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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顾涛：《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书评
《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书评
顾涛
清华大学历史系
一
2007年10月，笔者有幸赴香港大学参加中文学院八十周年院庆，曾向学界拟议重建中国新经学之草案；时隔两年多，奉读虞万里先生新着《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不禁拍案击节，歎新经学之冰山一角终于浮出水面，虞先生已先得余心之同然。
新经学之思想本发轫于香港饶宗颐先生（1917- ）。2001年11月，饶公于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论坛上，郑重阐述了他关于建设中国新世纪「新经学」的思想体系，并预期21世纪「是我们国家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1]。饶说之形成当远绍唐陆德明（约550-630），陆氏「撰集五典、《孝经》、《论语》及《老》、《庄》、《尔雅》等音」（〈序录〉），爲之「摘字注音」、「因音辨义」，成《经典释文》三十卷。《释文》保留了大量先唐故籍之异文材料，总数达八千余条，堪称千四百年来汉唐学术资源取之不尽的富矿。1997年，饶先生便明确提出重编新《经典释文》的方案，[2]此后益信这「是文化史重点问题来龙去脉的综合性研究的基础」，是新经学之根基。
新《释文》的主体工作至少包括如下两步。一是对新得经籍异文予以穷尽彙集。如20世纪50年代末出土的武威磨咀子汉简《礼》九篇（469枚，27298字），与今传本《仪礼》相对照，直接构成六百多组异文，由此开经籍出土之闸。近半个世纪以来，「先秦『原版』文献」（页1）陆续显现，与今传本可直接构成批量异文组。此外还有其他出土文献引用、转述经文等所构成的零星异文，均当悉数辑录。第二步则是对辑录所得的每一组异文进行文字形音义的疏证，条理其间造成差异之机理，立足于此可使由历时传衍、地域变异、学派分合、俗钞错舛等外在因素所造成的看似纷乱无序的异文形体，纳入到同一平台上得到合理的说明。这一步是重编工程的重心，亦是今人得以超迈陆氏之处，将直接关係到后续研究的可靠性。虞着正是秉续此思想而成，选取《礼记》〈缁衣〉篇作爲解析样板，先设三章对上博简、郭店简、传本、石经等所构成的每一条异文予以地毯式疏证，计约15万字，佔全书篇幅的1/ 3。此一番语言文字学（小学）的实证工夫，是全书根柢之所在，善读虞着者不可不知。
然虞着尚远不止于此。虞先生将形音义的平面结构再作时空之立体延伸，其旨在进一步敲定异文双方致异的时代与地域。此新《释文》之第二步。兹略刺数例简述其思路。如传本引《甫刑》「播刑之不迪」之播，上博简15作「𥸨」。两者是古今字的关係，上博简释作蹯，误，对此二字形义之考释李零已证明，虞着从之，且又突进一层。其通过参验汉碑、古玺和《尚书》诸古钞本，探明《尚书》作𥸨爲先秦旧貌，下逮汉魏之际仍有钞作此形，而今本作播「係承唐石经而来」，证诸日藏唐钞本《经典释文》，可推知其爲东汉郑玄注本原文（页123-125），𥸨、播交替的时段可基本落定在东汉末（上下略可延）。又如传本「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句之「正」，上博简21作「匹」，郭店简42作「駜」。虞先生考定作駜爲「匹马」之通假，作匹爲「匹马」之省体，作正爲匹之误字，由此可平息时贤之歧说。再进一层，虞先生又据居延简、马王堆帛书、银雀山简推定「正、匹相混似应定在文、景或武帝以后」，而「至魏晋六朝犹在滋生」（页161）。简括而言，《缁衣》战国钞本必定有作匹马形者，作匹、作駜爲据此传钞而来，作匹之本必下至汉世仍行，汉人据此本误钞成「正」，而至东汉除作「正」之本外，其他各本恐均已不见流传，故郑注未予收录。虞先生经由匹马、駜、匹、正异文四形，描画出战国至汉末经本传钞之历时痕迹。
考定异文之地域差异，则主要藉助于古方音，而其旨在穿破古音相近可通之音理癥结。清代古音学家或言「合韵」（段玉裁—黄侃），或称「通转」（戴震—章太炎），其虽已初知「转阴转阳，五方之殊音」（孔广森语），然终嫌未达一间。今地下简帛层出，此滞涨不除，必滋生好言通转，牵连至无不可转之弊，穿凿皮相之说往往而起。较早凿破其间混沌者当数林语堂（1895-1976），林氏于20世纪上半叶所撰〈前汉方言区域考〉（1927）、〈燕齐鲁卫阳声转变考〉（1933）、〈陈宋淮楚歌寒对转考〉（1933）诸文已开古方音钩沉之端，可惜此后林氏转行，此途乏人问津。五十年后，虞先生上继林氏，推扬其波，[3]其目标是「遍考每个方音字的『出生年月』和『籍贯』」，[4]爲此他已做过大量的工作，今已形诸文字者有〈从古方音看歌支的关係及其演变〉（1982）、〈山东古方音与古史研究〉（1986）、〈《三礼》汉读、异文及其古音系统〉（1988）、〈由甲骨刻辞多字结构说到多诸之音义及其民族与时地〉（1999）等文。
今番整理〈缁衣〉异文，虞先生同样拟在「以语音爲纽带的流动系统」（页173）中离析方音之差异。如传本引〈君雅〉「资冬祁寒」之资，上博简6、郭店简10均作「晋」，据《说文》上方从臸，三字古韵分隶脂、真、质，阴阳入相转；又参诸《易释文》「晋，孟（喜）作齐」，声钮属精、从一系，与臸之章系有别，声韵二项均係齐鲁方音之典型特徵，传本与简本分属齐鲁与荆楚二地，故钞本字形各异。又如传本「民是以亲失」之失，上博简10、郭店简18均作「
顾涛：《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书评」，两者之关係众说纷纭，虞先生由与
顾涛：《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书评相近之达、从失之迭分属月、质部，提出「歌（月）、脂（质）二部在先秦楚方音中音值较爲接近」的解释方案（页91），恐较他说爲近真。同理，传本「则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之危，郭店简31作「阝𢘳」，裘锡圭云从禾声，禾声在歌部，而危惯隶支部，虞先生证诸「古歌部相当一部分字由于楚音系的影响，渐渐流入《广韵》的支部」，故「在楚音系地区，两谐声系字音值更近」（页131），由此裘说理据充盈。
依照虞先生的研究思路，新《经典释文》当突破已有的形音义平面结构，将一形一音一义在时空立体座标中逐一描画出其发展曲綫，由此构筑起的基础平台将大大超迈清儒之视域，而成爲其后秉持烛照经籍传衍、经史考辨、经旨探源诸重大问题，并能取得关键性创获之保证。正所谓「点滴彙聚，积沙成堆」（页173），虞先生多年的辛勤积累必将熔铸新知。
二
虞先生对〈缁衣〉异文的梳理已催生出一片经学史研究的新天地，即对早期经籍传衍谱系作寻蹤式探索，条理由战国简本至今传郑注本间之递嬗脉络。
若回顾已有的经学史研究方式，周予同已明确指认皮锡瑞《经学历史》「爲经学史辟了一新途径」，此前旧有着述中三类近似于经学史的着作都「祇能作爲辅助的或分门的参考资料」[5]。皮氏以来，经学史着作不断涌现，细緻程度和系统性已大有超越，然仍不出如下三条思路：以事件爲中心的纪事体，以人物爲中心的传记体，以经注爲中心的书论体。某一部着作往往有所侧重又兼而取之，穿插使用三式，及至新近产生的所谓「经学思想史」或「经典诠释史」，仍未迈出此苑囿。而对经籍本身传衍递迁之历史则几成乏人问津之空档，尤其是对在传世本定型以前经籍传钞之源流脉络，认识极爲粗浅。今地下出土资料大兴，考索经籍传衍谱系势必提上日程，虞着已然导夫先路，其真正的突破表现在第六章「〈缁衣〉简本与传本章次文字错简异同考徵」。
经由简本与传本稍事比较即可得知，两者之差异不仅在文字形体殊异和局部衍夺倒乙，更有涉及到章节及内容的大幅度调动、缺省，虞先生对此进行了详细排比。依其概括可知，立足于传本而言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内容相类之章节整体挪动次序，个别章节单独挪移至别处，增益出三章。对此时贤已各抒己见，然各家「不是左袒，即是右袒，亦即不是遥承先秦旧本，便是出自后人增补或窜入」（页245），结论极爲简单，且均无法周延通贯。故虞着提出一种全新的解释方案：推测秦汉之际有一种简长一尺左右，每简12字上下（下限可至10字）之〈缁衣〉文本，后深藏中秘，韦丝散绝，简牍错乱，经礼家重新编次；但因共计23章中有14章（甚至16章）均从简首写起，故难以复原，祇得根据「以类相从」原则重排，不意造成错简五组，增简三支，增改原句二简，脱简一支，详可参「传本所据之祖本简式演示图」（页262-270）。虞图至关紧要点在确定每简容12字，依此基準推排适得100支简，故不妨简称「虞氏百简图」。
百简图可使如下癥结涣然冰释：（1）此图所排有14章从简首写起，即起自「子曰」，佔全部23章一半强，由此造成汉代经师无法精确复原之可能；（2）此图恰好有13简又以引《诗》、《书》起头，由此可充分解释连续错简五组何以均在《诗》、《书》，脱简一支亦在引《诗》；（3）此图恰好可说明误增22字适佔二支简，而与下一简又正好构成8字爲韵之体。由此使当年礼家重编〈缁衣〉散牍之情状宛然历历在目。清初礼学家张尔岐（1612-1678）读礼经烂熟于心，曾有「彷彿戴弁垂绅从事乎其间」，眼见「周文郁郁，君子彬彬」之奇妙景象，[6]虞先生摩挲《礼记》诸本，盖与张氏遥相心照。
然就逻辑方法上讲，虞氏百简图实际上是一种构拟法，与清代以来之考据实证法大异其趣。就学术史而言，构拟法用于古史研究大概肇端于古音学，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1889-1978）开闢了由古韵分部走向音值音系构拟的时代，自高氏《中国音韵学研究》（1915-1926）以来一个世纪，上古音系的各家建构已进入精密无间之境地，各成体系而牵一髪动全身。因此，学界将进入20世纪誉爲中国音韵学史上的「高本汉时代」[7]。笔者以爲，经学研究同样必须步入此时代。如果说据单条异文推证经籍流传，所得爲雪泥鸿爪式的史迹片断，那么简式构拟所复现的则是经本传钞的整体格局，血肉与筋骨两相呼应，新经学之大厦便可趋于丰满。
当然必须认识到，简式构拟是在「无尽之推想和纷繁之客观」（页344）中寻求一种最爲合理的假设方案，各家推拟很可能各成体系，如美国汉学家夏含夷（1952- ）即做过同样的工作[8]。方案可信度之检验无疑当最大限度地可与已知史实相印证，爲此虞先生做了大量工作，比如其曾撰〈郑玄所见三礼传本残阙错简衍夺考〉长文，即是素年潜心汉代礼学之深厚积累，今又通盘考量已出儒家简牍之尺寸、体式，以证明每简容12字之可能，后文又用大量篇幅证实战国《缁衣》各章章旨以及汉代经师礼学思想之流变，由此可说明其无法复原、造成错简之深层缘由。明乎此，便可知虞着忽焉笔触郑国桓、武开国史，继而纠虑西周国学礼乐六语之教授，终又细绎礼典爵制、服制之等第意蕴等等，所谓「字面上似乎转求转远，脉络上却不得不尔」（页4）之用心所在。而抓住虞氏百简图爲全书之机捩，各章之荦荦大端便可萦然于心。
三
新经学无法回避的是历代沉积之公案谜题，今人若尚无力撬动此类大关节，则于经学史而言便无以忝入创新之列。职是之故，虞先生直面经史公案，竟几度深发千古之覆，遂使「圣经面纱」渐始揭开。今姑举其一端以窥全豹。
《毛诗》〈小雅·都人士〉「是一首从小序到结构都使人疑窦丛生的诗篇」（页530），此诗起生曲解之纠结在首章与后四章非徒内容不相关，且不入韵，三家诗更无首章。自唐宋以来学者多曲爲毛诗作弥缝，自清季王先谦（1842-1917）始大胆发疑，后孙作云（1912-1978）等承王说，推测爲错简，然终无以指证，故使人将信将疑。虞先生经对照出土简本引《诗》，揭橥此诗係由〈彼都人士〉和〈都人士〉（后四章）两诗绾合而成，首章当予以离析开，与简本所引并爲逸诗《彼都人士》，由此完满解决了这一问题，其自称爲「破解传世文献中死案之又一次尝试」（页505），绝不为过。今析其理路可知，此正乃藉助于上述异文疏证平台和简式构拟模型而水到渠成，经史研究端赖厚积薄发，益可明矣。
虞着第一步是考定郭店简17「出言有
顾涛：《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书评」之
顾涛：《上博馆藏楚竹书〈缁衣〉综合研究》书评字当定爲「人」，释作「仁」，与下句末字「信」均入真部，押韵。此字学界已出多种释读方案，或作「璋」（陈高志说），或作「川」（李零说），或作「针」（裘锡圭说），新近又见释作「梃」[9]，然虞先生均未依从。其释「人（仁）」，不仅具有形体、音理依据（页84-85、513-514），且可与前文「子曰：上好仁」之仁的两种简本字形相照应（页62-63），更重要的是，《缁衣》此章衣、容、德、仁、信一贯而下，正可与第十一章所详细论证之「爵、服、德、行、容数位一体的先秦礼制」相印证（页515），叙述与引《诗》其间文理密合。今传本此章引《诗》割裂此旨，由是破绽顿见。
第二步据虞氏百简图排列，可精密推定其致误之全过程：重编者当面临第36简残断或散佚时，据第35简尚存「诗云：其颂」等零星数字，误迻录〈彼都人士〉同诗之另一章，以足成〈缁衣〉引《诗》之体例，而所补一章六句爲24字，又恰好与古本所佚者节引三句爲12字成倍数，可对应于百简图之2支简位（36A、37简，参页502新图式）。故重编者一时迷于表面体例之完整，而未能深察其间逻辑内涵之偏离，由此酿成大错。
第三步反推《毛诗》，其又因〈缁衣〉等文献引录此诗「彼都人士……」一章之结构与《三百篇》所传之〈都人士〉四章句式相近，字数相等，同以「彼都人士」出言，故取而弁于首章，绾合爲一诗，同时还将〈缁衣〉引《诗》前之「子曰」文字揽入小序，由此可与三家诗争胜。而两者诗旨不相符，正是据以离析之切口，也是汉代经师有意窜改经本之铁证，起古人于地下，恐亦惟有默许而汗颜。
走笔至此，不禁忆起十年前摩读虞先生〈正续清经解编纂考〉长文，惊歎其爲学之精勤笃实，当世罕有其匹，后知虞先生在1982年时即已「有两套不同版本的石印本《正续清经解》，平时翻阅，加上了密密麻麻的圈点」[10]，屈指算来几近二十年，至今虞先生方出版其第一部专着。着中胜义纷披，卓见迭出，诸如其指出「战国晚期到秦汉间之《诗经》文字，是分化与统一双轨并行的过程」（页350），「梅赜所上《尚书》在文字、篇次上有其独立不苟同的立场」，属「二次整理」（页382、388），〈缁衣〉「是子思所辑书中的篇章」，其中引《诗》《书》则「更多的是子思门人、后学……逐渐补充以臻完善」，「真正成书、定型似应在……公元前350年前后」（页450-451）等等，均批大却，导大窾，直刺经学史之大軱，其他覃思之精识，穷复之心迹无不随文闪现而掷地有声。笔者流连于虞着前后数百处案语，沉潜于作者信手所致上千种文献，数月间竟无以自拔。
清代经学之隆盛已逝，而三百六十年前，清初第一代经学家习礼所面对的是「读莫能通，旁无师友可以质问，偶于众中言及，或阻且笑之」[11]的处境，然正是彼辈孜孜矻矻，发蒙振落，又踵武者连袂掘进，取精用弘，渐以铸就乾嘉经学之走向辉煌，绵延有清三百年。今世情形略胜清初，虞着或先声已发，尚祈吾人三复致思。
[1] 见饶宗颐，〈新经学的提出——预期的文艺复兴工作〉，收入单周尧等编，《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四〈经术·礼乐〉（台北：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10月），页7-8。
[2] 见饶宗颐，〈从楚简《易经》谈到新编《经典释文》的建议〉，第一届国际训诂学研讨会论文（1997年4月，高雄），收入单周尧等编，《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四〈经术·礼乐〉，页166。
[3] 杨蓉蓉已指出了林语堂对虞先生的影响：「前人的论述，特别是林语堂先生的方音观，对虞万里的影响是很深的。」「对林语堂先生发表的有关古方音的论文，虞万里都认真读过，做过许多劄记。尤其是〈陈宋淮楚歌寒对转考〉一文，他一直很推崇，不难看出，〈从古方音看歌支的关係及其演变〉是深受该文影响的。」见《榆枋斋学术论集》编后记（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页849。
[4] 见〈从古方音看歌支的关係及其演变〉，收入《榆枋斋学术论集》，页47。
[5] 见皮锡瑞着，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序言（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8月）。
[6] 见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自序（台北：学海出版社据清乾隆刻本影印，1997年10月），页24。
[7] 见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页234。
[8] 参见夏含夷，〈试论〈缁衣〉错简证据及其在《礼记》本〈缁衣〉编纂过程的原因和后果〉（2004），收入《古史异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12月）。虞着对夏说有所节录（页253），可参看。
[9] 参见周凤五，《楚简文字考释》，北京清华大学历史讲堂展示论文（2010.10.20）。
[10] 见杨蓉蓉，《榆枋斋学术论集》编后记，页874。
[11] 见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自序，页23。
本文原刊于《汉学研究》第29卷第4期，2011年12月。