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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庞光华：关于《说文解字叙》的解读——与许国璋先生商榷
关于《说文解字叙》的解读
———与许国璋先生商榷
（首发）
庞光华[1]
五邑大学文学院
《说文解字叙》是东汉学者许慎关于汉语文字学的一篇重要论文，历来受到学者的关注。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收录了前辈学者的许多相关论述，积累了繁富的研究业绩。现代英语学者许国璋先生专门写了一篇《从<说文解字>的前序看许慎的语言哲学》，来发掘许慎的语言哲学思想。
据姚小平《一位语言学者的求索与遗产———为纪念许国璋先生逝世五週年而作》[2]所言：“为此，许国璋一头扎进了《说文解字》。他为这部古代文字学第一书付出了大量精力物力。据周流溪在《许国璋先生生平业绩》一文中说，为了弄懂《说文》，‘他在八十年代初上过一个自费学习班’。而据我所知，许国璋曾出资延请北外中文教师何建章，为他单独讲解《说文》。1983年，北外成立外国文学研究所和外国语言研究所，王佐良、许国璋分任所长。许国璋为语言所陆续购置的图书中，相当一部分属《说文》学，不仅有清代四大家（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筠《说文释例》和《说文句读》、桂馥《说文解字义证》、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而且有近人丁福保的一套20册《说文解字诂林》”。
许国璋向何建章先生学习《说文解字》确有其事，但是否向何先生支付过费用，则我所不知。我只听何先生说过：有一次许国璋对何先生说他有一笔经费，可以帮何先生报几十块钱的书费。后来《许国璋论语言》[3]中收入的《从<说文解字>的前序看许慎的语言哲学》一文[4]，便是许国璋读《说文解字叙》的成果。此文对《叙》的最初一部分做了比较仔细的解读和阐发，认为从中可以看出许慎的语言哲学思想[5]。我在北外读日语本科的时候就知道拜读过许先生此文，那时虽然对国学也很有兴趣，毕竟是日语专业的学生，对《说文叙》也没有专业性的理解。如今，我从北外日语本科出来也二十多年了。对文字学有过专门的学习和研究，发现许国璋先生这篇文章的学术性似乎不高，有一些常识性和专业性的错误。
为了讨论方便，我们将《说文解字叙》的有关文字引述于下：“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爲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僞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敎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箸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我们对许国璋之文关于《说文叙》的解读考辨如下：
1、许国璋此文的题目称“《说文解字》的前序”是有问题的，《说文解字》不称“序”，而称“叙”，且其《叙》不是放在全书的前面，而是按照汉代以前着作的惯例放在全书的最后，所以严格说可称“后叙”，不能称“前序”。
2，《许国璋论语言》67页称：《说文解字叙》“‘鸟兽之文’的‘文’即是图像，指整个身体。一说‘文’指足趾留下的脚印。”这裏的“文”并非指鸟兽的“整个身体”，也不可能是“足趾留下的脚印”，训诂中无此用法，而应当是指鸟的羽毛和兽皮上的“文采”。
3、许慎《叙》称“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许国璋完全不管其中的“与”字，大概是认为“与”就是连词，相当于“和”，是普通用法，不需要解释，所以只讲“地之宜”。这样的解读是错误的。实则“与地”为一词，就是“大地”的意思，这裏的“与”其实是上古以来就有的一个比喻用法。古人看到大地承载万物如同车厢承载物体一样，于是就将大地比喻为车厢，因此就有“与地”一词，“与”读为“舆”，是车厢的意思，不能当做连词。考《易传·说卦》：“坤为地，…为大舆”。今本《竹书纪年》卷上：在殷高宗时，“是时舆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羗”。《史记·匈奴列传》的《索隐》引臣瓒[6]云：“去九原二千里，见《汉舆地图》”[7]。可见在汉朝有《舆地图》这样的地图和名称。唐朝张守节《史记正义》引述到了《舆地志》一书。后来北宋欧阳忞有《舆地广记》，南宋王象之有《舆地纪胜》，都是着名的地理志。
4、许国璋把“与地之宜”的“宜”解释为“适宜”，说：“‘之宜’可以解释为适宜于不同地方生存的物类”。这明显是错误的。以训诂学言之，这裏的“宜”当为“仪”之借[8]，训为“表”[9]，与地之宜”就是“大地之表”或“大地之象”。大地的表面有山川纵横，使大地颇有文理，圣人见之而悟出该怎样创造“文字”。大地“适宜于不同地方生存的物类”与造字何干？
5、许国璋释“近取诸身”的“身”为“人”，这不準确，应释为“人的身体”。古汉语的“身”没有泛指“人”的。《说文解字》中有一些字是来源于人的身体及其各部位，还有的字与人相关。如“天”是人头之上，“大”是人正面之形，“人”是人侧面之形，“又”为人的右手，“元”是人的头。另如1、《说文》：“衣，依也。上曰衣，下曰裳。象覆二人之形”。2、《说文》：“身，躳也。象人之身。从人⺁声”。3、《说文》：“匕，变也。从到人”。“到”相当于现在的“倒”，即“人”的颠倒之形。“匕”后来写作“化”。4、《说文》的“尺”字注最为明显：“尺，十寸也。人手却十分，动脉爲寸口。十寸爲尺，尺所以指尺，榘事也。从尸从乙。乙所识也。周制寸、尺、咫、㝷、常、仞诸度量皆以人之体爲法”。许慎说得很清楚：周朝的制度是用人的身体为準则来确定重要的度量单位，如“寸、尺、咫、㝷、常、仞”。类似的例子在《说文》中非常多，不再列举。现在有的学者戏称这是文字学上的“以人为本”；
6、《说文叙》称：“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许国璋对这一段的解释误信了段注。他说：“‘及神农氏’的意思是‘从庖牺氏起直到并包括神农氏’。”这是根据段玉裁注。实则，段注是不準确的。从《说文叙》本身来看，其意思是庖牺氏作八卦以垂宪象，等到了神农氏就开始结绳为治。结绳是开始于神农氏，并不包括庖牺氏。许国璋根据段注大事发挥，昧于审辨。
7、《说文叙》称：“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许国璋对此解释曰：“书契发明以后，各项公职的执行就方便了（百工以乂）”。这个解释不準确。“乂”不是“方便”，而是“治理”（今本《周易》正作“治”），乃言“有了文字以后，各种公职人员就能得到有效的管理（或治理）”。另外今本《周易》“工”作“官”，“品”作“民”。这样的异文不是小问题，许国璋漠然置之，未为严谨。“工”和“官”的意思相近，百工就是百官，这没有问题。但“万品”是指万物，与“万民”不同。“品”当训为“类”，万品即万类[10]。我以为今本作“万民”为古本。《说文》引作“万品”，应是在唐朝为避唐太宗李世民之讳而改动。依据《周易》内证而言，只有“万民”，没有“万品”。考《周易·谦卦》九三：“象曰：劳谦君子，万民服也”。《周易·颐卦》：“《彖》曰：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周易·繫辞下》：“断木为杵，掘地为臼，杵臼之利，万民以济，盖取诸《小过》”。皆作“万民”，今本《周易》没有作“万品”之例。从文脉上说，前面的“百工”（即百官）与后面的“万民”正相对应，与“万品”难以呼应。
8、许国璋对“盖取诸夬”这一句评议称：“这句话看来是本句的总结，但它对于语言文字的发展并没有做出什么说明。…它的语言学意义是不大的。清代名小学家王筠认为‘与文字无涉’。”这是许国璋没有正确理解许慎的原文。由于两汉时期《易经》的地位崇高，且被当时学者公认为是最古老的经典，实际作于战国时代的《易传》被当时学者认为是孔子所作，于是《易传》中讲文字产生的话受到许慎的重视。《易传》“盖取诸夬”是说因为最早的文字是用刀来刻的（“契”的意思就是“刻划”），不是用毛笔来写，所以刀刻文字总会在竹简或木板（合称“简牍”）或甲骨上留下刻画的切口，这个“切口”就是《易经》所称的卦名之一的“夬”（光华按，“夬”声字多有“割裂、断绝、残缺”之义）。《易传》说“盖取诸夬”的意思是仓颉发明了用刀刻划文字，其灵感是来源于《易经》的“夬”卦[11]。这是文字起源的重要问题，怎能说“与文字无涉”？
9、《说文叙》称：“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敎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许国璋对此说：“这一句无论怎样解释，它和语言文字起源的关係是不大的。它或者是衍文，或者是作者出于对儒家传统的尊重，不得不放在这裏的”。这也是许国璋不能理解《说文》。因为根据《说文叙》的上文，这个“夬”是代表文字，“夬扬于王庭”意思是“文字被广泛应用于朝廷政治”；下一句的“言文者宣敎明化于王者朝廷”正是对“夬扬于王庭”的进一步的解释，其中的“言”的意思就是表示具体的解释，乃是说“文字能够使圣人的教化在帝王的朝廷上得到宣扬”。这显然是在讲文字的功能巨大，关係到国家政治。虽然无关于文字的起源，但也不是不重要，更不可能是衍文。
10、《说文叙》称：“夬扬于王庭”。这是引用《易经》夬卦原文。许国璋依据《易经》原文断句为“夬，扬于王庭”。但许慎这是引文，最好不要断开。将主谓语分离，恐不妥当。
11、《说文叙》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许国璋称这一段“是全序最精彩之段，也是包含语言哲学最深之段。‘依类象形’，指按物的类来画它的形，不是按一件具体的物来画出它的形。即是说，所象之形是诸形的概括。‘故谓之文’的‘文’，是一种抽象的符号”。《叙》的这一段是说最早的文字是象形文字，这个要点被许国璋所忽略。
12、《说文叙》称：“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许国璋解释说：“显然他认识到，一个字有形无声就不能叫做字”。这是许国璋曲解了《说文》。在文字学上很多“字有形无声”都是“字”，如《说文》中数量不少的会意字，还有合体象形字、指事字都没有声符，也是字。许慎说的“形声相益”包含了增加形符和增加声符两个方面的意思，并不单单指增加声符。“形声相益”是形声字产生的重要途径，可参看裘锡圭《文字学概要》[12]八《形声字》一《形声字产生的途径》。
13、《说文叙》称：“文者，物象之本也”。这一句各本所无，是段玉裁注本根据《左传》所加。许国璋至少应该说明一下。况且我们认为段玉裁的增加没有什么道理。许国璋解释道：“‘文’是简化了的图形”。细读段玉裁所加的《左传》之文，可知《左传》的这个“文”绝不是指文字，而是指“文采”。《左传》的意思是“文采是物象最重要的因素（即‘本’）”。这与文字没有直接的关係，因此段玉裁所增没有过根据。许国璋妄称“这是非常精彩的一句”，完全是无的放矢。如果诚如许国璋所解释“‘文’是简化了的图形”，那么这样的“文”还能叫做“物象之本”吗？
14、《说文叙》称：“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许国璋解释说：“这是许慎的独创。六经没有‘字’这个字，秦时的刻石有‘文字’。把文和字分开来讲，又把‘字’解作有声的，并且是象鸟生子那样渐渐增多的东西，这是许慎卓越的见解，也是重要的语言学理论”。许国璋此言极为粗疏。首先，六经中有“乐经”是关于音乐的，在战国末年的战乱中已经失传，西汉人已经见不到“乐经”的真面目。考《汉书·艺文志》：“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汉兴，制氏以雅乐声律，世在乐宫，颇能纪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其义。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荀子》的《乐论》、《礼记》的《乐记》、《史记》的《乐书》都不是先秦的乐经[13]。汉初的制氏因为世代为乐官，所以懂得雅乐的音律节奏，但这些音律所表达含义，连制氏这样的音乐专家也说不清楚了。战国初期魏文侯好古，也包含喜欢古乐。魏文侯一定见过《乐经》[14]。正宗的《乐经》应该是关于雅乐的经典，不会包含当时的郑卫之音这样的流行音乐。在汉文帝时，传承了魏文侯时期的雅乐的窦家人将家中世传的乐经献给朝廷，就是《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从此可见《周官·大宗伯》的《大司乐》章应该是先秦乐经的一部分。但先秦关于雅乐的《乐经》的大部分确实是西汉初年就失传了[15]。其中有无“字”许国璋如何得知？更何况，现传的《周易》、《尚书》、《毛诗》、《左传》、《仪礼》、《礼记》都有“字”字，彰彰可考，许国璋信口乱说六经无“字”，不知是何道理？另，上文已言《说文叙》说的“字”并不是专指“形声字”，也包含没有声符的字。其实许慎此言最关键的核心是说“字”的音义来源于“孳乳”的“孳”。这是解释“字”作为词的语源问题（而且此二字都从“子”，所以在字形上也有关联）。如此关键的语源学问题，许国璋完全没有看出来，显然缺乏古汉语文字学的专业眼光。许国璋空言理论，殊未中肯。
15、《说文叙》称：“箸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许国璋解释说：“这裏许慎叙述汉语语言文字发展从文到字又从字到书的第三个阶段，即产生了写在竹帛上可以广为传播的语言，形成了‘书’”。其实《说文》这是解释“书”的语源和形态特徵。‘书’的语源是“如”，也就是要真实地传达事或心。其形态是用毛笔写在竹帛上面，而不是用刀具来刻划。这与语言学理论也没有直接关係。许国璋还说：“许慎的说文和解字工作，主要是说明书面语的作用”。这话不严谨。“书面语”是和口语相对的概念，《说文解字》也解说了当时不少的方言用字，读过《说文》的人都知道，无需举证。这些方言字必然也存在于口语中，不都是书面语。
16、许国璋此文结论部分四称：“汉语书写形式的特点有二，一是分理别异，一是形声相益”。这样的表述实在有问题。首先，许先生用了很费解的“分理别异”一语，其语虽然是出自《说文叙》的“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但文字学本身从来没有使用过“分理别异”这样的说法。“分理别异”也绝不是汉字书写的特点之一。其次，“形声相益”是形声字产生的重要方法，也并不是“汉语书写形式的特点”。
17、许国璋此文的最后一段称：“‘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这是说，从庖牺到周末这两千年间，还没有出现统一书写形式的汉语”。《说文叙》此言乃是讲文字是发展的，经过每一个朝代都有所不同，体现了许慎的文字发展的观念。《说文叙》上面刚说：“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明显是说纵向的发展而不是横向的不统一。横向的差异是《说文叙》后面说的战国时代各诸侯国“文字异形”。
总之，许国璋此文错误甚多。由此可见许先生作为英语专家没有学通《说文解字》。上揭姚小平之文还称许先生重视理论，不重视材料。以我所知，这是确实的。更观《许国璋论语言》中的《Letter to Noam Chomsky 》（《给乔姆斯基的信》英文本），许先生在此文中居然说：语言学要么是哲学，要么什么都不是[16]。这表明许先生不懂得考据学的重要性。
但许国璋先生此文有一个观点称：中国古代的“字” 相当于西方语言学中的“词”[17]。这却是很正确的见解，是许先生此文的可取之处。我在北大中文系常常听见学者们辩论如何区分古汉语中的“字”和“词”[18]。一般人似乎没有注意到许国璋先生的这个观点，这是不应该的疏忽。我在北外读日语系本科时，许国璋先生曾讚扬我比英语系的学生好学。我有一次在王佐良教授主持的翻译研讨会上狂妄发言支持北大许渊沖教授的观点，当面顶撞过王大教授。许国璋先生后来听说后不但没有怪我，反而夸了我几句。我这裏对许先生的诸多批评只是因为“我爱我的老师，但我更爱真理”，并不妨碍我对许先生的尊敬。
[1] 庞光华，北京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博士后，现为五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汉语史、古文献和文化史研究。本文承蒙畏友萧旭兄精心校正，特致感谢。
[2] 见《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年4期。
[3] 外研社，1991年。
[4] 此文曾在《中国语文》发表。
[5] 许国璋在《许国璋论语言》（外研社，1991年）一书的《自序》称：“曾经有一位饱学之士，说‘中国没有语言学’，又说‘中国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我以为中国有语言学，积藏极富。许慎、刘勰、马建忠是语言学的大理论家”。其中将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的语言思想当做中国传统中的语言哲学恐怕不合理，因为《马氏文通》是根据拉丁文语法来描述古汉语语法，马建忠本人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通晓英文、法文、拉丁文（据说还懂希腊文），西方语言学的教养很深。因此，《马氏文通》中的语言思想应该认为是西方性的，不能看作是我国传统语言学的结晶。《许国璋论语言》收有《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一文。要注意的是：许国璋此文明明说过《马氏文通》受到过1660年法国刊行的《普世唯理语法》的影响，并将二书关于作者宗旨、名词定义、代词定义、形容词定义、动词、状词等方面予以比较。虽然确认《马氏文通》在整体水平上超过《普世唯理语法》，但马建忠的语言学思想是来自西方语言学是没有问题的。更何况十九世纪末的《马氏文通》胜过十七世纪中叶的《普世唯理语法》没有什么奇怪的。许国璋此文并没有讨论《马氏文通》是怎样接受了我国传统语言学的滋养。
[6] 臣瓒是西晋学者，其姓氏的考证参看刘宝和《<汉书音义>作者“臣瓒”姓氏考》，载《文献》1989年2期。此文考订臣瓒是傅瓒，而不是薛瓒。
[7] 关于《舆地图》，参看程金造《史记索隐引书考实》（中华书局，1998年）607页。
[8] 参看《故训汇纂》“宜”字第46-52条。
[9] 参看《故训汇纂》“仪”字第62-67条。
[10] 《说文》：“品，众庶也。”贾谊《鵩鸟赋》：“品庶每生”。《文选六臣注》称：“孟康曰：毎，贪也。铣曰：衆品皆贪生恶死”。张铣说“众品”，而不是“众人”，指包含人在内的一切生物都贪生。这个注释很精确。
[11] 吾友萧旭给我的信称：“夬”疑“𠜵”省借。“𠜵”字双声符。《说文》：“𠜵，齘𠜵，刮也。”《玉篇》：“𠜵，骱𠜵，刷刮也。”“骱𠜵”同“齘𠜵”。《集韵》引《广雅》：“𠜵，刮也。”P.2011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同，今本《广雅》脱此文。“𠜵”即“齘”、“扴”音变（参见胡吉宣《玉篇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290页。）《说文》：“扴，刮也。”张舜徽曰：“本书《齿部》‘齘，齿相切也’，与‘𠜵’训画坚意近。凡以刀划坚者，亦如齿相切作声也。齘、𠜵、刮，皆声相近，一语之转耳。《手部》：‘扴，刮也。’义亦与此同。”（张舜徽《说文解字约注》，华中师範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81页。）夬实亦与契字同源音转，取契刻为义。
[12] 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3年。
[13] 以佛经来类比，《乐论》、《乐记》、《乐书》相当于佛经的“论”，而不是“经”。
[14] 参看《礼记·乐记》中魏文侯与子夏的对话。
[15] 1978年考古发现的曾侯乙墓编钟的音乐理论说不定是先秦乐经的一部分内容。
[16] 参看《许国璋论语言》165页。另可参看《许国璋论语言》中的《论索绪尔的突破精神》和《布龙菲尔德和索绪尔》。
[17] 参看《许国璋论语言》75页。
[18] 还有“词”和“词组”的界定。这样的区分好像是赵元任首先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