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兼论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兼论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兼论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

中国的近代化是在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由洋务派倡导的洋务运动开始起步的。
洋务派是清朝统治集团中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封建官僚士绅，可以称之为地主阶级开明派。他们与封建顽固派不同，主张向西方学习，发奋图强。他们不仅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而且把这种思想付诸实现。自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他们掀起了一个学习西方图谋富强的运动，先后创办一系列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训练新式海陆军，设立新式学堂，翻译西方书籍，并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通过这些措施，中国出现了第一批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培养了第一批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企业家、工程师、知识分子和产业工人，具备了一支与传统的八旗、绿营、水师迥然不同的新式国防力量。这些措施就是历史上所说的洋务运动或自强运动。
近代化的核心是资本主义化，各国在这方面所走的道路是不尽相同的。在西方国家中，近代化的任务是由资产阶级承担的；在中国，情况则不是如此。中国封建社会内部早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始终没有发展到具有独立性格的程度。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扼杀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独立发展的前途。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对封建势力的打击，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农民阶级不能够建立新社会，他们的斗争必然遭到失败。昏聩腐朽的封建顽固势力不思振作，幻想回到闭关自守的时代，反对一切新事物。因此，从西方移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事业最初不能不依靠从封建统治集团中分化出来的开明派来承担。在当时，只有这些比较开明的当权人物能够有条件、有力量从西方引进新式装备，引进机器生产，引进科学技术，从而使中国社会出现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是半殖民地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一条重要途径。另一条途径，则是民间兴办资本主义企业，但是，这些企业规模很小，资金有限，力量微弱。单纯依靠民间力量兴办规模巨大的军事工业、造船工业、煤炭工业、钢铁工业、棉纺织工业以及轮运、铁路、电讯等事业，在当时的条件下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没有这些，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就缺乏起码的基础。洋务派通过“官办”、“官督商办”等形式兴办的近代工业，构成了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主体。万事起头难，如果没有洋务派的积极倡导和经营，在古老的中国要出现这些近代工矿企业、近代电讯交通、近代科技教育，可能要推迟许多年，而推迟的结果就很难保证不会出现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越俎代疱的局面。
关于洋务运动的性质和历史意义，目前学术界有较大的分歧意见，本文对这些问题不拟全面展开论述，只准备就洋务运动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一、洋务运动是不是“中国封建主义勾结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的罪恶产物”？
洋务运动发轫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那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和清王朝之间的大搏斗还处于胜负未分的紧张阶段。外国侵略者为了实现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中所攫得的权益，公开撕下了“中立”的外衣，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军。上海等地成立了“会防局”，还组织了由外国人率领的“洋枪队”，对太平军进行残酷的镇压。清朝统治者鉴于《北京条约》签订后，英法侵略军便撤出北京，表明他们“并不利我土地人民”，从而消除了对他们的疑惧。于是，出现了“中外和好”、“华洋会剿”的局面。
毫无疑问，清朝当局勾结外国侵略势力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它的一项严重罪行。从中央到地方的洋务派首领如奕新言斤、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是参与了这项肮脏勾当并负有重要责任的。但是，从这项肮脏勾当中并不能导出他们兴办洋务运动的必然性。
　在中外勾结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 洋务派产生了兴办洋务的思想。 1862年李鸿章率领淮军到达上海，便震惊于洋枪洋炮的“神奇”，在深以“中国兵器远逊外洋为耻”、力图“学得西人一二秘法”以利攻剿的同时，感到了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长远威胁，并表示深深的不安和忧虑。他曾一再指出：“洋务最难着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讲求洋器”；“长江通商以来，中国利权操之外夷，弊端百出，无可禁阻。英法于江浙各口力助防剿，目前小有裨益。但望速平此贼，讲求戎政。……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⑴。很明显，他讲求“洋器”和“自强”的目的，除了“剿贼”之外，更主要是着眼于防范外来侵略。奕言斤等明确认为当时的“中外和好”、“华洋会剿”为学习西方“长技”和“借法自强”提供了绝好时机，指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外洋如英法诸国，说者皆知其惟恃此船坚炮利以横行海外，而船之何以坚与炮之何以利，则置焉弗讲。即有留心此事者，因洋人秘此机巧，不肯轻以授人，遂无从窥其门径。……现在江浙尚在用兵，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此诚不可失之机会也。若于贼平之后始筹学制，则洋匠虽贪重值而肯来，洋官必疑忌而挠阻，此又势所必至者。”根据这个看法，他们特别强调：“是宜趁南省军威大振、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⑵在他们看来，要“自强”就必须“讲求洋器”，但洋人必不肯轻以“秘法”授人，必须抓住时机，以“剿贼”为名，“不露痕迹”地学习西方的“长技”。这也就是曾国藩所说的“明靖内奸，暗御外侮”⑶的意思。这里，反映了他们对外国情况不甚了了，透露了他们“讲求洋器”的隐秘意图，也说明了洋务运动所以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勾结”、“华洋会剿”局面下迅速兴办的原因。
我们从洋务运动的实践来考察，也可以看出在1864年前洋务派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需要而建立的军事工业，仅有安庆内军械所和上海三所洋炮局。安庆内军械所系曾国藩于1862年创办，不仅规模很小，设备简陋，而且“全用汉人，未雇洋匠”。上海三所洋炮局系李鸿章于1863年创办，其中一所由英国退伍的助理军医马格里主持，另两所分别由丁日昌和韩殿甲主持。丁、韩二局未雇用外国工匠，亦无机器，完全采用手工劳动，它们与安庆内军械所一样，不属于近代军事工业的范畴。马格里主持下的炮局最初也是手工生产，后来买到一部分机器，但“机器仅值万余金”，“不全之器甚多”⑷。只有这所炮局，勉强可以说是“中外勾结”、“华洋会剿”的产物。洋务派创办的大型军事工业，如江南制造总局（1865年）、金陵机器局（1865年）、福州船政局（1866年）、天津机器局（1867年）等，都是在太平天国已经失败之后兴办的，天津机器局的大力扩充也在捻军覆没之后。随着国内战争的逐渐平息，各项军事工业却越办越多，越办越大。至于七十年代以后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更难和“中外勾结”、“华洋会剿”联系起来。真正作为“中外勾结”、“华洋会剿”的一个最重要的直接产物——外国军官控制下的洋枪队，在天京陷落前便已经解散了。英国侵略分子李泰国等人策划成立的所谓“阿思本舰队”，也没有成功，因为曾国藩认为，购买外国船炮不重在剿办“发逆”，而重在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⑸，奕言斤也认为“中国兵权不可假与外人”⑹，最后终于把“阿思本舰队”遣散。因此，从总体上说，洋务运动并不是“中外勾结”、“华洋会剿”的产物，“中外勾结”、“华洋会剿”只不过为洋务派早期学习西方的“长技”提供了某些方便条件。
二、洋务运动是不是适应了外国资本主义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需要？
有些论者认为，洋务运动是以英国为首的外国侵略者策动的，有利于外国资本主义在华的经济利益。他们所持的论据，是1866年清政府曾密谕各省督抚大臣讨论总税务司赫德提出的《局外旁观论》和英国驻华使馆参赞威妥玛提出的《新政略论》。原来，赫德和威妥玛曾先后向总理衙门呈递说帖，建议清政府修筑铁路、敷设电线、开采矿产、训练海陆军、开办学堂，等等，赫德要求由洋商会同华商合办，威妥玛则主张清政府向各国借款举办。他们的目的显然是欺中国贫弱，企图乘机控制中国的工矿交通等事业。在各省督抚的讨论中，曾国藩、李鸿章、沈葆桢等都看出了这种阴谋，主张募雇洋匠，购置机器，自己兴办，以期“权操诸我”⑺。左宗棠的言论尤为激烈，他评论说：“此次威妥玛、赫德所递论议说帖，悖慢之词，殊堪发指。威妥玛所论与赫德同，可知即赫德之意。我之待赫德不为不优，而竟敢如此。彼固英人耳，其心惟利是视，于我何有？”⑻显而易见，洋务派对外国侵略者企图控制中国工矿交通的阴谋是持抵制态度的，怎么能够说他们兴办洋务事业是英国侵略者所策动的呢？
有些论者还认为，洋务派兴办近代企业为外国侵略倾销生产工具和原料开辟了道路。这个说法显然是片面的。洋务派在兴办工矿交通企业时，确实购买了一些外国的机器、轮船、原料等，这是落后国家引进先进的生产工具所不可避免的现象。当然，洋务派在购买机器、轮船乃至原料时，难免不受洋商的哄骗和敲诈，甚至以高价购进一些低劣产品。但是，洋务派购进这些生产工具后，建起了一批工矿交通企业，对阻碍外国商品的进一步倾销起了积极的作用。这里，可以列举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矿务局作为例证。
在轮船招商局建立前，外国轮船公司几乎垄断了我国沿海和长江的航运，正如李鸿章所说：“各口通商以来，中国沿江沿海之利，尽为外国商轮侵占。”⑼为了挽回航运利权以及解决漕运的困难，李鸿章于1872年创立了轮船招商局。外国轮船公司立即大幅度削减水脚，极力招揽生意，和招商局进行激烈的竞争，企图将它扼杀于襁褓之中。在洋务派的支持下，轮船招商局没有被洋商挤垮，逐渐站稳了脚跟，收购了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船只，并且与英商太古、怡和两轮船公司继续进行竞争，收回了一部分航运利权。1876年太常寺卿陈兰彬奏称：“招商局未开以前，洋商轮船转运于中国各口，每年约银七百八十七万七千余两。该局既开之后，洋船少装货客，……合计三年中国之银少归洋商者，约已一千三百余万两”⑽。1887年李鸿章奏称：“创设招商局十余年来，中国商民得减价之益，而水脚少入洋商之手者，奚止数千万，此实收回利权之大端。”⑾陈兰彬和李鸿章所列举的数字不一定很准确，但洋商因招商局轮船投入航运而丧失了一部分既得的经济利益，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有人说，洋务派执行了对外妥协投降的方针，促使轮船招商局与英商太古、怡和两轮船公司多次订立“齐价合同”，造成了所谓“联合垄断”的局面。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如果说，订立“齐价合同”是洋务派对英商投降的结果，那末，为什么太古、怡和两轮船公司后来多次撕毁“齐价合同”，拒绝接受招商局的“投降”呢？如果说，订立“齐价合同”是招商局与太古、怡和两公司的“联合垄断”，那末，它岂不恰好说明招商局打破了由洋商独自垄断中国沿海和长江航运的局面吗？实质上，“齐价合同”的签订是在双方厮杀得筋疲力尽的情况下暂时达成的一项妥协，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投降，所以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后必然要进行新的更加激烈的斗争。尽管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轮船招商局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把外国轮船统统逐出中国水域，但它毕竟夺回了部分航运权，这个事实是不可否认的。
开平矿务局是继轮船招商局之后洋务派兴办的又一个大型民用企业。它是在洋煤充斥中国市场、土煤质劣价昂、洋务派兴办的军事工业和轮船招商局亟需煤炭供应的情况下诞生的。李鸿章说：“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惟借此二端耳。闽、沪各厂，日需外洋煤铁极伙，中土所产多不合用，即洋船来各口者，亦须运用洋煤，设有闭关绝市之时，不但各铁厂废工坐困，即已成轮船无煤则寸步不行，可忧孰甚。”⑿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开平矿务局于1878年正式成立，至1881年开始投产，年产量迅速增加，1885年的煤产量已达十八万七千余吨。开平矿务局所产煤炭投放市场后，立即和洋煤（主要是日本煤）展开了争夺天津市场的斗争。1881年天津进口洋煤一万七千余吨，1886年减至三百零一吨⒀。这些数字表明，开平煤炭逐渐取代洋煤，占领了天津市场。为了便于煤炭的外运，开平矿务局于1881年筑成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次年开始行驶火车，这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李鸿章在开平煤矿投产的那一年奏称：“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源之外泄，富强之基，此为嚆矢。”又说：“开平局务振兴，则他省人才亦必闻风兴起，似于大局关系非浅。”⒁这些话虽然有些夸张，但多少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开平矿务局是当时洋务派兴办的民用企业中成绩较显着的一个，它从洋商手中夺回了一部分煤炭市场，这是有目共睹的。
洋务派兴办的其他民用企业，如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漠河矿务局等，在性质和作用等方面，是同上述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一样的。
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诞生。洋务派为创办近代企业而向外国资本主义购买机器、轮船乃至原料，这件事本身是无可非议的。外国资本主义暂时获得了一些利润，却在中国造成了它的对立物——中国资本主义。洋务派为“求富”而提出“保我利权”、“分洋商之利”等口号，兴办了一批近代企业，在一定程度上阻止或限制了外国经济侵略势力的扩张，揭开了近代中国收回利权运动的序幕。
有的论者认为，不能把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和争取民族独立的问题分割开来，应区别两条不同的工业化道路，即一条是和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相联系的，另一条是和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相联系的，二者不可混淆。这个说法乍听起来，似乎不无道理，但却经不起客观历史事实的检验。在帝国主义入侵和封建主义统治下，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一方面不能不和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相联系，表现为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依赖；另一方面又必然和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相联系，表现为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抗争。作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开端的洋务运动，便明显地具有这两个特点。这是同一发展过程的两个侧面、两种表现，并不是两条不同的道路。洋务运动失败后，继之而起的维新运动、辛亥革命，确实是鲜明地和争取民族独立、民主自由相联系的，但维新派和革命派所从事的主要是政治斗争，而且都失败了，并没有机会搞工业化。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化始终没有完成，客观上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主观上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天生的软弱性格。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之后，中国才出现另一条工业化的道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不能以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中又存在着这样、那样不同性质的道路。三、洋务运动是不是帝国主义分子一手操纵的？
有些论者认为，洋务派创办的近代工业中，聘用了大批外国技术、管理人员，甚至在北洋海军中也任用了许多“洋将”，他们操纵着这些近代工业和近代海军的大权。这个论点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洋务派任用“洋员”、“洋将”都属于雇佣性质，注意“权自我操”的原则，并没有把近代工业和海军的大权拱手交给那批洋人。同时，对那些洋人应当进行具体分析，他们中间确实有一些野心家、阴谋家或招摇撞骗的人，洋务派一旦发觉后，便立即把他们斥退。
以马格里为例。马格里本系助理军医出身，对制造军火纯属外行。他在金陵机器局任职期间，作威作福，曾组织一支拥有三十名士兵的私人武装卫队，当李鸿章提出遣散这支卫队时，他竟断然拒绝。1874年，李鸿章将他降为工头，他拒不接受，并以辞职相要挟⒂。1875年，大沽炮台试放金陵机器局制造的两门大炮发生爆炸，事后马格里寻找种种借口推卸责任。于是，李鸿章下令撤销马格里在金陵机器局的职务。此后，金陵机器局一直由中国人主持，未再任用洋人。1877年李鸿章致函吴赞诚说：金陵机器局“未用洋匠，全赖龚仰遽（照瑷）有三分内行，指挥调度。”⒃
以密妥士为例。天津机器局于1867年成立时，由美国驻津领事密妥士（英国籍）“总司其事”。李鸿章接办该局后，派沈保靖为总办。密妥士气焰十分嚣张，对沈保靖处处加以掣肘，使得他难以开展工作。李鸿章在致曾国藩的信中说：“沈品莲（保靖）接办天津机器局后，始为密酋（指密妥士）牵掣，继遭洪水横流，工程制造，心力交瘁。”⒄沈保靖同密妥士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871年秋，李鸿章以密妥士“于机器未甚精核”且“患病”为理由，撤销了他在天津机器局的职务⒅。
以日意格为例。左宗棠在筹办福州船政局时，曾经任命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两人为正、副监督，并与他们订立《保约》、《条议》、《合同规约》等件，就他们的职责范围、工作期限及应办各事作了详尽规定。至1874年春，合同期限届满，沈葆桢除因事暂留日意格等三名洋员外，将其余所有洋匠四十余人全部遣散回国（一年后日意格等三人亦回国）。日意格等并不是精通造船技术、有真才实学的人员，他们是为牟利而来，终于从船政局获得丰厚的薪金、赏银乃至佣金等，满载而去。后来清政府官员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连奕言斤也不得不承认：“当初日意格本非精于造船之人，所募洋匠帮办艺亦平平，所造之船多系旧式。”⒆但是，无论是法国驻福州领事巴士栋或监督日意格等都没有能够操纵船政，福州船政局的大权始终牢牢掌握在船政大臣手中。这里，可以列举一个事例：法国领事巴士栋曾极力挑动船厂法籍总监工达世博“遇事刁难”，“居奇挟制”。1869年9月，当新竣工的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试演时，达世博竟拒不登舟，并且“笼络各洋匠为其党援，冀相掣肘”。在沈葆桢的坚持下，日意格将达世博予以辞退。巴士栋竟出面干预，激起了福建地方官员和船政大臣的一致抵制。闽浙总督英桂认为，“日意格充中国监督，为中国办理船工，已非领事官所应钳制，而船政系中国所设，尤非领事官所得干预”⒇。沈葆桢在日意格的报告上批示说：“船政为中国工程，中国有大臣主之，若法国领事可以任意把持，则是法国船政，非中国船政也。监督有约束外国员匠之责，员匠不遵约束，监督理应检举。至撤与不撤，本大臣自有权衡，非监督所能专擅也。”(21)巴士栋的干预未能得逞，达世博终于被迫返回法国。
再谈一下关于北洋海军中洋员的情况。当时，由于熟谙近代海军的人员奇缺，北洋海军中雇用了一批洋员担任驾驶、管轮、司炮等职，甚至还聘请外国人担任所谓“总查”（相当于总教习之职），但是，他们未能操纵北洋海军的指挥大权。这里，以北洋海军中提督衔“总查”英国人琅威理的情况作为例证。1890年，北洋海军舰队驶至香港，提督丁汝昌因事离舰，琅威理命令水兵在旗舰“定远”号上升起他本人的提督旗，但管带刘步蟾认为，他本人是该舰上军阶最高的官员，乃下令降下琅威理的旗帜，另升起他自己的总兵旗。琅威理大为不满，与刘步蟾发生争吵。当此事提交给李鸿章处理时，李鸿章支持刘步蟾的行动，于是琅威理愤而辞职。英国政府获悉后，竟命令英国海军学校驱逐中国留学生，作为对清政府的报复(22)。这个事件说明，象琅威理这样担任“总查”职务时间最长的人（他于1879—1883年及1886—1890年间两度担任“总查”），只不过拥有提督的虚衔，并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北洋海军中的其他外国人自然更不在话下了。北洋海军的指挥大权始终由李鸿章掌握，没有落在外国人手中。
洋务派在举办各项洋务事业时，不得不雇用一批洋员担任技术方面的工作。这是落后国家在学习先进国家技术过程中难以避免的，表现出对外的依赖性。但是，不可过分夸大这些洋员在洋务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得出他们操纵把持了洋务事业的错误结论。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的道路是曲折而又艰难的。在其始初阶段，由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这个任务不能不由地主阶级开明派即洋务派来承担。他们自觉地引进先进的生产力，不自觉地带进了先进的生产关系，使古老的中国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他们的立足点还是封建主义，并不想触动封建主义的体制和根基；但是，在不可抗拒的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的冲击下，为了免于灭亡，他们采取了顺应的态度，逐步地向资本主义道路上挪动。他们主观上只是想引进西方的某些物质文明，以应付变化了的世界形势，维护摇摇欲坠的清朝封建统治；但引进的西方物质文明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封建主义的对立物——资本主义。中国资本主义正是这样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因而洋务运动在客观上成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起点。
中国近代化一开始就是在坎坷的道路上蹒跚跛行的。这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洋务派每兴办一个工矿交通企业，都遇到来自国内外的重重阻力，首先是帝国主义的排挤和倾轧，其次是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和阻挠，使中国资本主义得不到健康的、长足的发展。洋务运动为中国近代化开了个头，我们一方面要肯定它“开步走”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它走得不稳、不快、不好。
洋务运动没能阻止中国日益半殖民地化的趋势。洋务运动时期，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加紧，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断加深。但是，这并不是兴办了洋务运动的过错。中国周围的一些国家如缅甸、越南、朝鲜等，没有兴办洋务运动，却直接坠入了殖民地的深渊。这是封建主义无法阻挡世界资本主义潮流冲击的结果。越落在世界后面就越有亡国灭种的危险。洋务运动为缩小中国和世界的差距做了最初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对比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法、中日战争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前后的差异。外国侵略军如入无人之境的状况已经改观，中国海陆军在个别战役中还打了一些漂亮的胜仗。诚然，中法、中日战争都没有打赢，中国继续在半殖民地轨道上向下滑行。但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军事力量的对比，而且取决于经济实力、政治组织、军事指挥等一系列因素。事实上，如果没有洋务运动，就不会有左宗棠的挥戈出塞，收复新疆；就不会有冯子材的镇南关大捷，迫使法国议和；就不会有甲午战争期间的黄海海战，日本侵略军就可能长驱直入，直捣京师。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甲午中日战争的三十余年间，岁月没有虚掷，主要是由于兴办了洋务事业，使中国朝着近代化方向迈出了第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资料来源：《史学》1987年第5期。）
正文注释：
⑴《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3，第19、13页。
⑵《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1—2页。
⑶《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33，第5页。
⑷《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第31页。
⑸《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6，第29—30页。
⑹《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1，第16页。
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3，第6页；卷54，第2页；卷55，第16页。
⑻《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2，第46页。
⑼《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56，第1页。
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六），第10页。
⑾《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3，第24页。
⑿《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第49—50页。
⒀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666页。
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40，第43页。
⒂鲍尔吉：《马格里爵士传》，第149、219、230页。
⒃《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7，第4页。
⒄《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1，第31页。
⒅《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0，第12页。
⒆《洋务运动》（五），第247页。
⒇《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一），第202页。
(21)《海防档》乙，福州船厂（一），第213页。
(22)罗林森：《中国发展海军的努力》，第164—1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