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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庞光华：何建章教授与《战国策》研究
何建章教授与《战国策》研究
庞光华[1]
广东五邑大学文学院
（一）
我从教书之日起就常常回想我的老师，想从昔日的老师身上吸取滋养，而我接触交往最多的恩师是何建章先生。从1964年至1982年，何先生付出了整整十八年辛勤的努力完成了百万字的《战国策注释》[2]，饮誉学林。我了解关于何先生与这部学术名着的一些故事。
何先生并非大学中文系科班出身。他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读的是医学专业，但兴趣所锺却是我国文史。他1925年出生，很早就参加革命，是觉悟很高、律己甚严的共产党员。五十年代服从党组织的按排，往北京外国语学院中文部教书。他告诉我在五十年代开始教书的时候为增强业务能力，一天到晚骑着自行车奔波于各大学听课，做了很详细的笔记，亲炙许多着名的老一辈学者，如北大的王力、林庚、王瑶，北师大的陆宗达、刘盼遂等等。
五十年代人的精神大多很清纯。何先生从五十年代后半期开始就受到不公正待遇，但始终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创造，他决心将后半生的光阴专注于学术研究。他讚歎清儒整理先秦两汉典籍是功德无量的事业，因而决定踵武前贤，选定了《战国策》来做专书研究。
对前人研究业绩的收集和检讨是相当烦琐的事。在文革中，何先生得知上海图书馆存有清儒于鬯的《战国策注》的手稿本，他请求北京图书馆的赵英康先生通过馆际联繫，帮忙借阅。赵先生当时很惊诧在那个年月居然还有人研究《战国策》，于是很爽快地答应帮忙。但因是珍本手稿，此书不能借予私人。赵先生将此书全部拍照，把底片借给何先生。何先生自己将这些底片清洗放大，有数百张之多。先生曾将这些照片让我寓目。我所见到的当今学者们的《战国策》校释书，如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3]、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均未能收入于氏的校注。于鬯此书至今没有整理出版，学术界要利用于鬯此书还只有通过何先生的《战国策注释》和2006年出版的范祥雍《战国策笺证》[4]。
程恩泽、狄子奇的《国策地名考》共五册，已收入《丛书集成》，并非冷僻书。但限于各种条件，何先生在文革中只能买到三册。另两册则借来全书抄录。金正炜的《战国策补释》是清人研究《战国策》的重要成果。何先生买不到，只好借来全书手抄。现在常用影印机和电脑的人们大约难以想像抄录书籍是何等的艰苦。据说古文字学名家裘锡圭先生在年轻时也曾手抄过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我见到何先生手抄的各种资料至少在百万字以上。先生为治学方便，还亲自着手编辑了古书中的通假字和错字的资料彙编，有一百多万字。《太平御览》、《册府元龟》中有关《战国策》的引文和材料，先生全部摘编，以考异同。
《徐复语言文字学论稿》[5]中有一篇《战国策正诂》。我买来一部送与先生，先生特别高兴。先生后给徐复氏写了一封长信，对徐复此文提出异议二十余处。徐复先生也给何先生写有回信，表示感谢，我看过原信。我记得信中说：他（徐复）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写的《战国策正诂》，那时大约不到30岁，后来又长期没能专门研究《战国策》，当年的研究实在打磨不够，好些观点并不成熟。
江苏有位自学成材、研究古籍的青年学者萧旭[6]，他将所作读《战国策注释》劄记十余万言的稿本寄赠何先生。何先生非常感动，极其认真地通读了萧旭的《战国策劄记》，此后以完全平等的态度与萧旭长时间保持通信往还，逐条讨论相关问题，非常严谨。他们的讨论常使我想起清代学者段玉裁和江有诰之间关于上古音韵的学术探讨。段玉裁在学术讨论中，完全忘记了江有诰是比自己年轻几十岁的晚辈。这种平等的态度说起来容易，却并非一般学者能够做到，我对此深有感触。后来，萧旭初次赴北京访书，住在何先生家裏。何先生陪他去游历北京名胜，而先生比萧旭年长四十岁。先生曾向我极口讚美萧旭的研究业绩和治学精神，介绍我与萧旭相识。如今我与萧旭兄已是极为亲密的朋友。萧旭发现有一部今译的《战国策》几乎一字不改地照抄了何先生在岳麓书社出版的《白话战国策》。何先生知道后，淡淡地说：“让他抄吧，反正也是在普及文化。”萧旭是一位颇有天才和毅志的学者，乐此不疲地精研训诂、校勘和虚词，数十年寝馈于文史典籍，校释群书，着述数百万言，引证浩博，新见迭出，彷佛当今之刘申叔。蜀学前辈屈守元先生以毕生心血着成《韩诗外传笺疏》，程千帆甚表佩服。萧旭却指出此书的问题多达数百处。他把部分手稿寄给我看过[7]。可歎赋命不辰，他多年来一直在一个小城镇的粮店裏当差，后来粮店倒闭，他下岗了。幸亏天惜英才，当地贤达之士介绍他去广电局工作，业余时间从事学术研究，总算为我民族保全了一读书种子。
孔夫子曾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何先生数十年献身于学术，从未有过一分钱的科研经费，但他毫无怨尤。我问先生坚韧不拔的动力安在？先生只说“乐在其中”。先生在文革后担任了北京外国语学院中文系的系主任和党总支书记。他责任心极强，事必躬亲，但常常苦于会议太多，浪掷了不少精力。他一直嚮往无官一身轻的书斋生涯，他最不喜欢应酬。
我在北外读本科期间选修了一年何先生开设的《文字音韵训诂》的课程，竟成为我后来研治小学的初阶。我是日本语言文学专业出身，但自审在国学上的成绩反远在日本学以上。我不能不感谢何先生对我的启蒙。
何先生的谦逊令人感动。他常常把他的学术文章给我看，让我多提意见。在北外读本科和研究生期间，我经常在他的书房裏和他讨论训诂学上的问题。我记得在与何先生讨论完某些问题后，先生常常说：“你看，学术研讨多有趣呀”。由于我的日语背景，我能够比较轻鬆地参考日本学者藤堂明保的《学研汉和大字典》、诸桥辙次的《广汉和辞典》、《大汉和辞典》等工具书。我在北外读书期间对何先生手稿提出的意见主要就是参考藤堂明保和诸桥辙次的辞典。先生还将三大卷的最新日文译注本《战国策》[8]送给我，他说自己不能运用日文资料。我觉得日本学者在《战国策》的训诂上并无什麽发明，甚至在收集有关文献资料上也不无遗珠[9]。我后来注意到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套先秦两汉要籍索引丛书，其中有一部《战国策逐字索引》，我向先生推荐此书。先生费了许多周折请在台湾的侄子帮忙购买了一部。他兴奋地对我说此逐字索引为治学利器。
我从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日本文学硕士毕业后，到广州一所大学教日语。苦于没有国学同道，时时和先生有通信往还。先生有一次在电话裏对我说，他也很怀念我们在一起切磋学术的日子。在先生的学生中，我也许是唯一耕耘小学的人。先生有一次过生日刚好被我碰上，先生在席间对他的家人说：“我教书几十年，能真正继承我的学术的学生，只有光华一人。”先生还夸奖我治学有灵性。我感谢先生的知遇之恩，同时也隐隐感到先生在治学中的孤寂。先生在给我的书信中常称我为“学棣”，而先生长我四十三岁。我多年来一直为人生的抉择而苦闷，不知此生的学术归宿是国学还是日本学？因为在学术异常专门化、精密化的今天，同时骑两匹马已不可能。我有时将这种苦恼流露给先生，先生极力鼓励我选择国学。先生曾对我说：“你将来不管在哪里，不管遇到什么挫折，你都不能放弃学问。因为你的工作不仅为国家，而且是为全人类服务。”虽然我的某些研究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但先生的话鼓励我甘坐冷板凳，誓不趋俗，所作文字，原原本本，既不欺人，亦不自欺。我十年磨一剑的《上古音及相关问题综合研究》一书也许能够将王力先生的古音学发扬光大，总算没有完全辜负何先生。只是我努力不够，家事繁多，好些已有眉目的研究还没有做，愧对先生的期待。
先生的性情仿佛王国维、汤用彤，除读书治学外别无嗜好。我在北外读本科期间，他有次在课堂上对我们说：“如果有人说你们是书呆子，那是对你们真正的恭维。”他不抽烟、不饮酒，有时看电视节目中的《动物世界》。他对我说要观察清楚动物的生活规律须付出很大的努力！他多次向我提到陈景润、裘锡圭是如何苦学而取得成就的。他讚歎钱锺书真是把学问做通了[10]，陈寅恪不随流俗的精神和人格是多么可贵。他对我提到北师大教授刘盼遂的藏书在文革中要被红卫兵焚毁，刘盼遂捨身扑向已着火的书籍。五十年代的语言学界是如何乱批唐兰。郭在贻英年早逝，良可歎惋。（何先生为郭氏《训诂丛稿》中讨论的各要点，按音序编了一份明细的索引，方便检阅）。何先生对我说起许国璋晚年读《说文解字》时，许国璋向他借了台湾版的《说文解字诂林》第一册，并多次向他询问《说文解字》中的有关问题。何先生告诉我，当年许国璋主要是读了《说文解字叙》[11]。我有回对先生说：“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P343以为昏与冥二字古音相同，裘锡圭《评殷墟卜辞综述》一文批评陈氏不明古音。实则，陈氏比较正确，裘锡圭纠歪了。”何先生说：“批评名流未尝不可，但一定要注意措辞。年轻人血气方刚，写文章尤其要临笔不苟，持论公允。应实事求是，就事论事。不可随意挑剔名家。”于此可窥先生醇儒的态度。我自己学习写论文也重实据、恶空疏。学术批评，必多举证。虽受惠于《刘申叔先生遗书》，亦归美于何先生的耳提面命。先生还多次提醒我要注意健康，说搞学术研究很伤身体，千万要注意锻炼和休息，饭吃八分饱，多吃蔬菜水果，少吃肉，不要熬夜，心情要始终保持平静，对一切外在的干扰都要置若罔闻，对人生的得失不要过分挂虑。先生多次引用《论语·八佾》“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来提醒我不要与世俗争利，尤其不要与人争口舌之胜，要潜心于自己的着述。先生平生评论人物往往都是称讚他人的成就，我几乎没有听过他贬斥别人。只有一次，他对我说：“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校注得太简单了。”这是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明眼人都知道。他对我说起北外的另一位老教授程金造[12]生前两次在何先生面前骂顾颉刚，说顾颉刚搞的《古史辨》是文化虚无主义的东西[13]。
1998年版的杨宽《战国史》介绍《战国策》的注释书，今人中只提到何先生《战国策注释》和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14]，足见何先生之书受学术界的重视。鲁惟一主编《中国古代典籍导读》[15]“战国策”章将先生书列入《战国策》研究选目。北大历史系教授吴荣曾先生在《书品》上专文介绍何先生《战国策注释》，倍加推崇，虽然也提出了少许商榷意见[16]。北京大学张双棣师从前利用诸祖耿的《战国策集注汇考》，见到何先生书后，便改用《战国策注释》了。中华书局告诉先生，海外时常有人订购他的书。我曾经注意到孔夫子旧书网上一度把何先生《战国策注释》炒到较高的价格。
先生曾对我说前人对于《战国策》校释所下的功夫虽然有一些，但结果并不令人十分满意。先生在1990年《战国策注释》出版后一直不断地收集相关的资料，思考并研究《战国策》的各种问题。在1996年版的《战国策注释》的末尾就增补了先生所做的168条增订，全部是各种专业性材料的补充和考订，无一句常套话。先生并不满足于此，终于决定在七十六岁高龄之际，答应中华书局的邀约，最后全面增补修订《战国策注释》，改名为《战国策校释》（繁体竖排），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战国策》校注最详尽精密的本子。先生不熟悉电脑，写作都是用繁体一字一字手写，稿纸极为整洁，字迹异常清丽。我至少数十次见到先生手迹，慨歎前辈的功力和态度非我等后生所能望尘。
《战国策校释》的参考书籍远远超过《战国策注释》，何先生对许多问题重新做了全面的考证和探索，其学术性更加引人注目。《战国策校释》的写作过程长达十二年，先生在其间两次被诊断出癌症。多年来他坚持每天写作八小时，患病后每天写作四小时。先生在忍受巨大病痛中笔耕不辍，以铁杵磨针的精神完成这一宏业。现在，此书业已杀青，先生已经年近九十，还拟撰述《战国大事编年考辨》（约200万言），规模远远超过杨宽的《战国史料编年辑证》。先生还想写《战国策人名考》、《战国策地名考》、《战国策虚词研究》[17]、《古书错别字汇考》诸书，积累的资料都已相当完备。先生最近常常对我说：“《战国策》在性质上，与其说是一部史书，不如说更像是一部子书”。他想把这个观点写成一篇完整的论文[18]。先生曾乐观地对我说：“王念孙的《读书杂志》是八十岁后完稿的，历经三十年。今人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亦杀青于八旬之后。陈奇猷已年逾八十，还在修改他的《韩非子校注》。”先生的学问德操可谓不减古人，我虔心默祝先生文章老更成。
我在翻阅《战国策校释》时，感歎这部学术名着历经了三十年的风霜雨露才终于炼成。何先生独行求法，骤移灰管，从热血沸腾的中年进入了暮年的黄昏。他为学术无怨无悔，至今还在秉烛夜游。我不禁想起《晋书·忠义传》的名句：“能守铁石之深衷，厉松筠之雅操，见贞心于岁暮，标劲节于严风，书名竹帛，画象丹青，前史以为美谈，后来仰其徽烈者也。”
（二）
何先生此书对《战国策》校注中的一系列疑难问题下了很深的功夫，考释详明，举例如下[19]。
例一、《西周策》第三章：“昔智伯欲伐厹由。”
建章按：智伯：晋大夫荀林父的弟弟荀首（即智庄子）因食采邑于智，故别为智氏。智首子罃，罃子盈，盈子跞，跞子甲即智宣子。《史记·赵世家·索隐》引《世本》‘甲’作‘申’，梁《表考》云“《吕氏春秋·当染》注讹‘甲’为‘申’。”甲子智伯瑶，即智襄子。《国语·晋语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韦注“瑶，宣子之子襄子智伯。”《吕氏春秋〈不苟论〉·自知》：“吴王、智伯不自知而亡。”高注：“智伯，晋卿智襄子也；智伯为赵襄子所杀。”然此章高注：“智伯，晋卿智襄子孙也。”于注：“此必误，或‘孙’字衍。”世袭为晋卿，后为赵、魏、韩三卿所灭。厹由，靠近晋国的少数民族狄国，故城在今山西省盂县东北，为智伯所灭。“厹由”字古书颇异，计：（1）厹由，《西周策》第三章；（2）厹犹，《汉书〈地理志〉》；（3）厹繇，《吕氏春秋·权勋》；（4）叴犹，《说文繫传》；（5）仇由，《韩非子·说林》下，又《喻老》，《淮南子·精神》；（6）仇犹，《史记·樗里子传》；（7）仇酋，《吕氏春秋·权勋》高注；（8）仇首，《西周策》高注；（9）夙繇，《吕氏春秋·权勋》旧本。又见杨《辑证》页90。“夙”疑“厹”之形似而误，余盖音近或音同可通用。
此注对“厹由”在古文献中的各处异文网罗无遗，颇有助于考异文和古音通假。
例二、《赵策一》第九章：“风雨时至。”
鲍本、闵本、李本无“至”字。关《补正》无“至”字，曰：“高有‘至’字。”横田《正解》有“至”字，《考异》：“坊本‘时’下无‘至’字。”马《绎史》引《策》无‘至’字。《赵世家》、《战国纵横家书》并作“时雨至”。建章按：《韩非子·难二》：“若天事，风雨时，寒温适，土地不加大，而有丰年之功，则入多。”《吕氏春秋·仲夏纪·大乐》：“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通，风雨时。”《汉书·晁错传》：“阴阳调，四时节，风雨时，膏露降，五穀孰。”可见“风雨时”是战国秦汉间人习惯用语。《大乐》高注：“时，不差忒。”犹言“及时、应时、适时”。疑因不明“时”字之义，而据《赵世家》“风雨至”误补“至”字。
此注的校释十分精彩。这个“时”就是“按时”的意思，相当于现在说的“遵循自然规律”。因为我国古代是农业社会，靠天吃饭，寒暑风雨都要有规律地按时更替，该降雨时降雨，该无雨时无雨，这就是“时”。《赵世家》、《战国纵横家书》并作“时雨至”也是正确的，与《战国策》的“风雨时”意思相近，皆为古本。今更考《管子·禁藏》：“故风雨时，五榖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周髀算经》卷下：“周则风雨时，风雨时则草木蕃盛而百穀熟。”《韩诗外传》卷五：“隂阳调，则寒暑均；寒暑均，则三光清；三光淸，则风雨时；风雨时，则群生宁。”《春秋繁露·王道》：“故天爲之下甘露，朱草生，醴泉出，风雨时，嘉禾兴。”《前汉纪》卷十一：“而民不犯，隂阳和，风雨时。”《史记·天官书·索隐》应劭引《黄帝泰阶六符经》曰：“三阶平，则阴阳和，风雨时。”这些材料都能证成何先生之说。虽然《国语》卷三《周语下》：“隂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龢利。”[20]类例还有《庄子·秋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淮南子》还有几处“风雨时节”。但古书用语各有其体例，这些例子都不能成为反驳何先生的根据。
例三、《魏策二》第十五章：“而悔其过行。”
各本皆无注。鲍本、闵本、李本、马《绎史》“其过”作“过其”，《册府》作“其过”。建章按：《秦策三》第十七章：“是王过举显于天下。”《齐策六》第三章：“君臣过计。”《韩策三》第五章：“岂不为过谋哉？”《燕策二》第九章：“将军过听。”据此四例，当作“过行”，作“过其”者当是误倒。“过行”犹言“错误的做法”。
何先生根据《战国策》四个内证说明原文作“过行”为确切，当为不刊之论。在古书中与“过行”结构相类似的还有“过言、过辞”，意思是说错话，这也可做旁证。考《礼记》卷十五《经解》：“君子过言，则民作辞；过动则民作则；君子言不过辞，动不过则，百姓不命而敬恭。”[21]《礼记》的“过动”相当于《战国策》的“过行”。《说苑》卷十六《谈丛》：“默无过言，慤无过事。”“过事”也就是“过行”。《新序》卷九《善谋》：“孝公违龙挚之善谋，遂从卫鞅之过言。”《楚辞·九章·惜诵》：“吾闻作忠以造怨兮，忽谓之过言。”这些例子都能证明何先生之说是正确的。
例四、《秦策一》第七章：“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
各家“正”字皆无注，似乎理解为“纠正”义。按《诗·邶风·终风·小序》：“见侮慢而不能正也。”毛传：“正犹止也。”《诗·小雅·宾之初筵》：“屡舞僛僛。”毛传：“僛僛，舞不能自正也。”陆《释文》：“一本‘正’或作‘止’。”《庄子·应帝王》：“不震不正。”陆《释文》：“崔本作‘不震不止’。”《孟子·公孙丑上》：“必有事焉而勿正。”焦《正义》：“正之义通于止也，赵氏读‘正’为‘止’。”则此“正乱”即“止乱”。“禁暴”与“止乱”正相对应。
何先生引述《诗经》、《庄子》、《孟子》四例证明“正乱”的意思就是“止乱”，这是完全正确的。何先生用的四个材料都不见于高亨《古字通假会典》，完全是他自己所收集。从文字学的角度看，“正”从一从止。《说文》：“正，是也。从止，一以止。凡正之属皆从正。古文从二。”则“正”的古文是“正”上多“一”横；“天”字在金文《齐侯壶》作“天”上多“一”横。刘钊《古文字构形学》[22]第十六章345页：“古文字中凡字形上部为横划的字，大都可以加一横划短笔为饰笔”。“元”字在《侯马盟书》作“兀”，则“元”字的顶上“一”横省略，从而与“突兀”字相混。我因此颇疑心“正乱”的“正”是“止”的繁化写法，在“止”上加一横，从而与“正”相混。这个“正”本身就是“止”的异体字，读音就是之部的“止”，而不是耕部的“正”。“止乱”一词见于《韩非子·显学》、《春秋繁露·王道》、《潜夫论·衰制》。这是一个比较複杂的解释，可备一说，不为定论。现在，我们即使不利用古文字材料也可以合理解释“正乱”。我以为这个“正”完全可以解释为“定”或“平”，参看《故训汇纂》“正”字条[23]，在古籍为常训。“正乱”就是“定乱、平乱”，与“止乱”义近。这样的解释最为简单明了，不烦改读，我强烈倾向于此说。考《战国策》此文又见于《新序》卷九《善谋》，也是作“禁暴正乱”。则作“正乱”当为先秦古本。《盐铁论》卷十《大论》：“以箠楚正乱，以刀笔正文，古之所谓贼，今之所谓贤也。”也言“正乱”。《战国策》卷三十《燕策二》第十一章：“必诛暴正乱，举无道。”《太平御览》卷367引《战国策》此文也作“诛暴正乱”。又，《秦策三》第十八章：“君者为主正乱、批患、折难，广地、殖穀 ，富国、足家、强主。”也言“正乱”。更考《史记·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引贾生《过秦》：“禁暴诛乱而天下服。”汉初的贾谊已用“禁暴诛乱”，而不是“禁暴正乱”。则“正乱”一词必为战国时代所用语，非后世所妄改。有趣的是古书中还有“正治”的说法[24]，可以作动宾结构，与“正乱”构词相同。考《周礼·大司徒》：“岁终则令敎官正治而致事”。“正治”与“致事”对举，应为动宾结构；《孔丛子·论书》：“夫能用可用，则正治矣；敬可敬，则尚贤矣”。“正治”与“尚贤”对举，当爲动宾结构，与“正乱”构词法相同；《汉书·韩安国传》：“臣闻用兵者以饱待饑，正治以待其乱”。“正治”与“用兵”对举，必为动宾结构。
例五、《齐策六》第五章：“外怀戎翟，天下之贤士。”
建章按：…《礼记·月令》：“聘名士，礼贤者。”[25]对“戎翟”是“怀”，对“贤士”是“礼”，因为脱一“礼”字，则“戎、翟”和“贤士”都用一个“怀”字，显然，这不符合词的搭配要求。当于“天”上补一“礼”字。《资治通鑒》正作“礼天下贤士”。
这是完全承继了王念孙《读书杂志》的方法，结论毫无争议。若不补“礼”字，则全句不通。类例如《后汉纪》卷十一：“行服进退，必以礼贤良。”古书中还有更多的用例是“礼贤”，不烦枚举。
何先生此书的贡献不仅在于校勘和训诂，对《战国策》中记载的史实以及先秦的重要文化问题也多有考辨，例如《东周策》第五章关于“苏秦死年”的讨论，先生收集各家学说，列举了八种观点；《东周策》第十一章对“三归”的讨论，也很详密。先生将东汉以前关于“三归”的记载收集了十二种文献，分为四类，又收集了历代关于“三归”的解释十一种。先生博採文献，慎下断语[26]。《赵策一》第九章：“赵收天下，且以伐齐。”先生对此章系年的考辨广征博引，折衷众说，已入史学家範围，非斤斤于字句而已。类似的博考在书中屡见不鲜。何先生此书多达一百多万言，唐以前典籍凡与《战国策》有关联者几乎都已收集，今人相关的重要论着无不参考。引证广博，辨析详切，精解频现。上举数例只是尝鼎一脔，固不能以一砖窥长城，以一瓢测沧海。先生积三十年之功，所得自非专搞短频快之流所能追步。
（三）
何先生此书考证严谨，但个别地方也并非不能讨论。请抒愚拙，聊以攻错。
例一、《魏策二》第十五章：“非完事也。”
历代无注。《说文》：“完，全也”。《易·繫辞上》：“通变之谓事。”高《今注》：“通事物之变化，採取行动，是谓之‘事’。”犹言“计策、谋略”。完事，犹言“万全之策”。
此注对“事”的解释很独到。《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都没有收录“事”训“谋略”之义。但何先生举证稍嫌不足，那是因为“事”训“谋略”在先秦两汉书中极为罕见，故训中完全没有提到（《故训汇纂》中没有收“事”训“计策、谋略”之类的条目），所以从语言的时代性和社会性的角度看，此说恐怕孤证难立。我以为这裏的“事”不如就解释为“事情”，是一种较为虚化的用法。“完事”就是“完美之事、最好的事”，不好将这裏的“事”翻译为“策略”。在《战国策》中“完”字用例甚多。如《秦策一》第七章：“不如伐蜀之完也。”《魏策二》第十五章：“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赵小心乎？…然则魏信之事主也，上所以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魏策四》第二章：“臣以此为不完，愿王之熟计之也。”《魏策四》第二十五章：“近习之人，其挚谗也固矣，其自篡繁也完矣。”《韩策三》第一章：“秦已善韩，必将欲置其所爱信者，令用事于韩以完之。”《燕策一》第十四章：“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类例尚多。这些“完”都是“完美”之义，本为形容词，作动词是使动用法，随语境的不同可以灵活地随文解释，但其本义就是“完美、完善”。“完事”就是“完美之事”，不一定非要解释为“万全之策”。至于何先生援引的关键证据《易·繫辞上》：“通变之谓事。”高亨的注解是错误的。这个“事”的意思是“大事”或“重要的事”，这句话说“通变”是大事情（或：很重要的事情）。类例如《荀子·正名》：“正利而为谓之事”。意思是：“正利而为”可以称作“大事”。《汉书·礼乐志二》：“事为之制，曲为之防”。王念孙《读书杂志》：“大事曰事，小事曰曲”。先秦确有将“大事”省称作“事”的现象。考《左传·文公二年》：“祀，国之大事也”。《礼记·礼器》：“故作大事”。郑玄注：“大事，祭祀也”。又，《尚书·大诰》：“我有大事”。孔传：“大事，戎事也”。《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可知上古惯于用“大事”来指祭祀和战争。但上古文献也用“事”来指祭祀和战争，参看《故训汇纂》“事”字注第15—25条，以及第26—32条。可见“事”的意思有时就是“大事”。更观《系辞上》前文曰：“富有之谓大业”。“事”（大事）与“大业”义近。《周易集解》引虞翻释“事”为“事业”。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惠栋《周易述》皆取虞翻说[27]。而“事业”正与“大事”义近，非“策略”之义。
例二、《东周策》一《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章》对“九鼎”有详细的考证：
秦兴师临周而求九鼎，王《辑考》云：“伯五0三四‘而’作‘以’。”《事类赋》卷十六引作“秦兴师于周求九鼎”。○临：《西周策》第八章高注：“犹‘伐’也。”“九鼎”之说见《左桓二年传》孔《正义》，《左宣三年传》、《吕氏春秋·先识》、《慎势》、《适威》、《达鬰》陈奇猷《校释》、《史记·秦本纪》泷川引陈霆说、《始皇本纪》泷川引沈家本说、《论衡·儒增篇》、苏轼《汉鼎铭引》、程大昌《演繁露》卷七《周鼎》条、王先谦《汉书·郊祀志》上《补注》及引沈钦韩说、钱《繫年》九十九节《附社亡鼎沦解》、顾《杂识》九鼎条、杨杂着《九鼎考略》所论七题：铸人、铸地、鼎数、鼎形、图像、铭词、沿革，论辩甚详，云：“九鼎入秦，史公之实录；九鼎没泗，方士之空谈。秦所求泗之鼎，汉所出汾阴之鼎，均非禹鼎也。”○石《校释》：“颜率之言，本属无稽，鼎果有九，则楚庄问大小轻重，不知何鼎之问，而王孙满答词，叙鼎所由有，亦只似一鼎，何也。当如汪中《释三九篇》说，以九不为实数，始与《左传》合，孔疏误。”○建章按，《史记·楚世家》楚相昭子曰：“今子将欲诛残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传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非贪而何？”《索隐》：“三代之传器，谓九鼎也。三翮六翼，亦谓九鼎也。空足曰翮。六翼即六耳，翼近耳旁。”《正义》：“‘翮’误，当作‘䰛’，音历。《尔雅》云“附耳外谓之釴，款足谓之䰛”，曲足鼎也。翼，近鼎耳也。三翮六翼，即九鼎。”张《辑校》《尔雅·释器》文。䰛，《尔雅》作‘鬲’，云：“款足者谓之鬲。”《说文》云：“䰛，鬲或从瓦。”䰛乃‘鬲’之异体。段玉裁《说文》注引此句史文且释之曰：“按‘翮’者‘䰛’之假借；‘翼’者‘釴’之假借。九鼎，款足者三，附耳于外者六也。”《淮南子·俶真》高注：“九鼎，九州贡金所铸也。一曰：象九德，故曰九鼎。”高释为鼎名之由，非谓有九只鼎也。则“九鼎”似为鼎名，只一鼎耳。
何先生根据《淮南子》高诱注所引的“一曰”和《说文》段注推论上古文献出现的“九鼎”并非九个鼎，而是一个鼎，鼎名就是“九鼎”。“九鼎”的问题很重要，也很复杂。杨明照先生《九鼎考略》[28]旁徵博引，彙集古书中关于“九鼎”的资料最为详实，已经论及“九鼎”究竟是一鼎还是九个鼎的问题。根据杨先生此文的考证，自上古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九个鼎（参看《学不已斋杂着》142-143页），只是到了初唐的孔颖达在《尚书召诰序》的《正义》中开始说：“九鼎者，案宣三年《左传》王孙满云‘昔夏之方有德也，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然则九牧贡金为鼎，故称九鼎，其实一鼎。”后来南宋罗泌《路史》沿用孔颖达此说[29]。杨明照此文明确反对孔颖达和罗泌之说，坚持传统的观点。我们认为传统以为“九鼎”就是九个鼎的说法应该是可信的。孔颖达诸人根据《左传》王孙满说的“昔夏之方有德也，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就认为“九鼎”只是一个鼎，这是主观臆断。细读《左传》原文，完全得不出九牧贡金只是铸造了一个鼎的结论。至于《淮南子·俶真》高诱注所引：“一曰：象九德，故曰九鼎。”只是说“九鼎”象徵“九德”，也没有说就是一个鼎。段玉裁《说文》“鬲”注称：“九鼎，款足者三，附耳于外者六也。”这是毫无根据的。“款足”犹言“空足”，“款”训为“空”[30]。“鬲”与“鼎”的不同在于“鬲”的三足是空心的，足本身可以装米等食物来烧煮，而鼎的三足或四足都是实心的，足本身不能装东西。这是鼎与鬲在形制上的区别。鼎足或三或四，在对鼎的命名上从来没有把鼎足的数量加上外附的几个耳朵来作为命名根据的现象，段玉裁对“九鼎”语源的解释毫无道理。四足鼎为方鼎，三足鼎为圆鼎，方鼎远比圆鼎要珍贵，多为王室重器，一般的大臣贵族不能铸造或拥有四足方鼎。因此，大禹所铸的九鼎应该都是四足的方鼎，而不是三足圆鼎，只是在考古学上还没有发现夏代初年的四足方鼎[31]。据《史记·秦本纪》：秦昭王“五十二年，周民东亡，其器九鼎入秦”。《正义》：“器谓宝器。禹贡金九牧，铸鼎于荆山下，各象九州之物，故言九鼎。历殷至周赧王十九年，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飞入泗水，余八入于秦中。”此言“各”字，则必为九个鼎；沉入泗水的只有一鼎，而八鼎入于秦；山东嘉祥县武氏祠左石室第三石所描绘的正是从泗水打捞沉鼎的故事[32]。《汉书·郊祀志上》：“有司皆言：闻昔泰帝兴神鼎一，一者一统，天地万物所系象也。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皆尝鬺享上帝鬼神。其空足曰鬲，以象三德，飨承天祜。”此文以泰帝一鼎，黄帝三鼎，大禹九鼎相对举，九鼎象徵九州，则九鼎必是九个鼎。《逸周书·克殷解》：“乃命南宫百逹、史佚迁九鼎三巫。”九鼎与三巫对举，则《克殷》篇已经认为“九鼎”是九个鼎[33]。《子华子·阳城胥渠问》：“夫周之九鼎，禹所以图神奸也。黄帝之铸一，禹之铸九。”[34]更是明言为九个鼎。细考古籍，在孔颖达之前没有一人主张“九鼎”是一个鼎。孔颖达仅据片言，臆解古书，断不足凭。为什么远古帝王用“鼎”来象徵王权呢？我以为这是因为“鼎”是“定”的谐音，可以象徵“平定、统一”。大禹铸九鼎是象徵平定九州，这是最初的含义，不是象徵九德。
（四）
另外，《战国策》虽经刘向编纂，其底本毕竟产生于先秦。虽有帛书本《战国纵横家书》可以相互参证，然而帛书篇幅有限。近三十年来，战国文字的研究迅猛发展，出土了不少战国竹简资料，相应的古文字工具书和专着也很多，而且也有相当的水準，例如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通论》，黄德宽等《古文字谱系疏证》，刘志基等《古文字考释提要总览》（已出三册），刘钊《古文字构形学》，汤余惠《战国文字编》，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增订本），李守奎《楚文字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1-5文字编》，白于蓝《战国秦汉简帛古书通假字彙纂》，王辉《古文字通假字典》，刘信芳《楚简帛通假彙释》，以及《甲骨文字诂林》、《金文诂林》及其《补编》、《古文字诂林》、戴家祥《金文大字典》、张亚初《殷周金文集成引得》，李学勤的多本学术论文集，《裘锡圭学术文集》（六卷）等等，都有参考价值。其中有些书何先生已经注意到，并经常使用，只是在《战国策校释》中利用得还不是很充分[35]。何先生此书在方法上主要继承了王念孙《读书杂志》的传统，这当然是为往圣继绝学。如果能够更多利用战国古文字的研究成果，《战国策校释》在校勘和训诂上或许能更多一些发明。且举一例：
《齐策三》第十章：“犬兔俱罢，各死其处。田父见之，无劳倦之苦，而擅其功”。何先生注称“见”当爲“得”之误，“得”古文作“
日文字-庞光华：何建章教授与《战国策》研究”，在传抄中失落下部的“寸”，从而误为“见”，引述了俞樾《诸子平议》、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光华按，较早注意到古籍中“得”误为“见”的似乎是王念孙《读书杂志·战国策二·未见一城》条[36]：“‘夫用百万之众，攻战逾年曆岁，未得一城也’。念孙案，‘见’当爲‘
日文字-庞光华：何建章教授与《战国策》研究’，
日文字-庞光华：何建章教授与《战国策》研究古‘得’字，形与‘见’相近，因讹为‘见’。说见《经义述闻·周语·见神下》。下句曰‘今不用兵而得城七十’，即其证也。《史记·赵世家》正作‘未得一城’。”俞樾《诸子平议》完全沿用了王念孙《读书杂志》[37]，非俞樾独见。又见《赵策一》第十一章何先生注。以现在的战国文字材料而论，王念孙、俞樾的观点是正确的。但王念孙推导致误之由则不完全正确。考战国楚系简帛文字中的“得”字作上‘目’下‘又’之形
日文字-庞光华：何建章教授与《战国策》研究（楚系文字中的此字上部为“目”，不是“贝”，字形极清楚），与楚系文字的‘见’形近易误，参看滕壬生《楚系简帛文字编》（增订本）181-184页，789-791页；李守奎《楚文字编》120-121页，526-528页；汤余惠《战国文字编》116-117页，595页；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38]15-16页分类收集“得”在战国时代的古文之形甚全面，黄德宽等《古文字谱系疏证》[39]156-158页都分别梳理了“
日文字-庞光华：何建章教授与《战国策》研究”从甲骨文到战国文字的演变过程，甚为清晰。可知“
日文字-庞光华：何建章教授与《战国策》研究”在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都是从“贝”从“又”，无从“寸”之形，因此从“寸”的“
日文字-庞光华：何建章教授与《战国策》研究”必为后起之形，当是从“又”演变而来；从春秋金文开始“得”作从“目”从“又”之形。战国时代的齐系文字、三晋文字、楚系文字都是从“目”从“又”。三晋文字和燕系文字偶有从“寸”的；而在秦系文字中从“寸”常见，而且开始有
日文字-庞光华：何建章教授与《战国策》研究之形。王念孙提到的古文
日文字-庞光华：何建章教授与《战国策》研究之形在战国文字中只出现于秦系文字。从文字源流上推考，
日文字-庞光华：何建章教授与《战国策》研究当是从
日文字-庞光华：何建章教授与《战国策》研究讹变而来。在古文字学中，作为偏旁的‘寸’与‘又’常可互作，‘见’与‘目’常可互作。此为文字学通识，不烦举证。从古文字学上看，
日文字-庞光华：何建章教授与《战国策》研究比起
日文字-庞光华：何建章教授与《战国策》研究更容易被讹为“见”。以上的考证如果是正确的，那我们还可以由此推出一个有意义的结论：战国时代的原本《战国策》不可能是用秦系文字写成的，而是用东方六国文字写成，主要可能是用齐系或三晋或楚系文字写成[40]。
这样具体而繁碎的事已不能苛求年近九十的何先生了，更何况即便如上博简和郭店简中的《缁衣》、郭店简中的《老子》刚好可以与传世文献相比对，着名的古文字学家用古文字材料校勘上古典籍也不是容易的事[41]。今举一例：
今本《老子》十三章：“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马王堆帛书甲本“宠”作“龙”，乙本作“弄”。郭店简本乙有重要异文未能引起古文字学者们的充分注意。今以通行字引楚简本：“人宠辱若缨，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宠为下也。得之若缨，失之若缨，是谓宠辱若缨”。《郭店楚墓竹简》的编撰者根据今本将“缨”读为“惊”[42]。而且完全忽视了楚简本作“何谓宠辱”而不是“何谓宠辱若惊”。有的学者认为简本原文脱落“若缨”二字[43]。但也有学者认为没有“若缨”才是古本。如彭浩称：“想尔注本、河上公本、范应元本、龙兴观碑本等同简本。‘何谓宠辱？’其意极明，‘问何谓宠，何谓辱’（河上公注），且与下文‘宠为下也’衔接得当。…全段文意畅通，想尔注本、河上公本等所据同简本，故作‘何谓宠如’。王弼本等所据通帛书本，故作‘何谓宠辱若惊’。”[44]彭浩虽然坚持认为简本为古本，但所作解释却难以令人信服。
光华按，众说均非。楚简本作“人宠辱若缨”，较今本多一“人”字，至关重要，这关係到全句的语法结构。“人宠”一词与“天宠”相对[45]，就是指国君或主君的宠爱。其所以不用“君宠”，是因为“宠”也可能来自主人，而不是来自国君，如战国时代的四大公子各养门客数千人，其中有特别受宠的门客。因此“人宠”一词必为古本之真。更重要的是“人宠”一词还表示出原文的语法结构是“人宠”为主语，“辱”为谓语，“若缨”为补语（当然也可以将“辱若缨”一起当做谓语），“宠”与“辱”是主谓关係，而不是并列关係，“人宠辱”意思是“得到（贵）人的宠爱是耻辱”。下文接着说“何谓宠辱？”，意思是为什麽说“受宠是耻辱”？下面紧接着解释道：“宠为下也。”意思是“受宠表明你的身份是低下的（或低人一等）”。因为总是主人宠爱下人、君王宠爱臣子，受宠的人身份总要低下一些。也可以解释为“宠”是为了身份低下的人。这个“为”应该是表目的，读去声。楚简本只作“何谓宠辱”，没有“若缨”二字，正是古本之真。帛书本已经不知“宠辱”是主谓结构，而不是并列结构，所以加上“若惊”二字，古意遂隐。另外，《老子》此段下文只讲“宠”，不讲“辱”，也可证明“宠辱”不是并列关係，而是主谓关係。想尔注本、河上公本、范应元本、龙兴观碑本等同简本只作“何谓宠辱”，无“若缨（或若惊）”二字，则是保留了古本的原始面貌，弥足珍贵。
“若缨”的“缨”必为《老子》原始古本，不可改读，今人多读“缨”为“惊”，全失古意。据帛书本和今本为“惊”（解释为“惊惧、惊恐”），在文意上完全不通，毫无哲学意味可言。多亏有楚简本作“缨”，才让今人得以了解古本《老子》的真面目。“缨”的意思是“受到约束、受到束缚”[46]。“人宠辱若缨”全句的意思是“受到贵人的宠爱是耻辱的，好像受到束缚一样”。下文“得之若缨，失之若缨”意思是“得到宠爱犹如被束缚，失去宠爱也犹如被束缚”。爲什麽说“失之若缨”呢？因为“失宠”也是很不愉快的事，一般人会因失宠而耿耿于怀，老是念着失去的“宠”，从而人的心情和精神都会被失去的“宠”所束缚。这就是“失之若缨”的哲学含义。若将“缨”读为“惊”，那就文意不通了。这种用法的“缨”在上古典籍中多作“撄”。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撄，即缨”。“撄”或训“引（即引导、牵引），结（即束缚），梏（即桎梏，也是约束），羁落（也是约束，落即络）”，或训“扰”，皆通[47]。裘锡圭先生将楚简本原文的那个字读为“缨”。其实按照先秦典籍的用字惯例，读为“撄”更好。“缨”用作动词是在东汉以后，在上古典籍中一般是用作名词，上古作动词则用“撄”。考《庄子·在宥》：“老聃曰：女慎无撄人心。人心排下而进上，上下囚杀”。同篇：“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同篇：“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撄人心”。《庄子·徐无鬼》：“修胸中之诚以应天地之情而勿撄”。同篇：“吾与之乘天地之诚而不以物与之相撄”。《庄子·庚桑楚》：“夫至人者，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撄”。《吕氏春秋·本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谓天子”。注：“撄犹戾也”。《淮南子·俶真》：“夫忧患之来撄人心也，非直蜂虿之螫毒而蚉䖟之惨怛也”。注：“撄，迫也”。《淮南子·缪称》：“勿挠勿樱”。高诱注：“樱，缨”。樱是撄的异体字。可见“撄”是黄老思想的重要概念。
但问题还有更複杂的一面。白于蓝教授在《读郭店简琐记（三篇）》[48]根据李守奎的一篇论文指出在战国楚系文字中“贝”与“见”无论作为独体字还是作为偏旁都很常见，二者的字形有明显的区别。楚简《老子》一般释读为“缨”字的上边其实不是从“贝”的“賏”，而是从“目”的“
日文字-庞光华：何建章教授与《战国策》研究”。《说文》：“左右视也。从二目。凡
日文字-庞光华：何建章教授与《战国策》研究之属皆从
日文字-庞光华：何建章教授与《战国策》研究，读若拘，又若‘良士瞿瞿’。”白于蓝认为楚简该字应该分析为从
日文字-庞光华：何建章教授与《战国策》研究萦声。在释读上，白于蓝提出两种意见：1、该字是“
日文字-庞光华：何建章教授与《战国策》研究”字异构。《说文》：“
日文字-庞光华：何建章教授与《战国策》研究，惑也。从目荣省声”。在简文中读为“惊”。2、字书中“
日文字-庞光华：何建章教授与《战国策》研究”及从“
日文字-庞光华：何建章教授与《战国策》研究”之字亦多具有惊顾、惊视之义[49]。因此，楚简该字也可能是是“惊”字异构[50]。
我们认为白于蓝的观点不能成立。楚简该字既不能释读为
日文字-庞光华：何建章教授与《战国策》研究，也不能释读为“惊”的异体。虽然在楚系文字中“目”与“贝”在字形上有分别，但二者在实际的运用中却有相混的现象。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订补本）[51]235页、刘钊《古文字构形学》（修订本）[52]340页都指出在古文字中作为偏旁的“目”与“贝”可以混用。因此，楚简该字在字形上虽然是作“
日文字-庞光华：何建章教授与《战国策》研究”，但完全可能是“賏”的异构，并用作该字的声符。因此将该字释读为“缨”，借为“撄”，这样处理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可与上古的道家文献相印证。
如果採用白于蓝的意见，将该字的上部字形定为
日文字-庞光华：何建章教授与《战国策》研究。我们也可以有其它合理的分析，未必採用白于蓝的释读。根据《说文》，
日文字-庞光华：何建章教授与《战国策》研究古音读若“拘”，在该字中作声符兼表意，下面的“萦”是表意的，所表之意为“捆束”，并非声符。该字可读为“拘”，与“撄”义近。该句意思为“得到贵人的宠爱是一种羞辱，如同受到囚禁一样”。“拘”在上古文献中就是“拘执、拘束、拘检、絷、执、缚”之类的意思[53]。更考文献：《易经》卷上《随挂》：“上六：拘系之乃从”。《象》曰：“拘系之，上穷也”。《尚书·酒诰》：“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尔雅》：“囚，拘也”。《庄子·盗跖》：“文王拘羑裏”。同篇：“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左传》、《战国策》中类例甚多，不遑枚举。可见“拘”在上古是囚禁，是一种刑罚，当然是一种耻辱[54]。“拘”同时也有比喻用法。如《庄子·天地》：“不拘一世之利以为己私分。”《庄子·秋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同篇：“无拘而志，与道大蹇”。《庄子·秋水》：“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可见将楚简该字释读为“拘”没有问题。考虑到“人宠辱若拘”有“辱”字，我觉得将该字释读为“拘”可能比释读为“撄”更好，因为“拘”（囚禁）更能体现“辱”。另外，白于蓝的两种读法都是最终将该字读为“惊”。而我们上文已言，如果将该字强行比对为“惊”，在《老子》中其实是没有哲学意味的，甚至意思都不大通。我们应该用古文字材料来校勘古书，探索古本之真，而不是用古文字材料来牵合古书。白于蓝的做法并不可取[55]。
后来，古文字学名家裘锡圭先生在《“宠辱若惊”是“宠辱若荣”的误读》一文[56]中同意白于蓝将楚简该字的上部释为“
日文字-庞光华：何建章教授与《战国策》研究”，放弃了自己从前释为“賏”的观点，且同意释读为“
日文字-庞光华：何建章教授与《战国策》研究”，但认为应该通假为“荣”。裘先生此文的主要观点可以概述如下：1、该字读为“荣”，而不是“惊”；2、“宠辱”是动宾结构，不是并列结构；3、今本的“惊”是被帛书本以来的学者所误读造成的，不是古本；裘先生的第一和第二个见解与我正好相反，我讚成裘先生的第三个观点。我在思考后，比较坚持自己的观点，申述如下：
1、如果按照裘先生的解释，“宠辱若荣”的“宠辱”是动宾结构，似乎正好与下一句“贵大患若身”在句法结构上相对应。但这样一来，楚简本此句前面的“人”字无着落，而这个“人”字从楚简本全文来看，绝不可能属上读。有的学者甚至主观地认为“人”是衍文，这是没有道理的。而我们将“人宠”连读，认为是与“天宠”相对的观念，则文意甚通畅。裘先生将“宠辱”解释为动宾结构，则只好将前面的“人”字忽略。这是一个致命伤。
2、上古文献多有错综行文之例[57]，楚简此文不是“宠”与“贵”相对应，而是“辱”与“贵”相对应。按照裘先生的解释，则楚简“宠辱若荣（假定从裘先生释为“荣”），贵大患若身”这两句是一个意思，前后两句的意思是顺接的。按照我的解释，则这两句的意思是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说的。“辱”与“贵”相对应，“人宠”与“大患”相对应。而楚简本《老子》多有从正反两面来说理的例子。如1、《老子甲》（以通行字引述）：“祸莫大乎不知足；知足之为足，此恒足也”。上一句从反面说，下一句从正面说。2、同篇：“以道佐人主者，不欲以兵强于天下”。这虽是一句话，但上半句从正面说，下半句从反面说。3、同篇：“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强”。上一句从正面说，下一句从反面说。4、同篇：“知之者弗言，言之者弗知”。上下两句从相反的两个方面说。当然，同书也有两句顺接的例子。例如同篇：“甚爱必大费，厚藏必多亡”。又同篇：“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但这样的例子都没有名词性的主语，而“宠辱”的前面有个“人”字。这个“人”真是眼中钉，不能支持裘先生之说。
3、从楚简本的上下文的意思来看，将“宠辱”释为动宾结构也不合理。因为下文有“何谓宠辱？宠为下也”。如果是动宾结构，那么“宠为下也”一句将无法合理解释。而按照我们上文的解释，则意思极为通畅。“人宠辱”意思是“得到（贵）人的宠爱是耻辱”。“何谓宠辱？”，意思是为什麽说“受宠是耻辱”？“宠为下也”意思是“受宠表明你的身份是低下的（或低人一等）”。因为总是主人宠爱下人、君王宠爱臣子，受宠的人身份总要低下一些，所以“是谓宠辱（受宠是耻辱）”。也可以解释为“宠”是为了身份地下的人。这个“为”应该是表目的，读去声，是“为人民服务”的“为”。裘先生将“宠为下”解释为动宾结构，“为下”的意思是“为人之下、处于下位”，也就是以“为下”为“宠”。我觉得裘先生的解释不是很稳妥。
4、如果该字读“荣”，那么下文的“得之若荣，失之若荣”，就完全不能合理解释了。因为原文作：“宠为下也，得之若荣，失之若荣”。按照古汉语语法，其中的“之”只能指代“宠”，这里的“宠”只能是名词性的。按照裘先生的解释，其中的“之”是指代“为下”。这与古汉语语法不合，当不可信。“之”指代“宠”，我们上文已经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5、有趣的是裘先生指出前人有的已经将“宠”解释为动词，引述了元代吴澄的解释：“宠，犹爱也。名位之尊，人以为荣，反观之，则辱也。”细读吴澄原文，可知吴澄的观点正是将“宠”视为“辱”，与我的观点完全一致，与裘先生的主张似乎没有关係。
总之，我将“宠辱”释为“以宠为辱”，裘先生释为“以辱为宠”。我以“宠辱”为主谓结构，裘先生释为动宾结构。相当于今本“惊”的字，我释为“拘”或採用裘先生从前的读法为“缨（通撄）”。裘先生释为“荣”。“宠为下”，我解为陈述句，“宠”是为了身份地下的人；裘先生解释为动宾结构，意思是“以处于下位为荣宠”。这是我与裘先生的基本分歧所在。裘先生是我在北京大学的老师，也是我崇敬的大学者。我实在不敢自信，愿以此求教于裘先生和白于蓝教授。
楚简本《老子》已是国际显学，研治其书的学者众多，论着山积，尚有如此麻烦。此例足见以古文字材料校释传世典籍确非易事。
（五）
此文是应何建章老师的嘱託为其《战国策校释》（中华书局出版）写作的序言。修订完稿后，寄给何老师看过。何老师在电话中对我表示深感满意。然而天道无常，修短难测，于2014-4-26日，何老师不幸在北京医院病逝，享年九十岁。学人薨逝，草木衔悲。我在广州没有来得及赴京告别。念及与恩师近三十年的情谊，我中心悲怆，痛何如哉！只有“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先生在年龄上是我的祖父辈，而虚怀若谷，乃至邀下愚为其凝聚毕生心血的着作撰写序文，我自惭“学非博古，文无丽藻，徒饱食而终日，诚面墙而卒岁”，实在不能担此大任。但先生说我了解他最多，我只好不揣浅陋，唐突高明，“磨钝励朽，力疲曳蹇”，撰此劣文。“浅才褊能，多所阙漏；或有盈辞，尚无刊落”，恐终不免竭情多悔、佛头着粪。谨以此文纪念恩师，并祈祷恩师冥福。
[1] 庞光华，北京外国语大学日语硕士，北京大学汉语史博士，现为广东五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2] 中华书局，1990年初版。先生此书实际上在1982年就已经向中华书局交稿了。
[3] 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初版。2008年出增补本。何先生《战国策注释》于1982年交稿，所以未能参考诸祖耿此书。
[4] 上海古籍出版社。范祥雍先生此书据称完稿于1965年。文革后，范先生对此书做了重大修订，直到1993年范先生去世时尚未亲自定稿。何先生的《战国策注释》初版于1990年（1982年交稿），当时范先生健在，不应不知中华书局出版的《战国策注释》，但《战国策笺证》的参考书目没有提及何先生的《战国策注释》，也没有提到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范、何二先, 生当是各自独立完成其工作。我没有全面对照二位先生的《战国策》校注。但何先生有一次亲口对我说：“范先生的《笺证》确实下了功夫”。当范先生的《笺证》出版时，何先生的《战国策校释》已经写成一半，所以何先生在其工作的后半部份参考了范先生的《笺证》，并加以注明。
[5] 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
[6] 萧旭刊有专着《古书虚词旁释》、《群书校补》（四卷）、《群书校补续编》、《淮南子校补》，皆极精博，受到学术界的广泛重视和好评。他尚有学术论文近百篇。
[7] 后来萧旭将《韩诗外传补笺》收入他的《群书校补》第一册，只是他校释《韩诗外传》的一部份。广陵书社，2011年。
[8] 林秀一翻译上中二册，福田襄之介、森熊男翻译下册，《新释汉文学大系》本，日本明治书院，平成五年（即1994年）版（初版于昭和63年，即1988年）。此书的“语释”部份为注解，然仅作一般性校释，参考书目远远不及何先生《注释》和《校释》、诸祖耿《集注汇考》、范祥雍《笺证》。例如此书居然不知金正炜《战国策补释》，更不知于鬯《战国策注》。其注解完全不能贯穿群书，悖于清儒之法，因而其学术性有限。但此书确是日本学者对《战国策》最新的理解，融汇了日本几代《战国策》学者的心血。
[9] 例如日本学者藤田胜久1998年完成的《<史记>战国史料研究》（曹峰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其参考书居然不知何先生的《战国策注释》。关于《左传》，只参考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和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不知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关于《淮南子》，不知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关于《史记》，不知王叔岷《史记斠证》；关于《汉书》，不知王先谦《汉书补注》、杨树达《汉书窥管》；关于《后汉书》，不知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关于《史通》，不知赵吕甫《史通新校注》；且对徐中舒先生、张政烺先生、裘锡圭先生的学术论文一概不提。对李学勤先生的论文也了解不全面，甚至不怎么提顾颉刚的研究。有人过分夸大日本学者熟悉文献，吾不信也。
[10] 我记得钱锺书先生曾经自称为通人。钱老这样的自信是当之无愧的。钱老曾经面折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员马悦然，指出诺贝尔文学奖多次错发。钱先生的气节足以彰显中华民族的自信力。
[11] 后来《许国璋论语言》（外研社，1991年）中收入的《从<说文解字>的前序看许慎的语言哲学》一文，便是许国璋读《说文解字叙》的成果。不过，许国璋先生这篇文章的学术性似乎不够高，还有些专业性的错误。例如1、此文的题目称“《说文解字》的前序”是有问题的，《说文解字》不称“序”，而称“叙”，且其《叙》不是放在全书的前面，而是按照汉代以前着作的惯例放在全书的最后，所以严格说可称“后叙”，不能称“前序”。2，《许国璋论语言》67页称：《说文解字叙》“‘鸟兽之文’的‘文’即是图像，指整个身体。一说‘文’指足趾留下的脚印。”这里的“文”并非之鸟兽的“整个身体”，也不可能是“足趾留下的脚印”，训诂中无此用法，而应当是指鸟的羽毛和兽皮上的“文采”。3、《叙》称“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许国璋完全不管其中的“与”字，大概是认为“与”就是连词，不需要解释，所以只讲“地之宜”。这样解读是错误的。实则“与地”为一词，就是“大地”的意思，这里的“与”其实是上古以来就有的一个比喻用法。古人看到大地承载万物如同车厢承载物体一样，于是就将大地比喻为车厢，因此就有“与地”一词，“与”是车厢的意思，不能当做连词。4、许国璋把“与地之宜”的“宜”解释为“适宜”，说：“‘之宜’可以解释为适宜于不同地方生存的物类”。这明显是错误的。以训诂学言之，这里的“宜”当为“仪”之借（参看《故训汇纂》“宜”字第46-52条），训为“表、度”，“与地之宜”就是“大地之表”。大地的表面有山川纵横，使大地颇有文理，圣人见之而悟出该怎样创造“文字”。5、许国璋释“近取诸身”的“身”为“人”，这不準确，应释为“人的身体”。古文的“身”没有泛指“人”的。《说文解字》中有一些字是来源于人的身体及其各部位。6、《叙》称：“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许国璋对这一段的解释误信了段注。他说：“‘及神农氏’的意思是‘从庖牺氏起直到并包括神农氏’。”这是根据段玉裁注。实则，段注是不準确的。从《说文叙》本身来看，其意思是庖牺氏作八卦以垂宪象，等到了神农氏就开始结绳为治。结绳是开始于神农氏，并不包括庖牺氏。许国璋根据段注大事发挥，昧于审辨。7、《叙》称：“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许国璋称这一段“是全序最精彩之段，也是包含语言哲学最深之段。‘依类象形’，指按物的类来画它的形，不是按一件具体的物来画出它的形。即是说，所象之形是诸形的概括。‘故谓之文’的‘文’，是一种抽象的符号。”《叙》的这一段是说最早的文字是象形文字，与“语言哲学”毫无关係。许国璋平白无故将此与语言哲学挂钩，实在没有根据。总之，许国璋此文错误甚多，不尽于此，不再枚举。
[12] 程金造着有《史记索隐引书考实》（中华书局，1998年）。我觉得这本书还是很不错的。
[13] 不过，对顾颉刚有意见的还有着名学者刘永济等人，他们的主要观点就是批评《古史辨》派学者搞文化虚无主义，要否定中国的远古文化传统。近数十年的考古学发现证明《古史辨》派学者的某些具体观点是错误的，但其考辨的方法有其科学性，不能一概抹杀。
[14] 实则诸祖耿此书只是荟萃历代关于《战国策》的注释，并没有多少自己的研究，更谈不上贯穿群书，其价值与何先生的《战国策注释》不可相提并论。
[15] 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16] 何先生曾对吴荣曾先生提出的二十几个问题逐一做过详细的辩驳，原稿已经寄给吴荣曾先生，我在何先生家中看到过。
[17] 从前有学者如刘建鸥已经写了一部《战国策虚字类释》，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77年。共179 页。何先生此书如能完成，成就必在刘书之上。
[18] 《汉书·艺文志》将《战国策》归入《春秋》类，则是当作历史书，没有归入纵横家类，即没有算作子书。
[19] 北京大学阴法鲁教授在《战国策注释序》中举有四例，兹不重複。何先生自己在本书前言中对本书的特色和价值也有很详细的相关论述。
[20] 参看徐元诰《国语集解》（中华书局，2002年）111页。
[21] 又见《大戴礼记·哀公问于孔子》、《孔子家语·大婚》。
[22] 修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
[23] 商务印书馆两卷本上卷2202页。
[24] 此说承畏友萧旭兄提示。
[25] 光华按，此文又见于《吕氏春秋·尽数》、《淮南子·时则》。
[26] 先生此书的1990年版已经有这样的研讨，材料完全是先生独立收集。先生当时并没有见到杨希枚于1965年在台湾的《大陆杂誌》第30卷第2期发表的关于“三归”的长文《从七出谈到三归》。杨希枚此文后来收入其论文集《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大陆学者才开始见到杨希枚此文，而何先生关于“三归”的注释和讨论早在1982年就已经完成，在1990年就已经出版发表，因此其讨论与杨希枚之文无关。更何况杨希枚此文将“三归”的“归”解释为女子出嫁，“三归”之义是女子多次出嫁、常嫁（见杨希枚此书482-483页）。杨希枚的这个解释直到今天也无人相信，虽然其文引证也很广博。
[27] 参看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中华书局标点本，1994年）563-564页；惠栋《周易述》（中华书局标点本，2007年）259页。朱熹《周易本义》（中华书局标点本，2012年版）229页释“事”为“行事”，未确，但也非“谋略”之义。
[28] 发表于1938年《文学年报》第四期；后收入杨明照《学不已斋杂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29] 参看杨明照《学不已斋杂着》143页。
[30] 参看《故训汇纂》“款”字注。
[31] 参看《中国考古学·夏商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二章《二里头文化》109-111页。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才发现了一个青铜鼎。一二三期均无青铜鼎发现。
[32] 类似的画像石在东汉颇多，参看张道一《汉画故事》（重庆大学出版社，2006年）《泗水升鼎》节。
[33] 关于此文的“三巫”，学者意见颇分歧，参看黄怀信等《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378页所引各家说。孔晁释“三巫”为地名；洪颐煊反驳其说，而根据《史记》释为“宝玉”，以“巫”为“玉”之误；于鬯释“巫”为“革”之误。当以于鬯之说为确。
[34] 《子华子》保留了不少先秦古老的思想，不能一概认为是后世伪造。例如《子华子·阳城胥渠问第一》曰：“栖三阳之正气于水，枢其专精之名曰太一。太一，正阳也。太玄，正阴也。……水涵太一之中精。”云云。“水涵太一之中精”一句与郭店楚墓竹简中《太一生水》的“太一藏于水”完全吻合。《荀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礼记》、《大戴礼记》都言“太一”，但都未言及“太一”和“水”的关係。因此，《子华子》、《郭店楚墓竹简》关于“太一”的观念与以上诸书无关。可知《子华子》绝非后人所能向壁虚构。顾颉刚早年着有《三皇考》一书（见《古史辨》第七册；后收入《顾颉刚全集》的《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二，中华书局，2011年）对汉代以前文献中的“太一”问题考论甚详，近年研究楚简《太一生水》的论着多未参考顾颉刚此书。
[35] 运用古文字材料于古籍校勘，学术界常常称为“新证”。王国维最早有《古史新证》。嗣后，于省吾有《双剑誃群经新证》、《双剑誃诸子新证》、《泽螺居诗经新证、楚辞新证》；陈直有《史记新证》、《汉书新证》；杨树达有《汉书窥管》；季旭昇有《说文新证》（利用古文字考论《说文》学的学者和论着颇多，非仅季旭昇一人而已）；扬之水有《诗经名物新证》；王晖有《古文字与商周史新证》。还有李学勤、裘锡圭的一些学术论文也非常注意用古文字材料来参证古文献。冯胜君《二十世纪古文献新证研究》（齐鲁书社，2006年）对二十世纪的“新证”学作了较为全面的综述和梳理。
[36]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55页。
[37] 另参看王引之《经义述闻》（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卷二十480页《见神》条，王念孙根据《说文》、《古文官书》等指出“”为“得”的古文。
[38] 中华书局，2007年版。
[39] 商务印书馆，2007年。
[40] 也许以上三种文字的抄本《战国策》都存在，因为刘向当时看到了六种版本的《战国策》，这些不同版本的《战国策》应该不是统一用某一系文字写成。
[41] 例如吴大澄用金文证明《尚书》中的宁王是文王之误，裘锡圭先生考证古文献中读为“设”的“埶”及其与“执”互讹之例，都称得上是很有意义的发现。裘锡圭先生还有《考古发现的秦汉文字资料对于校读古籍的重要性》、《谈谈地下材料在先秦秦汉古籍整理工作中的作用》、《用出土文字资料检验清儒在语文学方面的一些具体见解》、《简帛古籍的用字方法是校读传世先秦秦汉古籍的重要根据》、《谈谈古文字资料对古汉语研究的重要性》（并参看《裘锡圭学术文集》4，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李学勤先生这方面的文章也很多，散见于他的多本论文集，有的地方相当精彩。
[42] 同样意见的还有刘钊《郭店楚简校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31页，刘钊释“惊”为“惊恐”。廖名春《郭店楚简老子校释》（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408页：“缨当爲惊之借，故书当作惊”。廖名春书引赵建伟称：“缨、惊音义相同。惊与警意义相通相涵，谓惊惧警惕”。
[43] 参看彭裕商等《郭店楚简老子集释》（巴蜀书社，2011年）引李零、廖名春、聂中庆、陈锡勇之说。彭裕商加按语也认为楚简本夺“若缨”二字。
[44] 参看彭裕商等《郭店楚简老子集释》（巴蜀书社，2011年）419-420页所引。
[45] 古书多言“天宠”。考《易经·师·象》：“承天宠也”。郑玄注：“宠，光耀也。”宠，王肃本作龙。《尚书·泰誓》：“惟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传：“当能助天宠安天下。”上帝宠即天宠。《诗经·商颂·长发》：“何天之龙。”郑笺：“龙当作宠。宠，荣名之谓。”《大戴礼记》引龙为宠。《诗经·长发》又曰：“何天之休”。“何天之龙（宠）”与“何天之休”同义。“休”为“保佑”之义，言得到皇天之保佑，正是受天宠的意思。
[46] 《故训汇纂》“缨”字条有训为“縻（即羁縻），係（即捆束），缠，绕，缠绕”，都是“约束、束缚”之义。
[47] 参看《故训汇纂》“撄”字条。
[48] 见《古文字研究》第26辑，中华书局，2006年。
[49] 白于蓝此说不甚严谨。《说文》所收的以“”为形符的字、字都没有惊顾、惊视之义。他列举的几个字都不见于《说文》的部，而是以为声符。只有当作声符时，其字才有“惊视”之义（我以为作声符表“惊”义时，当与“惧”字同源），作形符时，《说文》所收三字都没有“惊视”的意思（饶炯、徐灏之说恐不足凭，段玉裁注未言有惊视义）。因此，白于蓝所举的例子至少不能充分证明他的观点。
[50] 白于蓝此文说“惊”的上古音是影母，这是错误的，应该是见母。
[51]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
[52] 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
[53] 参看《故训汇纂》“拘”字条。
[54] “拘”在上古文献中既表主动，也表被动。
[55] 裘锡圭先生在《“宠辱若惊”是“宠辱若荣”的误读》一文中也反对将楚简该字与帛书本及传世本的“惊”相比附。
[56] 见《中华文史论丛》，2013年3期，总第111期。
[57] 参看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一五《错综成文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