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孙中山-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
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是他的精神遗产中的瑰宝，在近代中国历史阶段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他的近代化思想反映了社会的必然走向及其特色，体现了人民的深切热望。
他的近代化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挣破双重枷锁——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乃是前提；“实业化”构成中心；民主政治则是杠杆；科学、教育和文化当是必要条件。近代化的根本目标，在于建立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他的近代化思想和实践，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空前的、划时代的意义。先驱者的事业虽然未能及身而成，却为后继者开拓了道路。
他的近代化思想不可能不带有时代局限的印记，但却无疑推动了中国近代化大业．
中国近代化的前提是打破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桎梏。
中国社会从封建末世入于近代，其契机既非由于生产力的飞跃、也不是因为波澜壮阔的民主革命运动，帷幕的开启竟然导因于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孙中山愈益深切地认识了这种基本国情：中国只是“半独立国”、“殖民地”，甚至只能称之为“次殖民地”，同时，它又“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
孙中山越来越清楚地理解到这样一个严峻的课题：帝国主义列强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中国面临着被瓜分、共管的厄运，更遑论中国的近代化。还在辛亥革命之前，他就深刻地指出：“他们（指欧美资本家——引者）不至于笨到这种地步；实行商业的自杀，来帮助中国拥有自己的工业威力而成为独立的国家。我坚决相信，如果我们稍微表现出要走向这条道路的趋向时，那么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就会高嚷着所谓工业的黄祸了，因此，他们的利益首先在于使中国永远成为工业落后的牺牲品”。而在经历了长期实践后，他更理解到帝国主义的“政治力”、“经济力”侵略是中国贫困落后的主因。由是，孙中山也就把救亡图存的民族思想发展为“努力推翻帝国主义”，扫除“最大障碍”的明确政纲。
封建主义是中国近代化的主要内在障碍。“荼毒苍生，一蹶不振”一一这就是孙中山对封建专制暴政所下的论断，不论其形式为帝制抑或假共和。
历史证明，不破除双重枷锁是不可能实现近代化的。
“实业化”无疑是近代化的中心。
孙中山认为“发展中国工业”乃是“无论如何必须进行的大事”，因为“实业主义为中国所必需，文明进步，必赖乎此”。他十分理解小生产和自然经济的局面，非常懂得社会化的近代大生产的重大意义，没有在当代物质文明面前表示一一如民粹派之类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那样——恐惧和感伤，批判了“文明不利于贫民，不如复古”的偏见遇词，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即“承认生活强迫他承认的东西，”
他的社会经济纲领——民生主义的主要内涵，“不外土地与资本问题”，他十分重视改变生产关系，孜孜以求地探索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基础。土地方案采取“核定地价”、“照价纳税”等手段和步骤，实现“土地国有”、“平均地权”，在资本的课题上，他编制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宏伟蓝图《实业计划》，并对实施途径规定了特色鲜明的原则——“节制资本”和“发达国家资本”。
孙中山关于实业化内涵的构想，无疑是难能可贵的，优先发展交通运输业，重视开发能源，强调重工业的基础作用，注重农业和轻工业的建设：“农工商矿，繁然待举而不能偏废者。”他嘲讽闭关自守者为“荒岛孤人”，主张实行“开放主义”，在“保持主权”的前提下，引进外资、技术、装备和人才。
孙中山的社会经济纲领诚然带有一定的主观社会主义色彩，实质上却是最大限度地自觉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
民主政治是促进近代化的杠杆。
孙中山认为封建专制暴政是罪恶的渊薮：“妨碍我们在智力方面和物质方面的发展”，造成可怕的贫困和落后；使人民处于无权的状况，“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他主张通过“国民革命”的途径和手段推翻作为“恶劣政治之根本”的封建专制制度，代之以共和制度。
孙中山还为共和政体的擘画和构想煞费苦心，力求完备地实现民主建政。革命程序论表述了民主革命——民主建政的主要内容和阶段划分，政党政治论阐明了“代议政治”的基本准则，权能区分论规定和赋予了民主政治以实际内容——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地方自治论和全民政治论则是体现“主权在民”精神的具体方案，五权宪法论主要是理想政府结构的蓝图。他在这方面的探索与国体的变革相适应，因之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尝试。
辛亥革命既是一场政治、思想的启蒙，也促进了实业化的进展。作为近代化进程中迈出的重要步伐，先进政权的杠杆作用得到初步的显示。
由于缺乏必要的土壤与气候，共和制度未能真正在中国社会生根开花，所以，它的杠杆作用也就无从充分发挥。
科学、教育和文化的革新与发展，是近代化的必要条件。
受过“欧洲式教育”的孙中山对此完全能够理解，并给予充分的重视。他崇尚科学，认为“科学的知”方为“真知”，把“科学家之试验”看作“文明之动机”，“于人类则促进文明，于国家则图致富强”，他看重教育事业，1920年曾在上海与朱执信、廖仲恺研究中小学教育，并拟编写教科书，他也非常重视技术、人才、装备和管理方面的“好的方法”。
孙中山非常重视国民综合素质的提高。他所期望的新人是有文化和信仰的，“当用其学问，为平民谋幸福，为国家图富强。”
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孙中山的有关观念和实践未能更为充分地展开。
孙中山在这方面的真知灼见，迄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文章来源：《羊城晚报》1993年0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