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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田家英的清史缘（清史参考2012年第11期）

2011年10月，《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展》第二次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小莽苍苍斋是父亲田家英的书斋名，展览的展品，是父亲生前的旧藏。参观展览的人们，无不为他在传统文化传承上的认知和作为深表敬佩。
父亲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生于1922年，不满16岁就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1948年至1966年，他担任毛泽东秘书18年。父亲参加了四卷本《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工作，还参与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和中央许多文件的起草。他多次受毛泽东嘱托，到各省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向毛泽东反映真实情况，提出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人们只知道田家英学识渊博，深得毛泽东的信任和器重，却很少知道他在紧张的工作之余，收藏清代学者墨迹，成就了一项文化事业。这篇文章，就从父亲缘何萌发了辑藏清人墨迹和他是怎样收集的说起。父亲是个孤儿，3岁丧父，9岁失母，原本殷实的家境日渐败落，12岁便被迫辍学当学徒。15岁时，靠卖文的收入考入初中。然仅一年，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又被校方开除。算下来，他在校学习的时间总共不过6年，他的学识主要是靠自学得来。
少年时代，父亲曾梦想成为一名作家，12岁便发表文章，赴延安前已在成都的报刊上发表了130多篇杂文、散文和小说。在自学的经历中，他逐渐对中国文学和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到延安后，父亲先后在陕北公学和马列学院学习、任教，担任中国近代史教员。为了讲好课，他常常通宵达旦地攻读史学论着，打下了一定的功底，也更加关注近代史的研究。
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图书馆，父亲看到一部由梁启超作序，萧一山撰着的《清代通史》，很感兴趣。他佩服作者的治学精神和勇气。但他认为萧一山受时代条件局限，新的史料和研究成果未能采用。加之作者本人的唯心史观，给这部着作带来很大的缺憾。从那时起，父亲就萌生了有生之年，撰写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清史》的想法。
在延安，父亲还有幸结识了着名学者范文澜，俩人成为忘年交。在范老的教诲和影响下，父亲在近代史研究上逐渐有了方向。可以说，范老是他走进清史研究大门的引路人。来到毛泽东身边，父亲在多方面受毛泽东的影响。50年代有段时间，毛泽东几乎每天晚上都把父亲叫去，交办工作后，就谈古论今地说起来，从历史、文学、典故到古今人物，可谓志趣相投，无话不谈。一次谈得畅快，毛泽东和父亲戏言：待你死后，墓碑上什么字也不要留，我送你五个字“读书人之墓”，你看怎么样?说完毛泽东开怀大笑。毛泽东喜欢好读书的人，父亲也从领袖处受益匪浅。收集清人墨迹，还应该说与毛泽东的熏陶分不开。
母亲董边清楚地记得，50年代，一次她和我父亲去古旧书店买书，路上聊到治学时，父亲讲了一段话，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父亲说：治学不应脱离现实社会。多年来研究中国近代史，使他逐渐形成了一个看法。他认为，清代是封建社会有代表性的朝代，集封建社会之大成。研究它，对于认识封建社会的弊端和社会发展形态的规律有现实意义。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向社会主义社会，不研究中国的过去，不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实质，是搞不好的。他愿在有生之年写一部唯物史观的《清代通史》，现在的研究条件比过去好多了，可工作又太忙，不能集中精力写书，但可以着手收集资料，为日后的写作和研究做准备。他告诉母亲，这个想法和认识曾和毛主席谈过，得到了主席的首肯。大约从50年代中期起，父亲就开始了对清代学者墨迹不懈的收集。十几年间，他几乎把全部的业余时间和绝大部分工资、稿费都用在这件事上。
当年北京的琉璃厂、隆福寺、东安市场、西单等地的古旧书店和一些地摊是父亲经常涉足的地方。因清朝年代较近，当时没有人把清人字画当作有价值的文物收集，然而有心的父亲却在其中发现了许多宝贵资料。
除北京外，父亲还利用和毛主席外出开会、调查的机会，跑遍了上海、杭州、成都、武汉、广州等文化名城的文物商店。
一次父亲到杭州开会，朋友告诉他，古旧书店有海宁“别下斋”后人卖出来的1000多封清人信简。父亲立即同店方联系，利用开会的间隙和晚上时间，历时一周，把每封信从头到尾读了一遍。为了弄清楚信与信之间的联系及其史料价值，他把信札摊在住所客厅的地板上，趴在地上研究、鉴识，最后选中了40封信买下。其中包括钱坫（diàn）、钱泳等学者的信札。父亲的眼力和学识使文物商店的专业人员都十分佩服。
父亲把收集清人墨迹作为研究清代历史的一部分，他注重按年代、按学术流派、按历史人物的作用，有系统地寻找。在他中南海永福堂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萧一山编的《清代学者生卒及着述表》，随时可翻阅查核。只要收到某某人的墨迹，就在书上这一人名前划一个红圈。他曾对朋友戏言：此书乃清朝“干部”花名册也。他希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将书中所列一千多位学者的墨迹，尽可能收全。
父亲所收条幅、楹联、册页、书简和手稿，多出自清代文人、学者、官吏之手，不仅内容丰富，且书法艺术性高。尤其是书简、信札，涉及范围广，时代特征鲜明，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人文等各方面的情况，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他收藏的信札达300余家,近600通，多数为清代学者之间的信函往来。写信人和收信人有不少是在经、哲、史、地、音韵、金石、天文历法等方面有造诣的学者。他们之间的通信，有的在讨论学术问题，有的在交流考据成果，有的相互诗词唱和，有的描述风土人情……零零散散的材料汇集多了，就构成了研究当时社会的重要史料。
父亲经过研究，将一封封信札拓裱后，汇编成集。如他将赵翼等九位学者写给孙星衍的信合为一册，称《平津馆同人尺牍》；将钱大昕、翁方纲等人给钱泳的信合为一册，称《梅花溪同人手札》；将冯桂芬、郑观应、杨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信札合成一册，注明“此册所收乃晚清输入新思想者”。
父亲为研究清史从而收集清代学者墨迹的做法，得到好友们的理解和支持。如谷牧、胡绳、魏文伯、李一氓、姚洛、王力等人，或把自己所藏赠送父亲；或帮父亲寻找；或用交换藏品的方式帮助父亲收集缺少的品种。经过10余年的努力，到1966年，父亲的藏品已达千余件，年代跨度从明末到民国初前后300余年，涉及500余人，囊括了清代各个时期文人学者中有代表性的人物。
明末清初的藏品，主要是一批抗清志士和着名文人的墨迹，如傅山、朱耷、孔尚任、朱彝尊等。
乾隆、嘉庆时期的藏品，数量最多、质量最好。几大学术流派代表人物的作品几乎收全了，例如师法汉儒的“汉学”代表人物惠栋的作品；提倡程朱理学的桐城派代表人物方苞、姚鼐的作品；以及扬州八怪、西泠八家的作品。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时期。父亲这一阶段的收藏，更多关注风云变幻时代造就的杰出人物。清代思想家、改良主义的先驱者龚自珍，以诗文揭露清廷的腐朽，被柳亚子誉为“三百年来第一流”。父亲收集到龚自珍的一幅中堂，视为珍品。凡有朋友来，必拿出来一起欣赏。（可惜“文革”期间被中央文革小组中某些早就窥觊田家英藏品的人拿走，散失掉了。）父亲还有一本龚自珍早年学佛时抄录的《心课册》手稿，也属罕见的墨宝（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保存）。
再如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墨迹，父亲收的较多。他因仰慕林公人品，收集了条幅、楹联、扇面、书简若干件。其中的“观操守”中堂，内容是林则徐遭贬黜后所作：“观操守在利害时，观精力在饥疲时，观度量在喜怒时，观存养在纷华时，观镇定在震惊时。防欲如挽逆水之舟，才歇力，便下流；从善如缘无枝之木，才住脚，便下坠”。它告诉人们，一个人的操守、精力、度量、存养、镇定要在被考验的环境条件下才体现得最真切、最完备。可以说，这幅墨宝，是林则徐这位重要历史人物高尚情操的印证，对于研究林则徐的思想生平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戊戌六君子”，父亲收集有谭嗣同、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四人的墨迹。其中谭嗣同的扇面和康广仁的楹联最为难得。谭嗣同的《赠宋恕》扇面，行隶兼有，清秀俊逸，秀美中透着刚劲，风格独具。谭嗣同英年早逝，墨迹传世极少。父亲十分敬重谭嗣同舍生取义的气节，在欣赏时会情不自禁地吟出谭的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他甚至将谭嗣同的斋名“莽苍苍斋”，前面冠一“小”字，用“小莽苍苍斋”为自己的书斋命名，以表达对这位爱国义士的敬仰。曾和父亲一起工作了17年的逄先知主任说过：收藏清代学者墨迹，是田家英的业余爱好，却成了他全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使他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更加充实，更加丰富。逄主任的话是有所指的。
“文革”之初，他不堪忍受小人的诬陷，成为这场浩劫最早的受害者。
在那个极左的年代，父亲敢于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很少随声附和，很少讲违心的话。早在1962年，他政治上就受到了大的挫折，思想极端苦闷。然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让他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清人墨迹的辑藏中。这个爱好，给了他精神世界极大的安慰。
父亲的文化性格，体现在他的收藏中；同时，收藏活动也陶冶着他的情操。
上世纪60年代初，为扭转“大跃进”造成的被动局面，他受毛泽东嘱托，带队到农村调研。
当他目睹了老百姓缺粮断炊，或逃荒或病饿致死的惨景时，向参加调查的浙江省委书记林乎加背诵了清人郑板桥的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感慨道：一个封建社会的县官尚且如此关心百姓疾苦，何况我们共产党人呢！
一起赴浙江调查的同志还记得田家英对他们说过的话，“办不办食堂并不改变社会主义，不要怕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怕受打击。人生最惨的事无非是妻离子散，死于非命。难道我们的命比老百姓的命大一些吗？我们革命不就是为了老百姓吗，为老百姓而死又有什么不好呢？违反群众利益的事情，我们一定向上反映。”
父亲是个诚实的人，正派的人，有骨气的人。就在60年代，国家政治经济处于最困难的时候，他将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刻成图章，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意思是，“如果有利于国家，就不顾生死去做，哪敢为了个人的祸福躲避或追求什么”。
面对即将来临的“文革”风暴，父亲曾说“人不能有傲气，但不能没有傲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些品行和他一向仰慕的爱国志士“士可杀，不可辱”的思想精髓不无关联。
“四面江山来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一饭膏粱颇不薄，惭愧万家百姓心”。他留下的诗句，印证着他坦荡赤诚的襟怀。父亲和我们在一起从不说教。怀念父亲，常常想起他带我们姐妹去王府井旧书店，出中南海东门，走在故宫护城河沿。夕阳西下，金光洒满宫墙，拉着父亲的大手，听他那永远讲不完的故事，一种幸福感至今温暖我们的心田……
父亲为研究历史而收藏，同时，也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而收藏。他说过，这些藏品是人民的，将来应让它为弘扬祖国民族文化发挥作用。多年来，我们一直按照父亲的心愿去努力。
上世纪90年代，为编辑出版“小莽苍苍斋收藏专集”，我们请了故宫、历史博物馆的专家对藏品进行鉴定。看过藏品，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先生说：过去知道家英同志收藏清人墨迹，以为只是收收而已，想不到竟收集得如此齐全且成系统。家英同志的鉴赏能力，收藏水准，令人佩服。以往国家博物馆多把征集的注意力放在年代久远的文物上，对清代文人学者的字不够重观。现在再想收这么齐全的清人墨迹，恐怕是不可能了，家英同志在这件事上的眼光和做法早了我们整整30年。
1991年，我们第一次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田家英收藏展”，引发了人们对父亲的怀念。父亲的生前好友薄一波、胡乔木、胡绳、吴冷西、梅行等70多人出席开幕式。赵朴初老人参观后，当场题写了“观其所藏，知其所养。余事之师，百年怀想”的诗文，以表对田家英的敬慕之情。这次展出后，母亲将一百位清代着名学者、志士仁人的105件墨迹捐献给国家，其中包括吴伟业、龚鼎孳、王时敏、龚自珍、林则徐、何绍基等人的作品。
1992年以来，我们与文物出版社合作，陆续编辑出版了《小莽苍苍斋藏清代学者法书选集》上下卷，即将出版的还有小莽苍苍斋藏信札集、诗词集等。
每为父亲的小莽苍苍斋旧藏做一点事情，每看到父亲传承民族文化的作为带给人们文化上的享受，就会唤起我们对父亲无尽的怀念。
父亲的知心好友梅行这样评说：人死后是不会再有知觉的，家英并不会知道这些，但个人的情操、品性、业绩是可以流传下去的，在某一方面，或某些方面，增添人们的精神力量。这就是彻底唯物主义者的愿望。
我以为梅老的话，是对父亲人生追求最好的理解，也是对我们今天的努力最好的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