(《左宗棠全集·家书》),“鲜衣怒马,恒舞酣歌,一裘之费,动至数百金,一席之费,动至数金。”(张英《聪训斋语》)日以驾高车、驱驷马、美裘裳,招摇过市,炫耀乡里为时尚。这样做的结果,浪费金钱尚在其次,更主要的是消磨了志气,泯灭了性灵,既不知稼穑之艰难,也不谙世途之险峻,成了一个“民情不知,世事不晓”的蠢人。康熙帝在《庭训格言》中强调,王公大臣子弟“不可过于娇养”,“若小儿过于娇养,不但饮食之失节,抑且不耐寒暑之相侵,即长大成人,非愚即痴”。这里所说的“愚”和“痴”,自然也是指对人情世故懵懂无知的意思。
良好的教育条件,如果缺乏主观的刻苦努力,也并不能保证学业精进。郑板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和发现,他在给其弟的一封信里说:“富贵人家延师傅教子弟,至勤至切,而立学有成者,多出于附从贫贱之家,而己之子弟不与焉。”“我虽微官,吾儿便是富贵子弟,其成其败,吾已置之不论;但得附从佳子弟有成,亦吾所大愿也。”郑板桥没有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只是说从这个现象中可以看出,“富贵足以愚人,而贫贱足以立志而浚慧”。(《潍县寄舍弟墨第三书》)我想,并不是“世家子弟”大都天生愚钝,而是习于安乐之后,难免失去了刻苦治学的精神,“富厚之家,不论子弟资禀,强令读书,丰其衣食,逸其肢体,至壮岁无成,而强者气骄,弱者性懒,更无他业可就,流为废材”(汪辉祖《双节堂庸训》)。
以人际关系而言,“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常常成为某些不肖之徒的追逐目标。而这些子弟“人生二十内外,渐远于师保之严,未跻于成人之列”,性情未定,分辨乏术,“脱有一淫朋匪友,阑入其侧,朝夕浸灌,鲜有不为其所移者”。平日里酒食应酬,嬉游征逐,“甚至有争讼外侮,则又有关说救援之事”。“耗精神而荒正业,广言谈而致是非,种种弊端,不可纪极。”(《聪训斋语》)一旦交友不慎,潜移默化,近墨者黑,心志不坚者难免随波逐流,同流合污。
根据“官宦子弟”成才不易的客观现实,人们在将其与普通“寒士”相比较中,力图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如曾国藩就这样说过:“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曾文正公家训》)左宗棠也说:“然子弟欲其成人,总要从寒苦艰难中做起。”(《千家训》)张英则更进一步,认为官家子弟既然修身立名较一般寒士更难,所以只有“谨饬倍于寒士,俭素倍于寒士,谦冲小心倍于寒士,读书勤苦倍于寒士,乐闻规劝倍于寒士”,才能同寒士一样获得成才的机会。
为了打消“世家子弟”安富尊荣、一味躺在祖先树荫下睡大觉的思想,鼓励他们刻苦自律,奋起上进,家长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对他们进行“祸福相倚”、“富贵不常有”的教育,以增强他们的忧患意识。清初学者张履祥说:“人当富足,若于屋舍求其高大,器物求其精巧,饮食求其珍异,衣服求其鲜华,身没之后,即不免饥寒失所,更有不足没身者。盖奢侈固难贻后,盈虚消息,又天道之常,果其力之有余,便当推以予人。”(《张杨园训子语》)同治时官至大学士的倭仁,在给两个侄子的信中这样说:“吾家世敦朴素,自入仕途,渐习奢侈,衣服器用踵事增华。纵口腹之欲,典当有所弗惜;饰耳目之观,贳(shì,出租,赊欠)取暂图快意。只知体面,罔顾艰难。抑思盛衰循环,富贵岂能长有?一旦事殊势易,家人习奢日久,必不能顿俭,必至失所。失祖宗节俭之风,致子孙饥寒之渐。”对此,他“独居深念,时切隐忧”。(《倭文端公遗书》)家长们反复强调,能否保持富贵门第,关键在于子孙之贤或不肖。“子弟不成人,富贵适以益其恶;子弟能自立,贫贱益以固其节。”子弟不贤,“其家之败也,可立而待”。(孙奇逢《孝友堂家规》)曾国藩也讲过类似的话,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针对“官宦子弟”易犯的通病,人们向他们提出了各种警示,其中既倾注了家长们的殷切期望,也反映了社会对他们的约束要求。主要内容有:一曰不可“倚势凌人”。恃父祖的势力横行不法,欺凌他人,结果难免身罹法网,追悔莫及,所以要“以宠荣为惊,以盛满为戒”。二曰不可“耽于逸乐,习于奢华”。纨绔成习,放荡成性,必然贪淫败行,无所不为,最后不仅一事无成,而且将潦倒终生。三曰不可长“矜夸之气”。“世家子弟”年幼时被百般呵护,长大后如众星捧月,“小有失检,谁肯面斥其非?微有骄盈,谁肯深规其过?”在“规益之言少入于耳”的情况下,就容易轻狂恣肆,目空一切,自以为高人一等,唯我独尊。俗话说:“谦受益,满招损。”缺乏自知之明,自然也就阻塞了进步的通道。四曰“不涉公庭”,就是不要利用父祖的权势,出入公门,左右词讼,“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凡大员之家,无半字入公庭,乃为得体”,五曰要“仗义疏财”。戒挥霍资产,但并非一味聚敛。“钱财盈丰,千仓万箱,若遇好事不做,遇贫难不施,不过一守财奴耳”。所以对于穷厄之人,“生则赈给,死则埋骨”,其它善举,量力而行。这不仅是冀图福报,更重要的是“驱其苛刻残忍之气,长其忠厚悱恻之情”。
其实,在“官宦子弟”身上产生的种种问题,追根溯源,往往同身居高位的父祖们有密切关系。这一点,一些明智的家长也是有清醒认识的。张英就说过:“但视己无甚刻薄,后人当无悖出之患。己无大偏私,后人自无攘夺之患。己无甚贪婪,后人自当无荡尽之患。”只要自己不刻薄、不偏私、不贪婪,子孙们就不会你争我夺,甚至家产荡尽。关键还是看本人为子孙树立一个什么榜样。汪辉祖讲得就更加明白:“无论居何等地位,一言一动,要想作子孙榜样,自然不致放纵。”家长不放纵,子弟们也就“不敢分毫恣纵,自然由幼至长,渐渐恶念少而善念多,可为树德之基”。
到这里,就逻辑地引出一个更加根本性质的问题,那就是:官宦之家究竟应该拿什么留给后代?我们可以转述几位清代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张履祥说:“盍思为人父母,将以田宅金钱遗子之为爱其子乎?抑以德义遗子之为爱其子乎?不肖之子,遗此田宅,转盼属之他人,遗此多金,适资丧身之具,孰若遗以德义之可以永世不替?”(《杨园先生全集·训子语上》)道咸时期官员觉罗乌尔通阿说:“多积不义之财,以付不肖子孙,助其骄淫,其败尤速。故曰:‘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以遗子孙,庶几可久。’”(《居官日省录》)曾国藩讲得更加直白,他在给诸弟的一封信中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千家训》)
清人所讲的“德”也好,“义”也好,当然都有特定的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同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核心价值体系并不完全相同,但毕竟是指一种清廉的家风。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家风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社会风气和社会面貌。对于子孙,将精神遗产的传承置于物质遗产之上,强调树立良好的家风,才是久远之计,根本之图。应该说,这是“官宦子弟”问题的一付对症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