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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社会如何看待“官宦子弟”？（清史参考2012年第13期）

封建时代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一入仕途，头戴乌纱，衣着青紫，便权势煊赫，富贵随之。而且“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妻以夫荣，子以父贵。生活在这样家庭背景下的“官宦子弟”或“世家子弟”，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官二代”，便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引起各方面的关注与议论。在清人的着述、书信、家训、日记等作品中，便有许多讨论“官宦子弟”的文字。其中，既有人们对他们成长轨迹的观察与思考，也有家长们对自己子女的期许与警示。有些认识和看法，颇有历史的借鉴意义。
与被称为“寒士”的普通老百姓相比，“世家子弟”在各方面显然具有巨大的优势。首先是有着富裕的生活条件，如康熙时任大学士的张英所说：“仕宦子弟，则乘舆驱肥”，“席丰履厚，田庐仆役，无一不具”。《聪训斋语》乾隆时任知县的汪辉祖也说：“席丰履厚，得所凭依，进身之途，治生之策，诸比常人较易。”（《双节堂庸训》）其次是有着良好的教育条件，就像乾隆时做过小官的白云上所说：“生于书香世家，延名师，择良友，父兄饱学，从而提命讲解，子弟资质聪明，又好读书，自然直上云霄，乃顺境也。”（《白公家训》）再次是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父祖辈既然久处官场，自然“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交往的都是有权有势之人。曾国藩说：“当家门鼎盛之时，炎凉之状不接于目，衣食之谋不萦于怀”（《致诸子书》），就是说，不但不必挂念于衣食琐事，也感受不到世态炎凉，周围所见只是赞誉奉迎，一呼百应。
可是，社会生活的现实，却往往呈现出复杂和矛盾的状态。上面讲到的那些优越条件，如果思虑不周，自制不力，处置不当，倒反而成为“世家子弟”立身处事的障碍与陷阱，使事情走向反面，极不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
对于“世家子弟”来说，富裕的物质生活条件，最大的危险是让他们习于侈靡，耽于逸乐，“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恣情流荡，以沉溺为欢娱”（《左宗棠全集·家书》），“鲜衣怒马，恒舞酣歌，一裘之费，动至数百金，一席之费，动至数金。”（张英《聪训斋语》）日以驾高车、驱驷马、美裘裳，招摇过市，炫耀乡里为时尚。这样做的结果，浪费金钱尚在其次，更主要的是消磨了志气，泯灭了性灵，既不知稼穑之艰难，也不谙世途之险峻，成了一个“民情不知，世事不晓”的蠢人。康熙帝在《庭训格言》中强调，王公大臣子弟“不可过于娇养”，“若小儿过于娇养，不但饮食之失节，抑且不耐寒暑之相侵，即长大成人，非愚即痴”。这里所说的“愚”和“痴”，自然也是指对人情世故懵懂无知的意思。
良好的教育条件，如果缺乏主观的刻苦努力，也并不能保证学业精进。郑板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和发现，他在给其弟的一封信里说：“富贵人家延师傅教子弟，至勤至切，而立学有成者，多出于附从贫贱之家，而己之子弟不与焉。”“我虽微官，吾儿便是富贵子弟，其成其败，吾已置之不论；但得附从佳子弟有成，亦吾所大愿也。”郑板桥没有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只是说从这个现象中可以看出，“富贵足以愚人，而贫贱足以立志而浚慧”。（《潍县寄舍弟墨第三书》）我想，并不是“世家子弟”大都天生愚钝，而是习于安乐之后，难免失去了刻苦治学的精神，“富厚之家，不论子弟资禀，强令读书，丰其衣食，逸其肢体，至壮岁无成，而强者气骄，弱者性懒，更无他业可就，流为废材”（汪辉祖《双节堂庸训》）。
以人际关系而言，“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瞩”，常常成为某些不肖之徒的追逐目标。而这些子弟“人生二十内外，渐远于师保之严，未跻于成人之列”，性情未定，分辨乏术，“脱有一淫朋匪友，阑入其侧，朝夕浸灌，鲜有不为其所移者”。平日里酒食应酬，嬉游征逐，“甚至有争讼外侮，则又有关说救援之事”。“耗精神而荒正业，广言谈而致是非，种种弊端，不可纪极。”（《聪训斋语》）一旦交友不慎，潜移默化，近墨者黑，心志不坚者难免随波逐流，同流合污。
根据“官宦子弟”成才不易的客观现实，人们在将其与普通“寒士”相比较中，力图总结出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如曾国藩就这样说过：“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曾文正公家训》）左宗棠也说：“然子弟欲其成人，总要从寒苦艰难中做起。”（《千家训》）张英则更进一步，认为官家子弟既然修身立名较一般寒士更难，所以只有“谨饬倍于寒士，俭素倍于寒士，谦冲小心倍于寒士，读书勤苦倍于寒士，乐闻规劝倍于寒士”，才能同寒士一样获得成才的机会。
为了打消“世家子弟”安富尊荣、一味躺在祖先树荫下睡大觉的思想，鼓励他们刻苦自律，奋起上进，家长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对他们进行“祸福相倚”、“富贵不常有”的教育，以增强他们的忧患意识。清初学者张履祥说：“人当富足，若于屋舍求其高大，器物求其精巧，饮食求其珍异，衣服求其鲜华，身没之后，即不免饥寒失所，更有不足没身者。盖奢侈固难贻后，盈虚消息，又天道之常，果其力之有余，便当推以予人。”（《张杨园训子语》）同治时官至大学士的倭仁，在给两个侄子的信中这样说：“吾家世敦朴素，自入仕途，渐习奢侈，衣服器用踵事增华。纵口腹之欲，典当有所弗惜；饰耳目之观，贳（shì，出租，赊欠）取暂图快意。只知体面，罔顾艰难。抑思盛衰循环，富贵岂能长有？一旦事殊势易，家人习奢日久，必不能顿俭，必至失所。失祖宗节俭之风，致子孙饥寒之渐。”对此，他“独居深念，时切隐忧”。（《倭文端公遗书》）家长们反复强调，能否保持富贵门第，关键在于子孙之贤或不肖。“子弟不成人，富贵适以益其恶；子弟能自立，贫贱益以固其节。”子弟不贤，“其家之败也，可立而待”。（孙奇逢《孝友堂家规》）曾国藩也讲过类似的话，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针对“官宦子弟”易犯的通病，人们向他们提出了各种警示，其中既倾注了家长们的殷切期望，也反映了社会对他们的约束要求。主要内容有：一曰不可“倚势凌人”。恃父祖的势力横行不法，欺凌他人，结果难免身罹法网，追悔莫及，所以要“以宠荣为惊，以盛满为戒”。二曰不可“耽于逸乐，习于奢华”。纨绔成习，放荡成性，必然贪淫败行，无所不为，最后不仅一事无成，而且将潦倒终生。三曰不可长“矜夸之气”。“世家子弟”年幼时被百般呵护，长大后如众星捧月，“小有失检，谁肯面斥其非？微有骄盈，谁肯深规其过？”在“规益之言少入于耳”的情况下，就容易轻狂恣肆，目空一切，自以为高人一等，唯我独尊。俗话说：“谦受益，满招损。”缺乏自知之明，自然也就阻塞了进步的通道。四曰“不涉公庭”，就是不要利用父祖的权势，出入公门，左右词讼，“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凡大员之家，无半字入公庭，乃为得体”，五曰要“仗义疏财”。戒挥霍资产，但并非一味聚敛。“钱财盈丰，千仓万箱，若遇好事不做，遇贫难不施，不过一守财奴耳”。所以对于穷厄之人，“生则赈给，死则埋骨”，其它善举，量力而行。这不仅是冀图福报，更重要的是“驱其苛刻残忍之气，长其忠厚悱恻之情”。
其实，在“官宦子弟”身上产生的种种问题，追根溯源，往往同身居高位的父祖们有密切关系。这一点，一些明智的家长也是有清醒认识的。张英就说过：“但视己无甚刻薄，后人当无悖出之患。己无大偏私，后人自无攘夺之患。己无甚贪婪，后人自当无荡尽之患。”只要自己不刻薄、不偏私、不贪婪，子孙们就不会你争我夺，甚至家产荡尽。关键还是看本人为子孙树立一个什么榜样。汪辉祖讲得就更加明白：“无论居何等地位，一言一动，要想作子孙榜样，自然不致放纵。”家长不放纵，子弟们也就“不敢分毫恣纵，自然由幼至长，渐渐恶念少而善念多，可为树德之基”。
到这里，就逻辑地引出一个更加根本性质的问题，那就是：官宦之家究竟应该拿什么留给后代？我们可以转述几位清代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张履祥说：“盍思为人父母，将以田宅金钱遗子之为爱其子乎？抑以德义遗子之为爱其子乎？不肖之子，遗此田宅，转盼属之他人，遗此多金，适资丧身之具，孰若遗以德义之可以永世不替？”（《杨园先生全集·训子语上》）道咸时期官员觉罗乌尔通阿说：“多积不义之财，以付不肖子孙，助其骄淫，其败尤速。故曰：‘积金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守；积书以遗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阴德以遗子孙，庶几可久。’”（《居官日省录》）曾国藩讲得更加直白，他在给诸弟的一封信中说：“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与后人。”（《千家训》）
清人所讲的“德”也好，“义”也好，当然都有特定的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同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核心价值体系并不完全相同，但毕竟是指一种清廉的家风。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家风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社会风气和社会面貌。对于子孙，将精神遗产的传承置于物质遗产之上，强调树立良好的家风，才是久远之计，根本之图。应该说，这是“官宦子弟”问题的一付对症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