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化-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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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化


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之巨大,实在是亘古未有的。侵略者不仅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自身则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一直延续到一百多年后的今日。当然,这里说的鸦片战争不过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历次侵略的代名词。关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时贤论述甚多,我只是摭拾一些,结合己意,略事抒发而已。
《清史稿·宣亲本纪论》云:“远人贸易,构衅兴戎,其视前代戎狄之患,盖不侔矣。……国步之频,肇端于此。”业已指出鸦片战争对中国不寻常的作用。“盖不侔矣”,岂止如此!中国历史上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终因文明不及汉族,基本上被同化,最终成为中国国内问题,可是鸦片战争以来的外国侵略则不相同,它是以西方近代文明侵犯中国古代文明,中国的被战败,就不可能重演历史上同化入侵者的历史。令中国从“天朝”下落为半殖民地,国际地位之惨,如同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所说:“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这就极大地激发中国人,从上到下讲求奋发图强,民间还要以社会革命谋求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使中国走在近代化的道路上,下面将从三方面略作说明。
一、传统社会结构向近代社会演变
传统社会的支配力量是等级制度和等级结构,鸦片战争以后,等级制度削弱,等级结构失序。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在名义上权力如旧,实际上大不如前:政令的贯彻被打了许多折扣,八国联军之役,皇太后和皇帝逃难,南方督抚却和外国侵略者搞什么“东南互保”,及至皇朝改革政体,实行责任内阁制,任命“皇族内阁”,企图保住皇权,亦无济于事,而以“宗室党”的出现,标志皇权的丧夫。官僚是特权阶层,鸦片战争以后官僚权威降落和官位贬值,首先是武官自惭形秽,对外战争一打即败,最早受到民众的奚落;文官亦以在洋人面能直不起腰遭到谴责,观《官场现形记》“制台见洋人”的描写即可知了;至于镇压太平军、捻军的赏功及厉行捐纳制,产生大量官员和勋衔很高的官僚,可是无官可补,乃至四五品的衔只能做七品的官,官位大大地贬值。绅权在皇权和官威不立时,凭藉地方权力上升和地方自治的酝酿而有了提高,地方官更要依靠绅士进行地方的治理。大商人的地位相应上扬,由二十世纪初年公布的《资政院议员选举章程》和农工商部的《奖励公司章程》可知,纳税多的资产者可以成为资政院、咨议局议员和农工商部议员、顾问官。有些贱民得到某种程度的解放,如浙江的“堕民”、“丐户”在雍正年间被允许开豁除籍,但多数人没有能够实现,光绪末年他们再兴抗争,得到平民的支持,人们说:“同是人也,而强名‘丐’、名‘堕’以辱之,不平何如焉?吾誓拯之出,以全人道”[1]!堕民终于再度取得脱离贱籍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这时人们是以近代才有的平等、人道主义的观念争取堕民解放的,以此大不同于雍正时代;这是近代观念下的贱民解放,极富时代特色。等级失序,以至随着清朝的灭亡、等级制的消失,应当说是近代平等、人道、自由观念的产物,也是近代观念社会存在的体现。
随着近代产业和近代商品经济的出现,产生近代的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出现近代工商企业,采矿业(煤矿、铁冶)、机器制造业(造船、军工)、轻工业(纺织、面粉、卷烟)、交通运输业(铁路、国内外航运)、公用事业(电灯、自来水)、建筑业(水泥、玻璃)、通讯(电报、电话)、金融业(银行)等,都采用了近代机器生产,实行近代化管理,管理人学习西方经营思想和方法,特别是由买办而成为资产者的,他们从过去为洋行东经营中学会了近代管理技术。这些企业内部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新式企业是近代化的,与传统的工商业不同。当然,它还很幼弱,在全部社会经济中比重不大,但是它以新的生产方式,打破传统社会经济的一统天下,而且有发展前途。新式企业的出现,伴随着两个新的社会阶级的诞生。资产阶级由三种人员构成,一是从买办转化来,即买办中的一部分人,有了自己的资本,开设近代企业;二是由传统商人和官绅、地主转化而来,经营的是近代企业,还有一些华侨回国开办企业,加入这个队伍;三是洋务运动中,政府经办企业,一部分主事的官僚成为资产者,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里,有着一些原来买办出身的人参与进来。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分不开,它反对外国政治、经济侵略,又以西方的生产方式为蓝图进行模仿。中国的工人阶级在一定意义上说,比资产阶级产生的还早一些,因为外国在华开办企业,使用一些中国雇员,所以近代的码头工人、海员、船舶修造工最先出现,及至中国有了近代民族工商企业,一批产业工人诞生。中国近代民族企业,还保留不少封建的因素,工人来自农村,与宗法传统社会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近代社会群体的产生。在传统社会里,受着统治阶级的严密控制,民众的社会组织极不发达,鸦片战争以后,老的群体开始赋有近代意义,而新群体大量涌现,出现前所未有的局面。古老的宗法性宗族,应当是最具守旧性的,可是它随着戊戌思潮和预备立宪的社会变革,居然自我改造,上海的某些家族改变传统的祠堂族长制为宗族会议——“集族人为族会,从事家族立宪”[2]。慈善团体,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增多,尤其是出现贫民习艺所,强制有毛病的青年人入所学艺,以便出去之后有谋生之术,这种方式是从西方学过来的。中国原来有职业的行会,不过起初是应官组织,后来成为行业管理团体,叫做公所,到二十世纪初商会正式出现,它是区域性的各业商人的联合,还参与政治和社区活动,进入二十年代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组成。戊戌变法中出现强学会,清朝以不许结社的老传统对待它,予以取缔,但是以后再也禁止不了了,民众团体(如各种学会、戒缠足会等)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政党亦应运而生,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等相继问世,前三者还组成同盟会,这些是政党,以推翻清朝统治为活动目标,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社会组织,是民众组织的最高形式,是近代社会的产物,也只有近代社会它才可能出现。近代组织从血缘群体到行业团体、政党,从初级群体到政治结社,有了近代化的发展。
新兴的近代社会阶级和团体,是新的社会力量,将促使社会改革、社会革命的到来,而传统的等级制度的失序和削弱,是新的社会力量破坏的结果,预示旧制度的衰亡。外国侵略者打进来了,攫取中国的某些主权,强迫清朝割让土地,取得领事裁判权,建立租界地,划分势力范围;倾销商品,甚至掌握清朝的总税务司;传教士跟着到来,深入内地,还造成一部分“吃教”的中国人。资本主义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制造了深层的社会矛盾:一方面是清朝政府和中国人民都反对外来侵略;当侵略战争暂停时,中国与外国侵略势力的矛盾处于缓和状态,人民和政府的矛盾时或上升到采取外部对抗的形式,这时对于人民来讲,是先反对清朝呢,还是先反对外国侵略者呢?对于清朝来讲,是先镇压人民运动呢,还是先对付侵略者呢?这种选择是颇为困难的,各方面都有一个认识过程,下面分别言之,并寻找其异同。
清朝方面:对于攘外、安内的选择,统治者时时考虑,据宁绍台道段光清在其《镜湖自撰年谱》中,他被咸丰帝引见,皇帝问他抵抗洋人和镇压太平军孰先孰后,他说应以平内患为先,得到官僚的赞扬。皇帝与一个中级官员谈论这样的国策问题,可见是多么重视其事了。清朝政府在议论中、实践中,走了这样的历程:鸦片战争时利用广东民间团练,反对英国人进广州;太平天国战争中,清朝,特别是东南官员与外国合作,在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局,组建洋枪队、常胜军,参与对太平军的镇压;义和团勃兴时,慈禧太后表示支持,并向各国宣战,这时统治集团有所分裂,光绪帝和中央一些官僚坚持反对义和团的态度,南方官员亦然,宣布与帝国主义和平相处(即前述的“东南互保”)。从这些事实中不难看出,清朝在对外、对内的政策摇摆中,企图借用民力抵抗外国侵略,又要利用外国力量镇压民众运动,但大体上讲,自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步步屈从于外国侵略者,而把对付民众放在首要地位。
民众方面:自清朝建立以来,民间一直存在着“反清复明”情绪和力量,所谓“复明”是重建汉人的政权,倒不是非要朱姓明朝复辟。西方势力进来以后,民间出现下述处理“清”、“洋”关系的口号,或者说原则:“顺清灭洋”,“扶清灭洋”,“保清灭洋”,“助清灭洋”,“扫清灭洋”,“保国卫民”,“救民卫国”,“创立民国”等。顺清、保清、扶清是站在清朝方面,令双方具有更多的一致性;助清是一定程度地持有自己的立场,双方一致对外,但有距离;扫清就不同了,这是“清”、“洋”都反;保国与救民、卫民联系起未,这“国”是指中国,与清朝不是同一概念,是将清朝除外的,也就是反清的。至于创立民国,则涵义更深刻了,孙中山和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恢复中华是推翻满族的清朝,乃孙氏民族主义的部分内容;建立民国是废除古老的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为孙氏的民权主义;平均地权是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解决民生问题。孙氏和同盟会的纲领,是要破坏封建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建设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将中国改造为近代社会的国家。无疑,这是中国近代化的建设纲领。总起来说民众仇恨外国侵略者,开始是保清朝,但后来发现它是扶不起来的,又常常与民众为敌,因此不如先打倒它,建立民众的政权和近代国家,蓄积力量,清除外国侵略势力。
民众、清朝双方的共识:当外国入侵时,清、民捐弃前嫌,一致抗敌,这种情形,不仅清代如此,直到抗日战争中,国、共再度合作,共同抗战。平常时期,双方都是先内后外,清朝是先对民众,甚至借助外力平定内乱,以稳定其统治;民间则希望清明政治的出现,以便有力量对付外国侵略,为此要先消灭清朝。这时双方都将外国侵略势力放置于次要地位了。
当然,即使在平常时期,双方都没有忘掉侵略者,尤其是民众,反帝爱国思想发展到历史上的新阶段。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国人的爱国概念、爱国主义有一个发展过程,宋代以来似乎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一为宋代是热爱以汉族为中心的爱国观念的真正形成期,明清之际使这一观念有所发展,这时主要是反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维护汉人建立的王朝,热爱汉人君主的国家;二是清朝末年,以反对满人君主为主、兼及反对外国侵略者的爱国思潮大兴,因中国受列强侵凌,清朝政府屡屡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面临被瓜分与灭亡的危险,爱国的人们既痛恨外国强盗,又愤懑于满人为皇帝的清朝的无能,于是进行反满革命,提出爱国的民主主义理论,如前述孙中山和同盟会的认识,辛亥革命理论家章太炎也是这个理论的倡导者,他说:不推翻清朝,中国就不能独立,“亦终为欧美奴隶而已”,而除掉清朝,“未有不以共和政体国家社会耿介于其心者”[3],即目标是建立民主政体国家,以避免做欧美奴隶的命运。三是本世纪一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是中国人的共识,将爱国主义发展到新的高峰。这第二、第三个阶段,将只爱汉族的爱国主义,扩充其内容,成为热爱以多民族为内涵的中华民族,进而热爱中华民族建立的近代民主国家,并与帝国主义作抗争,争取以自主、富强的面貌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爱国主义是古代所不可能有的,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产物。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斗争道路的选择,中心目标是反对外国强盗的侵略,不过有时将反对清朝统治者的任务放到第一位,这是为清除建设民主、富强的近代国家的障碍,以便有力地同外国侵略者对抗,总目标仍然是对着侵略者。可见,斗争方向的选择,爱国主义内涵的丰富,都是为着建设近代化的中国而奋斗。
三、近代思想文化的产生与初步发展
随着社会的变化,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国人的思想,中国的文化,也从古代开始走向近代,人们模糊地意识到我们辉煌灿烂的古文明这时已经不够用了,需要了解世界,有许多地方需要向外国人学习。
近代认识论的发生和各种救国论。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起初是经世致用之学的流行;后来被乾嘉考据学所取代;鸦片战争前后出现新的经世致用学,那就是有名的魏源“帅夷技之长以制夷”说,就是学习和使用西方人的技术,作为与其斗争的手段,这样就赋予经世致用学说强调近代科技的内容;接着是洋务派发展与实践“用夷制夷”之说,兴办近代企业,希图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戊戌思潮和戊戌变法,比洋务派向前又迈进一步,不仅举办近代企事业,还改革文教,传播西方议会思想,“君主立宪”已呼之欲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从统治者的立场总结新经世致用说以来的的革新观点,主张以中国传统思想为根本,而采用西方实用学说和方法作补充,以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思想和方针;孙中山革命派,始初以美国政治为蓝本,后来又加进某些苏俄社会主义思想;此外还有各种救亡论,如无政府主义,要求自由,相信暗杀的作用;国粹主义,希望激发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以排满;社会主义,注重解决民生问题的思想流派;以及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等学说。各种学派,认识论虽有差异,但都或多或少地吸收西方的近代思想文化,以之为武器,希图改造中国社会,使中国和西方一样,成为用近代科技、文化武装起来的近代国家。
近代学术的诞生。西方近代的哲学、逻辑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部分地被介绍到中国,特别是严复将赫胥黎的着作翻译成《天演论》,使进化论一个时期里风靡于中国。中国近代的人文科学从十九世纪末以来陆续产生,如历史学,当1902年梁启超着述《新史学》,倡导史学革命起,中国的近代史学萌生了。
近代学堂与传播工具的出现。洋务运动起,开始设立新式学堂,训练军事、机器制造和船舶制造人才,派遣留学生到欧美日本学习,光绪末年废除科举,兴办大学堂。办学同时,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的设置,培养外语人才和翻译外国近代着作(尤重于政治、历史、地理着述),新闻报纸在香港、上海、广州等地问世。
从上述事实不难看出,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自鸦片战争以来发生的汲取西方近代文明的变化,出现了近代化趋向,或者说人们初步具有了近代化的文化价值取向。
在国家机构方面,清末亦作了某种改革,如预备立宪,设立资政院、咨议局,任命责任内阁大臣,取消军机处,改订法律,不具述。这也是朝着近代国家机构的方向在演变。
总之,鸦片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灾难,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从而受到极大的刺激,也给中国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创造了某种客观条件,但是中国近代化的发生完全是中国人的事情,是中国人在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中,奋发图强,摸索中西文化的结合,探索中国前进的道路。中国的近代化,是中国人走出来的,至今仍在求索中奋斗。
(资料来源:原载台北《历史月刊》第142期,1999年11月)



[1]民国《鄞县通志·堕民脱籍始末记》。[2]民国《上海曹氏族谱》卷4。[3]《章太炎全集·复仇是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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