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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养生与修身的统一——清人家训中的“致寿之道”（《清史参考》2012年第20期）

家训是中华文明中颇具特色的一种形式，以家长对家人及后世子孙在待人接物、修身养性、齐家治国等方面的教诲和训示为主要内容。家训最早产生于西周，经历代发展，到明清达到鼎盛。
家训主要关注的是家庭成员的道德品质、人生追求及精神情操等方面的问题，希望子孙们始终保持清白家风以达到家族的福泽绵长。但正如李鸿章在一封家书中所说：“人虽有文章、名誉、金钱，而无强健之身体，亦何所用之？故养生之术，不可不注意也。养生非求不死，求暂时之康健而处安乐之境耳。”（《千家训》）康熙时官至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张英，在其《聪训斋语》中也说：“父母之爱子，第一望其康宁，第二冀其成名，第三愿其保家。”子女的康宁是家长关心的头一个重要问题，所以家训中也有不少有关养生的内容。不过家训中所谈的养生，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紧紧同修身相结合，更多地强调精神因素和道德修养与身体健康的关系。这一点，在清人家训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上面提到的《聪训斋语》，是曾国藩最为推崇的一部家训。他曾讲过，教育子侄，“不在多书”，只要有康熙帝的《庭训格言》和这一本《聪训斋语》就够了，因为此书“句句皆吾肺腑所欲言”。（《谕纪泽儿》，见《曾国藩全集·家书》）其作者张英，是清代名臣张廷玉的父亲。他在这部书中，用相当篇幅讲了“致寿之道”，有一些道理颇能发人深省。
张英把“致寿之道”归纳为四个字：慈、俭、和、静。“慈”就是要有爱心，要懂得关爱他人，乐于助人，决不可有害人之心，行损人之事。“人能慈心一物，不为一切害人之事，即一言有损于人，亦不轻发，推之戒杀生以惜物命，慎翦伐以养天和，无论冥报不爽，即胸中一段吉祥恺悌之气，自然灾沴（lì，灾害）不干，而可以长龄矣。”“俭”就是要戒奢靡，戒挥霍，朴素简约，淡泊自甘。“俭于饮食，可以养脾胃；俭于嗜欲，可以聚精神；俭于言语，可以养气息非；俭于交游，可以择友寡过；俭于酬酢，可以养身息劳；俭于夜坐，可以安神舒体；俭于饮酒，可以清心养德；俭于思处，可以蠲烦去扰。”这些都对健康长寿有益。“和”就是要心情愉悦，襟怀坦荡。“人常和悦，则心气冲而五脏安，昔人所谓养欢喜神。”他在书中引用一位明朝人的话说：“日间办理公事，每晚家居，必寻可喜笑之事，与客纵谈，掀髯大笑，以发舒一日劳顿郁结之气”，认为“此真养生要诀”。他还转述一位年过百岁的农村老人对长寿经验的回答，说“予乡村人无所知，但一生只是喜欢，从不知忧恼”，他认为这一点是“名利中人”很难做到的。“静”就是要一无挂碍，去浮戒躁，从容镇定，宠辱不惊。“凡遇一切劳顿、忧惶、喜乐、恐惧之事，外则顺以应之，此心凝然不动，如澄潭，如古井”，则一切纷扰自然无所施其害。他总结说，“此四者，于养生之理，极为切实”，是比起“服药导引”更加重要的养生要义。（《家训辑览》）
张英所谈的“慈、俭、和、静”的内容，既是有益身体健康的重要体验，也是涵养性情、培育良好操守的内在要求。在这里，身和心、体和德、形和神，被很好地结合、统一了起来。在此书的另外地方，张英还讲到了养生的具体禁忌，提出“养生六慎”：“养身之道，一在谨嗜欲，一在慎饮食，一在慎忿怒，一在慎寒暑，一在慎思索，一在慎烦劳。有一如此，足以致病，以贻父母之忧，安得不时时谨凛也。”这六慎之中，不少也与修身养性有着紧密的关联。
在清人家训中，通过修身以养生，或寓养生于修身的内容，比较集中的有以下几点：
一曰戒贪。康熙帝在《庭训格言》中就强调，“俭约不贪，则可以养福，亦可以致寿”。为什么清廉可以致寿、贪渎足以伤身呢？因为贪官浊吏为了聚敛财富，不惜损公肥私，弄权枉法，巧取豪夺，百计搜刮。他们的所作所为，既戕害了政治的清明，又加重了百姓的苦难，所以上下交伐，既为朝廷所不容，更为小民所不齿，成为众矢之的，千夫所指，万人唾骂。正如乾隆朝大学士陈弘谋所形容的：“贪则狼藉之声，甚于粪秽；祸害之加，甚于戈戟；防虑之切，甚于盗贼。”《在官法戒录》未曾暴露之时，心神不宁，寝食难安，惶惶不可终日。一旦东窗事发，不但自己身败名裂，而且“秽及父母，祸延子孙”。像这样的人，心劳日拙，心力交瘁，自然难望有身心康泰之日了。
二曰戒多欲。这当然并不是主张“尽革人欲”，宣扬把一切饮食男女、衣食住行等人的本性欲求统统视作罪恶渊薮的禁欲主义，而是指不可纵欲，将物欲的追求作为人生的最大目标，沉溺于锦衣玉食，酣梦于纸醉金迷。严复说：“勿嗜爽口之食，必节必精；勿从目前之欲，而贻来日之病。卫生之道，如是而已。”（《严复集·与甥女何仞兰书》）曾国藩说：“古以惩忿窒欲为养生要诀，惩忿即吾前信所谓少恼怒也，窒欲即吾前信所谓知节啬也。因好名好胜而用心太过，亦欲之类也。”他把欲的内容从物的层面扩展到精神层面，指出过分热衷于名利的追求，也是“多欲”的一种表现，不利于身心的健康。张英则详细论述了“多求多欲”造成的种种苦恼：“多求而不得则苦，多欲而不遂则苦，不循理则行多窒碍而苦，不安命则意多怨望而苦，是以跼天蹐地（天虽高，却不得不弯着腰；地虽厚，却不得不小步走。形容惶恐不安，窘迫无路），行险徼幸，如衣敝絮行荆棘中，安知有康衢坦途之乐。”他还以饮食起居日常生活为例，来说明过分追求口腹之欲，怎样成为“致寿”之大害。“古人以眠食二者，为养生之要务。脏腑肠胃，常令宽舒有余地，则真气得以流行，而疾病少。”那些“燔炙熬煎，香甘肥腻之物，最悦口而不宜于肠胃。彼肥腻易于粘滞，积久则腹痛气塞，寒暑偶侵，则疾作矣。”睡眠也是一样，“安寝乃人生最乐。古人有言：‘不觅仙方觅睡方’”，起居有节，眠食有时，自然神清气爽，益寿延年。
三曰戒恼怒。曾国藩立的家规，有所谓“八本之教”，就是八个根本原则，其中之一是“养生以戒恼怒为本”，把“戒恼怒”作为养生最重要的一个根本原则。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既戒恼怒，又知节啬，养生之道，已尽其在我者矣。”“须活泼泼地，养得一段生机，亦去恼怒之道也。”就是说，自己在精神上充满生机活力，遇到烦恼之事，也就能驱恼制怒，泰然处之了。清初被称为“畿南三才子”之一的申涵光在所写家训中也说：“嗜欲正浓时，能斩断；怒气正盛时，能按纳，此皆学问得力处。”（《荆园小语》）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够淡泊处世，心康体健。假如已经有了疾病，就更应该“视恼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曾国藩在题为《致沅弟》的一封信中说：“弟信中有云肝病已深，痼疾已成，逢人辄怒，遇事辄忧等语”，“此病非药饵所能为力，必须将万事看空，毋恼毋怒，乃可渐渐减轻”。他说“药饵”无能为力，自然失之于绝对，但注重控制情绪，戒绝恼怒，却颇合乎医理。
四曰亲近自然，动静相济。清人家训中十分注意涵养性情对养生的作用，认为一个人“性情不乖戾，不谿刻（尖刻，刻薄），不偏狭，不暴躁”，“无忤于人，无羡于人，无争于人，无憾于己”，这样就可以“无心意颠倒之病，无取舍转徙之烦”。而亲近自然则是怡性养情的重要途径。还是这个张英，在上述家训中描写了一幅“茅亭草舍”、“菜陇瓜畦”的清雅恬静的田园风光：“淡泊而可免饥寒，徒步而不致委顿。良辰美景，而匏樽不空；岁时伏腊，而鸡豚可办；分花乞竹，不须多费，而自有雅人深致；疏池结篱，不烦华侈，而皆能天然入画。”曾国藩特别赞许说，这部家训“其中言养生、择友、观玩山水花竹，纯是一片太和生机”，要求子侄们“宜常常省览”，并且嘱咐他们“以后在家则莳养花竹，出门则饱看山水，环金陵百里内外，可以遍游也。”曾国藩还强调要“多走路少坐轿”，“每日饭后走数千步，是养生家第一秘诀”。这不仅是为了活动筋骨，也是戒骄戒惰的良方。关于这方面，申涵光讲了一段带有总结性的话：“常有小病则慎疾，常亲小劳则身健。恃壮者一病必危，过懒者久闲愈懦。”心境贵宁静，而身体则应该“常亲小劳”，不可“过懒”“久闲”，此中颇有一点辩证思维。
当我们读这些议论的时候，也许可以得到一些超出养生范围的人生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