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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的宦官为什么不如明代那样有权？

导读：清朝皇帝自始至终也对太监采用高压态势。康熙说话很绝，他说“太监最为下贱，虫蚁一般之人”。雍正皇帝在位期间，不仅对宦官任职的具体权限做了琐细的规定，对于太监的家属也进行了有效管理。-

晚明的政局被阉党与东林党搅合得一团糟。

黄宗羲在点评历朝宦官时候说，阉党之祸，汉代、唐代、宋代都有，但没有像明代这么猛烈的。汉代、唐代、宋代都有干预朝政的宦官，没有宦官当家的朝政。明代奏章的批答，先有口头传谕，后有票拟；天下的财赋，先供给皇帝的私库，再分到国库；天下的法律都是先经过东厂，再走朝廷司法程序。

黄宗羲作为明清之际东林党一系的大儒，对明代的宦官深恶痛绝，认为明代宦官的权势亘古未有，甚至明朝的朝政都被宦官把持。明亡于宦官干政，这是晚明一大批士大夫的共识。如何不让宦官干政，成了摆在清代统治者面前的棘手问题。

从结果上来看，整个清王朝都没有出现太监干政的局面，朝政被牢牢把持在皇帝手中，文官集团辅助皇帝处理好国事，压根儿见不到太监参政的影子。不得不说，清代的皇帝们在处理太监问题上，颇有建树。

太监-清代的宦官为什么不如明代那样有权？

那么，清代是如何解决宦官问题的呢？这里面有虚招，也有实招。

以明亡为鉴，严禁太监干政

历朝历代的皇帝，几乎都明白宦官不能太得势，一得势就容易败坏朝纲，导致外廷文官与内廷宦官死掐，皇帝自己的名声也跟着受连累。

但太监作为皇帝的奴才，确实有其好使、放心、听话的一方面，当皇帝就是离不开太监。明朝宦官干政虽然厉害，但开国皇帝朱元璋对于太监可是深恶痛绝。朱元璋曾大骂太监，“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洪武十七年还铸造铁牌，悬置宫门，明令“内臣不得干予政事，犯者斩”，并敕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朱元璋虽然骂得凶，还设了高压线，但基本没什么用。从他儿子永乐皇帝开始，就无视朱元璋的警告，大胆任用宦官，甚至在制度上把宦官嵌入到中枢机构内，让内廷宦官跟外廷文官分庭抗礼。

清朝皇帝自始至终也对太监采用高压态势。康熙有时说话很绝，他说“太监最为下贱，虫蚁一般之人”。雍正皇帝在位期间，不仅对宦官任职的具体权限做了琐细的规定，对于太监的家属也进行了有效管理。乾隆皇帝继位之初，就立即颁布诏令，严禁宦官在宫内传言政事。太监要是把外界的闲话传到内廷，就算违法，要被正法。如此一来，极力杜绝太监跟外廷的联系，将太监的执事范围圈禁在宫廷内。晚清有个特例，慈禧太后身边围着安德海、李莲英等太监，他们深受宠爱，但这些宦官也无法干预朝政，触及不到权力的核心。更为关健的是，慈禧太后自始至终对于这些宦官保持高度警惕，在临终前，慈禧非常郑重地说：“此后，女人不可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相违，必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连慈禧太后都根深蒂固地认为要严防太监，可见清朝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于太监不得参政这根“弦”绷得有多紧了。

严格控制太监数量

除了意识形态领域之外，清朝严格控制太监数量。多尔衮带兵杀入北京城的时候，明末宫廷太监号称10万之众。10万人都赶上明朝御林军的规模了。这么一帮浩浩荡荡的太监，难免人多生事。多尔衮一进北京城，就大规模裁减宫内太监，顺治初期只留宦官千余人。到了乾隆年间，随着宫廷事务的增加，宦官的人数略有增加，但也控制在3000人左右，其后一直保持这样的规模。

用更集中的皇权压制文官

明代太监之所以能够左右政局，跟明代的政治制度设计也有关系。

明代皇宫里管理太监与宫内事务的机构称为“十二监二十四衙门”，有提督、掌印、秉笔、随堂等太监。说白了，就是皇帝家里管事的机构。其中，最要害的衙门是“司礼监”，凡皇帝口述命令，例由秉笔太监用朱笔记录，再交内阁撰拟诏谕并由六部校对颁发，由此司礼监的太监获得了牵制内阁的权力。从明武宗一朝宦官刘瑾专权开始，司礼监专掌机密，批阅章奏，实权甚至在内阁首辅之上。

司礼监为首的太监群体，因为能直接参与朝政，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明朝中期的朝局，一度延续着宦官王振、冯保、刘瑾、魏忠贤、王承恩等司礼监掌印太监与外朝内阁共治的局面。

清代的统治者看穿了明代宦官乱政的根源，从政治制度上杜绝了宦官参政的空间。

清朝专职管理宫廷事务的机构是内务府，而内务府是在满清“包衣”组织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内务府的总管一般由满清贵族担任，主要人员分别由满洲八旗中的上三旗（即镶黄、正黄、正白旗）所属包衣组成。包衣的来源是满清贵族的奴隶，没有人身自由，主要伺候满清贵族。因此，太监们的顶头上司并不是太监，而是内务府满清贵族的包衣。内务府下设“敬事房”，作为太监的管理机构，这就在太监与皇帝之间设置了制度“隔断”，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太监的权力。

顺治皇帝想破坏压制太监的规则，恢复明朝二十四衙门的太监管理体制，新设立“十三衙门”。这个圣议遭到了朝廷官员的一致反对，他们对于明朝太监干政的恐惧使得他们对于顺治帝的举措大为不安。最终，康熙皇帝一登基继位，在索尼、苏克萨哈等大臣的压力下，立刻颁布诏书，“十三衙门尽行革去，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行，内管俱永不用”。

明朝太监深受皇帝信任，职权越来越大，实际上与明代皇帝对于官员不信任加深有关。因此，太监才能够在皇帝与文官之间，成为皇权与官僚系统之间的纽带。明朝的皇帝需要依靠太监来压制文官，但清朝的皇帝较之于明代更为集权，文官在皇帝眼里都是奴才、臣子，只有听话执行的份儿。康熙皇帝培养起来的南书房、雍正皇帝设立的军机处，职责都是担任皇帝的秘书，帮皇帝在军国大事上出谋划策、提供咨询、撰写文书，并没有前代宰相的行政权。清代的军机处都驯服于皇权之下，皇帝也就没必要任用宦官去压制文官了。

太监是伴随着皇权而生的一个特异群体，他们身处在权力的漩涡中心，蕴藏着巨大的政治能量。清代对太监干政问题处理得太成功了，没有太监能在朝政上兴风作浪，因而后人容易忽视清朝在这方面的作为。这正是清朝统治的高明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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