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洋务运动与中国城市化、城市近代化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洋务派-洋务运动与中国城市化、城市近代化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洋务运动与中国城市化、城市近代化

工业化、城市化是人类文明演变进程中在近代的孪生骄子。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物化。城市不仅是人口密集的聚落，也是人类文明，尤其是近代文明高度凝结的空间。从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的视角来考察洋务运动，我们将会看到这一运动所蕴含的一种未被认识的历史价值。
洋务运动并不是一个形态完满、性质鲜明的运动，它既不似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那样粗犷和单纯，又不象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那样具有政治理性。然而不管其“中体西用”的理论模式中的内在矛盾是如何难以调协，从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争取国家独立、民主和近代化上进行观照，其对中国近代化、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是具有历史的进步性，而又有严重的缺陷和不足的。
　　　　 一、对域外近代城市文明的认同
世界上文明古国的城市可上溯到公元前数千年，但在中世纪和前中世纪，城市布点有限，发展程度亦不足。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特别是18世纪的工业革命在地球上呼唤出巨大的财富，也带来了世界性城市化的新纪元。18世纪中叶，城市化势头在西欧涌动，19世纪欧美城市化进程延伸，到20世纪更大跨度加速延伸。如果将城镇居民达到全国总人口一半以上称之为城市化，那么20世纪初英国就率先跨入城市化。1920年美国也实现了城市化。“二战”以后，许多发达和较发达国家跻入城市化行列。到1980年，有47个国家实现了城市化。
欧美城市化进程日呈强劲时，在19世纪中叶，中国还沉浸在中世纪残梦之中，清代帝王和大臣们的意识结构中盘踞着顽强的天朝上国观念，北京中心观念。就是农民领袖洪秀全也同样以“天京”作为“万国来朝”的世界上最高的城市文明。这种状况，既可视之为自大，但更多的是闭塞和无知。如果说，在鸦片战争时期，杰出的爱国主义者林则徐、魏源等成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批中国人，那么洋务派则充当了第一批直接了解世界和走向世界的中国人。郭嵩焘、曾纪泽、崇厚、李鸿章、丁日昌、薛福成、何如璋、容闳、黎庶昌、徐建寅等洋务派及其僚属，与林则徐等间接了解“夷情”不同，除了在兵战中了解西洋火炮的性能外，还在出访、出使外国时，身历目睹了域外城市文明。实践是孕育新知的温床，洋务派从目击和亲历中，以朦胧的非系统形态，萌动着对域外文明的新知。其感受最深之处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欧美城市建筑的瑰丽，街道之整洁。许多人在身历域外时，对高楼之巍峨，皇宫之富丽，教堂之庄重，纪念建筑和雕塑之别致，园苑之优美，商场之繁华，住宅之宜人，留下很深印象。他们来自中国的封建农业社会，第一次横跨了通向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心理障碍，从而萌发了对近代文明的认同。
最早受清王朝总理衙门派遣，于1866年率同文馆学生游历欧洲达5 个月之久的斌椿，身历目睹英、荷、德、俄、法等国城市，获得很好的印象。斌椿访问伦敦时，英国皇太子问道：“伦敦景象较中华如何？”斌的回答是：“中华使臣，从未有至外国者。此次奉命游历，始知海外有此胜境。得见伦敦屋宇器具，制造精巧，甚于中国。”⑴荷兰人在《明史》中被称为“红毛番”，但斌椿在海牙呆了5天， “日记”中称道：“拉里（海牙）街道洁净，楼宇高者四五层，颇修整。”⑵
1876年被中国政府派往美国参加在费城举行的万国博览会的李圭这样描述了费城的城市风貌：“城建于特尔拉洼河西岸，计地四百二十六正方里……外通海港，商船可直达城下，街道纵横，其直如矢，宽自六七丈至十丈。……各街中砌鹅卵石，并仿轮车铁路法，平铺铁路，专行马车，左右稍低，夹植树木，疏风荫目。行人皆从两旁砖石路来往，亦甚宽展。屋宇或砌红砖，或砌美石，自二、三层高至五、六层。桥梁多以精铁为之，有长至百余丈，宽至七八丈者，均坚固灵巧，而尤以域西‘志尔乃尔’一桥为特色。轮车铁路约十余条，或径空城而过。电线木杆，几乎举目皆是，难更仆数。有一杆上悬电线多至五、六十条者。……居民八十一万七千有余，民房十五万一千余所，工厂、店铺，城内居多。”⑶
黎庶昌在游西洋时，对巴黎街道十分赞许。他认为：“西洋都会，街道之洁净，首推巴黎”，街道两旁种树，林荫下有咖啡馆、油画院、马戏院。街正中有宽平马车道，马车道两边有整洁人行道。道旁的树木排列有序，悬以煤气路灯。晚上灯火如贯珠，如游龙，“论者据为地球上街道第一，殆非诬也”⑷。
在波士顿，洋务派随员张德彝在《欧美环游记》中记载道：“闾巷密如蛛网，万宝云连，百货填溢，……滨海之区，往来番舶不计其数。”⑸
第二，深感城市近代工业文明的发达，如工人动辄数万的巨大工厂、钢骨铁筋的桥梁、四通八达的铁路、公路和电讯网络等。
近代欧美城市展示出工业文明景观，这对由东徂西的中国人无疑大开眼界，富有魅力。志刚在1868—1870年间出使欧美时，乘轮船，坐火轮车，参观造船厂、毛织厂、水银矿、疯人院、纪念馆、国会大厦，看显微镜、起重机，乃至抽水马桶。有些人还坐过轻气球，看到过早期的机器人，如中国徐建寅在德国柏林游历蜡像院，见到一个蜡人足有轮，能据案疾书。蜡人还笔答了他们的问题⑹。
当年的张德彝（同治五年出访欧美），在美国苏本逊坐缆车过河，“上下天光，人影倒置，是时疑在虚无缥缈之方矣”⑺。
刘锡鸿是一位思想很守旧的人，他以副使出使英国。尽管他向来主张“用夏变夷”，盲目自大，但出国以后有一些思想变化。他在伦敦观览水晶宫，感受颇深：“伦敦东南三十余里，有水晶宫，博雅那所筑馆舍也。穷穹隆广厦，上罩玻璃，琢石为人，森立道左……”“是夜往观烟火，烟火制造之巧，非中国所及。……真奇观也”⑻。
域外城市的公共设施也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煤气路灯、自来水、下水道、公园、电报局、学校、医院、图书馆、育婴堂、报纸、缆车、疯人院、海滨浴场、游乐场、舞厅以及国会大厦等，均引起了中国人的盼顾。曾纪泽到伦敦时，得到的印象是：“英之各城皆有城主（市长），能赏罚城中之民。……惟每城岁一易主。”⑼另一位出访者则记载：“外国各城皆有地理书”，“开卷首载地图，东西南朔，一一详注，了如指掌。后书分数段，所有官府、官署、礼拜堂、花园、商铺，系何名目，坐落何处，咸按字母，阅者一览即知，无须向导。”⑽
第三，对欧美城市化加速有了一定的感性认识。在城市化过程中，欧美许多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容闳对美国当时的城市化过程有实际感受。1847年初履美国时，纽约还是一个二三十万人口的小城市，但到1909年“则已成为极大之都会，危楼摩天，华屋林立，教堂塔尖高耸入云表，人烟之稠密，商业之繁盛，与伦敦相颉颃矣”⑾。
薛福成出使欧洲四国时，描述：“地球最大城市有八，其一为英京伦敦，约五百余万人。其二为法京巴黎，约二百七十万人。其三为美国纽约，约一百六十余万人”⑿。洋务巨擘李鸿章1896年从上海启程访问了彼得堡、莫斯科、柏林、汉堡、海牙、布鲁塞尔、巴黎、伦敦、朴茨茅斯、格拉斯哥、纽约、费城、华盛顿、温哥华、多伦多等名城巨埠，参观工厂、银行、邮电局等，采风访俗，对域外的古城名都，留下极深的印象。英国《特报》描述：“中堂既至欧洲，无事不惊创见。其尤在意中者，铁路之善法也，尤出望外者，高大之古城也”⒀。在乘坐马车参观伦敦市容，游览纪念堂、园林后，深感“市肆之盛，阀阅之多，亦足一开眼界”⒁。李在离英时的告别辞中，深感“贵国之聪明智慧、天财地宝、物力人材，何尝心仪之，会得目击者，且见其日积月累，离不可攀。于此而不能刻骨铭心以载之东归者”⒂。
应该说，当时洋务派对域外城市文明的了解还是表层的、局部的。他们对城市的机制和城市的政治、文化、科学技术，可能是一知半解，乃至完全不了解。但他们毕竟是闭塞中国在道路未开通前，最早对域外文明直接感知的近代中国人，冲破了国人闭关自守、盲目自大的思想，呼吸了一些域外新鲜空气，开启了风气之先。他们对域外城市文明的赞叹不无夸大之处，有些人流露出自卑心理，这是开眼看世界中产生的负面意识，是国人不足取的。
　　　 　二、中国城市化的起步
洋务派作为文化传体，在国内却遭到顽固派和封建势力的抵制，以至像郭嵩焘这样比较开放明达的人，只是因为说了些欧美文明的好话，就被调回国，解职，永不录用。而且洋务派的一些近代化观念和信息，的确似浮油一样只飘流在薄薄的上层中，和广大农业社会的民众没有沟通，因此也就成为社会习惯力量的对立物。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洋务派既然在心理上处于域外城市文明的共震带上，他们的认识就会形成指向性，并打破陈旧的心理平衡，支撑起开放意识和学习西方的意识，并且影响他们的政治和经济行为。
洋务派是域外城市文明的感知者，也是国内城市化的启动者。
中国是一个有着古老城邑文明的大国，但中国古代城镇主要是以行政中心、军事设防而建立，缺乏以工商业为主导的城市成长。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僵滞与城市发育缓慢是互为因果的。在古老的中国，城市化的确是姗姗来迟。
近代中国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之一就是城市化的初步启动，其显着特点就是一批因工而兴、因商而兴、因路而兴、因港而兴的城市的诞生和发育。这些城市逐步以工业文明代替农业文明，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型、又有一定程度近代化的城市。其形成是多重因素所致，如对外通商开埠，洋务派的经营，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等等。洋务派对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的推动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又是缺乏深层理性导向的。整个洋务运动奉行“中体西用”的理论、政治模式，是封建统治集团中具有一定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者们的政治心理主流的结晶，它是在西方文明强烈撞击东方文明，在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和伦理观念仍然顽固，但又蒙受船坚炮利的西方殖民主义的凌辱的特定历史背景中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的累加效应下所出现的一种心态，一种观念，一种理论。尽管洋务派对城市化的历史必然性并没有理性的把握，但办工矿、兴商贸、修铁路和建学堂等，都直接、间接推动了城市化的启动，使一些古城古镇扩大，文明转型，使一些村落演变为城市，使一部分农业人口被吸引到城市做工、谋生，从而加速了城市人口集聚。
洋务运动兴起后，中国的城市开始进入了艰难的童年期。现在我们还未能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兴举的种种经济项目作出精确的统计，就其大者而言，从19世纪60年代到1894年甲午战争前兴办的军用企业21个，民用企业40个。在甲午战争后洋务派也创建了一些工厂。武汉的官办、官督商办企业20个，其中不少是甲午战争后兴办的。洋务派还主持或督办了唐胥铁路、京汉铁路、津沽铁路、基隆到台北的铁路、大冶到长江边铁路的修建，开拓沿海沿江航线。在天津设电报总局，在许多省建立电报线路，1894年前形成了全国性电讯网，其对近代中国城市网络的形成关系殊深。中国近代207个城市中，直接受惠于洋务运动的占1／4以上，洋务运动间接影响则遍及所有城市。
第一类——通商口岸城市。从“五口通商”始，至甲午战争前，全国通商口岸34个。这些口岸一般是被迫开放的，但也有一些（如武昌）是自动开放的。象上海、天津、广州、汉口、青岛等口岸城市都是以外贸为先导发展起来的。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一些都会发展的新道路。上海的外贸，从1864年到1910年，大体占全国对外贸易货值的一半左右，其中最高年份达65.64％⒃。
第二类——工业城市。中国各地工厂有外资工厂、官办和官商合办工厂、民族资本主义工厂三大类。洋务派所主办的工厂，虽然数目不很大，但规模较大、引进设备多、资金投入多，因而对所在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城市的经济发展，具有相当推动力。这些城市经历了从封建镇邑的农业文明到近代工业文明的转型，出现了成片的厂区和服务行业，以及工棚和相关的交通、电讯设施。洋务派所办的工厂主要在上海、天津、武汉、南京、福州、西安、广州、济南、长沙、成都、吉林、北京、杭州、昆明、太原、台北，对推动这些城市的发展有一定作用。特别是洋务运动的中心城市，如上海、天津、武汉等，均成为旧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
第三类——矿冶城市。洋务派也举办开采铁矿、煤矿、铜矿、金矿，据不完全统计，共有官办煤矿6处，官督商办9处，金属矿官办3处，官督商办18处。采矿以及相应的冶炼，导致了一批矿冶城市的产生。荒郊变为闹市，旷野成为聚落。象唐山、安源、焦作因煤而兴，湖南冷水滩（锡矿）、甘肃玉门（石油）也因采掘而兴市。安源本是赣西人烟不稠的乡野，由于煤矿的开采，集结几万矿工和商民，形成数里长街，一时号称“小南京”。李鸿章在1878年奏准，1881年建成的唐山煤矿，乃我国第一个采用机器生产的现代化煤矿，唐山由此而从一片农家村落发展成为工业城市。
第四类——港口、码头城市，其中有沿江、沿海港口和水码头，也有沿铁路线的陆码头。有人对旧中国207个城市作了分析，其中176个位于水陆交通线上，尤其是铁路和江、海之滨。不仅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水、陆码头，还有一些城市如京汉、粤汉线上的石家庄、衡阳，津浦线上的浦口、蚌埠，都是因路而兴的。蚌埠又处在铁路与淮河交界之处，商务大展，人口集结，1914年已增至10万人，1926年达26万人。
至于沿江沿海城市，由于航运和内外贸易的发展，推动了城市的发展。沪、津、穗、汉、渝等大城市均为港城一体化的城市。秦皇岛依靠其沿海港口的地理优势，在1898年由帮办路矿大臣张冀奏请自开为商埠，出口开平煤矿的原煤，顿时商民麇集，形成为港口城市。与港口相联的北戴河海滨则被辟为避暑区，1895年津渝铁路通车后，中外人士在此建立别墅700栋。
由于洋务运动及其他因素所形成的历史合力，中国近代城市走出了中世纪的停滞、闭塞之门，有了城市化的起步。尽管举步维艰，但在晚清时大体上奠定了近代城市体系的格局，形成了以上海、北京居首位的城市网络以及各区域城市网络，如天津为首位城市的华北城市系统，武汉为首位的华中城市系统，广州为首位的华南城市系统，重庆为首位的西南城市系统，沈阳等为首位的东北城市系统，兰州为首位的西北城市系统。
　　　 　三、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聚集
城市是一个与农村异质的人口、财富、文明集中的人类社区。城市化和人口聚集是互为表里的。我国在近代随着城市化的缓慢起步，城市内聚力加大，人口增幅比前近代有明显扩大。从1840年到1949年的100多年间，全国总人口从4.19 亿人增至5.41亿人，共增加1.22亿人。在此期间，城镇人口由1843年的2070万人，至1893年增至2350万人，从占总人口的5.1％上升为6.6％。至1949年增至5766万人，从占总人口5.1％上升至10.6％⒄。
但这一时期，世界城镇人口比重已达28.8％，中国城市化水平低于平均水平。到1985年，我国城市人口上升到3.8亿人，占总人口的20.3％，但仍低于世界平均水平（198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为41％）。
我国近代城市化过程中的人口聚集，大体有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固有城镇的扩大、延伸，人口增长，而增长中又依其地理方位之优劣，工商和交道运输功能的大小呈现出不平衡性。一般而言，沿海沿江和中部城市，人口增长快，而闭塞和边远地区城镇发展慢。上海在1843年只有23万人，到1880年突破100万人，超过北京。1914年为200万人，30年代初，达到350万人，到1949 年已达550万人。武汉在1840年前后约20万人，到清末达80万人，1935年已达130万人。北京、南京等城市人口也增加1至2倍。
第二种是农村和荒郊因兴工矿或通铁路而演化为新的城镇。我国东北从1881年到1894年，先后兴建热河、承德三山银矿、建平金矿、奉天骆马山煤矿、吉林珲春天宝山银矿、吉林老头沟天宝山煤矿、三姓金矿、漠河金矿、观音山金矿，推动了这一地域的农村转化为城镇。
石家庄是一个只有八九十年历史的新城市。清末民初，在京汉、正大铁路修通后，工商业日盛，生长成为城市。连云港则因为在陇海路终点，又面临黄海，成为水陆联营的出海港城。这些城市都有大量农民被吸入。
城市人口聚集，主要不是城居人口的自然繁殖，而是商品生产、商品市场吸纳力导致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非农业化转移。因此，急剧发展的城市总是具有很大的移民量，形成五方杂处的格局。下面我们以大冶、黄石从荒村转化为城区和工矿区的历史来考察这一移民和农转非的过程。
清末大冶铁矿的开发使大冶、黄石形成鄂东工矿区和城区，大批农民加入矿工和产业工人队伍，大冶很快就形成1300人的第一代矿工⒅。在建设大冶铁矿的同时，亦开工兴建兴国锰矿、大冶王三石煤矿、李土墩煤矿及江夏马鞍山煤矿等矿山。其中王三石煤矿及马鞍山煤矿系采用新式机器开采，两矿大量招农为工，工人数量多时达到3200余人。
为将大冶矿石运至汉阳铁厂，张之洞购进德国器件及机车，兴修了从铁山至石灰窑江岸的30余公里运矿铁路（这是湖北省境地的第一条铁路），并在石灰窑江岸兴建了两座装矿码头，建立了由楚强、楚富等7艘拖轮组成的运矿船队，开辟了汉冶航线。张之洞又把大冶运道矿务总局（大冶铁矿前身）设于石灰窑，石灰窑的外省人和专家越来越多，加上有一批德国技师和日本人常驻大冶铁矿，大冶引起了中外企业界的重视。1907年清华实业公司总理程祖福经张之洞批准，在石灰窑办起了湖北水泥厂（华新水泥厂前身）；1909年周晋阶接办石灰窑附近的一批小煤窑，组成了富源煤矿股份有限公司。1908年合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后，并在大冶袁家湖建设一座新铁厂，安装日产450 吨铁的高炉两座。相继在石灰窑、黄石港、铁山、下陆建立了采石厂及粮食加工厂等一批小型厂矿，大冶的石灰窑、黄石港、下陆、铁山亦联成一体，成为湖北东部的重要工矿区。
开办大冶铁矿，引进了当时世界较先进的机器设备和先进技术，使近代交通工具火车、轮船，近代通讯电报、电话等进入大冶。商人们借助便利的交通条件，把汉口、九江等地的商品运到石灰窑、黄石港、铁山，摆摊设点。石灰窑原来只有罗、柏、张3姓的几家烧石灰的窑场和两家土榨房，大冶铁矿矿局出现在江边后，商户越来越多，逐渐在矿局东边形成了一条繁荣的街道。黄石在大冶铁矿开办之前，只有几家小棚户在那里做小生意，开办大冶铁矿后，外国人和外省人逐渐增多，行驶长江的招商局轮船、日清、怡和、太古公司的轮船为适应商人的需要，停靠黄石港，各行各业都向黄石港发展，逐步形成了黄石市。大冶铁山过去只是一个小小的驿站，没有一家较大的商店，大冶铁矿运矿铁路修通，当地的富户纷纷变卖田地，弃农从商，商店很快发展到四五十家。1900年日本制铁所和近海邮船会社都在石灰窑设立办事机构，日本侨民多达几千人。到清末，大冶工矿区的产业工人已发展到数千人。古代曾大兴炉冶，被遗忘数百年的地方，形成了近代都市的雏形。
在人口聚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各区域的城市化水平的差异度较大。东部——中部——西部城市呈梯度差。美国学者施坚雅在探讨中国区域城市化时，将中国城市系统分解为8个区域。以1893年为准，当时城镇人口2350万人，城市化水平为6.6％，而8个区域城市系统中有3个明显高于城市化平均水平，即长江下游区为10.6％，岭南区为8.7％，东南沿海区为6.4％；其他5个区则低于平均水平，即西北区5.4％，长江中游区4.7％，云贵区4.5％（至于我国东北的城市，施坚雅没有进行分析）。施坚雅认为：“在扬子江下游区和岭南区，城市人口大部份集中在该区最大的一些城市中；东南沿海和扬子江中游只有适当的集中；云贵区落到另一极端，它的城市人口集中在小城镇中，而大城市比预计的人口要少；其余的三个区域中，城市人口相当均衡地分布在一些城市和较小城镇之间”⒆。
施坚雅在这里触及了我国区域城市系统发展的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的铸成有地理区位、经济发展历史等原因，也由洋务派投资取向、经营程度所致。洋务派重点经营的还是沿海沿江城市，特别是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是其经营的中心点，这些城市兴建的项目多，投入大，发展也较快。
在近代城市发展轨迹中，我们可以看到另一个明显的事实，这就是全国性和区域性首位城市的崛起。一般而言，经济发达国家虽然也有首位性城市，但整个国家城市系统呈正态平衡分布，城市间对比差较少，而不发达或发展中国家由于整个国民经济、商品经济不够发达，往往出现首位性特大城市。这些城市以广大农村为腹地，吸纳广阔地域的人口和资源。上海就是全国性特大型首位城市。此外，还有各大区的首位性城市，如东北之沈阳、哈尔滨，华北之天津，华中之武汉，华南之广州，西南之重庆，西北之兰州。
全国性首位城市上海不仅在众多小城镇面前，像一座航空母舰与舢板一样，差距十分悬殊，就是与全国第二流的城市相比，如华北之天津，华中之武汉，东北之沈阳，西南之重庆，西北之兰州，华南之广州，其人口差距为1：4或1：5、1：6……之大。而区域性首位城市如武汉，比周边的长沙、南昌、黄石、宜昌等又有2至5倍的差距。等而下之，长沙、南昌等城市与省内城镇差距亦颇大。这种城市体系的畸形状态，归根结蒂，导源于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掠夺和中国封建制度下经济的落后，以致使广大农村不能多角度、多方向向城市化迈进，只能停滞在农业社会的氛围之中。
　
四、城市近代化的滥觞
在城市化过程中，城市不只是量的机械增长，而且有自身近代化的质的转换。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这种转换既是缓慢的，又是畸形的，还是有所前进的。
城市运行的动力在于近代工商业的成长。城市近代化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工业文明的注入。如果没有一定的近代工业取代手工生产，如果社会资金流向不朝向工商业，如果农村人口不向城镇转移，就不能走出中世纪。中国内地的一些古镇古城之所以萎缩，甚至湮没，就是因为不能够实现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提升。 在19世纪下半叶，洋务运动恰恰充当了中国部分城市文明转型的推进器。它推动了城市空间和城市功能的扩展，改变了城市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其对城市近代化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推进近代市制和控制系统的形成。我国有古老的城市，但却未形成独立的、完备的城市机制，直至清代，全国只有省、府、县的地方行政建置，而没有市制。当时的城镇一般成为省、府、州县的治所，并且纳入州县的辖区。州县在农村设乡，在城镇设坊厢和里（每百户）或保甲（10户为甲，10甲为保）。里长、坊厢长和保甲长均隶属于县，负责征税、征兵以及调停诉讼等。
晚清时，随着城市的发展，逐步展开了建市的进程。以汉口为例，以前只设四坊，隶属汉阳县。1899年，湖广总督张之洞考虑到汉口为“九省通衢”，咸丰时已辟为通商口岸，而且开辟了租界，又要筹修芦汉、粤汉铁路，将来铁路修成，“汉口尤为南北各省来往要冲，市面愈盛则交涉愈多”⒇，而由有汉水相隔的汉阳县管辖，则“遇有要事，奔驰不遑”，而且搁误时日，因此奏准清廷，在汉口设专官（抚民同知），置夏口厅，隶属于汉阳府，而从汉阳县中独立出来。同时将汉黄德道移署汉口，兼理海关事务。1900年，张之洞又虑及粤汉路通车后，武昌“粤汉码头将来商务必然繁盛，近年洋行托名华人私置地段甚多，各国洋人垂涎已久，此处必首先通商无疑”，因此奏准将“武昌城北十里外沿江地方作为自开口岸”(21)。应该说，建立夏口厅，在汉口开埠后又决定武昌开埠，是武汉城市建置、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事件，它迈出了武汉从县的辖区转向独立的行政市的重要一步。夏口厅事实成为武汉由传统城镇向近代城市转换的居间建置。
1908年，清政府颁布《城乡地方自治章程》，从而为市制的确立揭开了序幕。1909年，清廷又颁布《京师自治章程》。民初，江苏省议会通过《江苏暂行市乡制》。上海在开埠之初隶属松江府。由于租界的开辟、华界市区的发展，1900年上海成立闸北工程总局，从民间集资开发闸北。当时的工程总局就具有自治性和某些城区政府职能。1905年，上海商人呈请设立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后改为上海自治公所，即上海华界地方自治机关，其城区政府功能显示雏形。1911年底，又改为上海市政厅，成为隶属上海都督府的正式行政机构。1914年，北京成立京师市政公所，又将北京划为特别行政区，称为京兆尹，设京兆尹，并将顺天府20个县划归京兆尹管辖。1918年，广州成立市政公所（1921年改为市政厅）。1925年7月，广州正式设立我国第一个市政府，这是我国近代市制形成的标志。上海、武汉也在1927年建市，设立市政委员会或市政府。此后全国城市建置不断扩大，到1949年全国已有207市。
城市管理系统、控制系统在洋务运动中也有了新的生成。我们可以武汉为例进行考察。
晚清时期，武汉作为一个近代都市迅速崛起。伴随着都市文明的进化，文明的副产品——交通拥挤、治安恶化、火警频仍、环境污染等相应出现。但是，汉口开埠以后的数十年中，管理都市的却仍是传统的州县、坊厢和保甲制度，不仅办事效率低，而且对管理近代市政茫然无知。因此，不多久，汉口华界和租界的城市面貌、治安状况形成强烈反差，租界是列强的侵略据地，但其市政管理有先进之处。正如有人回忆的那样，“当时汉口各租界街道房屋清洁整齐，治安秩序良好，并备设有‘巡捕房’，轮派‘巡捕’日夜守望……反之，武汉的街道和里巷，人极复杂，漫无秩序，甚至当街便溺，当街晒衣，毫无交通卫生的讲究，一到夜间，盗贼充斥。以此情况与租界相比，自是相形见绌”(22)。
正是由于城市问题的尖锐挑战和租界市政的导向，促成了晚清武汉近代官方市政管理机制的萌芽。1902年4月，湖广总督张之洞仿京师“工巡总局”成规，饬令武昌知府梁鼎芬裁撤湖北保甲总局，开办武昌警察总局于省垣阅马场演武厅。委梁鼎芬为总办，试用知府金鼎为提调（副总办），以每月薪金400 银元的高薪聘曾在上海担任过租界巡捕房捕头的英人珀蓝斯为总目（教头），归臬司管理，下辖城内东、南、西、北、中5个分局；城外分设东、西、水、陆4个分局。酌采外国章程，先募练警察步军550名，马军30名，清道夫202名。1903年，驻汉口镇的汉黄德兵备道陈北葵奉命改保甲局为清道局，下设6个分局，汉口襄河（汉水）水师于是年改编为水上警察。1904年，汉口清道局改为警察局，以汉阳知府为总办，局下设5 区，每区设区长1人，区官3人。汉阳亦于府城隍庙设警察局，下设7个分局。至此，武汉三镇近代警察制度初步建立起来。1907年湖北省设立巡警道，作为一省警政的主管机关，下设总务、警政、卫生等科，科以下置若干课。巡警道成立后，武昌警察总局改隶巡警道并更名为湖北警务公所，汉口警察局更名为警察总局，隶于巡警道，汉阳警察局亦相应更名为总局，隶巡警道。这样，三镇警政始归一统。
早期警察制度与当代警察制度存在较大差别。比如当年武汉的警察局，其职权，不仅包括在马路和街道站岗、巡逻，管理各类交通工具（如人力车），受理刑事案件和有关户口、婚姻、土地、债务一类的民事案件，同时，举凡修筑道路、改善市街间有关交通、卫生、市容的土木工程事务等都在其管辖的职权范围之内。很明显，它实际上是一个综治近代都市病症和社会问题的行政性机构。
不可否认，武汉警察机构建立之初，因警官和警士大都不熟悉警务，再加上有的警士品质良莠不齐，故扰民事时有发生，连鄂督瑞瀓也承认：“所谓保卫商民巡警，反以扰害商民；扰害商民且不足，复波及于往来行旅”(23)。但应该看到，警察机构的建立对于改善市政毕竟起了重要作用。对此，海关十年报告指出：“（汉口）街道正在被拓宽，所有新建筑物都必须从原线后退三尺”，同时，政府还在“城市的街道上维持治安，并作出了一定的努力来改进排水管道和教育，维持环境卫生”(24)。
如果说警察制度的建立展示了清末武汉城市管理的专业性近代机制，那么，如潮涌动的清季武汉地方自治运动则显示出武汉近代市政管理体制自下而上的市民参与。
20世纪初，清政府为推行预备立宪，公布了《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湖北武汉地区先后成立了地方自治局、自治研究所、自治研究会等官办自治机构。正是在此背景下，武汉地区的民间自治团体勃然而兴。
清季武汉地方自治以商业中心汉口最为典型。从1909年2 月汉口地区成立演说自治戒烟会起，短短2年间，汉口地区各地段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起民间自治会，如汉口公益救患会、四官殿至堤口商防保安会、永宁救火社、清真自治公益会、邻济保安会、仁寿宫四段保安会、花布街商防义成社、小董家巷筹办地方自治会等。到1911年，此类组织发展到30多个，并在其基础上成立了汉口各团联合会。这些自治组织多以消防、治安、商警、卫生、慈善为主旨，其会员构成是以商业资本家为主体，包括所在区域内的城市居民，内部组织一般设有正副会长、评议员、书记员、会计员、调查员、招待员、救火队长等职，由选举产生，举凡自治区域内的一切公益救患事宜均唯该组织是从，俨然是城市基层政权的雏形。1911年秋，汉口成立了官商共商市政的机构——“汉口市政会”。该会以巡警道为议长，由汉口警务公所科员及各区局长中选16人为议员，代表警方；以各商会总、协理为总议董，汉口总商会议董之有学识者为议董。官商代表，每月常会2次，讨论巡警道职权内有关公益（特别是消防、卫生、道路、治安）之事。很明显，“汉口市政会”为官绅商三位一体的市政管理机构，它联络官方市政管理和民间市政管理，通“官商之邮”，显示出汉口地区市政管理机制近代化势头。
第二，市政公共设施的修建。中国古代城市只有城墙、望楼、钟鼓楼、打更守夜等信息和报警系统和城隍庙、孔庙、关帝庙、学宫等文教、宗教设施，而为城居人民服务的公共福利设施很少。随着城市的扩展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城市规划和公共设施的建造不能不提上日程，而在通都大邑尤为当务之急。1905年到1911年，上海自治性组织——城厢内外总工程局、自治公所，在市民的参与下，大力推进市政和公共设施近代化进程，6年间共修筑、辟造道路100多条（段）。海河贯穿天津市区，河上有多条浮桥，但桥窄不平，通行不畅。1882年，李鸿章将河北大胡同巡盐使署东的浮桥改为铁桥，1887年又将大红桥改为铁桥，其它浮桥也陆续改为铁桥。天津旧时均为土路，坎坷不平，雨后泥泞难行。1883年，经李鸿章批准建立工程总局，修筑了多条石路和街道。为了通邮，1878年李鸿章在津设立华洋书信馆，即后来的邮政局。1880年又设电报总局，并在大沽、济宁、上海、苏州、镇江等地设分局。1888年建成津塘铁路，1897年京津铁路通车。这对天津的市容、交通都带来了划时代的变化。
这一类工程在汉口也有重大进展。张之洞治鄂时，修造了武昌、汉口环城堤防。特别是1904年修成的张公堤，使汉口减除了后湖水患，成片低洼之地得以成陆，为汉口城区发展提供了相当于原市区几倍的广阔的空间。1907年，拆除汉口城堡，形成了开放型市区。后就城堡地基修建了后城马路（今中山大道六渡桥一线）这一市区干道，又将汉口干道扩展，让商店一律后退3尺。还兴修铁路，举办轮渡，设立电报局、邮政局，架设电话线，举办商品展览，兴办各类工厂，使武汉城市建设出现新的格局。正如张春霆所云：“抑知武汉成为重镇，实公（张之洞）二十年缔造之力也。其时工厂林立，江汉殷赈，一隅之地，足以耸中外之视听”(25)。
第三，扩大城市功能，一定程度地推进城市经济、文教近代化。洋务派兴办工厂，为城市经济注入了新的因素，也为城市工业文明打下一定的基础。尤其是一些大型工厂，如上海的江南制造总局在19世纪90年代已发展成拥有13个工厂、1 个工程处的大型企业，崇厚在天津海光寺开创的天津机器局渐次扩建成有上十个工厂的大企业，汉治萍公司则成为当时远东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其它如马尾造船厂对于福州的城市经济、吉林机器局对于吉林城市经济、兰州制呢厂对于兰州的城市经济，都发挥了相当的影响。于是，一些城市由此而成为工业城市、港口城市、铁路沿线城市。
洋务派在兴商以及经办金融、财政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对推动城市商品经济的发育有一定的作用，使我国城市的商贸功能有所扩大。
至于各地兴办的大、中、小学，还有图书馆、报馆、书局、舆图局、电讯、邮政等文化设施和信息系统，对于当时的城市文化也有革故鼎新的效应。如1862年创立的北京同文馆为近代外语学校之始。1865年在上海创办的机器学堂、1866年在福州创办的船政学堂、1885年在天津成立的武备学堂、1907年在武昌创办的湖北省幼稚园，均开各有关教育之先河。这类学校的创设使城市文化层次上升，教育功能扩大。
城市是一个空间，一个系统，其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都不是自然生成的，而需要人类的建构，因此是一个人工的自然物。人类以手工业、小商业和农业孕育出古代城市，又以机器和电气工业缔造了近代城市。洋务运动推动中国城市近代化迈出了最初的步伐，但由于这个运动仍然受制于封建政治和制度，其不完善是明显的，因此不可能把中国推向城市化和城市近代化的快车道，但它决不是在历史上只能加以诅咒和遗弃的事物。当初这个运动受到顽固派的攻讦，也受制于洋务派自我的封建性，后来又受到不少历史学家的谴责。不过，这种要么是天使、要么是魔鬼的哲学都应该过去了，今天需要的是理智地反思历史。
（资料来源：《史学》1992年第5期）
注释：
⑴⑵斌椿：《乘槎笔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33页。
⑶李圭：《环游地球新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5页。
⑷黎庶昌：《西洋杂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2页。
⑸⑺张德彝：《再述奇》，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95页。
⑹徐建寅：《欧游杂录》。
⑻刘锡鸿：《英轺私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1页。
⑼曾纪泽：《使西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
⑽张德彝：《欧美环游说》，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8页。
⑾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⑿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30页。
⒀⒁⒂李鸿章：《历聘欧美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2、94、155页。
⒃参见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 页。
⒄参见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26 页；《中国城市手册》，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96页。
⒅关于大冶黄石近代人口、近代城市资料，均采自马景源提交的第6 届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之论文。
⒆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史研究》1989年1辑， 第110页。
⒇(21)《张文襄公全集》，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第870、904页。
(22)策前《清末武汉的警察机构》，见《武汉文史资料》1986年第一辑，第97页。
(23)《东方杂志》第7年第6册，“中国时事汇录”。
(24)《海关十年报告》（江汉关），李策译自英文本。
(25)张春霆：《张文襄公治鄂记》（一）“文襄督鄂之时代及其环境”，湖北通志馆1947年版。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7717.html

以上是关于洋务派-洋务运动与中国城市化、城市近代化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