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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略论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化

今年是鸦片战争150周年，我们选择了民族英雄林则徐在虎门焚烧鸦片的6月3日，在全国范围展开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以此弘扬赖以立国的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我就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化问题，略作论述。
一、鸦片战争前中国仍然是一个封建社会
鸦片战争前夕，以英国为首的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均已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的统治地位。诚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它那商品的低廉价格，就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灭亡的恐怖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一切民族都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变为资产者。简短些说，它按照自己的形象，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0页。)也就是说，当时的世界资本主义潮流，正在迫使所有落后民族走向近代化，亦即走向资本主义化。中国当然不可能例外。英国下决心发动鸦片战争，用大炮轰开中国闭关的大门，正是不自觉地充当了强迫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史工具。
当时，中国仍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社会，仍然是一头做着“天朝大国”封建美梦的睡狮，仍然闭关锁国自绝于世界资本主义潮流。毛泽东说过：“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这个“缓慢”，还不知道要“缓慢”到何年何月？因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
第一，中国仍然是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封建自然经济，在商品经济发展基础上，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拥有长达300年左右的历史，遍及30多个手工业行业；但上升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诸条件，均未成熟，只有少数行业出现了手工工场，大部分行业仍停留在萌芽状态。也就是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仍然不成气候，对它不能作过高估价。
第二，明末清初以黄宗义、顾炎武、王船山为代表的反对封建专制、要求民主政治的呼声，虽曾一度露头，但仍然是中国古代儒家“民贵君轻”思想的延续和发展，并不反映近代民主的要求，而且很快遭到封建势力所扼杀。中国社会始终没有出现第三等级和市民阶层等要求近代民主的新兴势力，封建专制结构，仍然牢不可破，原封未动。这一封建专制政权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如重农抑商，横征暴敛等等，严重摧残着工商业，抑制和阻挠着新生的资本主义萌芽，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顺利发展。
第三，在文化思想上，虽也出现了如古典小说《红楼梦》中所反映的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等新因素，但毕竟很微弱，没有出现西欧那里的文艺复兴思潮。中国人的头脑，仍然被“三纲五常”等封建传统思想禁锢着，积重难返，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之风，一时还吹不进来。
第四，清政府继续采取的闭关锁国政策，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潮流，闭目塞听，昏瞆无知，仍然以“天朝上国”自居；对外通商只限于广州一口，而且还要通过十三行，不许外商直接贸易；不懂近代外交礼节，坚持外交使节靓见，要行三跪九叩首封建大礼；仍抱着康熙年代“上国物产丰富，无所不有”的老观点，不重视对外贸易。这一政策，严重阻碍着东西之间的正式交往。
根据上述情况，如果仅仅依靠中国本身力量，要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迈进，必然是十分缓慢的。
二、鸦片战争后中国才开始近代化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五口通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陆续输入，才开始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迈进，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历程，至19世纪末，中国近代化的基本情况是：
在经济上：（一）自给自足的封建自然经济体制，已开始解体。1899年全国进出口货值264748千海关两，出口货值195785千海关两，两笔共达460533千海关两。这就是说，中国经济已基本纳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二）使用机器的近代工矿企业陆续出现。据统计，1895年全国近代工矿企业总数达200家，资本总额5004万元，工人总数91350～98060人。(黄逸峰、姜铎：《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集》第338页。)（三）近代交通运输业陆续出现，近代轮船公司约20家，拥有大小轮船约300艘，吨位总数约10万吨。已筑成的台湾铁路及京奉铁路天津至山海关段共364公里，芦汉铁路已开始兴筑。电报及邮政等事业，已通达全国主要行省。（四）近代商业也陆续出现。外资在华开设的洋行总数达400余家。中国旧式商业，正在适应外资洋行经营进出口商品的需要，逐渐出现经营洋布、西药、生丝、茶叶等新兴行业。以上海为例，19世纪末，上海在旧有商业的土布、米、木材、糖、绸缎等行业的基础上，又新兴起洋广什货、五金、西药、纸业、棉纱等四五十个行业。其中洋布公所全部同业一百三四十家；五金钢铁业58家，丝栈、丝号100家左右。(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上海商业史》编写小组提供的材料。)（五）近代金融业也应运而生。外国在华的银行保险业已近20家，包括总行设在中国、资金较为雄厚的英国汇丰银行。中国本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也于1897年设立。旧式线庄业也开始转向近代化。
在政治上：（一）原已走下坡路的清王朝封建政权，经过国外侵略势力和国内农民革命的几度冲击，已无法照老样子统治下去，在“灭亡”威胁面前，一部分封建统治阶级，不得不转化为洋务派，推行洋务运动，实施“同光新政”，于是，封建政权开始向资本主义近代化倾斜。（二）随着近代企业的出现，不仅引进了西方的生产技术，同时还引进了西方的社会制度，政治民主化，开始提上了中国的议事日程，从洋务派中分化出来的早期改良派，率先提出设立议院，由君主专制向君民共主转化，反映了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呼声。（三）康梁为首的“百日维新”，把早期改良派君民共主要求，通过光绪皇帝的诏书，付诸实施，虽然中途夭折，以“六君子”壮烈牺牲而告终，但毕竟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企图登上政治舞台的一次尝试。
在文化思想上：（一）西方资本主义的近代科学技术以及社会文化的书籍，逐步输入。1868年上海江南制造局附设的翻译馆，至19世纪末，先后共译出各类西书160种，总数达1075卷，由江南制造局公开出版发行。译书内容以介绍近代科学技术为主，兼及各国政治历史。1867年开办的北京同文馆，对翻译西书也比较重视，先后译成《万国公法》、《格物入门》《化学指南》等西书26种，由该馆印书处刊印公开发行。这批西书都在1870年前后出版，成为当时知识界中学习西方知识的最早入门书，对传播西学起了积极作用。梁启超即曾称赞这批西书，是光绪年间人们求知识于域外的“枕中鸿秘”。(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160页。)（二）传播西学的各种新式学堂陆续开办，并开始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60年代后期北京、上海等地开办的同文馆和广方言馆，先后培养了300人左右翻译和办洋务的人才。从1872年开始，清政府采纳容闳的建议，陆续选派了120名学生赴美国留学，目的是培养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科的人才。这批留学生虽于1861年后中途撤回，未能完成学业，但大部分已在美学习5年以上，对各种学科有一定基础，回国后分配在陆海军、各军事工业及电报、铁路等局任职，成为洋务运动的得力助手。其中有一些人后来还成为着名的官僚、军阀和技术人才，如着名的铁路工程专家詹天佑等。1866年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一开始便设立了船政前后学堂，教习英文、法文、数学、绘图等课程，专门培养造船和驾驶人才，陆续毕业的学生共628名，从1876年起，还先后派三批优秀学生68人赴欧洲深造，学习造船、驾驶、化学、冶金、地质等学科，培养高级技术人才。这批留学生学成归国后，大都成为造船专家和海军骨干。80年代，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也培养了一批近代海陆军人才，着名近代思想家和翻译家严复，即曾担任过天津水师学堂的总教习。到了90年代，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即相继诞生，前者创办于1898年，后者创办于1896年。于是，中国的教育制度逐步实现近代化。沿袭多年，弊端丛生的八股科举制度，不得不于1901年宣布废除。（三）作为舆论工具的报刊杂志，陆续出版发行，冲破了封建统治的沉闷空气，反映了要求政治民主的呼声。旧中国历史最久、规模较大的上海两家大报——《申报》和《新闻报》，已先后创刊，前者创刊于1872年4月，后者创刊于1893年2月。特别在1895年维新运动进入高潮期间，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纷纷创刊，如北京强学会创办的《中外纪闻》，上海强学创办的《强学报》和《时务报》，湖南南学会创办的《湘报》等等，对推动维新运动起了号角作用。（四）随着西方资本主义近代文明的逐步输入，中国维持了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已开始从根本上发生动摇，人们的价值观念，逐步在向近代化转变。
中国近代化基础，虽然十分薄弱，但毕竟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迈进，不再是一个原封不动的封建社会了，而且这一基础，是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继续向近代化发展的起点。
三、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起了双重作用
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毒害中国人民、阻止中国禁烟而发动的一次侵略战争。战争结果，中国第一次向外国侵略者屈辱求和，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而独立的中国走上了半殖民地、殖民地的苦难道路。因此，鸦片战争是中国人民遭受外国侵略者压迫、剥削、欺凌的开端。但鸦片战争又迫使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近代化，中国近代化是鸦片战争的直接产物，因此，鸦片战争又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鸦片战争的这两个开端，便交织成一部旧中国109年的历史，实际上也就是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所起的双重作用。即既刺激和促进了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又压迫和抑制了中国近代化的顺利进行，不得不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道路。
鸦片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起的刺激和促进作用是：
——迫使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承认自己落后，逐步消除“上国天朝”、“惟我独尊”、“夜郎自大”等等虚骄之气，不得不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引进近代化生产技术和社会制度，把自己变为资产者。林则徐、魏沅等进步先驱，是第一批自觉地这样做的人，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响亮口号。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和干王洪仁玕发布了旧中国第一个较完整的近代化纲领——《资政新篇》。洋务派奕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辈，则是半自觉地这样做，开创了一系列中国近代化事业，担负起他们力不胜任的历史任务。顽固派则从近代化的“绊脚石”，转而被近代化牵着鼻子走，跌跌冲冲地进入近代化。早期改良派和维新派，则总结和吸收了中国近半个世纪近代化的经验教训，响亮地提出“救亡图存”“变法维新”的政治纲领，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对中国近代化逐渐成熟的要求。这半个多世纪各政治派别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围绕着近代化所展开的政治角逐，都是在鸦片战争炮声揭开中国近代化序幕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输入机器和近代生产技术，在中国封建自然经济的旷野上，移植了几百个近代大机器工矿交通企业，大大缩短了中国近代化的历程。根据马克思的研究，作为资本主义典型的英国，是经过简单协作、手工工场再发展到近代机器大工业的，这一历程花了近300年左右的时间。而中国近代机器大工业的出现，则是跳过了前面两个阶段，直接从外国移植过来，象江南制造局那这庞大的近代机器工厂，从筹备到建成，一般只经过3年左右，比起英国缩短了100倍。在这一点上，中国人是经过一段摸索过程的。例如曾国藩，开始对仿造洋炮洋船的想法很简单，认为外洋器物“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土，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7卷，第6页。)于是他便于1862年，在安庆内军械所，委托徐寿、华蘅芳等，开始用手工仿造洋炮洋船。先试制出中国第一部蒸汽发动机，接着又试制出木壳轮船“黄鹄”号，试航结果，“行驶迟钝，不甚得法”，失败了。他只得改变办法，于1863年，选派最早留学美国的容闳，赴美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准备运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机器设备，正式建立近代机器工业。例如李鸿章，在1865年创办江南制造局前几年，已先后派江海关道丁日昌、总兵韩殿甲和英人马格里，在上海、苏州两地分设了3个洋炮局，以手工制造开花炮弹等军火，供应军队使用。再如左宗棠，在1867年创办福州船政局之前，已在杭州西湖，用手工试造过小轮船未成。曾、左、李辈在60年后期进口外国机器设备创建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等大型近代军事工业获得成功后，便陆续创建了轮船招商局、兰州织呢局、上海织布局、开滦煤矿局等大型近代机器工矿交通企业，奠定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基础。
——外国在华近代企业的示范作用。旧中国兴办近代企业，先有外国在华资本，后有洋务企业和民营企业。当洋务企业于60年代初陆续创办时，外国在华资本经营的近代工厂已有26家，其中船坞船厂10家，机器铁厂3家。这些厂在使用机器、培养技术工人、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对后起的洋务企业和民营企业，都直接间接地起着示范作用。李鸿章1862年办的上海洋炮局和1863年办的苏州洋炮局，一部分技工便是从外商工厂来的。1863年开设在上海的美商旗记铁厂，还被李鸿章花6万银两买下，该厂的全部机器设备，连同美国资本家科尔，洋匠8名和一部分中国工人，都成为旧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业——江南制造局的基础。1866年创办的上海最早的一家民营机器厂——发昌机器厂，也是依靠向外商船厂承接装配船用零件发展起来的。不仅外资在华工厂，对后起的中国工厂起着示范作用，外资在华的航运、银行等业，也在起着同样作用。1872年创办的中国第一家近代航运业——轮船招商局，内部的经营管理制度，大都从当时外商在华轮船公司搬用过来，连局里的总船主和每艘轮船的船主，都长期聘用着外国人。1897年创办的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经营管理模式，完全是英商汇丰银行的一套。
——培养近代技术人材。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帝国主义，通过在华企业雇用中国职工，受中国聘用的技术人员，接受中国留学生等各种渠道，为中国培养了大批近代人材。这里只举福州船政局为例，便足以说明。左宗棠于1867年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即同船政局法国正副监督日意格、德克碑签订培养人材合同，议定5年限满，教中国员匠能自按图监造并能自行驾驶，即加奖日意格和德克碑银各2．4万两，加奖各法籍师匠共银6万两，计定奖格银10．8万两，另再加精神奖励。至1873年5年期限届满时，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督促法监督日意格，逐厂试验中国员匠制造技术，洋匠逐步撤走，交给中国员匠放手自造，正副匠首都选中国工人担任。经过半年多的考核试验，于合同期满后，洋匠全部遣散回国，按合同规定给予奖赏。该局撤走外籍技术人员，在本国技术人员主持下，陆续制造了十余艘兵商轮船，基本上已具有独立制造能力。
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起的压迫与抑制作用是：
——仗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特权，加速扩大外国在华资本势力，逐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把中国民族资本压得抬不起头来，不能获得正常的发展。据统计，外国在华资本在中国资本总额中所占的百分比是：1894年占60．7，1913年占80．3，1920年占70．4，1936年占78．3。也就是说，外资要占中国资本总额的60～80％左右。在中国不少重要近代产业部门，外资均处于垄断半垄断的优势。中国新生的民族资本，多方遭受排挤和限制。例如早期以英国资本为主在上海、广州等地兴办的几个船舶修造厂，便挤垮了中国具有千余年传统的旧式造选业，压抑着中国民族资本经营的新式造船业，长期垄断着中国船舶修造工业。前面提及的上海最早举办的民族资本发昌机器厂，便因竞争不过英商船厂，于1899年为英商耶松船厂所吞并。又如早期俄国资本在武汉、福州等地兴办的茶砖厂，便挤垮了福建好几家新生的民族资本茶厂。20世纪后，外国资本已逐步趋向垄断，对中国资本的排挤、压抑直至并吞，更十分明显。例如外国资本对中国近代煤矿的控制和垄断，不仅压抑着民族资本的中小型煤矿喘不过气来，连清政府和北洋政府经营的大型煤矿，也逃避不了外资侵吞或控制的命运。英国资本骗夺开平煤矿和并吞滦州煤矿的过程，便是最典型的史实。外国资本对中国铁路运输的垄断和控制，事例也很突出。从1896—1914年间，外国资本对中国铁路的直接投资总额达2．92亿美元，在修筑成的1万余公里铁路中，外资占90％以上。清政府和北洋政府修筑的铁路，大部分是借外国资本。“商办铁路”，虽然一度呼声很高，但在外国资本勾结中国封建势力的强大压力面前，毫无成就，民族资本铁路所占比重，微不足道。至于中国的金融市场，更是长期被以英国汇丰银行为首的外国银行所垄断。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制，是中国资本主义不能获得顺利发展的根源。
——长期控制和垄断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在工业进口农副产品出口之间，进行不等价交换，加上早期的贩运鸦片，从中吮吸着中国人民的大量血汗，使中国陷入贫困的境地。关于进出口商品的不等价交换，找不到全面的估算数字，根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一书的估算，仅1926—1936年的10年间，我国在进出口商品总值中所遭受的不等价交换的损失总额，高达当时币值50亿元余，每年平均损失达5亿元，当时每年的进出口商品总值为20亿海关两左右。约折成30亿元，年损失比重为1／6。如果以此类推，中国近百年来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不等价交换的总损失，该是何等惊人！(参见《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61—62页。)早期贩卖鸦片，毒害中国人民，是外国在华洋行攫取暴利的重要手段，如老牌的怡和、太古、旗昌等洋行，大都靠贩卖鸦片起家。据估计，怡和洋行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每年仅从贩卖鸦片一项，即可获利400万银元左右，(当时鸦片年输入量约5万箱，每箱利润约400元，恰和至少占1万箱。)利润之高可以想见。
——巨额的战争赔款，成为中国人民的沉重负担。鸦片战争赔款2100万银元，开了战争赔款的恶例。后来战争赔款的数量越来越大，中日甲午战争的赔款总额高达2．30亿两，八国联军的庚子赔款，更高达4．5亿两。当时晚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也只有1亿银两左右，为了应付这些赔款，不得不把人民搜括得民穷财尽。这些战争赔款，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赤裸裸的政治掠夺，带有浓厚的原始积累性质。例如日本在华的直接投资，至1913年已超过4亿银元，恰好相当于她从中国获得甲午战争赔款的本息。
——扶持中国封建半封建的落后政治势力，阻碍中国政治上的近代化。众所周知：如果去，没有资本帝国主义的“助剿”和维护，反动腐败的晚清政府，便不可能把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下不可能出现“同光中兴”局面，不可能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封建统治；窃国大盗袁世凯的粉墨登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幕后导演起了重要作用；北洋军阀的连年混战，背后牵线的是帝国主义列强。总之，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操纵下，旧中国的历届政权，始终掌握在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集团手里，民族资产阶级始终处于从属地位，政治上未能实现资本主义近代化，这就必然影响到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顺利发展。
上述鸦片战争给中国近代化带来的双重作用，是符合旧中国所处的109年国际资本主义发展潮流的。在这一历史时期，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挟其强大的社会生产力，如水银泻地般无孔不入，侵入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落后民族地区，一方面迫使这些落后民族走向近代化，另方面又进行残酷的压迫与剥削，阻碍这些落后民族近代化的顺利发展。进步性与侵略性并存，这是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在的本质所决定。当代世界，正是在国际资本帝国主义所起的这一双重作用的矛盾过程中走向进步与文明的，旧中国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缩影罢了。
那末，人们不禁要问：鸦片战争对中国近代化所起的双重作用，究竟哪一方面是主要的呢？应该承认，这在国际国内学术界，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前几年有些国外学者，强调外国在华资本对中国民族资本所起积极作用的一面，否认存在压迫民族资本的一面，从而提出了所谓“反压迫论”的观点。新中国史学界，过去为了服从反帝斗争的政治需要，往往强调后一方面的作用，而忽视甚至否认前一方面的作用，显然不够全面。近十年来有所纠正，已能两方面兼顾。但有少数论者，也走上另一极端，过份强调了前一方面的作用，把它说成是主要的方面。至于在去年政治风波中的有些“精英”，竟然信口开河地胡说什么，中国要实现“真正的历史变革”只有再当“三百年殖民地”！难道我们的邻邦印度，当了英国300年的殖民地还没有当够？他们仅在1770年孟加拉省的大饥荒中，便饿死了1000万人，占该省3000万人的1／3。(北京大学历史系简明世界史编写组：《简明世界史》近代史部分，人民出版社1974年10月版，第157页。)难道我们的台湾同胞当了日本50年的殖民地还没有当够？难道我们的东北3000万同胞当了日本14年的殖民地还没有当够？这简直是不值一驳的胡说！
平心而论，对鸦片战争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所起的双重作用，应该根据历史，作出实事求是的正确而全面的评价。我个人认为：双重作用，都是客观存在的，不应忽视或否认任何一面；但压迫与抑制的一面是主要的，刺激与促进的一面是次要的。毛泽东早已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目的，不是为了帮助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为了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惟其如此，旧中国进行了109年的资本主义近代化，但始终没有化好，三种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产值，始终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0％左右，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经济的产值，始终占80％左右；三种资本近代企业中，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主义始终占主要比重，民族资本只占20％左右；旧中国始终未能化成一个独立的近代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化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社会，直到新中国建国40年后的今天，四化大业尚未完成。当前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施的四个现代化大业，实质上是旧中国无数志士仁人为之奋斗的中国近代化事业的继续和发展。因此，我们今天纪念鸦片战争150周年，应该接受中国近代化始终未化好的历史教训，弘扬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全国团结，上下一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力争早日实现四化大业的两个战略目标，为把中国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资料来源：《上海经济研究》1990年第6期。）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7710.html

以上是关于中国近代化-略论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化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